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关键词：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国
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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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通常是以向环境不断汲取不可再生资源或者向环境排放大量废物为代价。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后，人们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们经常认为经济越发展，环境遭受损坏的程度越严重。但事实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并非成正比例的关系，而是一种近似于倒“U”型的关系。这种倒“U”型的模型也被叫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由两位学者Cmssman和Kmeger发现并证实的。模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环境被破坏和污染的程度随着收入的增长而越发严重，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环境被破坏和污染的程度会随经济的继续增长而逐渐递减。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间关系模型构建
伴随着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很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环境的恶化与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它们做了很多调查、取证、研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先期研究成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三个指标，用回归分析法分析这三个指标随人均收入增长的变动情况。
三、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
(一)取值范围
通过对辽宁省18年来人均GDP、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排放量的调查，研究辽宁省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情况。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的增长，用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生活污水排放量反映水环境污染情况(如表1)。
(二)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
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Linear、Quadratic以及Cubic拟合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698、0.765、0.858，另外sig值都小于0.05，说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相关性强，Cubic(三次曲线)拟合效果是最好的，如表2所示。所以，选择三次回归方程作为本文研究的最终数学模型。辽宁省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关系曲线呈现出倒N型关系，如图1。伴随经济的增长，工业废水排放量曲线持续降低直到2005年(人均GDP为19074元)，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即2005年以后，环境质量会恶化，到2008年以后，工业废水排放量开始下降，环境质量又得到了改善。
(三)人均GDP和生活污水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利用spss17.0辽宁省人均GDP与生活污水排放量之间模型模拟结果见表3。通过表3看出，人均GDP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之间的线性、二次、三次曲线拟合的可决系数为0.95以上，拟合程度相当高。一次线性曲线的F值比二次、三次曲线的好，因此选定一次回归方程为本文研究的数学模型。辽宁省人均GDP与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关系呈一次曲线分布，辽宁省的生活污水排放量伴随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曲线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不符，呈现出污染随着经济增长有急剧恶化的趋势。
四、结论与对策
1.自然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环境艺术首先是对自然环境中元素加以合理利用，因而环境艺术依赖于自然环境，但是环境艺术不是对自然环境的简单利用，在设计过程中还呈现出对人的爱护与关心人的人文精神。因此环境艺术设计必须做到自然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才达到追求美好生活的目的。
2．正面性与无害性的统一环境艺术设计要遏制肮脏、丑陋与低俗同时体现出精神上的美好与纯洁，并在此基础上使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建立和谐关系。因此，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理性规划上的审美创造，因此，环境艺术系统必须做到整体上的美学设计，从而使全系统体现出正面性与无害性的统一。
3.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由于环境艺术设计脱胎于建筑设计范畴的室内设计，因此实用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环境艺术设计必须要考虑人们的生活需求，方便人们的物质生活应该是其根本目的之一。任何对这一本质的舍弃都会失去设计的本意。在满足实用性的条件下环境艺术设计还必须满足人的审美体验。给人创造一个身心健康与愉悦的生活环境，因此环境艺术设计必须做到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
4.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由于环境艺术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设计中涉及到的感性质料和个体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但是通过设计必须将这些感性质料和个体通过有机的联系创造出统一的整体意境。
二、地区经济是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一）环境艺术设计产生于人类的经济活动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最早出现在石器文化时期，并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而产生。其本质是人类进行的原始造物活动，是人类为实现实用价值而进行的物化劳动形态。当在实用价值的基础上渗入一定的审美功能和价值时，这种创造便具有了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原始的环境艺术设计便由此产生。人类的文明史是伴随着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社会经济活动开始的，环境艺术设计也从这里发源。当我们的祖先把石头制成一件件实用工具时，最早的设计活动就开始了，首先工具的创造必须满足实用性，用起来要方便、省力，以引起主体的。同时还要看起来美观大方。因此其制作就需要有一定的设计思想和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这种功能和形式相结合的石制工具的原始猎人就是人类第一批设计师。这些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的工具和器物就是最早的环境艺术设计作品。由此可见，环境艺术设计伴随着人类的经济活动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虽然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科学性与技术性越来越高，并且由自发转变为自觉地、有目的的创造活动，但作为协调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手段的经济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
（二）环境艺术设计元素与灵感源于地区经济发展
长期来看，环境艺术设计要想取得进步，离不开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环境艺术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提供的广阔创作源泉。由于环境艺术设计的设计要求、设计材料、设计方法和表现手段都受制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和表现元素都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的。首先，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最终推动力。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工作、生活环境设计的要求逐步由实用性为主、审美性为辅，逐步转变为实用性与审美性并重，并且经济愈发达的地区，人们对环境设计的审美要求越高。这种新要求成为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其次，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在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还不断创造出新材料和新产品，这就为环境艺术设计在原料选择和设计思想上的多元化不断提供了新的可能。再次，由于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从物质层面的多样化到精神层面的多元化都为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设计新思路和新灵感。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环境艺术设计不再是客观世界的简单复制，它被多元化的设计选择赋予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力，将我们生活环境中的很多细节，化作了精妙的艺术作品。最后，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和高新科技手段的融合可以丰富设计作品表现力。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提供的高科技手段，社会经济发展支撑下的高新科技手段不断发展成熟，可以为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段和表现形式，并促进环境艺术设计理念、方式、目的、途径的不断革新。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已经步入了网络时代，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为环境艺术设计创造了更好的表现条件，为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三）经济因素贯穿于环境艺术设计活动的全过程
人类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必然导致人类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新追求。环境艺术设计区别于其他艺术活动的首要特征是它的经济属性。它以艺术与技术为双重基础进行创新设计，来创造着以艺术为表现形式的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而经济因素贯穿于环境艺术设计活动从设计到实现设计的全过程。在产生阶段环境艺术设计师需要把握与设计对象相关的各种因素，然后通过设计思维创造形成设计方案。其中对设计对象的经济价值、市场需求以及设计方案的经济内容等方面都要进行分析，而这些方面无一不体现着经济因素。并且经济因素是影响设计观念的重要方面。实施阶段指的是将设计方案由图纸转变为实体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需要建筑、装饰、机械等多方面的参与，其中的每一步都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也使得环境艺术设计与其他艺术相比更具有明显的经济特征。现代设计是“艺术与技术的统一”。这也是环境艺术设计与其他艺术的主要区别，而在经济高度发展与信息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遵循设计与经济的结合的原则，把握好贯穿于环境艺术设计活动全过程的经济属性。
三、环境艺术设计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环境艺术设计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地区的高新科技的发展是促进这一地区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科技和艺术从没有被割裂开而单独发展的历程，科学技术总是以丰富的形式与艺术相互融合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当然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也不例外，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原动力是人们对审美追求的本能。而这种本能，正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环境艺术设计的进步离不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其为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多元化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手段的同时，环境艺术设计也通过其促进人们对社会物质生活的不断需求，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来看，环境艺术设计通过设计理念与风格的现代化，不断创造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审美需求的优秀产品。而这些产品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审美追求与创作需求，并对环境艺术设计在设计思想、材质和建筑加工技术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就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进行支撑。在这个层面上讲，环境艺术设计可以不断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是社会经济腾飞的翅膀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作为艺术与科技融合的产物同样也是一种生产力，在推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满足人的使用与审美的双重需求，不仅是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目的，也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各种需求。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是以满足、引导和创造需求为目标的。环境艺术设计的手段是对物改造，但是其目的是人。环境艺术设计除了给人带来物质与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以外，还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环境艺术设计是把未来生活和观念的现实化和实物化，其中孕育的是人们对于将来美好生活的审美表达，是人们对所进行经济建设活动作出的艺术化的设想和筹划。因此，强调创造性与个性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低层次改造，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所以环境艺术设计已经成为推动地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经济腾飞的翅膀。
四、结语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高潮，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在贵州省各市级行政单元中，遵义市的经济水平相对较好，其人均GDP仅低于黔中区。近年来，遵义市经济虽有了快速发展，但因各大乡镇企业加大了工矿业发展力度，再加上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该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笔者拟通过构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生态质量评价指数来对该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数据来源于2001～2010年国家统计年鉴、贵州省经济“十一五”规划以及最新《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
（一）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评估1．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现状从宏观经济变量来看，“十一五”期间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协调度有所优化，见表1。虽然遵义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但在产业结构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大部分地区都以发展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效益不高，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下，见表2。尽管2010年遵义市第二产业约占GDP的比重为41．8％，但投入和产出不协调，仍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此外，自“十一五”以来，虽然遵义市已初步形成了以白酒、能源、材料、“两烟”、装备制造、名优特色食品、制药、化工、竹及竹加工、新兴产业等十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但新兴产业起步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对遵义市资源开发、消耗和供需都有巨大影响。产业结构只是从宏观上体现了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为更客观评价其经济发展状况，需构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2．遵义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本研究遵循“可操作性、可测性、可行性、综合性”的基本原则，从遵义市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在要素层方面选取了生活质量、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五个指标层，在指标层方面共选取了12项指标，分别为基尼系数（B1）、农民人均收入／元（B2）、资金禀赋系数（B3）、波动系数（B4）、工业产值增长水平／％（B5）、GDP增长率／％（B6）、二元结构水平（B7）、霍夫曼系数（B8）、工业结构系数（B9）、经济密度／元．km2（B10）、财政收入／万元（B11）、人均GDP／元（B12），用以构建遵义市经济水平评价体系。（1）权重赋值信息源矩阵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合理、可信，本研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权重赋值。［4］（P88～94）该方法是直接根据客观环境中的信息进行权重赋值，所以需要掌握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对总体经济水平的贡献量，权重与贡献量呈正相关。要获得不同指标的贡献量，就需要对各时间或空间经济发展因子原始数据建立矩阵，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各指标中提取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对交互指标的贡献进行定量描述，最终在识别贡献量大小的基础上，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从而让权重取值尽可能地客观、合理，有可比性。［5］（P63～68）遵义市共有13个县级（县、市、区）行政单元，各行政单元的经济水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不同，根据指标的原始数据。
（二）遵义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是环境管理、人类开发活动、自然条件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自然条件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种类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不同生态系统下，适应人类生存的程度，人类开发利用方式也有较大差异，由此带给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不尽相同。［7］（P21～27）在选取评价指标时，要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可靠性。本研究的要素层选取了环境污染、资源占有量、环境破坏、地貌、气候5项。并从要素层中提炼出了11个评价指标（D1～D11）：水污染负荷、大气污染模数、水土流失占比、石漠化占比、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喀斯特面积占比、山地面积占比、年均降水量、气温高于10℃活动积温。由于前5项主成分的Ed值达到了91．291％，大于一般标准（＞85％），所以主因子取前5项，计算特征向量并得到主因子荷载矩阵，再采用EOF法求出因子荷载矩阵。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并作归一化处理求得各指标的标准权重，见表6。最后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求出指标隶属度，并应用评价指数计算模型计算出遵义市生态质量评价指数。通过表7，可以看出遵义市大多数年份的生态质量评价指数在0．5以上，表明其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良好，在今后的发展中，遵义市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优势。
二、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
在对遵义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构建协调发展度、协调度模型来对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分析。
（一）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模型本研究选用了离散系数表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离散系数表示的是组间数据的离散（或变异）程度，比较的是多组数据的变异度。由于观察值在数值含义、单位方面的不同，所以比较不同观察值的大小无实际意义，但是变异系数表示的是没有单位的比值，所以可对不同单位的观察值离散程度进行比较。离散系数（C）为标准差（S）与均数（X）的比值，代入标准差计算公式得出离散系数计算公式。
（二）遵义市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分析将计算出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生态环境评价指数代入协调度（CV）、协调发展度（H）计算模型中，即可计算出遵义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CV、H及综合评价指数，见表8。
三、结论
一、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马营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冷龙岭，是黑河和石羊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黑河干流东部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总面积2347平方公里，总人口16.59万，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点。区内年平均气温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的显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值，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经多次转化和重复利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高达144%，余水下行至张掖汇入黑河。
马营河灌区是山丹县唯一的大型灌区，控制灌溉面积32.42万亩，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灌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短期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对该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山丹军马场，逐年开荒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与民争食，逐步蚕食包围水源涵养带，目前已扩展到了祁连山脚下，耕地面积已由80年代的3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0万亩，造成土壤严重沙化。据掌握，仅该地沙暴天气发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由于水域、植被的严重破坏，逐渐引发了气候演变——少雨、高温、多沙暴天气逐年增多。据统计，灌区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缩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减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导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桥水库年拦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万立米减少到现在的3800万立米，减少了1000多万立米；祁店水库从1996年开始就无径流调节，只是为了维系1.37万东乐人民的生命，每年从李桥水库调剂300万立方米用于生计。
整个流域自下而上呈现出“沙化区向农业区推进，农业区向牧业区推进，牧业区向林草区推进，雪线向主峰推进”的生态恶化趋势，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生态环境已越来越制约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支流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威胁到黑河干流的生态环境。因此，马营河支流应与黑河干流的利用与保护同等重要，若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可能会破坏水文循环，也不能达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马营河属黑河水系，是山丹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内陆河，河道全长176公里，综贯山丹县全境，水资源总量9398万立米，而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现状需水总量为10900万立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严重超越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传统水利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浇夜退的灌水陋习长期束缚着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发展。以李桥水库为界，上下游在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锐，上游水的浪费大的惊人，只有40%的水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马营河流域内河床下切，水利设施基础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区林分结构不合理，坡地径流的汇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拦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库淤积，至目前李桥水库已淤积泥沙300万立米，严重影响到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流域水库上游缺乏控制性枢纽调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渗漏严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输水，使大量水被渗漏、蒸发掉了，水量损失较大。
其四，农牧业结构不合理，粮经比例失调，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业使水资源总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农村人口的迅速膨胀，新的城市消费群体对给水需求的增加，导致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协调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山丹县解放初期有人口5.74万人，到现在已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14.47万人，增长252%；而由于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极强型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先天不足，从50—60年代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又使得到致富机会的农民更加过度地开垦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下游保灌面积却越来越小，东乐乡6.0万亩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亩，昔日绿洲面临沙化的危机。以牺牲下游的生态系统来换取上游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其五，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一些湖泊、湿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达19米，井深发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库出现库水倒灌现象，不得不从2000年开始把调水以来每年3月1日开始的轮期推迟为4月15日以后，以减少库水倒灌，保证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论是水资源的的浪费，水环境的恶化，还是区域人口、数量、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远远超出了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二、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面对不堪重负的水资源，面对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办法通过建设水市场来保护和重新合理配置现有的水资源，节约用水，量水发展，以供定需，增强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通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水运动，张贴节水标志和节水标语，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2、树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团结治水，共同发展。
3、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坚决在上中游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止陡坡开荒，湖泉打井，先保护，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内打井要建立监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标准，改进水量计量手段，用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5、通过灌区改造，加大上中游节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别是上三坝灌区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配备量水设施，计量收费，节约用水，把节约的水量用在下游农田保灌和生态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对水利的贡献。
6、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压夏扩秋，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减轻夏灌压力，减少水事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7、在马营河河床沿岸、沿坡种草种树，营造绿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复生态。
8、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从而大大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论文摘要：而亟待修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环境资源保护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改。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经济因素 人文社会因素 二、环保法体系的缺陷及原因 （一）、体系外部原因所带来的缺陷 （二）、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1、功能不协调。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 三、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研究的新思维 (一)全球意识 1、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2、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行动 (二)政治意识 (三)风险意识 (四)生态意识 (五)系统意识 四、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三）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四）加强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五、环保法体系的建设完善 （一）、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二）、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 小结：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环境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法治保护环境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环境资源保护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而亟待修改。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某一环节问题，而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的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环境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环境问题也不相同，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这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掠夺捕捞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资源日益减少，旱涝灾害频繁等等。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它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农业变速发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正引起了“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其污染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从前所引发的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也称环境公众受害，指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性危害，包括环境破坏）。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新的全球性和广域性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广域性的环境污染；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目前，发达国家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破坏，而在我国，则同时存在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两类环境问题，并且已十分严重，而且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势必对我国以后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经济因素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这种解放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随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尚处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转型时期，人们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的数字，却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我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呈几何级数增长。 第二，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法律对这种显性冲突的社会关系，比较容易做出规范。而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环境利益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但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恶化尤为明显，（二）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从环保法体系内部来看，作为体系组成部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变都会相应地改变环保法体系的内容和影响环 保法的执行。而且，从整体上看，我国现有环保法体系的结构还不完整，子系统不周全，导致系统功能不完善，使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尚无适当的控制手段。 1、功能不协调。从实践上看，它表现为某一环境问题未被调整或进行了互相矛盾的调整，亦即有的环境法律系统间作用互相矛盾或存在空白点。初步看来，这有两个原因：⑴、系统结构不完整，某些应有的法律制度尚未确定。（ 这和立法的滞后性是有根本区别的）⑵、系统结构不合理，有的制度间未能很好地配合。如排无收费和水源利用政策及市政工程管理等方面就存在着配合不周的问题。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环境问题首先作为一个技术经济问题而存在，其产生原因是各类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最终解决也只能依靠技术进步。环保法要产生有效的作用，它本身必须合理，即：⑴、内容满足技术合理性。许多制度是环境保护领域内技术规范的发展，应符合环境科学的规律和要求。⑵、结构满足操作技术合理性。环保法是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整控制的一种工具和方法，必须有适应的结构和程序保证操作上的合理性，使之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一般规律。4但是，目前我国环保法在这两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某些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共参与问题、现场检查制度问题、“三同时”制度问题，等等。总的看来，作为技术性很强的环保法，在我国并未体现出这一特点，而更多的是一般的原则制度的规定。 三、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研究的新思维 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在研究范围、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人们进行新的思维，具有全球意识、政治意识、风险意识、生态意识和系统意识，才能适应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研究的需要和发展趋向。 (一)全球意识 1．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联的，当今的许多重大的环境问题在时空上已经较长期地覆盖了整个人类地球。例如人口剧增，加剧了世界绝大部分不发达地区人民的贫困化、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各种人为的氯氟烃化合物的排放和积聚，造成臭氧层变薄和破坏，使地球上的生命遭受太阳紫外线辐射的损害。大量温室气体(CO2、CH4，N2O、CFC)的释放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变暖。这些都会给全球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2．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行动 环境问题是当前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是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生物物种的锐减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还是发生在各国国内的一系列具体环境问题，都需要各国之间紧密合作。具有全球意识，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二)政治意识 环境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首先是因为环境问题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核心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目前兴起的“环境外交”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国政府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对全球环境问题所抱的观点、立场、态度和对策不尽一致，决定了它在国际舞台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环境问题政治化争论的焦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责任问题；2．发展权问题；3．资金问题；4．技术转让问题。 (三)风险意识 环境污染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人类一方面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创建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实说明：一切人为活动可以给人类带来文明，同时也可能带来环境污染，最终给人类带来危害，只是污染和危害的表现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和空间的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而已。从辨证的观点来看，人们完全可以凭借人为的手段来控制或削减某种危害出现的可能性，使人为活动带来的危害尽可能小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承担小的风险。因此借助目前科学成果，对人为活动的可能危害进行风险预测和计算，籍以比较，为决策提供依据成为可能。由此可见，风险意识是一种主动的、科学的、预测性的环境意识。 (四)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与“持续发展”关系密切，持续发展是当今经济发展活动中热门话题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只观生态学家R．T．T．福尔曼主张用“持续环境”代替“持续发展”，因为恒定的世界是不可能的，社会经济有发展和扩张的阶段，也有停滞和收缩的阶段，三者总是交替进行的。如果有持续的环境，那么从长远看，发 展也将是持续的，发展的持续性应该从生态和人类两个方面来检验。可见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人类的未来有重要的意义。 (五)系统意识 当今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具有系统意识，所谓系统意识，即采用系统观点，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来处理环境问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是一个整体。比如臭氧层的破坏、大气中CO2含量增加引起气候异常等，这些环境问题表面看来原因各异，但都是相关联的。人类活动、诸如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经济结构等都会对环境发生影响，因此在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时，必须全面考虑。采用系统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以生态学和地球化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主要依据，充分运用化学、生物学、地学、物理学、数学、医学、工程学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对其控制途径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 [NextPage] 四、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畴基本上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升也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然而我国的立法长期忽略了这一方面，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环境保护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和总称，即把环境保护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全面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法制统一，确立环境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即环境管理机构来承担指导和协调任务，通过立法明确有关机构的设置、分工、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并进步确定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只有对违法者实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我国环境立法中对污染环境罪与国家环境立法主要是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国家环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与原则性，是全国人民的环境活动法则，是地方立法的依据，是环境立法的关键。如今，我们国家存在着规定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这应该是今后环境立法修改的重点。 地方环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权力机关和相应的地方行政机关制定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法规，它是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管理本地环境保护事务的保证措施。地方环境立法必须坚强化环境管理，突出重点，兼顾其它的指导思想，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以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为环境保护 立法的重点，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我国环境保护一直强调以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到主导作用。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主导一直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目前，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这使环境行政主导的特色更加鲜明，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如具有较高的效率，能适应我国生态环境复杂的特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它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则另当别论；其次，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使司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但 是应当如何改进执法与司法呢？ 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中。 其次，生态保育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要取决于民法物权的完善，与取决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等各种因素。 再次，建立起以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院代表环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起诉讼。现行环境侵权诉讼是由民法通则规定的，由于环境侵权的受害民众较广，在诉讼中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共同求偿，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此弊端，并且在当今我国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实施此举不失为良策。 最后，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三）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由于我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权力相对集中，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如果说法治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是把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实现义务的活动等法律现象聚合起来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调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也就没有法治。”可见法律监督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力度。 我国环境法律监督大体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舆论监督、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几类。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多次听取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而且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组织并一直坚持进行中华环保世纪行和环境执法大检查等活动。行政机关的监督以环境监理为核心，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监理机构，旨在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各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但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总体上作用很有限。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有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再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取决于公众环境意识，其次取决于制度的保证，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群众的监督基本上只具雏形，缺少操作性规范，力度亦很有限。 （四）加强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 这里，公民的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不只是普法教育与司法权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民主与自由深入人心，法治现代化道路已达三百年之久，而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思想根深蒂固，现代法律并非本土产物，对法律总持一种排斥态度，尤其是环保法，历史上只有破坏环境与自由，而无保护环境的传统。同时在公有制条件下，自然资源权比较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处位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由此，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面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也就是共有制度，这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是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3）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当然，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因素影响，但外部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外部 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为人的贡献多而获益少，其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相反，负外部性就会导致个人的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导致将成本的转嫁社会或他人，例如通过损人利已或损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为这种外部性对行为人的影响。实际中行为人往往会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利益。例如我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封山育林政策”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许多地方盗伐、乱伐现象就屡禁不止。 但是，如给与私人更长的承包期，“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4）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最大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改革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五、环保法体系的建设完善 （一）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这里所讲的立法，仅包括制定新的法律规范。没有环境立法，就没有环保法体系，环境司法更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环境立法是完善环保法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而“立法的发动、进度及内容未必单纯是事理与民意的结果，而会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而有不同的演变。”（5）目前，尽管环境立法领域空前活跃，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还未能完全跟上。因此，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环保法体系，促进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鉴于环境问题的四项特色即科技关联、利益冲突、隔代平衡、国际关联，（6）当前加强环境立法，完善我国环保法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⑴、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规律。环境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与发展。⑵、环境立法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环境问题使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国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环境立法时，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的要求，以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用法律来教育人们提高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认识，以环保来促进经济的发展。⑶、环境立法要体现“地球一体”的观点。在国际关联的特色之下，环境行政容易衍生外交、国防及国际势力介入等现象，造成环境问题的复杂化。（7）故环境立法应从整体角度考虑环境问题，把我国的环境问题纳入世界环境问题 的范围内进行考虑。 此外，在立法的进程中，应见贤思齐，认真学习环保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经验，并可以有条件地援用欧美、日本等国环境法律所通用的管制手段，以便及时、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二）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这是改善环保法体系的重要措施。首先，应加大处罚力度。可适当引用不同程度的刑罚，但应认识到环境问题多元因应的执行手段中，刑罚只是其中的一种，且适用刑罚不得背离环境问题的特质与刑罚最后手段的定位。其次，应加强科技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事实上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议在现行环保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中加入“科技促进”一项，以彰显科技的重要性。再次，“公共参与”这一原则在立法中虽得到体现，但在现实的决策运行中，却往往抛开公共力量而自行决策，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公共的利益。故有必要将公共参与落实到实处，如通过听证、质询、述职等途径将之制度化。但同时也应注意不宜一味主张多参与，而应在参与 的时机、范围、方式与效力上，妥为规划，并由整体的角度出发，健全相应辅助措施，以免造成公共参与的错置。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各制度的协调依赖于其内容衔接和控制手段的协调，即⑴、内容衔接，不留任何空白点，控制环境行为的各主要方面和环节。⑵、内容协同，功能协调，制度间不应有矛盾点。这是由环保法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目的性所决定了的。 显然，当前形势下，要完善我国的环保法体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必须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以求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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