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论读书 语言 结构特征 语言的表情功能 信息功能 美感功能 祈使功能
散文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其选材范围广泛，结构自由灵活，表现手法多样，语言不受韵律的拘束。在文体特征上，散文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但却往往又以其结构上潜在的层次感和语言的生动简洁来打动读者的心扉；在语言功能上，散文往往具备表情功能、信息功能、美感功能，以及祈使功能。
基于散文的以上特点，将英语散文译成汉语时，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结构特点，达到与原文相似的功能，使译文的意义完整，语言流畅，地道。下文中，笔者将以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对英国哲学家培根的“Of Studies”的译文《论读书》为例，简要论述英语散文汉译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英语散文汉译时语言及结构特征的归化
总体而言，王佐良先生的译文与原文是句句对应，有的句子根据汉语语法特点汉语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另一些句子则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而相应调整了语序，从而使译文流畅自然。例如：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and forability.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
上述译文中，三个介词被译成了三个动词，三个并列的介词短语因此也成了三个动词短语。这样译文符合汉语的层层推进的叙事方法及多用动词的语言特征。又如：
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to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is affection：to makejudg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r of ascholar.
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
原文前部分“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sloth”是用不定式做主语。译文照顾到汉语语言习惯，用“读书”作主语。这既忠实地表达了原文的意义，又符合散文的朴素风格和中文简练明快的特点，原文的后部分“is the humor ofa scholar”巧妙地运用“学究故态”将英语的静态特点转化成汉语的动态特点。
下面一句译文也十分精彩：
They prefect nature，and are perfected by experience：for natural abilities are like natural plants that needpruning by study；and studies themselves，do give forthdirections too much at large：exgept they be bounded inby experience.
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
原文中的冒号被译文中的逗号代替，原文中的总分结构也被汉语的连动结构代替。这样使译文更符合汉语表达的特点。译文又巧妙地将原文中的“except they be hounded in byexperience”译为主动语态，突出体现了汉语的语言特点。这里，我们不得不赞叹王佐良先生驾驭英汉两种语言的能力。
二、英语散文汉译时对原文语言功能的传达
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往往具备表情功能、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及祈使功能等语言功能。因此，在英语散文汉译时，我们不仅要尽最大的努力保留原作所具有的语言特征，而且要尽力传达原作的各种语言功能。
1.译文对原文表情功能的传达
语言的表情功能体现在它能够改变接受者的情绪状态，能够激发人内心深处的各种情感。散文的表情功能就在于它往往能够以简洁易懂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共鸣。在翻译中，语言的表情功能的传达致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译文的成败。培根的“OfStudies”是公认的劝学名篇，因此译文也应具有同样的功能，在这一点上，王佐良先生很好地完成了他作为译者的任务，使《论读书》成了中国所独特的劝学名篇。
关键词：《文化苦旅》 斯坦纳 阐释翻译理论 补偿
一、引言
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基本定义是进行解释的科学或理论，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然而翻译与阐释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理解的进行方式就是解释。阐释学派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提出“理解即翻译”这个观点，最大化地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并提出阐释翻译“四步骤”，强调翻译过程中“不平衡”不可避免，但要力求恢复译文的平衡才能再现原意和风貌。然而，余秋雨笔下的《文化苦旅》，主观色彩较为明显，思维深邃超脱。如此，在此类文本的转换中，译者对原文本的主观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故而，笔者创造性地融入阐释翻译理论，以其最大程度再现原文本意义。
二、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
乔治・斯坦纳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75年，他在其巨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阐述了语言研究与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任务与目标等重要问题。基于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斯坦纳提出了最引人注目的“理解及翻译”和阐释翻译“四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信赖，就是指译者在翻译之前，相信原文本是有意义的。侵入，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直觉中的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思想形式之间的冲突，译者的主观因素在理解原文的时候难免“侵入”到原文中。吸收，就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被移植到译文中来。补偿，就是由于在吸收过程中，译文语言可能会丧失掉原文的部分或者一些本色，经过这一步骤的润色，译文就会更加完整地表现出原文的内涵，能达到翻译的目的，达到交流的作用。
三、阐释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
斯坦纳认为在阐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侵略性挪用和对原文意义的合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文各方面的损失，如在翻译的阐释活动的第二步“侵入”与第三步“吸收”中，语言、文化差异、翻译策略等都可能直接或间接造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缺失，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的现象――译者删除过多或添加过多。而成功的翻译必须寻求原文与译文的意义对等，故而第四步“补偿”（compensation）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就显得必不可少。换言之，完整的翻译必须以“补偿”作为终结。因此，从斯坦纳的阐释“四步骤”看来，文化散文的英译中的“不平衡性”不可避免。在翻译行为中，为了恢复原有的平衡，必须在最后一步加以“补偿”。
四、阐释过程中“不平衡”现象的“补偿”
既要能忠实于原文形式，又要能表现出原文的美学效果，这是所有翻译工作者所期望达到的效果。由于斯坦纳的阐释翻译“四步骤”中的前三步中，译者的侵略性挪用和对原文意义的合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文各方面的损失，打破了意义传达的平衡，因而有必要对其英译中的“不平衡”作一补偿性阐释和分析。
（一）修辞手段
《文化苦旅》中综合运用了大量的重复、排比和对偶等修辞手法，语言铿锵有力，结构平整对应。原文的修辞特色是评价译文优劣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英汉语法结构差异，修辞的保留与否，则要看具体文本转换的需要。示例如下：
（1）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Modern time is not just a period of time but a quality of tolerance， bearing， vastness and magnanimity.
鉴于重复现象在汉语中较常见，而英语则简洁有力，因此笔者用了“not...but...”结构，其中添加了“quality”一词，既与前面“a period of time”保持平衡，又与后面并列词连用，意境深远。
（二）语气语调
语气表示说话人对某一行为或事情的看法和态度。在转换时，有时候这种语气较难转换为对应的句式，达到相应的效果，这时就需采取一定的词汇手段来加以弥补。示例如下：
（2）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As to Chengdu， how can it march towards broadness from profoundness？ This historic problem still exists so far.
原句是一个疑问句，转换时同样保留疑问语气，并采取分句译，先摆明事实，再后续句子的细枝末节。这样一来，句子详略得当，传达出作者原意。
（三）文化语境
对于《文化苦旅》中的文化信息，需要传达到译文中去，这有利于促进原语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此，针对其中的一些中国特色典故和历史人物，在表达时有必要加以补偿。示例如下：
（3）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
As the capital city of six dynasties， Nanjing leaves its immortal name in history. What’s more， it is a witness to the political tid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the brutal warfare from 1840 until now.
原文中的“近代和现代”，表示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此处没有直接翻译为“近代和现代”，而是按其定义加以了解释为“from 1840 until now”，这样清晰明了，简洁易懂。
（四）情感色彩
余先生努力寻求中国文化的定位，探索着中国文明未来的走向，《文化苦旅》中无不饱含着他深沉的民族情，感情真实，厚重深沉。因而，社会整体的认知和作者的主观思维在其中显露无遗，始终贯穿于文本之中。示例如下：
（4）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
Cherish the past with full emotion， or follow the trend in the progressive world. Someone who cling to the past only wishes to take ancient time to replace today； while others who follow the fashion simply desire to take today to destroy ancient time.
此句作者连用两个对仗句，结构对称，语言简洁。在转换此类语句时，译者必须传达出原作者的意图。在表达“怀古”和“趋时”两个词时，译者用了“cherish the past”和“follow the trend”，准确地呈现原作者的思维情感，以达到情感上的再现。
总之，在文化类散文翻译时，译者应该对其色的修辞、语调、文化语境和情感特色要加以补偿性阐释，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以较为贴近原文风貌的结构加以转换，创造性地对原文加以阐释，恢复原文的平衡。
五、结语
对于《文化苦旅》这样主观性较强、文字深沉的散文而言，在其英译研究中创造性地融入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强调“理解即翻译”，并且肯定译者的主体性，指出“不平衡”现象不可避免，而翻译必须恢复译文的平衡，再现原文的意义。笔者希望通过对《文化苦旅》中散文的初步英译研究，可以为此类文化类散文的英译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 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1992（1）.
[3] 许钧.创造性叛逆与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1.典籍翻译
1.1典籍翻译的意义
典籍翻译对于弘扬本民族文化、促进国际间思想与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21世纪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交流融合的世纪，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语境下，要保持我们汉文化的个性，就必须牢牢地抓住我们自己的语言——汉语。因为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没有语言的巩固，思维无法定型，思想通过语言而现实化。承认语言同思维的关系既非同一，也非分离，而是互相作用和影响，互相推进和制约。语言思维是人类借助语言这种工具进行思维的一种心理现象，语言思维是思维中最成熟的思维活动，语言定性人类精神世界与思维活动的最高级形式，尤其是涉及总结与反思的那部分思维。人们的人文世界与精神家园就更是依靠语言来塑造与演变的。正如洪堡特所说：一种语言代表一种世界观。语言表征形态和民族精神息息相关，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内容，诠释客观世界和人生社会的直觉与理性，而人们则利用这种语言范式塑造和演绎世界、塑造和发展自身、演绎和创造人文世界（包通法，2008）。
1.2典籍翻译的现状
近年来国学热日益升温，典籍翻译备受关注。然而翻译活动是一个涉及多种文本以内和以外要素的语言和社会行为，是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典籍翻译尤是如此，其间涉及的众多因素构成了一个又一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长期囿于诸如形与神、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叛逆、归化与异化等种种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认识样式中，典籍翻译研究的发展似乎遇到了瓶颈。翻译实践“依据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裁剪中国传统典籍的状况，常常是在所谓的忠实原著、等值归化口号下大行其道，从而导致中国的传统深邃的哲学思辨被、歪曲”（郑家栋 2003：327）“在跨语际转换中，人们以西方中心的翻译理念和实践翻译汉典籍哲学、伦理思想的语言表征形态以及语言过载的哲学术语，采用削足适履的实践方法论，将汉文化群体几千年形成的对宇宙、社会和人格美学的认知纳入到了西文的哲学和伦理范畴之中。”（包通法 2008）
2.主体间性与视域融合
既然一个民族的认识与哲学标识与它的语言是这样一种互为关系，那么通过语言实现民族间的精神与思想的深度交流又何以可能呢？这种交流又何以不成为一种鸡同鸭讲的徒劳呢？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巴别塔式的混乱既是一种夸大的事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交流，无论是语内的还是语际的。即使是建了半截的通天塔也是主体间交流可能性的彰显，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就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最初由拉康提出，他认为主体是由“他者”界定的，“我于我不在这处思”，这个我不在这处便是“他者”，标识着主体间性。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先验主体论的框架内提出把“意向性”构造作为知识的根源，并且是人类的“统觉”、“移情”等能力使个体认识具有普遍性。海德格尔在对之接受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研究认识何以可能等问题，他指出人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并不是主客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主体间的交往理解合作关系。哈贝马斯进一步从语言合作交往角度界定主体间性，期望在普通语用学框架中建立合理的合作交往模式，以实现理解与沟通。伽达默尔则干脆认为，合理共通的语言交流就是实践理性和经验世界。间性视角是一种水平视角，典籍还涉及历时的理解问题。伽达默尔主张将理解的主观性置于传统中，因为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任何一个理解者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传统中，正是传统将理解与理解对方联系在一起。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读者的期待能否与译者的理解形成和谐的关系直接影响翻译的任务能否完成。所谓视域融合，指解释者的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他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包含着对当前情况的理解。然而解释者的视域又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动态开放的，当前的视域可以扩大到包容过去的视域，这样便构成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界。（周宪 1997：251）如此主体间性与视域融合理论便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照亮了典籍翻译的前路。
3.文化离散与第三状态
迄今为止，典籍翻译研究的主流范式主要有二：或以原文为中心，或以译文为中心，且多以语言学或语文学认识观为依据。人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源文本应当如何在目标语中再现、怎样才能得到好的、地道表述的译作，等等不，却甚少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译本既受译文读者欢迎又能保留住中华文化的认识样式和智慧形态？什么样的译本会受到排斥？就翻译本身的样式和路径来看，有没有“第三形态”或“第三空间”的存在？作出答案是涉及诸多翻译要素的复杂问题。
离散一词源于 《新约》关于犹太人被驱逐家乡的记述，它强调远离家园、迁徙四方、生存于异族之中所经历的创造新生视角与独特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后殖民研究话语中的离散意义强调离散主体与母国及移居国之间的心理和政治距离。离散在词义层面上与流亡、迁徙同义。对于一个远离精神家园的“离散者”要进行文化认同的新课题，无论是从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还是在思维范式方面，都要经历漫长艰辛的过程。然而从“文化和解”角度来说，离散更是一种积极的混杂状态，是一种形式上混杂、时间上不纯的文化形式。由于“离散者”流程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故而在当今语境下拥有更宽阔和多元的视角，能够积极参与文化的传承、改造与颠覆。后殖民理论霍米巴巴认为：离散者只能居住于文化间的世界里，并于矛盾和冲突的传统中再造身份认同，“既是此又是彼”，身陷于文化翻译的过程之中。（bhabha，2002）“文化离散“从跨文化交往的角度，打破传统的翻译策略的二分法，从文化离散的角度重新定位翻译是在源语言和目标语之间产生出的“第三形态”。该个体不是指目标语言中生成的一个简单文本，而是受制于源文本的新的语言文化个体。每一个译者都是双文化者，生存于多文化的缝隙中，他们都是带着最广义的文化离散的视角来解读、消化并转述译文。从语言层面讲，无论目标文本的归化程度有多大，都难免会有一些翻译腔，但又处在目标语受众认知域认知范畴之内。汉典籍译者的任务不是追求所谓“译者的隐身”而不得不牺牲汉民族特有的认识样式，或是完全忽视目标语受众的认知样态与思维方式，执拗地自说自话，而是要努力使外译经典的文化身份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语言文化的“第三空间”。不是固守自己的文化家园，而是做出某种妥协，在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文化的同时，进行文化间的沟通与有度杂合。从翻译角度讲，就是译者以目的语介绍本土文化价值观念时，大到总体的文化心态，小到文化因子，都是翻译操作的对象。操作层面的距离是既要缩短亦是要拉长，在呈现两种文化话语交织的双线结构之间需要不断调整，所呈现译品及相关身份既保留源语又符合目标语的诗学表征样式，但它们在精神上属于源语，但在语言诗学表征上又不属于源语，而是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形态，即“第三形态”。所谓第三态，用中国话语形态表征，实为中间态，道取中庸之意。二元对立的道路无法走通，运用中华古老智慧“中庸之道”于典籍翻译策略中，通过解构、建构或重构，通过翻译把他族文化的要素带到我族，同时也将我族文化要素输入他族。他族我族的语言和文化形成互动，这不仅对译入语文化有益，对于译出语也同样有帮助。
4.结论
关键词： 安德烈・勒弗维尔 文化操纵翻译观 译者主体性 张培基勒弗维尔是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翻译界常被誉为翻译研究学派的一大旗手。上世纪末期，他与巴斯内同呼吁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文化转向”研究，他们认为除了语言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化方面，比如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对翻译带来的影响。
张培基教授是一代翻译大家，尤其擅长中国现代散文翻译的英译工作。《英译现代中国散文选》是张培基先生众多翻译杰作之一，其中囊括了几乎所有现代优秀散文，这些优秀散文的英译版本给世界人民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一、安德烈・勒弗维尔与文化操纵翻译
安德烈・勒弗维尔从事教师工作二十余载，其间，他边工作边潜心研究翻译，取得硕果累累，发表了大量译著和论著，成为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的核心人物，主要理论著作有《诗歌翻译：七项策略和一个蓝图》，《翻译 历史 文化 读本》。勒弗维尔认为：除了转换语言外，翻译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文化互动的研究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勒弗维尔提出翻译的三大制约因素为：意识形态、诗学和文化万象即社会文化。
二、张培基与中国现代散文
与西方散文不同，中国散文语言质朴，表现形式自由，融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十分注重保持“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因此，中国散文的英译过程伴随着巨大的挑战。张培基先生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以通俗易懂的词汇、短小精悍的句子、恰当的翻译策略，妥帖地处理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精准地传播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三、文化操纵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换了原文的语言，受到了一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翻译原作时会进行文化方面的改写，因此，翻译是不可能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在翻译活动进行之前，译者心中已经有一定的目的，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译者要进行选择，所以译者不可能中立、客观地翻译原作。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根据原作品进行的再创作，译者“折射”，“改写”或“重写”了原作。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四、案例分析
中国现代散文主要依靠意境表达中心思想，意境是以虚幻的景象表达客观事物，因此，中国现代散文总是如天边浮云一般，让人捉摸不透。与此同时，英语散文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描写，达到抒感的目的。张培基先生在翻译现代散文的时候，充分考虑到英语社会的意识形态，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大多数读者都能体会到中国现代散文的魅力。笔者将从意识形态、诗学、社会文化三方面，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因素对张培基先生翻译策略的影响。
1.意识形态。勒弗维尔认为，在译本的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尤其是受众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具有重大的影响。张培基先生在翻译中国现代散文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叶圣陶先生的散文《我坐了木船》中，“假如遇见了，把铺盖或者身上衣服带下去，也是异常难处得事儿”被译为“I will be a real fix if they rob me of，say，my bedding or clothing.”。“in a fix”是英语中的固定短语，意为“陷入困境”或 “尴尬”；张培基先生将“异常难处得事”替换为成语“in a fix”，传神的同时照顾到了英语受众的意识形态。
2.诗学。诗学，即目标语文化的文化观。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巨大，中文和英语之间不能进行对等翻译的词汇很多，为了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要选择意译的翻译技巧。
张培基先生在翻译朱自清的《背影》时，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技巧处理文化的差异。“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有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译为“I am all right except for a severe pain in my aim. I even have trouble using chopsticks or writing brushes. Perhaps it won’t be long now before I depart this life.”“大去”是文言文的表达，意为“辞世”，译者将其译为“depart this life”符合英语受众的文化观。
3.文化万象。文化万象即社会文化。中西文化之间差异巨大，很多中国文化的常识，在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存在。
张培基先生把《为奴隶的母亲》中的片段“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译为“Sometimes he also worked in the fields； early each summer，he turned farm-hand，transplanting rice for other people.As he had learned to transplant the seedlings in wonderfully straight rows，the peasants always asked him to help them.”。芒种是中国的 24 节气之一，英语社会文化中根本没有这一概念，张培基先生翻译时注意了这个问题，采用了意译，简洁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综上所述，翻译过程中，面对由意识形态、诗学和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翻译难题，译者应发挥主动性解决翻译难题。张培基先生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给广大译者树立了典范，值得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al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摘要：张培基教授在中国现代散文翻译方面颇有建树，他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是我国翻译界的一部佳作，为翻译学习者及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有鉴于此，笔者主要拟用冯庆华教授的词法翻译理论与王琼实用翻译理论对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辑）进行批评与赏析。从题目翻译，词法翻译及英文原著借鉴等方面对张译本的散文进行全面评析，体会其译文的精妙之处。
关键词：批评与赏析；散文翻译；张培基
1.简介
1.1散文简介
1.1.1散文的基本特点
散文是指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是文学的一种体裁形式。散文短小精悍，多取材自真人真事，描述人的内心真实感受，反映积极向上的主题，具有“形散神不散的特点”。“形散”指的是它可以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角度选材，形式自由灵活，不拘泥于固有形式。作者可以不必局限于他自己的生活，用笔触写下任何可以触及内心的事物。“神不散”指的是散文的主题必须清晰明确。
1.1.2散文中的“信”、“情”、“雅”
关于“信”，我们可以在散文的字里行间读到一种贴切的表述。也就是说，作者应当说实话，通过对事件的表述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因此，散文不像诗那样简洁明了，也不像戏剧那般刻意追求语言技巧。在散文中，“情”指的是作者通过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感受。不管文章是为了抒情，为了评论，还是为了赞扬或者进行相关论证，作者都会写出他内心的想法。如果专注于表达情感，可以在文中找到有关“情感”的生动表述。散文中的“雅”指的是文字表达的自然、流畅以及简单美。
1.1.3翻译散文时必不可少的三大要素
既然“信”、“情”、“雅”是散文的三大特点，那么译者应当尽最大努力来使译作达到真实、富于感情和雅致的程度。确切说来，在意义、形式、特点及风格上，译作应当和原文保持一致。第二，作者应当确切地表达出原作中所蕴含的感情。第三，作者应当尽量使译作达到“雅”的境界。因此，作者应当把上述因素考虑在内，尽最大努力赋予译作一种美感。总之，散文旨在进行一种真实的表达。
1.2 张培基教授及其散文译作简介
张培基教授于1921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他于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文学专业。1946年受雇于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英语翻译，随后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院。心怀爱国之心，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便毅然回到了祖国。1955年起他便在中国人民外国语学校（今洛阳外国语学院）执教，一干就是25年。1980年张先生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1991年退休。他曾任研究生导师，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委，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外文出版社英文翻译顾问，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者特殊津贴。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中国翻译家词典》，在当今中国翻译界有着重要的地位。
2.散文题目的英译
2.1八种不同结构的散文题目
散文题目的翻译需要特殊性与多样化的综合运用。译者应当十分清楚英语文章中会出现何种结构的题目，知道何种结构能用于构成散文的题目。
根据王琼教授的说法，英语的题目主要有八种结构。分别是：常在报纸及杂志中出现的句子；常用于代表将来的“名词+动词”结构；常用于表述过去发生事件的“过去分词+名词”及名词短语结构；介词短语+名词及名词结构；用于引人注意的动词短语结构；名词或名词短语结构等。
2.2英文与中文题目之间的差异
西方人喜欢开门见山，而中国人恰好相反。因此，在英译中国散文时，译者应当注意到英汉表达法词序之间的差别。在英语文章的题目当中，即使想要表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题目中出现了表达过去时间的副词，也不能使用动词来表达过去的意思。同时，散文题目的翻译还应当力求简洁。也就是说，译者并不需要翻译出所有的词语。例如，我们在翻译诸如“谈谈”、“浅析”之类的词语时，完全可以省些力气去译。有时，当题目过于复杂时，我们可以使用汉语拼音作为题目。
3.词语的翻译
3.1逐字翻译
在翻译的过程中，逐字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中，译者总能在目标文本中找到具有相意义的对应文本。以下是《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几个例子。在《菩提树下》一文中，郭沫若先生表达了他对大自然母亲诚挚的爱。
例：那不得势的一只，真是孤苦得可怜.
张培基教授把这句话译为：“the other got the worst of it and looked crestfallen”。在逐字翻译中，译者应当兼顾到三个方面，分别为：比喻义、比喻形式以及感彩。在三者中间，最重要的是比喻义，其次是比喻形式，感彩排在最后的位置。
3.2 详述及精炼
在对抽象词语、短语及句子进行解释说明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一些信息，而详述正是为了减少或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然而，有时为了使译文更为忠实、通顺，我们需要把一些具体的词语、短语及句子变得更为简明一些。
在冰心所写的散文《萨镇冰》一文中，作者怀着对主人公诚挚的喜爱为我们讲述了关于萨镇冰的事迹。
例：你们没有受过海上训练，不能占海军人员的位置
张培基教授把这句话译为：“to hold down a post in the navy without naval training，you would be a real dog in the manger”。在原文中，这里讲述的是萨镇冰历任要职数十年，如海军副大臣，海军总长，福建省长等，也不曾用过一个亲戚。这句话是说，“某人在其位却没有能力谋其政”，这让我们想到了俗语“占着茅坑不拉屎”。通过这一惯用语的使用，一个正直、刚毅的海军军官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4.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典故
4.1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必要性
在将中文作品译介到西方世界的过程中，中式英语是非常常见的。举个例子，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句话——“大凡女性都是”。实际上对于这句话的翻译要达到中英文完全对等是非常困难的。那么，首先我们应当向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求助。他曾在自己的一部作品中写道 “a womans vows I write upon the wave”。其次，罗马诗人卡图卢斯也曾创作过这样的诗句——“but what a woman says to her lusting lover it is best to write in wind and swift- flowing water”。因此，后来翻译界规定把“女性都是”一句统一翻译为“woman writes their vows on the wave”。从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重要性。
4.2 张培基教授翻译中的西方文学典故
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张培基教授同样引用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典故。张培基教授在翻译这句话时，借用了华兹华斯的诗句，把它翻译为了“art is long，life is short ”。在翻译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的“今”一字时，张教授同样也借用了华兹华斯的诗句，把它翻译成了“the living present ”。这种翻译方法是非常贴切的，不仅丝毫无中式英语之嫌，而且能够使人在阅读译作的过程中有品诗的美感。
5.总结
这篇论文主要研究了张培基教授《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一些译例，以及动态翻译过程中张教授的角色，从而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张教授能够将广泛接受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主要的理论基础之上，本论文的作者分别从散文题目的翻译、词汇翻译以及涉及英语文学典故的翻译等角度，对《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书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信”、“情”、“雅”是散文的三大特征，译者应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使译文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译者应当充分理解源文，传达源文的真实意旨。（作者单位：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程永生.汉译英理论与实践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3]王琼.英汉互译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4]曾凯民.汉译英 求疵录[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5]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翻译美学；翻译客体
【中图分类号】H0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001-01
引言
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体现了对文章美的追求。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说，“求真是低要求，求美才是最高要求”。翻译美学将翻译与美学结合，用美学基本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研究探讨在翻译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以及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审美体验和在翻译中审美再现的手段和翻译美的标准等。
散文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平决定散文的翻译不仅应传达原作的内容，更要再现原作的形式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匆匆》，质朴清新，不仅给人画面的美感，更有节奏美和音乐美。本文选取翻译大师张培基和朱纯深的两个译文，将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美学特质，赏析译文如何再现原文的美。
一、翻译美学
我国翻译史上美学命题讨论主要集中在形式与内容。传统翻译美学的讨论主要是翻译原则，高境界的意译问题和文学翻译的风格论。现代美学的发展探讨并确立了一些得到公认的翻译美学原则，例如翻译艺术的本质特征，翻译是一门艺术。内容与形式这一命题也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认为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译者是否能自觉地运用形式美的法则。形式美法则即形式美的时代性，语言形式美的超文化性，译文语言风格的统一性，和形式美的相对性。翻译美学关注的中心是翻译文学作品将如何保证译文具有尽可能接近原作的艺术感染力，尽可能传译原文的风格。
翻译美学的要素包括翻译审美客体和翻译审美主体。审美客体指原文和译文，审美主体是译者和读者。从翻译客体来说，散文的美主要体现在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两个方面。本文对于形式系统的美质主要从语音、词语、句子方面探讨；非形式系统方面，主要探讨风格和情感。
二、翻译美学角度下的对比赏析
1形式系统
1）语音
语音是传递语言美的基本方式。韵律和节奏是再现原文美学价值的重要方面。
《匆匆》的节奏和韵律美首先表现在句式上，这一点将在句子部分单独谈；其次是叠字运用，如：轻轻悄悄，伶伶俐俐，匆匆等，这些表达让人感到视觉上的画面感，更有听觉上的的真实性，让人身临其境，更觉妙处。
例如，“轻轻悄悄”这一词的翻译，朱译lightly and furtively和张译softly and stealthily都译为两个副词，而张压头韵保留了原文叠词的节奏感，从而原文美原滋原味得到呈现，笔者觉得更好。
2）词语
由于中英文语言背景文化的巨大差异，翻译时往往很难兼顾译文准确性与美感韵味。译者必须了解两种语言的语义内涵、习惯用法和文化的差异性，根据语境灵活变通。词语的准确选择与正确搭配是再现原文美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例如“溜去”一词，朱译slide away，这一词组突出了迅捷而悄声地特点。张译slip away突出的是消失与消亡。据上下文的理解，作者感叹的重点是日子一去不复返，因此后者更好。
再比如“徘徊”一词，朱译hesitate，张译waver and wander，在中文，徘徊两个字是同样的偏旁部首，辅音相同，两个字表达的意思也是同一个，来回地走动，有犹豫的意思。朱译简明，但是张译传神，用头韵的修辞方式，巧妙再现了原文的美感。
3）句子
上文提到，《匆匆》排比句和短句居多，轻快流畅，使人很形象地感觉到时光飞逝，不再复返的意思。
例如首段排比句的翻译。由于汉语是重意和，句子排列松散，而英语是重形和，因此强调原文的逻辑关系。朱张都采用相同句式，达到了形式上的一致。朱译选用but表示转折，用there is a time of直译“有......的时候”，但在最后一句改成了they will bloom again对整体的完整性造成了一些影响。张译全部采用if条件句，表明了逻辑关系，同时能让人联想到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away”，这种富有诗意的联想能够更好地烘托原文氛围。
例如：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象游丝样的痕迹呢？相同意思，用字数变化使感情层层推进，参差中又不乏凝练的美感。结句的反复，强调了作品的主旋律，体现出诗人情感起伏的波澜。在此朱用了一个特殊疑问句和一个一般疑问句，而张使用特殊疑问句和否定陈述句。笔者认为张的三个否定词起到了强调升华的作用，更能体现原作者一咏三叹的意味。
2.非形式系统的散文风格传译
格调韵味是散文的艺术生命力。高水平译文不仅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且力求再现原文韵味。这种风格的准确传译不仅体现在词语选择句子衔接与连贯方面，更要求从文体以及时态的层面切合原文的风格。
《匆匆》写于1922年3月。当时诗人犹豫徘徊，深思而又执拗地追求着理想与光明，黑暗的现实和自己的热情相矛盾，时间的匆匆和自己的碌碌无为成为鲜明对比。
行文结构简单，十一个问句是情绪消涨的线索。问而不作答，飘忽而过，既显现出作品的流畅感，也显出作者思绪的跳跃性，使的诗的意象得以迅速展开。问而不答，而答意隐含之中，这既可启迪读者想象，引起深思，显出它的含蓄美，又合作者情绪的飞快流动，显出诗情跳荡的节奏美来。从内容上看，朱译形散神聚更能体现散文韵味。朱句式上多短小，使用独立主格结构和插入语，而张句式复杂多变，有介词短语，分词短语，形容词短语，使文章显得灵动有生气。
朱通篇采用完成时，表示过去时间的流逝，而张采用现在时，简洁明快，更能表现时间匆匆流逝人们的紧迫感。
结束语
本文以刘宓庆的翻译美学范畴为指导，从翻译客体的形式和非形式系统两个方面赏析了《匆匆》的朱译和张译版，为今后散文翻译实践和欣赏提供了一点可以借鉴的经验。本文没有从翻译主体的角度进行探讨，因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和读者具有很多可变因素，不同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审美能力和角度，本文选取的两位译者均为翻译界的大师。当然，要实现散文美的成功传译，译者的主体审美功能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译者的审美意识系统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翻译主体部分的分析是本文的局限，也是以后需要完善的。
参考文献：
[1]邓为琼.中国翻译美学[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2007(4):16-20.
[4]吕凤仪,何庆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适用性的学理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9(3):471-474.
论文关键词：石川啄木，周作人，目的论
石川啄木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诗人，被称为“国民诗人[1]”。其短歌一改从古至今的一行书写形式，以独特的三行书写，自由地表现了口语定型诗的魅力，对日本近代新和歌的改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一生的重要创作都收录在歌集《一握沙》《悲伤的玩具》中。
“周作人是最早翻译日本近代和歌的翻译家[2]”，“也是最早译介石川啄木诗歌的翻译者[3]”。他以白话散文体的形式翻译日本的和歌被朱自清称为“实在是创作[4]”，尤其是20年代译出的作品，以崭新的散文体形式及白话文的语体对当时的诗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并且促进了一个新的诗体“小诗”的诞生，对此后的中国白话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文以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握砂》《悲伤的玩具》，周作人的译本为中心，从目的论角度，把周作人翻译歌集的“目的性”做为切入点，对目的论在近代和歌汉译过程中的接受及应用进行探讨。
一．目的论
目的论，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文本的研究模式，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目的性的选择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而人类一切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因此，翻译行为的实施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译者都会选择特定的文本和运用特定的翻译策略，以期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目的论的提出者弗梅尔将翻译目的分为三类:一类是译者所要达到的一般性目的，比如说赚钱：二是译文在目的文化语境中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第三类是使用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
所有翻译行为所要遵循的第一法则就是目的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全过程，从翻译材料的选用到翻译策略的采用，都必须遵循翻译目的。
二．周作人的翻译策略
1.形式：
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的特征是“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为别国所不能及的……”“但因此却使翻译更觉为难了。”[5]
原文：病みてあれば心も弱るらむ！
さまざまの
泣きたきことが胸にあつまる。[6] 「一握の砂
译文：生了病心也会弱了吧！
各式各样的
要哭的事情都聚到心中来了。[7]
用简洁的语言，运用句子的长短度，以散文式的节奏变化来让读者感受到了和歌的魅力。初看译文看似平板，其实却充满了趣味。啄木的和歌不拘泥于韵律和定型，打破以往不分行的书写的惯例而分了三行，非常自由。周作人用散文体来翻译，不拘泥于韵律和语法，“实在是创作[8]”。
2.语体：
啄木的和歌用的是近口语体的语体，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传达了白话潜在的表现力，同时也准确传达了和歌近口语体的趣味。
原文： 茶まで断ちて、 わが平復を祈りたまふ 母の今日また何か怒れる。
译文： 连茶都戒了
祈祷我的病愈的
母亲今天又为了什么发怒了。
周作人用近似于翻译腔的定语句型，表示词语的关系，用长定语来修饰“母亲”，用“了”表示动词的过去时态。并用了结构助词“的”，这是白话特有的。
原文：かなしきは我が父！ 今日も新聞を読みあきて、 庭に小蟻と遊べり。
訳文：悲哀的是我的父亲！
今天又看厌了报纸，
在院子里同蚂蚁玩耍去了。
文言文中的单音节单词很多，每个单词都很独立，周作人则充分发挥白话文的表现力尽量用双音节的单词，音节数增加的同时也缓和了句子的节奏。如“悲哀”“玩耍”的双音节单词使译文更加流畅。
原文：鏡屋の前に来て ふと驚きぬ 見すぼらしげに歩むものかも
訳文：来到镜子店的前面，
突然的吃惊了，
我走路的样子显得多么寒伧啊。
译文加上了原文中没有的人称代词“我”，这对几乎没有人称代词的中国古典诗歌简直是一种挑战，怪不对朱自清称赞其“简直是创作”。
周作人的白话可以说，是把中国古代的白话、民间口语和外语溶合在一起的新式的现代语。很重视句子成分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主谓定状语交错在一起，甚至有几重修饰，注重营造和歌整体的意义，而且少了中国古典诗歌式的晦涩。
由此可以得出，周作人是采用了白话散文体这一翻译策略来翻译啄木的短歌的。
三．周作人的翻译目的
1917年到1921年，这个时期我国文坛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已经完成，在诗歌方面也是白话体诗歌独占鳌头。但是，到了1921年，中国新诗坛却有了个暂时性的沉默，为了打破这个沉默，1921年5月，周作人写了《新诗》，刊于6月9日《晨报副刊》，他在文章写到“现在的新诗坛，真是可以说消沉极了。……新诗提倡已经五六年了，论理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或有一种杂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了。现在不但没有，反日见消沉下去……”[9]。
他其实是想用外国的思想和手法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关于新诗他这样说道“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外国诗歌）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10]”。1921年8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杂译日本诗三十首》，12月翻译《日本俗歌四十首》，又陆续发表《日本的诗歌》，《日本的小诗》等。啄木的短歌也是在1922年翻译的。
啄木在近代文学史上，“用恰当的表现方式体现了近代诗精神，树立了新诗歌[11]”受到瞩目。他用三行书写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和歌不分行的惯例，被视为是一种变革。啄木的这种叛逆、革新、独创的歌风，正好与当时周作人心涌现的突破旧框框的期望形成共鸣。
由此得出，周作人翻译啄木的短歌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取日本近代和歌中的新要素 ，进而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
四．翻译策略的有效性
1.散文体
汉语为独立语，每个单词都有丰富的含义，语法变化也很少，即使是和日语有相同的字数，相对应的内容也不同。“三十一个音大抵只能当得十个汉字，如俳句的十七音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不过六七个汉字罢了[12]”。如果用10个或7个汉字来翻译和歌和俳句，音节过于紧迫，加快了节奏感，就会失去原作的情趣。语法变化少，就无法表现原文复杂的语法和“特有的助词[13]”。当翻译啄木的近口语体和歌时，这种语言的差异就成为很大的障碍。
周作人提出用散文体来表现和歌原有的趣味。他在《日本的诗歌》中关于日本诗歌的翻译说道“如将他译成两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嚼饭哺人一样；就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但此外别无适当的方法”[14]。在《日本俗歌六十首》中他说“我的翻译，重在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 ……但一方面在形式也并不忽视，仍然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风格。这两面的顾忌是我不得不抛弃做成中国式歌谣的妄想，只能以这样的散文暂自满足。[15]”
周作人正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反复考量最后才采用了散文体。
2.白话文
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啄木的短歌，不得不提到其把翻译作为工具，改革新文学的这一思想。他在《谈翻译》中曾说道“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则为译书不刊的典则，……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文言文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16]”。他把翻译目的分为为书而翻和为自己而翻，提出如果是为读者介绍的话最好用白话文翻译这一主张。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对策和具体翻译方法。如上所述，周作人翻译的目的是吸取日本近代和歌的新要素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周作人选了啄木的歌集，采用白话散文体的翻译策略。
3.小诗的诞生
从1921年到1924年，中国诗坛兴起了一股小诗的风潮，大量的小诗在报刊上刊登。朱自清对此这样总结：“现在短诗底流行，可算盛极！……这种短诗底来源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据我所知，有以下两种：（1）周启明君翻译的日本诗歌，（2）泰戈尔《飞鸟集》里的短诗。前一种影响甚大。[17]”指出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诗歌对小诗的巨大影响。而当时的小诗也确实和周翻译的短歌很相似。比如：
从堤边，水面
远近的杨柳掩映里，
我认识了西湖了！应修人《我认识了西湖了》[18]
这首小诗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和周的译文极为相似。用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语句，表现了作者一时的感想。
五．结语
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离的。翻译为周提供了一种创作新诗的尝试，而周又在次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新诗。192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新诗集《过去的生命》，收纳了36首新诗，其中的一首《小河》，被胡适称为是“中国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19]”。
周作人萃取了日本诗歌的精华，使中国诗坛从创作的苦闷期中摆脱出来，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促进小诗的诞生，可以说是达到了其翻译目的。但是其有效性也是有限的。1924年以后革命的硝烟浓起，小诗的形式和格调却与时代不相适应，其内容短小，无法承载复杂而深刻的内涵，小诗的作者们也纷纷停止了小诗的创作，转而寻觅其他的形式来符合时代的要求。
但是，正是因为周作人的翻译，为中国新诗坛开辟了一条虽不开阔但与众不同的途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诗坛的一大收获。
参考文献：
[1].李艳霞.从目的论看梁实秋与鲁迅翻译官的异同[J].郑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4
[2].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人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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