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医疗体制改革；市场竞争；政府资助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源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管理体制的承包性质的改革，使医院由政府资助的公益性机构转变成基本上自负盈亏的逐利性组织。改革基本实现减轻政府财政补贴的目标，医疗费用收入和药品收入分别由医院总收入的28.9％和37.7％上升至80年代中期以后的80％和90％；同时有效激励医院(主要是城市大医院)大量增加基础医疗设施。改革使医院形成了收入(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医患双方之间建立了市场关系。但是在竞争不充分的卖方市场中，医疗服务费用大幅攀升。
9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初步建立了共同缴费、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结合、市级统筹、基本覆盖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体制。其成就一是扩大了风险共担范围，由单位共担扩展为市级共担；二是建立了个人部分付费制度。其不足一是公平缺失，基本没有考虑农民，城镇居民的参保率也不理想，且不同阶层受益差别甚大。二是保险程度偏低，大病保险封顶。三是政府资金投入偏低，到2004年，虽然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已达国内总产值的5.5％，但是政府支出只占总费用的16％强。90年代改革的主要失算是忽视了对竞争性、非短缺医疗服务市场的培育。由此导致的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吞没了医保体制改革给城镇居民带来的好处，同时大大恶化了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大多数农民的医疗条件。
新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批评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也有学者认为医疗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并非市场化取向之过，而是没有充分考虑医疗服务市场特点的结果。同时，不少学者提出医疗体制改革的思路是一方面将竞争性市场作为卫生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保护消费者权益和资助弱势群体的职能。
一、医疗服务的特点
不同商品(劳务)往往有不同特点，只有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兼顾效率和公正。为使医疗体制改革取得理想效果，首先需要分析医疗服务的特点。
1．医疗服务对于患者首先是必需品，但又可成为奢侈品。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涨价不会减少多少纯粹的治病需求，降价或免费将大大刺激对于舒适医疗服务的需求。由于其必需品性质，政府应当对弱势群体承担起起码的资助责任；由于其奢侈品性质，完全由政府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肯定会引起开支不断上升。
2．医疗服务并非全是需要由政府买单的公共物品。非传染病的医疗不具有正外部性。传染病的预防、医疗具有很强正外部性。通常的公共物品是私人不愿意出资的，而传染病的医疗是患者一般也愿意出资的，因此是一种准公共物品。这一特点意味着政府应当为传染病的预防、医疗部分或者全部买单。
3．医疗服务并非全是供需(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否则没有“久病成良医”一说。在医护人员的收入基本依赖于药品销售和医检费用的条件下，医方会利用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诱导患者形成过度需求(或医方过度服务)。但信息严重不对称并非一定是患者支付过高的医疗费用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也很可能是由于患者缺乏充分的选择权。患者缺乏医学知识与一般消费者缺乏家用电器的知识是差不多的，但家电市场的高度竞争性使得大多数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若患者有充分的选择，则除了急病患者之外，大多数患者都将通过货比三家尽力改善自己的信息状况，减少接受过度服务的概率。医疗服务费用偏高，究竟多少是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引起的，多少是患者缺乏选择造成的，需要通过具体调查来确定，不能简单宣称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惹的祸，更不能以信息严重不对称为理由要求政府强制规定医疗服务费用。
4．医疗服务是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一种组合式服务，包括诊断病情的一系列服务和治疗疾病的一系列服务。这一特点引起了如何建立医疗行业最佳产业组织的问题。所有服务集中于一个供给者将使患者在下游的各个服务环节被“套牢”。当前以药养医现象就是把诊断服务与治疗服务组合在一起的结果。从促进竞争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最好把所有服务分散于不同供给者，同时在每一项服务中都建立多个供给者。但这可能使患者感到不便。在整个医疗行业，既要有各种服务相对集中的大型医疗单位，也要有分散提供部分服务的小型专营单位(如实行初诊和简单治疗的社区医院)。至于这两类单位的比重，恐怕主要应当由市场决定。
5．医疗服务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会出现患者不满意的结果，且患者往往难以辨识这种结果是由于医方未尽责还是医方虽尽责但无力回天。这一特点意味着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风险，当前这类风险基本由患者承担，一旦出现意外后果，医患双方往往发生激烈冲突。面对这种可能性，医方往往采取回避风险的态度，使本来具有一定治愈概率的疾病不能得到及时医治。这一特点意味着改革必须考虑建立分散这类风险的保险机制。以便促使医方尽最大努力，使患者在一旦发生不良后果时能够得到一定补偿，以缓解医患冲突。
6．医疗服务是一种需要经常创新的产品。人类面临与疑难病症和不断出现的新病种之间永无止息的博弈。而对于疑难病症和新病种，医患双方都面临信息不完善问题。这就需要在医疗服务方面进行永无止息的创新。这一特点意味着改革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激发供给方(包括医护人员、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生产企业和医学院校)的创新热情?二是如何建立创新资金的筹集机制?三是如何建立创新风险的保险机制?创新的激励不能建立在创新者无私奉献的道德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自上而下考核加重奖的基础上，因为那将导致弄虚作假和高昂的考核成本；只能依靠能够给予创新者充分报酬的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会引起创新产品高昂的价格，在没有政府资助时将有悖于公平。
7．医疗服务不可能完全标准化。因此医院与其基本要素——医护人员之间的合约是高度不完备的，很难规定详尽无缺的服务规则，因此需要医护人员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独立决策的功能。这意味着在医院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了使激励机制有效，就需要给予医护人员自由流动自由开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用脚来表示对于激励机制的认可与否。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医院的领导付出艰辛的努力。而这又意味着需要建立能够充分激励医院领导付出这种努力的产权机制。
8．医护人员人力资本的形成、维护和增加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过程，其供给往往滞后于需求的发展和变化。这种人力资本形成的耗时性往往导致医护人员的短缺，而短缺的要素通常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尤其是当其所有者建立起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职业团体时。但医护人员的人力资本又具有非常强的专用性，一旦退出医疗行业，其人力资本急遽贬值。因此，即便医护人员收入偏低，只要不低于个人心目中的临界水平，他(她)们一般不会重新择业。这种职业转移的粘性可能导致医护人员的收入偏低。要避免医护人员收入过高或过低，在长期中主要还是要依靠竞争性的医护人员劳务市场，因为政府不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好。
为医护人员培养人力资本的是有关学校。只有当医护人员的收入不低于均衡水平时，社会才可能有相当部分的年青人愿意报考这类学校，并支付相应费用。才能够使这类学校可以依靠自己的收入而维持。否则就需要依靠其他的资金来源，尤其是政府拨款。如果不允许由竞争性市场去形成医护人员的均衡收入水平，那一定意味着两种结果：一是医护人员(经常是医生)通过建立具有垄断性的职业团体来保持市场的短缺以获取偏高的收入。二是由政府以照顾民生为由通过行政手段把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压低至均衡水平以下，结果使在职医护人员缺乏工作激励，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这个职业，市场同样保持短缺状态；患者只能得到虽然廉价但质量低劣的服务。
9．医疗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医疗保险体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实行全民全额保险的条件下，这种道德风险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患者力图通过隐瞒真实信息，使医疗服务尽可能从低费用的必需品转化为高费用的奢侈享受。而在部分公民享受保险时，道德风险还会表现为患者尽可能获取超量昂贵药品，转手倒卖获利。
医疗服务涉及七方面主体：患者，医院，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材生产、研发、销售企业，医疗保险公司，医护人员的培养学校，政府。这七类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摩擦。因此，医疗体制作为一个系统，其改革必须系统考虑，兼顾各方，配套实施。2005年以前的改革由于缺乏兼顾性和配套性，导致许多人不满。于是大致从2005年开始，出现一股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要求政府主导医疗服务行业的舆论浪潮。这股浪潮把缺乏兼顾性和配套性的市场化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市场化。
二、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
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1．最大限度促进市场竞争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平抑价格，提升质量。2．政府资助贫困群体，保证所有国民得到基本的必需的医疗服务，实现社会公平。3．个人承担部分医疗费用，防止医疗费用不合理膨胀。
(一)为了实现充分竞争，需要患者、医疗服务供给者和医疗服务基本要素所有者三类主体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利。
1．保证患者充分自主选择的权利。医疗服务是组合服务，为了充分引进市场竞争，就需要把它细分，并在每一项服务中都最大限度的引进竞争。具体思路：
(1)所有医院不论大小，不分公私，都平等纳入医保体系，使患者在选择医院时只需考虑医院的服务水平、态度和费用。如此在所有医院之间形成竞争格局，迫使诊断费用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2)患者需要耗费较大的仪器检查、根据处方买药、动手术住院时，不必非在其初诊医院，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和药店，以便在仪检、买药、动手术住院方面充分引进竞争，迫使医检价格、药价、手术住院费用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3)每个国民有权在多家医疗保险机构之间选择，迫使保费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2．在给予患者充分的选择权时，也给予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供给者(医院、药店、有关企业、医保单位、学校等等)自主定价权。
若供给者没有自主定价权，价格就不会发挥有效配置稀缺资源、有效激励供给者增加生产提升质量降低成本的功能。由政府强制压低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价格，短期当中似乎有利于患者，但它将对各个环节供给者形成负激励，使人们不愿从事这类职业，造成医疗供给的短缺，迫使患者不得不通过排队、拥挤来获得低质服务。从长期、整体看，这反而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自主定价是否一定意味着价格上涨?短期当中完全可能，尤其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短时期中。但是长期当中价格是否居高不下甚至持续上涨，则取决于其它一些因素。
由于医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价格弹性的必需品，因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缓解自主定价在短期和长期造成的涨价压力。
(1)给予具备一定资质的个人和法人经营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准人权，以促进竞争。当前尤其要允许甚至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组建医院、药店、相关企业和学校。如果不改进准入制度，不改变短缺状态，就无法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只要准入制度导致充分竞争、消除短缺状态，长期中自主定价不会导致价格居高不下。
(2)考虑到竞争性非短缺市场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从政府抑价到自主定价的转变必须是渐进的。自主定价的浮动范围只能根据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扩大。因此改革的程序应当是首先允许具备基本资质的私人和法人组建医疗服务单位，并给予自主定价权，形成一段时间的价格双轨局面，促进竞争；然后逐步放开原有医疗服务单位的自主定价权，最终实现价格并轨；在价格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之后，再对原有医疗服务单位的产权进行改革，可以由公立改为私立，也可继续保持公立，或者实行公私混合产权。
当前医疗费用过高的表面原因：一是医院在医护人员劳务价格受到压制的条件下被迫采取以药(仪检、手术、住院)养医的措施，二是有关企业与医生共谋。但深层原因是患者缺乏充分的选择权利和充分的信息。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政府放开了对于医护人员劳务价格的管制，药(仪检、手术、住院)价仍然不会下降。
当前政府解决医疗费用过高的最好做法，不是强制限价，因为在产品规格品种易变的行业，企业总是有办法规避政府价格管制的；应该首先是用制度保障患者充分的选择权。其次是实行强制报价制度，即强制各家医院和药店免费在政府网站的特定网页上如实公告各种医疗费用，消除医患双方在医疗费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强制要求各有关企业免费在网上如实申报各种产品的出厂价，以帮助医院和药店择优采购；通过强制报价形成竞争，迫使供给方降价。第三是充分发挥医保单位的监督功能。只要相当部分医疗费用要由医保单位支付，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又面临同行竞争的医保单位就有动力通过讨价还价降低医疗费用。当然，若医保单位无利润动机和医保市场无竞争，医保单位就可能只提高保费而不去和医疗单位讨价还价，甚至可能和医疗单位串谋。
只要在生产环节制止了垄断引进了竞争，在全部流通环节包括最终的销售环节透明了价格信息，引进了竞争，就一定能够遏制过高的医疗费用。为了防止由于竞争而引发药品质量下降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定期随机摇号抽捡各家药厂(医检仪器厂等)的产品质量，发现问题，黄牌警告；屡教不改，停业整顿。一旦通过竞争使常规药品只能赚得平均利润，药厂就将投入资金开发新药以便获取创新利润。对于新药的价格，同样应当由厂商自主定价，政府不便规定，反而是应当通过专利加以保护。同时通过政府资助来减轻患者负担。
3．在给予患者自主选择权、医疗服务各个环节供给者自主定价权的同时，给予医护人员自由流动、自主开业的权利，但是不给以组织垄断性职业团体的权利。以形成竞争性医护人员劳务市场，通过这种市场形成均衡收入水平，以激励已有医护人员努力工作。同时通过这种市场形成与其它行业均衡的收入差距，以激励足够多的年轻人选择医护职业。与此相配套，放松对医科院校的政府规制，建立竞争性的医护人员人力资本教育培训市场。
(二)市场竞争可以促进效率，但是不能改善要素初始分布的不平等。因此，为了保障国民生存权的基本平等，政府应当承担资助责任。
1．首先是中央政府应当为每个国民(包括农民和市民)提供平等的初步的基本医疗保险，其金额可以随国民收入(或个人所得税)的增长，以低于或者等于国民收入(或个人所得税)涨幅的速度上升，并且在通货膨胀时实行指数化。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资助，有助于实现全体国民平等享受必需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中央政府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资助，也有助于解决人员(尤其是农民工)跨区流动与目前完全由地方政府筹措医保基金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促成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全国性劳动市场。
在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资助的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和医疗地方病的需要对当地人追加一定资助。但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重新定义“当地人”，应由中央政府强制规定在一地工作和生活一定时期以上的国民都应当算是当地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狭隘的地方福利主义。因为过高的地方医疗保险会刺激人口流入，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迫使地方政府把地方医疗保险维持在适度水平。
在政府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每个国民还可根据自己的健康和收入情况，自主选择购买商业化医疗保险。同时，鼓励宗教团体和其它慈善机构以及私人针对一些耗资特别大的疾病提供专项慈善救助资金。
政府(多级)、个人、慈善机构三位一体的医疗资金筹措体制，一方面使国民在获取必需的医疗服务方面达到基本平等，同时又可避免全民全额医疗保险制度下政府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快速增长，难以为继的局面。
2．中央政府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可按一定比例(固定的或者累进的)从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筹措，不必另征新税。个人所得税近来已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且增长速度可观，这就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能够稳步增加。从个人所得税筹措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既体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强制性、公平性(收人低于纳税起征点的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基本医保)，也不会另外加重国民的负担。
3．为保证患者的自主选择权以促进竞争，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应拨付给医疗服务单位，而应当划入消费者的基本医疗保险账户。考虑到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异，基本医疗保险账户可以按一定比例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医疗服务费用也按同一比例从两个账户划拨。个人账户专款专用、节约归己、后代继承，以防止过度使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账户可以对身体较差的人提供相对多一点的资助。至于两个账户的资金比例，应按照既定准则定期调整。一个可能准则是只要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正，个人账户的年划拨额(剔除通货膨胀)就不能下降，尽管其比重可以减少。
4．为激励患者自主节约医疗资金，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可以考虑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组合。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的支付有助于防止过度消费，其中个人现金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有助于解决患者的资金困难。五者之间比例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基本准则是较低费用以个人现金、个人账户为主，而大额费用以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为主。具体的比例应当既相对稳定，又能按照既定准则定期调整。
三、小结
在此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尤其需要为竞争性的市场大声疾呼。但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免除政府在推进基本生活必需品(劳务)公平分配方面的职责，同时政府推进公平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逆转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政府对全体国民实行部分资助的竞争性医疗服务市场这个目标模式必须坚持，绝不能倒退。但实现目标的方式必须稳健。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医疗服务单位的自主定价权，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准入机制、竞争机制，医护人员的自由流动自由开业机制，三位一体的医疗资金筹措体制，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组合，这六方面的改革需要综合配套协同渐进。以竞争促效率，抑价格；以政府资助实现公平；以个人承担部分费用防止医疗费用非合理膨胀。渐进式配套改革可以选择若干城乡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但全民初步医保这一项改革必须全国同时实施，不宜分地区分阶层分别实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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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还有第三方机构来承担满意度调查，调查主体的形式又有多种，以汽车行业为例，可以分为以下3类：①由一些协会开展的，如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市场贸易委员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汽车品牌顾客满意度研究”；②由中国质量协会、全国用户委员会的部级汽车满意度评测报告，其核心是中国汽车用户满意度指数（CACSI），该指数的测评体系是中国用户满意度指数（CCSI）测评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③由专业的市场研究公司自己出资独立完成的满意度研究，比较著名的有J.D.Power针对中国汽车市场的满意度研究，其于2004年首次向社会公开的调查数据共有4项，其中包括售后服务满意度调研（CSI）。上海地区医疗设备售后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最初是以市医疗设备器械管理质控中心和学会的自身力量来进行调查设计和结果分析，后期也邀请了专业的国际化市场咨询公司帮助优化设计和完善结果统计。而全国其他地区的医疗设备的售后服务调查的主体单位主要是以学会或质控中心的方式进行，通过与相关专业杂志社合作，并邀请专业市场调查公司帮助设计和统计，提升了专业化管理水平。而对照成熟行业的做法，比如以汽车行业为参照，医疗设备满意度调查目前还是停留在用户端和第三方调查阶段，还缺少与相关厂商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的合作，缺少通过行业协会的内部制定规范和自查来进行评审的内容，更没有纳入国家层面的满意度调查指数覆盖范围。
2评价的内容
医疗设备售后服务的内容涉及广泛，从基本的安装、维修、备件的提供，到定期维护、系统升级，再到人员培训和科研合作等，并和设备自身的复杂程度，如设备系统的集成度、操作性、安全性、影响面等因素相关，不同种类的设备售后服务的内容会有所侧重，见图1。如何选择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对于一般的设备主要是围绕保障运行为中心的基本维修服务，而对于重要的医疗设备还必须包括安全质量保障方面的内容，包括预防性维护、监测验收、系统升级等，而更高的要求还体现在对于客户的培训，积极帮助用户开展科研合作、功能开发等更高层次工作。
3评价对象的选择
医疗设备行业的特点是种类多、产量小、厂家大小不一，很难以一个同样的尺度来评价比较各个不同种类设备生产厂家的售后服务，为了实现有效管理，需要分类和取舍。（1）选择日常管理有难度和应用较广泛的产品类别。在品类选择方面，应根据售后服务管理的难度来选择优先需要调查的品类，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充分性，还应选择具有相对比较广泛应用的产品进行调查。上海在2007年启动时就选择了问题比较多、应用比较广泛的5个产品类别进行调查，随着受调查用户的接受程度的提高和管理拓展的需要，2009年拓展到7种，2011年再扩大到8种，2012年扩大到13种，而对一些专科设备，由于服务相对好或量少未被纳入监管范围。（2）同类别内应以主流厂家品牌为主。在最初的售后服务调查中发现市场上存在进口厂家、国产厂家、大型设备厂家、一般设备厂家、厂家维修站、商维修站和第三方维修等，各方之间的差异巨大。由于供应商数量庞大，一些小的服务商变动快，故满意度调查管理的重点应放在品牌的主流厂家上，其商服务可看作是该品牌服务的延续，品牌对于大厂家是优势，也正因为这点，他们会更加重视社会舆论的影响，其评价结果会受到更多重视。（3）采用相对满意度比较的效果更佳。满意度评价结果的评分受到专业设备特点、生态环境、竞争程度和调查方式等多因素影响，其绝对值会发生变动，无法代表绝对服务水平，而比较有意义的是该品牌与其同类竞争对手的比较，生产厂家会更加看重类似竞争厂家之间的差异和排名先后，故调查产品的分类应根据产品特点，将相类似的产品放在一起比较排名，容易形成一个竞争的态势。（4）适度选择同类品牌数量。在调查中需要对各类品牌进行一个初选，以方便受访者统一填写，入选数量不宜太少，太少会导致缺少竞争，甚至造成个别品牌孤芳自赏；但也不宜过多，太多的品牌入选，一方面会造成受访者的工作量增大，另一方面小的厂家用户量少，其采样数据会比较少，容易引起调查数据的波动，造成整个排名次序的波动，由于大装机量的品牌服务商的售后服务难度要高于小装机量的品牌服务商的售后服务，故需要对各品牌的基本装机量有个门槛要求，过少的用户调查数据不建议纳入排名中。上海地区2007年启动调查时就没有求大而全，而是设定将本地区主流品牌纳入监管范围，每个数量为4~7个，而且每年在启动前由专家委员会讨论推荐入选品牌，2009年以后还特别重视将国产品牌纳入范围，同时加入其他品牌的收容项，以期得到整个市场的数据。
4受访对象的选择
目前我们调查的医疗设备售后服务主要是指各级医疗机构在用的医疗设备，故收集调查数据的对象应为医院单位的用户，而且在某个地区的调查要覆盖尽可能多的各种级别的医疗机构。在这其中又分为以下3个调查对象。（1）设备管理部门。设备管理部门是医院内负责医疗设备保障管理的职能部门，许多医院设备部门具有相关的临床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工作在设备维护保障的第一线，掌握了有关设备售后服务的全面信息，理应作为受访调查对象。上海地区的售后服务调查就是以医学装备管理部门作为调查的主体。（2）临床医技使用部门。某些医疗设备聚集在某个专门的临床医技部门，部门的医护人员对各厂家的售后服务也有直接接触，他们的感受也是对厂家的服务评价的重要数据，也可以作为一个类别设备的调查数据来源。上海地区的调查除了调查医学装备管理部门以外，还采集了放射科、超声科和血透室部分一线医技人员的满意度调查数据，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3）业内管理和技术专家。对业内的专家满意度数据的调查也是一种有效的抽样调查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在大范围内采样时的一个屈就方式，但对其抽样方式和数量要事先研究以确保分层合理，数据可靠。若是以上几种方式混合调查，还要对各自人群进行分析，分别对各类调查对象群体设定权重，再进行分析统计。
5调查的区域范围设定
（1）建议以省市地区用户为一个调查群体。调查的用户范围选择有多种方式，相应的采样方式也有多种，可以是全国、省或地市，其中对于全国范围的调查需要的样本量应足够大，其调查的工作量也会非常大，但影响也会非常大；一个省的调查样本量可以适当少一些，操作上相对比较方便，影响也较大；而某个地市的调查样本量不需要太多，实施方便，但影响力相对是局限在当地。同时考虑到我国疆土辽阔，东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机构的分布结构不同，医学装备的档次、各地对服务的需求重点差距较大，故评价调查的指标可以根据当地需求特色和管理难点适当增减，以更加好地反映出当地的售后服务特点和厂家之间售后服务的差异。（2）参考主要厂家服务部门的分工范围。厂家服务部门的分布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目前国内各生产厂家的售后服务一般都是在各省或市设立分支机构，对设备装机量大的省，厂家一般会在该省设立办事处。装机量少的地区，可能选择几个地区设立一个办事处，一个省的医疗设备售后服务支持的管理能力、技术服务水平与该省办事处经理的理念和管理水平、现场工程师的技术能力和工作态度相关，一个办事处售后服务部门的管理风格、服务水平会趋于同质化，故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进行评价是比较合适的。结合以上两个因素，对一个省或地区进行调查，得到的结果可以对该省或地区各厂家的一个独立的售后服务部门的服务工作进行评价，该种选择方式具有可操作性，结果也具有针对性。
6结果与影响
由于此项调查结果对于各级医疗机构设备管理部门采购维修管理具有重要价值，而对于相关厂家服务部门更加具有影响力，所以调查结果的应选择具有影响力的平台，包括各种专业的年会、年度工作大会或地区的管理会议上加以公布，并邀请相关厂家参与，有条件的话可以设立颁奖活动，对获得优秀名次的厂家予以表彰，增加活动的互动性和激励性，并以书面方式年度调查报告。目前江苏省、浙江、湖北、内蒙古、广东、四川、安徽等地区启动的各省范围的医疗设备售后服务满意度调查多是在各省市的医学工程年会上公开，其满意度统计结果连同各类排名结果由《中国医疗设备》杂志社统一印刷，每年度还将结果进行整理形成中国主要地区的售后服务调查报告（白皮书），这将形成合力推动中国医疗设备售后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7满意度调查的展望
1实施药学服务的背景
1.1实施药学服务的前提
人类疾病普遍化及人们对提高生命质量的期望是实施药学服务的前提。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患者不仅自我保健、自我药疗的意识逐渐增加，还对药物不良反应、使用注意事项等用药知识越来越关注〔3-5〕。因此，药师在保障药品供应后还需要提供咨询服务，解决患者用药问题，指导患者科学合理用药。药学主动服务意识的建立，不仅增加了患者和医生的关系，同时还促使药房工作人员保持学习的心态，学习新知识，了解药学新动态。
1.2实施药学服务的基础
社会公众对药学服务的迫切需求是实施药学服务的基础。药学服务是贯穿整个疾病治疗全过程的主动服务，是当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6，7〕。药师应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向公众提供直接的、负责任的、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服务，以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进而实现改善和提高人类生命质量的目标。只有大力开展药学服务，才能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1.3实施药学服务的制度保障
药学学科的发展为药学服务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药品分类管理制度的建立为药学服务奠定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近年来，以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为代表的多学科融合在药学学科中取得了突跃性的发展，药学学科迅速向多元化发展。药房中的药品是保证供应患者药物需求的根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药品的管理是根据药品的性质及用途来决定的〔8-10〕。如药品效期管理，对于近效期药品，遵循近效期先出、陈货未尽、新货不出的原则，从源头上保障了患者用药的安全有效;药品定期盘点管理，建立药品实时消耗动态库存数据库，不仅能及时发现变质、破损等药品，确保患者用药的质量安全，同时还能及时准确掌握药品库存信息，提高药品保障供应能力;针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严格管理，麻醉类药品应按照专用处方、专用账册及专用登记册、专人保管等管理模式，并且每日交班时要严格清点，做到账实相符。
1.4实施药学服务的技术保障
药师素质的提高与队伍的壮大为实施药学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药房工作人员的素质是影响药房工作展开，更是影响药学服务质量的关键。因此，提高药师的素质尤为重要，作为药房工作人员，应掌握专业知识，熟悉药品性能，时常关注药学发展前沿，不断创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提高自身素质〔11，12〕。此外，近年来各个高等医科类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药学服务人员，壮大了药学工作队伍。最后药房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药房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培养，提高药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进而提升服务质量，建立良好的医院形象。
2开展药学服务的关键
开展药学服务的关键是信息沟通能力。药学服务是药师利用专业的药学知识向社会公众提供与药物有关的服务，达到安全用药，经济用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目的〔13，14〕。因此，药师调配药品后，还要提供咨询，通过药师科学、专业、严谨、耐心的回答，指导患者用药。所以，提供药学服务的人员除了具有扎实的药学专业知识、临床医学基础知识以及开展药学服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和能力外，同时，还应具备较高的交流沟通能力和技巧，以及一定的投诉应对能力和技巧。有经验的临床药师分享，药师与患者的沟通有以下技巧:①认真聆听:能够集中精力认真地听患者的诉求，再对症下药，有目的地解决患者的需求，指导患者科学合理用药。②注意语言的表达:与患者交谈中，要保持热情的心态，耐心的指导，以提出问题代替批评或命令;保留对方的颜面，有相反意见时，尽量不要当场指责。③注意非语言的运用:在与患者沟通中，尽量保持眼神的交流，一个关心的眼神，能够缓解患者焦急的心理。④注意掌握时间: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中进行沟通。当患者有需要指导用药时，再指导用药，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⑤关注特殊人群:对于老人、特殊体质、有慢性疾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等特殊人群，有针对性的引导，可以快捷的达到指导科学用药的目的。
3建立药学服务意识的意义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国家药品监督体制的健全和完善，药师的职责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医疗机构的药学人员，由以前的处方调配为主的工作，逐步转为向病人提供用药指导的药学服务。药师认识到药学服务，建立起主动服务患者的意识，通过与患者面对面的交流，能让患者感受到药房工作人员积极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素养，同时让患者享受优质专业的服务，并增加患者对医务工作者的信任，进而提升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对患者病情的缓解及治疗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药师主动服务意识的建立，使药房工作人员可以零距离的服务患者，进而使医患关系更加密切〔15〕。同时药师建立主动服务患者的意识后，药师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质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提高，为树立医院良好形象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药师建立起主动服务患者的意识对确保合理用药和收集用药信息，也提供了巨大便利。
4小结
[论文摘要]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具有中观卫生管理功能、卫生资源整合功能和效率促进功能。在集团功能实现过程中，由于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内外存在着组织结构形式、管理能力和手段、利益分配方面的冲突，需要从政策、利益、管理、组织结构、文化等方面形成一个良好的协调机制。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理顺了农村医疗服务竞争秩序，缓解了乡镇卫生院的生存困难，提高了乡镇卫生院的服务效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但是在集团运行过程中，由于集团本身存在时间较短，发育不够成熟，以及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集团内外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影响了集团功能的实现[2]。在确立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功能的基础上，分析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内外的矛盾冲突及其产生原因，进一步揭示医疗服务集团矛盾根源，寻求建立冲突的解决机制，有利于解决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发展的瓶颈，促进集团发展。
1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功能
乡村医疗集团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产物，是政府为了改变当时农村医疗秩序混乱、农村居民卫生服务不足的状况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从政府的初衷看，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应具备卫生管理、资源整合、效率促进的功能。
1.1中观的卫生管理职能
在传统的合作医疗体系解体之后，农村个体行医、村卫生个人承包使得原有的乡镇卫生院对村级卫生机构管理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丧失，此后村级卫生机构就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村委会既不具备管理的能力，又缺乏管理的合法权力基础；县级卫生行政监督部门是村级卫生机构的法定监管机构，但限于其人力、物力条件，往往无法实施足够的日常管理。村级卫生机构处于宏观上有国家卫生政策调控、微观上有卫生机构自己的管理，缺少了中间的行业中观管理的境况。组建医疗服务集团，通过契约的形式，制定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机构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手段，恢复了乡镇卫生院的管理职能。但是，在新的集团体制下，乡镇卫生院的这种管理职能和管理手段与传统合作医疗制度下的管理实现方式具有本质的不同：以前的是卫生行政部门授权管理，而现在应当是双方平等条件下的契约管理。
1.2资源整合功能
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设立，是在区域卫生规划指导下，由集团的核心机构——乡镇卫生院主导，制定村级卫生机构设置的标准和原则，以1～1.5公里为服务半径，以3000～5000人为服务对象，对村卫生室的布局重新调整，对村卫生室的房屋建筑、仪器、设备等统一规范，对村医的业务能力、从业资格进行规范化管理，理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关系，避免无序竞争，使农村乡、村二级卫生资源重新纳入有序、规范的轨道。
1.3效率促进功能
乡镇卫生院对村级卫生室的整合和管理，能够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安全性。集团的人员共享、乡镇卫生院医技人员和村医的双向合理流动，提高了人才使用的效率。业务、药品的统一管理也有效降低了经济成本，为农村居民提供初步的、安全的医疗服务，促进了农村卫生服务效率的提升。
2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冲突与原因分析
2.1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冲突
在集团功能实现进程中，集团内部成员之间、集团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冲突和不协调，影响了集团的效能发挥。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主要集中在集团管理，包括组织结构、管理能力、管理手段、集团内外的利益分配和医防业务等。
2.1.1组织结构形式和集团属性之间的矛盾集团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其成员不都是乡镇卫生院的直接下属机构，而乡村医疗集团的组织机构大多数是在乡镇卫生一体化管理领导小组下，乡镇卫生院内部各机构直接履行集团的各项职能，混淆了集团与乡镇卫生院之间的界限，使得乡镇卫生院过多地替代了集团的职能。
2.1.2形式多样与管理手段单一的矛盾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联结纽带既有产权，也有契约，也有两者的混合体，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形成模式具有多样式特征，这样就使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多样化。基于集团模式的多样化，其管理手段和方法也应当是多样化的，但目前实践中所有乡村医疗集团都存在管理手段单一的问题。
2.1.3乡镇卫生院的核心地位与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在乡村医疗服务集团中，乡镇卫生院居于核心主导地位，是技术输出者、医疗业务和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应当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和资源供应能力，但由于乡镇卫生院发展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乡镇卫生院自身大都存在着资源不足、管理能力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和困难。乡镇卫生院院长也普遍缺少管理的系统知识和能力，更缺乏管理集团化组织机构的经验。
2.1.4乡镇卫生院与村医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体制落后、改革滞后的原因，乡镇卫生院存在着投入不足、补偿机制不合理、生存和发展困难的情况。在成立集团之后，在缺少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卫生院自然会产生一种用集团收益补偿卫生院的冲动，进而表现出降低村医收入、侵占药品的购销利润等倾向，与村医争夺利益。
2.1.5医疗服务与防保业务之间的矛盾农村卫生中防疫保健缺乏的状况在集团成立后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政府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投入仍然较少、乡镇卫生院专业防保人员奇缺、村医只有防保责任和义务，缺少报酬补偿、技术设备简陋，这些都造成了防保业务薄弱，与得到改善的医疗卫生服务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医养防”的局面难以彻底扭转[3]。
2.1.6集团与个体行医者的矛盾在国家有关政策推动下，农村个体开业行医和私营诊所迅速增加，与集团的村卫生院形成竞争。医疗集团化中的村卫生院失去了“产权明晰、职责明确”的优势，费用有所上升，服务态度和质量、服务便捷性反而都有所下降，与个体开业者的竞争优势相比处于劣势[4]。于是，在一些地区，为了保护集团利益，出现了取缔或限制个体开业行业的状况，实质上阻碍了农村卫生的进一步发展。
2.2乡村医疗服务集团产生冲突的原因
乡村医疗集团上述冲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2.1政策原因政府政策是医疗服务集团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医疗集团出现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政策上没有对乡镇卫生院本身的运行机制、产权制度、人事与分配制度等改革做出规定，使传统的乡镇卫生院管理机制与体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农村卫生组织结构形态产生了矛盾，旧的机制无法适应集团组织的管理要求，无法处理好集团内外的管理问题。
2.2.2经济原因在政府投入不足、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不合理的条件下，经济因素成为集团内部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乡镇卫生院占有职能管理之便，出于补偿经费的目的，侵占集团的服务经费结余，使得村医收入下降，服务热情降低。政府投入不足，集团的防保工作依然成为薄弱环节。
2.2.3社会原因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知识的不了解会造成对医疗服务的逆选择；乡镇卫生院管理者狭隘的部门所有的意识也可能导致管理决策中对村医的不公平。乡镇卫生院人才选聘考核机制中权势因素也对乡镇卫生人员的结构产生不良影响。
3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冲突的协调机制
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冲突的存在制约了集团功能的实现，也影响了集团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在农村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后，农民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冲突的解决有了新的契机。从深层次的原因着手，运用政策和利益手段；从外在因素着手，运用组织管理手段、社会文化手段，综合性地协调解决集团的矛盾冲突，形成冲突解决的有效机制。
3.1政策协调
首先是要加大现有政策的贯彻实施力度，纠正基层卫生组织在执行政策中的不当行为。在“三制、四有、五统一”的约束下，明确乡镇卫生院的职责，防止乡镇卫生院过分追求经济补偿的倾向，杜绝借医疗集团的名义取得或限制个体行医的做法。其次是完善和修订现有的政策规章。医疗集团的地域性使得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一体化管理的规章，这些规章贯彻了国家的方针，考虑了地区的具体情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也存在着缺乏严密的系统性、严格的科学性，对一体化组织的特征认识不够深入，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加以完善和改进。通过政策的完善和实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制约集团健康发展的矛盾冲突[5]。
3.2利益协调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乡镇卫生院在分配集团收支节余时，首先要考虑到村医的收入与其作用匹配，收支节余分配与村卫生机构建设的关系，收入向村医和预防保健倾斜。合理制定药品购销的差价分配，对不同模式的卫生室给予不同的分配方法，乡镇卫生院举办的卫生室药品购销差价归卫生院，其他模式举办的卫生室药品购销差价可在收取手续费用基础上返还给卫生室。政府应当保证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维持防保工作的正常进行。
3.3组织协调
实行职能管理的委员会制，民主决策，约束乡镇卫生院和行为。乡镇卫生院院长仍然作为集团的行政负责人，保证在民主决策之下的统一管理。重新调整设立集团的组织架构，在人员精干高效的基础上，成立集团办公室，作为集团日常办公机构，与乡镇卫生院的职能部门和人员独立，全权实施集团的业务、财务、人事管理。
3.4管理协调
建立集团内部有效的沟通、约束、激励机制，协调各成员之间的矛盾。建立定期的会议、通报制度，把集团的业务发展、建设成就、管理成果在集团成员间传播；通过职能管理，对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和村医诊疗行为、服务态度、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控，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行为予以惩处和约束；强化卫技人员业务培训，选拔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奖励业务突出的优秀人员，用激励机制推进集团发展[6]。
3.5文化协调
在产权、体制改革难以突破的情况下，通过文化协调是提高集团效率和效能的有效途径。改变乡镇卫生院注重短期效益分配的观念，建立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理念。树立群众观念，建立长期效益来自于就医方便、服务价格适当、服务态度较好的服务体系。乡镇卫生院和村医通过人员交流和互动，建立集团成员“一家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集团文化观念。
乡村医疗服务集团产生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中，它所承受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多种社会矛盾交织的产物，是我国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存在阻碍集团功能的实现和目标的达成，需要从政策、利益、组织、管理、文化等多角度，多层面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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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卫生资源；供需能力；发展环境
Abstract：Presently，Chongqing''''sruralmedicalandhealthresourcesisseriousshort，healthservicesystemisnotcomplete，ruralhealthinvestmentisnotenough，peasantshavehighburden，and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supplyanddemandofhealthresourcesisserious.Ontheotherhand，inrecentyears，thedevelopmentenvironmentofsupplyanddemandofChongqing''''sruralmedicalandhealthserviceisgraduallyimprovedundertheeffortsofeachgovernment.
Keywords：ruralmedicalandhealthservice；healthresources；supplyanddemandability；developmentenvironment
一.重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需现状
1.农村医疗服务机构。近5年来，重庆各类卫生服务机构的总数表现出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9375个减少为2005年的6380个，减少了31.95%(见表1)。其原因主要是2002年的卫生统计制度变更，医疗机构数统计口径改为注册机构数。在各类卫生服务机构中，县及县以上医院增加了80个，增加1.28倍；乡镇卫生院减少863个，减少44.48%；诊所、卫生保健室减少1710个，减少26.71%。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与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政府对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农村村级卫生室的建设步伐加快。据统计，2005年，重庆农村地区建有村级卫生室11506个，村级卫生室的覆盖面达到100%。
2.重庆农村医疗服务床位及人员。从2000年到2005年，重庆卫生机构床位数及人员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县及县以上医院床位数、人员数呈增长趋势(见表1)。2005年，县及县以上医院床位数增长1.15倍，卫生服务人员增加1.01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加1.02倍；乡镇卫生院床位数比2000年减少13.06%，卫生服务人员减少20.77%，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减少6707人，减少23.32%。
黄泓：重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现状与问题3.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分布。2005年，重庆县及县以上医院平均拥有床位123.22张；卫生服务人员136.2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07.78人。乡镇卫生院平均拥有床位15.10张，卫生服务人员23.7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0.47人；诊所、卫生保健室平均拥有卫生服务人员2.36个。乡镇卫生院拥有的床位仅为全市卫生机构床位数的25.16%，为县级县以上医院拥有床位数的36.57%；乡镇卫生院拥有卫生服务人员仅为全市卫生人员数的26.95%，为县级县以上医院卫生服务人员数的51.93%。此外，乡镇卫生技术人员技术水平偏低，根据璧山县的调查，乡镇卫生技术人员具有高级职称的仅占职工总数的0.52%，中级职称也只占4%。而且据相关部门资料反映，不少高级职称人员是靠工龄熬出来的，并不代表实际水平。
4.重庆农村医院、卫生院诊疗情况。从2000年医院、卫生院诊疗情况统计数据看，乡镇卫生院承担的诊疗人次高于医院承担的诊疗人次，健康检查人数也高于医院，但住院人数略低于医院。2005年，乡镇卫生院承担的诊疗人次基本与医院承担的诊疗人次相当，健康检查人数和住院人数则低于医院。乡镇卫生院健康检查人数为医院的70.97%，住院人数为医院的52.14%(见表2)。可见，乡镇卫生服务资源的承载率高于城市卫生资源承载率。另一方面，乡村医生在农村医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村落离镇乡卫生院的路程较远的情况下，农民生了常见病或者小病，一般不会专程去医院看病，而直接到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那里医治。另外，村民也不愿多花钱支付医疗费用，在医院不管大病小病都需挂号，有的小毛病药费可能还没挂号费用高。因此，乡村医生既为村民提供了医疗服务，又为村民节省了医疗费用。
5.重庆农村医疗保健费用支出。近年来，重庆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费用呈攀升之势。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重庆市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629.32元，比2000年增长了1.15倍，年均增幅为16.5%，超过可支配收入10.6%的增长幅度。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005年比2000年增长了2.07倍，年均增幅为15.68%，大大超过可支配收入7.83%的增长幅度。
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而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幅度却高于城市居民家庭。但农村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并不是由于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支付能力的提高，而主要是由于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提高所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22.67%，反映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服务支付能力的低下。许多农民处于无钱治病和买药的境地，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大幅度下降。
二.重庆农村卫生服务供需发展环境分析
近年来，农村卫生服务供需发展环境正在逐渐改善。随着小康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及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逐渐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将逐渐提高，这将大大增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支付能力，促进农村卫生服务需求的增长。
与此同时，农村卫生服务的发展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日益强烈的关注。在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200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通知，随后开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村居民自愿参加，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其重点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着力解决农村居民因患大病出现的贫困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未来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雏形。试点情况表明，这项制度对于缓解农民医疗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医疗服务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至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先后在重庆渝北区、黔江区、江津市、铜梁县、巫溪县、忠县、荣昌县进行。据统计，至2005年9月，7个试点区县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达230万人，占试点区县(市)农业人口总数的60.5%，共筹集合作医疗资金3475.36万元，为农民报销医药费6300万元，补偿103.64万人次，农民受益率45%，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受益率达到90%。重庆市卫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8.83万人次因病住院治疗，他们共报账3706.82万元，人均每次住院之后大约可以报销420元。
为推进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重庆市每年都将逐步增加试点区县，2006年试点区县增加到16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达到700万人。2007年将增加到24个区县，2008年增至32个区县，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39个区县，实现覆盖全市农村居民的目标。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原每年10元增加到20元；市政府和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对农民的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15元，从2007年起提高到2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将大大增强农村居民的卫生服务支付能力，促进农村卫生服务需求的增加。
此外，政府加强了对药品价格的管理监督，采取了一系列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使农民看病的医药费得到控制。重庆黔江地区调查资料显示，与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前比较，乡镇卫生院次均住院费从518元下降到401元，次均门诊费从21.3元下降到14.3元，村卫生室次均门诊费用从14.4元下降到9.9元。这有效地减轻了农民医疗卫生服务的负担，增强了农民对卫生服务的消费能力。2006年6月，《重庆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颁布，重点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这对于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维护卫生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消费能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促进农村卫生服务需求发展的同时，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也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卫生服务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卫生机构的数量和类型、卫生机构中卫生人员和设备的数量及种类、卫生人员的质量、人与物质要素的结构及匹配程度、卫生机构的经营方针及管理水平等的提高。2004年，卫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五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农村卫生机构改革与管理的意见》，明确规定：“原则上每个乡(镇)应有一所卫生院，调整后的乡(镇)卫生院由政府举办”。2005年，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组织专家制订了“提高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能力”总体方案、培训考核评估方案和培训大纲，目标是通过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领导干部、医疗管理干部、具体经办人员、定点医疗机构的院长和相关人员，分层次、分类型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决策水平、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近日，卫生部、国家中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四部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提出“十一五”时期中国推进农村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到2010年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适应人民健康需求和承受能力的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近年来，重庆黔江地区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由于卫Ⅵ(世行贷款综合性妇幼卫生保健项目)、卫Ⅷ(世行贷款重点改善贫困地区乡村医疗卫生条件项目)等项目先后在黔江实施。几年来，黔江地区累计向上争取各种资金1000多万元，同时对乡镇卫生院配套建设按照每个地方2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一步到位”的原则，从2002年起实施卫生院改造和配套建设。到2005年底，黔江已建成规范化村卫生室127个，占村卫生室总数的70%。农村卫生机构服务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村卫生人员素质也大为提高，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中无学历、无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58%降到了2005年的5%。同时，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大为增强。与2000年比较，2005年，全区免疫接种率从85%上升到95%，住院分娩率从49.%上升到80.7%，孕妇死亡率从132.8/10万下降到了76.3/10万，而婴儿死亡率从25.07‰下降到17.83‰，农民健康水平得到稳步提高。同时，黔江区在农村卫生管理制度改革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黔江农村卫生改革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促进了重庆农村卫生服务能力的增强，也为中西部贫困地区卫生事业发展的软件建设，包括制度的设计、政策的调整、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运行机制的调整等，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
三.重庆市农村卫生服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卫生资源严重不足。卫生事业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城市大中型医院集中了大量的高新医疗设备和优秀医护人才，而基层卫生资源则严重不足。重庆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县及县以上区域，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2005年，重庆农村村卫生室共有11506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9878人，平均每个村卫生室1.73人；重庆每千农业人口仅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0.85人。
2.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卫生院是三级卫生网的枢纽，但管理体制不顺，在卫生院乡办乡管体制下，卫生经济投入政策落实不到位，业务不景气，加之管理不善，不少集体乡镇卫生院解体为个体经营。村卫生室是三级卫生网的网底，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名存实亡，变为个体行医。三级卫生网底破裂，严重影响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任务的落实，致使农村疾病控制、妇幼保健、卫生监督等公共卫生工作难以开展，公共卫生问题突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在试点阶段，覆盖面小，资金筹集及运行管理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农村卫生投入不足。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卫生工作重要性尚未形成共识，国家制定的卫生经济政策不能兑现，近年对农村卫生投入有所减少。例如，重庆万州区2002年农村卫生投入经费由2001年的547.21万元下降到511.37万元，下降6.55%。铜梁县2003年总投入仅315万元，人均3.91元，大大低于全市人均21.39元的水平；2004年在此基础上还约有下降，总投入274万元，人均3.39元；同时，应由县财政配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也未到位。绝大多数农村卫生院成为自收自支单位，医疗卫生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4.医疗费用高，农民负担重。据2004年农调队对五个区县的调查，有50.0%以上的农户反映，由于医疗费用高，农民看不起病，只好小病拖、大病才医治；有20%的农户反映，就是患个感冒就医，一般也需要200～300元。璧山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近几年医疗费用支出急剧增加，2000年人均13元，到2004年人均87.45元，是2000年的近7倍。同时在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结构中，近两年来，人均医疗费支出占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一半左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奉节县20.03万建卡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67313人，占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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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理论基于有限理性和投机行为的假定(威廉姆森，2004)76，其分析的核心问题在于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实质是合同风险，而合同风险是影响公共服务外包成败的直接原因，即合同风险过高将导致公共服务外包失败。可见，交易成本理论围绕合同风险这一中心概念而展开，关于交易类型、服务属性的分析实质上是判别合同风险的高低。同时，交易成本理论假定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符合行为主义假设，即根据决策的后果选择恰当的行为。交易成本理论用以区分交易类型、服务属性的因素同质性很高，如资产专用性、测量难度、交易频率等，其内在一致性为共同反映合同风险高低。Warner和Hefetz(2012)在分析地方政府服务外包的动因时发现，服务属性、市场特征、财政压力、合同管理与监管等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合同管理难度与服务属性(资产专用性)相关性非常高，合同管理难度高的服务同时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公民利益相关度与合同管理难度、资产专用性也密切相关，与公民利益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的合同管理难度、资产专用性也比较高。由于较高的同质性，资产专用性、测量难度等交易成本因素不是真正的外生变量，它们与合同风险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推演，合同风险是影响公共服务外包的直接动因，如果不能解决内生性问题，交易成本因素就很难有效解释公共服务外包的动因。需要寻找更为合适的外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以分析公共服务外包的动因。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制度与执行
(一)理论模型
直接影响合同风险的外生变量是公共服务外包的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是否存在规范有效的合同管理、监管等相关制度，将直接影响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高低，制度缺失将导致服务外包因风险过高而失败。相应地，制度的执行因素也会影响公共服务外包的合同风险。在公共服务供给系统中，系统结构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元系统，并不产生公共服务价值;公共服务价值的产生通过服务系统的运行实现(包国宪、王学军，2011)。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因素的影响比制度因素更为直接。公共服务外包属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模式，它具有两个特征:权力特征和市场特征。公共服务外包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政府仍然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拥有一定的强制干预的权力。权力特征构成了公共服务外包监管制度的基础，监管制度规定了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方式，同时也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制度基础。公共服务外包还具有鲜明的市场特征，即以协商、谈判、合作、共识等市场机制为基础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罗豪才、宋功德，2006;姜明安，2010)。合同是市场机制的核心，这就需要结合公共服务特征的专门性合同制度。分别从公共服务外包的权力特征和市场特征出发，制度因素可界定为监管制度和合同制度。监管制度是指在公共服务外包中政府对私营机构进行监管的制度。合同制度是指与政府和私营机构之间的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相关的制度，如合同订立、执行、终止的规则等。制度执行的因素主要是指政府能力，包括监管能力、专业能力等。政府能力对于服务外包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就影响程度而言，政府能力甚至比政府组织形式更重要(KortandKlijn，2011)。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服务外包动因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1)。关键问题是监管制度、合同制度、政府能力三个变量是否影响服务外包的决策。三个变量都是通过一个“黑匣子”而影响服务外包决策，“黑匣子”揭示的正是合同风险这一内在因素。实证研究只关注是否影响服务外包决策，但并不关注如何产生影响的路径问题。“黑匣子”的意义在于辅助分析几个因素的影响。
(二)理论假设
根据理论模型，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假设1:监管制度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外包并不改变政府的责任，服务生产由私营机构负责，但监管和担保责任仍然由政府承担。政府的监管责任能否实现，对公共服务外包的成败具有重要影响。在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时，政府须着重考虑服务外包之后的责任实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性，私营机构的私利动机使其比任务导向的组织(政府、非营利组织)更具有机会行为的倾向，尤其当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难以监管其行为与结果时(Wise，1990;BrownandPotoski，2003b)。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以保证公共服务外包的公益性。委托理论深入分析委托人(政府)与人(私营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由此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美的监管制度，能够激励私营机构披露其隐藏信息，使其做出委托人所希望的行为，从而降低合同失败的风险(萨拉尼耶，2008)。反过来说，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失败，其重要原因即在于监管制度缺陷及监管失效(WarnerandHefetz，2003;WarnerandBel，2008)。关于“逆服务外包”的研究发现，政府供给通常作为监管的替代或作为监管失败的回应(BallardandWarner，2000)，这意味着，监管制度完备则政府更倾向于服务外包，反之则更倾向于政府供给。假设2:合同制度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外包需要经过合同来实现，利用合同制度，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外包中成为“精明的买主”、专业的购买机构、严密的监管者(DeHoog，1984;Dohahue，1989;凯特尔，2009)。合同制度的完备性无疑对合同风险具有重要影响。服务外包的合同制度包括服务承包商的遴选机制、签约流程、协商谈判机制等。遴选机制的功能在于选择合格的服务承包商，这既关系到服务外包的成本节约，也关系到服务外包后的风险。极端情况下，劣迹斑斑的服务外包商必然给服务外包合同带来极大的风险。对于公共服务外包的签约流程，各国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制，如严格规定招投标的公开性、特定情形下强制采用竞争性招投标、严格约束非竞争性缔约等(杨欣，2007)。签约流程越严密，私营机构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当内外部条件或环境发生变化时，需要对合同进行调整，这就需要合同具有良好的适应性。针对双方的协商谈判过程，必须设定严格的规则，以避免谈判过程中的地位不对等、滥用优势地位等问题，从而保证合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假设3:政府能力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政府能力体现了合同管理中政府控制风险的能力，政府能力越强，合同风险越低;即使合同失败，强大的政府能力也能够保证服务供给的实现。政府的专业管理能力越强，越倾向于进行公共服务外包。政府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内部组织协调能力等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正向影响(FeiockandKim，2000;MoonanddeLeon，2001)。政府的服务供给能力对服务外包具有正向影响，因为政府的服务供给能力强，意味着政府具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合同失败后的“兜底”或“网罗”责任(杨欣，2007)。政府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公共服务外包决策，还可能作为其他因素的中介变量而产生影响(刘波等，2010)。政府能力对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还可能是负向的，因为政府能力越强，意味着政府生产服务的成本越低，政府生产的责任越能得到保证。来自选民集团、工会等方面的政治压力，会迫使政府选择政府部门生产服务，而不是服务外包(Ferris，1986)。存在外部环境的影响时，政府能力越强，政府部门供给的可能性越大。政府的专业能力对“逆服务外包”或混合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政府的专业能力越强，政府越倾向于维持稳定的外包或稳定的政府供给(HefetzandWarner，2004;WarnerandHefetz，2008)。这一结论在服务外包成熟化的发达国家成立，但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中却未必成立，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外包的适用上存在差异(Yang，etal，2013)。政治压力能够促进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同样，也可能阻碍政府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Siegel，1999;HirschandOsborne，2000)。在中国，由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推动，公共服务外包的主要动因来自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制力(陈菲，2006)。“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政治压力，也会迫使地方政府推行公共服务外包以保证公共服务供给(贾旭东，2011)。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为了调查地方政府对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认知及其实践，本文设计了“大病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治理机制研究”调研问卷。问卷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发放。2013年3—6月，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能力建设中心的各级政府公务员培训班中发放、回收问卷。由于医疗保险服务外包有关问题的判断需要专业知识，为了保证调研的科学性，调研对象严格限定为政府社会保障及相关部门公务员。调研期间，共发放问卷548份，回收问卷474份，问卷回收率为86．5%;剔除填写不完全、非社会保障及相关部门公务员填写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0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4．5%。由于问卷调查采用了便利抽样法而非严格的概率抽样法，有必要说明样本的代表性与局限性。从地域分布来看，调查对象来自山东、贵州、江苏、广东、北京、四川、河南、内蒙古等8个省份，南北、东中西部省份均有覆盖。从单位级别来看，调查对象所在单位覆盖中央(3．7%)、省(10．5%)、市(48．8%)、县(33．8%)、乡(3．2%)，大致能够代表各级政府公务员的认知。以参加培训的公务员作为调查样本，可能会存在抽样偏差:首先，参加培训的公务员可能对于公共服务外包等新事物的态度比较开放;其次，培训课程可能会影响受培训者的认知与态度;最后，调查对象的认知可能受地域特征的影响。但是，考虑到调查研究的可行性以及调研公务员认知的难度，调查问卷采集的数据仍具有自身的价值。
(二)描述性统计
在调查问卷中，调查对象需要对政府服务能力、政府监管能力、政府精算能力、政策法规等10项指标做出评价，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在10项指标中，均值最低的是受益人保护制度，说明受益人保护制度很不完备。这与大病医疗保险服务外包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一致。受益人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导致滥用居民健康信息等违规行为。均值最高的是政府监管能力，其次是政府服务能力，这说明相对于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其他影响因素，政府能力相对较强，但绝对值仍偏低(未达到3)。10项指标的均值都没有达到3，说明中国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制度和实践整体情况仍有待于改进。测量指标总体(N=408)均值标准差外包(N=242)均值标准差未外包(N=166)均值标准差t检验政府服务能力2．811．1552．911．0372．661．2972．215＊＊政府监管能力2．841．0353．000．9832．621．0713．653＊＊＊政府精算能力2．560．9392．640．8932．450．9942．022＊＊政策法规2．090．9882．331．0531．750．7686．068＊＊＊监管体系1．990．8632．160．8711．730．7885．047＊＊＊政府职责2．160．8612．360．8971．870．7155．874＊＊＊受益人保护制度1．940．8152．090．8301．710．7394．748＊＊＊承包商遴选机制2．250．9872．341．0072．110．9432．310＊＊签约流程2．270．8952．330．8782．170．9141．778*协商谈判机制2．210．8882．280．9082．100．8502．002＊＊注:*p＜0．1，＊＊p＜0．05，＊＊＊p＜0．01。下同。在调研对象中，242人认同将大病医疗保险外包于商业保险机构，占总调研对象的59．31%。从表2可以发现，认同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样本中，政府服务能力等10项指标的评分普遍高于不认同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样本。为了客观地分析外包的样本与不外包的样本在10项指标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从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外包的样本10项指标与未外包的样本存在显著差异，t值全部为正值，说明外包的样本指标得分显著高于未外包的样本。均值差异最大的是政策法规体系，其次是政府职责，再次是监管体系，这说明已经外包的样本在政策法规、政府职责和监管体系方面，明显比未外包的样本更加完备。由此可以推论，这10项指标与医疗保险服务外包决策正相关。
(三)主成分因子分析
政府服务能力等10项指标中，有些指标的相关性非常高。比如政府服务能力与政府监管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680。为了减少变量数据，提取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先对数据进行KMO检验，以分析变量之间的同质性程度。检验结果KMO值为0．78，大于研究设定的标准0．6，表明变量间的同质性比较高，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过程采用V旋转，以使初始变量尽可能在一个主成分因子上载荷较高。旋转后的前3个因子特征值累积占总方差的67．797%，说明这3个因子对初始变量的解释力比较好。第1个因子在政策法规、监管体系、政府职责与受益人保护制度四个变量上的载荷为0．7以上，将其命名为监管制度因子;第2个因子在承包商遴选机制、签约流程和协商谈判机制三个变量上的载荷为0．7以上，将其命名为合同制度因子;第3个因子在政府服务能力、政府监管能力和政府精算能力三个变量上的载荷为0．7以上，将其命名为政府能力因子。采用Cronbach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每一个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都在0．7以上，满足研究要求的信度值，说明各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比较高。
(四)Logistics回归
使用3个主成分因子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因变量为地方政府是否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在调研问卷中的问题为:“您所处的地方政府是否认同将大病医疗保险委托于商业保险?”调研对象的回答为二分变量，分别被定义为1(是)和0(否)。对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回归分析，通常使用Logistics回归实现。回归模型如下:其中，S指监管制度因子，C指合同制度因子，G指政府能力因子。使用SPSS20进行Logistics回归，结果见表4。回归模型的H－L拟合优度χ2值为5．798，p值为0．670，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尚可接受。监管制度和政府能力两项对政府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具有显著影响(p值小于0．01)，其系数均为正数，说明监管制度越完备，政府越倾向于将大病医疗保险外包给商业机构;能力越强，政府越倾向于外包。(五)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监管制度完备，意味着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较低，服务外包的政府问责易于得到保证。假设1得到验证。政府能力与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呈正相关，假设2得到验证。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只有在政府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外包之后，才能保证对商业机构的控制和问责。即使进行公共服务外包之后，政府仍然会保持自身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保证在公共服务外包失败时，政府仍然能够保证服务供给;强化自身的监管和专业能力，对于保证公共服务外包良好的结果至关重要。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WarnerandHefetz，2008)。中国最早开始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广东省湛江市，由于政府能力存在缺陷，导致服务外包之后出现损害参保人利益的现象(杨燕绥、李海明，2013)。这从反面佐证了政府能力对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合同制度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p值为0．482)，这说明合同制度的完备性对政府是否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影响不大。这可从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阶段来解释。政府对公共服务外包的管理，存在学习和经验积累的过程(HefetzandWarner，2012)。在中国，由于服务外包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的角色定位仍然是行政管理者，其职能尚未实现向合同管理的转变，因而合同制度在公共服务外包决策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更关注服务外包的成本、监管、政治风险等问题，对合同的管理仍然比较粗放。因此，合同制度是否完备，没有影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决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任务区药品保障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药品短缺问题，而是大量药品积压过期问题。首先，我国对每批维和医疗分队的药品都是一次性从国内补充到位。每个任务区的情况不同，目前尚没有统一标准。因此每个医疗分队药品补充、组织筹措需要自行组织实施。因为缺少经验和计划，以及前后两批交接的医疗分队沟通不畅等问题，经常造成因品种、数量过多，不仅给运输和携带带来不便，更重要的是到达任务区后加重管理负担，引起积压、过期失效而造成药品资源的浪费。由于任务区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安全形势逐渐趋于稳定，重建工作陆续展开，各国维和部队的回撤或人数的减少，以及当地卫生防疫措施的不断完善，由维和医疗分队负责保障的各派兵国官兵、观察员、参谋、维和警察及当地政府官员、联合国雇员疟疾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降低。医疗救治任务的减轻，药品应用数量及品种也随之下降，尤其是各种急救药和抗疟药。随着任务区内联合国各项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经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批准，派出不同专业的医务人员，在确保正常医疗用药的情况下，携带相应的药品到当地农村或社区进行义诊活动的几率明显减少。而且，国产药品很多没有英汉对照说明书，甚至有些药品的名称只有汉语拼音而没有英文名称。虽然任务区内当地群众医疗条件较差，但考虑到用药的安全，防止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发生，很难将库存量大、效期近的多余药品捐赠给当地医疗单位或百姓，从而无法解决药品积压过期问题。由于医疗分队编制有限，不可能完全配齐临床各科医生，而且门诊值班都是不同专业医生轮流上岗。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值班医生对非本专业疾病的用药不是很精确，需要药师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药品信息，协助临床医生促进合理用药。
2改进药学服务的方法和策略
2．1清理库房，统计库存
到达任务区之后，药师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清理库房，清点物资，通过对原库存中所有药品整理、核对、登记，尽快摸清各原库存药品的实际情况。将原库存药品和本医疗分队携带药品统一管理，规范摆放，销毁过期药品以避免混淆及腾出库房空间。作者到达任务区后，从前几批医疗分队储存药品的库房和集装箱内一次性报废过期盐酸左氧氟沙星片等37种口服片剂／胶囊剂，31980片／粒；氯霉素滴眼液等15种外用滴眼液、乳膏、栓剂等制剂，3641支／瓶；重组乙肝疫苗等63种注射用针剂，3801支；5％葡萄糖注射液（250ml）等19种注射液，1173瓶／袋。
2．2制作药品目录
在进行以上工作基础上，利用Excel建立和制作出《第十五批维和医疗队药品目录》，其字段设置为：药品中文名称、规格、单位、库存量和效期，并打印装订成册，下发到门诊医生手中，使其充分了解目前医疗分队药物的品种和数量，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执行任务期间，库存药品为莲花清瘟胶囊等197种口服片剂／胶囊剂；精制狗皮膏等88种外用膏药、贴剂、滴眼液、乳膏、栓剂；注射用头孢曲松钠等120种注射用针剂；5％葡萄糖注射液等23种注射液；复方新洁尔灭消毒液等13种消毒液；人血白蛋白注射液等11种血清和疫苗；盐酸吗啡注射液等13种精神和毒麻药品，共计465种。
2．3规范化管理药品
制定并执行药师岗位责任制度、药品调剂管理制度、特殊药品管理制度、交班通报制度、盘点上报制度以及销毁审批制度等。药师每天24h坚守工作岗位，随时调剂发放药品。如果出营地执行任务，则将药库钥匙暂时交给门诊医生。药师每天上午巡查一次门诊药房摆药情况，及时补充短缺药品，做好出库记录，发挥药师在药品管理、调剂、保管等方面的主体作用，达到药品的动态消耗与药师所掌握的情况相一致。品、的管理要按“五专”要求执行，防止流向非医疗用途。利用每天上午补充门诊药房短缺药品的机会，向出门诊医师简单通报药品使用情况及库存情况，对短缺或已经无货的品种提出合理的同类替代品种；对库存量大、效期近的药品加大使用力度，减少和停止使用其它作用相同及相近的药品。每隔两个月对所有库存药品进行一次规定性盘点，实现帐物相符，发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及时解决。对过期药品，根据《联合国维和行动卫勤保障手册》中的相关规定，制作《申请焚烧过期报废药品统计表》，提出销毁申请，上报给医疗分队队长，签字批准后按要求销毁、并全程拍照和摄像取证。
2．4促进合理用药
作者遇到一位中国维和工兵分队的士官患有带状疱疹，库存有利巴韦林片、阿昔洛韦片和磷酸奥司他韦胶囊三种口服抗病毒制剂。门诊值班医生首选利巴韦林片口服。作者提出，利巴韦林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与支气管炎，皮肤疱疹病毒感染；阿昔洛韦用于防治单纯疱疹病毒HSV1和HSV2的皮肤或黏膜感染，还可用于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奥司他韦用于成人和1岁及1岁以上儿童的甲型和乙型流感治疗。用于成人和13岁及13岁以上青少年的甲型和乙型流感的预防并向值班医生推荐使用阿昔洛韦。值班医生更改治疗方案后效果满意。
2．5制定药品筹措补充计划
根据所备药品的种类、实际应用数量、药品使用规律等提出补充计划：①现存数量大，消耗量小、效期在1年以上的药品少补充或不补充。②现存数量大，消耗量大、效期长的药品，根据消耗的情况补充较大数量。③现存数量小、消耗量小，效期长的药品，为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适当少量补充。④现存数量大，消耗量小，但效期将在下一批接替分队任务期内失效的药品，也需要适当补充，保持药品库存的持续。
2．6对接双方沟通合作
首先，随着新医改的深入，高校医院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已成必然选择，为高校社区居家养老人群提供医疗服务，是拓展医院业务，促进医院发展，更是高校医院的职责所在。其次，因为高校医院就近、方便及专业性，长期为高校老年教职工及社区老年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有利于培养良好的医患关系，方便全面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特别近些年国家重点针对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极大地提高了高校医院医务人员的全科意识和综合服务能力。此外，高校医院隶属于高校管理，能同时得到卫生部门和高校政策、资金、人员等的各种支持，如高校强大的教学科研力量及设施，有的高校还设医学、心理学、社会工作专业，健全的基层组织机构，如工会、离退休工作处、学生会等，将为校医院管理、开展志愿者和社工工作、全科医护人才培养等提供支持。因此，高校医院开展高校社区居家养老人群医疗服务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二、高校居家养老人群医疗服务模式思考
采用多样化的居家养老医疗服务形式，满足不同类型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社区医疗服务需求：①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由高校医院提供社区居家养老医疗服务的形式，特点是政府通过为居家养老居民购买居家养老医疗服务券、健康保险或居家护理险(如长期护理保险、临终护理险)等确保居家养老人群享有健康服务。我国尚不富裕，由政府全部承担居家养老医疗服务并不实际，但可通过发放政府购买的部分医疗项目免费服务券、提高社区居家养老医疗服务报销比例、提供专项补贴鼓励老年人购买健康保险及长期护理保险等保险产品、针对弱势老年人开展无偿或低收费的基本保障社区医疗服务等等，以体现尊重生命，人人享有社区居家养老医疗服务。②按生活自理程度分类服务形式：根据生活自理程度把居家养老老年人分为生活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3种人群，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居家养老医疗服务，特点是有限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各取所需。有研究提出对生活能够自理者主要开展健康教育增强自我保健意识，组织适宜的体育锻炼康复训练等活动，与居民订立契约式健康保健合同；半自理及不能自理老年人应开设家庭病床，定期上门巡诊，为照护者提供护理常识和技能培训，外出就医时提供上门接送等特殊服务。③按病症种类服务形式：根据老人所患病症种类，提供专项居家养老医疗服务，特点是有很强的针对性，方便同类患者一起管理，提高效率，针对病症不同阶段的健康问题由医疗服务团队修订实施健康促进计划、健康目标、评价效果等。如美国有专门为社区老年痴呆症患者提供的特别护理服务。研究表明通过实施多因素干预措施可降低社区老人跌倒发生率，居家医疗服务可强化城镇高血压患者依从性，促进血压的有效控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多层次的居家养老医疗服务内容，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医疗服务需求，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①预防服务：老年人是疾病及突发事件的高发人群，重视预防，有利于防患于未然，内容有传染病预防(包括社区的一级病因预防、二级“五早预防”和三级预后康复预防)、非传染病预防(包括一级危险因素预防、二级早期疾病干预、三级防残预防)和突发事件的预防(如食物中毒、传染病爆发等)。应制定针对居家养老人群群体和个体的短期及长远预防服务计划，同时需结合考虑环境、季节、人员等诸多影响因素。②医疗服务：主要是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和控制，对危重病例的救治及转诊，高校医院应引入现代老年医学观念，开设老年科，提供个体化综合医疗服务，为社区居家养老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进行网络化管理，建立高校医院与老年人家庭医疗契约服务关系。建议开展家庭治疗、临终关怀等医疗服务，可先由家属或老人到医院相关部门填表申请，经老年健康评估小组评估后，按等级收取医疗服务费用，费用列入医疗保险的支付项目范围，政府可参考等级给予相应补助。③康复服务：高校医院应设康复室，备有基本的康复训练器材，为各种慢性病老年病所致功能障碍者进行康复治疗，开设家庭康复病床，定期派康复工作者到患者家中进行康复咨询、治疗和转诊服务，进行医院、社区和家庭康复工作，由健康评估小组定期进行评估，及时调整康复计划。服务费用应列入医疗保险的支付项目范围。④保健服务：居家养老老人常患有多种不可治愈的慢性病，连续性日常保健至关重要。可设立家庭医生责任制，使老年人拥有相对固定的家庭保健医生，进行网络化管理，针对老人的体质状况及患病情况，提供个性化保健计划建议，并进行有计划的药物管理、心身管理和行为管理，为社区设施及家庭环境改造提参考意见，开展一些保健性质的服务项目，如养生保健、中医养生、足疗、心理辅导、健康锻炼等。⑤健康教育服务：针对居家养老人群开展有计划的、系统的健康教育服务。特别要开展老年性多发病、常见病知识的健康教育，制定针对群体和个体的短期及长远健康教育服务计划，建立专家-高校医院专业人员-家庭医生-居民等多级健康教育服务体系，统一计划，合理安排时间、内容，开展多种形式健康教育服务，设立健康教育效果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健康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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