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活在所有人的错觉里，这是底线。 所以，干完这一票后，我把警服收回来，意思再明确不过了。肖谛看了看腕表，意犹未尽地说，“去吃烧烤吧，夜市摊子还没散，来一箱冰啤，来几把羊筋、羊腰子和羊肝，好歹庆贺一番哟。”我摆头拒绝了。肖谛巴兮兮地望了望宏成。他知道宏成一般会说服我的。宏成便说，“不吃也行，现在吃进肚子太腻．不如去...
人才市场嘈杂繁乱，乌泱乌泱黑漆漆的脑袋都是求工的人——“人才市场”是往体面里说，其实就是个自发的农民工求工市场，散工、保姆、拉面杂工、专护病人、到工厂做工、足疗小姐、按摩女郎……特点出奇一致：不需要脑力学历，只需贡献体力。富态健壮的福芳此刻是一尾敏捷健硕的鱼，看见来了雇主就一头扎过去，刨根问底打听主家情况。问了好几家...
镇上除去白家和罗锅的茶馆，西街口还有一家马家茶馆。
“清醒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可是睡梦中人们却离开这个共同的世界，各自走进自己的世界。”
春节期间，一位做了某国企老总的中学同学请我到他家吃饭。那个傍晚，他的福态且贤慧的夫人把餐桌搞得很丰富，而一双伶俐的儿女又把一场家宴气氛烘托得温馨活泼。坐在这样的家庭里，彼此都感到轻松愉快。
刚从闹哄哄的酒桌下来，张一鸣又进了歌声嘹亮的KTV，人还是那帮人，只是喝酒的地点换了。每个礼拜，张一鸣都有两三天是这么过的。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二十七岁，单身，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女朋友在外地，这让他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消耗。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大家都是这样过的。
梧桐树下一群佩枪的警员陆续上车，警车离开后，同观的人群洇散开，边走边议论台北大学南园发生的凶杀案，死者是女孩，20岁不到的在校学生。已经是第三起凶案了，受害者全是女孩，老麦从某个路人口中听到感叹的惋惜声。死者颈部暗紫的勒痕出现在他视线里，是幻觉。
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检讨自己平生的学术研究时，曾感慨万千地说：历史是不可研究的，因为我们无法真正还原历史，也不可能让死去的人、死去的事件重新复活，而所有事实真相的底牌以至于始终都攥在他（它）们手中。可是，汤因比的如许感慨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质疑：那些历史中人复活了，真相就自动清楚、就可以转渡到我们手中了么...
清明前夕，几个昔日的同事相约，到黔北县给一个老朋友扫墓。准确地说，是给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扫墓。算起来，如果健在，他应是九十多岁，比我父亲还年长二十岁呢。出了县城，沿210国道向南走了几十公里，汽车便掉头往东奔向大山深处，奔向我们此行的目的地——虾子河村。越野车行驶在崇山峻岭之间、颠簸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穿梭于葱郁丛林...
午后的时间，我通常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办公室两侧便是病房。这个时候我的患者们正躺在那里，他们大多表情安静，少部分痛苦而扭曲。那些表情痛苦而扭曲的人，差不多都是刚刚入住进来的。他们还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午后的时光，他们一定是想到了即将接踵而至的陌生日子。加上身体里不时肆掠的疼痛，让他们一时承受不了。
一些往事在香烟的缭绕中浮出水面 这是多年的禁忌我 不能将生活描绘得无影无踪，无滋无味 不能将内心的荒凉填满黑夜
穿过田野，他找寻那朵火红的花 从平原到山地，双手无数次伸出 又缩回。这美的苦难
我选择住在临水的岸边 那里有潺潺东去的小河 河边有四季常青的花草树木 当我路过那里 就会感到无限踏实和满足
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是可以轻视的时光，对于一个一般意义的人生，祈求平安顺利是其首选，而规避命运蹭蹬多舛也是人之常情。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时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如果一个人生存于盛世，真是值得庆贺，而如果生于乱世，只能徒唤奈何。把人放置在一个乱世中观察，会发现差异如此鲜明，那些人格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全都暴露出...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
我常与马轲聊画。 马轲把这种聊天称为“聊我们自己的事”。 我们所聊的话题大都从绘事细节开始，但很快变得抽象起来，似乎总是被引向一个暗物质的中心点，可常常一两个小时下来，还是围绕那个点寻求着什么。一切被隐藏的动机吸引，每次谈话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一种深入到绘画真相中才会发现的“飘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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