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州为例，在新建苏州聋盲学校以后，苏州市撤并了吴江市、吴中区特殊教育学校的盲部及聋部，两校约50名盲聋生将全部转入新校区。这种从市级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整体规划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相对学生数额较多，不宜寄宿等情况的智力障碍儿童教育，则由县市级特校进行招生教学。对新建特校如何布局规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综合类特校的产生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没有按照特殊教育的特点，从行政上予以主观干预，认为把这三类残疾学生全部放在一起便于管理。事实上，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鲜见综合类特校，多数为数目较多的小型的专一类特教学校。因此，就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模式来说，建议应该有地级市级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统筹规划、落实，整合全市的特教资源，形成一定数量的有特色的多类型的特殊教育学校。
二、课程教材问题
特殊教育的课程与教材问题，这是制约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最大的问题。一个有着八千万残疾人的国家，一套国家授权颁布的课程与教材体系迄今尚未建立。聋教育方面，1997年出版了全日制聋校实验教材。但是，很多一线教师和专家认为此套教材内容陈旧、完全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下的教学所需。培智教育方面，几乎每个学校都在研究校本教材，几乎每个学校的老师都在编教材，比较著名的是上海版和浙江版。2013年，教育部在工作重点中提出，“印发盲、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课程标准，启动三类特殊教育教材编写和课程资源建设工作”。由此来看，特殊教育课程与教材的混乱局面还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然而在这种混乱局面下的特殊教育之教育教学、教科研等工作，让很多一线教师无所适从。课程标准以及教材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我国特殊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因此，国家层面的课程及标准早日颁布并实施，以尽早解决特教工作者无课程标准、无教材的历史。
三、办学经费问题
提起办学经费，很多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有着这样、那样的难处。特校难办，难在公用经费缺乏。主要表现在：
（一）政府重视不够，主要靠校长自己解决问题。这种状况不是很普遍，但是在很多地方依然存在。一个地区，如果县市级教育行政领导对特殊教育重视不够，就会导致特校办学经费异常紧张。特校校长的主要精力就是四处奔波，托人情，找关系，利用各种机会和场所，为学校正常运转筹措有限的经费。办学经费问题牵扯了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过多的精力，导致学校管理松懈，办学质量低下，学校发展迟缓。
（二）特校按照普通学校标准，缺口待补。这在我国很多没有明文规定的地区所施行的公用经费政策。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发达或者领导不重视，没有确定特校公用经费的标准。学校缺钱了，打个报告，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拖。这是众多特校公用经费拨付的现状。
（三）公用经费实施情况不一。目前，我国很多省市纷纷出台了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标准，要求各地按照几倍于普通中小学的标准拨付特殊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以下是国内部分省市关于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标准的规定：由上表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省市包括经济发达省市在提高特教学生公用经费方面提高较快。令人高兴的是，作为西部省市的新疆提出了按照普通学校5~8倍的标准发放。但令人忧虑的是，省级标准到地方以后，能否不打折扣得到执行？特校公用经费的提高并落实，关键在于领导的重视。领导不重视，在经济发达地区也有可能公用经费迟迟得不到解决；领导重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有可能会得到迅速提高。由于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但是各个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要确保特殊教育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的各种费用，按照有关法规规定，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及福利销售的盈利中给予适当的补助，特校校长就不需要到处奔波，从而全身心的抓教育教学和教科研工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真正办好让人民满意的特殊教育。
四、教学语言问题
教学语言之乱主要体现在聋教育方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聋校教学用语是姓“口”还是姓“手”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很多聋校因为各自传统，自动分为手语聋校或口语聋校。到底是用手语还是用口语，莫衷一是。国家教委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口语为主，手势语为辅”。但是在很多学校，依然实施“单一”的教育教学语言。到2001年，丹麦“双语教育”被引进，国内很多聋校纷纷进行试验，“双语教学”“双语文化”“聋人教师”等等，一时间充斥整个聋教讲坛，又将聋校教育教学语言推上路风口浪尖。“口“”手”之争，又增加了“聋人手语”“聋人文化”。笔者以为，聋校课堂教学语言必须按需实施。“只有适应聋孩子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残余听力好的，经过一段时间语言康复的，那你就是用口语教学，让其最大限度的在语言表达等方面接近健听人群；残余听力不好的，经过康复无效果的，你就用手语，在此基础上再去研究聋人手语。先进的教育理念也好，科学的训练手段也罢，关键要适应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需要，要适应孩子的需求。
五、职教“普教”问题
这里的职教和普教，主要是特殊教育高中阶段的教育类别。这里的普教，是相对职教而言，是特教中的“普教”，是实际意义上的学历教育。就特殊教育高中教育而言，目前存在着“学知识”还是“学技能”之争。《2012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2012年已开办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86个，在校生7043人。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班）152个，在校生10442人。坚持“职教”理论的认为，这些残障学生已经接受了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从年龄、知识结构以及家庭需要，应该可以进行职业教育。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为将来走上社会、自立社会、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坚持“知识”理论的认为，“职业”教育为时过早，九年制义务教育所教给学生知识相比普通教育相比，无论从结构还是深度，都不在一个层次上。要想让这些残障学生将来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拥有比较高的学历，成为有较高学历和文化修养的现代残疾人。关于这个争论，笔者以为，尊重学生的自我选择比较重要。学生认为年龄大了，需要就业来减轻家庭的压力，那么就选择职业教育；如果学生年龄尚小，有进一步学习和深造的希望和能力，那么就选择普通高中教育。有需求就有市场，高中阶段的教育也不必为此而争，说谁轻谁重都不正确，关键是学生自我的选择以及家庭的需求。建议所有的残疾人高中教育都能设职教和普教，让学生自我选择，根据学生实际能力来决定其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六、医教结合问题
“医教结合”这是目前很时髦的特教词汇，全国上下特教界一时掀起了“学医”的热潮。从特殊教育的诞生来看，有些类别的特殊教育甚至特殊教育学校都是由医生创建的。诚然，特殊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和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生儿用药的注意以及新生儿缺陷筛查，从某种角度直接导致残疾人的出生减少；医学的发展对人们怎么来认识自闭症提供了很多可能；很多医学上的新发现、新发明又使较多的残疾人摆脱了残疾的困扰……在盲、聋、弱三类残疾儿童教育过程中，弱智学生的教育过程对“医”的依赖更多。在培智学校康复类训练占了很大的比例。支持者认为，不同疾病对学习能力的影响不同，同一疾病不同部位的病变对学习能力的影响也不同。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因没有系统的医学理论作为支撑，没有“医生”参与的特殊教育是不完整的；没有“医学”参与的特殊教育是不科学的，没有“医疗”参与的特殊教育是不全面的。参与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医教结合”当以什么为主？如此大规模的实施，教育的本质何在？教育的主导地位何在？“医学和教育”谁为手段谁为目的？对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医教结合”是特殊教育的退步！笔者认为，正规特殊教育师范院校毕业生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医学基础，如遗传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理论都要涉及。因为特殊教育要解决什么是残疾儿童，以及为什么会有残疾儿童的问题。但是作为特校的教师，主要是对特殊儿童教育学、心理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要解决一个怎么教的问题，而不是怎么医的问题。就聋教育而言，每个聋校的教师要知晓聋的产生、分类以及助听器的相关知识，但是如何给每个聋生测听残余听力，装配助听器那就是医生的事情了。由此来看，在特殊教育学校，“医”和“教”有个界限。特教教师要关注和研究的是各类残障对青少年的身心影响，以及如何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实施“补偿”，而如何减轻学生的残障程度，最大限度的恢复已经衰退的某个功能，则是康复师们的工作了。当前发达地区在特殊教育尤其是培智教育方面的探索，实际上是教育、康复一体化的进程。众多的培智学校的工作是对智力障碍学生边教育、边康复的过程，是康复为教育服务的过程，是以教育为主、康复为辅的过程。
七、随班就读问题
论文摘要：本文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挑战和对策。
一、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审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的意识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面对西方思潮的涌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何种位置，价值借鉴意义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政治教育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源，而绝不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崇尚。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最终目的，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优国忧民”。孟子曾明确指出，人要“生于优患、优以天下”，把个人的修身与济世为民统一起来。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更是十分鲜明和精辟地概括了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许多人物和爱国志士，从陆游“位卑未敢忘优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心田，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需要弘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育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易经》对这一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效法天体之意志，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孔子的弟子曾参也十分强调这种精神，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构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石，是鼓舞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历经曲折，但仍然自强自立、生息繁衍、不断强大。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更需要这种精神来激励广大青年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3，“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为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协调和谐统一，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倡导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和衷共济”的和谐关系。孔子特别强调，要从“仁”出发去爱人，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更是把“和”提到了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民主是取得天下、守天下的基础。故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达到“人和”便无敌于天下，以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他所谓的“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人际关系的内容因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倡导和谐人际关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仍然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前提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大胆吸收“和”思想的合理内核，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人和基础。
4，“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精神，为开展创新教育提供了的充足的精神财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虽然传统文化中有保守和缺乏进取的一面，但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中还有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一面。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不断变革进取的思想，一直融会于民族精神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发展，社会思想十分活跃。这一思想文化活跃繁荣的局面，促成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精神的形成。《易经》中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即社会的变化发展要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而促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提出“世异必变”的主张，指出:‘怪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吕氏春秋》也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中国进人近代后第一次思想解放、革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认为各国皆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因此发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力主变革图强。可见，两千多年来，穷则思变，困则思改，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不拘泥于旧法，勇于务实创新，构成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品格。
5，“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开展艰苦创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煎熬中，逐渐形成了以勤俭刻苦、强本节用、艰苦奋斗、坚忍不拔为鲜明特征的创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勤俭看作是安身立命、治国兴邦之本。宋代名儒欧阳修说:“优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对国家统治者来说，表现为勤政于邦，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勿做劳民伤财之事。《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个人来说，则表现为持家、创业，一靠勤，二要俭。“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这类在人民中间世代相传的民间谚语、治家格言和醒世警句等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东西未必是合理的积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不免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面对变化了的形势，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因新旧冲突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1.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传统文化对道德过分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目前，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正受到挑战，经济与道德两者的位置出现了转换，道德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准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相反，经济意识则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状况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扩大道德的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利和义”、“欲与理”之辨，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念上没有地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
论文摘要：本文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挑战和对策。
一、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审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的意识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面对西方思潮的涌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何种位置，价值借鉴意义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政治教育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源，而绝不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崇尚。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最终目的，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优国忧民”。孟子曾明确指出，人要“生于优患、优以天下”，把个人的修身与济世为民统一起来。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更是十分鲜明和精辟地概括了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许多人物和爱国志士，从陆游“位卑未敢忘优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心田，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需要弘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育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易经》对这一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效法天体之意志，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孔子的弟子曾参也十分强调这种精神，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构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石，是鼓舞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历经曲折，但仍然自强自立、生息繁衍、不断强大。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更需要这种精神来激励广大青年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3,“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为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协调和谐统一，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倡导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和衷共济”的和谐关系。孔子特别强调，要从“仁”出发去爱人，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更是把“和”提到了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民主是取得天下、守天下的基础。故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达到“人和”便无敌于天下，以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他所谓的“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人际关系的内容因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倡导和谐人际关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仍然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前提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大胆吸收“和”思想的合理内核，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人和基础。
4, “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精神，为开展创新教育提供了的充足的精神财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虽然传统文化中有保守和缺乏进取的一面，但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中还有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一面。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不断变革进取的思想，一直融会于民族精神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发展，社会思想十分活跃。这一思想文化活跃繁荣的局面，促成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精神的形成。《易经》中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即社会的变化发展要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而促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提出“世异必变”的主张，指出:‘怪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吕氏春秋》也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中国进人近代后第一次思想解放、革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认为各国皆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因此发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力主变革图强。可见，两千多年来，穷则思变，困则思改，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不拘泥于旧法，勇于务实创新，构成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品格。
5,“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开展艰苦创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煎熬中，逐渐形成了以勤俭刻苦、强本节用、艰苦奋斗、坚忍不拔为鲜明特征的创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勤俭看作是安身立命、治国兴邦之本。宋代名儒欧阳修说:“优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对国家统治者来说，表现为勤政于邦，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勿做劳民伤财之事。《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个人来说，则表现为持家、创业，一靠勤，二要俭。“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这类在人民中间世代相传的民间谚语、治家格言和醒世警句等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东西未必是合理的积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不免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面对变化了的形势，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因新旧冲突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1.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传统文化对道德过分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目前，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正受到挑战，经济与道德两者的位置出现了转换，道德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准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相反，经济意识则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状况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扩大道德的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利和义”、“欲与理”之辨，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念上没有地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191-02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
指植根于中华大地肥沃土壤之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中华民族之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伦理倡道德、重和谐求统一、重理性求教养、蕴含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等特点。
二、中国传统文化有益的精神内核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数主张天人合一，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统一。这实际上就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循环相适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内涵。战国时期，庄子认为，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汉代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在张载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
孟子的“其自任以天下为重”、贾谊的“国而亡家、公而亡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强调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献身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可贵的精华。
（三）“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
“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是我国首次最深刻、明确、丰富地表述了民本思想内涵。管仲的以人为本思想，以其独树一帜的鲜明立场，无情地涤荡着千百年来形成的“君贵民轻”传统腐朽统治思想，开一代历史先河。
（四）“重义轻利”的义利价值观
古代所讲的义，即指道义、正义或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所谓利就是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利、金钱等私利。孔子讲“见利而思义”，孟子更提出“舍生而取义”，在公私、人我的关系中，强调先人后己。
（五）“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道运行，一往直前，健动不止，生生不已；君子应效法天地之美德，做到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意志力。自强不息表现为自尊自信的品德，不卑不亢，有着独立的人格；表现为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悲观、不丧气，勇于开拓，积极进取；表现为志存高远，为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执著追求，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也孕育了自信、自尊、自立的民族精神。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教育具有实际的价值。
（一）有助于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元素和鲜活生动的教育素材，有利于建立学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引导学生学习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能够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魅力有充分的认识，使其产生民族自豪感，从而激发他们努力学习、建设祖国的热情。
（二）有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和正确的价值观
大学生的整体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素质。当今社会上多方面因素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亟待我们对他们进行诚实、守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多方面的教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上，其核心内容就是熏陶人感染人、教育人、塑造人，其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出正直、公义、诚实、善良、勤奋、进取、对社会有用的人。在道德培养方面，讲求道义，弘扬仁德，讲气节、讲情操、讲廉耻、讲胸怀、讲慎独等等。所有这些，在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有利于大学生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才的培养不仅限于知识的传授，还应重视大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的建立，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他们的人生态度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进步。传统优秀文化中蕴含的各种自强不息的人物事迹和人格形象是教育广大学生坚定信念自强不息、不断追求理想的最好素材。通过这些人物事迹和人格形象的影响，可以使学生面对困难不气馁、身处顺境不骄傲，始终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不但有利于学生妥善解决现实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有助于大学生完善心灵品格，增进心理健康
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心灵的文化。儒家要求人们面对现实，适应环境，认识自己，悦纳自己，积极入世，提倡人际交往中要“忠恕”“宽厚”“容忍”。道家要求人们平等、坦然地看待一切，不为功名利禄所束缚，强调自然无为、返朴归真，及教导人们如何不被外物伤害，求得精神的宁静与自由。儒道之言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其对美好心灵境界的追求，对大学生保持心理健康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高校思政课教学中适当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大学生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神食粮，形成心理缓冲空间，净化心灵世界，提升心灵境界，形成健康的心理人格。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
(一)社会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社会类基本理论是反映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最为根本价值的话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阐述的“社会”概念，并不是相对“经济”而言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对学术而言的理论表达，是中国成人教育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理念、原则、价值、行为的意义表达。成人教育及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健全的社会组织体系，还需要有个性化的理论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和适时发声，让社会和学界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学科的根本价值就是推进社会发展。
就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而言，最重要的社会类基本理论应是“经邦济世”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化的系列成果。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绵延二千余年的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风雨兼程中，始终坚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实践教化世人，使得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对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社会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以德为政”和“以礼治国”的思想基础，不仅统一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规范了社会的道德体系，更重建了社会秩序。在当代中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复兴”等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思想指导，不仅获得了社会的话语权，还通过学科话语传播了成人教育思想和成果，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应当承认，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作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专业话语，其核心是要让全社会都能把握中国成人教育的实质与特色，丰富和发展社会主流文化思想。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现代成人教育学科所要求的理论范畴还有一些区别，我们还需要对理论结构进行现代科学改造，以期在“社会化的成人教育理论”概念的统摄下，为当代“成人政治学”“成人行政学”“成人修养学”“成人环保学”“成人行为学”“成人社会学”“成人情感学”“成人法制学”等基本理论找到自我话语归宿和社会定位，使之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及其学科不断现代化，中国成人教育与社会发展实际无缝对接的重要环节。
(二)学术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学术类基本理论则是对成人及成人教育相关知!识的传授与研究，反映了成人教育学科发展水平。它博大精深，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它秉承“J=足成人”“深人成人”“解读成人”的“人本主义”宗旨，不仅形成了有关成人和成人教育专业化的理论体系，推进成人与成人教育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证论，还系统化地对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种种要素进行了理性阐释，是中国成人教育由学术概念走向成熟应用的实践指南，深刻印证了基本理论关乎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兴衰的品质，并由成人教育的软实力转化为推进成人教育发展硬实力的历史必然。
在学术类基本理论体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学不可已”“学而时习之”“诲人不倦”“因材施教”“集天下英才教育之”等合理内核，更是历朝历代获得生机与张力的源头活水，并以此为学术导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和话语转换，使得当时的成人教育升华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辉煌篇章，而这些学术类基本理论也转化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更值得注重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人教育的重新崛起，尤其是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社会证书考试制度、高等网络教育制度、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农民工培训计划等，都在出台前有充分的学术讨论，是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成果。
应当看到，中国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作为特殊文化话语，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之中，不仅诉求把百年来的中外成人教育文化思潮和成人教育实践纳人其内，更需要以现代主流文化思想(例如关于“中国梦”的研究、同志治国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对现有的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史学，以及成人学习理论、远程教育理论、终身学习理论等学术类基本理论，进行内涵创新与形式变迁，使之与国家成人教育重大发展战略和中国成人教育转型发展相对接，以期在社会和学界获得应有的学术话语权。
(三)两类基本理论的内在关联
黄人在《<清文汇序》中说:“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学术类基本理论关系密切。尤其是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中国文化的复兴和科学治国理念的要求，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与学术类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就成为成人教育和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而科学解读孔子文化思想则是必要前提。
【关键词】中医；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
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
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
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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