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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论文8篇

时间:2022-10-03 23:22:09

中国地理学论文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1

根据台湾地区国文《课程纲要》的指导思想,台湾地区国文教材的编写原则,第3条规定:“编选教材范文时,要将所选用的教材,按文体比例、写作风格、文字深浅、内容性质,以单元或主题方式作系统编排。并于第二阶段(第六学年)渐次融入文言文。第三阶段应逐年调整文言文与语体文之比例。”国文教材编辑大意第五条写到:“本书所选之范文,以旨趣明确,文辞优美,足以启导人生意义,切合时代潮流者为主。”《国文》教材着眼于兼具语文训练、精神陶冶及文艺欣赏三种价值的文章,其前提是切合国民中学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能力,也就是所选文章,必须与现代青少年生活有关,并使他们了解和接受。因此,把握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能力,反映学生心理发展的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学生应达到的学习知识与能力的标准,这些都属于范文编选的心理学依据。

表一:国文教材课文篇目一览(见文末)

表二:现代文与文言文在各册中的分布

从上述两个图表中可以看出:高中国文教材中,现代文约占三成,文言文约占七成。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文言文所占的比例大体上也逐步增大,这也体现了台湾地区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现代文在选材上多注重文章的生活色彩,注重启发学生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思考。这样的课文编选,一方面与台湾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其心理学依据。

一、选文贴近学生不同的需要层次

20世纪5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美国兴起。它是一种以研究人的本性、动机、潜能、经验以及价值为主的心理学新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两类:基本需要和成长需要。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及尊重需要;成长需要包括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类需要的发展是一种连续的、重叠的、波浪式的演进过程,即不同层次的需要可以同时存在,高层次的需要并不一定在低层次需要被满足后才出现。

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依据,国文教材基本上满足了学生的成长需要,选文主题的丰富多彩,涉及到了学生的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国文教材选文最鲜明的特色是注重传统美德对学生的熏陶,注重中华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的影响,把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孝敬父母等优秀品质放在重中之重。如《左忠毅公轶事》突出了左公忠坚贞不屈的爱国志气,感人至深;《张劭与范式》展示了古代文人雅士的礼仪规范;《爱莲说》《五柳先生传》揭示了甘于淡泊,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文言文选文主题的多样性,可以满足学生对认知、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地理 人文素质 生态文明 可持续发展

一、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是时展的需要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经济地理是地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区域经济活动与生产布局,研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国经济地理一般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各高职院校商贸、财经类专业开设,从其教学内容看,主要包括我国地理位置、资源、人口、工农业生产布局、商业、交通运输、旅游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综合性增强,人文地理知识的比重大,这就决定了该课程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特优势。钱学森教授指出:“地理科学是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一大科学部门,是人类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在意识和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成为全社会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八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然而,由于高职院校自身的特殊性,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不容乐观,人文素质教育尚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不少学生行为不文明,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人文素质水平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因此,在高职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努力挖掘地理学科的人文因素,加强对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需要,也是地理教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二、中国经济地理课程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内容

1.爱国主义情操教育

爱国主义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科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之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品质,党的十也号召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中国经济地理课的许多章节都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对我国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和对国土整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了解,使学生深化对我国国情、国力以及国策的全面认识,进而达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素质教育的目的。如在讲到我国农业生产布局时,教师就要给学生讲清楚,农业生产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多么重要。而我们国家在20世纪末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2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个让世界各国都为之惊叹的奇迹。另外,由于我国有典型的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我国种植农作物的界限是最靠北的。我国植物种类繁多,在历史上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讲授轻工业地理时,教师要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手工艺品生产的精湛技艺和悠久的历史,四大名绣、四大名锦、文房四宝、三大特种手工艺的生产早已名扬四海,它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通过上述内容的讲授,教师让学生了解并感受到我们祖国的伟大,从而更加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2.环保意识教育

地理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提高地理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是新时期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地理教学中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现代工业由城市到乡镇遍地开花,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工业发展较晚,许多地区在发展当地经济时因缺少基本人文地理知识,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急功近利,往往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加速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当前,环境、资源、人口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建立生态、低碳、环保经济才是我们正确的发展之路。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我们要重点介绍我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布局,这些部门与环境关系密切,有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案例。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典型环保案例的讲解,指导学生重点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状态及治理措施,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责任感,能够自觉地用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能运用地理科学观念,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规范自己的行为,理解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地区性;关注全球命运,树立关心全球的责任感和伦理观。

3.可持续发展观念教育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协调与优化控制人地关系,而协调人地关系正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可持续发展是地理学科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经济地理教学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国际环境教育的要求。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所涉及的内容与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这就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供了较好的素材,通过学习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开发规定、人口政策、环保政策,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口观、环境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更加积极地参与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活动,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

三、经济地理教学中人文素质的培养方法

1.将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渗透于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之中

教师应把人文素质教育与经济地理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地理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教学内容中挖掘教育素材,寻找素质教育与地理知识教育的结合点,把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例如:结合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讲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结合环境、资源与人类的关系等内容的讲解,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我国许多煤炭生产地利用塌陷地建起了湿地公园,这样既合理地利用了空间,净化了水质,也发展了当地的旅游业。在讲农业地理时可结合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桑基鱼塘发展生态农业的例子,对学生进行循环经济教育。教师必须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注意学习、注重积累,及时捕捉新的知识、信息,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在经济地理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教师要恰当地选择课程资源,如教材、电影、多媒体课件、录像、图片等,丰富课堂教学。教师要自始至终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的思想,要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能自觉维护社会公德,能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2.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社会实践之中

经济地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科学,许多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联系密切。教师要把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周围所见所闻的事物联系,同当地和祖国的生产建设联系,同国内、国际时事的热点、焦点联系。如:通过社会实践、春游等活动,让学生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新旧道德观的碰撞中,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借以了解乡情、国情,认识自然,使学生感悟人口剧增、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造成的不良后果,引起他们深刻的思考,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地理伦理道德观。另外,教师还要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在课堂上进行有关地理问题的讨论和演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有计划地参与社区环境与发展的考察、植树造林、清除污染等各种环境保护活动,使学生受到实际参与的教育和训练,以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教学内容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结合,要把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当中。

3.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课外活动之中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经济地理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在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经济地理知识竞赛、举办经济地理墙报、举行地理演讲等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地理人文素质教育。针对日本政府对我国上演的购岛闹剧,以及我国在南海维护等问题,教师可以举行“爱我海洋国土,保卫我神圣海疆”主题报告会等,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结合每年的“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校园网举办低碳、生态、环保、循环经济等专题讲座,开展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和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进行野外考查、旅游、社会调查等,通过多种渠道丰富学生地理知识,培养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使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践,既增长地理知识,又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参考文献: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3

论文论文摘要: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国家对土地征用越来越多,很多土地被征用后,建设成了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等。由于这类建设往往具有时间紧、土地用量大等特点,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大量的资金流失,涉及到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就业、土地补偿金分配等多项问题。笔者发现,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不顾农民反对,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名(实为商业投资),大肆征用农民土地及土地上的房屋等事件履见不鲜,农民失地问题已成为一大焦点。社会弱势群体——农民的权益被不断侵犯,导致大量越级上访、群体上访事件履履发生,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如何解决好农民土地征用问题,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是当前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如果农民征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还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为此,笔者试图从我国对农村土地征用的现状出发,围绕土地征用范围、征地补偿、被征地农民的保障等环节入手,反思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归结原因,对相应的立法略作一下浅显的建议。论文关键词:土地征用 公共利益 问题 对策一、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问题我国土地的所有形式分为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两种,我国的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转移,它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给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应的补偿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近年来虽然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完善,但滞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因此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问题。(一)征用范围乱主要表现为目前“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模糊。土地征用是国家授权的并依照法律规定的依据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种行政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①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农民集体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政府。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征用或征收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将“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集体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但对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内涵和范围限制不够,在理解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形成了一种无论何种投资主体搞建设,均可征用农村土地的现象。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征地审批程序的规定,可以间接推断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城市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应当属于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而事实上,为实施城市规划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使用。比如商业用地本来是不能适用土地征用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征土地都用于了商业目的,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为搞国家经济建设,结论自然就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目的,因此,“公共利益”规定的宽范性往往使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混同,给一些地方政府滥用土地征用权大开绿灯。(二)征地补偿低我们知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被征占土地的农民进行补偿,既是世界通例,也体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利益”、“财产利益”在矛盾中的必要协调,但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如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明确规定:“征用耕地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②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国家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都是以土地过去年均产值作为确定补偿费用标准,这个标准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它难以正确体现地块的区位差异及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难以维护农民现有的生活水平。而廉价的土地征用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差价利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也影响了政府在 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与权威的树立。(三)保障制度滞后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突然改变,绝大多数农民会感到茫然无助,此时,各项应有的社会保障措施明显滞后。首先,表现在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上。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原先日常生活中的自给部分也必须从市场购买,再加上原本就已沉重的子女教育支出、医疗费用支出使农民更加感觉到了手中的征地补偿费是如此的不堪用。由此引起失地农民的就业难题。农民长期在农田劳作,普遍具有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单一的特点,尽管在征地中对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相应的安置,但这种安置方式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各市场经济转变并趋向成熟的过程中,企业地位及用工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不少开发区、渡假区在征地之初,信誓旦旦地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失地农民,但这种承诺往往变成水中月、镜中花,且遥不可及。农民即使通过安置获得一份非农职业,但在目前“竞争上岗,能者上,弱者下”的这种激烈竞争的社会大潮下,农民受其自身素质的限制,难以适应企业的需要,往往成为下岗的首选对象。其次是农民劳动技能的培训,几乎所有大面积土地征用各级政府部门都有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而且有培训费用方面的补助。但这种培训更多的是流于形式,作为基层政府部门,往往把它看成一项上级要求的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已。实际上,大多数的农民采用的是一种边干边学的方式。再有,就是失地农民的自主创业问题。这本是一条减轻政府负担,失地农民自强奋斗的一条有效途径,但是往往会遇到信息不畅通,资金匮乏,审批手续繁杂,各类规费名目繁多等问题,从而使农民望而却步。(四)土地收益分配难主要是土地收益究竟补偿给谁的问题,土地征用过程中,土地收益为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收益,因此,这部分收益应该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产权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即在集体经济及农民个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然而在实际当中,一些县、乡、镇政府也参与补偿收益的分配,从而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个人获取的补偿收益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占了补偿收益的大部分,而农民作为集体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和经营者,在补偿中往往处于劣势,掌握在集体经济组织手中的征地补偿费也往往被少数干部所侵吞。其次是土地收益分配法律法规不明确。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的补偿费的补偿标准较低,前面已经讲过。对于这些费用是应以集体经济组织登记户口为准,还是以土地承包人为标准进行划分,法律无具体规定,实践中容易产生纠纷。对于嫁城女、新生儿等能否享有分配之权,享有多大分配权,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各地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由村民大会或村民小组通过土地费用分配方案,在行使自治权中处理的结果相差很大,没有享有分配权或没有享有完全分配权的村民,以要求享有村民待遇为由,纷纷诉至法院。对该类案件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在处理上随意性很大,法院判决后,很难使当事人服判决,执行过程中村委会抵触大。二、完善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对策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稳定最可靠的社会保障。而征地会使农民失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如果得不到合理补偿和妥善的安置,农民难以生存和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因此,改革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科学地论证征地补偿及安置办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一)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定公益性用地范围,增加“公共利益用途”的审核环节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公共利益的需要”缺乏明显界定,那么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城市规划法》也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征用土地的前提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说,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笔者认为,当前,应尽快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公共利益”的概念。为了便于实践中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进行判断和严格限制政府的征收权,我国应借鉴征用制度比较成熟国家的经验,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范围进行明确。将征收区分为公共利益的征收行为和非公共利益的征收行为,将土地征收限定在公共用途和符合公共利益的范围内,以限制借“公共利益”目的滥用征地权的现象。同时,应该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收审批制 度。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的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在申报征地过程中,由指定的机构审核该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以各级人大审核较为可行,只有经审核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方可核准征地。 (二)完善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土地征用补偿如何完善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中的“土地年产值”是个极不易确定的数值,各地差异也相当大,计算时主观性很强,不仅增大了政府自由补偿的随意性,而且在实践中征地的双方多数是达不成共识的。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补偿标准。现行《土地管理法》尽管提高了根据土地产值补偿的倍数,但还远未消除低成本征地的不合理状况。耕地的常年产量因为不能反映土地的位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耕地面积等影响土地价格的经济因素,也不能反映同一宗土地在不同投资水平下出现产量差别的真实价值,目前世界大多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将土地市场价格作为征地补偿依据。在计划经济年代,土地没有价格,征地补偿依常年产量未尝不可,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这样做就不利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利益,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也为了建立我国完善的土地市场,征地补偿只有以土地的市场价格实行公平补偿来确定补偿标准较为合理,在公平补偿原则下,征用补偿金包括两部分:土地的市场价格和相关补助金。土地的市场价格是指某一宗特定土地处于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下,在公开市场中所有权形态所具有的无限年期的正常市场价格。在我国目前农村,集体土地具有多重功能,即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资料功能和对农民进行生存保障的社会保障功能及发展功能,农地所有权的市场价格要体现这三重功能。相关补助金是指因征地而导致搬迁费用,新的工作的前期费用以及农地中一些尚未折旧完毕的投资,对农村建设用地(如宅基地)则还包括建筑物的补偿费。第二,扩大补偿范围。笔者认为在对农民的实际损失给予了补偿的同时,还应该加入预期的利益。预期的利益当然很难确定,但是可以从失地农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润中予以确定,尤其是对于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期限还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们的预期利益就更应该给予维护。第三,合理的给予安置,应该在给予金钱补偿的同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给予安置。如给予换地补偿的安置,就是在征用了这块土地后用另一块适宜耕种的土地补偿。有学者还提出了“债券或股权补偿”,笔者同意这样的补偿方法,因为这种补偿的方式收益稳定,综合效益周期长,能为失地农民日后的生活提供保证,另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将一部分补偿拿出为失地农民办理保险,这也是维护他们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径之一。(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需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一旦征地行为发生,社会保障体系应立即启动,对失地农民给予全方面的关怀,包括基本生活费用、求学、就医上的优惠、养老保障等各方面,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其次,要拓宽就业门路,多形式、多渠道安置被征地农民,鼓励用地单位尽可能地把适合于农民就业的工作岗位,优先安排给被征地农民,最好是制定合理的奖励措施。要切实加强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努力做到定向培训,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和实际就业率。三是要鼓励被征地农民自主择业、自主创业。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及时传递各类创业信息,在创业资金上予以扶持,提供小额贷款及各种税费优惠照顾,并以制度形式规定下来,使之有章可循。第四,有条件的地区可试行土地征用补偿方式的改革。据报载,上海青浦区在建设境内50公里沪青高速公路时,由区政府牵头,将公路沿线土地征用涉及的镇、村集体,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纽带组成土地公司,与高速公路投资方联合成立股份合作公司,合作期限为25年。合作公司以每年1100元/亩的标准支付土地使用回报。此举改变了过去一次性补偿的做法,使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有了长期稳定的保障。这种做法是改革征地制度的一个创新和探索。(四)合理分配土地征用补偿收益,明确界定产权是实现征地补偿费合理分配的关键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民享有本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这些权利可以通过土地登记,并发放相应的土地权利证书,从而在法律上得到有效的确认和保护。在权利证书中应明确规定集体土地权利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或地籍调查情 况权利主体的土地边界、面积、位置、四至等基本情况,使权利的行使能够对应特定的物,从而防止权利的虚化,使其不被他人侵害,从而真正享有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集体土地对农民而言不单是生产资料,还是保障资料,③土地征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永久性转移,农民将永远失去土地的经营权,失去生活的可靠来源和保障。因此在土地补偿中应考虑这一特殊性,使补偿收益更多地偏向失地农民,并指导他们合理使用这部分收益,用于再就业及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得份额应用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建设,如兴修农田水利建设,购置农机具,帮助农民引进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更新品种,提高农业单产,同时还可进行乡镇企业的建设,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凡涉及处置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经管事项,可以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对于土地征用协议,可以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才能签订实施,防止“乡扣留、村干部私下瓜分” 现象,国土部门也应积极配合审计、监察等部门及时监督检查征地费用的分配使用情况。注释:1、参阅济南市人民政府法制网《浅谈集体土地统一征用》一文,载于第五部分《进一步完善征地立法,适应新工作的需要》。2、参阅法律教育网民商法理论探索《对农村占地补偿分配纠纷问题的思考》一文,载于第二部分《问题的根源》。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4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壸奥。

转贴于中国

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5

关键词:重要文献导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运用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226-02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九十多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并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丰富和完善过程中,党的历代领导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著作和决议。

一、重要文献导读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党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对这些重要文献进行深入学习和研读对于青年学员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推进《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学员提高理论素养和运用科学理论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当代青年学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军,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要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必须具备运用科学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离不开厚实的理论功底。青年学员要成长成才,迫切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为培养和提高运用科学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作为高等院校政治理论必修课和公共基础必修课,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时代特征、现实基础和深刻内涵。本课程的教学对于帮助青年学员系统了解和全面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培养学员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重要文献(包括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重要讲话和党的会议通过的重要决议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在教学中引导学员原原本本地研读这些重要文献,有助于青年学员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培养和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有助于深化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增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对青年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更是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青年学员的主渠道。而要增强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在用科学理论武装学员头脑中的主渠道作用,就必须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不断深化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近年来,按照国家、军队教育规划纲要、军队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规定以及大学教育转型的要求,我们不断推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构建了基于课堂实践化的大专题教学新模式。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中,我们根据相关大专题的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学要求,增设了重要文献导读环节,要求学员读原著,原原本本地学习党的重要文献,一方面可以使青年学员通过自身的研读和教员的引导更好地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帮助青年学员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学方法手段的运用方面推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二、重要文献导读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1.根据大专题教学内容设计重要文献导读环节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一门系统性、理论性、实践性都比较强的政治理论课,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对重要文献的学习虽然很重要,但因受课时的限制,不可能占用太多的课时来让学员集中研读这些文献,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主要根据大专题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来设置重要文献导读环节,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文献导读篇目,通过重点研读的方式来帮助学员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比如,在第一大专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中,我们为了让学员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党的思想路线,围绕“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党的思想路线发展脉络这一主题,开展了一次重要文献导读课,要求学员认真阅读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志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同志的《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等六篇重要文献。通过文献的阅读,使学员更好地结合历史发展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脉络,深刻理解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通过学习这些重要文献,提高学员进行理论分析、归纳总结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2.以培养学员能力为导向开展重要文献导读教学活动

对青年学员开展重要文献导读的教学,不仅是为了帮助青年学员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提高其理论水平,为培养和提高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通过这种实践化教学环节的实施来培养青年学员的自我学习、写作、口头表达、现场反应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团结协作精神。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坚持以学员能力的培养为导向,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采取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开展重要文献导读教学活动。首先,教员提前在课程网站上布置学员要阅读的重要文献,提出研读要求。学员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认真阅读原著,查找相关资料,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撰写发言稿,制作课件。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教员要先简单介绍重要文献的历史背景,然后由学员主讲,每个学习小组推荐1名学员进行主体发言,再由本组学员补充,同时接受其他学员的现场提问,开展课堂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教员还要充分发挥教学的主导作用,要对学员的发言、讨论进行引导和点评。可见,在重要文献导读的教学环节中,充分体现了学员的主体地位,体现了学员能力培养的教学导向,体现了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先进教育理念,对于学员的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总结、写作、口头表达等方面能力的提高以及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实施重要文献导读教学的建议和思考

重要文献的学习、研读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文献多,课时有限,以往教学中往往都是由教员结合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讲解,这种由学员主讲、教员引导的文献导读教学活动的开展是一个新的尝试,从教学效果看,不仅充分调动了学员研读原著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学员各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总结重要文献导读教学实践经验,我们认为,要搞好这种教学活动,并实现教学目的,取得满意教学效果,应该重点注意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6

科学主义(或称唯科学主义,英文为scientism)一词自19世纪70年代出现以来,起初并无现在所包含的嘲讽、否定之意。20世纪初,随着西方的先进器物和科学技术争相涌入中国的潮流,科学主义来势凶猛地进入近代学人的视野之中,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两位先生更是彰显出科学的无限权威,一举成为中国文人试图拯救中国、力挽狂澜的两件制胜法宝。 1915年1月,以“科学”命名的杂志在上海出版,其发刊词称:“科学者,缕析以会理,会归以立例,有理有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发刊词从各方面论述了科学的种种效用,乃至最后得出结论:“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科学”一词,成为集正确、先进、有效、光明等众多褒义于一身的崇高词汇,成为引领神州学术新风尚、判断评估学术价值的利器。9年之后,吴稚晖在其担任编辑工作的《科学周报》上又著文把“科学”再次推上崇高地位,其文称:“科学在世界文明各国皆有萌芽。文艺复兴以后,它的火焰在欧土忽炽。近百年来,更有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学术,十九都受它的洗礼。即如言奥远的哲学,言感情的美学,甚至瞬息万变的心理,琐碎纠纷的社会,都一一立在科学的舞台上,手携手地向前走着……欧美各国的兴盛,除了科学,还能找出别的原动力吗?”①和吴稚晖相信人类能够通过精确、精密的科学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光明场景一样,近代学人甚至信奉有且只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包括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所有方面,而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地解决。1928年,胡适甚至说过:“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②科学的崇高地位,用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的一段话描述更恰当不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维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① 当“科学的”与“万能的”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同时也意味着“科学的”很自然地就成了“绝对正确的”代名词,而倘使某件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或者“违背科学的”,那么,这种事物将很自然地被认定是逆历史潮流的,将被予以严厉的批评。由是,科学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必须顶礼膜拜的对象,科学主义也成为近代学人批判传统、践行新文化、创立新学术等依赖的观念、工具和方法,并逐步成为统治社会意识的价值尺度和精神权威。 郭颖颐曾将20世纪前半叶科学的全面应用及“唯科学主义”总结为简单的一句:“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②在提出该论断之后,郭颖颐进而指出:“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学科威望的一种倾向。”③诚然,热衷于科学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在强势的西方先进文化面前,利用科学所强调的客观、理性,进而去衡量传统学术,极大地刷新了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固有认识。但同时,把科学置于“万能”位置,使之成为衡量学术价值的不二标准,无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化气质、人生经验等无不折服于“科学”标尺之下的唯科学主义,造成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对西方话语的盲目推崇、笃信以及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批判等层面。学术界基本上将西方文论与“科学”画等号,将中国文论当做“不科学”的对象,进行批判、改造、转换;在对与“科学”标尺不吻合的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深刻“体察反省”的同时,又努力向西方文论学习、靠拢,使“不科学”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贴近西方话语。中国传统文论显然在此思潮影响下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在以西方为标尺的科学主义的价值评判之下,本土文化的价值被忽略甚至被有意识地遮蔽,学界以科学之名操起时代巨斧,对中国古代文论这套传统话语体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削凿和批判,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现代转化过程中,被迫走上了所谓“科学”的西化之路,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条路实际上是一条中国传统文论的衰亡之路。 本文试从两方面论述唯科学主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戕害:一方面,唯科学主义片面性地以西方为标尺,一步步促使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元语言”的地位丧失;另一方面,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或者学人们无一例外地抛弃了古代文论话语,而选择用西方理论话语来进行批评论述,甚至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也必须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和言说,中国古代文论仅仅成了西方文论话语言说下的“史”的材料和“死”的话语,成为完全丧失了元话语地位的在当代文坛毫无用武之地的秦砖汉瓦。 唯科学主义促发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的丧失 法国学者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态》一书中明确指出科学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一般地说,知识并不限于科学,甚至不限于认识。认识是全部指示或描写物体的陈述,不包括其他陈述,属于认识的陈述可以用真或假判断”,“科学则是认识的子集,它本身也由指示性陈述构成”。④科学的特征在于通过可验证的手段来积累知识,采取概念、术语、范畴等判断性的理性话语来展开系统性、精确性、极富逻辑思辨色彩的知识论述。但科学并非是衡量评价和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不同于西方理论话语形态的“异质性”特征,它是以体验式、品味式审美为主展开的丰富的意义系统,如果使用唯科学主义的所谓“精确”、“系统”、“客观”、“理性”等尺度去衡量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必然会陷入西方话语的泥潭之中,使中国文论丧失其元语言地位。#p#分页标题#e# 元语言(metalanguage)本是最早产生于哲学界的一个命题,意即用来分析和描述语言的语言。R.R.K.哈特曼、F.C.斯托克著,黄长著等译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认为元语言又可以称为“纯理语言”、“符号语言”,它与“对象语言”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与“元语言”相类似的概念,还有“元批评”,伊格尔顿曾在其影响广泛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提到:“文学批评可以成为一种‘元批评’(metacriticism):它的任务主要不是作出种种解释性或评述性的陈述,而是后退一步去考察这些陈述的逻辑,并去分析我们作出这些陈述时是在做什么,以及应用了哪些代码和模式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批评,都有它存在和言说的语境,它的逻辑基础、应用的代表和模式、理论依据等都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文化框架之中的,只有在这种文化场域中,这种话语才是有效的、可行的。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学长期实践的总结,又是指导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元话语,在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韵味独特的理论话语系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是符合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特质的、行之有效的元语言。卷帙浩繁的诗话词话、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等著作,无不彰显着中国文艺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丰厚广博的土壤,代表着中国文论话语长期实践的独特魅力。气、骨、风、神、韵、隐秀、意境、文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味外之旨、本色、结构、草蛇灰线等传统文论概念,正是从中国古代诗文辞赋中产生,形象鲜明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特质和文化特色。以“味”而言,钟嵘认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①。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好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有“味外之旨”“韵外之至”②;赵翼评杜甫之诗歌,“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长”③。以“味”为中心,“滋味”、“韵味”、“意味”等话语便将传统诗歌体验性的独特内蕴、精神气质展现出来。陈伯海在《民族文化与古代文论》一文中曾指出:“我们的传统喜欢使用形象化的词语,对事物整体作概括性的把握,而很少进行逻辑上的具体分析和推理。例如用‘清新’、‘俊逸’、‘雄放’、‘沉郁’等形容词或者‘芙蓉出水’、‘错采缕金’、‘翡翠兰苕’、‘碧海掣鲸’之类比喻语来评论作家的风格,用‘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这样的生动画面来摹写不同的艺术境界,用‘横云断岭’、‘曲径通幽’、‘剥茧抽丝’、‘草蛇灰线’这类成语来说明写作的方法和技巧,而不再加以更多的解释。即使是一些专门性的文学术语,如‘风骨’、‘滋味’、‘气象’、‘神韵’之类,也大多是从日常生活的用语引申、移用到文艺评论上来的,所以常带有某种程度的具象性和朦胧性。”④ 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中曾有明确论述:“话语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维和言说的基本范畴和规则……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笔者所说的‘文化规则’。每一种文化、文论都有自己的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文化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的,而文化规则是贯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⑤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包括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包括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等等。诸如虚实相生、以少总多、言不尽意这些话语言说方式并非埋入历史的滚滚黄沙之中的毫无生命的遗物,它们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与活力。然而,中国“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与西方逻各斯的话语方式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中国文化潜在规则的“意义的不可说性”,在遭遇“科学”的西方文论话语时,被唯科学主义者所依仗的“科学”评价维度逼到另类的、异端的位置之上,被视为一种非科学性的难登大雅之堂的话语体系。以科学主义元语言为支撑的西方价值标准,体现出其体系化、逻辑性和规范化、可验证性等特征,而与之相对的,以体验式、品位式审美为主所展开的中国文化话语,则被科学主义的标尺划归到“科学”的对立面上。 西方文论话语在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进程中是有效的,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将其“标准”、“合法性”、“规范性”附加到作为异质文明状态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上。也就是说,把检验西方文论的规则、标准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异质性文明体系之内,以“科学与否”作为普遍性的检验标准,这样的做法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遗憾的是,现当代学界恰恰以“科学与否”作为普遍的检验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论的标准。 20世纪,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中,西方现论话语的输入直接带来了中国以西学为标准的现代知识转型,科学主义也随之展开并得以顺势发展。科学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而言,本身并不包含价值评判的含义。但是在风雨飘摇的近代社会中,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格局被西方先进器物、制度、思想冲击的情况下,科学具有救亡图存、求富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从严复对逻辑归纳法的提倡、借科学之名反对传统,到陈独秀把科学当成把人类从黑暗中引到光明之所的救世主:“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提倡使得人们很容易相信科学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深信科学方法无所不能的丁文江主张:“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②“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③在这些新观念的引导下,那些缺乏理性、不以逻辑实证为论证手段、缺乏精确分析性的知识形态,就被严厉的科学尺度所极力排斥,被定性为逆历史潮流而行,中国文化原有的规则、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论话语也都必须要接受“科学”这把标尺的测量和检验,中国传统逐渐被视为“旧的”、“封建的”、不科学的、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由于科学的观点自西而来,以科学之名来检验中国文化、中国文论的过程,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其西化的必然前奏。#p#分页标题#e#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论遭遇西方话语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理所当然地遵从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标尺,认定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是不科学的,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零碎散乱、缺乏体系性,与科学的“逻辑性”相违背。在这样武断地盖棺定论后,中国古代文论显然成了“三不理论”:不清晰、不系统、不科学。这一类的文章著述到今天仍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兹略举数例:《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的问题》一文开篇即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论不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对客观对象展开认识,亦即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的建立。”④有学人又认为:“如果说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分析是一种时间上的历时性考察,那么,对于其理论构成的分散性和模糊性理解就是一种空间上的共时性概括。”⑤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拒绝西方话语的话,我们便不能清楚地表达自身:“要把传统文论范畴如风骨、韵味、气韵、意境解释为现代语言可以把握的理论形态,祛除其模糊性,抽象其体验性,我们该用何种语言呢?除了西方理论话语外,我们又有何种语言可用呢?”①对古代文论妄自菲薄、生硬地抛出结论的论著还有很多,其众口一词的悖谬现象,不得不引人深思。中国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研究,虽然早已形成一套适合自身的理论、方法与文论话语方式,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中国文论话语存在误解和非议,有些人盲目地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只不过就是“风骨”、“神韵”、“比兴”、“妙悟”、“意境”等让人难以言说、难以捉摸的范畴而已。 实际上,这种偏见早已经形成共识。以“科学性”来对中国古代文论发难,已非一朝一夕,在王国维、朱光潜等著名学者的著述中就已经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缺乏科学性的论述。早在1905年,为中国文论话语开拓新途径的王国维在其《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即提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践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②朱光潜先生在《诗论•抗战版序》中也提到:“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是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诗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③朱光潜先生认为中国诗话“凌乱琐碎、不成系统,又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这种分析代表了彼时学界对古代文论的主流观点。 科学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逐渐以逻辑分析的思维来审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传统文论与“准确”、“客观”、“系统”等标尺之间的差距,成为被西方文论取代的根本原因。例如:台湾学者所提出的所谓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就是以西方文论话语取代中国文论话语为特色的。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拓垦在台湾•序》中说道:“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和近代文学,即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④古添洪等人提到的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暗含着西方的文学理论话语是科学主义式的文学理论话语,是“在严密逻辑划分的背景之下,由分析性论证所展开的诸知识点的转换、变异和创新均有谱系背景的有效逻辑支撑和可以大致确认的意义边界,并显示出明晰的推进轨迹”⑤。以科学主义话语为标准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进行衡量、评价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和文化霸权地位,势必会遮蔽相应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色。在以科学主义语言对中国文论进行评判时,中国古代文论本身所固有的系统性和本质特征会受到误读、歪曲,且被武断地扣上不科学的帽子。因而,抛弃不科学的中国文论话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既然中国文论“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和近代文学,即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文论元语言的地位,便在科学主义的神威下轰然垮塌。 唯科学主义导致中国古代文论远离当代文学理论批评 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始,中国文学便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理论也与中国文学一样,发生了如“大河改道式”的转折。五四时期在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同时,也主动告别了传统文论,转而别求科学的新声于异邦。现当代文论与传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恰逢与此期间,西方的文学理论被大规模地引进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文坛尚未来得及从白话文、新文学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适合时代变化、文学发展需要的文论话语规则之时,西方种种文学理论就被“拿来”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文坛。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即使是在文化多元化逐渐展露端倪的当代,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人们还是习惯于使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各种“洋主义”来引领当下的文坛、操控时下理论界的话语倾向。只要稍稍关注当代作家们的创作感言、稍稍翻阅《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杂志,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自身的文论话语早已被遗忘在“当代”这个词汇所蕴涵的绝大多数语境之外,已布满灰尘的中国古代文论,像过气的古董一样被抛置到了文人学者的书桌之外,成为毫无用武之地的秦砖汉瓦。#p#分页标题#e# 中国现当代文论界,很多人愿意去迎合、亲近西方文论那套话语。让我们看看几段似乎以较为公正的态度对古代文论的评论:“回眸20世纪中国文论史现代化的进程,几点明显的事实和教训是应当承认的。首先,中国古典文论的直觉式、感悟式特征虽有它的长处,但在西方逻辑严密、体系周详、析理深入的理性思维成果面前,毕竟显得零碎、古朴,并且缺少现代针对性和理论涵盖力。诗论虽然还算发达,但小说和戏剧理论就发育不够充分了;对文言文尚能适应,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很难驾驭。总体上看,它已是一种相对陈旧的理论形式。”①“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提供了方法论操作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多为印象式的个人感悟,没有提供文学批评的方法程序。因此,西方文论更适合解释中国现代文学……人们之所以愿意以西方的理论来分析文学现象,西方文论的思辨性和深刻性是重要原因。但在中国古代就很难找到像西方现代文论那样深刻的分析文学现象的理论。”②此文作者更是以“我们谈文学语言时,西方的能指、所指、延异、补替等概念会出现,当我们谈文艺心理时,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人都会出现”为依据,认为西方文论是最好的理论模式。学界普遍的这种对古代文论的漠视、轻视,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当代学人任“西方理论”为亲、对中国古代文论严重不认同的残酷现实。 不少学者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文论在面对西方文论的时候,就往往被指称为是没有理性的,全是断章残篇;即使有理论,也没有西方诗学那样有规模、成气候,具有非常普遍的实用性特征。因此,没有理论体系的中国文论是不科学的,是不可把握的‘玄学’。因为所谓的‘妙悟’、‘目击道存’,还有‘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一些论述在理智的思维模式下很难解释。”③童庆炳先生在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建设的过程中不无忧虑地表达了唯科学主义在当下的影响势力:“今天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西方文论是‘先进’的、‘科学’的,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落后’的、‘非科学’的,于是在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过程中,热烈拥抱西方文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则弃之如敝屣,不屑一顾。”④对于现当代学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亲外而疏内的态度,童庆炳先生认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误以为西方文论的价值是‘人’与‘自然’的,考察的是规律,构成了真理;而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仅仅是政治‘教化’,不考察规律,当然也就缺乏真理性可言。”①于是,在现实操作中,人们更愿意用“典型”而不是用“意向”、“意境”来谈论诗歌;更愿意用阐释学、接受美学的理论话语模式来品评诗歌,而放弃用“诗无达诂”、“妙悟”、“滋味”等方式。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对这一点极有见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性新启蒙的重要理论资源和话语参照……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国门打开之初,便急切地翘首西盼,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念、科学方法及文论成果随之源源不断地涌流而至。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观念和方法的冲击是强烈和全方位的……新观念与新方法的输入以‘热潮’的大轰大嗡的方式,暴露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论的急功近利和非学术的浮躁,以及中国文论家对于新知识的焦渴和由此带来的矫枉过正的极端色彩。”② 但这些新涌入的话语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呢?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当西方的时髦话语涌入时,如果不结合中国文学特质,盲目使用西方文论话语,势必龃龉难入,中国学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相结合而盲目地套用,是会出现问题的。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当做绝对的科学真理,而应该注意它的异质性。就连西方学者对中国现当代学者一味崇尚西方的科学话语的现状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Jullien)对刘若愚和钱钟书先生的批评,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1996年,于连在一次访谈录中指出:钱钟书比较研究的致命要害,即把“比较”视为了“类比”,认为比较在于追求意义的近似,甚至是一味地与西方话语求“同”。于连说:“我很敬佩他,他学识渊博,对中国传统了如指掌,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在这个问题上我提到过刘若愚,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前言里与他拉开了距离,我认为他出发点错了,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③ 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用改造过的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论自创的双向循环圆形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理论,割裂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首要的根本失误,就是将中国完整的文学理论的“鸡蛋”打破,倒在依据西方理论改制的模子里去作“蛋卷”。正如弗朗索瓦•于连所批评:刘若愚“用的是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框架,这个框架对中国不适用”。因为以西方话语为准则的求同式研究必然导致中国文论“异质性的失落”,忽略不同文明间文学现象的异质性,极大影响到平行研究的学术价值。于连认为,西方科学概念模式标准化,“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④。 一味地尊崇“科学的”西方文论,而忽略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异质性,甚至会引起学术笑话。台湾学者颜元叔曾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李商隐的《无题》,认为“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中的“蜡炬”为性象征,这便闹出了学术笑话。中国文学自有中国文学的精神,笃信西方文论话语而不考虑中国自身的现实土壤,以西方文论所谓科学的标准为框架来硬套中国文学与文论,势必会产生价值判断的扭曲。正如叶维廉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古典文学中没有相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当我们用浪漫主义的范畴来讨论李白或屈原时,我们不能只说因为屈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被放逐者,无法在俗世上完成他的欲望,所以在梦中、幻景中、独游中找寻安慰,他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者。这种做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只有部分的相似性)看做另一个系统的全部。”①#p#分页标题#e# 实际上,在百余年的现代文论发展过程中,我们并不乏那些扎根于文化发展现实、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转化到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学者。童庆炳先生曾著文细数了这些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的学者们,他以王国维、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朝闻、王元化等人的观念为证,认为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观念都进入了现代文论的话语中:“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知人论世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郭沫若提炼出诗、歌、舞‘同出一源说’‘阳刚说’‘推敲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朝闻提炼出‘以一当十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②诚然,这些学者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致力于重建自身的文论话语,他们适时汲取东西方文论养分来浇灌自己的园地,为在传统话语系统的发掘中探寻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有效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德国阐释学大师加达默尔曾有过如下言论:“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想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③若使中国文论摆脱西方文论话语的重重挤压、重新绽放魅力,其有效途径之一便在于要激活中国文论的原始生命力,挖掘并认真审视自己的传统,寻找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非西方话语”或“诗性话语”,同时吸收西方文论,积极化人为己,为我所用。郭绍虞先生说过这样一种观点:“我总觉得:所谓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术语,在中国古代的用语中间是很难找到这样绝对化的词汇的……这些术语并不是完全适合的帽子。”④这种从西方文论角度审视自身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这种中西文论互补互识对话的有效尝试,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对方,也可以让我们深入地理解自己。 重新认识文论传承是当今学界最迫切的课题。我们主张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为基础来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当务之急是必须认识到唯科学主义泛滥之弊,祛除唯科学主义之弊,树立文化自信,倡导文化自觉,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所凝练出的艺术精神和文化规则为基础,恢复中国文论话语的元语言地位,在吸纳中外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有效指导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规则及方法论体系。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当代中国学者必须要有这个文化自信。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7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准确凝练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系统完整地构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精当得体地编好了适用对路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和修改建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是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基础理论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编写好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对提高高校文科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以至社会上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建国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编写和出版了许多《文学理论》教材,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从学术水平和社会需要来说,大都不尽完善,差强人意。最近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课题组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文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的文学活动实践,广泛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理论资源,吸取以往文学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当代中国文学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

一、准确凝练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该书首先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过去世界上一切文学理论的不同特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立后文学理论出现的历史性变化。接着简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来源,分别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划时代贡献,以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关于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和文学艺术与人学理论的关系的论述,在以往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是没有提到或很少提到过的。特别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科学内涵,做了全面、正确而深刻的论述。比如对人们理解分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做了这样客观而公正的论断:“毛泽东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他特别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完全一致。由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愿望,是由阶级和群众的政治以及革命事业来集中体现的。因此,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与文艺从属于政治,为革命事业服务是统一的。”这就扫清了罩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重重迷雾,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完全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从而使“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理论命题,恢复了它的本来涵义。又如该书把新时期以来重要历史文献中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在几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首次综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并对它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做了权威性的解释。认为“它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些思想总结了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发展的经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文艺发展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新时期以来不同发展阶段文艺理论与实践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和发展的理论纲领和实践指南。

二、系统完整地构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该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首先阐明文学理论的学科对象、性质和方法。指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和文学活动,是分析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各个要素、环节及其联系。文学理论具有实践性、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特征。文学理论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分析总结文学活动的基本性质和规律,并因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不同,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分支。接着分别阐述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即文学性质论、文学价值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和文学发展论,这“七论”形成了一个环环紧扣、层层递进的“问题链”,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对人的意义和作用、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文学的演变规律和在当代的发展变化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间题的回答,说明了文学活动诸要素、诸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一与过去一般文学理论著作的“五论”体系比较起来,该书增添了文学价值论和文学接受论两论,对其他五论也做了更为新颖深刻的论述。在文学价值论中,除了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论述了文学价值的生成和实现,从真善美汽方面论述了文学价值的内涵和评定之外,还着重论述了文学价值的多样性和主导性,特别指出了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主导价值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批评了把文学当作追逐利润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或泄私愤谋私利的工具和手段等不良倾向。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反映时代精神,引领历史进步。从而使文学价值理论既有时代使命感,又有现实针对性。在文学接受论中,对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文学接受与二度创造以及文学接受的差异性和共通性等问题的论述,都是富有创见和新意的。在文学发展论中,从当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全球化语境与文学发展等方面,对文学活动的当展问题,做了富有时代特征的论述,这也是过去的文学理沦著作所不曾论述过的。

三、精当得体地编好了适用对路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该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吸纳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地、辩证地、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文学现象,揭示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等活动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并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内容精炼、体例得当,减少了生僻的中西文论术语,简化了理论问题的历史演进,非常适合高校师生教学使用。该书论述每一个文学理论问题,总是先阐明概念和范畴,再揭示特征和规律,并选择古今中外典型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活动、文学现象做例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简明扼要,深人浅出。不仅概念明晰、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论点正确、论据充分、论证过程严密,而且讲究语法、修辞和表达方式,语言准确、鲜明、生动、优美。比如在论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精神性特征时,该书写了这样一段散文诗般的文字:“借助语言,文学可以将人们所能体会和认识到的各种心理活动描述出来。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深谋远虑,勾心斗角,心忧天下,宁静致远等各种心理状态,都可以在作家笔下纤毫毕现。借助语言,作家可以出人每一个人的内心,忠贞诗人去国离家时的悲哀,正直史臣遭腐下狱后的屈辱,慷慨富翁千金散尽,被人离弃时的愤怒,野心女子拭君后的疯狂,小公务员冒犯高官后的惊恐,辛苦的银行职员物化为甲虫后的凄凉……文学的语言能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存在状态。”逻辑概念与艺术形象的结合,对仗、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把抽象深奥的理论问题论述得如此具体生动,并且这样富有激情和文采,一点也不呆板和枯燥。又如在论述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时,用了“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在总体上具有平衡性”,“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在局部上又具有不平衡性”这样突出、醒目的小标题,这就清楚、明自地帮助人们全面、辩证地理解这个容易含混的问题,避免片而性和绝对化。作为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教师,我们深感这是迄今最好的一部教材。 为了把这部教材修改得更加完善和精美,我们不揣冒昧提出儿点商榷意见和修改建议,谨供参考:

一、该书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部分,讲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划时代贡献,讲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似也应该论述斯大林的贡献。斯大林员然犯有错误,但他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沦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比如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文艺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文艺与经济、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在指出语言不是上层建筑的同时,又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性质、特点及其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论述;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等演说和著作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在对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族文化的不同性质进行严格区分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一社会主义文化原则。在致高尔基等作家的书信和演说中,对正确地开展文艺领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他关于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论断,精辟地指出了文学对于塑造人的灵魂的巨大功能和作家对于改造人类社会的崇高使命。他还总结了高尔基等前苏联作家文艺创作的经验,制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促进了前苏联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并对我国和世界各国的革命文艺产生过巨大影响。该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成果部分,论述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文艺思想时,除了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推陈出新”的方针外,我们认为还应论述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的“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论断,以及“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些论断实际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两结合”的创方法绝不如有的人所说,是“一九五八年提出的”,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应当予以根本放弃”。而是毛泽东从1939年到1958年长期探索、精心研究、深思熟虑,并民集中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和一些专家学者智慧的产物,它的提出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充分的文艺依据,并已为我国一些文艺家正反两方面的创作实践经验教训所证实。我们绝不可以轻视或放弃这种创作方法。此外,该书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区别开来,并把毛泽东建国后的文艺论述,不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之中,这似不合事实与逻辑,怎样确切表述还值得研讨。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8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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