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杰地灵,素有经商办企业的传统。近代经济史上,工商金融各业中均有宁波帮、浙江帮之称谓。当然,这些称呼都算不上精到,我们姑且按今天的习惯,称其为浙商。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委员长宣布大会开幕。做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掌声震动屋宇。此事给长达8年的“”指出一条出路,使在运动中不断受到折腾的中国人民看到曙光和希望,吹响了与“”战斗的号角,为1975年整顿做好了思想准备。
杜维善（又名杜颢）（1933-）,海上闻人杜月笙第七子,著名收藏家、古钱币研究专家。1949年5月随父亲杜月笙离开上海赴香港。1951年杜月笙去世后,随母亲姚玉兰赴台湾。曾到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并在台湾、香港工作。后致力于古钱币研究,享誉海内外。自1991年起将一批珍贵的丝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后陆续向上博捐赠古钱币数...
一个是挈妇将雏走上逃难之路的书生,一个是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战地记者,两位同是浙江一师出身的故交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意外相逢,本是难得的幸事,岂料共聚晚餐之后,分隔异地的两人忆及此事时,有不同观感。从《一饭之恩》到《一饭之仇》,两人在报纸上你来我往,引发一场争论,此后便形同陌路,乃至绝交。丰子恺、曹聚仁两人因何断交,时至今日,仍有相...
2006年春节前后，我接到了一位好友、上海某知名律师的一个电话，说：“有个在珠海的案件，想请你去办，可以吗？”我问是什么．他说是冰毒，我又问有多大数量，他回答190多公斤。一听这话，我就顿生不愿意接手此案的想法。
在我的新闻生涯中,与两岸三地多位历史老人的交往十分难忘,其中汪道涵先生和南怀瑾先生都已故去,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写作此文,是为追忆。
2016年9月初我们家收到民政部颁发给先父的“烈士证明书”,这是我们全家的大喜事。
笔者是个内科医生。一生学过三次日语,终无所成。晚年回思,觉得那过程还是有点意思的。
现年96岁的戴祖贻先生是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的创办者许达昌先生的第一嫡传弟子,1949年随师父去香港创业,又于1951年去日本经营东京培罗蒙分店,1970年独立经营东京培罗蒙店,现居日本。戴先生以精湛高超的手艺,热忱周到的服务,在日本服装界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也与许多世界名人政要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我从2008年起帮戴先生做口述...
东北王为了稳固局势,先后将自己的几个女儿嫁给了鲍贵卿、张勋、靳云鹏、赵尔巽等军政要员的儿子。沦为政治牺牲品婚姻多不幸福,特别是嫁给张勋之子张景韩的四女儿张怀卿,更因张景韩患有精神病而于1933年宣告离婚,但这场离婚官司却是缠讼多日,颇多曲折。1933年1月至3月的《益世报》,连续报道了此案的审理过程。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仪式正式举行。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方面陈仪长官等、美国联络官柏德尔准将出席仪式。上午10时,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新归入中国版图,该区一切土地、国民、政事皆归于中国主权之下。结束了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统治。
1937年夏季我在光华大学附中高中毕业,投考河南焦作工学院和北京燕京大学,结果考取了焦作工学院,暑假后焦作工学院通知我去报到。但因七七事变,日军侵华,火车一直不通,无法前去报到。于是我在光华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级。1938年我以同等学力免试入读震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一年级。
李可染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山水画家,他将西画的功底巧妙地与中国传统画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影响着后人。他为人诚实忠厚,人品高尚,是我崇敬的师长。
五七干校是全国从中央到县一级以及各部门,根据《五七指示》,在1968年陆续办起来的名为“干部学校”（农场）,实为变相劳动改造的场所。那时候,全国办起了上万个五七干校,有几百万名干部先后在那里面生活过。
1972年,与作出战略决策,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上海是其中一站,参观工业展览会也是其中一项。工业展览会就设在位于延安中路的中苏友好大厦内,那个时候,外宾到上海看“工展”是“保留项目”。那里等于是上海的一个“橱窗”。
1944年夏,陪都重庆发生了一件令朝野震动的奇事,军政部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被最高统帅当众用手杖痛打,此事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为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7月,在被控制近一年后,程泽润被蒋下令枪决。
2008年10月31日,上海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于其5版“特稿”栏中,刊登了一篇题为《听黄宗英老人谈往事》的文章。文内有这么一段话：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丧权辱国,海内外共忿。所以当时海外华侨大都拥护革命党人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等主张,大力支持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行动。革命先驱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时,得到华侨的帮助极大,此乃世人皆知的事。
蜚声中外的新闻奇才、中国著名记者赵敏恒,生于1904年,自幼博闻强记,享有“神童”之名。1923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同年即官费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文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一年后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5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在纽约环球通讯社当编辑。
孙道临老师驾鹤西去已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时常在梦中见到他。孙老师是一位德艺双馨的电影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且平易近人。在我结识的文化人中，他是首屈一指的一位学者型艺术家。因结交多年，彼此了解，心灵相通，十分谈得来。
上世纪50年代秋,我去北京看望祖父邵力子先生。一天下午,他要我们随他一起去中山公园看古树。我们碰上了李一氓老。李一氓老见祖父就拱起双手对祖父行礼作揖,祖父连连摆手,向我介绍说：“他是驻缅甸的李一氓大使”,又转脸向李老介绍我说：“她是我孙女邵黎黎,她现在在上海空军服务。”李一氓老说：“我与你祖父邵老,是上世纪20年代在广州就认识...
1947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到上海山东路中保坊国光书店学业。中保坊正对面,仁济医院南首,有一座基督教天安堂。每逢星期日,它就敲响教堂顶上的钟声,号召信徒们来做礼拜。这时候,教堂的大门才被打开,神职人员跑到马路上来,招邀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一起到教堂里去。有一次,我也跟着进去,坐了一会儿。
父亲朱正元,字善培,1900年12月出生于南京,是一位物理教育家。他毕生从事大学基础物理、实验物理和中学物理教学,以及教学方法的研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物理教师和优秀人才。他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缘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动联系 我的父亲是作家浩然,也就是许多人都知晓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作者。他从1949年怀上文学的梦想,开始艰苦地练习写作,写作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年后终于如愿所偿,步入了文学的殿堂。父亲除了文学创作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保持了半个世纪,直到年老多病再无精力而止。2008年父亲病逝后,我...
一、我为什么要写《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我的祖父章太炎在一个世纪前,曾如此巨大地影响过中国,无论政治与文化,都如此深刻地影响过几代中国人,他孕育过许多爱国主义志士,又造就了许多学术文化的精英,仅“民国”后的中国各大著名院校国文系领导人,几乎都是他的弟子,这样的传承历经了几代人。
北宋有位王涣之,他没有盛唐诗人王之涣的名气大,可是他有些见解不次于王之涣。他曾说过一句大白话,叫做“求言非难”。意思是人有一张嘴不只是用来吃的,更是用来说的。吃,是一天三顿;说,却是从早到晚,有何难处？即使是聋哑人,也能用哑语表达,没太大难度。王涣之这句也许不算精彩。接着他又来了三个字：“听之难”。这就有点意思了：人有两只耳朵...
《世纪》2017年第1期刊发了杜维善先生口述的《鲜为人知的两岸传书信使》回忆,所记所述,多为杜先生亲历亲为,披露的历史细节,对了解两岸特殊年代的特殊交往的历史,大有裨益。唯其开篇所提“在得知去世后,写了‘君且去,不须顾!’的词”一事,尽管此说近年多见诸报刊,但与相关当事的人回忆和历史真相可能有所不符：作词应为改词,所提“君且去,不须...
提起吴经熊（1899—1986）其人,大概读者中除了搞民国政治学和法学的专业人士,知晓者估计不会太多。而我应该算是晓得他比较早的圈外人了。不过,对他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知道他与孙中山独子、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的关系不同寻常,他在孙科的领导下负责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绿杨（1922—2014）,原名杨金凤,浙江绍兴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滑稽戏上海市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农工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第三届理事。
张伐（1919—2001）,原名张大民,祖籍山东,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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