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传统节日、雄黄酒、酒
酒是中国人的主要饮品之一，饮酒的习俗千百年来也和传统节日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俗称过大年。春节活动有三个高潮，就是送灶、岁守、元宵。“送灶”日一般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传说中，灶神爷是玉帝派驻凡间的一个神，负责监督每家每户的所作所为，，每年到腊月二十三日要回天庭向玉帝汇报每户人家的情况，所以家家户户在这一天送他上天，同时祈求灶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送灶神前，先要祭灶神，主人在灶神爷面前放上供品时，酒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为了使灶王爷醉，免得多舌。然后点上香烛，祈祷一番，祭祀就完成了。接着是送灶，要将灶神爷像从灶上恭恭敬敬地取下，放入事先扎好的竹马纸轿上，再由家中的小男上孩双手捧到天井里，燃上火焚化。焚化时，要以酒酹地，以示恭敬。
到了春节这天，一家人放过爆竹后便会欢聚一堂饮椒柏酒。我国古代人们相信春节饮用椒花柏叶浸泡的酒，能使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百病皆除，这是一种美好的祝愿。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道，“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樽。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魏晋以后，人们在元旦除了饮椒柏酒外，还兴起了饮屠苏酒的习俗。屠苏酒是一种用许多味药材浸泡的酒，元旦时“合家饮之，不病瘟疫”。至于守岁的习俗，应当始于南北朝。梁代徐君倩作诗《共内人夜坐守岁》：“欢多情未及，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除夕守岁几乎都是要饮酒的。唐代白居易在《客中守岁》一诗中写道：“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宫中守岁常常大摆宴席，至于一般的文人墨客也往往有感而发，饮酒赋诗。到了宋代，除了“守岁”之外还有“别岁”、“馈岁”。宋代苏轼在《岁晚三首序》中写道：“岁晚相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夕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虽然花样不同，但都离不开酒。袁文的《瓮闲评》评论说：“守岁之事，虽近儿戏，然而父子团圆把酒，笑歌相与，竟夕不眠，正人家所乐也。” 除夕夜喝的“年酒”，通常是“屠苏酒”、“椒柏酒”，也寓意着在新的一年合家安康的美好愿望。除夕守岁时喝酒守岁，那么这酒就称守岁酒。除夕之夜的年夜饭，人们往往边喝边谈，有的甚至还行酒令，其乐融融。这一全家在除夕午夜的聚餐，也称为团圆酒。向长辈敬辞岁酒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
因为清明节时处春和景明之时，所以祭墓和踏青是主要习俗。而无论祭墓、踏青，酒都是少不了的。明人刘侗在《五杂组》中记载道：“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墓，幡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人们扫墓时须带酒菜供品至墓前整齐放好，小辈们点燃香烛叩首祷告。带去的酒菜供品一般都在祭祖后送给坟亲享用，这就叫吃上坟酒。此外，清明节饮酒是不受限制的。因为酒能舒缓人们祭墓之后悲痛的心情，而且在寒食节期间，人们不能生火吃热食，而饮酒可以增加热量。许多文人墨客在清明时节饮酒并留下传世的诗作。如杜牧的《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既然五月是“恶月”，便要寻求辟恶祛邪毒的方法。因此每逢端午节，民间有饮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泡制的“雄黄酒”以驱疾除病的习俗。《清嘉录》记载：“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饮之，谓之雄黄酒。”。俗话说，“饮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古人认为病从口入，邪杂之气多经口鼻吸入。而雄黄被认为“味苦平寒，主寒热、鼠瘘，恶创、疽痔、死肌，杀精恶、物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炼食之，轻身、神仙。”除了雄黄酒之外，民间还有饮用菖蒲、艾叶泡制的“菖蒲酒”来辟邪、除恶、保平安的习俗。唐代殷尧藩在《端午日》中写道：“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到了宋代，名贵药材菖蒲被道家视为“辟邪之物”。在明清之际，饮菖蒲酒辟邪的风气大为盛行。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是一个与家人团圆赏月饮酒的日子，因此又称团圆节。月与酒自古就有着不解之缘。汉代，天子在八月里要饮经过多次酿成的“酎”酒。据五代王仁裕著的《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在宫中举行中秋酒宴，并熄灭灯烛，月下进行“月饮”。唐代酿桂酒较为流行，而饮酒赏月成俗是在宋代。据《东京梦华录》所记载：北宋都城开封在中秋节前，城里城外的酒店皆卖新酒。所有的酒楼都重新装饰门面。到了八月十五的中午以前，所有的酒店都酒尽瓮空了，店主只好把悬挂在酒店门前用以招徕酒客的酒旗拿了下来。明清之时，中秋节以饮桂花酒为习俗。中秋之夜，看着皎洁、清辉的月光，许多骚人墨客吟诗作赋，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作品。如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潜确类书》也记载道：诗人苏轼和朋友游览金山，恰逢中秋，众人便相呼相偕登上山顶的高台，酒酣之际，苏轼约请好友袁淘清唱《水调歌头》，他自己则随着节拍翩翩舞蹈起来。韩愈在被贬后也在中秋月夜饮酒释怀，写道：“……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重阳节的传统习俗有，如出游、登高、赏菊、插茱萸、吃重阳糕和饮酒等等。大概在魏晋时期，重阳节已有了饮酒的传统，许多地方都饮用酿造的“酒” 。在古人看来，有“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的功效。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道，常饮酒可“治头风，明耳目，去痿，消百病”，具有“令人好颜色不老”，“令头不白”，“轻身耐老延年”的奇效。重阳节不仅有喝酒的习俗，也有饮茱萸酒的做法。人们早有在重阳日佩茱萸的做法，认为茱萸可以祛邪辟恶和长寿。据晋代人葛洪在《西风杂记》中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铒，饮酒，令人长寿。”可见这种习俗由来已久。后来佩戴发展成为了用茱萸泡酒喝。唐代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有说法称为“延寿客”，茱萸为“辟邪翁”，而喝了这两种东西浸过的酒，便能消除阳九之厄。
在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饮酒习俗与传统节日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传统节日不可分割的部分，也为传统节日增添了更多文化内涵和趣味。
参考文献：
1、徐少华，《中国酒与传统文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2、郭泮溪，《中国饮酒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传统的新年，即“宋干节”（“宋干”是梵语的译音），也叫“泼水节”，是公历的每年四月十三日到十六日。节日里，人们抬着或用车载着巨大的佛像出游，佛像后面跟着一辆辆花车，车上站着化了妆的“宋干女神”，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敲着长鼓载歌载舞。在游行队伍经过的道路两旁，善男信女夹道而行，用银钵盛着用贝叶浸泡过的掺有香料的水，泼洒到佛像和“宋干女神”身上，祈求新年如意，风调雨顺；然后人们相互洒水，喜笑颜开的祝长辈健康长寿，祝亲朋新年幸运，未婚的青年男女，则用泼水来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在新年第一天，泰国人都在窗台、门口端放一盆清水，家家户户都要到郊外江河中去进行新年沐浴。
日本
人特别重视新年，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月三日为全国休假日。日本人把十二月三十一日称之为“大晦日”，也就是除夕日。除夕晚上，日本人称之为“除夜”。除夜时他们祈求神灵托福，送走烦恼的旧年，迎来美好的新年，称之为“初诣”。除夕年夜，各处城乡庙宇分别敲钟一百零八下，以此驱除邪恶，日本人则静坐聆听“除夜之钟”，钟声停歇就意味着新年的来到。日本人称元旦为“正日”。一至三日为“三贺日”。在正日，小辈须先去父母那里拜年，向父母问安，然后到亲友家拜年。新年还是个“吃”的节日，各国人民都以食用自己民族的食物来祈求好运。日本人在“正日”这一天，早餐是很丰盛的，吃砂糖竽艿、荞麦面等，喝屠苏酒。此后一连三天，则吃素的，以示虔诚，祈求来年大吉大利。
埃及
是文明古国，公元前四十年，埃及人就能观察星象了，他们发现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时，尼罗河水立时上涨。埃及把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称为“涨水新年”。埃及的克鲁特人迎接新年，是在门口放一张桌子，七八只碟子里供着大豆、扁豆、紫苜蓿和小麦的颗粒，还有好些绿色植物的小芽，这象征丰裕。献给神的东西越多，新年的收成就越多。埃及的新年在秋天，因埃及的农业生产是从秋季开始的。
印度
在元旦那一天，谁也不许对人生气，更不准发脾气。印度有的地区，元旦早上，家家户户哭声不断，人人脸上涕泪横流。他们感叹岁月易逝、人生苦短，用哭来迎新年。有些地区的人们以禁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由元旦凌晨开始直到午夜为止。印度人在过年的前五天，各地都要演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意为罗摩的游行），扮演史诗中的英雄与纸扎巨人“作战”，“英雄”引发点着火的箭，纸扎巨人便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着火烧毁。除夕前，家家户户门前都张贴上各种精美的图画。元旦早上，人们提着精制的小灯，拿着红粉包，出门向老人和亲友拜年。见面道喜后，就互相将红粉涂在对方的额上，表示吉祥如意，抬头见喜。年轻人把红墨水装进水枪里，射到亲友身上，称为“洒红”，表示吉祥如意。
2、元宵节，过完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是过完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之始，因此古人对此加以庆祝，也称上元节。风俗一般是吃元宵，猜灯谜等。
3、清明节，每年的公历4月5号前后，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是中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风俗是祭祖和扫墓，以表示对先人的思念。
4、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大约起于西周初期，后来为纪念诗人屈原。风俗是吃粽子、赛龙舟，农村都有挂菖蒲、蒿草、艾叶等。
5、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风俗是吃月饼，赏月。
论文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
论文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
关键词：端午节俗 流变 发展
一、端午古朴节俗探源
端午节俗的来由历来十分复杂，人们对此看法也不尽相同，在端午节历史流变和传承的过程中，民间百姓普遍参与其中、历代文人又对其吟诗作赋，这些都强化端午节的传说和解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端午节俗的起源占了上风，有些习俗产生的真正根源却被掩盖。
(一)端午节俗起源于季候变化所引起的原始信仰
分析一个节俗的重要因素是对节俗的时间给予充分的重视，时间因素是构成了节俗核心内容的出发点，尤其是农业文化中的节俗更加如此。《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在中国，农历的五月正值春末夏初季候转换，空气中湿度增加，蚊虫病菌大量繁殖。在古代，人们生活方式简单、缺乏医疗常识，面对流行传染的病菌疾病，难免产生恐惧的心里。所以形成五月为恶月的观念，并形成一定禁忌。人们用巫术仪式和手段来进行预防和治疗，而节俗中的很多事项都与此相关，采艾蒿、菖蒲悬于门外，用其沐浴洁身。这些东西除辟邪除秽的功能也给予人们心里慰藉，所以五月季候变化引起的禁忌和信仰，才是端午节浓郁的驱瘟除疫的节日来源。
(二)端午起源于岁时节令夏至
夏至是我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重要节气。夏至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日照充足，作物生长的快，降水也开始频繁，也说明了夏至竞渡的可能性。直到近代，端午节的节俗活动在江南的许多地方仍是在夏至日举行，足以说明古代端午节俗源于夏至，也决定了夏至乃至整个夏至所在的五月的性质。把五月中旬的某一天定为夏至节，既是农业节令，也是生活节令，更是人们开始有能力认识自然天象以从事生产的一个标志。所以人们要给予重视，并形成一些独特的习俗。
(三)端午节俗起源于图腾信仰
百越民族崇拜龙图腾的信仰和新年仪式，也是端午节俗的一个重要来源。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描述了端午起源于龙图腾。他在充分的文献考辨与民俗生活印证中，提出：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腾的民俗节日，端午节最重要的两项活动即竞渡和吃粽子，都与龙有关。从古越民族崇拜龙图腾，到古越民族将夏历五月作为自己的新年，表明了他们民族习俗与龙的内在联系。而如划龙舟、五色饭、五色彩囊和插柳庆贺新年都与端午相关节俗有关。古越民族的新年习俗是端午节俗来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二、 端午习俗传承发展中的附会与流变
端午节俗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传承，节俗中插艾蒿、菖蒲、采药、斗百草等，已经形成了较为定型的节俗与规范。在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了具有全国共享意义的端午节节俗传统，那就是避瘟保健与追念先贤，这两大传统既是端午节的精神核心。
从最初远古时期强调了五月作为公共卫生事业的节日性质，以巫术方式被人们记忆和实践，后来又加入了人神祭祀的内容，端午节是祭祀先人的时节，如楚地的屈原、吴越地区的伍子胥等。一些地方还有瘟神祭祀与送瘟神的活动。这是端午神灵祭祀的早期形态孑遗。慢慢的竞技娱乐也成了端午节俗中不可或缺的项目之一，节日娱乐是传统节日构成的要素之一。汉魏时期围绕着夏至形成的端午节，吸收了南方民族竞赛传统，加重人文活动的色彩。竞赛游戏是端午节日娱乐的主要内容。具体民俗有龙舟竞渡与斗百草、斗蛋游戏等。这些竞技游戏在兴起之初，侧重于巫术与信仰意义。
三、 端午节俗在现代社会中发展及存在意义
端午节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夏季的重大节日，由于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对传统节日有着重要影响，在现代科学观念与现代医学知识使端午避瘟保健的节俗主题自然降低。追悼先贤的主题也因与神灵祭祀融合与驱疫、凭吊相关的端午重要节俗和信仰在许多地方已受冷落。
端午节流传至今，其基本形态如食棕习俗和竞渡习俗变化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端午习俗没有发生变化。目前在很多的城市，端午也逐渐沦为吃粽子的节日。在端午节俗中，有时人们直称端午为“粽子节”。食棕习俗已经扩展为饮食文化的展演习俗，即使是粽子，在当代社会它也成为四季常有的商业食品，其节日的提示意义也不再明显。而人们也从竞渡的龙舟中体会的也多是包裹着浓重的商业气息和经济效益在其中。
结语
端午的原始意义是避邪驱疫，人们通过对端午节俗的补充与再解释，加入了对高尚人物的崇敬，传承爱国的民族精神。传统节日习俗是保存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是我们民族的重要记忆，它是保障民族绵延的文化资源与前进动力。
我们需要既传统又现代的端午节，在端午节俗不断传承与流变过程中，在强调文化多样性，推动传统节日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从传承与建构民族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端午节俗文化，面对着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我们该反思和警醒，韩国的端午祭本是源于中国，我们是该保护我们的祖传的文化和民俗遗产，对于端午节及其传统节俗的传承与保护，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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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春节文化；传统节日；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120-03
一、20世纪初至80年代以前的研究
中国民俗学产生于上个世纪初“五四”时期，对节日民俗的探索也始于此。从“五四”时期到八十年代以前，学术界主要做的是对节日民俗资料的调查、收集、整理。就相关研究成果来说，不得不提两本书：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1923）与娄子匡《新年风俗志》（1935）。《中华全国风俗志》是胡朴安在二十年代初编成的一部有广泛用途的全国风俗百科全书，书中对各地方志和古今笔记、刊物中所载风俗进行了汇编，其中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过节习俗。就节日民俗总体研究来看，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人们开始尝试运用新方法、扩大新视角来挖掘节日民俗中的文化内涵，为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在“双百”方针号召下，各种传统文化艺术重新受到重视。节日文化研究，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兴起一样，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罗启荣、阳仁煊，较早关注中国传统节日的学者，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年节》[1]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民族节日按季节进行分类为“孟春节日”、“仲春节日”、“季春节日”、“孟夏节日”、“仲夏节日”、“季夏节日”、“孟秋节日”、“仲秋节日”、“季秋节日”、“孟冬节日”、“宗教节日”。
韩养民、郭兴文1987年共同编写的《中国古代节日风俗》[2]，系统地介绍了除夕、元旦、元宵等传统节日萌芽、定型、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以及节日相关各种活动、轶闻趣事、故事传说。书中还提出了不少经得起推敲的创见，如神秘的原始崇拜、鬼神迷信与古代禁忌是节日产生的最早渊源；先秦是节日风俗的起源萌芽阶段，汉代是中国节日风俗的定型时期，这一点获得后来的学者的普遍认同。[3]
陈久金、卢莲蓉1989年联合出版了《中国节庆及其起源》[4]，是较早介绍中国节日文化的书之一。书分十一章，重点写了20余个节日，介绍了这些古代传统节日活动的内容、发展历史，重点研究和探讨了这些节日的起源。
八十年代是中国节日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从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看，有以下特点：第一，政治意味突出，学术意义不明显。初期的研究，多是政府号召下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编写的一些综合性知识读物。第二，以节日民俗的整体研究、汉族节日研究为主，单一节日研究、少数民族节日很少。就春节文化研究而言，专题性研究成果几乎还没有。第三，多数均是利用部分文献记载、或田野调查搜集到的民间传说故事、汇编而成的青少年读本，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学术性和研究性不强。
三、20世纪90年代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兴起的“文化热”方兴未艾。九十年代的节日文化研究，逐渐回到“学术意义”的位置，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重心集中在节日文化的整体研究上，节日文化一般理论研究架构在这个时期建立、成熟起来。
（一）宏观的一般理论研究
范勇、张建世继承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对于节日文化理论关注的学风，1990年在龙文化大系列丛书《中国年节文化》[5]一书中对节日的类型、起源、变迁、传播、传说、内容、社会功能及心理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讨。
宋兆麟、李露露199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一书，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了包括春节、立春、元宵节的20个古代节日。他们认为节日起源于多种历史原因；节日的发展经历分为四个阶段：发生期（远古时期）、发展期（秦汉）、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丰满期（宋元明清），并具有几点规律：节日的发展由不定型到定型，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大起大落，而是比较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节日的形成是长期的，在发展中有变异，在传承中有发展；农业文明的连续性和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使中国传统节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6]这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为后来学者们关于“如何确定节日”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7]
关于节日的特征与功能，也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杨景震1998年《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8]，将节日风俗的特征归纳为特征：礼仪性、理想性、时代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群众性、地方性。关于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朱宜初在《民族节日的基本特征》一文中认为，节日大约有下面几个特征：节日的文娱性（休假性）与劳动性、节日习俗具有最大的复合性、民族节日的簇新性与守旧性、传统节日的宗教性与新节日的非宗教性、节日的全民性与阶级性、节日的独特性。[9]金毅1992年在其论文《浅析民族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10]中归纳出民族节日九大功能：民族凝聚功能、人际调节功能、心理制衡功能、生产导向功能、文娱体育功能、教育宣传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文化传播功能、商品纽带功能，他还分别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二）春节文化研究的状况
这个时段春节文化研究基本上延续八十年代的研究路术，将春节置于节日总体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背景下作为节日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展开的。
提到方法论，不得不提1998年简涛用德文写成《立春风俗考》[11]，他运用法国结构主义与英国功能主义理论方法对立春礼俗进行探究，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秀范例，而且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个时代对春节文化的研究，除了对春节习俗事象的资料展示外，关于春节起源的研究上三种较流行的代表性观点已经形成。
1.腊（蜡）祭说
“腊祭”据说原是神农氏时代“索鬼神而祭祀”、“合聚万物而索事之”的年终祭祀习俗，主要内容是感谢百神上一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伴随着人们为祈求驱疫禳灾而举行的祭祀活动。范玉梅在《中国的民间节日》中说“春节，大抵是从原始公社时代的‘腊祭’演变而来的。腊祭期间，人们聚饮会替，歌舞戏耍，尽情欢愉。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春节习俗。”[12]王景琳、徐匋《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春节”条：“关于春节的由来，或说源于上古社会的腊祭，腊即歳终祭众神之名，因而春节乃是由一年农事毕后为报答深的恩赐而来。”[13]段宝林《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春节、蜡祭与傩》也认可上述源于上古蜡祭的观点。[14]
2.巫术仪式说
王娟1995年在中国文化讲座丛书发表了《中国的春节》，笔者从春节仪式活动内容角度来探，认为“春节应该源于古代的巫术仪式，是古代人原始信仰之一——巫术的具体表现。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语言和表演等来驱赶或避开邪恶，并得到平安和幸福。随着社会的发展，春节逐渐失去了其巫术的内涵而演变成一种庆祝活动。”[15]
3.鬼节说
徐华龙1997年在《春节源于鬼节考》[16]一文中说“古时候人们由于科学知识的贫乏和生产力的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常为冬天的寒潮所侵扰，又为粮食的匮乏所提心吊胆，早春更是青黄不接、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老人和儿童首先会因饥饿、寒冷及其他各种恶劣的原因而相继死去。看到这种情景，人们会恐惧，会以为是鬼神的作祟。”
相对于八十年代的研究而言，九十年代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领域得到扩展，研究方法也相对多样化。绝大部分论文都是在理论上对节日的起源、分类、特征、内涵、功能、变迁及其原因探析等方面，论文成果尤为显著，理论研究相当成熟。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偏颇，节日文化理论研究充分，对各民族单一节日研究仍然不多，而且多数仅仅流于一般的简要的介绍，挖掘力度不够；其次，可以说，这一阶段对于春节研究仍尚未得到充分地开展，真正专门研究春节的不多，除个别专题研究外，多数还是仅限于八十年代资料汇编状态，或者只是随感式的记述。
三、21世纪以来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21世纪前十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一些学者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将节日文化理论深入到底，另一类学者则另辟新径，着力于个案和专题研究。百节之首的春节，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快速进入了学界研究的视野，成为一门显学。
（一）宏观的一般理论研究
杨琳2000年出版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17]一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成果的卓越代表，它“为二十一世纪节日文化研究提供了集大成的研究成果。”
赵东玉论著《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研究》[18]也是比较突出的成果之一。他以独特的文化史和民俗文化视角相结合，围绕“阐发传统节庆文化的类型和特征”“厘定传统节庆文化的要素和影响因素”“分析传统节庆中的男女角色”“探讨传统节庆文化的时代意义”等四个方面展开论题，全书分中华传统节庆文化概论、文化要素论、文化影响因素论等七章，提出了许多新颖扎实的理论观点。
刘魁立的《文化内涵——传统节日的灵魂》[19]一文，指出节日的核心是节日本身所具有的、自传统以来就已经形成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才是节日的灵魂所在，该篇论文对于把握春节习俗的内在本质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非物质文化保护语境下的春节文化研究
1.理论上的研究内容多涉及春节起源、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社会功能）、变迁等方面。
对春节起源问题的探讨，基本上被九十年代形成的上述三种说法占据。需要补充的是，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一书中对上述三种说法分别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由于文献不足，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他根据前人的研究和现有文献，做出了推断，“我国早在夏代之前已有‘年’的时间概念是不成问题的，有年自然就有过年的习俗，所以春节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古老的节日。”[20]陈连山基本赞同杨琳的观点。[21]
而关于春节民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春节内涵和原始意义的研究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出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陈连山2004年发表《春节民俗的社会功能、文化意义与当前文化政策》一文，文中对春节习俗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春节作为最普遍的超越政治、超越阶级、甚至超越国界的民俗节日，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全民族的认同感。而且，春节是一笔现成的文化则一富，利用它可以更加顺利地进入大众生活，有利于建设新的全民族各阶层共同享有的节日文化。[22]
吴正彪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独特视角解读春节习俗的文化内涵，2005年他在《春节习俗的文化人类学解析》中，提出自己看法“春节习俗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行为，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需要。”因此，“春节作为一种文化，对中华民族而言就有独特性和充分的价值。”[23]
萧放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习俗意义》 “以春节为例，分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价值。”认为“春节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已经内化民族的心结，我们享受春节，就是集中体验、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以节日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我们应积极开掘春节的文化资源价值，对这一特殊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和谐社会的建设。”[24]
除了上述学者以外，李俊群在其文《论春节的传统意义》中提出“传统春节的核心意义正在于它是维系传统宗法血缘共同体和熟人社会得以和谐运转的一种节日仪式，它为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和情感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亲情交流的契机和纽带。”[25]刘守华《春节的文化精神》[26]中则用《周易》的一句哲言来概括春节的文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朱华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身份”。[27]还有，黄涛等学者也对春节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进行过研究。
有些学者还对春节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巫肇胜在《文化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春节习俗与文化变迁》[28]一文中首先解析了春节习俗的起源、主要特征，探讨了春节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还对春节衰变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考察，总结出：经济发展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城市文化的传播影响传统文化的变革，全球化及西方文化的传入冲击传统文化的变革，传统文化自身特点影响。而覃祥菊《春节习俗的城市变迁及其文化内涵》[29]从政府行为的引导、新型习俗产生、拜年方式多样化、旅游等城市新潮过节方式涌现等因素探索春节习俗在城市的变迁原因。李松洁[30]则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黑龙江地区为个案研究了春节习俗变迁。
2.回顾二十一世纪以来，节日民俗研究的整体面貌，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不只是理论探索上的收获所得，更突出的乃是这近十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单一节日研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21世纪以来，节日民俗文化研究从一个量的积累达到了一个质的突破，相对于20世纪的研究而言，这个时期理论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个案专题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拓展，局面一片大好。在非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学者们逐渐转换了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对节日民俗，特别是单一传统节日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研究，成果卓著，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形成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节日民俗研究的研究趋向。春节文化研究在这个驱动力作用下蓬勃发展。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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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由来
1,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2,清明节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为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时间约在每年的阳历4月5日前后。清明节后雨水增多，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这一时节万物吐故纳新，无论是大自然中的植被，还是与自然共处的人体，都在此时换去冬天的污浊，迎来春天的气息，实现由阴到阳的转化。
古有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之说，相传起于春秋时期晋文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充饥一事，后逐渐清明寒食合而为一。唐代扫墓日期一般在寒食节，宋后移到清明。传说中寒食节的起源地就在山西中部介休，介休一名的来历即是为纪念介子推割股充饥而不图为报，最终在此被大火烧山而亡，绵山也因此又称介山。 相传大禹治水后，人们就用清明之语庆贺水患已除，天下太平。此时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天清地明，正是春游踏青的好时节。踏青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历代承袭成为习惯。踏青除了欣赏大自然的湖光山色、春光美景之外，还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增添生活情趣。
【清明节习俗起源】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的正确日子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约在清明前后，因两者日子相近，所以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日。
在墓前祭祖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西周时对墓葬就十分重视。东周战国时代《孟子 齐人篇》也曾提及一个为人所耻笑的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同乞食祭墓的祭品，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风气十分盛行。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 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来到，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柳宗元《与许京兆书》)扫墓遂成为社会重要风俗。《汉书.严延年传》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还归东海扫墓地。就中国人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发达、强固来看，严延年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后世把上古没有纳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五礼之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得到官方的认可，墓祭之风必然大盛。
清明节已有2500多年历史，古时又叫踏青节、三月节、祭祖节、扫墓节、扫坟节、鬼节等。它与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十月初一的寒衣节，并称为中国三大著名鬼节。公历四月五日前后为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二十四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
20xx年，清明节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明节十大传统习俗】
清明节传统习俗一：扫墓祭祖
中国历史上，寒食禁火，祭奠先人，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持续不断的风俗传统。就是到了今天的社会，人们在清明节前后仍有上坟扫墓祭祖的习俗：铲除杂草，放上供品，于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单地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清明节传统习俗二：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清明节传统习俗三：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清明节传统习俗四：射柳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清明节传统习俗五：斗鸡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不仅是民间
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清明节传统习俗六：蚕花会
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期间，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每年蚕花会人山人海，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凳、打拳、龙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这些活动有的在岸上进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具水乡特色。
清明节传统习俗七： 拔河
早期叫牵钩钩强，唐朝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秋后期，开始盛行于军中，后来流传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清明节举行大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成为清明习俗的一部分。
清明节传统习俗八：踏青
清明时节，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清明节传统习俗九： 放风筝
清明放风筝是普遍流行的习俗。在古人那里，放风筝不但是一种游艺活动，而且是一种巫术行为：他们认为放风筝可以放走自己的秽气。所以很多人在清明节放风筝时，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都写在纸鸢上，等风筝放高时，就剪断风筝线，让纸鸢随风飘逝，象征着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风筝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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