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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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进贤县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全国商品猪供应基地之一及省城近郊县，发展现代都市型畜牧业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1.1有利条件
1.1.1地域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
进贤县位于浙、闽、粤沿海发达省份金三角腹地，水陆交通发达，浙赣铁路、梨温高速、温厚高速、京福高速、昌厦高速以及320国道、316国道过境，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地带。境内气候温和，地域辽阔，山地、丘陵地带丰富，湖河港交错，素有“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农业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业条件优越。境内农业人口多，农村劳动人力资源丰富。由于省城南昌和相邻省份是人口聚集地、工业密集地，需要从外地调进大量的畜产品，进贤作为南昌市的近郊县，发展畜牧业生产既可有效缓解市区周边开发的压力，又可及时安全的保障畜产品供应，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较大。
1.1.2养殖历史悠久，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进贤县素有畜禽养殖的传统，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贤县的畜牧业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温圳蛋鸡、张公肉鸽、前坊茅岗养猪等在省内外均有较高的知名度；通过优势聚集，现已形成的进阳、进里、进长公路三线养猪、320国道沿线生态养鸡、三里、梅庄、文港等沿湖水禽产业、下埠、衙前、钟陵丘陵地带的草食畜等优势产业带成为了一张张靓丽的名片，为进贤县畜牧业的厚积薄发、打造品牌积淀了经验和名气。
1.1.3发展势头迅猛，现代畜牧业发展已现雏形。
经过近年来的开放招商和强化技术服务、示范带动，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发展迅猛，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达405户，年出（存）栏1000羽以上规模养禽场2000余户，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养牛场22户，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80%、20%、75%以上。现有畜牧龙头企业30余个、省部级以上标准示范场18个、省部级无公害认证单位27个、种畜禽场16个、畜禽专业合作社60余个、畜禽行业协会3个、饲料兽药生产厂家17个、获GPS认证饲料兽药及生物制品营销单位62个，有200余个活跃在省内外的畜牧商品经纪人，畜禽良种率、高科技饲料进场率、设施化建设水平在连年攀升，饲料（兽药）-种畜禽-商品畜禽-加工营销等产业链和设施功能较全的畜牧业生产营销网络已初步形成，为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4服务网络健全，具有一支全方位的服务队伍。
从2007年畜牧兽医体制改革后，全县组建了一支由63名乡镇畜牧兽医人员和266名村级防疫员组成的队伍，做到每村都有一名村级防疫员和疫情观察员，基层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为提升畜牧行业整体素质，先后从大中专院校招聘了10余名毕业生，并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鼓励人员进修畜牧兽医专业本科、硕士，已建立了一支相对较全的专业技术服务队伍。
1.1.5各级政府重视，畜牧业扶持政策不断增多。
中央1号文件连续十一年关注“三农”的发展，并重点提到要加大畜牧业良种繁育、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生产、生态养殖的扶持力度，无论是在资金总量还是在扶持覆盖面上都在不断递增；省市县也相应出台了一些现代水禽产业发展、养殖小区扶持及“五免四优”等优惠扶持政策，为加速发展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创造了条件和机遇。
1.2面对的挑战
1.2.1与日益紧张的土地供应之间的矛盾。
进贤县虽然地域辽阔，但由于近年来的工农及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普遍较快，城市规划、园林建设及旅游经济等各功能区的规划、林地、耕地、水源的保护等因素，致使畜牧业可用地块大幅减少。
1.2.2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国内外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贤县作为省城南昌近郊县，始终把绿色发展、生态发展放在首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强化对军山湖、青岚湖等湖河库及新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了镇村指挥部等机构，并把推进水环境保护项目工作放在首位，先后联合多部门对沿湖河库猪场进行摸底、拆迁、封存和整改，传统的养殖方式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工作已不相适应。
1.2.3与日益复杂的疫病防控之间的矛盾。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气候的变化，畜禽的频繁调运，细菌病毒的变异和扩散，H7N9、布病、口蹄疫、链球菌等各种人畜共患病防控压力持续加大。
1.2.4与日益攀升的生产成本之间的矛盾。
受国际国内影响，农产品价格不断攀升，玉米价格从5年前的1800元/t上涨到2650元/t，豆粕价格从3000元/t上涨到3720元/t，麦麸从1700元/t上涨到2200元/t，畜禽全价日粮均价从2.6元/kg的上涨到3.4元/kg，建筑、劳务、环保、种猪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持续增长，猪粮比价在5.5∶1以上方可达到盈亏平衡点。
1.2.5与日益变幻的市场行情之间的矛盾。
近几年，畜禽产品价格已经打破传统的五年一波动的规律，2011年生猪出栏价高峰时达20.4元/kg，2012年春节期间，猪价就开始“跌跌不休”，低谷时跌破10元/kg，直到2014年清明后才开始回升，当前出栏价为14.6元/kg，处于盈亏平衡点的边缘。家禽由于2014年上半年受国内H7N9的影响，亏损较重，优质肉鸡出栏价从17元/kg跌至4元/kg，现恢复到19元/kg；肉鸽2014年平均售价为25元/羽，在H7N9期间无人问津，售价仅6元/羽；鸡蛋近几年相对处于平衡状态，2014年已从上半年均价180元/箱涨到当前的260元/箱，被称为“火箭蛋”，市场价格较之从前更加难以预测。
1.2.6与日益严峻的安全监管之间的矛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日益严格，而进贤由于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民投资渠道有限，投入能力弱，以“滚雪球”方式发展畜禽养殖户较多，缺乏科学规划，基础设施条件差，技术力量不强，并且以传统小规模为主，分布散、点多面广、技术含量偏低，为畜产品的安全监管带来了较大难度。
2思考与建议
2.1改革发展模式，切实做到退户入区
进贤县畜牧部门通过积极引导，有较多规模养殖场主动退户入区，但传统滚雪球式和在房前屋后搭建的猪场依然存在，畜牧业的发展正处于传统到现代转型发展时期，要加快发展和彻底革新随意搭建、规划不一的现象，还需以大投入、高标准的建设来推动模式创新。要在严格规划“三区”的基础上，专门预留畜牧业发展用地，通过以奖代补鼓励农民退户入区，根据土地承载和粪污消纳能力，实行选址、设计、建设、畜种、管理、排污等“六统一”，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同时，对个别散养户、资金投入能力弱的农户，以村为单位，集中建设一批廉租标准栏舍，让农民在不影响环境、不浪费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门口创业。
2.2优化养殖结构，切实做到比例平衡
当前，进贤畜禽养殖总量虽然较大，但畜禽养殖种类相对较少，猪牛禽较多，羊、蜜蜂等特色养殖没有壮大起来。规划畜禽养殖结构、布局结构，促进大、中、小型规模养殖梯度发展，切实做到发展均衡，发挥优势，促进畜牧业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
2.3抓住三个关键，切实做到环环相扣
一是抓住生产准入关。由当地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对新进入养殖行业，严格土地、环保、动物防疫条件审批，对未在养殖规划区域内，未做到环保“三同时”、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一律不予审批通过。二是抓住疫病防控关。认真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制，按照国务院“24字”方针，积极做好春秋集中免疫注射、计划、监测、净化、消毒、无害化处理及检疫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病损失。三是抓住产品质量关。实行奖惩并举，对“三品一标”认证及标准化示范场给予奖励，对未建立养殖档案、不佩戴耳标、管理混乱、不积极配合抽样监测、逃检漏检的养殖场建立黑名单，3年内不予申报国家扶持项目。
2.4建设三支队伍，切实提升服务水平
要大力建设管理、防疫、营销三支队伍。人才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先决因素，没有相应的人才队伍，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就无从谈起，建议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启用力度，着力锻造一支肯吃苦、愿奉献、有水平的畜牧兽医队伍，在畜牧业发展、疫病防控、培训及营销等方面发挥人才优势，提升科学饲养水平及养殖效率，能及时指导农民进退有序、防疫有方。
2.5改变三种面貌，切实提升发展品味
虽然进贤县是畜牧业养殖大县，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畜产品品牌，种畜禽生产不太规范，设施不全，管理比较随意，因此，要积极引进一批优良畜禽品种，认真做好已有南昌白猪、青岚麻鸡、樱桃谷鸭等培育工作，强化养殖场的技能培训和监管，通过改变品种不优、设施不全、管理不严的面貌来提升产业发展品味，积极打造进贤自己的品牌畜牧业。
2.6强化工作举措，切实提升综合效益。
1．1数据获取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因子分析的观测样本，用S1～S31表示，其中河北省用S2表示，15个量化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畜牧业年鉴》。
1．2过程及结果
1．2．1将原始数据用SPSS17．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见表1。由表1可见，KMO值大于0．5，Bartlett球度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1026．281，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表明各变量间信息重叠度较高，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进行评价。
1．2．2计算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见表2。由表2可知，前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93．657%，涵盖了指标数据中的绝大部分信息，故选取4个主因子。
1．2．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因子载荷矩阵提取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3。由表3可知，F1在(X12)、(X3)、(X7)、(X8)、(X15)上有较大载荷，因此将其命名为羊和奶牛生产能力因子;F2在(X13)、(X4)、(X14)、(X9)上有较大载荷，将其命名为家禽生产能力因子;F3在(X5)、(X1)、(X10)上有较大载荷，将其命名为猪生产能力因子;F4在(X6)、(X2)、(X11)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肉牛生产能力因子。分别计算各主因子F1～F4的得分FAC1～FAC4，并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比重为权重进行线性加权和计算综合得分。其计算公式为:F=(33．646×FAC1+26．192×FAC2+20．952×FAC3+12．867×FAC4)/93．657。其中F为综合得分，结果见表4。
2分析与讨论
河北省(S2)畜牧业发展状况中羊和奶牛生产能力的权重最大，贡献率达到33．646%;家禽生产能力次之，达到26．192%;猪生产能力再次之，达到20．952%;肉牛生产能力贡献率最低，为12．867%。从羊和奶牛生产能力因子看，河北省位于我国前列，表明河北省在羊和奶牛生产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特别是奶牛被列为区域优势产品后，奶牛产业成为河北省畜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但与排名前2位的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从家禽生产能力因子看，河北省同样位于前列，表明河北省在家禽生产方面也具有很强的能力，但同排名第1位的地区存在很大差距。河北省应在重点打造蛋种鸡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更多的家禽类企业，提升河北省的家禽类生产能力。
从猪生产能力因子看，河北省处于中下游水平，且低于平均水平，与排名前5位的地区有很大的差距。今后河北省应引导农户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扩大优质种猪改良范围，实行“全进全出”生产模式，在粮食主产区加快建设优质瘦肉型猪生产基地，以大幅提升河北省猪生产能力。
1．1畜牧业生物资产的特点
1．1．1生物转化与自然增值
畜牧业生物资产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不断地发生自然增值，其价值通过人类劳动与自然增值共同作用形成。同时随着畜牧业生物资产的成长，其价值也在不断增加，直至达到繁育年龄，价值达到最大。之后随着畜牧业生物资产的老化，价值逐步降低，直至为零。
1．1．2多样性
在畜牧业生物资产中，不同种类资产具有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以乳用牛为例，可以将乳用牛划分为犊牛、育成牛、青年牛、成年牛、淘汰牛5个成长阶段，而蛋鸡则可以被划分为雏鸡、育成鸡、产蛋鸡、淘汰鸡4个成长阶段。同一畜牧业生物资产在生长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生命体态，使得价值差异较大。
1．1．3地域性
畜牧业生物资产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强。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导致同一种类但生长在不同地区的畜牧业生物资产存在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如以体格健硕的西门塔牛为代表，西门塔牛多处于海拔较高，拥有清新山地环境的瑞士，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得西门塔牛的发育较好，产出的牛奶营养丰富，其价值也较高。
1．1．4季节性
畜牧业生物资产受季节的影响较大，如奶牛的泌乳过程。正常情况下，16～25℃为奶牛泌乳的最佳温度。但是夏季高温酷暑时节奶牛厌食，精神萎顿，牛奶产量下降。而到了冬季，严寒同样会导致奶牛泌乳量下降。总之，畜牧业生物资产的价值随季节的变化也会有较大波动。
1．1．5周期性与流动性
畜牧业生物资产的生命周期差异较大，如肉鸡的生命周期为1～3个月，而奶牛的生命周期则长达6～8年。同时，处于不同周期的畜牧业生物资产流动性也不同。如肉鸡、肉牛等消耗性生物资产在出售时价值一次性转移，因此流动性也较强;而蛋鸡、奶牛等生产性生物资产价值随着产出品的逐步转移，非流动性较强;但是这种流动性与非流动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蛋鸡可以改变用途用作肉鸡出售。
1．1．6风险性
畜牧业生物资产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风险。任何一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生物都与周边的环境共同构成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大。对畜牧业生物资产来说，草场的沙化、疾病、瘟疫等，都会使得畜牧业生物资产的价值下降。二是市场风险。畜牧业生物资产的价值可能会受到社会热点以及人们心理因素的影响。以禽流感事 件为例，人们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无论该家禽企业是否感染到禽流感都拒绝购买，使得家禽类生物资产的价值在很短时间内迅速下降。
1．2畜牧业生物资产的综合分类
不同种类的畜牧业生物资产具有不同特点，预期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不同，价值差异较大。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的规定，将生物资产划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同时按照生物资产成熟与否，将生物资产划分为成熟生物资产和未成熟生物资产。但是对于畜牧业生物资产来说这样的划分是远远不够的。应结合会计准则和畜牧业生物资产特性进行综合分类。首先，对畜牧业生物资产按照生物资产生长发育周期规律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一年生生物和多年生生物。如上文中提到的家蚕，生命周期仅为短短的40d。如果家蚕是以生产蚕丝为目的而持有的，按照定义应该作为生产性生物资产在非流动资产中列示。显然，生命周期短于1年的家蚕列示在非流动资产中并不合适;因此，应将一年生生物全部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流动资产中列示。其次，按照畜牧业生物资产的种类及利用方向进行划分，如鸡可以划分为肉鸡与蛋鸡，其中肉鸡全部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流动资产中列示。最后，按照畜牧业生物资产的生长阶段划分，如蛋鸡可以划分为雏鸡、青年鸡、产蛋鸡、淘汰鸡。将雏鸡与青年鸡作为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在非流动资产中列示，产蛋鸡作为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同样在非流动资产中列示，而淘汰鸡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列示在流动资产中。
2畜牧业生物资产估值技术的选择与应用
按照我国新颁布的39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的估值技术目前有三种，分别是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不同的估值技术下估值的结果差异较大。现实中没有一种估值技术是绝对完美的。同时，不同类别的畜牧业生物资产个体差异较大，价值波动明显，这必然会影响估值技术的选择。通过对不同类别畜牧业生物资产进行分析，并结合不同估值技术的特点，对不同类别的畜牧业生物资产估值技术的选择如下。
2．1成本法———未成熟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
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达到生产能力之前，属于未成熟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通常这一阶段的投入较大但是没有产出或产出很小，不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并且未来收益难以确定，不具备采用市场法与收益法的条件。但同时满足成本法应用的4个条件(被估值资产与重置资产具有可比性、被估值资产历史资料容易获取、被估值资产形成的各种耗费是必须的、被估值资产可再生或可交割)，因此对于未成熟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更加适合采用成本法。成本法是指在现行的市场条件下，重新饲养相同或相似畜牧业生物资产所需要的成本减去各种合理损耗作为被估值资产的入账金额。具体成本法的应用以蛋鸡为例。首先将雏鸡和青年鸡从蛋鸡中剥离出来;再按照品种、外表特征、饲养时间等标准进行分类;之后归集成本，以现行市场条件为基础计算取得雏鸡的成本及后续饲养费等费用，扣除正常的合理损耗。完成成本归集之后进行成本的分摊，可以按照蛋鸡的类别、数量等比例进行分摊。
2．2收益法———成熟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
具备持续生产能力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属于成熟的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其预期收益、获得的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以及获利年限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满足收益法应用的条件，适合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收益法是指在对成熟畜牧业生物资产预期未来收益额、收益期及折现率估计的基础上，将各年预期未来收益额折算成现值并加总的估值技术。收益法的应用基础是确定收益额、折现率、收益期，下面延续上文中蛋鸡的案例来确定收益法的应用。1)收益额的确定。蛋鸡的收益额等于1年内所有收入(鸡蛋销售收入、鸡粪处置收入、淘汰鸡的处置收入)减去成本费用(饲料费用、医药费、工作人员薪酬等)。其中蛋鸡的成本费用相对固定，并且可以参考往年的会计资料，成本费用的估值难度较小。而对于收入的确定就需要综合考虑产蛋量、蛋重、市场中鸡蛋的供求状况，未来鸡蛋业的发展趋势等因素。以产蛋量为例，当蛋鸡具备生产能力后，第1年的产量最高，第2年下降15%～20%，第3年下降15%～25%，由此对蛋鸡的收入产生较大影响。2)折现率的确定。折现率由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和通货膨胀率构成，无风险报酬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可以从国家的数据或市场数据中取得，而对于风险报酬率的确定是折现率确定的难点。蛋鸡在生长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应动态地分析蛋鸡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风险报酬。可以借助专家打分的方法确定风险报酬率。3)收益期的确定。对于蛋鸡剩余寿命的确定，一般正规的蛋鸡饲养部门在蛋鸡出生时都会进行记录，如系谱记录、活体标记编号等。通过查看这些记录很容易找到蛋鸡的出生日期，以此推算蛋鸡的剩余寿命。如果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也可以通过辨别蛋鸡的体型、外貌等生理特征来判断蛋鸡的剩余寿命。
2．3市场法———消耗性畜牧业生物资产
处于淘汰期的畜牧业生物资产及其他消耗性畜牧业生物资产，企业持有的目的是在1年内或1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此类畜牧业生物资产大多拥有活跃的交易市场，并且市场中可以找到相似资产的交易价格，如种畜、肉畜、肉禽市场，因此适宜采用市场法。市场法是指利用与消耗性畜牧业生物资产相同或相似的生物资产的价值，参照市场交易环境及价格进行估值的技术。其隐性含义是在一个有序的市场中，通过对比调整相似生物资产的价值来确定被估值资产价值。延续上文中蛋鸡的案例，可以从中国农业信息网和畜牧兽医等网站查找蛋鸡的价格，并根据市场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进行一定的调整，以此作为蛋鸡的入账价值。
3结束语
由于多媒体教学具备图文并茂、声像具佳、动静皆宜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教学中缺陷，从而在教学中过程中得普遍使用。目前多媒体教学这种新的教学方式既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也有其不足之处，故此要合理使用多媒体，做到多媒体与传统教学相结合进行优势互补，不能过分追求多媒体使用而影响教学效率。多媒体教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教学效率，因此在授课内容是否适合选用多媒体教学时，切忌盲目性，随意性，要从确实的目的出发，才会有好的效果。从畜牧兽医专业开设的课程来看，也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用于多媒体教学，比如一些纯理论知识的讲座，就不适合多媒体教学，由于多媒体教学过程中信息量大，播放速度快，用多媒体课件表现这些需要记忆、理解的知识点，学生忙着跟上老师的节奏，根本没时间去理解和分析，在短时间内会感到很疲劳，反而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故此使用多媒体教学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来分析选择，适合则用否则不用。
2多媒体教学做为一种辅助手段引进实训课堂
（1）畜牧兽医实训课的实习实验是教学中最常用和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对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畜牧兽医专业进行教学实习、实训时，门类品种庞杂、投入巨大、运行成本高，这是各高职院校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即使是最简单的教学实验也面临实验动物和器材等高昂教学成本的问题。而将多媒体技术应用于畜牧兽医实习实训课教学，不仅能克服实训条件的限制，还能提高实训时的演示可见度，增强演示实训的有效性，加强实习实验操作的规范性、正确性，为学生进行实习实验设计创造条件，丰富学生的实训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实训的作用。
（2）应用多媒体教学不仅可以加强实训操作的正确性，更能巩固强化学生实训操作的技能。一方面畜牧兽医实训课的各种实习实验都有一定的要求，一旦学生操作失误，不仅会导致实训失败，造成仪器损坏，还会引起某些危险性，更会引起学生的恐惧心理，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另外对一些装置和操作学生感到困难的实训，均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对实训操作先进行计算机模拟操作，以掌握正确的操作和对不正确操作的理解、训练实习实验操作技能，然后再进行实践实习实验，将大大提高学生实训的有效性，不仅能提高实习实验的成功率，更能深刻理解正确操作的重要性。
3加强教师队伍的培训，提高教师应用多媒体教学的能力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教师要紧跟时代的步伐，适应时代的需要。多媒体课件是教师多媒体教学的工具之一，教师在使用多媒体课件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全面的分析把握教学内容，合理地选择课件素材，精心的制作课件、撰写教学方案，教学方案要根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授课内容来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的。有些教师由于受年龄或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多媒体课件准备不充分，在实施教学时，只是把纸质教案的内容搬到屏幕上，用幻灯片放一下，以为这就是多媒体教学，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应有的效果。只有教师具有熟练使用多媒体的本领，才能使多媒体教学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所以对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
（1）一方面加强教师队伍课件制作培训，学校可以针对教师现有的计算机水平和课件制作水平，对不同层次的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例如与多媒体教学有关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培训、计算机基本操作、课件制作、网页制作等方面的培训。学校也可以组织教师举行课件制作比赛，通过比赛来达到提高教师制作课件的水平的目的。只有制作出好的课件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体现多媒体教学的优越性。
（2）另一方面加强教师队伍专业知识培训，一流师资队伍培养对于提高多媒体教学效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提高畜牧兽医专业指导教师能力和素质，建成一支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专业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充满活力的教学团队，是新形势下培养高端素质人才的需要。本院几年来先后派出19人次的本专业教师外出学习。2012年暑假到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5人，2013年暑假到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9人，2014年暑假到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5人，不仅学习了相关专业知识，也对其教学方式方法有了新的认识，开扩了眼界、拓展了知识面，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促进作用。
4结语
（一）课程体系组成
近年来，安徽科技学院动物科学学院改变了原有课程体系的设置，坚持“就业导向”，根据企业、产业、社会的需求建立课程体系，优化整合相关课程，避免课程内容的重复开设，并把相互关联的课程整合为一个体系。比如，把专业英语课融合到各门学科中进行，不再单独开课；把生理生化等课程的内容渗入到专业课的授课过程中，使课程体系精简化、专业化，更贴近企业对高职高专畜牧兽医一线技术人员的能力要求，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过程的实施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院校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在授课过程中，部分高校存在着教学过程程序化，教学覆盖知识面广泛度不够，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等缺点。为此，动物科学学院畜牧兽医专业采取了新的教学模式，根据新的教改方案，在教师实施授课过程中改变了原来的一贯式教学模式，采取分工合作的教学方式。把每一门课相关的授课教师组成一个教学团队，在该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团队成员共同参与教学，这样既扩大了学生学习信息的来源，又把各位教师的特长融合为一体，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二、深入进行核心课程建设改革
（一）确定核心课程的教学目标
核心课程改革是教学工作内涵建设的攻坚任务，涉及到整个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培养。所有核心课程的改革与内涵建设都要以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以精品课程建设为标准，以学生职业能力的获得为目标，以课程大纲建设为切入点开展。其决定因素是教师课程观念的转变，核心是“课程的应用性与社会需求性”，关键要引入社会评价，从课程大纲、教材、教学方案、教学实施到教学考核评价体系进行全方位开发建设。
（二）改变授课方式，实施项目化教学
安徽科技学院动物科学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在以前改革的基础上逐步推行项目化教学，该教学方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授课方式，它是一种以项目为载体，以任务为驱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方法，整个课堂以学生的学为主线，老师以课堂主持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上引领学生自发学习新知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和基本素质。目前，畜牧兽医专业有养禽生产、养猪与猪病防治、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等七门课程进行了教改立项，做为教学改革的试点课程进行试验。在试运行项目化教学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不高、学生课外时间学习主动性不强、教师查阅资料不够广泛等问题，但经过一年的努力，学生基本适应了新的教学方法，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七门教改立项课程已有四门正在实施改革，已经完成项目任务书，教改教案，教改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正在进行项目化教学教材的编写。
（三）确定合理的核心课程考核评价方式
原来的课程评价方式均是以老师评价为主，考试方式往往采用笔试的方式，这种考核方式并不能真实考查学生的技能，容易培养出背书的“机器”、考试的“高材生”，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却是高分低能，走上社会以后，还会因为得不到用人单位的肯定而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影响学生的后续发展。实行新的教学改革以后，课程的评价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以老师考核为主了，考核要转向对学生适应岗位的能力测试；课程的评价标准要转向以社会评价为主，如，社会职业资格、职业资格证书等，课程的考核方式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如，笔试、面试、操作等，让用人单位参与考评，同时，学生自评也变成主要的考核方式。
三、教材建设改革
（一）教材的选用
教材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优秀教材是培养高质量、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工具之一。科学规划教材，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材内容，对培养高层次后备畜牧兽医人才非常重要。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大部分是本科教材，教材的特点是知识覆盖面广，偏重理论，部分知识已经老化。高职高专在教学过程中课时量明显少于本科院校，更要突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材选用方面，尽可能使用“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系列课程教材”，淘汰质量较差或出版时代过早的教材，同时，还要注意选择的教材要符合教学改革的要求，使用已经成熟的教改项目化教学教材。
（二）教材的编写
(一)畜牧业基本建设投入不足，畜牧基础设施发展明显滞后内蒙古、新疆一直是我国草食家畜生产的主要产区，但两者畜牧业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2012年，新疆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4．82%，内蒙古则为45．68%。根据《农业统计年报》相关数据统计，新疆现有8．6亿亩草原，但80%以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化，其中40%严重退化，产草量下降30%～50%。新疆畜牧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由2000年的5867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52025万元，增长24．9倍，占农林牧渔业投资的比重由2．4%提高到8．8%，而2009年内蒙古对畜牧业的投资已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为31．6%。如果把所有投入均用于草场建设，内蒙古草场每亩投入9．23元，而新疆草场每亩仅投入1．98元。从基础设施方面看，2010年新疆拥有水库577座、内蒙古494座;水库总库容量新疆为135．6亿立方米、内蒙古为163．2亿立方米;治理除涝面积新疆为60．3万亩、内蒙古为415．5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6．9倍;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新疆为590．85万亩、内蒙古为15851．1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26．8倍;青饲料播种面积2012年新疆为60．9千公顷、内蒙古为230．8千公顷，内蒙古是新疆的3．79倍(见表3)。
(二)饲草料资源分布不均衡，农作物秸秆有效利用率过低新疆的农业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绿洲经济模式，每一块绿洲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受自然生态条件、种植业结构、种植规模和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农业饲草资源整体表现为北疆地区好于南疆地区。北疆地区小麦、青贮玉米、玉米、黄豆等秸秆资源相对丰富，而南疆地区农作物秸秆主要为木质化程度较高、营养价值较低的棉杆。正常年份，小麦秸秆价格南疆地区比北疆地区高出近1倍左右;而受灾年份，南疆地区小麦的秸秆价格都超过了小麦的价格。新疆自2011年起开始实施草原禁牧，禁牧面积为1．515亿亩，其中，退化严重的温性荒漠、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禁牧1．181亿亩，重要水源涵养地和草地类自然保护区为150万亩。“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对草原生态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牧区禁牧将使畜牧业的重心由草原畜牧业向农区舍饲畜牧业转移，“草畜”矛盾日益凸显。有研究指出，我国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年产量6亿吨左右，而目前利用率仅占1/3。2012年，新疆粮食总产量(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1273万吨，若统一按谷秸比1∶1计算，则拥有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如果按1个羊单位每天采食1公斤干草计算，仅粮食作物秸秆一项就可养活3487万个羊单位。然而，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农区重粮棉生产、轻秸秆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村养殖户大多仍采用传统落后的饲喂方式，对秸秆采用科学加工技术的积极性还不高，秸秆利用方式还比较单一，科学搭配、配方饲喂、综合利用水平低;饲草加工转化的基础薄弱，秸秆加工、储藏、配送体系不完善;基层服务体系建设薄弱，乡站技术人员少，服务和技术指导力度不够。在秸秆饲料利用技术上，主要采用青贮、微贮、粉碎等常规技术，而且农户养殖分散，秸秆转化利用水平参差不齐，规模养殖受饲草短缺的制约难以突破。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秸秆利用的机械化装备条件还很薄弱，秸秆利用推广工作仍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都造成秸秆饲料的浪费。例如，北疆地区特别是昌吉州和伊犁州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秸秆资源十分丰富，但秸秆利用率还不足50%。
(三)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在实施草畜平衡的政策环境下，新疆由草原退减下的牲畜需要农区承接，但目前农区养殖业还存在饲草料成本居高不下、基础母牛羊成本过高、人工成本上涨等制约因素，使得农区养殖业发展十分困难。如当前北疆地区麦秸价格较2010年上涨100%，达到0．6元/千克，而南疆部分地区的麦秸价格已达到2元/千克以上。疆内实行全舍饲的肉羊养殖场基本上是肉羊育肥场和种羊场，养殖户普遍反映，按照目前的肉羊出栏市场价格，农区全舍饲养殖一般肉羊品种基本处于亏损状况。此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一次性建设投入大，且投资回收期相比其他产业较长。由于前期成本投入和养殖成本过高、收益期长且收益较低等影响了部分社会资本进入畜牧业，使得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
二、制约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难点
饲草料不足是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主攻方向。2012年新疆启动了《新疆新增1000万只出栏肉羊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规划(2012—2015)》，如按羔羊6个月出栏，则需新增干草约117～235万吨;若再加上牧区禁牧而转入农区的牲畜，60．9千公顷的饲草料地远远不能满足草食畜牧业对饲草料的需求。
(一)现有饲草生产体系无法支撑草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1．饲草地总量减少和饲草种植水平下降现象共存。一方面，自国家对内蒙古、东北、中原、新疆等牛羊肉主产区实施草原禁牧政策以来，一部分草场实行禁牧、休牧、轮牧等，总量上用于放牧的草地数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虽然2012年新疆出台了三年新增1000万只肉羊生产的规划，增加了饲草料地，但在国家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刺激下，一些牧区只将苜蓿种于田间地头和林间，部分草场大都被种植小麦和其他经济作物。“粮”抢“草”、“林”抢“草”的现象仍是造成牲畜饲草料不足的重要原因。2．农民种草的积极性不高。虽然政府出台行政政策鼓励农民种草，但由于广大农民在种植粮食、棉花等主导产品中得到的实惠多，如国家对种粮的补贴为220元/亩，而对种植牧草的补贴只有10元/亩，因而农民对饲草种植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作物秸秆利用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每年所产生的风干番茄渣、葡萄渣、菌糠等农副产品约30万吨，而这些饲料资源仅有10%～20%应用于畜禽饲料生产;新疆约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的有效利用率也仅1/3。一方面，南疆三地州的农民已习惯于用麦草养羊，不习惯配合使用其他粗饲料;而另一方面，新疆还有庞大的棉花副产品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农民对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多元化综合利用的认知程度和利用水平还比较低，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普及，以提高农作物秸秆的利用效率。
(三)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不配套发展畜牧业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饲草资源的存储量和饲草料地的配套。一些地区适合发展猪、鸡这种以精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一些地区适合发展肉牛、肉羊这种以粗饲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例如，内蒙古畜牧业依据草原畜牧业、农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国营农牧林场畜牧业和城郊(工矿)畜牧业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使之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整体推进，走全方位发展的路子，其草原畜牧业利用天然草场13．2亿亩，其中，分布在牧区的天然草场达9亿亩，牧区牲畜总头数占全区的42%，形成了重要的草食牲畜种源基地和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农区、半农半牧区的发展已成为当前内蒙古畜牧业的主要增长点，其充分利用辖区内3亿多亩天然草场和每年至少还有30多亿公斤粮食、140多亿公斤农作物秸秆及其它副产品的转化，饲草料资源比较丰富;加之利用其国营农牧林场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形成了较完善的产加销、牧工商一体化产业，在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方面发挥了辐射和带动作用。内蒙古的城郊、工矿区畜牧业是全区城镇居民肉、禽、蛋、奶等副食品供应的直接依托，已形成了以围绕“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与市场紧密连接的“速效”型草食畜牧业。与内蒙古相比，新疆在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相配套方面还存在差距，内蒙古的经验值得借鉴。
(四)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尚未形成首先是良料使用不尽人意。通过近年来的品种改良，牲畜的良种率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绝大多数养殖企业仍随意性饲喂牲畜，形成了一流品种、二流管理、三流饲养、四流收入的局面，影响了养殖效果、效率和效益。其次是缺少大量优质高产的饲料专用作物种植。新疆以反刍畜为主，而反刍畜以粗饲料为主，由于没有专门为反刍畜生产的优质日粮原料，只好以种植业的副产品———秸秆，甚至棉花杆来填饥果腹。可见，新疆畜牧业还未形成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
(五)养殖场缺乏配套的饲草料地饲草料地是人工栽培青绿饲草、青干草、青贮牧草、全株青贮饲料作物等优质饲草的基础，而优质饲草的充足供应又是草食动物畜牧业现代化(尤其是奶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物秸秆通常被认为是低(劣)质饲草，优质饲草能供给草食动物丰富的营养，不加或少量添加精料就能达到良好的生产性能。在配套的饲草料地种植饲草料可以有效降低饲料的成本投入。如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草原广阔的国家还对奶牛、肉牛和绵羊等采取人工草场放牧的方式饲养，主要是因为草场放牧可降低饲养成本。而目前我国许多养殖场都缺乏配套的人工草料地，而且受国家对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使得从事饲草料生产的地越来越少，故无法保证充裕的饲草料，这也是造成饲草成本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
三、加快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并提高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实施饲草种植财政补贴政策1．重新认识饲草料种植的地位。饲草料种植调整需要战略眼光，即将短期适应性调整与长远战略性调整、对当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考虑结合起来，从整个产业链上认识饲草种植的收益，而不是简单地、割裂地认识“卖草”这一个环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层次、生产先进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多数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50%以上。例如，美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达50%。美国把苜蓿、甜高粱等饲料作物都列入主要的农作物范畴而不是传统“草”的概念。所以，美国以苜蓿为主的人工草地十分发达，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奶产业和肉牛产业的发展。2．完善饲草产业基础设施及补贴政策。新疆应制定扶持饲草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重点支持饲草科技攻关、饲草产业化示范基地和饲草仓储设施、饲草机械配置等方面的建设。建议新疆参照国家对养猪和小麦生产的扶持政策，尽快出台扶持牛羊养殖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补贴措施，包括饲草料种植的补贴政策，并积极争取获得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因地制宜调整畜禽结构，走产业化经营之路;本地域畜禽养殖数量、结构的确定应与当地的饲草资源相一致，避免不利因素，走特色养殖之路;应将种植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产业之间互相补给、互相促进的循环生态农业。
(二)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建立完善的饲草料生产体系1．坚持草业先行。在草原建设上，要注意改变过去那种盲目求大求多的倾向，围绕“三水”(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利用，适当收缩规模，着力提高建设标准，讲求建设效益;综合推广人工种草、飞播牧草、草场改良、围栏封育等技术措施，加大对沙化退化草场的治理，不断提高饲草料生产水平。为了切实加强草原的保护和建设，要在依法打击破坏草原和浪费资源行为的同时，大力推行草牧场有偿承包使用制度，建立“草原有价、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的新机制，引导农牧民制定合理的载畜量，坚持以草定畜，增草增畜，走建设养畜的路子。2．因地制宜，推广“粮饲兼用型”和“经饲兼用型”饲草种植。合理开发利用饲草料资源，引导农民种植大力士高粱、玉米等“粮饲兼用型”和甘草等“经饲兼用型”饲草，既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储备饲草料，又可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3．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草业发展重点工程建设。制定高新节水的人工饲草料地建设方案，鼓励扶持有能力的企业加入饲草料地建设，大力推广大力士高粱、玉米、苏丹草、紫花苜蓿、棉籽饼粕等饲料资源，增强优质饲草供应能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户实施林下种草、粮草间作、果间种草，增加饲草料的供应量。
(三)加强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推广，提高秸秆饲料利用效率鼓励支持科研单位与草料加工企业联合，开展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继续推广饲用青贮玉米、秸秆青贮氨化、秸秆揉丝破碎、秸秆制粒和秸秆TMR技术，降低秸秆饲料的浪费;对采用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的饲草料加工企业、合作社、规模养殖户进行奖励性补贴;重点推动秸秆养畜示范和秸秆饲料利用推广项目，提高秸秆饲料的利用效率。
(四)加强饲草多元化利用知识的普及，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率推动饲料综合调制技术的普及，提高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的综合利用。由于各种饲料所含营养成分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单一使用或几种饲料简单地混合使用都不能满足家畜的实际营养需要。因此，应进行饲料的多元化利用，互相搭配，使之满足家畜各阶段的营养，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效率。
(1)试验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坡地草地、平地草地进行围栏内外植被和土壤变化情况的观测，天然草地围栏禁牧又分为禁牧1年、禁牧2年以及禁牧3年以上。观测时间为每年的7月30日～8月15日。在禁牧和放牧草地上各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地进行定位观测，样地面积均为250m×40m。样方选定采用对角线法，草本测产样方面积为1m×1m，齐地面剪割，做2～3次重复，分别称其鲜重和风干重;灌丛草地的小叶锦鸡儿冠幅大小均一，在测产时按一个等级标准株丛进行测定，做3次重复，每次均为5丛，剪割当年生枝条及直径在3mm以下的老枝条，称其鲜重和风干重，平均算出单株重。(2)观测内容:禁牧与放牧草地植被盖度、高度、多度、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土壤机械组成、土壤养分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舍饲与放牧养羊对比试验(1)体重变化情况:通过放牧与舍饲对比试验可知，放牧基础母羊的体重随草地地上生物量的月动态变化而变化。草地植物在4月中旬开始返青，其生物量占一年峰值的6%左右，这一时期的放牧羊主要依靠枯草和补饲来维持生理需要。5～6月份是植物生长季的早期，发育较慢，其生物量占峰值的20%～30%左右，放牧羊在此期间靠吃青草已能满足维持生理代谢和生长所需营养，体重开始增加;7～8月份为牧草生长旺季，体重快速增加;8月中旬达到峰值;9月份生物量下降，植物进入生长季后期并过渡到牧草枯草期，放牧所获取的饲草基本还能满足生理代谢及生长的需要，羊的体重也随之下降。(2)产毛量:经过试验，舍饲羊比放牧羊每只平均多产毛1．08kg。(3)产肥量:舍饲羊常年不出圈，粪肥全部产在圈内，经多次测定，每只羊平均日产纯肥1kg，而放牧仅能产纯肥0．5kg，相差1倍。(4)产羔初生重:舍饲母羊产羔初生重平均为4．26kg，放牧母羊产羔初生重平均为3．9kg，舍饲比放牧羔羊初生重多0．36kg，差异显著。(5)效益情况。①经济效益:一只放牧羊的全年牧工工资为12元，冬春季补饲草料为(1kg×0．3元×7个月×30元)+(0．15kg×0．8元×7个月×30)=88．2元/只，一年共需100．2元，而舍饲羊年需精料25．2元，饲草151．2元，共需176．4元。每只舍饲羊投入比放牧羊多76．2元，而一只舍饲羊可使禁牧草地增加生物量506．96kg，直接经济效益为152．09元。因此，舍饲羊的效益比放牧羊高75．89元。同时，舍饲羊在产毛量与产肥量上均高于放牧羊，由此可见，舍饲羊整体效益要比放牧羊效益大。②生态效益:舍饲养羊，既不减少群众的牧业收入，又可减少羊只对草地的践踏和破坏，对恢复草地植被有着重要的意义。
2．2禁牧与放牧草地对比试验
2．2．1放牧对草地植被的影响经过试验，禁牧草地地上生物量、盖度、高度、多度与放牧草场相比均明显高于放牧草地，特别是生物产量比放牧草地平均高103．05～811．5kg/hm2。草地长期过度放牧利用，使绝大多数优良植物个体发育受到明显抑制，如羊草、针茅、冰草、糙隐子草等，但对低劣、有毒植物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冷蒿、星毛萎陵菜、狼毒等，对小叶锦鸡儿、羽茅等植物个体生长有利，但对其种群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对区域的草地大规模实行舍饲休牧是恢复草原植被，维持生态平衡的有效措施。
2．2．2放牧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1)放牧对草地土壤质地的影响:由禁牧与放牧草地土壤机械组成对比可以看出，放牧草地土壤表层粒径＞0．25mm的土粒比禁牧草地占的比例大，表明土壤质地变粗，草地沙化严重。(2)放牧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禁牧草地0～20cm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变化在0．846%～3．42%之间，经过过度放牧利用的草地，土壤表层的有机质含量明显减少，0～20cm仅有0．496%～2．12%。此外，随着时间的延长，禁牧草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增加，特别是下层土壤表现的尤为突出，但对于放牧草地的土壤来说，表层的有机质含量明显地逐年减少，而下层土壤变化较少。(3)放牧对土壤含氮量的影响:禁牧草地的土壤全氮含量普遍高于放牧退化群落的土壤全氮含量，前者表土的全氮含量变化在0．044%～0．164%之间，而后者变化幅度较大，在0．03%～0．118%之间。(4)放牧对土壤含磷量的影响:磷是构建生物细胞膜和传递能量的重要营养物质，过度放牧会导致土壤全磷含量明显降低，最终影响到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能力。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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