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 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 。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 gate、三焦译成triple 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 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
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 。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 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 fever指的是“infection ofthe intestine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 in food andw 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 of the 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
3 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 is 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 als，to the fish—es．’’(L．A．B．一orradaile) 。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 — 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1 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 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 — 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 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 54．
4 魏遁杰．英汉汉英中医词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一、中医学的科学内涵
(一)中医学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究天人之际”是我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所有的天人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这是我国文化的一种基质，而且对我国的科学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中医是在传统文化中孕育并发展的，所以也具有很深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所以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是一种整体的医学观。中医学认为，在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之外，人还和自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要表现在：1.天人合气，我国传统科学中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气，而气又分为阴和阳，所以就有“积阳为天，积阴为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说法，因而天地和人都统一于气，只是处于气的演化过程中的不同形态。2.天人同构，也就是说天人在结构上具有相同性。古代的医学家将各个人体视为小宇宙和小天地，同天地和宇宙相应进而同构。凡是天地自然中的事物和现象，人类的身上都有相应的器官、部位和功能同它相应，如果天地自然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就会发生一些变化。3.天人同理，也就是说人和自然在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中会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各个时代的医学家都吧阴阳变化的规律、五行运行的规律、太极的规律当做人和自然共用的的普遍规律。
有了以上三种理论，中医学在进行构建的时候，就会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着眼，利用气作本体，将阴阳五行作为结构模型，这样就能把人放在自然的时空当中进行考察，从而有效建立人的生理和病历模型，然后找出相应的治病方法和原则。在中医学中，保健的前提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而人们生病的原因就是天人系统失调导致。
天人合一的整体医学观念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当做基础，在宏观的角度上认识并控制人体，有及其深刻的合理性，蕴含着朴素的系统思想的萌芽，在早期的医学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生态医学、气象医学、时间医学等在现代医学当中也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观念过分的强调了认同自然的统一，没有关注到人体的差异性，更没有实践研究，所以使得中医学的理论具有相应的模糊特征和思辨色彩。
(二)中医学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观
我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才传统文化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理念，同时还具有追求同一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深刻的影响了中医学。黄帝和神农氏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人物，但却被我国的医学家尊为医门的圣人，后来的张仲景又被尊为“亚圣”，他著的《金匮》《伤寒》等被中医学家奉为经典。也正是基于此，几千年来我国的医学发展十分缓慢，基本没有范式革命。一旦某位医者提出了反对先贤医学的观点，不但不会被接受，甚至会遭到其他人的排斥。所以在当今，要想积极发展中医学，就必须不断进行改革，对医学经典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推动我国中医的发展，积极创新，勇于批判，为中医的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三）中医学具有重神轻形特征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是重道轻器，这种价值观反映在医学中，就形成了重神轻形的特征。在中医学的方法论上，神比形更重要，那些掌握形的只是初级大夫，掌握神的才能称之为名医。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虽然历代都有对人体脏器官的描述，可是在中医中的脏腑功能却不是或者说不是主要从这些描述中得出的。所以中医学在诊断人的病情的时候，主要观察的是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而不是具体器官形态实质的改变。这种方法论为中医学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同时使中医学变得神秘起来，例如经络、脉象、命门等有无和定位的争论，这些名词是一种功能但不是概念，并不是从相应的结构的分析中得出的功能，而是从功能来对结构进行“虚设”。所以，必须从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着手，才可以合理解释和科学研究这些概念及理论。
(四）中医学具有得意忘象这种思维境界
象和意属于我国古代很重要的一对意识范畴。“医者意也”就充分反映了得意忘象这种思维特色。通常情况下，中医都是通过“象”，也就是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对人体进行相应的认识，然后以象作为基本来构建人体的生理病理模型。中医学中有这样的说法：“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脏象。”由此可知，象是中医认识人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人体的本质，所以必须经过“忘象”这一过程，才能“得意”，这样就能抓住人的本质。中医学的临床诊断主要以象、言作为基础，通过问得到言，通过望、闻、切得到象。再通过得象来忘言，这样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才能够更加正确和辩证。
通过相应的得意忘象、忘言，从而追求直觉的体悟，这种思维境界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有效激发医生思维的想象和灵感，有较好的创造力。在比较丰富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宏观的角度把握人体，从而揭示出独有的人体奥秘。可是这种思维没有严密的逻辑，没有相应的实证分析，因而具有臆测性、模糊性和或然性。
二、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
要想研究中医文化，必须以我国的文学、哲学、史学为基础，将我国的中医名家、点击、文物、史迹当做对象，来研究相应的理论及规律，思想和观念、名家风范等等，促进中医文化的发展，推动我国中医的进步。
一般情况下，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这些内容:以仁、和、谦、诚作为主体的一种文化理念，以精、慎、严、廉、作为主导的一种文化实践和以美、雅、馨、便最为主线的一种文化环境。在中医文化中，理念是根本，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实践最为重要，可以充分表现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环境最为直接，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民族性特征，三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
三、结论
关键词 中医文化 急诊教学 医患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2.44； R2-4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6）09-0056-0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curriculum for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GENG Yun**， FANG Bangjiang***（Department of Emergency，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ed relationship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current emergency medical environment， the courses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t up. The students can be helped to establish a good idea f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and to train some mature skills for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tal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mergency teaching；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中医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孕育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及人文精神，漫漫历史长河里，逐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职业道德观，它以包容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中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观点认为，对中医学的认识，要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这将成为中医学传承、创新、发展、振兴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然而长期以来，中医文化对于医患关系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2]。如何借助中医文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使其服务于临床医师的成长，已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新课题。笔者所在科室承担了近年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急诊相关的本科、研究生、留学生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临床带教任务，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近来，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急诊医患沟通相关课程的建设，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教会医学生了解病人的心理和需求、加强医学生对相关医疗法规的学习等来不断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取得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 急诊医患关系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据原卫生部统计，至2006年，我国恶性伤医事件共10 248起，到2010年上升至17 234起[3]。另据中国医院协会组织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显示，每年每所医院发生暴力事件的平均次数从2008年的20.6次增加到2012年的27.3次，发生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到2012年的63.7%。被调查的30个省的316家医院中，96%的医院有医务人员遭到过谩骂、威胁，64%的医院有医生遭受过患者的攻击并明显受伤[4]。恶性伤医事件不仅影响了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危害到医务人员生命安全，也打击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而急诊科作为医院24 h接诊患者的一线科室，医院的窗口单位，以接诊患者多、病种复杂、社会矛盾突出，且患者就诊时间无规律、病情紧急、发展变化快，以及工作风险性高、强度大、任务繁重等特点成为了医患纠纷的高发地。在急诊科人满为患的诊室里，各种争吵轮番上演，更有蛮横患者竟暴打医生。不知从何时起，治病救人的医生变成了高危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医学生如何解决好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尤其是在应对急诊这样高风险医疗专业的时候怎样面对，成为当前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构建基于中医文化的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
2.1 中医传统医学文化优势
中医学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也蕴含了高尚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医学伦理知识。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的“仁学”就开始向医学道德渗透，无数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从中汲取营养，留下如“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针二命”的佳话；春秋时期《黄帝内经》中已出现了有关如何处理医者与病家关系的阐述，如第二十九篇《师传》：“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呼？”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更是对医德修养等作了精彩的论述，其卷首即论述了“大医精诚”的思想：“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即提倡在医德上对病患应一视同仁，在作风上不得炫己毁人、谋取财物，在诊治上亦应努力纤毫勿失。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强调医生要多为患者着想，不应“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清代名医王孟英也认为应：“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啻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由古至今，传统医学文化推崇医患交流沟通，体现了医学活动的正义、公正、尊重、理解、信任、厚德、仁慈、责任和同情，充满了人性的体验、人情的慰藉和情感的相互交融。
2.2 发挥传统医学文化优势有效减少和规避医疗风险
中国传统医德思想孕育着医患和谐的思想，传统医学文化认为医患关系的指向理应是一种“为人之道”，而非仅仅是一种“为学之器”，这样的思想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对于缓和现阶段紧张的医患关系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值得广大医学生从中汲取精华，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医德修养，规避医疗风险，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目前，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急诊医患纠纷不断增加的现状，在临床医学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医学生急诊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意识的培养、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等来不断提高中医学生的医学素养。
2.3 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的实践
2015年起，我们聚焦于“立德树人”的目标，针对目前急诊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开设了针对中医院校临床专业医学生临床实习时期的急诊医患沟通课程，通过基于中医传统文化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教学，包括理论课程与实践训练的综合性教学，尤其是通过开展模拟急诊接诊实训的教学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提升面对危急重症患者及家属时的临床沟通技能，具体方式如下：
1） 传统讲座模式 安排有临床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将临床常见病例、医疗纠纷等与同学们分享，更能生动地体现实际工作中医患沟通的复杂性、重要性。
2） 急诊情景模拟 根据教学内容，教师课前准备好若干个适宜的简单案例（情节简单），可课堂上临时抽取学生模拟情景表演。演示后，教师和学生围绕其内涵和学生的表现进行简短的评价。下课前，教师进行评价和总结。
3） 学生感受分享 在急诊科建立针对实习学生的“我想说的”留言册，收集同学们面对急诊复杂医疗环境以及上级医生进行医患沟通、医患矛盾处理的感受。
通过1年以来的探索与实施，急诊科留言册上留下了许多在急诊科实习的学生们的感受：有学生表示，古代良医的精神值得敬仰，要像他们一样，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付诸于医者治病救人的实践中；有学生通过情景演练后认为，在越险恶的医疗环境中，越应该秉持友好、善意的交流态度和患者及家属沟通，表现出中医学生独有的“中医气质”；有学生表示，在急诊这样特殊的医疗场所，通过参与真实的抢救工作，通过聆听上级医生与患者家属进行临终谈话等过程切实感到生命不易，想自觉地主动地学好专业来帮助更多患者……这些切身的感受，体现出博大精深中医文化对医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结语
医学生的德育教育难以量化，但通过中医文化的传承，通过在急诊真实场景的体验与演练，中医文化蕴含的和谐医患关系得以体现，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思想逐步形成，医患沟通能力得以提升，通过中医文化倡导的“以人为中心”思想渗透，让医学生的诊治疾病过程渐渐充满人文沟通和文化认同，以培养出更多具有仁爱精神和济世情怀的大医。
参考文献
[1] 温长路. 中医药文化与中医学的中和观[J]. 环球中医药， 2010， 3（1）： 58-61.
[2] 唐已婷， 王利敏， 赵歆. 融中医情志学说建构老年病医学模式的探讨[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35（8）： 513-516.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curriculum for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GENG Yun**， FANG Bangjiang***（Department of Emergency，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ed relationship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current emergency medical environment， the courses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t up. The students can be helped to establish a good idea f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and to train some mature skills for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tal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mergency teaching；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中医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孕育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及人文精神，漫漫历史长河里，逐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职业道德观，它以包容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中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观点认为，对中医学的认识，要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这将成为中医学传承、创新、发展、振兴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然而长期以来，中医文化对于医患关系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2]。如何借助中医文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使其服务于临床医师的成长，已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新课题。笔者所在科室承担了近年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急诊相关的本科、研究生、留学生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临床带教任务，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近来，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急诊医患沟通相关课程的建设，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教会医学生了解病人的心理和需求、加强医学生对相关医疗法规的学习等来不断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取得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 急诊医患关系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据原卫生部统计，至2006年，我国恶性伤医事件共10 248起，到2010年上升至17 234起[3]。另据中国医院协会组织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显示，每年每所医院发生暴力事件的平均次数从2008年的20.6次增加到2012年的27.3次，发生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到2012年的63.7%。被调查的30个省的316家医院中，96%的医院有医务人员遭到过谩骂、威胁，64%的医院有医生遭受过患者的攻击并明显受伤[4]。恶性伤医事件不仅影响了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危害到医务人员生命安全，也打击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而急诊科作为医院24 h接诊患者的一线科室，医院的窗口单位，以接诊患者多、病种复杂、社会矛盾突出，且患者就诊时间无规律、病情紧急、发展变化快，以及工作风险性高、强度大、任务繁重等特点成为了医患纠纷的高发地。在急诊科人满为患的诊室里，各种争吵轮番上演，更有蛮横患者竟暴打医生。不知从何时起，治病救人的医生变成了高危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医学生如何解决好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尤其是在应对急诊这样高风险医疗专业的时候怎样面对，成为当前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构建基于中医文化的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
2.1 中医传统医学文化优势
中医学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也蕴含了高尚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医学伦理知识。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的“仁学”就开始向医学道德渗透，无数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从中汲取营养，留下如“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针二命”的佳话；春秋时期《黄帝内经》中已出现了有关如何处理医者与病家关系的阐述，如第二十九篇《师传》：“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呼？”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更是对医德修养等作了精彩的论述，其卷首即论述了“大医精诚”的思想：“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即提倡在医德上对病患应一视同仁，在作风上不得炫己毁人、谋取财物，在诊治上亦应努力纤毫勿失。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强调医生要多为患者着想，不应“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清代名医王孟英也认为应：“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啻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由古至今，传统医学文化推崇医患交流沟通，体现了医学活动的正义、公正、尊重、理解、信任、厚德、仁慈、责任和同情，充满了人性的体验、人情的慰藉和情感的相互交融。
2.2 发挥传统医学文化优势有效减少和规避医疗风险
中国传统医德思想孕育着医患和谐的思想，传统医学文化认为医患关系的指向理应是一种“为人之道”，而非仅仅是一种“为学之器”，这样的思想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对于缓和现阶段紧张的医患关系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值得广大医学生从中汲取精华，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医德修养，规避医疗风险，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目前，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急诊医患纠纷不断增加的现状，在临床医学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医学生急诊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意识的培养、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等来不断提高中医学生的医学素养。
2.3 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的实践
2015年起，我们聚焦于“立德树人”的目标，针对目前急诊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开设了针对中医院校临床专业医学生临床实习时期的急诊医患沟通课程，通过基于中医传统文化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教学，包括理论课程与实践训练的综合性教学，尤其是通过开展模拟急诊接诊实训的教学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提升面对危急重症患者及家属时的临床沟通技能，具体方式如下：
1） 传统讲座模式 安排有临床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将临床常见病例、医疗纠纷等与同学们分享，更能生动地体现实际工作中医患沟通的复杂性、重要性。
2） 急诊情景模拟 根据教学内容，教师课前准备好若干个适宜的简单案例（情节简单），可课堂上临时抽取学生模拟情景表演。演示后，教师和学生围绕其内涵和学生的表现进行简短的评价。下课前，教师进行评价和总结。
3） 学生感受分享 在急诊科建立针对实习学生的“我想说的”留言册，收集同学们面对急诊复杂医疗环境以及上级医生进行医患沟通、医患矛盾处理的感受。
通过1年以来的探索与实施，急诊科留言册上留下了许多在急诊科实习的学生们的感受：有学生表示，古代良医的精神值得敬仰，要像他们一样，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付诸于医者治病救人的实践中；有学生通过情景演练后认为，在越险恶的医疗环境中，越应该秉持友好、善意的交流态度和患者及家属沟通，表现出中医学生独有的“中医气质”；有学生表示，在急诊这样特殊的医疗场所，通过参与真实的抢救工作，通过聆听上级医生与患者家属进行临终谈话等过程切实感到生命不易，想自觉地主动地学好专业来帮助更多患者……这些切身的感受，体现出博大精深中医文化对医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1.中医学的知识本体解析及启示
2.医药认知模式创新与中医学发展
3.气候因素对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4.师承教育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探讨
5.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发展
6.中医学在当展的思考
7.浅谈中医学中的全科医学观念
8.病机的主体地位及其构建过程是中医学的核心内涵
9.创新辨证论治 发展现代中医学——对现代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再思考
10.实施中医学专业认证 推动专业建设与发展
11.中医学相关的道、阴阳、五行学说的共性、进步和局限浅析
12.生存·发展·创新——对20世纪中医学发展道路的反思
13.西医院校护理专业《中医学》教学探讨
14.转化医学在中医学的应用探讨
15.论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
16.情景教学在中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17.中医学与取象比类
18.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优先出
19.试论中医学的构建与发展
20.中医学的科学性与现代化
21.循证医学时代中医学如何发展
22.关于中医学的几点哲学思考——兼与西医学比较
23.明代中医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概述
24.中医学证候量化诊断研究现状与思考
25.“体质”是系统生物学与中医学的最佳结合点
26.从中医学传统的文化特点探讨中医教育模式
27.PBL教学法在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
28.论中医学的生态化建构原理
29.建立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
30.论中医学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31.对中医学专业认证实践的认识与体会
32.转化中医学:一种沟通中医基础与临床的研究策略
33.科学基金促进我国中医学事业的发展——近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医学项目统计分析
34.浅谈中医学对衰老的认识
35.试论中医学的科学性与当前学科地位
36.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37.中医学视角下城市物质空间的生命要素探析
38.探索中医复杂性之路——浅谈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39.考探中医学导引术的历史内容与现代进展
40.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思路
41.交融渗透 相得益彰——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
42.关于中医学学科建设的医史学思考
43.中医学“卓越医生”胜任力特征模型的构建
44.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45.中医学教育开展PBL教学之短长
46.重构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二次革命、四次浪潮的先导工程
47.初议中医学是复杂性科学——中医标准化预备研究之二
48.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刍议
49.再论中医学的双重属性
50.从中医思维方式探讨中医学的发展
51.论模糊数学与中医学
52.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在中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53.我国中医学期刊引用网络分析——基于CMSCI(2004-2012)年度数据
54.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
55.中医学为何要现代化——中医学现代化再拷问
56.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
57.试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58.客观唯心思辨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重新认识中医学的“阴阳五行”
59.从地方性知识的视域看中医学
60.瑜伽与中医学探究
61.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知识源流可视化分析——以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为例
62.中医学的科学定位——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
63.Medline发表中医学相关论文的趋势分析
64.量子中医学、中医学、西医学的异同
65.调治亚健康状态是中医学在21世纪对人类的新贡献
66.红外热成像技术在中医学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67.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讨
68.人文属性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
69.取象比类——中医学隐喻形成的过程与方法
70.专业兴趣与培养潜质在自主招生中的意义研究——以中医学专业为例
71.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战略思考和建议
72.中医学:健康时代及其顶层设计
73.论中医学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完美统一
74.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75.论中医学、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76.基于CSCD统计的2015年中医学研究述评
77.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思路
78.本刊对论文中医学伦理学及知情同意的说明
79.浅谈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用法
80.中医学学术争鸣论文的审读与修改
81.医学科技论文中医学名词的统一及用语规范
82.护理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3.谈中医学研究生教学改革之思路——我校十年来中医内科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分析与思考
84.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5.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6.中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全过程管理机制的运行探索
87.谈中医学论文中关于引用古代文献记载问题
88.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9.重视医学论文中医学术语的规范化
90.中医学五年制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体会
91.从管理干预谈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
92.中医学期刊论文语句字数分析
93.中医学期刊论文作者数分析
94.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95.中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形成过程客观影响因素的探讨
96.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管理干预研究
97.中医学期刊临床论文的审读评价
98.中医学期刊论文引文分析
时间： 2003-3-18 作者：鞠 曦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关键词】西方；医学；文化；特点
1引言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著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著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4 结语
综上，西方医学文化从古代希伯来文化中的经典医学模式发展而来，经过近代哲学思想引导，逐渐嬗变为以解剖和实验研究的医学模式，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以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对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等优势，为人类医学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对于整体的人和社会的人关注不够，成为西方医学文化的缺陷，有待于在哲学层面和科技层面，进一步加强整体性和综合性医学创新，中国医学文化在很多方面的优势值得西方医学文化理性借鉴，这也是世界未来新型医学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昝加禄，昝旺，刘萍.开设医学文化概论课程的体会[J].中国医药导2010， 7（22）：167-168.
[2]马月兰.《圣经》中希伯来医学文化探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8，29（12）：56-57.
[3]沐涛，季惠. 失落的文明： 犹太王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37.
[4]余谋昌，西医和中医：两种哲学和两种医学文化[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3）：7-12.
[5]叶峻.论生物科学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6（2）：33.
[6]匡调元，试探21世纪西方医学发展趋势[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2，26（6）：1-4.
[7]王一方，听大师演讲去[N]，健康报，2007，2，16（4）.
[8] Prigogine I.从存在到演化 [J].自然杂志，1980（3）：1.
[9]昝加禄，昝旺，医学文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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