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责任审计应防范审计风险,应重视和加强审前调查,加强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审计,将相关审计结合起来,运用附加程序防范风险。
一、重视和加强审前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审计方案
经济责任审计前的调查必须对与责任人相关范围内所负责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重点审查。对于群众反映较多的情况应慎之又慎。以查账为基本手段的审计不易分清是领导责任还是管理责任,是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因而要全面展开审前调查,广罗信息、精于筛选。如不进行审前调查,往往会造成审计方案与实际情况脱节。特别在当前,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违纪问题较多,会计信息不真,个别领导干部弄虚作假,在审前调查的基础上拟定有针对性的尽可能完善的审计工作方案,便成为减少或回避审计风险的关键一步。
二、加强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的审计
李金华审计长最近指出,对被审计单位弄虚作假,作假账、报假表等问题,揭露不了,长期失察,这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风险。李审计长的指示及时给经济责任审计敲了警钟。对于经济责任审计,不同的部门和单位审计的重点不同,但家底的真实即领导者管理的资产负债和资金的状况的真实,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当前,随着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深入开展,更应紧抓“打假治乱”这个重点,因为打假治乱就是揭露假会计信息、假账,揭露并严厉查处造假行为,治理会计程序和经济秩序中的混乱现象。审计工作中,首先,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时刻注重发现大案要案线索;其次,从检查会计信息和会计帐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入手,在会计信息和会计帐目真实完整的基础上再分析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合规性效益性,从而审透审彻底,极大程度地减少审计风险,搞好与之相关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三、将“单位年度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同级审计”与“上审下”有机结合起来
由于经济责任审计一般包括任期内、任期届满或离任时的审计,审计所涉及的年限一般较长,同时,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审计又必须以检查被审计者任职时所负责范围内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为基础,因而,将对单位的年度财政财务审计与对法定代表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审计机关审计资源的有效投入,提高审计工作质量、降低审计风险。超级秘书网
另外,由于审计管辖不同,应将“同级审核”与“上审下”有机结合起来。如企业正常审计的管辖范围以企业财政、财务隶属关系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关系确定,但因经济责任审计涉及到法定代表人,实践中存在法定代表人的人事管理关系与企业财政、财务隶属关系或者国有资产监督关系不一致的情况。审计过程中,应参考被审计者的直接管理机构或任免机构对其所做的考核和评价结果,通过上下核对,相互印证,才能充分反映问题的真实面貌,揭露那些深层次的问题,有效地防范审计风险。
（一）乡镇财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
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速度直接影响着乡镇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目前很多乡镇部门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根本没有多少二、三产业的税收，这样就导致财源结构较为单一，人民收入较低，地方经济难以发展。同时乡镇部门的工作人员较多，经常会出现一岗多人的现象，大多数都是闲人，这样就导致乡镇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压力较大，根本不堪重负。其次国家近些年正在号召开展公共设施建设，乡镇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础保障方面投入的资金过多，政府又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久而久之乡镇财政财务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现状，有些乡镇政府连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无法正常发放，政府工作人员没有积极性，这样就导致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心思去谋求农村经济发展的方案。
（二）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包袱日趋沉重
随着我国政府对新农村的建设，各项政策已经开始实行，但是中央财政部门并没有给予农村乡镇政府充足的资金，这样就导致乡镇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资金不足，只有借债实施政府建设新农村的各项方案，这样长此以往，乡镇政府的财政财务收支出现严重亏空，根本再无力去建设社会公共事业，很多公共卫生设施或公益设施无法正常运行。根据调查显示，农村乡镇政府财政收入逐年在下降，而乡镇财政支出正在逐年上升，这已经成为我国农村乡镇政府的普遍问题，已经直接威胁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
（三）乡镇政府无力提供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自建国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城镇化建设的速度，财政资源配置也逐渐倾向于城市和工业，这就使得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能力更为脆弱，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政府没有过多的税收，只能是任由财政支出比例逐渐增大。而且很多乡镇政府都无法按期给工作人员开支，这样就导致很多乡镇政府抱着“保工资”的心态，根本无力去对农村公共设施进行建设，而且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设施不全、农村义务教育执行不彻底、农村基础保障不足，这就导致乡镇政府的财政困难加剧，乡镇工作根本无法正常开展。
二、产生的原因
（一）乡镇政府干部思想觉悟低
随着政府对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各地都在大搞工程建设，这就给一些乡镇干部提供了机会，在乡镇建设中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置国家法制而不顾，贪污受贿问题严重，在乡镇财政方面基本都是一人说了算，没有完善的财政管理政府，总是一些小集体在掌握着乡镇实权，缺乏约束力。
（二）政出多头，管理不善
近些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建设新农村的法律法规，也给予了大量的资金补助，但是有些乡镇政府也抓住了政策上的一些漏洞，从上至下形成贪污产业链，即使有专门的监察部门也是走个形式而已，乡镇领导的会议精神就决定了整个事件的结局，这样乡镇政府干部的阻挠就导致乡镇财政审计工作根本无法开展，而且在监督审查体制方面也不健全，很多情况下乡镇领导可以对财政资金随意支配，不需要受到他人管制，这就更加滋长了贪污受贿问题的，虽然我国政府一直在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但是乡镇政府干部却至若惘然，依然我行我素。
三、乡镇财政管理问题的应对措施
（一）完善现行分税制，减少财政级次
国家必须要实行彻底的分税制，要对农村地区的税收体系进行完善，要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地方税种的制定，要对我国农村税务体系合理建设。同时还要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税收事务权进行划分，对各地的税收进行统一分配，深化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要建立相应的监管部门，强化地方财政职能，加快农村乡镇财政建设。
（二）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政府要针对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要加大对地方财力性的支付力度，要能对地方税务进行合理分配，要尽量将税收还给乡镇使用，这样乡镇政府才有更多的能力去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
（三）要按照财力、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地方各级收支范围
对于乡镇财政管理权力进行合理划分，要尽量将财力和事权进行统一，要有效降低财政税负，要充分调动政府部门理财的积极性，要对上级的财政权力进行分化，要合理使用乡镇政府的支出责任，尽量减少专款规模。
（四）加大对乡镇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内部控制是保证单位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证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纠正错误和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合法、完整的政策和程序。其贯穿于单位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只要存在经济行为，就需有相应的内部控制。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就是在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责任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和财产物资管理制度等有关管理制度中，都应具体体现内部控制的要求。财务收支审批制度作为内部控制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得是否、完善，对单位的财务管理影响重大。
一、制定财务收支审批制度的必要性
内部控制制度划分为内部管理控制制度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两大类。内部管理控制制度是指那些对会计业务、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的可靠性没有直接影响的内部控制。如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指那些对会计业务、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的可靠性有直接影响的内部控制。如由非出纳人员每月编制银行存款调节表。财务收支审批制度是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具体规定，其基本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控制，可提高现金交易的会计业务、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的可靠性。保证组织机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与有效运用，提高经济核算的正确性与可靠性，推动与考核单位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二、财务收支审批制度设计的原则
1、全面控制和重点控制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单位必须对所有的财务收支进行全面控制。所谓全面是指三个方面，一是全过程的控制，不仅包括经济活动各个环节中涉及支出类业务的审批，还包括如销售单、供货合同等收入类业务的审批；二是全员的控制，包括单位领导在内的所有职工；三是全要素的控制，包括办公费、投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所有费用项目。另一方面，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对诸如基建投资、兼并等重要的财务收支项目，应实施重点控制，严格审批。
2、事前审批和事后审批相结合的原则。审批制度作为控制财务收支的一种重要途径，不仅包括事后的审批控制，还应该包括事前的预算审批。特别是对于一些发生金额较大或者重要的财务支出，必须进行事前预算。
3、不相容职责划分原则。财务收支审批制度作为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重要，必须遵循不相容职务必须分离的原则。这也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要求。《会计法》明确规定，“记帐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对一些小型单位因为职工人数少，绝对的职责划分困难很多。但是应通过更严密的监督和复核，以弥补划分的不足。
4、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应坚持科学性原则，尽量做到上的完善性；另一方面，应该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使制定的审批制度尽量切实可行。如果重视科学性而忽视实用性，设计的制度只能作为“花瓶”而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者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相反，如果重视实用性而忽视科学性，设计的制度虽然简单易行但却“漏洞百出”，同样达不到内部控制的目的。
三、财务收支审批制度设计的内容
依据内部控制的原则，财务收支审批制度设计中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财务收支审批人员和审批权限。明确审批人及对业务的授权批准方式、权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审批人应当根据授权规定，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审批，不得超越审批权限；在确定审批人员和审批权限时，必须坚持可控性原则，即审批人员必须能够对其审批权限内的经济业务具有控制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审批人员能够正确审批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提高审批质量。
2、财务收支审批程序。单位发生的各项财务收支，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和批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单位一般先由经办人员在取得或填制的原始凭证上签字，然后再据以向规定的审批人员审批，审批通过后交会计部门审核入帐或报帐。这种审批模式有许多不足之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审批人员的职位高于会计人员，先审批后审核，即使会计人员发现疑问已是“既成事实”，会计人员往往不会或不敢有异议，这显然不利于发挥会计的审核监督作用。因此，在设计审批程序时，如果审批人员的职位高于审核人员，应实行先审核、后审批的程序。
3、财务收支审批。财务收支审批的内容主要是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具体包括：（1）财务收支是否符合财务计划或合同规定；（2）财务收支是否符合《法》、有关法规和内部会计管理制度；（3）财务收支的内容和数据是否真实；（4）财务收支是否符合效益性原则；（5）财务收支的原始凭证是否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等等。
4、财务收支审批人员的责任。财务收支审批制度必须坚持权责对等原则。在审批制度中，必须规定审批人员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具体包括：审批人员应该定期向授权领导或职工代表汇报其审批情况；审批人员失职应该承担的责任等。
四、财务收支审批制度的基本模式
1、“一支笔”审批模式。这是指一切财务收支全部由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总会计师或主管会计工作的副职）一人审批。符合《会计法》中“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的原则。其优点在于能够克服多头审批造成的监督失控或审批标准掌握不一等。但是，其缺点则是不符合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容易导致腐败。特别是有些单位负责人把“一支笔”审批错误的认为是一个人说了算，更是难有约束。再加之单位负责人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管理上，对各项财务收支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进行审批。这种审批模式应当予以改革和完善。应加强民主理财建设，对于大型投资应经过领导集体会商，涉及职工利益事项应通过职代会表决等。
2、分级审批模式。这种审批模式根据业务范围和金额大小，分级确定审批人员。单位领导副职（分管领导）或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其主管业务范围和一定金额范围内具有审批权，但对于重要的财务收支或金额较大的财务收支，必须由单位负责人审批。金额巨大的财务收支，甚至需要通过单位领导集体审批。这种审批制度的优点在于避免了权力的过分集中，有利于形成对审批人员的约束和牵制；并且，由于审批人员一般是职能部门负责人或单位分管领导，他们对审批范围内的财务收支比较了解，可以提高审批质量。
［关键词］典型相关分析；保险业；政府财政
保险业的发展与政府财政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宏观政策影响角度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基本看法。财政政策与保险政策的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互相作用。但是上述结论缺乏定量的实证分析结论,很难揭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双方政策体现的财政收支结构与保险业发展水平间的相关强度大小,以及内部指标间的作用方向。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不同地区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指标组截面数据,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两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以揭示财政收支与保险产业发展的动态统计关系,并对二者协调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 理论模型方法
典型相关分析(can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于1936年首先由hotelling提出,是从整体出发来研究两组随机向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基本思想是首先在每组变量中找出变量间的线性组合,使其具有最大相关性,然后再在每组变量中找出第二对线性组合,使其分别与第一对线性组合不相关,而第二对线性组合本身具有最大的相关性,继续该进程,直到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被提取完毕为止。问题就转化为研究这些线性组合的最大相关性,从而减少研究变量的个数,对多元数据信息做到整体认读与分析。
2 变量的选取与符号约定
对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关系的典型相关分析研究需要考察两组变量,一组是保险业发展测度指标组,具体包括保险费收入变量、赔付支出变量、保险强度变量、保险深度变量,其中保费收入与支出变量是反映保险业区域规模的基础性指标,而由保险密度=[sx(]保险费收入[]人口总数[sx)]与保险深度=[sx(]保险费收入[]国内生产总值[sx)]的定义式可知,上述两个指标分别度量了保险业发展的相对强度与广度指标。由选取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具体选取数据指标如下：各地区原保险费收入x1、赔付支出额x2、保险密度x3、保险深度x4。
对于政府财政结构的分析,选取代表宏观财政的收支总量以及收支的主要具体项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按照是否属于税收收入分类,而政府支出则按照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医疗卫生环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与交通运输工商及金融等事务支出等。
具体选取变量并约定符号：各地区一般财政预算收入y1,税收收入y2,非税收收入y3(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收费以及各项罚没收入),一般财政预算支出y4,公共服务支出y5,公共安全支出(外交与国防)y6,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y7,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y8,医疗卫生环保与城乡社区事务投入y9,农林水交通运输工商金融业基础事务支出y10。
以上各指标变量样本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根据分类方法进行整理而得到。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的多元截面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厦门、青岛、大连、深圳4个独立开展保险业务的城市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没有计入,所在省区数据均为扣除后数据。
3 数据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计算过程采用sas统计软件包中的cancorr程序实现。为了消除各指标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别,分析前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使用方便,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标准化后的样本值仍沿用原始数据符号。
4 研究结论
(1)从第一对典型相关系数可以看出,u1的线性结构中保险赔付支出变量的典型载荷值最大0.8787,说明我国现阶段保险业的发展中,保费赔付支出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最主要变量,而原保险费收入是居于次要地位变量(典型载荷0.1178)。根据保险理论新进展,高速的保费增长通常是导致中小保险公司缺乏偿付能力以致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保险业是一种专门以经营风险,为投保人提供风险保障的高风险行业,正是由于这种风险转移和经济补偿的特殊职能,保险公司必须具备充足的偿付能力。因此在我国保险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保费收入规模的增长,更应该时刻关注保险产业的偿付能力,保持保险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健康发展。因而有关部门盲目追求数量增长,把保费收入简单地作为衡量保险业成长主要指标的做法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保险业指标组的第二典型变量u2主要显现了保险收入变量与保险密度的影响,其对保险指标组自身的贡献率是27.88%。
(2)在财政指标组中,第一典型变量v1主要受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的支配,说明上述四个变量对财政政策体现的现金流影响最大,其中一般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收入变量体现了宏观财政政策的导向,税收收入则是当前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而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支出是当前影响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而为了提高财政水平,优化财政结构,应该科学安排预算收支,努力达到平衡。其中,预算收入与预算支出与其他具体收支项目反方向变动,而税收收入与其他具体支出项目同方向变动。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非税收收入在当前财政结构中影响微乎其微,典型载荷近似为0,说明我国自从推行“费改税”等一系列财政改革后,行政罚没、专项收入费等非税收收入形式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已退居次要地位,显示财税改革的显著成效。财政组的典型变量v1与v2线性结构中,v1受支出变量影响大,而v2中税收收入变量明显。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通过运用税收、公共支出等政策工具来调控经济,从而影响了保险产业的市场供需平衡,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3)进一步分析典型变量的线性结构,从第一对典型变量可以看出,反映保险业发展指标的保险赔付支出与反映财政组的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收入相关程度比较大。而从第二对典型变量可以看出,反映保险业发展指标的原保险费收入、保险密度与财政指标组的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公共服务支出相关程度比较大。其中,政府财政支出对保险业的发展比税收等财政收入工具的影响更加明显,而财政支出的影响重点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公共服务支出方面,显示我国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体制的财政努力。完整的社会安全体系应当是“政府+保险”,即“预防靠政府,补偿靠保险”。分析结果正验证了当前初步形成的良性社会保障体系互动关系。但也可以看出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仍显不足,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不够,商业保险模式必须适当介入。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保险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探讨［j］.财经科学,2001(4).
［关键词］典型相关分析；保险业；政府财政
保险业的发展与政府财政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宏观政策影响角度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基本看法。财政政策与保险政策的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互相作用。但是上述结论缺乏定量的实证分析结论，很难揭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双方政策体现的财政收支结构与保险业发展水平间的相关强度大小，以及内部指标间的作用方向。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不同地区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指标组截面数据，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两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以揭示财政收支与保险产业发展的动态统计关系，并对二者协调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 理论模型方法
典型相关分析(Can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于1936年首先由Hotelling提出，是从整体出发来研究两组随机向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基本思想是首先在每组变量中找出变量间的线性组合，使其具有最大相关性，然后再在每组变量中找出第二对线性组合，使其分别与第一对线性组合不相关，而第二对线性组合本身具有最大的相关性，继续该进程，直到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被提取完毕为止。问题就转化为研究这些线性组合的最大相关性，从而减少研究变量的个数，对多元数据信息做到整体认读与分析。
2 变量的选取与符号约定
对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关系的典型相关分析研究需要考察两组变量，一组是保险业发展测度指标组，具体包括保险费收入变量、赔付支出变量、保险强度变量、保险深度变量，其中保费收入与支出变量是反映保险业区域规模的基础性指标，而由保险密度=[SX(]保险费收入[]人口总数[SX)]与保险深度=[SX(]保险费收入[]国内生产总值[SX)]的定义式可知，上述两个指标分别度量了保险业发展的相对强度与广度指标。由选取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具体选取数据指标如下：各地区原保险费收入X1、赔付支出额X2、保险密度X3、保险深度X4。
对于政府财政结构的分析，选取代表宏观财政的收支总量以及收支的主要具体项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按照是否属于税收收入分类，而政府支出则按照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医疗卫生环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与交通运输工商及金融等事务支出等。
具体选取变量并约定符号：各地区一般财政预算收入y1，税收收入y2，非税收收入y3(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收费以及各项罚没收入)，一般财政预算支出y4，公共服务支出y5，公共安全支出(外交与国防)y6，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y7，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y8，医疗卫生环保与城乡社区事务投入y9，农林水交通运输工商金融业基础事务支出y10。
以上各指标变量样本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根据分类方法进行整理而得到。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的多元截面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厦门、青岛、大连、深圳4个独立开展保险业务的城市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没有计入，所在省区数据均为扣除后数据。
3 数据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计算过程采用SAS统计软件包中的CANCORR程序实现。为了消除各指标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别，分析前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使用方便，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标准化后的样本值仍沿用原始数据符号。
4 研究结论
(1)从第一对典型相关系数可以看出，U1的线性结构中保险赔付支出变量的典型载荷值最大0.8787，说明我国现阶段保险业的发展中，保费赔付支出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最主要变量，而原保险费收入是居于次要地位变量(典型载荷0.1178)。根据保险理论新进展，高速的保费增长通常是导致中小保险公司缺乏偿付能力以致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保险业是一种专门以经营风险，为投保人提供风险保障的高风险行业，正是由于这种风险转移和经济补偿的特殊职能，保险公司必须具备充足的偿付能力。因此在我国保险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保费收入规模的增长，更应该时刻关注保险产业的偿付能力，保持保险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健康发展。因而有关部门盲目追求数量增长，把保费收入简单地作为衡量保险业成长主要指标的做法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保险业指标组的第二典型变量U2主要显现了保险收入变量与保险密度的影响，其对保险指标组自身的贡献率是27.88%。
(2)在财政指标组中，第一典型变量V1主要受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的支配，说明上述四个变量对财政政策体现的现金流影响最大，其中一般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收入变量体现了宏观财政政策的导向，税收收入则是当前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而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支出是当前影响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而为了提高财政水平，优化财政结构，应该科学安排预算收支，努力达到平衡。其中，预算收入与预算支出与其他具体收支项目反方向变动，而税收收入与其他具体支出项目同方向变动。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非税收收入在当前财政结构中影响微乎其微，典型载荷近似为0，说明我国自从推行“费改税”等一系列财政改革后，行政罚没、专项收入费等非税收收入形式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已退居次要地位，显示财税改革的显著成效。财政组的典型变量V1与V2线性结构中，V1受支出变量影响大，而V2中税收收入变量明显。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通过运用税收、公共支出等政策工具来调控经济，从而影响了保险产业的市场供需平衡，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3)进一步分析典型变量的线性结构，从第一对典型变量可以看出，反映保险业发展指标的保险赔付支出与反映财政组的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收入相关程度比较大。而从第二对典型变量可以看出，反映保险业发展指标的原保险费收入、保险密度与财政指标组的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公共服务支出相关程度比较大。其中，政府财政支出对保险业的发展比税收等财政收入工具的影响更加明显，而财政支出的影响重点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公共服务支出方面，显示我国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体制的财政努力。完整的社会安全体系应当是“政府+保险”，即“预防靠政府，补偿靠保险”。分析结果正验证了当前初步形成的良性社会保障体系互动关系。但也可以看出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仍显不足，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不够，商业保险模式必须适当介入。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保险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探讨［J］.财经科学，2001(4).
［关键词］典型相关分析；保险业；政府财政
保险业的发展与政府财政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宏观政策影响角度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基本看法。财政政策与保险政策的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互相作用。但是上述结论缺乏定量的实证分析结论,很难揭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双方政策体现的财政收支结构与保险业发展水平间的相关强度大小,以及内部指标间的作用方向。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不同地区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指标组截面数据,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两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以揭示财政收支与保险产业发展的动态统计关系,并对二者协调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理论模型方法
典型相关分析(CannonicalCorrelationAnalysis)于1936年首先由Hotelling提出,是从整体出发来研究两组随机向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基本思想是首先在每组变量中找出变量间的线性组合,使其具有最大相关性,然后再在每组变量中找出第二对线性组合,使其分别与第一对线性组合不相关,而第二对线性组合本身具有最大的相关性,继续该进程,直到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被提取完毕为止。问题就转化为研究这些线性组合的最大相关性,从而减少研究变量的个数,对多元数据信息做到整体认读与分析。
2变量的选取与符号约定
对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关系的典型相关分析研究需要考察两组变量,一组是保险业发展测度指标组,具体包括保险费收入变量、赔付支出变量、保险强度变量、保险深度变量,其中保费收入与支出变量是反映保险业区域规模的基础性指标,而由保险密度=[SX(]保险费收入[]人口总数[SX)]与保险深度=[SX(]保险费收入[]国内生产总值[SX)]的定义式可知,上述两个指标分别度量了保险业发展的相对强度与广度指标。由选取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具体选取数据指标如下：各地区原保险费收入X1、赔付支出额X2、保险密度X3、保险深度X4。
对于政府财政结构的分析,选取代表宏观财政的收支总量以及收支的主要具体项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按照是否属于税收收入分类,而政府支出则按照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医疗卫生环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与交通运输工商及金融等事务支出等。
具体选取变量并约定符号：各地区一般财政预算收入y1,税收收入y2,非税收收入y3(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收费以及各项罚没收入),一般财政预算支出y4,公共服务支出y5,公共安全支出(外交与国防)y6,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y7,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y8,医疗卫生环保与城乡社区事务投入y9,农林水交通运输工商金融业基础事务支出y10。
以上各指标变量样本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根据分类方法进行整理而得到。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的多元截面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厦门、青岛、大连、深圳4个独立开展保险业务的城市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没有计入,所在省区数据均为扣除后数据。
3数据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计算过程采用SAS统计软件包中的CANCORR程序实现。为了消除各指标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别,分析前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使用方便,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标准化后的样本值仍沿用原始数据符号。
4研究结论
(1)从第一对典型相关系数可以看出,U1的线性结构中保险赔付支出变量的典型载荷值最大0.8787,说明我国现阶段保险业的发展中,保费赔付支出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最主要变量,而原保险费收入是居于次要地位变量(典型载荷0.1178)。根据保险理论新进展,高速的保费增长通常是导致中小保险公司缺乏偿付能力以致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保险业是一种专门以经营风险,为投保人提供风险保障的高风险行业,正是由于这种风险转移和经济补偿的特殊职能,保险公司必须具备充足的偿付能力。因此在我国保险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保费收入规模的增长,更应该时刻关注保险产业的偿付能力,保持保险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健康发展。因而有关部门盲目追求数量增长,把保费收入简单地作为衡量保险业成长主要指标的做法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保险业指标组的第二典型变量U2主要显现了保险收入变量与保险密度的影响,其对保险指标组自身的贡献率是27.88%。
(2)在财政指标组中,第一典型变量V1主要受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的支配,说明上述四个变量对财政政策体现的现金流影响最大,其中一般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收入变量体现了宏观财政政策的导向,税收收入则是当前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而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支出是当前影响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而为了提高财政水平,优化财政结构,应该科学安排预算收支,努力达到平衡。其中,预算收入与预算支出与其他具体收支项目反方向变动,而税收收入与其他具体支出项目同方向变动。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非税收收入在当前财政结构中影响微乎其微,典型载荷近似为0,说明我国自从推行“费改税”等一系列财政改革后,行政罚没、专项收入费等非税收收入形式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已退居次要地位,显示财税改革的显著成效。财政组的典型变量V1与V2线性结构中,V1受支出变量影响大,而V2中税收收入变量明显。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通过运用税收、公共支出等政策工具来调控经济,从而影响了保险产业的市场供需平衡,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3)进一步分析典型变量的线性结构,从第一对典型变量可以看出,反映保险业发展指标的保险赔付支出与反映财政组的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收入相关程度比较大。而从第二对典型变量可以看出,反映保险业发展指标的原保险费收入、保险密度与财政指标组的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一般预算支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公共服务支出相关程度比较大。其中,政府财政支出对保险业的发展比税收等财政收入工具的影响更加明显,而财政支出的影响重点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公共服务支出方面,显示我国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体制的财政努力。完整的社会安全体系应当是“政府+保险”,即“预防靠政府,补偿靠保险”。分析结果正验证了当前初步形成的良性社会保障体系互动关系。但也可以看出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仍显不足,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不够,商业保险模式必须适当介入。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保险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探讨［J］.财经科学,200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4年的研究报告《全球财政政策和收入不平等》显示，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所增加。该报告指出，政府通过利用财政政策，可以在减少收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中发挥显著作用。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日益严重，居民收入分配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行业分化的演变趋势日渐明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维持在0.3左右，其后不断上升，2003年为0.479，2008年更是达到最高0.491，在这之后略有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不仅反映出我国存在严重的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而且意味着政府必须将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不公作为重大战略问题来抓。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收入是民生之源，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使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实惠。
高培勇(2010)认为，解决收入不公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构调节机制和渠道，形成“劫富济贫”的现代财政体制。传统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不应当从事收入再分配活动。第二代分权理论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则发现，财政分权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作用机制影响收入不平等。因此，本文将选择财政分权组合指标，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水平进行测度。另外，本文将采用三种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多维度分析，并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我国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及收入公平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即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2]为，地方政府不应该从事收入再分配活动。因为分权后的再分配政策会对“贫困”家庭移民到一个再分配计划和福利制度更加慷慨的地区产生正向激励，而“富裕”家庭将会移民到税负水平更低的地区。虽然这种“用脚投票”的结果能够在地方政府层面产生再分配政策效果，但其前提是在整个经济联盟中必须存在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否则将会弄巧成拙或[6，7]不可持续。收入不平等在地区间即使会减少，但由于其是穷人与富人在不同地区间的移入与移出所引起，因此，国家层面的总体收入不平等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或发生改变。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其改变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能力，它们将不会从事广泛的再分配活动。正因如此，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分权后的再分配制度难以达到社会预期的再分配水平或政策效果。换言之，地方政府通过分权对再分配的努力不仅很小，而且对于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是无效的。因此，如果收入再分配政策由分权后的地方政府实施，其效果会较差，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会较高。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对传统分权理论的结论发起了挑战。McKinnon、Qian和Weingast认为，全面分权所导致的辖区竞争，包括不同程度的福利制度规定，相比于中央统一制定的再分配政策，其在减少收入不平等方面更加有效。虽然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福利制度要差一些，但其可以利用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作为结果，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会降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分权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影响收入不平等。直接作用机制是指分权后的地方政府通过改变税收制度的累进性与公共支出结构偏向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之相对，间接作用机制是指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一些中间变量，引起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如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公共制度建设、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等。正因如此，Ashworth等、Tresch、Barr认为，地方政府在再分配政策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被赋予实质性的财政自治权是关键。在我国，地方政府可能会因缺乏税收自由裁量权而无法通过征收累进税加以实现，但其能够通过预算支出结构调整作用于收入分配，如增加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益贫式”支出，因为地方政府在支出方面通常有着更高程度的自治权。
国外学者关于财政分权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这除了有理论假设、实证模型、样本选择和计量方法等存在差异的原因外，还与财政分权可以通过多途径影响收入不平等有关，财政分权质量、财政分权手段、政府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地方政府的自治程度等在二者的关系中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发现，财政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即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因为财政分权降低了政府在地区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功效和可能性。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是相当于一个承诺机制在发挥功效，其在再分配问题上可能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分别以OECD国家和65个发展中国家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收入不平等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政府间收入权利配置、支出责任分摊、转移支付分配、预算内外收支、税收管理等多种因素对财政分权的共同作用，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多维的财政分权衡量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占比、地方预算外支出占比和地方税收管理分权度七个指标。
1.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本级预算内收入+地方预算外收入)(/地方预算总收入+地方预算外收入)。由于地方预算总收入与地方本级预算收入之间的缺口即为地方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因而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一般认为，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越高，即便财政收入的绝对规模小，财政分权的程度也越高。
2.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地方预算总支出-中央转移支付+地方预算外支出)(/地方预算总支出+地方预算外支出)。这一指标可 以反映地方政府拥有自主决定权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方面受到的中央政府约束越小，即分权水平越高。
3.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占比=地方人均本级预算内收入(/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收入+人均中央预算收入)，它可以衡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所拥有的可支配预算内收入的大小。由于地方政府税基的大小通常与辖区人口及经济规模正相关，如果不消除人口与经济规模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该指标将无法测度地方财政收入的真实分权程度。本文首先计算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收入和中央本级的人均预算内收入，以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然后乘以一个经济规模的缩减因子(1-gdp/gdp)，以消除经济规模对该指标的影响。其中i Ni=1，2…N，gdpi和gdpN分别表示第i个省和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经济规模缩减因子(1-gdp/gdp)i N可知，缩减因子与某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成反比，这就可以消除税基的大小与丰硕对真实分权程度的干扰。
4.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比=地方人均本级预算内支出(/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支出+人均中央预算支出)，该指标在国内学者测度财政分权程度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比主要衡量地方政府承担的预算内支出责任和可供使用的预算内财政资金规模，为了消除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影响，本文除了计算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支出与中央本级的人均预算内支出外，还将其乘以缩减因子(1-gdp/gdp)对地方财政支出i N占比进行平减。
5.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占比=地方人均预算外收入(/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收入+地方人均预算外收入)。根据储德银、赵飞(2013)[16]对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研究，政府收支包括预算内收支与预算外收支两套并存的运行机制。因此，准确测度财政分权程度不仅要考虑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占比，还应考虑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支出占比。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过程中，“财权上解与事权下放”的非对称运作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权、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预算外收支运行机制，这也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房地产业与土地财政崛起的根本原因。该指标主要反映地方预算外收入在地方政府总收入中的占比，即地方政府收入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程度及现行财政收入体制不规范的程度。为了消除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影响，本文除了计算地方人均预算内外收入外，还将其乘以缩减因子(1-gdpi/gdp)对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占比进行平减。
6.地方财政预算外支出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外支出占比=地方人均预算外支出(/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支出+地方人均预算外支出)，该指标主要反映地方预算外支出在地方政府总支出中的比重，比重大小直接反映地方政府支出对预算外支出的依赖程度及现行财政支出体制不规范的程度。为了消除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影响，本文除了计算地方人均预算内外支出外，还将其乘以缩减因子(1-gdp/gdp)对地iN方财政预算外支出占比进行平减。
[关键词]财产税；税收公平；地方财政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税收公平性问题基本可以归结为对税收归宿的讨论，本质上是税收对相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自tiebout提出“用脚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来，有关财产税税收归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逻辑基础的差异，关于财产税税收公平的研究文献大体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受益论”与“新论”，并分别在实证文献中得到了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财产税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两种观点的应用。本文综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财产税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文献，一方面为国内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国内学者研究国内物业税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论”与财产税税收公平
自庇古以来，人们对公共品的市场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态度，tiebout模型改变了这种局面，为公共品的市场提供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用脚投票”式的市场运作模式。尽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但其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财产税“受益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产税的“受益论”观点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这种观点认为财产税是一种几乎能够鼓励当地居民做出正确财政决策的受益税。房屋业主作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税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选择最佳方案，以使他们房屋价值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结果使财产税成为房屋业主对其所获服务的支出，从而也使财产税成为一个有效税种。
“受益论”观点在局部均衡框架内分析税收归宿，认为对房屋所征的税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逻辑是：由于财产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较大，所以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担的财产税义务较重。“受益论”成立需要两个核心理论基石：一是分区制，即要求一个地区能够有效地保证财产税税基不受新居民过多的影响；二是资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够充分体现到住房价值中。大量关于分区制的理论文献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况，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居民对于地方服务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价格弹性，而收入与价格弹性在居民与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差异，这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分类选择提供了可能。显然，这类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现实。事实上，对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miller对加州雷克伍德计划的分析、elllckson对euchd诉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试图证明社区居民通过地方政府影响土地控制的情况确实存在。而沿着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论则是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经济学文献对该法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统计检验。tnman调查了长岛58个学区，结果发现中位选民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学校支出之间的差别；在miller对洛杉矶县的详尽研究中，发现普通选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终决定者；randau holcombe总结了其他类似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很有说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选民模型作为政府决策的合适基准，就如完全竞争之于私有市场的基准一样。
资本化问题要求房屋购买者比较确切地了解社区之间的财政状况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oates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并予以统计证明，他研究了美国新泽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数据，认为“如果一个城市提高税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税收收入改善学校系统，那么回归系数表明预算开支增加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税率对地方财产价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对地方房屋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种地方公共事件的影响都会非常准确地体现在房屋价值上。
二、财产税“新论”与税收公平
与财产税“受益论”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是财产税“新论”，这一观点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经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进一步完善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mieszkowski通过调整harberger有关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适用于对地方财产税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高税区域与低税区域，同时假定整个国家的资本供给完全没有弹性，研究表明，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负担了全国财产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把财产税的这一特征称为财产税归宿的利润成分。同时，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资产多，他们承担的税赋也多，所以财产税属于累进税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显然，“新论”的这一结论与传统“受益论”观点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论”模型中，资本的竞争性回报也得到了考虑。在税率较高的行政区域中，财产税使资本流出该地区，从而降低了当地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以及对这些要素的竞争性回报，最终提高了房屋价格；同时，由于资本被吸引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地区，从而使流入地的土地与工资价格上升，并使房屋与商品价格下降，这一结果被称为财产税的消费税效应。然而，就经济总体而言，财产税“新论”认为相对于利润税成分，消费税效应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对税收归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润税成分。
财产税“新论”同样也依托两个核心假设：一是资本可以因为不同地区间税率的差异而自由流动；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资本总量保持不变。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类型的特征，这两个基本的假设仍能保证“新论”结论的成立，因此，对“新论”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其两个假设的经验验证方面。
三、税收竞争与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
税收竞争对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实际上是财产税“新论”在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一种应用，也可以说是对“新论”的一种经验验证。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学者是break和oates，他们认为，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对流动资本征税的心态，可能会导致他们将支出控制在没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建立了一个存在许多相同 行政区的模型，这些行政区内的土地是固定的，资本则可以自由流动；每个地方政府选择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结论是：如果人头税可行，则用人头税资助的公共服务是有效的，此时财产税税率为零。如果人头税的使用存在限制，则财产税融资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选择的公共服务会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资本外流而采取税收竞争策略，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税的使用。
brueckner对这种简单的税收竞争模型做了进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劳动力要素，且允许这一要素根据其对不同公共服务的偏好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进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劳动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区域间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仍然会出现税率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点。一般来说，wilson证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复杂的考虑生产结构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财产税降低了地方资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下的结果就会产生。不过，如果行政区域面积可变时，公共服务数量不足的问题会有所减轻。而当大的行政区域与小的行政区域共存时，大的行政区域比小的行政区域提供的边际服务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当然，小的行政区域也可能会提供过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因为在小行政区域相对低税率会使小行政区域获得巨大的资本存量。
关于税收竞争导致公共服务低水平提供的传统理论都遵循了一些相当严格的假设，诸如地方公共服务不会出现人口规模经济效应、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完全由选民意愿决定等。而事实上，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人口规模效应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对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场势力。因此，关于财产税税收竞争的最新理论也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wilson证明，当地方公共服务具备规模经济效应时，税收竞争模型不一定会产生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结果。luc noi-set将税收输出分析融入到标准的税收竞争模型中，放弃了传统税收竞争模型中一个经济体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定，并进一步假设这个经济体中某个地区对某个特定产品具有专业化优势，即在这个产业上具有市场势力。结果表明，面对家庭与企业的利益权衡，政府可以通过对可流动的资本征税获得垄断租金，从而通过税收输出或租金收益给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这种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税收竞争引致的资本流出而导致的福利损失。toshihiro ihori与c.c.yang在税收竞争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区域内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竞争模型。他们构建了一个有n个相同地区(n表示竞争强度)、n个居民、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个地区中位选民拥有的资产数量小于这一地区平均的资产数量。于是政治家为选举获胜而对税收政策的选择可以导致地区间的一个最优竞争强度，而这个竞争强度刚好可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并且如果税收竞争低于最优竞争强度，则加强税收竞争有利于社会净收益的增加。
四、财产税改革、限制措施与税收公平
美国财产税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纳税人的公平要求，也与财产税的特点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时间为轴线，介绍了美国财产税的改革历史。20世纪初，美国实施了最古老的税收限制形式，即对特别类型(级别)的地方政府的财产税率进行限制；大萧条时期，由于公民不愿意为地方政府公共设施建设而承担纳税义务，第一次财产税革命发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国共有16个州通过税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对地方财产税税收设定了一个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亚第13号提案的通过标志着现代财产税税收革命的开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现代财产税限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对财产税收入增长率的限制，此外，把对财产税税率的限制与对评估价值增长率的限制结合使用的措施也开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进而arthuro'sullivan给出了地方政府进行税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财产税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为了抵消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减少财产税的要求；三是从财产税过渡到对使用者收费的要求。
对于现代财产税限制的影响。preston和ichniowski调查了1976—1986年间在市政府层次上的财产税限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财产税限制减少了财产税税收收入及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也同时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设计了一个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对税收限制反映的简单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两种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只生产一种公共产品的情况。假定地方官员有一个支付函数，并在他们的预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额最大化，如果预算限制是由税法决定的，则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组合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政府官员在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间的边际替代率(mrs)必须等于要素价格。显然，如果支付函数与生产函数一样，那么投入组合的选择就是有效的，否则政府的投入组合就缺乏效率，此时，预算消减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它的投入组合与产出水平。然而对这一模型的实证检验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figlio提供的证据表明税收限制会导致地方政府削减服务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实证方面的差异或许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纵选民的能力加以解释，即如果一单位税收削减带来的公共产品的损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过地方政府的越限试图，从而消除税收限制的冲击；反之则反是。
财产税限制的影响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人们认为政府雇员工资过高可能是导致税收限制的一个主要原因，figlio研究了在实施限制和不实施限制的州中教师的工资，结论是实施税收限制的州中教师工资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分析了基于购置价值税收体系的加利福尼亚的财产税改革，结果发现老年人与低收入私房业主是两类受益人群，很明显，这两类人群的迁移率低于平均值。这说明，只要市场价格的增长快于再评估限制，以购置价值为基准的税收体系就会导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平，即市场活动越频繁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财产税。shires以地方政府是否有权从一项来源中吸纳财政收入作为判断地方政府是否对财政收入具有控制权的标志，其具体分析了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和1995年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的变化，结果表明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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