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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8篇

时间:2023-03-29 09:20:13

语言哲学观论文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

【关键词】认知;语境论;语义论

一、语言哲学与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从哲学方面看,认知语言学来源于非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它强调体验在认识世界中的积极作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和概念都可以从欧美20实际语言哲学中找到源头。例如,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理论就来源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由于前期和后期的重大不同而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影响。《逻辑哲学论》是他早期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而后期的哲学思想则以《哲学研究》为代表。从维氏对语言哲学的影响上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则是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其精髓主要体现在他著名的语言游戏理论当中。从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点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学习语言学的人来说,了解语言哲学是一门必修的课程,也许踏着他们曾经的思想印迹,能让你在这些先哲的哲学思想里对语言的问题产生更丰富的联想和思索。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观以“语言图像”理论为代表,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坚持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语言关以“语言游戏”理论为代表,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语言哲学中的隐喻理论也对认知语言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模块,人的语言能力依附于人的认知能力。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哲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对语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语言哲学对认知语言学的影响

1、语境论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对语言学产生的影响19世纪到20世纪的下半叶当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语言的研究也出现了转向,语言学者们已将语言研究的视角从语言的内部转移到了语言的外部,从理想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的研究,从纯语言意义的研究转向了语言意义理解的研究。无论是格赖斯会话含义的理论,还是海尔姆斯的交际民族志学;无论是跨文化交际学,还是交际语言学,学者们都可以搜集到的日常语言为研究语料,并着重研究语言外部各个因素对语义理解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人们在社会交际中的影响。关注日常生活,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一大特点。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期维特根斯坦曾试图借助于自然科学语言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语言。但是到了后期,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转变。他深刻地意识到,对活生生的语言的把握,必须从日常生活入手,才能理解其丰富的含义。

从40年代起,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在美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关注日常生活的语言哲学观点,对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斯汀和塞尔等。尤其是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是英国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奥斯汀的语言三分法,丰富了日常语言哲学的内容。而在这其中,他主要受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的影响。总之,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分为两大部分,而后期语言哲学观点的转变,对现代语言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是它们共同的特点。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学领域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哲学上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流派的产生,甚至在许多新兴语言学流派的理论中都能发现他的思想印记。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分析,有助于语言学专业的研究者更好地学习和研究语言哲学理论,更能启发我们去深思和探索语言的本质。因为上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同时也催化了语言学的哲学转向,而对语言哲学的思考必能促进和加深对人类自身的认识。

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逻辑原子论的奠基人,20实际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影响深远,并且和认知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这两种思想都与语境有关,语境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一时期他的哲学理论的核心是图式说。在他这一时期的理论中,图式作为重点被创造出来的关键在于,图式在与它所对应的对象是具有共同点的,这种共同点和一致性就是一致语境。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是着重实际看中使用的过程,这样对认知学科中主观意识的解释起重要作用。他主要从物理实在方面来解释,加强对人自身的研究,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从逻辑进行的,还从心理角度进行探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境观对认知哲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其从对知识逻辑语言的单纯研究中解放出来,进行系统规范的研究,将知识同环境、心灵、现实存在相结合而进行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对情绪认知影响巨大,使我们知道认知主体要同外界发生交互关系时,必然在一定的情境下亲自涉身感受,这样就强调了环境对知觉的重要性。在认知研究过程中,情境认知和涉身认知是两个主要方面,从表面上看,情境认知是一种以环境为基础的认知,涉身认知是针对人自身的认知,这两种需要相互融合,在环境和事实的基础上,加强对人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唯我的世界,而是一个与他人互动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思想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从他后期哲学观点的巨大转变中可以看出,只有将自己融入现实真实的世界中,从能够向真理和确定的知识迈进,否则只会多走弯路,不会有所进步的。

2、语义论

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以来,语言意义的问题成了哲学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意义理论已经替代认识论成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乔治・米勒就是从心里语言学和认知语科学的角度发展了意义理论。米勒就是从心里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发展了一样理论。米勒将语言问题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强调语言意义的作用。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所以语义必须按照心理现象来描写。米勒尤其重视对词的意义研究,认为理解词义为理解更大单元的语义现象奠定了基础,是理解语义现象最重要的一部分。米勒在意义问题上持心理内在学说,坚持语言意义的心理内在立场,认为意义是心理建构的结构,而且意义的组织方式也呈现出心理结构特征。认知语义学在哲学领域也显示了特定的优越性。首先,认知语义学更有利于对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体现了语义学研究的自然化趋向。其次,认知语义学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在语义分析过程中对言语者双方主体性的坚持,这样可以通过语义分析的过程将“理解的主体”和“被理解的主体”进行有效整合,把语义分析的形式规范性与言语者的心理自然性有效的结合。米勒认为对认知的研究之所以要包括对语言的研究是因为语言不仅是言语使用者的表现,而且还是一种能力,“对心智最好的研究就是研究其言语系统”。因此,这种语义学可以更加确切地合理地反映意义知识的形成与产生,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语义学的新进展。

认知语义学以心理实体来标定一个语言表达的意义。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语言表达的意义是心理性的。语义是从语言表达到认知结构的映射。语言本身是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所在的一个实体。认知语义学所强调的重点是词汇的意义而不是句子的意义。一个语言符号不是一个事物和一个名称之间的联结,而是一个观念和一个声音模式之间的联结。认知语义学的主要原则有:1、意义是存在于认知模式(不是可能世界中的真实条件)中的概念。2、认知模式主要是由直觉决定的(意义并不独立于知觉)。3、语义成分以空间或拓扑客体为基础(不是可以根据某些规则系统而组成的符号)。4、认知模式主要是形象-图式性的。形象-图式通过隐喻和转喻方式而转换。5、语义学基本上是服务于句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由句法决定,句法不能被独立于语义学而描写。最后一个是语义的概念体现原型效应,认知语义学是以概念空间这一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认知的观点,语义学是语言和某一认知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

三、总结

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西方哲学的语言研究为认知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认知语言学的独立及其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对于认知语言学这门新兴的学科的发展与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继续为之努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商务印书馆,1996.

[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6.

[4]胡壮麟.语境研究的多元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

[5]萨皮尔.语言论[M].商务出版社,1985.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2

关键词:语言哲学;孔子;《论语》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136-02

一、语言哲学简介

20世纪是语言哲学转向时期,人类关于哲学的思索由本体论、认识论转向了语言,“转向”带来的不仅是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语言哲学在此时崛起,成为该时代科学的主流。关于“语言哲学”的概念,众说纷纭。不同的哲学流派以不同的方式研究语言,因此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差异。语言哲学研究包括对语与句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的探讨,对意义、指称与真理理论的研究,对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研究。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主要分为两大流派: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英美语言哲学主要运用语言分析方法对语言的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述。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更注重语言的结构、功能和语言的人文特性。但这种分析只是从宏观上比较粗略的区分,事实上两派中的语言哲学家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有相互借鉴交融之处。在英美语言哲学内部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分为逻辑分析学派与日常语言分析两个学派。逻辑分析学派的罗素主张指称理论,同时根据亲知原则,强调了亲知在真理断定中的重要性。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等著作中提出图像论及逻辑原子论的符合论,他认为名称和对象是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命题甚至整个语言结构也与客观世界在逻辑上是对应或同构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日常语言学派采取概念性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精细的分析研究。从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到塞尔形成了包括言语行为理论的一整套有影响力且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语言哲学的研究者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归为语言哲学的一个分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哲学有着比较纷繁复杂的流派传统,而且各流派之间观点不同,甚至有着较深的矛盾。本文在此将西方语言哲学与《论语》中出现的关于语言的哲学性思考进行分析探讨,希望借此对我国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及该时代的语言哲学思想有较为深入的挖掘。

二、语言哲学的真理观

真理“符合论”是真理观中最古老,也是发展得最为完整、深入的理论。一开始“真理”便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根据前人的观点指出:同一事物不可能具有一对相反的性质,不存在“一个事物既是白的又不是白的”这种现象,因此对事物的陈述也不能有居间状态,“对立的陈述不能同时为真”,“对于一事物必须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其某一方面”。所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说存在者不存在或不存在者存在的人为假;说存在者存在和不存在者不存在的人则为真”。“说”在这里不仅仅是“陈述”,更是以言语形式所作的判断。

亚里士多德的真理判断标准:与事实符合,它们则为真,是真理;与事实不符,则为假,不属于真理。这种真理观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内涵,他承认在人这一主体之外,客观的对象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符合论”通常被学者认为是传统经验主义真理观的代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涉及的“世界、实体”非柏拉图式的理念实体,而是人们可以由感官感知到的“质料”与“形式”都相同一的具体事物,他认为真正的真理乃是主体认识与客观世界的一致。

罗素是真理符合论的代表者,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主张真理是逻辑上的符合。他认为传统的符合论是认识论上的符合,真理就是要求命题与人们所获得的经验相一致,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存在但人类却无法经验到的事实,是无法根据这个理论得出其真理性的。因此,他主张逻辑原子论,即从逻辑的角度认为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同构关系。

除真理符合论外,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与真理融贯论也是比较有影响的真理理论。实用主义真理观并非“有用即真理”那么简单,包括有用的概念才是真的概念,即概念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等较为深入的论述。真理融贯论事实上是受到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本体论的影响而产生的。真理融贯论把真理理解为命题之间、判断之间、信念之间的融贯性。在一个理论中,如果一个命题与其他命题相融贯,这个命题就是真命题。

三、《论语》中的真理观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3

关键词:经验现实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2)01-0011-04

1 引言

20世纪的哲学史总体上讲是一部语言哲学史。语言、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现代各哲学流派无法回避且必须作出正面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各哲学流派的语言观,尤其是语义观成为它们进行激烈思想争辩的重要场所之一。客观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近现代人类思想历史进程和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体系。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人们对语言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概念和思维领域,伴随着这一过程,以Lakoff,Johnson等为代表的大批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创立体验哲学,也称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这三种哲学对语言问题都有过阐述,但客观主义哲学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阐述更加具体、更加系统,分别形成客观主义的外延论和内涵论语义观以及经验现实主义的认知语义观。相对来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阐述显得较为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语言理论,尤其是语义理论。本文拟对比研究以上各哲学流派认识论和语义观的核心――语言、思维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并侧重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和挖掘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19世纪以来的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语言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挖掘十分必要。

2 真理观比较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客观主义认识论始终坚持认为有绝对的、先验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存在。虽然不能明确地回答真理来自哪里,存在于何处,但它们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所不同的只是获取真理的途径和手段。经验论者认为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人类的感觉和经验。唯理论者认为感觉和经验是靠不住的,获取真理的唯一手段是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在获取真理时要坚决摒弃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我们看到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它们都持有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辩证唯物主义同样坚持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是物质的。既然是物质的世界,那就可以被人类认识。但与客观主义认识论不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既反对经验论又反对唯理论。就曾明确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991:29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没有上升到理性思维的感觉和经验不可能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停留在感觉和经验基础上的反映论只能是机械的反映论;单纯的理性思维缺乏与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并且思维成果的正确与否无法得到最终的检验。据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实践的观点,认为实践是联系主观与客观、思维与现实的桥梁,只有实践才能检验思维的最终成果是否是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可见,获得真理的途径之不同是客观主义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区别之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持有的也是可知论。

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理论体系目前正处于建设之中,关于认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明确、正面的回答。我们认为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在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我们从经验现实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的论述中可以分析出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相对的、有保留的可知论的观点。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到Lakoff等人对范畴理论的重新思考以及Lakoff对数理逻辑和爱因斯坦物理理论的哲学解读,这一切都表明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思维世界和语言世界是基于人类的体验和经验的,它们与现实世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然是通过思维和语言来实现的,那么人类就永远无法达到对客观外界的绝对的真理性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切认识都烙上了人的印记,永远都是隔着镜子在看事物。换句话说,真理永远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3 语言观比较

3.1 客观主义语言观

客观主义的语言理论建立在其认识论基础之上。客观主义的语言观重点体现在其语义观上。比较典型的客观主义语义理论包括指称论、观念论、证实论、真值论、真值条件论以及蒙塔古语义学等。我们认为从广义上来讲,所有这些语义理论都可视为外延论语义学,因为它们强调的都是语义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直接联系,不同之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对客观世界进行如实的、精确的描写与再现。

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所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人们把《逻辑哲学论》对语言本质的思考总结为“图象理论”。“图象理论”的基本构想是:语言与世界对应,语句构成命题,命题是事态的图象。(陈嘉映2003:143)可见,其图象理论是较为典型的外延论语义学理论。弗雷格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区分了系统意义(sense)和外指意义(reference)。他认为在语词和现实世界之间还存在有“观念”这一心理表征层面,语词的意义是它所表达的思想或概念。可是在弗雷格的理论体系里,“观念”是如实地、镜像般地反映客观世界,所以虽然多了一个“观念”的层次,其实他的语义理论仍是一种外延论。维也纳学派基于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出证实论语义理论。他们强调一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其经验成分,它要得到经验的证实才有意义,它的意义就等同于证实它的方法。真值论认为研究语句的意义就是要研究其所表达的思想在哪种情况下为真,哪种情况下为假。真值条件论与蒙塔古语义学也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外延的角度论述了语句和命题的意义,其理论追求也同样是语言表达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

3.2 经验现实主义语言观

Lakoff和Johnson等人从研究范畴理论出发,对人类的概念结构和认知模式不断探索和总结,进而企图揭示整个人类认知系统的工作机制。Lakoff等人摒弃了客观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辨方法,转而借助于Labov,Rosch,Kay以及Narayanan等人的心理学或神经生理学实验的成果(高远李福印2007:127-133),吸取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开始从认知的角度重新思考和研究人类的概念结构和语言意义的关系。从范畴和类典型理论出发,逐渐揭示了人类隐喻思维的工作机制和人类种种普遍的认知模式。随着研究的深入,Lakoff和Johnson等学者逐渐开始对传统的客观主

义哲学产生了怀疑,他们对语义问题的研究走了一条非客观主义的、基于人类体验和经验的路子,进而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即经验现实主义哲学。

紧随Lakoff和Johnson之后涌现出了一大批认知语义学家,包括Jackendoff,Langacker,Givon,Taylor,Geeraert,Fauconnier,Sweester等。所有这些学者都对认知语义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大大推动和促进了认知语义学的发展。他们的观点虽有一些差异,但都否定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语义研究中的经验观、百科观、概念观、原型观、意象图式观、隐喻观、寓比观、象似观、认知模型与激活理论等,这些都与客观主义语义学截然不同,也是客观主义语义理论所无法比拟的。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现在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挤身于主流哲学之列。在语言研究领域里,它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的有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指导着人们对语言现象和规律作出更深刻和合理的解释。

4 辩证唯物主义语言观及其丰富和发展

4.1 实践与体验

从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著述中可以发现其语言观是较为宏观的,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的诞生始于其对语言与概念思维的关系的研究。它集中论述的恰恰是较为系统的、具体的语言观和语义观。因此,它有可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语言理论作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这在理论上有其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虽然在本体论上存有一定的差异,但从主客体互动的角度来看两者存有较大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认识论部分特别突出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的体验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基本上是相一致的。相关的著名哲学命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等。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1991:284)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即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1960:34)。

Sweester曾指出,“我坚决同意那些语义学家的观点,认为语义是根植于人类认知经验的,包括文化世界、社会世界、心智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经验”(Sweester 1990:12)。Gee也指出,“语言关系并不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实践之外,也不是在这种实践之外学得的,语言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Gee 1999:30)。经验现实主义认识论同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样认为“实践”,即“体验和经验”在人类认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2 语言与思维

斯大林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较为具体的论述,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无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斯大林1979:527)。我们从斯大林的论述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已经认识到语言是思维的一种物质手段和体现形式,并将思维固定下来。这种观点和认知语义观基本吻合,但认知语义理论对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知语义学家们把语言和思维作进一步切分,认为语言不能完全等同于思维,思维是一种心理活动,决定着语言的表达形式,语言并不能完全描述思维和心理活动。皮亚杰认为形象思维和运算思维都不依赖于语言。Foconnier和Turner也认为内部认知运作独立于语言。Lakoff也指出理性思维可以超越文字符号,并且进一步指出,“有意识思维只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无意识思维至少占整个思维的95%”(Lakoff 1999:13)。

经验现实主义不仅把思维和语言进行切分,同时还指出模糊性是语言尤其是语义的重要特征,不容忽视。正如王晓升指出的那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虽然日常语言字词的意义可能是模糊的,但是只要它正常地发挥作用,达到目的,那么它就是合适的。虽然精确的语言是令人仰慕的,但是它们不仅是脱离生活的,在生活中无法使用,而且人们所追求的这种精确性是制定不来的”。

4.3 三个世界的划分与真理的相对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即便是面对相同的外部世界,不同的民族甚至是不同的个人会产生和形成相同或不同的概念和思维内容。这种思维和概念上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促使人类的语言也同时具有了普遍性和差异性。人类的思维和概念结构具有相似性,是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各民族的生活或生存环境虽然存在一些差异性,但与普遍性相比,差异性是次要的。生存环境的相似性导致了思维和概念结构的相似性。(王寅2011)世界各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主要是由概念结构和思维的差异性所引起的,各民族甚至是不同的个人对相同或不同的外部环境会有不同理解,“人的因素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引起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李洪儒2001,2002)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也表达过类似的语言世界观的观点:“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个圈子,人只有同时跨进另一种语言的圈子,才有可能从原先的圈子走出来。所以学会一种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出发点”(洪堡特1836,1988:45-46)。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4

关键词: SOS后语言哲学主体间性

1. 前言

哲学主要研究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也就是要探究客观世界与人(主体)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大致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及语言论(或语言哲学)三个阶段。

2. 后语言哲学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每个阶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尽相同。本体论阶段的哲学研究完全抛开人的因素,从主体的视域之外探讨客观世界的本原问题。近代认识论阶段,哲学家们尝试让人出场,以主体的视角看待整个客观世界,试图统一主客二分的世界,但囿于主体自身的局限性,仍不能解决哲学老问题。到了语言论即语言哲学阶段,哲学家试图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语言来透析概念结构,进而认识客观世界。这样,主体所操持的语言使得主体与客观世界建立联系成为可能。由于语言和世界同构,对语言的考察就成了了解人类生存状态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法(钱冠连,2005)。主体通过分析语言来认识客观世界,语言也就成为了主体与客观世界联系的纽带。主体所认识的客观世界是主体语言描述的世界,客观世界势必会打上主体的烙印。因此,为了确保语言描述的客观世界尽可能客观,主体间性的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钱冠连教授提出了“后语言哲学”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当代中国哲学可能的发展之路。钱教授(2007)在《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中分析了西语哲在西方和中国的近况,认为西方分析哲学的大潮已经过去了,只有星星点点的遗迹,因此设想出了一条在中国的可能发展之路,即“后语言哲学(简称后语哲)”,将其基本思路设想为:充分挖掘与利用西语哲资源中的营养和智慧,从它的老问题目中挖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问题中去纠缠,而要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相关联起来。他还在结束语中将其概括为三点:一是吸取西语哲的营养;二是不炒作它的老问题,而应当节外生新枝;三是产生以新“问题”为中心的新理论。他还认为,新枝当落实在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所有领域内。王寅(2008)认为,当前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当可视为西语哲的新枝。后语言哲学阶段,我们认为语言与世界同构,客观世界的层级序列等信息都体现在我们熟悉的语言之中,所以对语言的全息把握是我们了解客观世界的重要途径。

3.SOS模式

当代认知语言学是建立在体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体验哲学这一概念是由雷可夫(Lakoff,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语言学教授)和约翰逊(Johnson,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哲学教授)于1999年出版的《体验哲学――基于体验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对客观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与英美分析哲学和乔姆斯基基于混合哲学(二元论+形式主义)的心智观针锋相对,在西方分析哲学界、认知科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验哲学有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心智的体验性,思维、心智、推理、范畴、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第二,认知的无意识性,认知活动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第三,思维的隐喻性,大部分思维活动是通过隐喻机制运作的。体验哲学是对客观主义哲学(包括语言哲学)的批判和发展,王寅教授将其纳入后语言哲学的视域。基于体验哲学,王寅(2008)通过分析40篇《枫桥夜泊》英语译文,认为主体间的共识是由体验达成的共识,进而提出了“体验人本观”,建立了SOS(Subject-Object-Subject)模式,为研究人类理解提供一个新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主客观性的多重互动结合,可纠正后现代哲学中“读者反应论”、“意义不确定论”、“译者自由论”的偏激倾向。这是王寅教授在论述语言翻译认知观时导出的哲学探讨,不期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模式。SOS模式认为,主体间的个体不尽相同,但主体具有相同的感知器官,面对并体验同一客观世界,主体必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近的认识,这就使得主体间性的建构在客观世界的体验中成为可能。

4.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在不同的领域里有着不同的理论阐释。在认识论领域里,主体间性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认识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人的“统觉”、“同感”、“移情”等能力。到了本体论领域,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则指向存在或解释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涉到自主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摆脱了胡塞尔哲学中的唯我论思想,不再从超验主体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社会互动(即主体关系)出发进行经验的分析和探讨胡塞尔学说中的重要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交互主体性”)(杨善华,1999)。笔者在继承舒茨主体间性概念的基础上,认为认知语言学中的SOS模式能较好地阐释后语言哲学视域下主体间性的建构,从而在主体间性的建构中认识客观世界。

5.SOS模式对主体间性建构的阐释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主体认知的结果,主体在对现实世界体验感知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逐步形成了语言,这一基本观点可总结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钱冠连(2005:43)认为语言使存在得以呈现,得以出场,使存在开场于并保持于语言中,是语言使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主体所认识的客观世界是主体语言描述下的世界,客观世界呈现在主体的语言之中,也就是说主体在对客观世界的体验感知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形成了语言,然后主体使用语言阐释其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由于不同主体具有相同的身体构造,面对着同一客观世界,必然对客观世界的语言阐释会相同或相近。这样,不同主体通过对同一客体的语言阐释建立了主体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Subject―Object(Language)―Subject”。这一模式在主体间性的建构中,不仅体现了主体之间的交流,而且充分阐释了主体之间的交流是在主客互动的体验中借助主体所操持的语言得以完成。

6.结语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营养和智慧,同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的语言哲学,也为语言学提供了研究思路,如语言中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就来源于语言哲学。但当前西语哲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已不是主流,面对这样的局而,钱教授提出“后语哲”,强调利用西语哲有关资源如何将语言与世界和人相关联,并将这一研究思路视为语言哲学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王寅教授的SOS模式正是在沿着这一进路思考行进的。SOS模式是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更为合理地阐释了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活动,为后语言哲学视域下主体间性的建构提供了较为科学的解读。

参考文献:

[1]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钱冠连.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J].外语学刊,2007,(1).

[3]Lakoff,G.& 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s[M].New York Basics Books,1999.

[4]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6]王寅.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J].外语学刊,2008,(4).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5

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转向

1.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问题为核心,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1]61《逻辑哲学论》的命题1和2也论述着世界的构成,反映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但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就是物的集合,物和原子均可分,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无限分下去,维特根斯坦却将组成世界的元素限定在了“对象”上,相应的事态就是逻辑原子,且认为“对象”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在事态中对象就像链条的环节那样互相勾连(2•03)”。命题1和2映射的本体论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们讨论的本体论已有很大差异,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世界、对自然朴素的态度,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本体论问题的两种解释方式———以某种具体的物质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和以数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就包含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种知识,前两者属于本体论的研究范围,而逻辑学则属于认识论范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分化,加之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近代西方哲学排斥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这就导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心理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较多被采用,分析和归纳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关键词。《逻辑哲学论》的命题3和命题4提出的图像论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这两个命题提出了关于思想和命题的图像论,阐述了关于事实、逻辑图像和思想的关系。思想被看做是事实的镜子,因为事实的逻辑结构就反映在思想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事实存在于逻辑空间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每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空间的事物(2•013)。”其中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怎样?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如何才能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如何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必定有一种连结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又是在逻辑空间中的活动,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图像是由逻辑形式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是根据逻辑在思想,“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地思想(3•03)”。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阐释了思想以逻辑为工具对事实的把握,它用图像来联系事实领域和命题领域。“图像就成了区分真正的命题与似是而非的命题的标准,它为命题与非命题划定了界限。”[2]438

2.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

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强调对客体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本体论时代、近代强调对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追寻的认识论时代,以及当下强调对作为认识工具和思想表达形式的语言进行探究的语言学时代。“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逻辑哲学论》命题5和6强调了语言和命题是思想表达的手段。维特根斯坦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4•0031)”。此论述实际隐含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物理学由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导致物理学传统范式“解题能力”的弱化。认识论困境部分导致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们理解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只能是语言,我们在谈论思想时其实是在谈论语言,所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3•032)”,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和理解混乱。在罗素的导言中就明确提出:“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3]3维特根斯坦把传统哲学的错误看做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因此《逻辑哲学论》就是要通过解释日常语言的逻辑缺陷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清语言自身的逻辑与日常应用。只要语言符合逻辑就可以通过它找到知识的确定性。“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逻辑主义的思维,必须将传统研究方法从“主观”转向“客观”,即从主观的思维逻辑转向客观的语言逻辑。

二、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论意蕴

国内学者俞吾金强调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穿透力,认为马克思在解释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主旨是确立实践在人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核心作用”[4]5。实践解释学不同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解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解释学等范畴,实践解释学以实践取向的唯物主义为背景,建立了世界和人的“意义性”关联和“解释学关联”。它是实践的、历史的、批判的、总体性的解释学方法,“使语言、文本、结构、观念通过实践向生活、历史、人、现实开放,形成语言与生活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结构与人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以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解释学循环”[5]47-50。哲学是一项澄清思想的实践,而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可以说,哲学是一项澄清语言并使其有意义的实践。既然如此,理解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就不可或缺。而要避免误解,解释学在澄清思想上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给解释学下的定义,“解释学是关于与文字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施莱尔马赫也认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6]41-45。在他看来,“误解是普遍的,而解释是避免误解的艺术,理解需要解释规则系统的帮助,排除误解,达到正确的理解”[7]113。实践解释学把对象和现实看做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对象和现实的“属人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得到理解。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所以这种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使得语言批判具有了实践解释学意味———我们可以对“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解释,对“不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理解。解释和理解的区分导源于J.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1858)和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1883),它在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背景下提出,凸显了人文科学的独特视域,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具有启发意义,且对我们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实践解释学视域中的《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一直认为世界以两种形式存在,即“可以说的”与“不可以说的”。所谓“可以说的”就是能够用逻辑语言言说的东西,而“不可说的”就是无法用逻辑语言表达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的前六个命题特别是命题5和命题6主要分析了“可说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没有子命题的独立命题,命题7则意犹未尽却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态度,与前述其他命题中体现出的对“可以说的”事物的态度———用逻辑语言说清楚———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我国学者俞吾金和李金辉的观点,我们认为哲学不应该回避“不可说的”,而应从实践解释学视角回应或处理“不可说的”问题。

1.“可说的”———基于实践的解释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提出命题,而是要澄清命题,即从逻辑上解释清楚思想。但语言并非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且即便是符合逻辑的语言也并非能完成语言的使命———能够应用于日常表述,如科学世界的语言就无法应用于生活世界。传统哲学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总是试图去创造一些不可说的、无法用逻辑语言解释的命题。这样的形而上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与形而上的命题相对,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不想说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称谓(6•53)。”因此,“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理解,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定解释构成的,哲学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哲学的澄清(4•1112)”。我们认为,哲学澄清的本质即基于实践的解释。解释(Explain)由表示“外面”和“以前”的前缀Ex-和表示“简单易懂”的词根plain组成,它意味着“从外面对世界进行简单易懂的研究”。此种意义上的“解释”正好对应着科学与哲学分野后的科学知识,亦即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这种解释性的澄清也应该以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为基础。问题在于,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与实践紧密相连。实践解释学中的实践概念是需要解释的、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并随着这种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明确指出,语言和词语都是工具,其意义取决于其用法。“语言的用法十分繁多,每个个别的语言表达(陈述、问题、命令等)都嵌在比较广阔的语言和超语言行为的环境之中,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2]440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一定重合之处。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多重含义,我国学者李金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梳理,认为“实践”经历了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上的和总体性的概念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实践的演变过程。[8]34很明显,包括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在内的语言是实践本身或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对“可说的东西”进行批判,就是对作为实践的语言进行解释。

2.“不可说的”———基于实践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命题的总体就是全新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体)(4•11)”,而“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4•111)”。所以,哲学所提的命题就不是真命题,但哲学又并非无用,它“为自然科学划定可以在其中争论的范围(4•113)”。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4•113),而且,“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4•112)”。由此可见,哲学命题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命题中的真命题,但仍然有实践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将哲学命题划归为“不可说的”而对其保持沉默,而应该对其进行实践解释学分析,即基于实践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当做一种方法和注释文本的技术,海德格尔则将解释学当做“哲学”,注重对存在本身———定在的本体论诠释。将解释学由“方法、技艺”看做是“哲学”,导致了认识论的基础与本体论的基础的对立。然而在阐明某些概念这一哲学任务中,认识和本体并不是对立的,而应是统一的。正如利科尔所说:“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一句话是:因此,被看作是解释学的内部包含着在引申意义上被称为是解释学的东西的根基:人文科学方法论。”[6]54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我们把从通过感官接收的符号中识别出某种内在内容的过程称为理解”。而理解(Interpreta-tion)英语前缀Inter即有“内在”和“相互”之意。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所谓“理解”就是人的一种通过反身性达到内在性的把握的过程。“理解”意义上的展现,不是那种人不在场的自在过程,而是人的现实活动开启并参与生成的过程。[9]1-3此种“理解”方法是人文科学方法论,可以作为哲学命题分析的基础。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不可说的东西”说清楚,这依赖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行动和实践。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4)”、“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4•003)”。要揭示被掩盖意义的问题,就需要主客体双向度理解。而这种特殊实践就是解释主体和解释客体间的双向互动行为,而不是单向度的注释。历史解释学认为,生存实践属于人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此,实践不是苍白的行动,而是包含着历史、传统和文化等背景要素。施莱尔马赫所要避免的“误解的理解”就是单向度的无背景参与的理解。

如果哲学的解释活动是单向度的,那么它也就只能如维特根斯坦的命题7“对凡是不可以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了。因为单向度的理解“就只能是对我们熟悉的、已知的和我们一样充满‘精神’的生命世界的理解,对于我们不熟悉、未知的世界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认识。这种认识只能通过实践的超越性来进行。实践的超越性克服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解释学间距”[7]115。对这些我们不熟悉、未知的世界只能进行外在解释,而不是内在理解。因此,实践是处在一定文化背景、一定解释学前见之下的活动。要突破单向度理解的视域限制,跨越利科尔所称的“解释学间距”,就要搭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桥梁,使主体客体化和使客体主体化。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语言体系; 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1-0048-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 house of 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2]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 “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3]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4]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 “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5]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6]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7]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8],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9]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10]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12]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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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7

一、对“存在”的追寻使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路

海德格尔一生所思的是“存在”的问题。在西方语言的日常语境中,“存在”似乎是最平常、最普通的,平常谁也不会细细思量这个“存在”,然而哲学就是从对这种“自明的”惊讶而来。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词源学分析的语言分析方法,当然海氏的语言分析较之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迥然不同,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是在传统语言观范围内进行的,以语言的清晰性、逻辑性、确定性来澄清哲学语言的“虚假性”、“荒谬性”,海氏的词源学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传统语言观,力图回到原始的、非逻辑化的语言,海氏十分崇拜希腊语,认为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源于哲学由希腊文向拉丁文的翻译,因而海氏对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概念,都考证过从希腊词到拉丁词的转变。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专辟一章,探索“存在”一词的原始意义及其隐失过程。从语法上,名词“存在”出于系动词Sein,希腊人将“存在的意义”命名为Ousia或完全的Par-Ousia,后世的形而上学将Ousia译为实体(Substanz),是有失本义的。海氏以为应用德文An-wesen(在场)来译,某物存在,即某物在场,就是站到自身中并因此显现出来。希腊人还把“存在”称为Physis,后世译为“自然”(Natur),实在是大谬不已,在海氏看来,Physis意指“涌现着的自立,在自身中逗留着的自身展现”,在作为Physis的存在的作用中,存在者才现身在场,这就是从遮蔽处走出来,而德文所说的作为动名词的“存在”(das Sein)正是从不定式Sein而来的,des Sein无非是在Sein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不定式Sein已经充分不固定了,加上定冠词,实际上把这种“不确定”固定起来,也就将不定式中所包含的空洞更加固定起来了。Sein像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那样被摆弄了。存在(das Sein)就这样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成了一个存在者,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就因此而产生了。

海氏正是以这种独树一帜的词源学分析来展开其哲学体系的,没有这种语言分析,海氏的哲学难以深入。“归根结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追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页。)。“保护此在借以道出自身的那些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免受平庸理解之害,这归根结底就是哲学的事业。”(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5页。)海德格尔不仅将哲学的方法归结为语言分析,而且语言本身在海氏哲学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存在与时间》的基本任务是对此在进行本体论分析,海氏提出了此在结构上的三个构成环节:情绪、理解和语言。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在世界的存在”,语言使此在本质地属于这个世界,语言构成了在世界存在的可理解性,是此在的生存论基本环节之一。

如果说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开始重视语言,那么后期海德格尔则干脆将语言作为哲学的核心,语言几乎与存在一样重要。“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场的庇护”,人与存在的遭遇,是在语言之中的。此时海氏所说的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已经完全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语言,而是实现了由Sprache向Sage转向后的“本真的语言”了。

二、海德格尔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

“语言是存在的家”是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核心,那么是不是一切语言都是存在的家呢?海氏认为只有一种语言即本质的语言才是存在的家,可是二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却从未真正地说过“语言”,而都在说非本真的语言,因而要拯救哲学,首先就要批判、抛弃传统的语言观。

“语言是世内在手的工具吗?抑或它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抑或两者都不是?语言以何种方式存在,竟至于语言会是‘死’语言?语言有兴衰,这在存在论上说的是什么?我们据有语言科学,而这门科学以为课题的存在者的存在却晦暗不明,甚至对此进行探索追问的地平线还隐绰未彰。”(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页。)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语言科学是西方历史上理性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希腊化时代就有了系统化的语法体系,以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为代表,罗马人继承了这一语法体系,将其原则应用于拉丁语,创立了拉丁语法,以后近代语言学基本上就以罗马人的拉丁语法为支柱,这种语言学传统将语言的语法规范视为逻辑范畴的体现,这种语言观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语言全部本性已经凝固的观点,因而得以强化了。此正为何语言观念在于语法和逻辑,语言学和语言的哲学中二千五百年以来保持不变,尽管语言的知识已经进步性地增长和改变。这种事实甚至可以归结为一种证明:关于语言的主导观念拥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没人敢宣称它是不正确的或者甚至是无用的。”(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在《诗·语言·思》中,海氏对这种传统语言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言说意味着什么?现行的观点解释为:言说是发声器官的活动,言说是音响表现和人类情感的交流。这种情感伴随着思想。在这种语言的规定之中,它允诺了三点:首先和最主要的:言说即表现。作为表达的言语的观念是最普遍的……其次,言语被看作是人的活动。据此,我们必须说:人言说……最后,人的表达总是现实的和非现实的显现和再现。”(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168页。)这种海氏批判的语言观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语言是一种表达方式,它预设了某种内在的东西表达或外化自身的观念,“说”总要有一定的对象,即“话”,而“话”总要有所指,或指向人的思想感情,或指向外在的客观事物,这种语言的表达论根源于西方哲学的对象化思维;第二,语言是人的活动,人是“说”的发动者、主宰者,语言只是人用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这是西方语言传统中主观主义、工具主义的突出表现;第三,语言是一种符合系统,是现实和非现实的符号化。

海氏指出这种语言观在解释语言现象上有其合理性,但却不能以此作为思考语言本性的基础。传统的语言观并没有触及到语言的本质,“人们试图把握‘语言的本质’,但他们总是依循上述环节中的某一个别环节来制定方向;‘表达’、‘象征形式’、‘陈述’的传达、体验的‘吐诉’、生命的‘形态化’,诸如此类的观念都是人们用以理解语言的指导线索。即使人们用调和的方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堆砌到一块儿,恐怕于获取一个十分充分的语言定义仍无所补益。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在此在的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先把言说结构的存在论生存论整体清理出来。”(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8-199页。)这里海氏认为对语言本质的思考必须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基础上才得以可能,而传统的语言观却遗忘了这种存在论基础,远离了语言的本质。

在对存在的追寻过程中,海氏发现了传统语言的局限,海氏认为存在是传统语言根本无法言说的,一经“说”出就已不再是“存在”了。“存在”是什么?这一提问恰恰是形而上学的先导问题,因为传统语言观认为“说”总要有一个对象,这种语言观与传统哲学把认识关系归结为主客关系相一致,“存在”因此就被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摆”出来。但“存在”却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也无法“摆”出来,“存在”是主客体尚未分化之前的本源性状态,因而在传统语言内无法“说”出,一经“说”出便沦为“存在者”了,在海氏那里,“存在”不能如此被“说”出,而只能自己“显示”,自己“言说”,传统语言在“存在”面前无能为力。

三、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本质的论述

“存在”无法“言说”,那么人在“存在”面前只能保持沉默吗?海德格尔没有绝望,认为只要能放弃传统的言说方式,实现语言由Sprache(传统的、非本质的语言)到Sage(本质的语言)的转化,就可以进入“不可说”的“存在”领域。海氏认为“讨论语言,意味着不仅把语言,而且将我们带入其存在的位置,我们自身聚集于事件之中。”(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正像海氏不回答存在是什么一样,他也不回答“语言是什么”,他指出:“此乃我们何故思考‘什么是语言自身?’此乃我们何故提问‘语言以何种方式作为语言产生?’我们回答:语言言说。严肃地说,这是回答吗?也许——此正是言说成为澄明的时候。”(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在海氏看来,他很难用现行的语言来说清楚语言是什么,一但说出“语言是什么?”则语言便像“存在”一样沦为知识的对象。后来海氏找到一个特殊的词来称呼本质的语言,即Sage,但他同样担心Sage被人误解为一个概念性名称,这就同传统的语言Sprache没有区别了。

Sage是海氏著作中又一玄奥词语,英译者一般译为Saying,汉译者一般译为“说”,或“道说”。Sage一词在德文词典中具有两种含义:其一,传闻,谣言,流言;其二,传说,民间传说,英雄传说等。海氏却没有在这两个通常意义上使用Sage,而是在与Ereingnis的联系上使用,Ereingnis在后期海氏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大致相当于前期的“存在”,Sage就是Ereingnis的说话方式。Sage与上文的Sprache截然不同,Sage是本质的语言,是Sprache所无法言说的,惟有通过Sage人才有可能进入哲学领域,才能领悟存在,领悟真理,Sage就是“存在”的显现,Ereingnis的展开。“Sage意味着显示,让……出现,让……被看见,让……被听见。”(注: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Language.第122页。)Sprache只能说“存在者”,只有Sage才能说“存在”,Sage与Sprache相比较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Sprache是出声的,是人声带振动的产物。而Sage却是一种寂静之音,对于本质的语言来说,“声音”不是决定性因素。“Sage与Sprache不同,一个人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但他却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沉默不语,根本不讲,然而他却说了很多。”(注: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 Language.第122页。)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就研究过沉默,认为“言谈的另一种本质可能性即沉默,也有其生存论基础。”(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0页。)“比起口若悬河的人来,在交谈中沉默的人可能更本真地让人领会,也就是说,更本真地形成领悟。对某某事滔滔不绝,这丝毫也不能保证领悟就因此更阔达。”(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0页。)

第二,Sprache的主体是人,人是Sprache的发动者,而Sage则是语言在“说”,存在在“说”,不是人在“说”。所谓语言就是“语言自己说话”,语言即显现,当然是自身显现,是自身让人看见、听见。这种语言自己言说的观点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可是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有想说却无法“说”出的时候,但同时也会有语言会忽然自己说话的时候。以诗人为例,几乎所有大诗人都有语言自己言说的感受。海氏又以方言为例,说明语言的强大,德文表示方言的词为Nundarten,字面的意思是:嘴的运动方式;方言诉说着地方土地,嘴不能单被理解为有机体的一个器官,嘴以及我们整个的机体,都属于“土地的涌动与生长”。方言的研究清楚地说明:语言比人强大,不是人支配语言,而是语言支配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

语言既然比人强大,语言自己说话,那么人在语言面前怎么办呢?海氏认为,人首先要“听”,“听”存在的声音,听语言的呼唤,然后再“跟着说”,问题是“跟着说”的“说”是本真的言说Sage呢?还是非本真的言说Sprache呢?海氏认为“跟着说”,是Sprache进入sage的关键,是人的“本真的说”。“倾听”的目的是“跟着说”,只有人“跟着说”,语言言说才得以完成。正像“存在”尽管不是“存在者”,但却惟有经过“存在者”才能显示一样,语言自身言说,人无法“说”语言,但语言又必须让人“说”,只有让人“说”,语言的言说才有可能发生。

存在的显示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存在者,即此在,通过对此在的存在论状态的分析,存在的意义才得以显示,同样语言言说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人言才能说出,这种特殊的人言便是“倾听”之后的“跟着说”,而“跟着说”的典型就是“诗”,在诗中,Sprache得以向Sage转化,“说”“不可说”才得以可能。后期海氏热衷于诗,力图以诗的语言改变形而上学的语言,他后期思想主要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得以表达。“诗”,海氏用德文Dichtung表示,含有“构造”的意义,比通常的Poesie的含义更广,包括诗歌、建筑、绘画、音乐等多门艺术。海氏曾断言: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诗是人言之中的本真的言说,是应合Sage的“跟着说”。英国学者RichardKearey认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诗的语言是我们与他人共在的最本真的方式,诗消除了闲谈和逻辑判断,诗使语言恢复语言对我们在世界存在的展开性动能,世界在语言中作为地平线而得以显现。”(注:Rich-ard Kearney:Modern Movement in European Philosophy,第49页。Ar-ebury1992。)在诗中,存在的意义超越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而从仅仅是经济、政治、信息交流的筹划性的语境中解放出来,显示在存在的意义之中,同时传统的概念性、逻辑性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得以彻底地克服,哲学的“无根”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四、海德格尔“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是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更为重要的是海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海氏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在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传统。海氏从哲学运思的方式上,从哲学言说的方式上对西方哲学传统发动了一次总体性的批判,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总清算。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论精神,哲学家们将世界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当作一个客体而与主体对立起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认识作为客体的世界,不是认识世界的表面,而是把握其本质,这种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作为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得以贯彻。“所有形而上学,包括其反对者实证主义,都在说柏拉图的语言。”(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第61页。)所谓“柏拉图的语言”就是西方传统的将语言当作对客观实在的描述,对思想的表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种认识论的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对象不是认识的对象,不是主、客体分离之后的产物,而是一种对存在的领悟,一种主、客体尚未分化的本源性状态。海氏哲学在原初的意义上是非对象性的、非表象性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却正是对象性、表象性的意义上的。因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建立在对象性思维模式上的西方哲学大厦。

第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批判传统哲学,更为深刻的是他为重建西方哲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氏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其著作《艺术作品的本源》的问世,被伽达默尔认为是本世纪哲学史上的轰动事件。传统哲学高扬理性,造成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在柏拉图《理想园》里哲学家为王,艺术家则没有位置,在西方哲学家的语言里很少有艺术的内容,理性主义的语言成为西方文化中惟一合法的语言,“迄今为止,艺术都被设定为与美的东西有关而与真无关”(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传统真理观是一种符合论,而海氏认为,真理不像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维认为的那样,即主体与客体相符合,真理aletheia在希腊文中从来不意味着认识的某种性质、某种状态正确无误之类,它只意味着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相应的动词alethenein则指:把存在者从掩蔽状态中取出来让人在其无蔽状态中看。因而真理在海氏那里是无蔽、开敞,是存在的澄明、显现,是存在论上的,而不再是认识论上的,从我们感性个体的本真生存状态出发,把握艺术的本质,也就把握了真理。“科学在根本上不是真理的发生,而总是在已经敞开了的真理领域里的扩充,特别是靠理论和论证那些显现为必然正确的东西。当科学超过正确而到达真理时,这已经意味着它到达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揭示,它便成为哲学。”(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惟有诗的语言才能使哲学可能,海氏力图以艺术的真理、诗化的语言来拯救西方哲学,来弥合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对立。

第三,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转向”早期希腊,“转向”诗化语言,又“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后期海德格尔十分欣赏中国哲学,尤其是对道家、禅学感兴趣,曾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过《道德经》。不管海氏本人如何向往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是表面的,他的运思并未完全超出西方文化的界限,但其以西方人的智慧力图摆脱西方文化传统,向东方接近,的确较之其他西方哲学家更具慧眼,从中也可看到尽管东西方文化几经碰撞,但尚未实现真正的对话、融合。“语言学转向”已成为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反思传统,展望未来,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化,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文化对话与融合提出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1.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8

关键词:哲学;语言哲学;人工语言;自然语言;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124-05

语言哲学之于语言学的母胎关系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1]进行过论述,然而,真正实质上就语用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的是俞东明的《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一文,它对语用学的哲学背景和语用学的两大流派,“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方法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2](P105)此后,江怡[3](P1~9)梳理了语言哲学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发展过程,崔凤娟[4](P67~72)的《语用学的哲学维度》一文梳理了伴随语用学诞生、发展的主要哲学思想,特别是符号行为哲学、日常语言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语用学思想。本文将从哲学的语言转向谈起,从“元语言”,即“自然语言”,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人在语言哲学中的位置入手,探寻语用学的源起。

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之对博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

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从哲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的思考、研究是为广义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框架中产生,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以建立数学、数理逻辑式的精密科学和揭示语言外人的世界为目的研究是为狭义的语言哲学。[5](P43)人们普遍认为,本体论是古代哲学的中心,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的中心,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发现对于存在和认识的研究的关键在于对语言意义的洞悉,正如阿佩尔的说法:“哲学归根结底是对语言的思考。”[6](P13)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强调语言哲学的研究。[7](P2)

20世纪初数理逻辑的迅速发展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动力。语言转向的发动者弗雷格(G.Frege) 、罗素(B.Russell) 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 都是数理逻辑学家,他们都是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进行推理,设计使用“人工语言”,借以排除自然语言中修辞类的内容以及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逻辑的主要目标是论证形式化,而哲学的语言转向动力之一就是对哲学问题分析的形式化程度的不足感。

(二)作为哲学语言的人工语言

1.形式化的人工语言

在中世纪,逻辑学和语法学是完全纠合在一起的。[6](P22)句法比语词意义容易形式化,所以,逻辑学从一开始就与语法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新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以数学为基础,因此,“数理逻辑”是现代逻辑的本质。语言哲学正是在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作为从数理逻辑起家的语言哲学家,费雷格的论旨同样充沛着对世界和语言的形式化。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提供了一个语言和世界同构对应的模式”。[8](P57)

弗雷格和罗素均认为自然语言有着两个主要缺陷:(1)自然语言有含糊性和歧义性,认为日常语言词义含混,逻辑混乱,因而它不能成为表达思想的完善工具;(2)自然语言不清晰,它的表面语法形式掩盖了它的真正结构,即作为形式的逻辑结构。[2](P102)在弗雷格和罗素思想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前期提出了一种精密演算、以分析和解释为研究方法的人工语言哲学。人工语言学派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混乱不堪,主张抛弃自然语言,仿照数理逻辑另创一套理想的人工形式语言代替日常语言, 以根本消除科学、哲学表述中的含混和歧义。[9](P15)在这种语言中,句法均遵循数理逻辑而严谨地构成。从意义的角度来说,人工派主张“真值意义论”,“人工派的‘真值’立场是和他们要用数理逻辑来对语言进行精密的形式化研究的主张相一致的”。[9](P15)

2. 语言与世界

从费雷格(1892)的《论意义与指称》(On Sense and Nominatum),到罗素(1905)的《论指称》(On Denoting),再到斯特劳森(1950)的《论指称》(On Referring), 无一不是在追寻和探索语言与世界的对应。

海德格尔强调逻各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住所。[7](P28)“语言是存在的住所”正是语言哲学所揭示的语用与世界的关系。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世界”是语言与世界关系最核心的表述,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集合。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命题是事实的逻辑图像”,由命题而成就的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由此可见,前期维特根斯坦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自身的逻辑构造问题:由于语言与实在之间具有同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实在。[3](P4)

(三)自然语言的哲学回归

逻辑主义在早期语言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此后也一直是语言哲学中的一条主线,[6](P24)但逻辑语言,或者“人工语言”,终究是人为定义的、高度形式化的、两极化的表现世界的手段,其中缺乏人的情愫、未能描述人际互动中模糊的边缘地带。

1.日常语言学派

日常语言学派也称语言分析学派或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可见,语言分析是这一学派的重点。其实,逻辑语言学派同样重视语言分析,只不过逻辑语言学派所进行的语言分析,其分析介质为逻辑符号,以数理逻辑为手段,“往往忽视自然语言实际用法中的微妙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意义区别”。[6](P194)日常语言学派认为逻辑语言学派并没有给出日常语言中任何表达式的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本来就没有这种精确的逻辑”。[10]日常语言经常出现歧义、含混和混乱,这一点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并不否认,但他们认为,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即以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分析的元语言。可以说,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是逻辑语言学派形式极化的必然反转,是对于其过度形式化而致使研究内容缺失的补充,也是在语言研究过程中的人类的自我回归。

2.自然语言是哲学的元语言

哲学与逻辑的并行致使哲学家需要一种高度精确的语言,弗雷格、罗素以及前期的维特根斯坦,都希望有一种符合逻辑的语言系统表述和分析哲学命题,以避免自然语言的“两个主要缺陷(含糊性和歧义性与不清晰性)”。[2](P102)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摩尔、赖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批评逻辑人工语言学派,认为他们忽视了语言中包含的很多重要的逻辑差别,径自把自创的逻辑格式套用在自然语言上,从而他们的语言分析只不过得到了他们自己一开始放进语言里的东西。[6](P194)显而易见,自然语言是日常生活、工作、思考的语言,它本身就是完善的。

因此,日常语言学派之于自然语言的元语言哲学转向是必要的、必然的。这是因为在人工语言的设计和兴起以前,语言分析的介质从来都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哲学思考的初始语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对攻,就孰为初始的问题而言,稍加思考便可得知:人工语言作为被人赋予特殊意义的符号,其特殊意义是人通过自然语言赋予的,并需要自然语言作为介质进行解释、说明以及传播;反之,人工语言则无法作为通用语言进行解释自然语言。这是其一。其二,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对世界的探知活动,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活动,是对所有科学的基础的探求,同时也是探求世界和科学的方法论。哲学是客观的、是形而上的,归根结底是一种以自然语言为依托的一种活动。无论是对世界的探知,还是对所有科学基础的探求,还是一种方法论,哲学的活动实施不可能依赖人工语言,究其根本,哲学活动是依赖于自然语言进行的,因为人工语言的定义介质终归是自然语言。人工语言如意欲流通而成为非某(些)人的私有语言,亦更是无法独立于自然语言的传播要通过自然语言来传递。因此,自然语言是“我们由之出发的最初之言”,[6](P205)而哲学的语言最终只能回归到自然语言。毕竟,“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外在物理世界,而应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后者包括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11](P4)

3.人的哲学地位回归

“当我们学习语言,我们便是在不断地接近一些人所谓的‘人类的本质’,它是人脑的显著特性,是人类独有的,是与作为个体和社会的人在任何关键阶段不可分割的”。[12]当语言成为人独具的特征,语言便无法脱离人而独自同构世界,因为人是语言无法摆脱的介质,更是它发挥任何作用的主控者。日常语言才是作为分析和描述的实质性的介质,因为人具有“意向性”,因此人使用的语言同样具有“意向性”。可以说,语言即便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的启动装置仍然是“人”。

赛尔(J.R.Searle)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奥斯汀(J.L.Austin)的学生。赛尔的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为哲学的语言回归至“日常语言”进行了有力有据的论证。

第一,语言的意向性。意向性是为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direct at)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13](P1)人的心灵的意向直接导致其语言对世界的组构,如果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未遇过心地邪恶的人,那么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诸如“邪恶”这样的语言,即便在他的世界里突然出现“邪恶”,他也无法找出相应的语言去对应这种非其意向的世界。赛尔列出了一些表示意向状态的例子,如“信念、害怕、希望……热望、消遣和失望”。[13](P4)意向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因此,当哲学遇到“语言”,也同时遇到了“人”。

第二,语言的可表达性。任何意旨的内容都可以表达的原则,赛尔称之为“可表达性原则”。[14](P19)正如语言的意向性源于人的心灵的意向性,人所表达出的话语同样源于人的意旨。在实际上不可能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情况下,原则上也是可以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14](P19)可见,赛尔对于人与语言的关系中对人的主控地位的认可。

第三,语言的规约性。按照赛尔的观点,语言不仅与意向有关,而且与惯例或规则有关。如同象棋一样,语言涉及惯例问题;不同的人类语言,可以互相转化,可以看作同一潜在规则以不同的惯例实现。[14](P39)孩子刚学说话,会说“吃水”,会说“没怕的”,是掌握了语言规则的大人教会孩子说“喝水”“不怕的”。惯例也好,规则也罢,均为人的意向的产物。有人才有惯例,有人才有规则,因为是人能动地进行规约。

三、语用学的源起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转变的标识性论著。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语言是世界的一种反映,即他的图像理论。而他在《哲学研究》中则认为语言是一种和其他行为纠织在一起的活动,即“语言游戏说”,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观点。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从“图像映射论”到“语言游戏论”,维特根斯坦经历了截然的哲学观点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他从逻辑中抽离,转而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可以发现,维特根斯坦已经距离语用学咫尺之遥。《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到了“意义即使用”这个观点。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5](P28)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使用比作游戏。他认为,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等一定有某种共同点,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家族相似”。[15](P42~43)“语言游戏”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15](P15)各种游戏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语言游戏就是人类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也是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

哲学界对于陈述之言(statement)所做的描述或陈述,一直以来,只有真实或谬误之说。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之前,“哲学界一直认为陈述之言应该具有可验证性”,[16](P2)奥斯汀(1962)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一贯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是貌似陈述,而实际上并不是以坦直地叙述或者传递相关事实为目的。据此,奥斯汀早期把句子区分为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与真值有关;后者通过所说的话语来进行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与真值无关,但可以恰当性进行区分。

奥斯汀虽然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但“未能找到区别这两类话语的句法形式上的标准”。[17]因而,他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 (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行为,主要是发出语音、说出单词、句子;(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在说话这一动作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传达某种目的如: 警告、命令、问候等)”;(3)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动作所带来的后果。[16](P94~108)在这三层意义中, 言后行为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调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了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言语得当与否不仅依赖于词语的本身意义,更加依赖于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下的目的和意图。[16](P145)

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不仅把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探究的对象,同时使“人”所想要的后果作为意义释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历代哲学家对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智慧思考中,终于“人”这一从未脱离但又从未被注意的在语言与世界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得到了相应地谙思。他的哲学研究新方法打开了语言学家的语用视野,为词语的意义注入了语境的释义,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用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可以说,是“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使语用学蛰生。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然而,奥斯汀所强调的并非“人”,而是人所存在的语境。真正把“人”作为思维和意义建构的主体,置回于他理应存在的位置上的人是哲学家赛尔。

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虽缺乏明确的标准,但他的“以言行事”的观点却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赛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奥斯汀的分类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并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赛尔(1976)指出奥斯汀的分类的不足之处,并找出了不同的言语行为相互区别的12个侧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point),适从向(direction of fit)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赛尔(1969)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14](P16~17)根据赛尔的观点,语言实际上是“人”自行规定的活动,并且是有“人”各自的意图的活动。除表达“人”各自的意图而外,言语行为的“适从向”以及“心理状态”应充分思及“利他”的初衷和心理需求。虽然“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是‘利他’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始讨论不同动机所产生的行为”,[18](P40~41)虽然此处的“利他”仅限于满足语言听众的心理需求,而无疑,这是语用学源起的心理需要。

(四)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哲学家格莱斯把意义区分为“直说的内容”和“含蓄的内容”,并认为“隐含而未直白的内容”与行为有关。所谓直说的内容,是指话语的意义只需要进行表层的理解,并不传递意图;含蓄的内容是“用意”,话语的意义不能只能停留在表层去理解,含蓄的内容是传递说话人的意图。例如,“It’s cold here”,字面含义是“冷”,其“含义”可以传递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关窗、开暖气或希望离开此地等意图。格莱斯认为,说话人发出一个言说具有“含义”或“用意”, 当且只有当说话人发出的言说试图在受话人那里引起某种效果,受话人理解了说话人的意图并使该意图真正地实现。格莱斯认为,在交流过程中,交际者的交流意向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共识,具有共识是交流成功的重要前基。这说明,在日常语言中,句子的意义并不等于它们的命题内容,以逻辑语言抽象而出的真值与日常话语中的逻辑概念也并不完全对等。例如:“她怀孕并结婚了。”和“她结婚并怀孕了。”两个句子真值条件相同,但句子含义不同。格莱斯研究的重点在于“非天然意义”, 即非字面意义或字面以外的意义,需要依据语境对话语进行语用分析而得。

格莱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交际者在交谈时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即相互配合。交际者在参与交谈时应说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时机和公认目的或方向的话,这就是他提出的言语交际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中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19]。格莱斯认为,交际者在言语互动中须互相合作,合作使交际直接而高效。然而,交际者往往在交际过程中违反某些准则。例如:“A:电话响了。”“B:我在刷牙。”B的回答听起来是所答非所问,违法了关联准则,实则是说明不能去接听电话的原因。此时,B的回答究其合作的层面来看,不合作是表相,而合作才是真象。 因此,违反了某一准则的合作方式,正是非天然意义的潜伏点,这也是推导“会话含义”的语用分析程序。

格莱斯在假设合作原则成立的基础上,效仿康德的量、质、关系和方式这四个哲学范畴,进一步区分了四项基本准则。该哲学理论启动了语用推理模式,扩大了人类语言的“意义”的范畴,进一步巩固了元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为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再转向语言从而研究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哲学一直都在不断地追寻真理。随着奥斯汀、赛尔和格莱斯等哲学家对语言意义的不停探寻,“人”的意向因素回归哲学,语用的语义成为哲学于语义新的中心。语义的语境化、语义的意向性变成语义的真理所在,并催生了语用学。

本文对语用学的哲学源生背景进行了梳理,发现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在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探讨过程中,“人”的因素有着由缺位到归位的过程。语用学的蛰生主要源于“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奥斯汀的“以言行事”以及塞尔继“以言行事”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语言哲学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可以独树一帜的学科、并独立于语言学的哲学理论, 进而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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