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扶贫；精准扶贫；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06-0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减贫的积极倡导者和最有力推动者，中国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当代的精准扶贫继承既有的扶贫经验，更呼唤未来的理性设计，形成法律制度，规范政府行为。
一、概念界定
中国扶贫法治化，是指在当代中国，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引领、规范扶贫开发工作，保证扶贫政策连续、保障扶贫资金运行安全、确保扶贫资金投入使用有效、固化扶贫开发成果，实现扶贫科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中国扶贫法治化包括当代中国扶贫法律制度与法律实施。扶贫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立法目的、立法依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扶贫开发对象、扶贫开发规划、扶贫投入、扶贫开发项目管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中国扶贫法律制度，是一个从理念、概念、原则、制度到权力、权益、责任的完整法律制度。
扶贫和“扶贫开发”“农村扶贫”“农村扶贫开发”“反贫困”等概念在理论研究、官方文件和党政管理中，尽管指向有差异、重心有区别，但是其核心内容均为“扶贫”，更准确地说是指“农村扶贫”。本文旨在探索实践难题，不过多挖掘和刻意区别概念的内涵外延，因而在论文中将上述词语均视为同义词。本文既着眼于中国扶贫法律制度的形成，更关注中国扶贫法律制度的实施，所以题目采用“扶贫法治化”的概念来表述。
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我国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做了兜底式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仅研究中国扶贫法治化，而排除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尽管在2007年以前的文献中将此二者共同讨论。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国内外关于扶贫开发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关于中国扶贫法治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主要研究成果、理论演变和政策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研究的变迁
根据在中国知网检索的结果，国内较早提出此命题的是时任湖北省扶贫办主任的邹水清。伴随着2001年10月1日《湖北省扶持老区建设条例》的实施，邹水清在《老区建设》2001年第11期发表《把老区扶贫纳入法制轨道》，这是国内刊物公开发表中国扶贫法治化研究成果的最早雏形。
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研究成果主要论证中国扶贫立法的重要意义和现实基础，勾勒中国扶贫立法的整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做法。此后，研究成果多反思中国扶贫实践存在的问题、扶贫立法解决的难点、扶贫部门的法律地位、扶贫部门运行的机制、扶贫对象的标准界定、扶贫资金管理的障碍、扶贫项目的后期管理、扶贫对象的法律责任等，研究更加P注扶贫立法的具体问题和工作程序。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马洪雨（2012）的《我国扶贫开发国家立法具体化研究》，张永亮（2013）的《论扶贫开发的法制建设》，高克祥、蔡庭花（2013）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政策法治化研究――以甘肃省X县Y乡Z村的调查为例》，孟勤国、黄莹（2015）的《扶贫开发基本问题的立法建议》，刘晓霞、周凯、张学（2015）的《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立法的现状与完善――基于我国10省、区、市农村扶贫开发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
与理论界研究关注遥相呼应的是基层实务工作者的思考，各级扶贫部门实践者较为典型的成果是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扶贫办工作人员陈代曙、冯世民、张胤、杨天中、杨焕坚（2008）的《扶贫开发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
近年来的学位论文也关注中国扶贫法治化，如吴天铁（2013）的《“湘西地区”扶贫开发立法的思考》、王志鑫（2014）的《贵州扶贫生态移民立法研究》。
中国的扶贫成就令世界各国瞩目，扶贫的模式被一些国家仿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经验和模式非常尊重，但是这些做法和成就多是政策的引导而非法律的规范。与之相适应的是，国外理论与政要关注中国扶贫实践而较少研究中国扶贫法治。
仅就本课题――中国扶贫法治化而言，研究数量在增加，研究成果在深化，理论界的关注程度在持续提高。在中国知网检索本领域的论文有100篇左右，有三篇以上论文的研究者只有一人。中国农业大学的左停是本领域成果最丰富的学者，但其研究重点是农村经济，仅有五篇论文涉及扶贫法治。这表明，与迫切呼唤扶贫立法的社会现实需要相比、与加快贫困地区扶贫立法的中央要求相比，法学界对扶贫法治化研究不够，表现为知名学者研究少、典型研究成果少。从整体上审视，理论研究的成果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不够，对国家出台立法的理论支撑不够。跳出本文观察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如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研究成果丰硕，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理论基础。在党的十以来的中国扶贫实践中，中央与地方强力推动，形成制度保障；改革创新，推进扶贫工作提质增效；精准识别，精准扶贫。这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实践基础。
（二）社会公众的期望
社会公众的意见，集中反映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表达民意的窗口中。2004年全国人大代表郭海亮在“两会”的议案中建议：将《扶贫法》纳入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2005年全国人大代表沈爱琴、刘庆宁等在议案中要求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的方式，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其内容已涵盖扶贫立法。此后每年“两会”中扶贫立法成为代表和委员讨论的内容，被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三）政策决策的宣示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第47条要求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30条中再次要求加快扶贫开发立法。这是中央层面对扶贫立法的公开回应和整体规划。
（四）两级立法的进程
农村扶贫开发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扶贫办于2009年开始做扶贫立法的前期准备工作，2012年成立扶贫立法工作领导小组。2014年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扶贫办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时，认为扶贫开发要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支持、自身努力、法制保障“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需要法制保障，要加快扶贫立法进程。时至今日，扶贫法草案处于人大、党委、政府内部征求意见阶段，尚未向社会公布。在专门立法出台之前，其他法律，如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85条涉及扶贫立法。在国务院部门规章层面，1997年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方法》、2000年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试行）》、2011年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调整和规范着扶贫工作。
在省（自治区）级层面，自广西1995年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条例》始，广东、湖北、陕西、甘肃、贵州、内蒙古、黑龙江、四川、云南、湖南、江苏等省（自治区）先后颁布扶贫条例。在省级以下的自治地方，如四川省阿坝州，也通过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中央和地方的两级立法中，就时间先后而言，地方先于中央；就立法需求而言，地方愿望更强烈。
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相对于已有研究，中国扶贫法治化现状研究的价值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提供立法论证。中国的扶贫模式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中国扶贫工作进行理性设计，其直接目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保障最弱势群体权益，扶持最贫困地区发展，根本目的是建设法治国家。
二是提炼成功经验。中国扶贫的成就为世界所尊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说：“千年发展目标成功地帮助全世界十亿多人摆脱极端贫困，中国在此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占据了全球减贫的3/4。”世界银行则称之为“中国奇迹”“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模减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指出，中国使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国扶贫法治化研究努力将中国经验转化为中国法治，如果目标能够完成，不仅“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而且“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法治”。
四、研究难点
中国扶贫法治化的研究难点有两个方面。
一是基层经验如何转化为法律制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甘肃省陇南市因电商扶贫成绩突出获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国务院扶贫办将陇南列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其做法已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称为“陇南电商模式”，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协会运作、微媒助力“五位一体”。但是，审视其初期做法，政府引导是由村官、乡镇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在淘宝开网店这种方式打开局面，进而全面推广。事实上，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中纪委重申，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不得做微商，不得在网购交易平台淘宝经营网店。这种基层经验与国家法律、党的纪律相冲突的现象在扶贫实践中是常见现象并具有一定规模。从法律层面寻找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是应急性行政行为与日常性行政行为如何衔接。目前，中央与地方集中全力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这是党的重要使命，也是党的庄严承诺。随着2020年的期限日益迫近，党政机关扶贫工作中应急性、短期增多。中国扶贫法律制度既要立足当前，更要注重长远，特别是2020年以后，要尽可能地降低短期的频率和规模，长期规划并且运用法律手段规范日常，用法律制度保障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左停，赵兴梅.扶贫立法：提升扶贫开发水平的有效途径[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5）.
[关键词]旅游 旅游扶贫 研究综述
旅游扶贫开发是一种特殊的开发扶贫形式,以发展旅游业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为主要目标。
一、我国旅游扶贫工作的发展现状
我国旅游扶贫工作是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实践和理论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距离中心城市或重点旅游线路景点较近,选择了开发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兴办旅游业的道路,很快取得了脱贫致富的效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七五”计划将旅游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批贫穷落后、但拥有较高质量旅游资源的地区得到了国家和地方计划内资金的扶持,开始有计划的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工作,在旅游扶贫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
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于2000年8月8日正式挂牌,拉开了我国“三区”建设工作的序幕,其他各省也纷纷开展“三区”建设,如广东省从2002年5月起全面启动旅游扶贫计划,通过省旅游局和各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采取政策扶贫、规划扶贫、信息扶贫、教育扶贫和人才扶贫等多种方式,对粤北、粤西和粤东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旅游扶贫工作,以旅游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主要内容
综观国内的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领域: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旅游扶贫的效应研究; 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对策研究;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其他专题研究等。
1.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
旅游扶贫指的是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
认为旅游扶贫的对象,即目标地区主要是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是相对贫困地区,既包括了国家所界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绝对贫困),也包括了虽已脱贫但经济仍欠发达的地区。刘向明,杨智敏也有类似看法,还认为旅游扶贫不能仅限于“物质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贫困”。
旅游扶贫的提出有多方面的意义和自身特点。高舜礼认为旅游扶贫的意义在于:向全社会展示了旅游业强大的综合功能;扩大了旅游业的社会影响;开拓发展子“大旅游”的思路;为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2.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
乡村旅游资源是旅游扶贫的重要资源基础,因而也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被认为是乡村旅游资源的核心之一(王兴水等)。谢彦君认为,旅游城市所具有的巨大的客源输出潜力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面向旅游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的关键是乡土化,具体体现在文化性、特殊性、民俗性、生态性和参与性等几个方面。保持与城市旅游供给的互补性和差异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
3.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郭清霞提出旅游扶贫的战略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以特色资源为发展依托、以特色旅游产品为发展支柱;以当地居民受益为目的、以脱贫致富为目标;以环境保护、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赵丽丽提出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启动与发展两大战略。白凤峥和李江生提出了“旅游扶贫试验区”的设想,宜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的管理模式。吴铮争和杨新军立足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分析,提出了基于生态环境价值补偿机制的我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与旅游扶贫的具体思路和措施。金方梅以乡村民族文化的演化模式为依据,通过对文化旅游者进行分析,提出了“三向参与”的文化保护开发模式。胡锡茹认为云南在多年旅游扶贫的实践中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和边境旅游扶贫模式。梁明珠依据“实现主体利益持续互动均衡”的原则,就关乎生态旅游成败和农民生计的土地补偿、利益分配、培训与就业社区参与等问题,提出了建立“三农”利益保障机制的设想。
4.旅游扶贫的效益研究
周歆红定义旅游扶贫效应就是讲旅游扶贫功能和意义、旅游扶贫在贫困地区发展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旅游扶贫的负面影响等。赵小芸从投资贡献(量)和投资效率(质)两个方面对西部地区的旅游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定量研究。阳国亮则探讨了旅游经济中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旅游扶贫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更大,旅游扶贫的效果更显著。操建华运用专家调查法、增加值率法和投入产出法研究了旅游收入和旅游业增加值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以及旅游收入乘数和就业乘数。
林红也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旅游扶贫”,论的最大危害在于引发各地盲目开发、上项目,并提出应冷静看待“旅游扶贫”在西部开发中的效应。贾芳也注意到旅游扶贫中应满足的条件和旅游业的脆弱性。
5.旅游扶贫的经验与问题
经过近二十多年的旅游扶贫开发实践,我国旅游开发扶贫已有不少可以值得借鉴的规律和经验。认识不到位,在实践中忽视社区利益,利益分配不公,从而没有起到旅游扶贫的作用(陈秀琼,黄金火;万青;钟国平等)。同时存在有将旅游扶贫简单地等同于旅游开发、旅游扶贫开发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郭清霞)、把陋习当作特色来开发和只关注眼前的效益等问题(程占红)。(曹艳英等;刘红艳)指出我国目前的旅游扶贫存在着项目、产品设计单一、经营粗放,而且季节性明显、模式雷同、缺乏特色,显露出极度的初级化特征。旅游扶贫的规模小,组织形式分散,缺乏灵活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市场竞争秩序混乱,难以形成区域性、规模性的整体布局和具有吸引力的拳头产品从而难以形成真正的经济优势(刘红艳等)。
三、国内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系统化旅游扶贫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处在初级阶段。在研究的对象方面,我国扶贫旅游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尽管对政府作用、社区的参与、乡村文化资源等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对贫困人口的关注显然不足。在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度方面,缺乏理论建树,旅游扶贫的对象、目标不够明确,对扶贫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对扶贫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等,对旅游扶贫的研究是一般性研究多,如大都集中在旅游扶贫的功能、模式、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对旅游扶贫中一些较深层的主题,如贫困人口受益模式、一些较具可操作性和示范性做法的理论基础分析等较少涉及;对特定地区宏观性分析较多,还未见到对较为成功的微观单元的有深度的实证研究。除了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外,对政府的作用、社区的参与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必要性论述和一般性探讨,缺乏系统的研究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机制的建立和模式的设计等。关于社区参与、农户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旅游系统如何与其他经济系统的联系等,缺乏系统研究,缺乏有效地体现于一个模式之中。对贫困人群在旅游中的作用、参与程度、参与中存在的障碍以及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等的问题,基本没有涉及。
四、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发展趋势
1.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扶贫一种新的可持续模式,目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难题:如何解决社区参与的个人激励问题;如何使社区居民正确显示其偏好,并如何整合个人偏好以形成促进社区利益的一致决策;社区政府是否能够采纳社区的建议;社区参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途径等问题。
2.应注重将视角对准贫困人口本身,真正将贫困人口作为旅游扶贫系统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以他们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通过对各种旅游形式对贫困人口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实际影响进行系统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实证分析。
3.对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等相关利益主体对旅游扶贫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在旅游与反贫困的研究中,旅游发展理论和贫困理论相结合,多角度的综合分析和有针对性的具体分析相结合,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旅游扶贫开发活动,充分发挥旅游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潜力。
4.加强对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联系方式和结合模式的理论研究十分必要,有利于跳出就旅游论旅游的思路,注重与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相结合,与农、林、牧、渔、副及乡镇企业协作发展,与本地特色产业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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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扶贫 理论 综述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1.003
教育扶贫，是指以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社会培训机构等教育大系统为主体，以贫困人群为客体，以传播知识技能和提升文化素质为内容，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一种扶贫方式。上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系统科学等多个视角对教育扶贫理论进行了研究。及时梳理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教育扶贫理论发展，指导我国当前教育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1.1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研究
国外教育扶贫思想最先起源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的关系时，注意到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基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教育扶贫思想。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最早从经济增长视角关注贫困问题的人，早在18世纪末，他就提出了土地报酬递减理论，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大于生活资源的增长速度会使生态环境恶化和土地肥力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最终会导致人口贫困，应当通过限制人口增长和加大资源投入来消除贫困。①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进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投资才能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②到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难以增长的现象，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另外，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莱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都阐述了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进而摆脱贫困的观点。
在国内，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始于对西方反贫困理论的总结比较，或结合中国反贫困实践进行理论的检验、分析和整合。③姜德华等人是较早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问题的国内学者。在1980年代末，姜德华通过研究完成了对中国区域性贫困的分类和描述，认为资源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④杨能良、黄鹏也认为，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加大对教育的政府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⑤
1.2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思想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人力资本投资与脱贫关系问题。相关研究者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因素，而在于人的素质和能力，是个人不适应或缺乏生产导致了贫困，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力商品化水平。⑥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学者舒尔茨。1960年，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⑦继舒尔茨之后，丹尼森也研究了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作用问题，并在其著作《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通过计算分析，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国内，王小强、白南风是较早对人力资本贫困论和素质贫困原因说进行研究的人，他们在《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考察》一书中，把人口素质确定为贫困的原因，并通过“进取心量表”对人的素质量进行测量。⑧到90年代中期，阎文学也分析认为贫困落后的本质在于人的素质差，甚至通婚圈狭小而造成的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也会导致人口智力素质低下，造成贫困。⑨龚晓宽则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⑩何家理、查芳、陈绪敖等人通过对陕西7地市18个贫困县教育扶贫效果调查，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扶贫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教育扶贫具有推动人口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减轻当地环境承载压力、引起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发生变化、外出务工的工资同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农户由单一的种粮转向种粮与经济作物相结合、人们生育^念发生变化等方面的功效。
可见，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资源的匮乏导致了贫困的发生，主张通过加大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摆脱贫困。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的欠缺导致了贫困，主张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摆脱贫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都是在认同教育对摆脱贫困具有积极功能这一假设基础上进行的论述。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2.1 基于文化、观念视角的研究
195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奥斯卡・刘易斯在其作品《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中提出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 同时，他还强调，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使得贫困文化“代代相传”。 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其《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现代制度和观念中存在的低效率、教条僵化和不平等，是造成了南亚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应当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和教育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来促进一个正常的、良性因果循环积累社会的形成。
刘易斯和缪尔达尔在论述贫困原因时，都强调了共同的贫困文化、观念会导致贫困的延续。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的提出，给研究者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国学者吴理财认为，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 ，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由于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贫困文化可以通过儿童社会化得以传递，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难以通过一时的物质贫困的消除而根除， 因此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 所以，反贫困的关键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阎文学等认为贫困地区人们头脑中的“守贫”思想和落后的观念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制约。 另外，国内学者在研究贫困的文化原因时，也注意到了文化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现象。正如郑杭生所论述，在中国，贫困的世代传递反映了社会代际之间垂直流动率及流动机制的问题。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下，农村贫困将更多受到代际传递影响。 李梦鸽从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角度分析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提出了以教治贫，用教育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措施，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可以有效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但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没有回答“最初的贫困是什么引起的”。他们可以说“是贫困引起了进一步的贫困”，但他们不能说“是贫困引起了最初的贫困”。因此，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2 基于政策、制度视角的研究
在研究贫困原因时，有的学者认为，在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的不均衡、制度的缺失、权利分配不公等人为因素会造成贫困的发生，并由此提出了贫困的政策、制度原因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最先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一书中提出了基于能力、权利和福利的权利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因为贫困人口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能力的缺乏来源于权利的贫困。因此，应当重建个人的能力，扩大穷人自由范围以增加其选择的机会。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贫困程度之间具有关联性，通过教育可以重建个人的能力，提高收入并摆脱贫困。近年来，有学者对米兰、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的研究表明，现代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政策失衡、制度缺失、机会不均、分配不公等原因使一些碜缘褪杖爰彝ィ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正成为该地区贫困阶层的主力军。
我国学者周丽莎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观点，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 单丽卿在“教育差距与权利贫困――基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践困境的讨论”一文中也阐释了以教育差距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如何导致了贫困的再生产。并强调扶贫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村人口的权利状况，以消灭权利贫困、实现权利平等为主要政策取向。
可见，贫困既有个人层次的原因，更有社会层次的原因。政策、制度的失衡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产生新的贫困群体。教育在打破贫困文化和陈旧观念，优化社会结构，促进权利分配均衡，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3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
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是在教育的扶贫功能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试图建立独立的教育扶贫理论的努力。目前，这一视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即扶教育之贫；二是通过教育对其它事业的扶贫研究，即依靠教育扶贫。
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是建立在认同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发展和壮大教育事业，促进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进而达到经济社会大发展和消除贫困的目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属于这一范畴。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对发展教育与科技进步间的关系进行的广泛讨论也属于这一视角。
通过教育实现对其它事业的扶贫，是反贫困意义上实质性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它通过论述教育扶贫的内涵、意义、功能、作用、模式等基本内容，为教育扶贫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早在上世纪初，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就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力图通过教育解决国民生计问题。现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1997年，学者林乘东首次提出了教育扶贫论，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并通过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入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投资能够向贫困人口倾斜。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强调教育扶贫功能的基础上，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
4系统科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
出席研讨会的有：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范小建，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洪天云、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主任陈武明，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希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南方）减贫与发展研究员副院长谭诗斌，以及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和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有关负责人。研讨会由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苏国霞主持。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切实加强扶贫理论和政策研究，对扶贫实践进行系统总结，逐步完善中国特色扶贫理论和政策体系”。为贯彻落实《纲要》这一要求，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计划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在“十二五”后三年开展“中国特色扶贫理论培训系列参考教材”编写工作。初步拟定的教材有《中国的发展与扶贫开发》《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扶贫开发途径与方式》《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扶贫开发治理结构》《扶贫规划与监测评估》《国际减贫借鉴与合作》等。同时，编辑一本《扶贫开发政策文件汇编》。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扶贫开发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扶贫开发理论培训教材的开发建设，也落后于贫困地区干部培训工作实际，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扶贫干部培训教学的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很有必要。专家们围绕教材的定位、框架及编撰工作的分工与保障充分交流了意见。
范小建充分肯定了扶贫理论教材编写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专家们的建议。他指出，我国扶贫工作成绩很大，但是扶贫理论储备不足，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完善理论研究，能够为今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也能够为世界扶贫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从培训工作来讲，课程设置、教学力量和教材是三大块业务，通过教材的编写整体推动和提高培训工作的思路是正确的。
具体到教材编写工作，范小建强调了三点：一要体现执政理念。中国的扶贫工作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它既是一项经济工作，也是一项政治工作，扶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个重要的执政理念，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楚地认识到选择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是整个教材编写中要考虑的事情。二要注重变化。要动态地看，要变化地看，写出深度。8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扶贫，现在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扶贫，这两阶段的背景、条件不一样；过去是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扶贫，现在是在开放的环境下扶贫，扶贫所遇到的问题、面临的压力从性质上来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过去是在二元结构状态下扶贫，现在是在向城乡一体发展的状态下扶贫，这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过去是在一种普遍贫困的情况下扶贫，现在是在区域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扶贫，城乡差距、基尼系数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过去是在有巨大的人口红利的情况下扶贫，现在新增劳动力高峰已经过去了。这30年我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提出来的问题也是尖锐的，这一点必须要把握，在整个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防止静态描述，要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三要联系实际。教材是理论的读本，同时也要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因为毕竟教材主要的对象是扶贫工作者。怎么体现这种针对性和操作性？打个比方，光靠穷人自己有时很难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一定要有能人的带领，这是大家都普遍认同的一个道理。但如果只是找一个会赚钱的人带着一群穷人走，可能主要的受益人就是那个老板，大多数好处都被老板拿走了。我们就必须得找能够体现执政理念的人带着这些穷人往前走，这样才能达到预定目的。这既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教材的编写就要针对类似现象，既阐述理论，又联系实际，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通过个案提炼出一些共性的东西，立足实践提炼出一些理论的东西，这样教材才能编写得生动。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or population, but also related to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the task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mains arduous .In November 2013,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he visited Xiangxi, Hunan province, and solved many problems in 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Later, as the essence and highligh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era,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further improved in practice, and a series of policy documents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issued one after another .At pres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st poor people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ir family incomes have exceeded the poverty line.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mainly derive their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st of Chinas poor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forefront of rural work. They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managing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are also the executor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H town of Hez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local poverty struck households and policy execution statu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target group, executive environment and executive ways by looking up all level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documen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of the Smith model and milt-hor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the central work of H tow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 town has spent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task of lifting all the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 town has such problems as inaccurate implementation, target group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arget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and devi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villager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ackward thinking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ural economic foundation is weak, policy propaganda is not in place, the masses distru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gen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raining, clear responsibilitiesSecond,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cultivat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stimulate the sense of self-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sThir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iz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ith various resources; Fourth, to improve the wa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larify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villag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villager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农村扶贫开发的总称谓，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成就之上，另一方面它牢牢把握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可能1。中国的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扶贫开发的工作量如此之大。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几亿人口脱贫。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为 7.7 亿人，2017 年下降到 3046 万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到目前累计减贫 6853 万人，2/3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2。中国的减贫经历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经验，现已进入实施全面脱贫的全力奋战以及收尾阶段。
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是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实现政策目标影响更大3。古往今来的政策执行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工作经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层级距离，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递过程频繁出现信息漏斗幽灵，这为政策执行偏差出现埋下隐患4。随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脱贫的速度却逐渐放缓，是什么原因导致扶贫步伐减慢，基层是如何执行政策的，有哪些因素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值得深思熟虑。因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 J 县 H 镇作为调研地区，深入走访调查，用访谈和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意义 。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逐步得到了落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依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各级政府也逐步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利用大量资源去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深入，扶贫工作的成效逐渐显露。精准扶贫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学者也争相加入扶贫研究的行列。有关精准扶贫的理论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变得越发的成熟。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扶贫的道路上探索了 40 年，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困经验，总结了一定反贫困理论，但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不满六年，相关的理论尚不丰富。就目前来看，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评价等方面，相较来说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乡镇这一层级面临的政策执行困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解决基层精准扶贫实践的困惑和错漏。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会丰富和完善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研究，为现行的扶贫工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以后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富足，但也有一部分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各地贫困原因复杂，政策实施起来容易出现偏差。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有助于加快中国扶贫进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山东省菏泽市 H 镇实际，列举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对提高乡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由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近期，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但专着依旧很少。目前，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黄承伟认为，精准扶贫就是把真正贫困的人口纳入到系统中，深入了解贫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1。李鵾,叶兴建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识别、帮扶、管理、考核最终达到减贫目的的，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式1。李小云强调，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由区域扶持转向贫困农户的发展，采用将社会兜底与扶贫增收相结合的方式2。汪三贵，郭子豪认为，精准扶贫是帮助真正贫困的人口和家庭，摸清需求，找准贫困原因，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有针对的帮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的过程3。
第二，精准扶贫的机制。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先要依靠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为贫困群体提供增长收入的机会，还要加强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建设4。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认为，应该将循证实践方法引入精准扶贫中，维护各方参与者利益平衡5。
郑瑞强，王英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6。莫光辉，张玉雪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加快构建区域联网的贫困信息库，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7。
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唐丽萍，章魁华从执行样态的角度进行界定。他们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按照一定的逻辑、采取一定手段完成扶贫目标的过程8。陈冠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前期准备、政策实验、宣传解释、监督控制9。谢飞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政府与各方社会力量合作落实政策的过程，并且强调执行过程的民主性10。
第四，精准扶贫的问题。
王国勇，邢溦从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11。徐长新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困难群体难以界定，常驻机构往往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帮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前期脱贫工作效果不好1。葛志军，邢成举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民参与度不足、帮扶缺乏差异性、扶贫资金分配不均、政策死板、帮扶效果不显着的问题比较突出2。
第五，精准扶贫的经验对策。
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找准突破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精准帮扶，引入新的发展理念3。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培训，探索联合帮扶，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4。李丹凤，王亚芬认为，应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教育扶贫，因村因人施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考核机制5。朱海波，张学彪认为电商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在贫困地区构建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加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6。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精准扶贫由习近平首次提出，是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经验。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并没有发现国外有关精准扶贫的论述。但是贫困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虽然没有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但反贫困研究成果颇丰，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外反贫困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第一， 贫困理论。
英国的 B.Seebohm Rowntree 是最早以收入水平界定贫困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全家人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贫困家庭7。自此以后，各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贫困应如何界定，以收入为主要界定条件的理论越发丰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国的学者们发现，仅仅以收入水平衡量贫困太过于片面，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多维贫困。印度的 Deepa Narayan 等人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公平参与的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贫困8。R.Nurkse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1。
第二， 反贫困理论。
Amartya sen 认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有效的摆脱贫困2。反贫困不是一味地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让他们主动地去学习，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家致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R.Nurkse 认为，国家加大对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贫困问题，但投资要建立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3。政府先进行大规模投资，慢慢引诱社会投资者参与，久而久之，贫困地区的投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从而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贫困，所以人们应该以节育的方式抑制贫困4。马尔萨斯的思想十分具有争议，人不仅会消耗资源也会生产资源，一味地减少人口，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倒退。
第三， 反贫困政策执行。
英国政府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强调政府责任，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帮扶5。印度政府在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则强调多元化参与，设立专门化扶贫机构6。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在贫困理论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从扶贫过程、扶贫方式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识别精准，关注重点应由区域转向农户，帮扶要结合实际。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先是以单纯地以收入水平认定贫困，后又发展出了多维贫困的思想，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地位、权利平等、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等因素。
在扶贫机制方面，国内学者从教育、利益平衡、资源配置、执行过程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贫困要依靠教育进行阻断，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增收机会，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利益，应引入大数据技术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国外学者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要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应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靠自己的劳动脱贫。但这种机制具有局限性，只适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后来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应加大反贫困项目建设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后又提出了饱受争议的节育以抑制贫困的理论。
在扶贫政策执行方面，国内学术界相较于国外对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引入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了执行的精准性。国内学者从管理、考核、财政等角度考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经费投入，引导各界参与，动态管理贫困人口，加强考核，构建电商产业链等对策，内容更加丰富。国外学术界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历史更加久远，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研究影响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强调了政府机构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 国外对反贫困的研究早于国内数十年，理论成果相对丰富。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于贫困界定和反贫困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人研究扶贫政策执行的问题，且研究者多为学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理论色彩浓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本文以 H 镇扶贫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结合本人多年的基层扶贫经验，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拓宽反贫困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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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四、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一) 本文的创新点
(二) 本文的不足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贫困及其认定
(二) 精准扶贫
(三) 精准扶贫政策
(四) 政策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相关模型
(一) 史密斯模型
(二) 米特-霍恩模型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 H 镇贫困概况
(一) H 镇概况
(二) H 镇贫困人口概况
二、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
(一) 精准识别政策执行现状
(二) 精准帮扶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退出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不精准
(二) 政策目标群体阻碍政策执行
(三) 政策执行环境不理想
(四) 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互动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素质与能力偏低
(二) 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
二、 政策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二) 政策目标群体思想落后
三、 执行环境因素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基础薄弱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
四、 政策执行方式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习惯于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二) 目标群众缺少有效互动渠道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完善 H 镇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
(一) 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二) 建立权责相符的管理体制
二、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群体的政治素质
(一) 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素质
(二) 提高贫困人口自强意识
三、 优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
(一)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 扩大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四、 改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方式
(一) 明确村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民沟通渠道
结 论
2018 年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最艰巨的任务依旧是脱贫攻坚。随着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精准扶贫工作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作为直面农村人口脱贫问题的乡镇政府，更应该深入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应如何解决。本文从 H 镇近年来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出发，通过查阅由国家到市县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以及对 H 镇领导、扶贫人员、驻村工作队、贫困户、村民进行访谈等方式，对 H 镇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分析。总的来说，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H 镇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扶贫项目分红和健康保险的发放让贫困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识别和脱贫过程不精准、村民不愿主动参与扶贫工作、贫困户脱贫动力不足、村民思想落后不配合工作、执行人员不愿与贫困户互动等。针对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结合史密斯模型和米特-霍恩模型从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执行环境和执行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主要是因为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素质能力不足，村民文化水平有限、政治思想落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宣传力度有限，政府缺乏群众参与意识、村民缺少反馈渠道，才出现了上述问题。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or population, but also related to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the task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mains arduous .In November 2013,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he visited Xiangxi, Hunan province, and solved many problems in 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Later, as the essence and highligh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era,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further improved in practice, and a series of policy documents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issued one after another .At pres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st poor people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ir family incomes have exceeded the poverty line.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mainly derive their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st of Chinas poor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forefront of rural work. They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managing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are also the executor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H town of Hez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local poverty struck households and policy execution statu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target group, executive environment and executive ways by looking up all level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documen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of the Smith model and milt-hor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the central work of H tow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 town has spent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task of lifting all the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 town has such problems as inaccurate implementation, target group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arget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and devi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villager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ackward thinking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ural economic foundation is weak, policy propaganda is not in place, the masses distru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gen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raining, clear responsibilitiesSecond,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cultivat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stimulate the sense of self-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sThir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iz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ith various resources; Fourth, to improve the wa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larify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villag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villager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农村扶贫开发的总称谓，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成就之上，另一方面它牢牢把握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可能1。中国的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扶贫开发的工作量如此之大。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几亿人口脱贫。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为 7.7 亿人，2017 年下降到 3046 万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到目前累计减贫 6853 万人，2/3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2。中国的减贫经历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经验，现已进入实施全面脱贫的全力奋战以及收尾阶段。
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是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实现政策目标影响更大3。古往今来的政策执行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工作经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层级距离，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递过程频繁出现信息漏斗幽灵，这为政策执行偏差出现埋下隐患4。随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脱贫的速度却逐渐放缓，是什么原因导致扶贫步伐减慢，基层是如何执行政策的，有哪些因素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值得深思熟虑。因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 J 县 H 镇作为调研地区，深入走访调查，用访谈和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意义 。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逐步得到了落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依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各级政府也逐步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利用大量资源去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深入，扶贫工作的成效逐渐显露。精准扶贫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学者也争相加入扶贫研究的行列。有关精准扶贫的理论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变得越发的成熟。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扶贫的道路上探索了 40 年，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困经验，总结了一定反贫困理论，但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不满六年，相关的理论尚不丰富。就目前来看，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评价等方面，相较来说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乡镇这一层级面临的政策执行困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解决基层精准扶贫实践的困惑和错漏。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会丰富和完善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研究，为现行的扶贫工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以后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富足，但也有一部分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各地贫困原因复杂，政策实施起来容易出现偏差。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有助于加快中国扶贫进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山东省菏泽市 H 镇实际，列举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对提高乡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由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近期，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但专着依旧很少。目前，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黄承伟认为，精准扶贫就是把真正贫困的人口纳入到系统中，深入了解贫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1。李鵾,叶兴建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识别、帮扶、管理、考核最终达到减贫目的的，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式1。李小云强调，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由区域扶持转向贫困农户的发展，采用将社会兜底与扶贫增收相结合的方式2。汪三贵，郭子豪认为，精准扶贫是帮助真正贫困的人口和家庭，摸清需求，找准贫困原因，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有针对的帮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的过程3。
第二，精准扶贫的机制。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先要依靠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为贫困群体提供增长收入的机会，还要加强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建设4。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认为，应该将循证实践方法引入精准扶贫中，维护各方参与者利益平衡5。
郑瑞强，王英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6。莫光辉，张玉雪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加快构建区域联网的贫困信息库，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7。
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唐丽萍，章魁华从执行样态的角度进行界定。他们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按照一定的逻辑、采取一定手段完成扶贫目标的过程8。陈冠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前期准备、政策实验、宣传解释、监督控制9。谢飞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政府与各方社会力量合作落实政策的过程，并且强调执行过程的民主性10。
第四，精准扶贫的问题。
王国勇，邢溦从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11。徐长新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困难群体难以界定，常驻机构往往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帮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前期脱贫工作效果不好1。葛志军，邢成举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民参与度不足、帮扶缺乏差异性、扶贫资金分配不均、政策死板、帮扶效果不显着的问题比较突出2。
第五，精准扶贫的经验对策。
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找准突破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精准帮扶，引入新的发展理念3。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培训，探索联合帮扶，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4。李丹凤，王亚芬认为，应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教育扶贫，因村因人施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考核机制5。朱海波，张学彪认为电商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在贫困地区构建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加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6。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精准扶贫由习近平首次提出，是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经验。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并没有发现国外有关精准扶贫的论述。但是贫困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虽然没有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但反贫困研究成果颇丰，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外反贫困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第一， 贫困理论。
英国的 B.Seebohm Rowntree 是最早以收入水平界定贫困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全家人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贫困家庭7。自此以后，各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贫困应如何界定，以收入为主要界定条件的理论越发丰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国的学者们发现，仅仅以收入水平衡量贫困太过于片面，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多维贫困。印度的 Deepa Narayan 等人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公平参与的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贫困8。R.Nurkse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1。
第二， 反贫困理论。
Amartya sen 认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有效的摆脱贫困2。反贫困不是一味地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让他们主动地去学习，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家致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R.Nurkse 认为，国家加大对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贫困问题，但投资要建立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3。政府先进行大规模投资，慢慢引诱社会投资者参与，久而久之，贫困地区的投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从而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贫困，所以人们应该以节育的方式抑制贫困4。马尔萨斯的思想十分具有争议，人不仅会消耗资源也会生产资源，一味地减少人口，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倒退。
第三， 反贫困政策执行。
英国政府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强调政府责任，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帮扶5。印度政府在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则强调多元化参与，设立专门化扶贫机构6。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在贫困理论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从扶贫过程、扶贫方式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识别精准，关注重点应由区域转向农户，帮扶要结合实际。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先是以单纯地以收入水平认定贫困，后又发展出了多维贫困的思想，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地位、权利平等、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等因素。
在扶贫机制方面，国内学者从教育、利益平衡、资源配置、执行过程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贫困要依靠教育进行阻断，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增收机会，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利益，应引入大数据技术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国外学者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要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应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靠自己的劳动脱贫。但这种机制具有局限性，只适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后来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应加大反贫困项目建设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后又提出了饱受争议的节育以抑制贫困的理论。
在扶贫政策执行方面，国内学术界相较于国外对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引入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了执行的精准性。国内学者从管理、考核、财政等角度考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经费投入，引导各界参与，动态管理贫困人口，加强考核，构建电商产业链等对策，内容更加丰富。国外学术界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历史更加久远，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研究影响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强调了政府机构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 国外对反贫困的研究早于国内数十年，理论成果相对丰富。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于贫困界定和反贫困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人研究扶贫政策执行的问题，且研究者多为学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理论色彩浓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本文以 H 镇扶贫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结合本人多年的基层扶贫经验，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拓宽反贫困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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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四、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一) 本文的创新点
(二) 本文的不足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贫困及其认定
(二) 精准扶贫
(三) 精准扶贫政策
(四) 政策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相关模型
(一) 史密斯模型
(二) 米特-霍恩模型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 H 镇贫困概况
(一) H 镇概况
(二) H 镇贫困人口概况
二、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
(一) 精准识别政策执行现状
(二) 精准帮扶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退出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不精准
(二) 政策目标群体阻碍政策执行
(三) 政策执行环境不理想
(四) 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互动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素质与能力偏低
(二) 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
二、 政策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二) 政策目标群体思想落后
三、 执行环境因素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基础薄弱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
四、 政策执行方式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习惯于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二) 目标群众缺少有效互动渠道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完善 H 镇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
(一) 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二) 建立权责相符的管理体制
二、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群体的政治素质
(一) 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素质
(二) 提高贫困人口自强意识
三、 优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
(一)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 扩大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四、 改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方式
(一) 明确村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民沟通渠道
结 论
2018 年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最艰巨的任务依旧是脱贫攻坚。随着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精准扶贫工作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作为直面农村人口脱贫问题的乡镇政府，更应该深入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应如何解决。本文从 H 镇近年来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出发，通过查阅由国家到市县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以及对 H 镇领导、扶贫人员、驻村工作队、贫困户、村民进行访谈等方式，对 H 镇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分析。总的来说，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H 镇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扶贫项目分红和健康保险的发放让贫困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识别和脱贫过程不精准、村民不愿主动参与扶贫工作、贫困户脱贫动力不足、村民思想落后不配合工作、执行人员不愿与贫困户互动等。针对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结合史密斯模型和米特-霍恩模型从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执行环境和执行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主要是因为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素质能力不足，村民文化水平有限、政治思想落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宣传力度有限，政府缺乏群众参与意识、村民缺少反馈渠道，才出现了上述问题。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娄底417000）
摘 要：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和政策有一些共同点，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尊重我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下，我国在推进贫困治理进程中，可合理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反贫理论政策。
关键词 ：贫困治理；理论、政策比较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263-03
贫困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促进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差、底子薄，不平衡现象突出。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探索，不断消除贫困，努力推进共同富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推进贫困治理的进程中，我们对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政策进行比较，在尊重我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下，可以对西方国家的反贫理论政策进行合理分析与借鉴。
一、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比较
（一）国外贫困治理理论
1、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主要是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决定原因。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剥夺者被剥夺”，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消灭贫困、彻底消灭贫困。
2、西方经济学的贫困治理理论
（1）1943年，英国伦教大学教授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提出“大推进的平衡增长”反贫困理论。（2）1949年普雷维发表了《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详细阐述了“中心——外围”理论。（3）195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纳蚋克斯（RagnarNarkse）出版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系统地提出了贫困恶循环理论。（4）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略论“发展极”的概念》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发展极”的概念和理论。（5）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6）1958年，针对平衡增长理论模型的缺陷及其运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美国经济学家艾仁特·赫希曼（Albea·O·tIirschman）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7）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代表作《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和《富国与穷国》中，详细地阐述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的贫困理论。（8）1969年，希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在《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平等交换”理论。（9）萨米尔·阿明在《世界范围的积累》、《不平等发展》等书中，提出“依附贫困理论”。（10）在以上基础上，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在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提出了“新的依附结构”理论（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型依附、技术——工业型依附）。（11）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3、西方社会学趋向的贫困治理理论：贫困文化论、“权利或能力贫困论”
（二）我国贫困治理理论形成与发展简述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一直处于贫困边缘，早期温饱问题无法解决的地方和人民还有很多。但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党和我国各届领导人的带领下，我国贫困现状有较大改观，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甚至有一部分人先走上了富裕之路，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在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上，各届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理念，形成了一定的贫困治理理论：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反贫困道路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贫困的关键是解决农民的生存与生活问题。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是实施反贫困的基本手段。
邓小平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先富带动后富、发展才是硬道理、依靠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反贫困等观点。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消除贫困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保持稳定的前提，是实现最基本人权的保障。
科学发展观下的贫困治理理论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开发式扶贫，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社会性贫困治理思想。
（三）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比较
1、发展趋势的共同点
从国内外贫困治理工作的发展趋势来看，两者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无论是西方贫困治理理论还是我国的贫困治理理论都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即：从宏观理论范式到微观理论范式的转变；从经济范式到社会文化范式的转变；从制度范式到素质、权利范式的转换。
2、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的差异
（1）治理对象的差异。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导致贫困人口数量巨大，覆盖面广，集中在农村；国外则相对较少，贫困阶层主要为城市失业人口、流浪者。我国治贫理论更侧重于解决我国农民的贫困问题。
（2）目标方式的差异。我国治理理论从解决温饱问题入手，逐步走向社会性贫困治理。国外治理理论则注重经济、文化、社会多个角度对贫困致因的分析，从而形成理论体系，以求全面解决贫困人口的多方面诉求。
（3）理论来源的差异。国外贫困治理理论以经济学家对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现象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后，形成理论，提出治理的对策。我国的贫困治理理论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各种实践工作的总结与提炼。
（4）制度基础的差异。国外更注重人的权利，“人权高于一切”。理论上对根本制度的致贫讨伐、治贫机制的缺失给予给多关注。
（5）实施情况的差异。中国贫困治理理论来自实践，也回归于实践。每一代领导人均把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和谐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实行，以政策制度方式部署，举全国之力推行，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二、国内外的扶贫开发政策比较
（一）国外的扶贫开发政策
众所都知，贫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世界各国就如何应对和解决贫困问题上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纵览国内外主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有如下几方面：
1、加强教育，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扶贫。二十世纪以来，部分发展国家就十分重视通过教育设施投资，开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和贫困缓解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2、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及救助制度，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英国在1572年就在全国征收“济贫税”；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是人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部法典；1948年成立国民救济委员会，同年开始执行《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济法》，从此英国率先进入现代福利国家。
3、区域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维持贫困群体的可持续性生计。1990年，德国成立了“统一基金”专门用来援助原东德地区。同时联邦政府运用高利率政策，迅速调整东部地区落后的产业结构，将欧盟各国的资金引向德国，然后利用政府的高额补贴提供贷款、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给向投资东部的企业。
4、实施就业和增收的各种扶贫开发计划。根据对经合组织美、英、法等11个成员国财政资金支持困难群体项目分析的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或求职援助服务、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职业培训、对雇用失业人员的企业或自谋职业的个人给予工资或就业补贴、扶持失业者创办微小型企业五个方面。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执行的一揽子社会工程——“向贫困挑战”计划，对世界反贫困行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对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若就业时间超过90天，雇主可以向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免税证，年底凭证兑现免税。还有一些国家也通过财政补贴鼓励雇主雇佣困难群体就业。
（二）我国扶贫政策研究
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民经济平稳且较快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贫困现象始终存在着，国家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把扶贫投入作为国家公共财政预算的优先领域来安排，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切实提高扶贫政策的执行力。
1、农村政策。自建国以来，国家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和系列经济发展政策，全面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大一部分贫困地区和农村贫困人口生活现状有所改变。国家相继取消了牧业、农业等税收，在中国存在2600多年的农业税收被取消，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缴纳税收的痛苦历史。特别是当全面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以后，农民更是喜笑颜开。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让农民得到了最现实的利益，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民开始有了享受的感觉。
2、区域政策。区域政策是上世纪末开始实行的，最早是针对中国西部实施的大开发战略。中国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滞后，贫困人口集中。十多年西部大开发安排的水利、退耕还林、资源开发等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贫困地区布局；公路建设加快向贫困地区延伸，把贫困地区的县城与国道、省道干线相互连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增加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促进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以及新疆、广西、重庆、宁夏、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地经济社会发展，并把农村扶贫开发作为政策重点加以推进。
3、推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稳定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最基础手段。2007年，国家决定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所有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到2010年底，全国农村得到五保供养的人数为534万户、556.3万人，全国各级财政共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资金96.4亿元人民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方式，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2010年，中央财政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补贴111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补助资金116亿元人民币。
（三）武陵山区成片特困区扶贫开发政策研究
2012年5月26日下午，温家宝在吉首主持召开了跨省市的武陵山片区扶贫工作座谈会。温家宝强调，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内各县的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要向包括武陵山片区的连片特困地区倾斜，有关省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也要向片区倾斜。国家在连片特困地区安排的各类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片区县安排。加大社会帮扶力度，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等到连片特困地区开展定点扶贫。要发挥当地干部群众的主体作用，尽快改变武陵山区和其他连片特困地区的落后面貌。
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扶贫工作研究专家黄承伟指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战略建议由战略、政策和措施三个层面组成。
主要战略建议包括：设立武陵山区综合扶贫试验区；编制武陵山区综合扶贫总体规划；推动区域、村户分级分类等。
主要政策建议包括：强化政策整合力度；推动相关政策机制创新；充分考虑民族支持政策的均衡性、特殊性和灵活性；设立国家级“山地生态扶贫”专项补偿基金等。
主要措施建议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扶贫力度；重点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产业；探索旅游产业与扶贫开发结合的路径及模式；加强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增强村庄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注重加强文化建设；推进特色乡镇建设带动减贫；完善社会保障扶贫体系；促进贫困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加强外部人才的引进；构建特殊类型群体扶持体系等。
（四）国内外扶贫政策比较
1、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有以下特征：
（1）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注重综合开发、全面发展，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五保供养水平，不断完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保障。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推进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低保制度衔接试点，努力使各项政策覆盖所有贫困人口。
（2）坚持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以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为工作对象，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主要资源，以实现贫困人口基本生存和发展为目标，编制专项扶贫开发规划，分年实施。充分发挥各行业部门职责，将贫困地区作为本部门本行业发展重点，积极促进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国土资源、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贫困地区开发建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支援，社会各界参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民收入。
（3）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通过专项扶贫资金、财政转移支付、部门项目建设、社会各界捐助、引进利用外资等途径，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不断探索参与式整村推进、小额信贷、贫困村互助资金等多种扶贫模式。尊重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广泛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广大干部群众自强不息，不等不靠，苦干实干，积极参与决策、投工投劳，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2、国外的扶贫政策具有如下特征：（1）扶贫开发的立法健全，保护困难群体的基本权益；（2）立足本国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差距；（3）明确目标资金保证，科学地进行反贫困；（4）加强服务体系建设，保障贫困群体平等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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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旅游扶贫 扶贫效应分析 扶贫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开发，旅游扶贫以旅游开发的形式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学术界或从理论或从实践角度对旅游扶贫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本文结合2015年5月以旅游扶贫为关键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上的检索结果为依据，总结出目前国内对旅游扶贫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特定地区旅游扶贫开发、贫困人口受益研究、旅游扶贫模式和效益研究等四个角度。
1旅游扶贫效应研究
唐建兵认为人们一般强调了欠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有利因素，夸大了旅游扶贫的正效应，忽视或缩小了欠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不利因素和旅游扶贫的负效应。张小利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旅游乘数理论，以大量的数据对我国旅游扶贫的就业、收入、环境及社会文化效应进行分析。张伟从旅游业二元结构的角度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研究，认为旅游业正式部门未能充分发挥扶贫效应，并对非正式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使贫困人口被挤出旅游获利圈是导致旅游扶贫失效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从实践角度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研究的有马亚妮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对延安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定量评价，认为旅游的乘数效应可以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
2特定地区旅游扶贫开发
李佳、钟林生及成升魁等（2009）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探析了民族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而负面效应不敏感，对发展旅游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具有较高参与热情。吴莎结合影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和优化措施。认为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贫困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并对利益分配体制进行不断地完善，推进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进度，才能使旅游扶贫发挥出相应的作用。
3贫困人口受益研究
张伟、张建春以及魏鸿雁等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于旅游扶贫开发对贫困人口的经济影响和非经济影响，从实际效应――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中实际受益和发展情况、感知效应――贫困人口对景区旅游业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生活变化的感知和态度、效应的可持续性3个方面对旅游扶贫效应中贫困人口的受益和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冯旭芳、徐敏聪以及王红等以山西省陵川县锡崖沟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其旅游开发的扶贫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扶贫开发为贫困人口提供了较多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旅游开发对家庭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对今后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支持态度。
4旅游扶贫模式和效益研究
肖建红，肖江南以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为例探索出三种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扶贫模式（PPT），即以核心景区为基础的传统旅游PPT模式，以彭阳小流域治理生态景观和西吉马铃薯农作物景观为基础的摄影利基旅游PPT模式，以回乡文化、地域文化、丝路文化和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文化利基旅游PPT模式。李清娥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研究发现当地开发和利用地震旅游资源，恢复和整合原有旅游资源，通过各项优惠扶持政策，选择适合而有效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
5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对于旅游扶贫理论及其在国内的实践，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些重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如旅游扶贫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消除乡村贫困的方式，贫困地区居民从旅游扶贫中获益颇多。而对于旅游扶贫的模式，学术界也认为需要依据当地特有的资源条件，整合出资源优势走出自己的特色旅游发展之路。然而目前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旅游扶贫的效应、模式等层面，而没有就根本问题作出深入探讨，例如旅游扶贫的主体和核心是什么，也没有关注社区居民在旅游扶贫中的参与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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