十五届书市落下了帷幕，作为中国书业晴雨表的全国书市，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虽然纵览目前的出版态势，以品种的规模扩张换取数量上增长的态势还在发展，由跟风出版的浮躁心理恶性发展而成的“伪书现象”正在被声讨，近似做秀式的所谓营销宣传升温而几近于恶意炒作的现象还严重存在，
中国出版社过去的几年和即将到来的几年，是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重大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是每一个出版社生与死的考验关口，套用哈姆雷特的一句话：“生和死，这是一个问题。”这没有什么危言耸听，我们举目望去，除了我们出版、新闻广播产业尚在准垄断保护之外，还有什么产业没有市场化?还有什么行业没有倒闭、失业、下岗?“暴风雨就要来了”，这...
巢峰先生认为，在众多成长型出版社中，他最看好的是大学出版社。他的结论，是依据全国性出版评奖的有关数据(见《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4月8日头版)。这当然是独具慧眼的一个看点。在此之外，如果就出版社的成长性而言，也还有另外层面上的理由。
当前古籍出版式微的情况，只是对古籍出版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古籍出版人只要努力克服自身的局限、惰性，开阔视野，打破思想上的束缚，开拓更多的出版范围和形式，必定能迎来古籍出版新一轮的繁荣发展态势。
体制问题的确是跟风出版现象产生的根源，但体制改革却并非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但可以肯定的说，跟风出版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和法律手段的缺失也有直接关系。
出版走向市场，装帧的重要性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书卖一张皮”，又所谓装帧是“三秒钟勾魂枪”，似乎书卖得好坏与内里码的字关系不大，全靠外面那件金玉其外的书衣了。
成名成腕的作家有两类，一类是偷天换日改名换姓，一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架式，像周树人改鲁迅、舒庆春改老舍、万家宝改曹禺；一类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发表作品也不更名改姓，像李敖、王朔、王小波，有几分泼皮牛二那样的滚刀肉风格，——大概物极必反吧，不幸的是一些骨头不够硬的家伙也在其中，如投了日本人的周作人、胡兰成。苏童的情况...
老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不看的理由，大约是，人在步入老年的时候，本即遭逢人生百境，城府总比年轻时深得多，《三国》乃权谋之书，翻检之后，不免更加深藏不露；而青皮少年躁动多争，不擅安分，《水浒》乃写一众好汉杀人越货造反之事，激赏之下若行效法，则不免更加好勇斗狠。
一九О一年周作人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由已在那里就学的叔叔周伯升补习两天英文字母，随即就进洋文馆听课了。“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科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
曾经有一大批一流的作家、学者、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在这里从事着既无名又无利的编辑出版工作，为读者贡献了大量的不可或缺的“信得过的精神产品”。他们呕心沥血，甘为“人梯”，幸献了毕生的心血、汗水，乃至青舂和生命。
首先声明，时尚文章中所称“必读”、“不得不读”之类字眼，朋友们最好别从其本来意义上去看，顶多当作“隆重推荐”、“吐血推荐”(网上常见语)的同义词即可。下面的推荐之语不必太当真，只当春风过耳可矣。
四月份连续为出版社及书店做了四场营销培训，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课程，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听者充满热情和期盼。热情表现为对营销培训的迫切需求，期盼则是希望能通过培训迅速提升自己在书业激烈竞争的新业态中的竞争力。
《草原之夜》中有两句，唱起来特别缠绵：“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主题词是两个：写信、邮递员。后者更重要些，没有他，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如今好了，想给谁去封信，哪里还用得着邮递员来掺乎，手机上嘀嘀嘟嘟按一通，海角天涯都不成问题了。
那年，从日本放假回家，漂洋过海，和家人见面，与朋友聊天，自是一番热闹。一天，应出版社朋友邀请，给美编开个设计讲座，除了设计外，还谈天说地，说到日本人的小家之气、富士山的积雪、樱花的盛衰，不管人家听不听，也不管人家有无兴趣，自谈自乐。
在书中，作者并不坐而论道。也没有刻意求深。它的内容一如它温煦的封面，在春日的午后讲述异国故事，并将人带入英国文化的幽深处。
《书楼寻踪》并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作者偶有所遇，信笔写下的随意之作，而是有文献准备，有行动规划，有寻访目标的一次关于藏书楼研究的田野工作，是一项对专项地面文物的考古工作。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我的父亲一直是缺席的。小时候。他在外地工作；待他离休后。我又外地寄宿求学；再然后。便是永远的缺席。这使我对父亲有过种种设想。并且种种设想都成为可能。
作者严格恪守物性和人性各自独立但又水乳交融的创作原则，所以老鼠们的世界活脱脱就是我们人的世界。
这套小说以飞扬的青春气息、灵动的青春情怀、华丽而又纯真的梦想把青春编织成一件华美的衣裳。
《路灯下的SARS》这本报告文学不仅再现了非典时期的严峻形势，还以生动的语言，真实而形象地使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更高的层面去全面理解当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言一行，去审视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
一提起考据，我们就想到乾嘉时期的小学；一想到小学，我们就头疼。那种一字一句的辩证，名物典章的考订，烦琐的资料，笨牛式的方法，见小而忘大的弊病不惟一般人，很多学者，都觉得实在讨厌，不仅懒得在上面用工夫，有意无意地在学术研究中绕开它，甚至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写点小文批一批以出口恶气。
为什么许多民生产品从概念竞争、品牌竞争、渠道竞争、技术竞争、服务竞争，最后都难免用价格战来决定胜负呢。可见，价格虽然不是惟一的竞争方式，却是最具杀伤力的竞争利器，终究是不能忽视的市场要素。
“阅读”的独特魅力在于，其中“读”的成分更能体现读者灵魂主体的身份。当其他新媒体在大肆宣扬似乎也具有神圣阅读习惯的时候，他们还仅仅停留在单一“阅”的活动上，还只是试图通过捂住读者的嘴巴来借此完成异化之旅。
1997年10月，为纪念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40周年，美国各地的大小媒体几乎都做了长篇累牍的报道。但在我国，各家媒体对这样一件大事却基本都保持了令科学界十分尴尬的沉默。
“本刊转载两篇文章，都是谈出版物中数字用法的。按说，出版物中遇上数字，何时用阿拉伯数码，何时用汉字，已经有国家标准，也就是规范，但这种规范就科学吗?值得研究。由于任何一个编辑都会遇上处理数字的问题，于是我们转发两文，旨在提供另一种思路。”——这是我写的一则编者按，发表于《编辑之友》2001年第一期“各抒己见”栏目。
出版改革必然导致出版制度的变迁，在制度变迁中出版者必然要参与博弈。就宏观改革而言，参与相互博弈的角色主要是国家(治国者或执政者)、出版者和公民，三方从各自的目标函数出发，都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制度变迁方向的影响力，制度变迁的结果往往就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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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杂志出版商协会的出版商信息局统计，美国消费类杂志的广告页总量下降1％，而梅里迪斯逆市而上，其杂志广告页总数增长了9％，广告收入则增长了10％，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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