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资产管理
（一）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问题
1、账面资产与实物资产不相符
在传统管理体制之下，大多数行政事业单位对国有资产存在着不记折旧、不评估、不核算、存量不清、产权混乱、账实不符的现象。有的单位疏于管理，国有资产被非法侵占；有的利用国有资产办企业、开公司，账外设账；有的单位利用占用的土地违规违法投资开发建设；有的单位国有资产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脱节等等。如许多单位资产原始资料不全，房地产有房产证无土地证，或有土地证无房产证，甚至两证全无，“自留地”和“小金库”的资产更不能明确。近几年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改建,部分单位办公用房拆除,开发商将房屋建成使用后一直因未给原单位办理房屋产权证明,使一些单位的固定资产一夜之间变为乌有,账面未能正确核算。政府转让或出让一部分固定资产涉及部门单位没有及时进行核销处理,造成账实不符。
2、“非转经”管理不善
利益的驱动使单位加速行政事业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的步伐，不仅增强了单位对国有资产尽可能多的占有欲望，而且由于分散管理运作“非转经”资产，加上体制方面的原因，在行政事业单位经费不足、工作人员工资收入不高、待遇偏低的情况下，存在大量的问题:一是“非转经”后所有权虚位问题更加突出，投资收益和所有者权益容易造成流失。二是“非转经”的资产在运营过程中补偿严重不足。作为经营性资产，其价值补偿是在营运中不提或少提折旧，而所创收入，在财政体外循环。三是“非转经”后资产经营效益低下。“非转经”后财务监督滞后，大部分都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和标准执行。四是收益分配中严重向个人倾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效益收入、租金收入均被提供这些非经营性资产的单位及其所属企业视为集体所有,甚至作为福利,进入单位的“小金库”，背离了“非转经”以弥补行政事业单位经费不足的初衷。
3、资产利用率低
现行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被人为地夸大了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差别，而忽略了资产的共性。资产的购建、管理和处置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基本上是脱节的，无法形成系统的责任制度。
4、国有资产产权模糊
原则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应该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但实际上，目前仍实行的是分散管理体制。资产的购建预算掌握在各单位手中，造成资产际占用权、处置权等全部落在各个占用单位，要进行跨部门、跨单位的资产配置基本上不可能。
（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对策
1、加快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利用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最大化地控制资产的相关信息。资产所有者和资产实际占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直是资产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完善的资产管理没有便捷的信息流载体是不可能取得实现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对于提高资产管理效率，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加快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有助于更完整地掌握资产的相关信息，从而有利于所有者和管理者强化对于资产的监控，实现由“金字塔”型管理向“扁平”型管理的过渡，减少管理级次，提高管理效率；有助于强化对于资产生命周期全程的跟踪管理；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共享，增进交流和协作，从而使得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的帐面资产与实物资产相符。
2、加强“非转经”资产的管理
建立“非转经”资产专项管理制度,依法进行专项管理。坚持经营性资产有偿使用的原则,以实际占有国有资产的价值,收取一定的资产占用费。进行可行性论证,经营合同须经内部审计,产权转移必须严格报批。对经营成果进行监督。对经营性资产要进行保值增值考核,准确进行成本核算。自办产业的承包方案中要明确单位投入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考核指标,对完成承包任务并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单位、自办产业和个人,要进行奖励,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经营严重亏损的承包人,要追究其经济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3、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预算制度
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预算制度和采购制度,是加强资产管理的重要手段。一个单位,需要购置什么资产,如何配置增量资产和处置存量资产,应该充分分析这个单位的存量资产的现状及其履行工作职能的需要,并将两者进行科学的匹配,最后得出决策方案。这个匹配的过程就是编制资产预算的过程。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预算制度既可有效地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也可为细化部门经费预算提供直接依据,从而解决现行资产配置各自为政、随意性大等问题。在资产配置的具体方式上应引入市场机制下规范的作法,建立以政府采购制度为主的资产购置方式,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下,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4、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长期以来，行政事业单位重资金管理轻资产管理，资产管理机构的职责设置和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特别是这一部分资产的产权所有人和授权管理人设置不明晰，不能成为完整的市场主体，严重地妨碍了这一部分资产进入市场，提高其使用效率。因此必须建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专职机构势。资产管理机构负责制定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实行资产的产权登记和产权鉴定工作，负责资产流动的处置工作，负责资产营运的收入管理和基金管理工作等。
参考文献
1、方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透视及对策研究》，《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世界各国对国有类企业一般都是根据国有资产对企业的介入程度来进行分类的。简单的比如美国国有资产管理的对象分为完全归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英国分为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公私合营的国有控股公司等；意大利分为国有控股、参股的公司，由政府主管部门管理、垄断的国有自治公司，由地方政府所有、经营公共设施的市政企业，由政府部门主管但自主经营的非股份制国有化企业；法国的国有资产涉及到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行政性公共事业机构、工商业性质的公共事业机构和企业、国家掌握部分股份的混合公司。具体分类则是从企业的法律地位与其提供的产品、服务价格的角度进行分类。
还有一些国家国有资产介入企业的方式就相对细化一些。丹麦国有资产主要以三种方式体现：一是由政府确定其产业方向，但在微观经营和机构、人事上有较大自的国有企业。二是根据特别法建立、来源于传统公共机构或私人非营利性组织的独立机构。这些非盈利性机构由一个非完全商业性的董事会来进行管理并受到政府法规的监督。三是国有控股公司。主要指受公司法约束的有限责任公司，政府作为控股股东，可依法组建公司的董事会以实现运转。
在日本，与国有资产相关的企业可以分为直营事业、特殊法人事业和第三部门等三种基本类型。直营事业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兴建并直接经营的国有企业。特殊法人事业是指按照国家特别法律设立的法人经营的国有企业。通常国家需要实施，但又因制度、监督等方面的限制而无法直接由国家经营的，则设立实行特别监督的独立法人，以实现实质性的自主经营。根据不同的投资主体，特殊法人可以分为由中央政府直接全部投资建立的特殊法人、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共同投资建立的特殊法人、由国家和私人企业共同投资建立的特殊法人以及由国有企业投资建立的特殊法人四种基本类型。根据名称不同，特殊法人又可分为事业团体、公社、公团、公库、营团、金库、特殊公司、地方公社以及其他特殊法人(如海外经济合作基金、国立剧场、日本贸易振兴会)等九种基本类型。第三部门是指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一般体现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
如果从行业方面进行分析，各国国有资产一般都介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或公共事业类产业。比如，日本包括铁路、邮政、造币、电信、基础设施等公共事业以及金融、烟草、盐业等行业；英国则不仅仅涉足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还广泛进入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法国包括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加工制造、银行和保险以及公用基础设施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经济地位的行业，这使法国成为西方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意大利以石化、冶金、机械、运输工具制造、水电供应、电讯等资本密集型部门为主，分布也非常广泛；瑞典涉及金融、房地产、及文化、卫生等多个行业。
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作为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日本由各个政府主管部门和大藏省直接执行国有资产管理事务，由国有资产中央审议会和地方审议会负责回答执行机关的询问、提出建议，由监察机关负责对国有资产在运营、处置、管理等方面的监督；美国、英国则多由政府提名安排这类企业的董事会，并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由董事会作为连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桥梁，使政府的政策意图通过董事会得到贯彻执行，又使企业享有一定的经营自；意大利在国家参与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央专门机构综合管理国有资产所有权、各控股公司分散管理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瑞典国有企业所有权由议会拥有，议会授权政府，由国有企业局等部门进行管理。
管理方式上，各国区别比较大。在美国，不论是否属于公司型的国有企业，政府的管理都相对较严，除了对总统直接负责的企业外，一般由政府有关的部、处以及根据国会各种决议设置的专门常设委员会管辖。政府还通过有关部门的行政指令确定企业的投资规模与方向，利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对企业活动进行调节，由国家派遣监督员或监督团，对企业实行财物监护。同时，政府还有权决定企业的劳动人事、产品定价及利润分配制度，以确保国家对企业发展及分配方面的决定权。当然，企业也拥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行设立董事会等管理机构以及自主经营程度不等的权利。还有大批国有企业被出租给私人垄断组织自主进行生产经营，政府提供生产资料、工资、管理成本等生产费用并获得产品。政府对国有混合公司，除委派代表参加企业董事会外，还实行以主承包商为首的、由政府作为产品计划的招标人，按照择优原则执行的系统组织的承包合同制。政府根据企业产品的种类和用途，成立生产周期长、系统配套复杂、技术风险大的军事生产部和周期短、结构简单、见效快的民用生产部，使之自成系统。在开发新技术过程中，政府指导企业工作，并向国有混合公司提供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承担研究失败的风险，放手让企业之间进行竞争。此外，政府还由行政服务总局承担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包括各项政府公用事业的维护与管理。
法国则由政府各部门、议会和审计院三个方面分别实行管理和监督。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股权由财政经济部门持有，间接控股权由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持有。财政部是国有企业财政方面的主管部门，决定企业获得的财政拨款数量和国家的参股范围从而影响企业发展方向，其他相应政府部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政府通过控制企业领导层或董事会、向企业派驻国家稽查员和主管部门代表监督国有资产的经营情况，通过议会的调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就重大投资、收入分配及价格制定等方面的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通过审计院对国有企业的账目进行事后稽核并评估企业的经营绩效。法国政府还根据企业的竞争性、规模效益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标准，把国有企业分为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两种，对能源、通信等基础产业往往通过投资规模、产品和劳务的定价以及薪酬标准来严格管理企业，对加工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业等竞争性国有企业，政府则通过控制企业领导人和资产总量来对其进行较为宽松的监督，以促进其竞争力。
意大利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层次非常清晰，整个管理体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由经济计划部际委员会制定控股公司的政策目标、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审查控股公司提出的国家拨款申请、协调政府不同部门的政策等；其次由政府专职管理国家参与制企业的机构——国家参与部，以人事任免、监督企业发展与规范等形式，通过各大控股公司全面管理国家在各个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所拥有的股权，监督和协调国家参与制企业的活动；最后意大利的三大国家控股公司伊里公司(IRI，即工业复兴公司)、埃尼公司(ENI，即国家碳化氢公司)和埃菲姆公司，负责管理国家拥有的企业股份，督促国家参与制企业执行政府指示，指导、协调企业的投资、经营和生产活动，向企业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和人才、技术服务，并通过控股公司购买或出售企业股份、行使股权，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此外，日本倾向于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在大规模民营化之前，日本的国有企业实行的是行政机关直接经营的国营企业组织形式。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企业的人事任命，尽管各个企业有独立核算的财务会计制度，但在财务处置上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且其工作人员受国家公务员法的约束。企业预算的制定、执行、结转以及资金的筹措、使用等方面，均需得到主管大臣的许可，利润部分需全部上缴国库，未经批准企业不得动用，亏损由政府弥补。英国的国有资产管理，在人事上通过政府任免董事会成员，通过规定国有企业的财务处置权限，并要求企业努力完成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盈利、扭亏等财务指标，以及财政部从财务和企业发展方向上从宏观上确定财政拨款、审批主管部门投资报告。瑞典国有企业局通过影响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要求国有企业按照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标准编制年度报告，并由专家进行分析评价。韩国则由财政经济部国库局持有国家在所有政府投资企业的股份，并委托给相关行业部门行使股东权利。新西兰财政部和有关行业的部作为国有企业的两个国家股东，共同监督和控制国有企业的经营和分配。同时，财政部委托独立的机构对国有企业实行外聘型监督和评估。丹麦的财政部负责预算、决算、劳资制度，决定法律上拥有批准或拒绝投资借款权的独立机构和公司的投资决策，并与相关部门通过公司董事会中的代表对企业经营实施间接影响，这种原则上独立的国有企业，通过限定了包括经济目标在内的主要目标及其责任后，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与保障的国际比较
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维护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各国在实践过程中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不断完善。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方式，来决定国有企业的建立、撤销或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掌握财权控制联邦预算等间接方式来制约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活动，国会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常设委员会或临时特别委员会，对有关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问题进行调查，审议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各种议案。日本通过特别事业法规定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规定了各管理机关的职权及权力行使方式，国有资产管理都是在这个法律框架内运行的。在英国，议会立法决定国有企业的建立、改组、废除以及非国有化等重大问题，法律明确了国有企业的职责、机构框架、权利、义务，议会委托相关部门对国有资产进行具体管理，同时议会实施监督。法国拥有健全的国有资产管理法规体系，其完备系统的国有资产法律体系为处理国有资产遇到的各类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论是国有资产的企业组织形式与领导体制，还是国有资产的财务、税收、审计及劳资规划等各个方面，都受到法律的严格保障，使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全面实现了法制化。瑞典的议员有权出席国有控股企业股东大会并发表意见，目的还是为了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进行监督。
除了系统化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个别的法律，对国有资产经营中的一些问题加以限制和规范。韩国财政经济部根据《证券和交易法》的一项授权法令，有权指定任何从事“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产业”的公司为“公共性质的公司”，该法律限制投票，并允许公司章程将其他个体股东的表决权限制在3%。同时，推行集中审计制，指定审计与检查委员会为惟一的授权审计机构。这不仅提高了经营绩效，也加强了对国有资产经营的监管。新西兰在《国有企业法》中对其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与国家的关系做出了规定，董事会有权任命国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这从根本上理顺了国有资产管理的人事体制问题。丹麦对于公司的创建或管理，在特别法中都有所论述，对不同的公司比如国有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从而使国有资产管理的政治化有效地向法制化转变。
众所周知,我国工业基础差,经济不发达,建国初期国有经济只有少量的解放区军工企业和接管部分官僚垄断资本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小,资产量少。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额只有12986亿元。经过建国后40多年来的经济建设,我国的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得到高速的发展,国有资产越来越雄厚,到1995年底,我国国有资产已经达到5.7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4.5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1.2万亿元,统计表明,1949年以来,国有资产平均每年递增12.4%,其中1980年以来平均每年递增14.5%,1990年至1995年平均每年递增17.9%。
国有经济所创造的财富维持了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壮大了国防力量,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可以说没有国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
但是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同其他所有制经济一样,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有时也带有明显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既受国有经济政策、政治环境制约,也与国际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可以说,建国以后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在当时我国工业化程度低,生产力水平不高,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但解决了占全世界1/5人口的吃饭和就业问题,而且为我国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继续沿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继续实行原有的管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出现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滑坡,亏损面逐年增大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1992年～1995年分别为22.7%、29.8%、32.7%、33.5%,1996年上半年则达到43.3%,并且1996年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整体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增大,据1994年全国开展清产核资的12.4万户国有企业的不完全统计,全部资产损失达2231.1亿元,全部资金挂帐22069亿元,损失与挂帐合计达4438亿元,占这些企业全部资产的10.7%。
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少看法,有的归结为管理体制落后,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有的归结为企业目前存在三座大山:负债过高,冗员过多,社会包袱过重;有的认为主要是企业管理混乱,管理水平低。上面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我个人认为,其中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是管理制度不顺,企业管理落后。虽然近10多年来,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放权让利,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际两权分离,进而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什么药方都用过了,但成效并不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以往这些改革,停留在企业层面的多,政府层面的少,浅表性的多,深层次的少。因此,必须抓住问题的本质,改革才能见成效。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起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
如上所述,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仍困扰和阻碍着企业的发展。
传统的体制下,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被政府部门分割,造成了产权管理的多元化,政府各部门都可以所有者的身份向企业发号施令,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企业要对多个政府部门负责,但却没有哪个部门真正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任。由于所有者的责任主体不明确,企业缺乏应有的监督的约束,尤其是那些直接归各级政府管理的大企业集团,其产权归政府所有,但政府是由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行使管理职能的,由于政府没有授权由哪个部门进行监管,结果是政府哪个部门都可以管企业,但谁都管不了,谁都不负责任。政府对企业的情况完全靠听汇报,对企业的内在情况不清楚,结果不出问题则可,一出问题就大得不得了,就要关闭乃至破产。
那么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改革?这方面中央有了明确的规定,即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目前,理论界、学术界对于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到中间或中介性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再到生产经营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框架,在认识上是统一的。近年来,各地也根据实际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目前全国已有上海、河北、内蒙古、吉林、安徽、浙江、青海、陕西、重庆、湖北、广西等11个省、市、自治区及深圳经济特区先后建立了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尽管各地做法不尽相同,但新的管理体系基本上是按照三个层次的框架建立的。其大致情况是: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一级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下设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简称国资办);在中间层建立资产经营公司;在下层是由企业群组成。这三个层次,在上层通过国资委直接管理资产经营公司,而不是靠各部门分工把关,这样既能实现将政府各部门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又直接加强了对资产经营的监督和领导,形成了有效的制约机制;在中间层建立了国有出资人制度,为资本运营构建合格的载体,使企业对投资主体负责,投资主体对出资人负责,出资人向政府负责,实现了国有资产监管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离;在下层由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参股及合资企业群组成,这些企业根据国家法律拥有法人财产权,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具体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从而实现了国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理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
实践证明,这三个层次管理体制的推行和不断完善,对于从深层次上改变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理的局面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具体可以从深圳和上海改革的成效得以说明。
深圳是全国最早建立三个层次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城市。早在1987年7月该市就成立了市属企业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主要负责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及运营,成立初期也行使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1992年9月深圳市又成立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一年后成立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市国资委的常设办事机构,专门行使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职能。经过几年的探索,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设国资办)———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群”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新体制。
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以后,该市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其顺利运行。包括按经营规模、效益水平对企业进行分类定级;按行业类别和效益实行企业利润分类上缴办法;实行企业无行政主管部门制度;向国有控股企业和全资企业委派产权代表,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监管国有资产运营,率先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强化企业管理,加强企业内部约束和政府对企业监管等。到目前为止,已正式颁布《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有限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等几十个法规和规章,尤其是1995年该市《深圳经济特区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规章体系日趋完善,为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打下了基础,取得显著的效果。截止1998年底,深圳市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为3477亿元,自1980年以来每年递增53%,1998年实现利润51亿元,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上海市1993年按照三个层次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后,到1995年底,先后将33家主管局撤销转制为经营公司或控股公司,并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结合起来,把撤局、组建公司、改制和授权经营同步进行,将管资产、管人相一致原则与党管干部原则相统一,并享有对控股公司的监管权、考核权、奖惩权与收益权。
上海市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实践,实现了较大范围国有企业存量资产的调整和城市面貌的改观。一方面,以控股公司的产品为龙头,以产权为纽带,组建了一大批企业集团,实际专业化协作,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另一方面,通过退城进郊、土地置换和盘活资产存量等措施,进行企业技术改造和资产重组,实现了优势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城市的市政、公用设施和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再是通过企业间相互持股和环形持股,一大批企业由工厂制改变成为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增强了凝聚力和约束力,培育和发展了行业优势。
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组建后,对市区工厂进行调整和土地置换,新办第三产业1200多个,合资企业240个,改组有限责任公司14个,股份有限公司4个,关停并转企业196家,撤销138家,原所属国有企业由320家减少到180家,妥善分流下岗的17万人,控股公司由原55万人减少到38万人,继招收18名空中乘务员的空嫂旋风”之后,又相继推出了成千上万的呼嫂寻呼台”、“巴嫂(巴士)”、地嫂(地铁)”等服务行业,为上海减员增效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三、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坚持改革与加强管理相结合
当前在认识上有个误区,似乎体制改革了,就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企业效益自然会提高,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光讲改革,不讲管理,改革是无法成功的,改革的目标也无法实现。事实上,当前国有企业管理弱化,管理混乱,损失严重,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据国家有关部门抽样调查显示,80%以上的亏损企业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就我省而言,在前几年清产核资中暴露的损失中,决策失误千万的损失比重较大,当中尤以对外投资最为突出。现在有的企业对外投资未经充分论证,盲目性较大,结果投资之时就是亏损之日。还有的盲目设点拉线,投资链条长,结果连自己有多少个子孙都搞不清楚。此外盲目借出款项,盲目对外担保,出现严重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由于外商资金不到位,有的是合资、合作企业设立后,以合资、合作企业的名义借款(或担保)作为外商投入资金,结果一旦造成损失债务全由中方背起来,这种例子也是不少见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水平问题,也有管理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应建立起激励和约束机制,使企业厂长(经理)感到有压力。现在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并没有与经营者的利益直接挂起钩来,经营好了没有得到实惠,经营差了也不负责任,出了问题只要自己没把钱装腰包仍然万事大吉,这个单位搞不好调到另外一个单位去照样可以当官,这样的一种机制打击了先进,保护了落后,也出现了一些投机钻营和短期行为。我认为,加强管理应该坚持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方针,内部管理主要是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但是内部人控制制度目前很难奏效,因为现在是厂长经理说了算,你要么坚持原则看饭碗,要么保饭碗说假话。因此,加强政府对企业管理尤其重要,但加强管理并不是捆住企业手脚,不能采取计划经济那一套行政办法,而应该用政策进行规范,用制度约束和监督考核的办法。
最近几年深圳市对资产经营公司和市属企业的管理方面有许多独特的做法。首先,该市人大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法定人代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条件》,加强了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的监督,客观、公正地评价其经营业绩,保障了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增值;其次是采取下派财务总监的办法,财务总监不但可以列席企业董事会议,了解企业运作的全过程,而且审核财务报表、监督资金运作情况,真正达到监督的目的。深圳市加强企业管理、监督,企业效益不断提高,即使遭受金融风波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比较严重,1998年度仍然实现利润比1997年度上升。事实说明,只要坚持改革与管理相结合,企业不但可以走出困境,而且能够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
四、国有企业改革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
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情况非常复杂,当前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以下几种倾向。
一是不能盲目追求速度。当前有的地方为了赶速度,不顾客观实际,搞指令性计划,要求在一段时间内全部完成改制计划。应该说,改制有个计划是对的,但计划应该实事求是,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致,要成熟一个转一个。否则即使转了,也是换汤不换药。
二是改制应讲究实效。现在有的企业改制图形式,赶时髦,为组建企业集团搞拉郎配;改变主管厅(局)为公司,把牌子一换,结果机构没变,管理方法没变,职能也没改变;组建经营公司不但未能减少行政干预,而且增加了新的婆婆。这些不讲究实际的改革,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劳民伤财。
在行政管理模式上，我国一直在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没有根据当今不断发展的国情进行适当的调整创新以及改革。在群众心目中，我国国有资产管理论文不论投入多少，最后达到的效果都不容乐观。
在经营管理方面，我国水利行业国有资产管理的经营效果不佳，收支不平，长期处于亏空的状态，即支出大于收入。因此，得到的收益往往无法满足公司职工工资的需求，以至于职工工作积极性下降，继而产生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水利,国有资产管理论文,改革
由于当前会计制度的影响， 我国水利行业很难像以前一样获得足够的折旧费用以及修理维护费，以至于我国国有资产没有起到实质上的作用，因此，我国水利行业国有资产管理需要完善，适当地进行体制改革。
二、我国水利行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长久以来，我国水利行业国有企业一般都依靠上级单位，获得些许收益满足自身短期目标，其规模较小，一般只能满足员工的温饱需求，在水利行业这个大背景大市场下没有形成系统的规模和完善的市场主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日益发展壮大，这种小型的国有资产分散化管理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水利行业国有企业的存亡收到一定的打击。要想让我国水利行业能够蓬勃发展，必须进行国有资产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离散这种不适应当下发展的状态。我国水利行业国有企业应该跳出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分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三、我国水利行业国有资产管理改革
针对上述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现从经济管理学方面讨论该问题，并学习国外相对较好的管理方式方法，研究分析我国水利行业国有资产管理理论，提出可行的改革思路，实现我国水利行业国有资产管理又好又快发展，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效益。
（一）政策上给予价格支持、收益补贴
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利行业普遍都享有定价的权利，但我国水利行业就没有该项权益。经济学认为价格影响市场，由于我国水利行业定价的权利不属于水利部门，因而该部门难以在市场这个大环境下有足够的战略地位。当前我国仍在积极实施相关的财政政策，增加内部需求，继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工业用水会不断增加；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生活用水也势必不断增加；我国人口众多，水利灌溉需求相对较大，农业用水也很难有所下降。由此可见，我国对水利行业有很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就供给方面，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会产生大量非公益性的供水，因此应该适当抬高这些非公益性用水的价格，采取分阶段定价的方法控制人均用水，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工业方面，由于工业发展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威胁，所以需要抬高工业用水定价，对造成污染的企业给予相应的处罚，这样有利于工业向经济环保方向转型；为了促进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水利部门还可以适当降低农业用水价格。
我国水利行业自行定价的战略很难完全实现，主要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经济体制上存在的些许差异。事实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水资源的价格其实并不高。水利部门并没有从收取的水的价格上获得太大利润，有时甚至会获得些许亏损。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对水利部门给予相应的补偿，即对水利企业给予相应的补贴。国家可以从工业、农业、居民用水三个方面的用水对水利部门给予相应的补贴；另外，有些收益高用水量大的企业也应该定期给水利部分付一定的费用。
（二）各部门树立正确观念
水利部门是水利行业的巨头，应该时刻保持正确的责任意识；水利部门必须履行期其相关职能，管理好国有资产，为国家做贡献。另外，水利部门需要明确一种态度：水利部门的职责是做好防洪防涝等灾难性事件的防护工作，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保障用水需求。所以安全是前提，在保障人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其公共价值。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应该足够意识到我国水利行业国有资产的需要，即促进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保值放在优先考虑的战略地位，只有保值得以保证，才能进一步实现增值。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企业还应该依据市场要求行事，根据公司自身经营管理模式，指定一系列良好且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管理模式。
水利国有资产经营企业应该认识到水利国有资产是以公平正义为前提，而不是将利益放在首要地位。所以，水利国有资产经营企业不应该以牺牲公共利益为手段谋取利润，时刻保持公平合理的经营理念。
水利资产受益者应树立的观念是节约用水，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资源之一。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水利资源受益者应该珍惜水资源并付诸行动，提倡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思想。
（三）开展科学经营管理模式
针对科学经营，本节主要从机会成本分析、进入壁垒分析和要素投入分析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因为水利部门在分配公司资源时，会产生一定的机会成本。一般来说，水利部门会选择放弃利润而产生公共利益。因此，完善合理的补偿模式非常必要，国家和其他收益群体应该给水利部门提供适当的补助，积极促进和支持水利部门牺牲自身利润而产生机会成本；我国对水利部门及水利工程单位的管理非常严格，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政策上予以一定的强制管理，而相较于民办企业其竞争力较弱，受到较大的抨击，这些公司企业的高层必须全面分析研究其自身的状态，以应对诸方面的打击与挑战；短期内我国对水利行业的投入可能不会有明显的增长，因此当前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源以应对当前的挑战。在开发新技术新的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将重心放在培养企业职工综合水平上，增强企业员工的内部教育，增加公司效益。
（四）资源配置量化管理
水利部门应该合理配置资源，通过理论与实际的深入探讨，找出一种有效的数据指标，从而规范资源分配规范标准，合理控制资源分配数量。必须指出，国有资产资源分配应该讲究公平公正原则，从而避免国有企业内部的不正之风。在资源分配上，效率是关键。企业应该注重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根据自身特有的经营管理情况，合理分配资源。
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根源是传统法理支配的国家职能二重性
所谓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是指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和产权客体都具有虚拟性和实在性的双重属性。从其外延来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包括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和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国家职能二重性。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就是这三者形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决定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而传统法理支配的国家职能二重性决定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是主体（“全民”）虚拟性、客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实在性；劳动者资产产权二重性是主体（劳动者）实在性、客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虚拟性；国家职能二重性是主体（国家）双重身份（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客体（职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和企业民事权利合一。所谓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拟性和劳动者产权客体虚拟性，而国家身份及其职能二重性便是虚拟性产生的直接根源。
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形成有其经济和法律的二重原因。首先，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传统国家理论和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产物。所谓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指国家作为全民的代表对资产的所有权，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的统一，而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虚拟性和国家职能二重性两者结合的体现，也就是国家行政权力以劳动者产权客体虚拟性为基础，构建成政资合一、政企合一的国有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制资产产权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权和劳动力国家所有权的统一，在我国它是以国家所有制形式实现的。这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必然性，前者反映在马、恩的国家学说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列宁的计划经济理论上。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以国家与社会二元一体化为前提，或者说，国家与社会二元一体化是全民所有制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从马、恩的国家学说看：“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个人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理看，它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据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指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国家的经济职能看，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强化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的财产，国家自然就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社会生产的未来社会的代表。马、恩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一个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因而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马克思说，在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里，“产品总是社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并且“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0页。），也就是按劳分配。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列宁实现了马、恩的理想，第一次提出并在前苏联建立了第一个“计划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列宁全集》第10卷，第407页。）全民所有制产生的实践必然性反映在旧中国的生产关系、斯大林模式的示范和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基础为公有制提供了土壤。正如H.德姆塞茨所指出的：“可以假定，这些革命（指俄国和中国革命——引者）的成功，是由于这些国家先前的制度化刚性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私人进步途径很少……”（注：德姆塞茨：《一个研究所有制的框架图》，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7页。）所谓“私人进步途径很少”正是指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私有制相比较的个体私有制而言，这种情况是与旧中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而且，马克思晚年认为俄国的公社制度最适应向公有制过渡，因为消灭私有制以后，只能由国家代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而公社制类似这种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个人占有消费品的公有制形式。中国“以俄为师”，把这种形式经过简单的改造沿用下来。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斯大林模式”成了最初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样板。它实行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斯大林1936年宣布：前苏联的经济基础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注：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419—423页。）。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和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纯计划的经济模式，它不仅规定了宏观经济结构，而且规定了企业的微观生产结构，国家既是宏观直接调控的主体，又是微观企业的主体，国家集行政权力和企业民事权利于一身，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机制，没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核算，也就必然地陷于低效率的陷阱。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建立起来的，并采取了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国家所有制形式。1954年指出，“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同时指出“全民所有制是原则”（注：《选集》第5卷，第127—128页。）。
其次，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的折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所谓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即主体劳动者具有实在性，客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具有虚拟性。虚拟性是指：在国有制条件下，对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名义上传统理论并未否认乃至强调劳动者的“所有权”，实际上两者均被国家支配，否认劳动者的独立人格、劳动者的人权以及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这证明国有资产产权客体的实在性依存于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而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正是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的折射，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劳动者资产所有权客体的虚拟性是计划经济的产权基础。计划经济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国家公有为基础，社会被视为一座大工厂，“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别是劳动力来安排计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国家公有以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为基础，因此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给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一，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直接结合的产权基础。两者直接结合是以国有资产产权客体的实在性为根据，而它的实在性是以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为条件的。正是这种虚拟性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性质的劳动关系：后者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力归劳动者所有，两者不可能实行直接结合，而必须以资本为中介才能结合，这一结合形式使资本主义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形式，劳动力成为商品；前者由于劳动力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不仅使劳动力失去商品性质，而且与之结合的生产资料也只有“商品的外壳”，这样，两者便在公有的基础上实现了直接的结合。虚拟性否定商品性，这是两者直接结合的前提；没有虚拟性否定商品性，两者直接结合是绝不可能的。第二，劳动力劳动者所有的虚拟性是我国传统劳动管理体制的产权基础。我国传统的劳动管理体制是以劳动力国家所有为准则，而劳动力国家所有的实在性是以劳动力劳动者所有的虚拟性为支撑的，正是在这个虚拟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家统包统配、高度集中的劳动管理体制及其固定用工制度与平均主义工资制度。总之，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权的虚拟性，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受传统法理支配的国家职能二重性是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根源。所谓国家职能的二重性，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看，其主体和客体都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从前者看，作为主体的国家，既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作为客体的职能，既调控宏观经济又经营国有企业，从而垄断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从后者看，或者说从公法和私法的角度看，作为主体，国家既是公权力的主体又是企业民事权利的主体，作为客体，国家职能既是公权力又是民事权利。国家职能二重性以国家和社会合二为一为前提，是政治和经济、公法和私法、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利的统一体。在经济实践中，一方面，国家通过计划的制订和指导，以及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把资产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融为一体，使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隶属关系以所有者身份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职能二重性支配下，宏观的直接调控和微观的政企合一，国家行政机关企业法人组织，这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它由行政权力筑成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自上而下逐级下达上司偏好的行政指令和自下而上逐级对上司负责，来推动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混为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列宁的公法一元论使马、恩的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法制化，是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形成的传统法理依据。列宁否认私法，他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注：《列宁全集》第3卷，第258页。）列宁的公法一元论成为否认社会主义存在公法、私法划分的依据，对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和法学体系的形成起了支配的作用，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起着制约的作用。
转型时期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表现形态是国有资本非人格化
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有资产产权的二重性演化为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虚拟性和客体的实在性、劳动者资产产权主体的实在性和客体的虚拟性和国家的公权力者与私权利者两种身份仍然划分不清。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近现代以来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不仅决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而且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成本和效率，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是转型时期的根本问题，也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要害所在。劳动力所有权与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两极；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作为“全民”代表的国家，是计划经济对立的两极；劳动力所有权与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对立的两极，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主体的实在性与生产资料客体的虚拟性，其原因则在于国家既是公权力的主体，又是民事权利的主体。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拟性，就是“所有者缺位”；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虚拟性，就是“所有者不到位”；“所有者缺位”和“所有者不到位”，就是国有资本非人格化的表现，换言之，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拟性和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虚拟性，就是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这使国有企业改革仍在困境中徘徊不前。
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拟性，就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因而不能形成责、权、利对称的约束激励机制，没有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任的实体，从而不能摆脱低效益的陷阱，也不能避免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虚拟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国有资产多重委托主体的模糊性。“全民”作为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委托国家作为“全民财产”的者，国家又委托国有资产管理局作为“国有资产”的者，名义上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但是实际上并无向国家缴纳利润的任务；国有资产管理局再委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名义上是扩大再生产领域保值增值目标责任的具体承担者，但是实际上对其投资决策正确与否并无约束机制；国有企业及其股份制企业的厂长、经理或董事长、总经理是国有企业保值增值任务的实际执行者，但是实际上对其盈亏责任并无约束激励机制，事实上只对其上级负责。委托主体的多重性表明国有资产所有者主体的模糊性，“委托—”链的不断延伸，只是徒增成本，对于提高国有企业效益显然并未发挥任何作用。主体游移不定，无论是由政府直接投资还是由国有企业投资都建立不起责、权、利对称的约束激励机制，因而不是反映长官意志就是体现内部人控制，或者是两者共谋，结果总免不了软预算约束投资决策的失误，也克服不了权力寻租因而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弊端，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位——模糊性正是虚位的具体表现。
二、企业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必然导致现行特殊的“委托—”制，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或者说，内部人控制事实上是现行“委托—”链延伸的结果。这就是说，内部人控制的产生和形成有它的必然性，或者说它是内生的。表现在：（1）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的委托人，其本身也是作为企业终极所有者“全民”的人，也是“理性经济人”，同其他人一样地存在机会主义动机；（2）行政任命的董事长或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内部人，他们同任命者存在激励不能兼容的利益冲突，这就提供了内部人控制的前提；（3）政府的政绩并不受企业经营成效的影响，缺乏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的动力，这就给企业内部人控制以可乘之机；（4）政府和企业对企业经营决策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性，加之滞后的市场发育不能提供有效的外部治理手段，企业内部人控制势必成为现实。“内部人”实质上是“国家所有者”异化的产物，在既无内部激励和外部约束的条件下，作为“理性经济人”往往只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不仅不能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甚至在权力寻租的巨大诱惑下事实上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启动器”。
三、股份制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模糊性和内部人控制，其原因则在于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所谓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实质上就是国有资产产权的二重性，确切地说，是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全民”）和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生产资料）的虚拟性。虚拟性是国家意志即行政权力的投影，这种投影笼罩着现行公司制，使之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始终处于无序运作状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选择，但是现行公司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国有股或者说国有资本由谁无法确定，终极所有者“全民”的抽象性使对国有资本承担保值增值任务的责任主体纯属子虚乌有。二是法人财产权没有形成。法人财产权是构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企业要有法人财产权才能行使对其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以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由于终极所有者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不能形成规范的法人产权，因此不能实现出资人与企业分离而形成法人实体，不能实现出资者财产与企业资产分离而形成有限责任制度，不能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而克服经营者与风险承担不对称的矛盾。正是由于法人产权制度不规范，国家控股，由国家行政权力支配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动，上市公司往往以“圈钱”为能事，不仅资源不能优化配置，而且往往造成资产的大量流失。三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和核心的分权制衡机制，是围绕法人产权的运用和落实而设置的。确立了法人财产权，也就明确了治理结构设置的目的及其职责，从而合理建立企业内部组织管理体制，为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组织保证。由于公司法人财产权没有形成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善，“三会”不能制衡：股东大会基本上不起作用，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上级行政任命，只对上司负责；董事会没有剩余控制权，董事长不能履行对股东负责的承诺，总经理不对公司效益承担责任；监事会形同虚设，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既无有效监督，也无有效激励；因此不能形成内部治理结构责、权、利对称的制衡机制。四是资产结构不合理，公司资本和债务不分，产权和债权不分，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同一性，实际上国家承担无限责任，负债率过高，债转股对所有者到位和提高经济效益并无实际意义，只是徒增制度运行成本。五是上市公司由行政审批，为偏袒国有企业而包装劣质企业上市，财务报表不实，信息披露失真，庄家炒作，权力寻租，短期行为，在职高消费，等等，严重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六是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尤其是经理市场尚待开发，因此融资渠道不规范，“用足投票”同“用手投票”一样，都不能发挥有效作用。诸多问题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或者说在于国有资本人格化问题没有解决。所谓国有资本人格化，就是劳动者产权主体的实在性和国有资产产权客体的实在性两者的结合，也就是以剩余索取权为纽带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真正的结合。这就是产权明晰化，这是决定公司制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责、权、利对称的根本前提，也是规范法人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前提。国有资本非人格化从根本上制约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而制约了市场主体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制约了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的发育，从而制约了国有企业资产组合的优化、企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总之，制约了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就从根本上窒息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使国有企业挣扎不出低效率的陷阱。
所谓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的虚拟性，是指劳动者由国家的虚拟“主人翁”变成为国家的实际雇佣者，他们虽然以付出优惠福利的代价换得了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但是对于作为产权的物质客体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然是虚拟的。因此，他们尽管拥有了劳动力所有权同企业自由签订合同从而获得相应的劳动收入的权利，却并没有对于国有资产收益的剩余索取权或利润分享权，也就是实际上有就业的市场风险而尚无完善的生存的制度保障。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的虚拟性就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不到位，这是国有资本非人格化的关键所在。当然，国有企业从统分统管的固定用工制度到合同用工制度是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消除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所有权的虚拟性，使劳动者的人身依附性变成了独立性，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现代社会是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契约社会。从近代到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深层次上都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转型运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质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运动。契约是私法之精华，契约制度是民法制度体系的核心，契约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法的发展。由此可见，劳动力由国家支配转而由劳动者自己支配，由固定用工制度转变为契约关系，显示了市民社会“小荷才露尖尖角”，显示了劳动者的人格从依附到独立的转化初露端倪。
规范公法和私法主体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根本途径
国家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的主体，正是公法和私法主体一元化的国家界定了国有资产产权的二重性，在转轨时期又使之转化为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换的前提”，必须重构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国家职能和产权制度，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规范公法主体和私法主体，把它们由合二为一分离为一分为二，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根本途径。
一、制订民法典，完善宪法，重构公法和私法体系，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前提条件。
公法的本质是权力制约，私法的本质是民事权利。公法和私法的对立是国家和社会对立的法律表现形式。私法以私利为基点，通过肯定和鼓励个体追求利益行为而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公法以公共利益为基点，为了实现整体利益而保障个体利益不受损害；私法以“意志自治”、“契约自由”为内核，以鼓励和激发私法主体创造性为特点，以建立权利运行机制为使命；公法以贯彻“人民意志”和维护“公共秩序”为宗旨，以限制和约束公法主体行为为特点，以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为使命。私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其基础是商品经济，公法是关于政治国家的法，其根基是民主政治。民法是典型的私法，而宪法、行政法和刑法是典型的公法。转型时期的国家，依然既是公权力所有者，又是私权利的所有者，同一公权力主体即国家职能具有二重性，实际上是潜在地蕴含着公法与私法的矛盾。公法排斥私法是我国传统法律体系及法律理念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建立民法典完善民事责任主体及其行为规则以建立权利运行机制并完善宪法以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前提条件。
二、界定公权力主体与民事权利主体，实现政企分开，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必要条件。
国有企业是政资合一、政企合一、政府机关和企业法人组织合一、权力载体和权利载体合一的企业。界定公权力主体与民事权利主体，就是把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府机关和企业法人组织分开、权力载体和权利载体分开。问题的症结是权力载体与权利载体合二为一，政府既是国家权力的载体，又是企业民事权利的载体，这是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府机关和企业法人组织不分的根本原因所在。什么是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就是界定权力载体，把权力归于国家，界定权利载体，把权利归于企业，关键是权力载体不能越位代替权利载体，也就是把权力载体与权利载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合二为一”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分为二”。从实践上来说，就是国家最终放弃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性国有企业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即使垄断行业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也就是放弃民事权利主体的身份，还权于企业，还权于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廓清旧法理及旧法制公法与私法合一的影响，划清公权力主体与民事权利主体及其行为的界限，建立起公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之间的制衡机制及司法监督机制，既明确公权力行使的范围、防范其对民事权利领域的侵犯，又给民事权利主体即企业确立其市场主体地位，从而为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创造前提。另一方面要使企业成为民事权利主体，就是使企业成为在市场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参与市场的意志应当是自由的，商品交换过程就是主体意志表示共同一致的过程，契约则是交换主体意志自由的载体。市场活动的参加者是彼此互相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个人或企业，国家公权力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或企业。市场活动不仅要有主体独立的意志参与，而且须有财产等受法律保障的权利才能正常运行。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财产权，才能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保证正当竞争者的权利不受侵犯。与此同时，还必须在构建并完善民法的基础上对政府公权力的领域给予明确的界定，具体地划分出公权力所及的“公共领域”和民事权利所在的“私人领域”。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政府只提供非盈利性的公共产品，而由企业提供盈利性的私人产品。这就使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权力有了合理的界限：既能保障政府干预与调控经济权力的存在与高效运行，又能防止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保障民事权利主体经济自由免受公权力的过分干预与侵犯。这样，在规范公法和私法的基础上，从而在规范公权力主体和民事权利主体即市场主体的基础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由原来的行政隶属关系变成提供公共产品的征税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企业对国家只尽依法纳税的义务，并且纳税人有监督征税人的权利，这既使企业的独立的民事权利得到保障，又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和对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获得了客观的基础。
建国之初，新中国经济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之后百废待兴，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与恢复国民经济，中央政府决定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初步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3月，当时的政务院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国营企业的投资必须按照全国财政预算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的各期支付数量来支付。之后，中财委陆续颁发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和《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投资管理制度与基本建设计划。1952年12月，我国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把全部限额以上项目决策权和设计批准权进一步向高度统一的方向集中。
为了完成“一五”计划，1954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集中统一领导。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我国也初步建立起了以集中统一为主要特征的国有资产投资体制。这一投资体制的集中统一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投资项目的决策权与审批权集中于中央，实行指令性计划；第二，基础建设投资资金集中于中央，由财政统收统支、无偿划拨使用；第三，对投资实行从中央到各部委的管理制度；第四，基建物质由中央统一分配，实行计划调拨，施工力量由国家统一安排；第五，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统一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并实施财政监督。
二、计划经济时期国有资产投资体制的演变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的整个历史过程可以分为“”时期(1958-1960年)、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时期(1966-1976)、“拨乱反正”时期(1977-1978)等共四个时期，演变过程呈现出放权、集权反复改革的特点。
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投资管理体制实行一段时间后逐渐暴露出了一系列的缺点，过于集中的投资体制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对国有资产投资进行管理，也难以调动部门、地方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于是从1956年开始，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开始酝酿改革。
“”时期，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进行了第一次行政性分权改革。为了适应高指标、高速度的要求，投资管理体制由中央和各部门集中统一的“条条管理”制度转变为以地方管理为主“块块管理”制度；同时，国家下放了投资管理的部分权限，试行投资包干制度，即建设部门和施工单位在国家统一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因地、因事制宜地修改和调整国家投资计划，自主调剂资金，改变了资金供应的办法；此外，国家还废弃了一批合理的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投资管理，并且取消了建设银行系的投资管理与监督职能，改归各级财政部门进行直接管理。因为受到当时错误思想的指导，“”时期的投资体制分权改革导致投资失控，造成一大批胡子工程，国有资产投资大搞重复建设、效率低下。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认识到了“”的错误路线，国有资产投资重新向集中统一的体制回归。“”没有给中国带来国民经济的“赶超”发展，反而导致了国有资产投资的严重浪费，中央决定重新回复集中统一的投资管理体制。采取了如下主要改革措施：上收投资管理权限，取消基本建设地方财政包干的方式，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投资体制；实行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制度，严格控制、严格规定基本建设的审批权限；恢复和重建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制度；重新组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建筑工程部，恢复建设银行的建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集中统一投资与管理的制度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其集中程度超过了早期的投资体制，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期，国有资产投资体制经历了第二次分权改革，进入全面混乱时期。时期的国有资产投资管理体制与我国政治、经济基本状况同样，都受到了巨大的破坏，组织管理体制基本处于崩溃的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投资管理制度被全部否定，投资管理权限被迫再度下放给地方，地方又热衷于政治运动而基本不关注经济建设，国有资产投资体制陷入全面混乱与失控的状态。
“拨乱反正”时期，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又回归到集中管理状态。“”结束后，混乱的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校正，中央开始整顿并回收下方的权限，开始了投资管理制度的全面重建工作。主要措施包括：对基本建设投资重新实现集中统一管理制度，要求所有的建设项目都重新列入国家计划，经过批准才能开工建设，以增强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加强对基本建设项目的分级管理、拨款监督与经济核算，重新确认了国有资产投资基本建设程序。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经历了几次分权、放权周期性的变革，可以发现其中几次变革并非出于发展经济的实际要求，而是当时特殊背景下的历史产物，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最后又回归到高度集中管理的制度模式下，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病，中国经济呼唤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模式的变革也开始酝酿。
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的演变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我国自此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共经历了4次大的历史变革，分别为初步探索阶段(1978-1987年)、实践推广阶段(1988-1991年)、深化改革阶段(1992-2003年)、进一步完善阶段(2004年-今)。
1.初步探索阶段(1978—1987年)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初，国有资产投资集中统一、指令性计划和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已经暴露出其严重的弊端，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打破这一局面，1978年开始了国有资产投资领域改革的初步实践，这一阶段主要实行了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扩大企业经营自、扩大投资渠道等多项制度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事权初步划分；第二，逐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第三，出现投资来源多渠道局面；第四，改进投资计划管理体制；第五，发展投资中介组织；第六，在建设实施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第七，鼓励跨行业、地区和企业的横向投资流动和联合。
2.实践推广阶段(1988—1991年)
198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在总结前些年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推进改革的措施。具体措施如下：第一，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权责，对重大的长期的建设投资实行分层次管理，加强地方的重点建设责任。第二，明确投资资金来源，建立中央基本建设基金制度，将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按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分别进行管理，保证重点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第三，成立六大专业投资公司，用经济办法对投资进行管理。第四，建立证券交易市场，为发展直接融资创立条件。1990年和1991年，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和深圳分别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为企业的投资开辟了新的资金来源。第五，颁布产业政策，加强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第六，明确企业投资权责，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使企业成为一般建设的投资主体。
3.深化改革阶段(1992—2003年)
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向前迈出了重要而又坚实的一步。1992年底，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国有资产投资体制进入了深入改革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为了改革原有的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即建设项目指挥部制，建立起项目建设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消除建设指挥部存在的种种弊端，以适应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从1996年开始，国家在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建设中推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
第二，实行项目资本金制度。为了解决建设项目全额负债搞建设，项目建成后因负债率过高而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问题，从1996年开始，我们开始实行项目资本金制度，对各种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项目和集体投资项目，都必须按总投资的一定比例落实资本金后才能进行建设。资本金未达到规定比例的，不得进行融资筹资活动，项目不得批准建设。建设项目资本金由投资者认缴，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
第三，实行项目建设招标投标制。为了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投资建设领域，实现对工程投资、进度、质量的有效控制，从1984年我们就开始逐步实行工程建设任务由行政分配向通过招投标竞争的转变。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正式实施，随后国家计委又陆续颁布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等一系列相关配套的法规和规定。按照规定，凡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等等都要进行招标，其中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进行公开招标。
第四，实行工程建设监理制。1990年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进而加强对项目资金的控制，我们在工程建设中推行了工程建设监理制。实行工程监理制，由监理单位派出工程建设的有关专家进行施工现场监督与控制，并对隐蔽工程等关键性工程实行旁站，对保证工程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实行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制度。为了加强对国家投资重大项目的监督，保证工程质量和国家资金的安全，提高投资效益，1998年国家建立了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制度。2000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查办法》。重大项目稽查工作开展三年多来，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的项目和个人，对管理好的项目也给予了宣传表彰，从而对保证国家投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加快建设进度、提高工程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进一步完善阶段(2004年—今)
2004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这项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通过制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引导社会投资；就是要改进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规则和程序，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此次改革的措施主要有：第一，改革投资管理制度，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的地位，落实企业投资自。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第二，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推行政府投资代建制。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第三，改进投资宏观调控方式，协调投资宏观调控手段。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全社会投资进行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的有效调控；编制发展建设规划和专项规划；制定并适时调整投资指导目录；建立投资信息制度；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第四，加强对投资活动的监管。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完善重大项目稽察制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监督机制。
四、结论
经过四次改革以后，我国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其主要成就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来源和投资方式的多元化；第二，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投资自扩大；第三，政府投资范围合理界定，政府投资项目实现市场化运作；第四，投资宏观调控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调控方式和手段明显改进；第五，投资环境大大改善，社会资本投资领域放开和扩大。当然，改革之中也暴露除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尚存在体制障碍；第二，核准制和备案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第三，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亟待建立；第四，投资体制改革与其他相关领域的改革难以协调；第五，投资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存在矛盾。因此，继续深化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有资产投资体制仍然使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纵观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制度变迁呈现出综合性、依附性、行政性、渐近性与实践性等五个典型特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改革最主要的特征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路径模式，政府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但强制性制度变迁也表现出到诸如违反一致性原则的局限性，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阻力，计划经济时期几次错误的体制改革证明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对经济效率造成的损害，因此仍然需要建立更为完善和规范的制度体系来保证制度效率的实现。同时，整个过程体现出国有资产投资制度向资本属性的回归，政府逐渐从投资者、管理者与运营者合而为一的角色中逐渐转变为专注于投资与监督的角色，并从管制“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局面中逐渐脱离出来，政府行为界限的合理界定是尊重资本属性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进行资本运营，国有资本投资才能保证经济效率，从而使整个国有资产投资体制向着更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投资保值增值的目标不断演变。
参考文献：
[1]王昕.投资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与新挑战.经理人网站，/softdown/list.asp?id=178492.
[2]董志凯.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几个特点[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4)：147-153.
[3]张建萍.我国投资体制的变迁与创新[J].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7，(6)：36-39.
[4]齐国友，丰景春，郜书明，张志琴.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探讨[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9)：40-41.
[5]/qypd/qybs/zscq/xgflfg/200807/t20080722_46327.htm.
[6]武献华，赵欣.中国投资体制改革三十年:回顾与思考[J].发展研究参考，2008，(18)：1-19.
[7]杨书剑.试述中国投资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J].投资研究.1998，(3)：6-8.
[8]砂梅.我国投资体制变迁模式的选择[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9，(4)：17-20.
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使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但是，日渐突出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却在制约着国有资产退出的进程，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形成了障碍。如何采取合理的手段和方法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笔者在此提出以下看法。
一、加强国有资产的评估和核定
1．资产评估的原则。
（1）未来收益原则。资产评估应当核定公司价值，即在根据公司盈利能力、股利发放比率以及资金时间价值和投资风险价值所确定的股东权益资金成本的基础上确定的公司未来价值，而非目前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或股票价值。在评估公司价值时，还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有所侧重。
（2）贡献原则。根据资产的某一部分对于资产整体的作用或价值来确定该部分资产的市场价格，该部分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其对资产整体效用、价值等的贡献情况。根据这一原则可以有效地对资产的某一部分进行科学的评估。
（3）市场原则。某项资产具有何种市场价格，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还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资产评估应该充分考虑该资产由于市场供求关系所导致的市场价格。
（4）替代原则。替代资产的价值对资产的评估同样会产生影响。在资产评估中，接受评估的资产的价值不应超过同种商品的最高售价。
（5）外在性原则。资产本身之外的经济或非经济因素也会影响资产的价值。如果资产本身之外的经济或非经济因素发生变化的话，资产的市场价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2．国有资产评估和核定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拥有一些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包括应核销资产损失、核减债权等方面的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包括用于城市管理如市政道路、供电、排水、清洁卫生和市政园林等方面的资产，用于劳动人事、社会保险如离退休人员管理、劳动用工管理和扶贫等方面的资产以及用于其他应由政府负有职责如职工住房管理、学校、医院和托儿所等方面的资产。
在国有资产退出时，必须先将这些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从国有企业资产中剥离出来，以便在国有资产转让时能够正确核定转让的国有资产数额。对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可以采取整体出售、租赁经营、无偿移交或委托代管等几种方式。在对国有企业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全力介入，一方面与国有企业共同完成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的核销或核减，完成对非经营性资产的估价；另一方面妥善处置其中的部分非经营性资产（例如国有企业的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使产权尽快明晰，完成国有产权退出的过程。
二、国有资产退出实行“二次改制”
1．国有资产退出的第一次改制。国有资产退出过程中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这个原有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信息缺失。无论进行怎样的国有资产评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掌握的信息总是多于政府主管部门掌握的信息。在缺乏相应约束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的“逆向选择”问题。如何防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故意隐瞒资产或者人为采取措施使国有资产“缩水”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呢？较好的选择是在国有资产退出时，在原来的国有企业中仍然保留部分股份，国资委或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之一而存在。
政府在国有企业中保留部分股份，国资委或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就能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之一。这样可以在国有资产退出中掌握大量的改制信息，避免原来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可能发生的隐瞒资产的情况。退一步说，即使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原来的国有企业资产被隐瞒或被人为缩水，也会因为国有资产部分股份仍然留在国有企业中，国资委或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是企业的股东之一，在企业的日后经营中会获得大量的国有企业经营信息和资产信息，从而大大地降低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为了保证国有企业改制的顺利进行，完善原来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保留的国有资产股份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宜过大。一般情况下，在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中保留20％左右较为适宜。按照我国普通股份制企业的情况，20％左右一般不会造成国有资产在国有企业中处于控股地位，也就不会影响国有资产退出对于国有产权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作用的发挥。但是，20％左右的股权比例在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中也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中享有重要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能够获得有关资本运营的相关信息，能够保证国有资产在改制过程中的保值和增值。
2．国有资产退出的第二次改制。在第一次改制中，保留的国有股份，能够避免国有资产在改制过程中的流失。但是，保留国有企业中的部分国有资产，并不是国有资产退出的终极目标。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要通过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步减持，有序退出”，盘活国有企业存量资产，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因此，在完成国有资产的保值退出后，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要进一步减少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比重，以利于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和国有企业经营的进一步市场化。
国有资产退出的第二次改制，可以采取企业国有股上市交易、转让、租赁、委托经营等方式。通过这些方式，降低国有企业中国有股的比重，完成国有资产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制。
通过第一次改制，政府在国有企业中保留部分国有资产，以存量吸补增量，减轻国有企业资金压力，使国有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上市，促进国有企业的运营进入一个良性轨道；通过第二次改制，完成国有资产的退出，促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
三、积极发挥专家学者在国有资产退出中的作用
为了在国有资产退出过程中保证国有资产评估的公正性以及国有资产退出后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对于部分国有资产运行的有效性，引入相对独立的专家学者团队，可以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效应
1．国有资产评估的准确性。专家学者在国有资产的评估标准、评估方法和评估手段等方面，具备专业知识，是对国有资产进行准确评估的高素质人才。专家学者在国有资产退出过程中，可以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对原有的国有资产评估进行监督，从而在技术上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设置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设置于各级政府（注：如国务院与各级地方政府。）抑或设置于各级人大，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涉及诸如公有财产的终极所有者与代表者、在国家政体层次上的“政企分开”、国有资产的集中化管理等。我认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设置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应设置于各级政府。
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即为财产的公有制，公有制可以进一步表达为财产的社会所有制。所谓财产的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归根结底是为全体人民所有。但是，全体人民并不能对社会财产直接行使生产职能，因而必须有一种形式能实现将社会财产委托给一定的社会生产组织来对其行使生产职能。但由于全体人民无法实现对社会财产的直接占有，因此全体人民也相应地没有一种形式可以将社会财产直接委托给一定的社会生产组织。这种推定无非又给出如下结论：全体人民并不能成为社会财产的初始委托人，不具备行使初始委托人各项权利的能力。社会所有制既然不能以全体人民直接占有社会财产的形式来实现，那么总要给出一种替代形式来实现社会所有制。于是社会所有制现实地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即由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来实现对社会财产的占有，这就是所谓国家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是以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来实现的，而为全体人民所有的财产也转型为国有资产了。基于此，公有制财产的现实“初始委托人”将由国家来充当。
对于充当国有资产初始委托人的机构我们可以给出更进一步的规定：仅作为单纯所有者的身份出现，其目标集中于促使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这一机构的目标不应是多元的；不能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生产组织的目标和行为；这种所有者机构不应是分散的、多层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执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本身便决定了它对全体人民意志、利益的代表者。我们可以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拟定为这样一种机制：假设全体人民是社会财产的股东的话，那么人民代表便是股东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便是股东代表大会。因此它可以成为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行使重大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定的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威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在具备了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的基础上，其最高权力和立法权威才能得以真正确立。国有制的内在属性决定了人大可以设置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中，当没有更为理想的财产占有方式来实现公有制时，国有制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必然属性。由于国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有其客观必然性，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是对国有资产行使重大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在它之中设立一个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别于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后者一方面具有多重的目标最大化，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行政化倾向，且这一倾向多是通过强制性方式实现的），因此在它之中设立的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能以单纯的所有者代表身份出现，以国有资产的收益最大化为其一元化目标，并且可以避免采用政府部门的强制性的行政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不会导致国有资产事实上的部门、行业所有制。
我们再来假设由政府部门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将会形成如下状态：
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使其行为目标呈多元化，因而一方面难于约束单纯的所有者目标，另一方面还可能以社会管理目标淡化甚至取代所有者目标。政府的强制性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于避免对生产组织的行政化干预。而这种干预是典型的国家与国有企业行政制度框架的伴生物。如继续由政府部门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无疑意味着是对既有的国家与国有企业行政制度框架的“体制复归”。政府作为一种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又分解为诸多的层级式、网络式子系统，如各级政府，各行业、部门行政主管机构，因此，政府部门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易于使国有制变形为事实上的各级政府、各行业、部门所有制，这导致了国有制的低水平实现程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来具体地履行这一职能，并由其充当国有资产的“初始委托人”。
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框架设计
一、委托——关系的一般分析。对于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的设计，我们有必要引入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在委托——关系中，如果委托人的信息是完全的，如对人的行为、努力、目标、产出等都是易于观察到的，则委托人自身的收益也是易于推断和准确地获得的。但当委托人的信息是非完备时，如他对人的上述内容是难于观察到的话，那么委托人的收益也是难于推断和极为不确定的。因此，所谓委托人——人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在委托——关系中，如何防范在委托人信息不完备时可能遭致的来自人的“损害”。由此，斯蒂格里茨对委托——关系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式的叙述：委托人——人的文献涉及一个人——委托人（比如说雇主）如何设计一个补偿系统（一个契约）来驱动另一个人（他的人，比如说雇员）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所谓委托人——人问题其核心在于如何设计一个系统以实现委托人对人的有效激励与监督。
委托系统如果表现为一个较多层级的话，可能会产生如下问题：根据现论，每一层级关系都会因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和拥有的信息不对称而发生问题，因此这种多层所产生的成本是较高的。层级愈多，则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的双向信息传输愈易被迟滞和发生失真，因而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标愈易被扭曲甚至遭致损害。过多的层级意味着有一个较长的委托链，这无疑会形成一个多层级的监督关系（在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人之间的每一层级，既是上一层级的人，又是下一层级的委托人，因此本身又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它既要接受上一层级的监督，又要履行对下一层级的监督职能，而这种监督并不是不花费成本的），从而加大关系的监督成本。过多的层级将会使初始委托人的监督动力在自上而下的委托链中趋于弱化，最终可能使初始委托人的监督失去意义。
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给我们的启示是，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不应是多层级的。
二、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的弊端所在。在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中，为了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若干省市采取了这样一种做法，即将同一行业或部门的企业原上级主管部门改变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由其对所属企业实施价值化管理，委派该类型机构人员进入所属企业。据说这种投资公司可以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一个隔离带，从而实现“政企分开”。我们很难对这种实践持肯定意见，其理由为：一是由政府系统实施的一种行政性授权，仍未跳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的窠臼，尤其是在本源这一层次便再次奠定了“政企不分”的基础。二是行政性授权是难于杜绝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干预的，原因在于，从现有的实证观察，仅把国有企业的原有主管部门改变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这种公司既没有改变原来的行政主管部门的身份，现在又被赋予了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即由原来的单一身份现在转变为双重身份，越发强化了这种公司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干预。三是这种行政性的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依然管辖原有的所属企业，因此既有的行业或部门分割的格局并未改变，从而使行业或部门难于形成一个正常的“进入”与“退出”机制，阻碍了资源的社会化配置（而资产的价值化管理的一个优越性便是通过资本的流动机制实现资源的社会化配置）。四是可能产生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它本应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机构，但在现实运行中，可能会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渠道。五是这种多层级的委托——关系将会导致我们在一般分析中所指出的诸多弊端。
这种行政授权式的将国有企业原有主管部门改变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的做法，就其现有的行政框架而言较少触动，因而初始变动（只能称其为变动，而不能称其为制度变迁或者制度创新）似乎成本较低，但这种较低的行政框架变动成本将不足以弥补国有资产可能的高昂收益损失。鉴于此，我们认为不宜以政府行政性授权、将行业或部门主管部门改变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机构的实践作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确立的方向。
三、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具体形式。我们给出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设计代替可以描述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将国有资产注入国有企业后，它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并不需要多层级式的委托——关系。其具体实现方式为：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接向国有企业派驻董事会成员，以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直接的委托——关系来实现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由于这种形式减少了委托——层级，因而避免了多层级委托——关系的弊端，使国有资产的初始委托人易于观察、监督人行为；弱化了国有资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的信息非均衡程度；杜绝了国有资产在若干中间委托——层级的“滴漏”；既加快了国有资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的双向信息传递，也降低了双向信息的失真与扭曲度。设立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一个非行政性机构，它不会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
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资产“人格化”机制的确立
在构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我们还应确立国有资产的“人格化”机制。这里应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资产“人格化”；其二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格化”。
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资产“人格化”
（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资产“人格化”涵义：其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由非职业化的、身份多元化的主体转化为职业化的、身份单一化的经理阶层。其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经济行为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国有资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其三，“资产专用性”（注：此处使用“资产专用性”这一用语，意在说明经理阶层的能力已经收敛于对企业的专门化经营管理，而其经营能力的专业化已对自身形成了强烈的监督性和约束性。其理由在于：经理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隐含着某一经理人员并非可以随意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出去从事其他职业，因而经理人员的能力不是“通约”的。某一极具专业性的经理人员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移去从事其他职业，恐怕将要耗费相当高昂的交易成本。由此，将促使经理人员对自己现实的“岗位”的珍视。因为，一旦自己被“挤出”现有的专业性较强的经理职位，他将很难进入其他企业领域。而他不能从事经理职业，便意味着他的人力资本的贬值。）机制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人力资本形成硬约束。
（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资产非“人格化”特征表现。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国有企业实行的经营管理者制度安排，却很难满足资产“人格化”的要求，也无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贬值之虞。首先，在国有企业的既有经营管理者制度安排中，由于其前提条件为企业只是隶属于政府的一个行政式经济单位，因此逻辑上决定了政府将企业经营管理者视为其行政框架中的“行政官员”，即在政府看来，企业经营管理者与行政官员是“通约”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角色与行政官员的角色是可以互相“反串”的，政府可以直接派遣行政官员进入企业充当经营管理者，也可以直接任命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行政部门的行政官员，二者之间丝毫没有“身份”障碍。这样一种行政式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安排制度，是无需专业化、职业化的经营管理者的。其次，这样一种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经营管理者会形成扭曲的“经济人”行为。由于企业经营管理者职务是政府的行政生成机制的产物，因此，经营管理者的评价是由纵向行政部门做出的。只要经营管理者的偏好与纵向行政部门的偏好甚至与纵向行政部门某一行政官员的偏好一致，他就会获致肯定性的评价，而个人的职务也可能会获得擢升（习惯的做法是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者升迁为政府某一行政部门的官员，以此作为对经营管理者评价的“奖励”）。在这种制度中，企业经营管理者并不是追求企业的目标最大化和出资者资本增值最大化，而是个人行政性职务升迁目标最大化。最后，这种制度安排还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并不具有“资本专用性”原则，因此也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并无“人力资本”风险，即个人的命运并不必然地与对企业的经营绩效或者说与国有资产增值最大化形成相关。在现实中，甚至会发生企业经营管理者虽经营绩效劣化但却获得行政职务升迁的反常现象（或许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应该被视为正常）。一个没有人力资本风险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可能并不会“心无旁骛”地将全部心智用于如何优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多种“退路”使他并无“后顾之忧”。
（三）如何确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资产“人格化”机制。在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应该通过以下若干制度确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资产“人格化”机制：一是经理生成制度。国有企业应以市场生成的方式选择经理人员，即直接通过市场聘任经理人员。考虑到有些国有企业仍由国有资本控股，虽然由于股权使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以直接向企业委派经理人员，但这种委派绝不等同于既有制度安排中的企业经营管理者行政化生成的机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择，将不再以行政官员“身份”转换的方式来进行，应以市场生成的方式遴选经理“候选人”，然后再行委派。二是经理运行制度。由国有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其经理人员虽然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直接委派的，但这种委派与既有的政府对铁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委派制度是不同的，即所委派的经理人员是没有行政化“退路”的，他既然具有“资本专用性”，他就必须承担自己的人力资本风险。一旦经营企业绩效劣化，他就可能被“挤出”经理阶层，而不会获得行政性的职务迁徙甚至行政性的职务升迁。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这种人力资本风险，将会适当地保持一种压力，使他们“专心致志”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优化。三是经理评价制度。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企业经理阶层的评价，应收敛于其是否实现了国有资本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如果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无法正常地满足这一要求，那么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令其“退出”所在国有企业。
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格化”
（一）所有者“人格化”涵义。即某一财产无论如何总能追溯到某一具体的自然人主体。由于对财产的关切度取决于主体与财产的关系，因而自然人主体会对自己的财产表现出最大化的关切度。
（二）国有资产所有者“人格化”的难点。在现实世界中，国有资产无法追溯到具体的自然人所有者主体，其理由为：众所周知，国有资产其实是全体人民占有的社会财产，由于在现实中无法给出一种全体人民直接占有社会财产的形式，于是只能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来实现对社会财产的占有，而为全体人民所有的财产也就转型为国有资产了。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难于实现“人格化”。从所有者角度看，国家或者派生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都只能是抽象的或虚拟的自然人主体，对国有资产的关切也很难达到自然人的程度。这一问题确实是构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难点之一。而这一问题不解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就不可能对国有资产的运营实施真正有效的监督、约束和激励。
（三）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确立所有者“人格化”的目的。其一，确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所有者“人格化”，在于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真正到位，像自然人一样履行对国有资产运行的监督、约束和激励。其二，确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所有者“人格化”，在于使行使国有资产运行监督、约束和激励职能的人员，像自然人一样对国有资本的损益享有利益和承担风险。其三，确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所有者“人格化”，在于使国有资产管理者对国有资本的运行内生性地产生监督的积极性。国有资产所有者“人格化”的确立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程度的标志之一。
（四）如何确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所有者“人格化”。在构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我们拟采取以下途径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格化”问题。其思路是：采取拟自然人所有者的举措，确立国有资本损益与从事国有资本监督管理人员的经济损益与人力资本损益直接相关的机制。
其具体做法是：模拟企业经营管理者职业化机制，确立国有资产管理者职业化机制，使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人员和进入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出资者代表成为职业化的国有资产管理者。国有资产管理者转型为职业化后，即刻剥离其行政官员身份，使其不再是行政官员的身份转移，堵塞国有资产管理者与行政渠道的联系。建立职业化国有资产管理者的激励和风险机制。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成为一种专业化职业，“资本专用性”原则对职业化的国有资产管理者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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