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南非、阿联酋考察回来，带回了若干国际出版合作的项目计划和意向。此行重点考察的是南非纳斯帕斯传媒集团和阿联酋的阿尔尼出版集团，前者与我是老朋友重逢，后者则在考察结束时成了新朋友。回到北京一周，英国的托比．伊迪先生来访。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发展，书展的展示及贸易已经不大需要通过物理空间来完成，也就是说版权贸易、宴物交易以及了解出版信息也不一定要在书展上实现，对出版人而言，参加书展更多意义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对国家而言，则是文化的展示与交流。书展设立主宾国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求。
这几天，我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它是我最钟爱的三座城市之一。我本人，以及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曾在这个城市接受大学教育，也是在这里，我们拥有自己的第二个家。每年8月，爱丁堡国际图书节在这里举行，恰在同时，这个城市还会举办各种艺术节和艺穗节，吸引了各地的观众和游客。
说得具体一些，就是这些外宣出版物在用中文写初稿时就是按照中文的思维习惯下笔的，内容上更是充满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术语、言之无物的官话套话、含义空洞的华丽辞藻、连篇累牍的排比句式。这样的写作风格是西方国家的读者所不习惯的，他们更习惯于简洁明了、言之凿凿的语言风格。
经过多年来细致而务实的工作，我们的努力是否有所回报？要衡量“走出去”的效果，只看到输出的图书版权的总量还不足够，更需分析海外读者实际接触中国图书的渠道和接受情况。前者的日益增加，是“走出去”的基本保障；而后者则反映出目标是否达成。
同样翻成英文，我们还有很多选择：不论英国、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对中文书的接受度都比美国高出甚多．而且编辑更愿意找人写审读报告，然后根据这份报告、简短的英译样章、加上对选题的掌握和直觉，直接拍板。只要其中有一个国家的出版社买下英语版权，就意味着这本中文书将会有一个通行全球的英语译本．之后再拿这个译本去卖给美国、欧洲国家...
由于海外的出版理念、出版制度、市场需求、销售渠道与国内完全不同，因此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实行属地化发展，已成为国内出版集团、出版社“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当前与国际出版业逐步接轨的今天，国内各出版集团正积极筹备应对国际出版数字化的际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逐步引入整合营销理论，探索中文电子图书的海外营销策略与方式，既是我国电子图书产业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我国出版产业“走出去”战略的必然选择。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4年来，通过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和措施，在缩小中外版权贸易逆差、对外推广中国图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2009年，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不断深入推进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中国出版业继续深入推进转企改制；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严峻，
“中国国书对外推广计划”是2006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推动的一项工程，旨在为外国读者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阅读关于中国的图书，了解中国提供便利，主要采取资助翻译费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
图书，不管它是草纸质还是电子质，首先在于它是否腹中有诗书，是否侃侃气自华。正如台湾女作家朱天文所说：阅读，让生活轻盈。这是图书在纸媒介日薄西山时代最后的防线，也是使它可能永褒青春的红酒面膜。
完成出版体制改茧的标志是什么？不该仅仅是人员和企业身份的转换，更要在出版管理体制上与国际接轨，真正按市场规律配置出版资源，彻底打破行政壁垒，比如出版社的省外直营（外地分社）、新华书店的跨省并购，甚至是报刊社的异地办报刊，还有民营书业的进入等等实质性的体制突破究竟能够走到哪一步，都是文化体制改革最核心的课题。
8月24日上午，上海世博会西班牙国家周的第一天，由西班牙馆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举办的《走近西班牙》一书首发和赠书仪式在西班牙馆隆重举行，首发式后主办方向塞万提斯学院、 世博西班牙国家馆，西班牙驻上海总领馆和读者代表赠书。
“应对多重危机的最高境界不是消除它们，而是平衡它们。”东风从来没有压倒过西风，西风也从来没有压倒过东风，最终的胜利者是平衡点。出版者们不要被市场的起伏搅动得忽上忽下。而应平衡自己的心，去寻找读者内心最本真的渴求，出版可以经世的好书。
有人慨叹纸质书寿数已尽，也有人将iPad奉为使人们不再远离活字的救世主，其实这两种看法都过于近视，眼下出版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并非内容的传达手段，而是如何努力将“书的最大生命体”——内容提升到新的高度。
简言之，好的微博作品，乍泄的是“抖机灵”的瞬间才情，逗人眼珠的是荤段子与严肃无味杂交的语言错位造成的怪诞感，挠中读者痒痒肉的是冷幽默能力与社会压力之间毫无预兆的短兵相接，但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在歇斯底里式的叫爽之后，一切依然沉寂与消极，依然是留下读者自个儿去面对一切。
当我把书介绍给身边的朋友时，很多人都说：不就是拿个针孔摄像机搞偷拍吗。我告诉他们：这可不是什么“门事件”，内容也不是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针孔太小，看不清角落，更看不清世界。他不是“针孔”，是现实版的《潜伏》，是励志版的《无间道》，是21世纪版的《平凡的世界》。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每每想起“三钱”对广西出版工作的厚爱和关心，一种认真研究他们的人生历程、科学贡献和人格力量的愿望便油然而生，而且愈来愈强烈。
虽然是港版引进，却并不是换换封面换换设计、繁体中文转简体中文那么简单。这中间首先值得一记的，是和林夕本人的接触和交往，以及和香港出版方的切磋磨合，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环境下的工作方式、出版理念和文化理念的碰撞交流。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电子（纸）书的方向都是向着平板电脑靠拢．具备平板电脑的功能。因此，也只有包含全媒体功能的平板电脑，才有能力掀起阅读的革命。
编辑虽是“为他人作嫁衣”，却通过图书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建构。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强调编辑的文化使命尤其必要。
但这表面繁荣的背后代价很高：新书品种多，印数低（据开卷的报告文艺类图书平均印数不足4000册，社科类不足5000册）；图书价格飙升，但销售数量普遍降低，造成了出书越多库存越多亏损越大的局面。这些都反映了出版业当前面临的发展危机：非市场条件下的过分竞争，图书市场依据不充分带来的盲目出版。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出版物流是贯穿出版企业上下游所有渠道间的物理流动，尤其是原材料到成品的流动过程往往被忽略，而这一过程的好坏却直接影响着出版社的竞争能力。
中国出版业立足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必须有与时俱进的商业模式，而创新商业模式的确立必须突破人才管理瓶颈。在智能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基本理念下，创新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和发展模式是出版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保证。
要想在“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成为强者，教辅企业一方面要走品牌之路，另一方面就要顺应时代的潮流——进行数字化转型。
创造性是文化艺术的灵魂，也是图书出版业的生命之源，与此对应，独辟蹊径、逆流而上，也许可以成为传统图书业者当下的选项之一吧。
8月15日，2010“外研通”杯新概念英语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决赛共决出六个组别的冠、亚、季军以及一、二、三等奖。马骁、陈佳意等六名选手分别夺得各个组别的冠军，将获得由外研社赞助的赴国外访学机会。
杜梅的《爱我的人请起立》以独特的儿童视角来反观社会和人生，以一少年在日常生活的见闻与思索来真实再现他们成长中的欢乐与烦恼、追求与困顿，探讨个人成长与家庭空间、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矛盾与龃龉，文字清新、细腻，发人深思，极富教育意义。
文作之流传不朽，根本原因还在于能够做到求实确切，言之有物，还在于科学的求证与准确的分析，在于敢于讲真话吐真情的勇气。吴先生的思索应该是所有出版社领导的思索，但如吴先生这样的思索者却不多。
一部科技史是伟大的凡人和凡人的伟大交织而成的历史，是道德的光辉和人性的阴影互相映衬的历史。对于青少年了解生活、启迪思索具有宝贵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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