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都忘记了。 再后来 你也忘记了。
我们的红房子就伫立于那一片喧嚣之旁。 今天我在电脑上敲打着键盘时．我又看见了它。 它不是一个地名．不是一个传说，它历历在目。
曾经，我是一头驴。不是动物驴，是人驴——背包野走族。是头男驴，不，应该说是头公驴，如果用民间称谓，那就是叫驴。母驴么，那就是草驴啦。
我妈给自己选好的姑子庙， 其实是她给自己选的快乐营地。 在高高的山顶上．在可以俯瞰她长大、
最近他们总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吵，动静闹得天大，摔碗、摔碟、摔瓷盘，吵架时伸手够得到、摔地上能弄出巨响解气的器物，抓到什么就摔什么。只差动手干架了。
平安坐在他家那棵梧桐的树权间，往嘴里扔花生米，从短裤口袋里掏一颗扔一颗，那些花生米划着优美的弧线，准确无误地飞进平安嘴里。
路遥遥往锅里投放两个鸡蛋后，锅铲就停止了搅动。紫皮洋葱炒鸡蛋，是远房亲戚捎来的一个偏方．治疗中风的。母亲三年前落下此疾，
他们就像两条虫子，在床上滚来滚去，门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让他们感到胆战心惊。尽管曹毛狗表面不认可媳妇关于妖怪投胎的说法，但他的心里却无比惶恐。
王童在茫茫夜色中走向光明租书店。那时候毛毛细雨如粉如尘。
1985年，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年份。 但是，在1985年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或许才真正明白它的重要性。
蝉鸣 蝉鸣带来更多的蝉鸣而不是寂静。 荷花在开放，然后是 更多的荷花
窗外，有人在唱歌 窗外，有人在唱歌 他们唱欢歌 有时也唱悲歌
一个小农学家之死 她患了直肠癌，但仍埋头研究农业并热衷开会 （我曾说过，她母亲将她训练成一名小农学家） 问题真是多啊，井田制与封建制的辩论不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的自然形态和表现出来的韵律节奏，与绘画、雕塑、音乐及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之间有着古老的渊源。多少世纪以来，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践，对水与艺术正、负面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
民国时有一位资深报人刘光炎，二三十年前作台湾出版了一本《梅隐杂文》。此处杂文取广义，是内容庞杂的意思，其实是一册民国官人轶事录。刘光炎写人记事多从史料细节入手，真实客观，亲切感人，其姻亲陶希圣评价这部书稿有着日常生活中“一餐饭，两味小菜，三杯酒”式的从容和悠然自得。
一百年前诞生的新诗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这个变局在那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或许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局。
关于新诗的生与死问题，是我在深圳的“诗歌人间”研讨会上思考的话题。今天早晨，我坐在北四环我住宅楼的厨房里，发了会儿呆，我面前苍茫的北方大地没有给我一丝灵动，大概有七八支烟囱在远处或近处也像我一样吃力地发着呆。
“商业化”背景下的诗歌状况 最近一段时间，我选择性地读了新诗开创以来的一些诗作，发现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写作脱离了新诗开端的婴儿期，打开了较以往更为明晰的诗歌前景。地下刊物《今天》的诗人们和第三代的诗人们为诗歌开阔了一大片天地。
路一凡来了精神，掏出手机在桌子下面给冉冉发了一条微信：吃货一枚!冉冉回头斜了路一凡一眼，回复一句：你管呢。路一凡想起在网上看见的一句话，脸上诡秘地一笑。写了一句：我还想请你在配偶栏内签名呢。冉冉回敬：不要迷恋姐，姐让你吐血。
只要在山区出生与长大的人，记忆中总会有一座山的：有的也许是一座方山，有的也许是一座圆山，有的也许是一座土山，有的也许是一座石山。而在我的记忆里，让我不断思索与沉醉的，是一座圆圆的土山。
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集体陷入对事实的焦虑与恐慌。新闻应该箅是最容易把握规律的，譬如说官方的从反面看大约更接近实际情况。但更多的新闻让人难以揣测真相，很多社会新闻之反反复复也已经证实，除了读者／观众的被动和天真，什么都难以相信。
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我很长时间没有专心读诗。过去刊物不太重视诗歌栏目，有一个也是点缀一下，少了这种文体好像是不像话。读者也不太认真地读。常常只是几个作者在那里较劲谁好谁不好，编辑多半是照顾天系谁上谁不上，读者置若罔闻，作者读者和编者都觉得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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