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工作之后，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又回到朝九晚五的节奏以及上下班长长的人流。每天要有三个小时耗在上下班路上，坐很长一段地铁，已经很多年没坐过高峰期的地铁了，10号线拥挤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长长的地铁，本应该是难得的阅读时间，但拥挤的车厢里，很难有机会打开书。偶尔狗屎运有个座，才有可能拿出书，翻到上次读的那页，从左页第一个字...
民粹主义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它的积极效应是平民参与，监督权威和精英。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带有很大的破坏性。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面作用越大。
夫妻父子 1950-1970年代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影响及于人伦日用，强力地改造了人与人的关系。而“”对于社会的伦理基础的破坏，更赖有一个较长时期才能修复——既包括家庭伦理，又包括职业伦理。破坏的后果将长期存留并影响着社会的一般面貌。
北京城最长的胡同当属东交民巷。它与长安街平行相望，东临崇文门大街，西接北新华街，全长6．5里，只比长安街短1．5里，在明代时叫做东西江米巷。东交民巷建于13世纪末的元朝时代，正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中国游历的时期。到了明代，江南的粮米通过河道运输至都城，卸下的粮食都在此地储存，故而这条巷子叫做江米巷。后来为了建设棋盘界...
后自然时代的三个根本的特点。第一，天道衰微形成了精神的无家可归。人们失去了旧有的精神家园，但又没有找到新的精神家园。当代中国人在精神世界里始终处于彷徨、苦闷和探索之中。第二，泛技术化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如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等问题。同时，人也用技术化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被技术化的存在者。第三，人欲横流推动了市场无限的扩张...
何为功效主义 功效主义是utilitarianism的译名，最常见的汉译是功利主义。利这个词，在汉语论理中颇多贬义：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不讲原则只从功效方面考虑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教导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这不是utilitarianism的主张，英文utilIty一词本来不含贬义，偏于中性的效用，Utilitaria...
这无疑是一本直言和冒犯的书，出版后赞同与反对同样激烈。作者自己就是位80后，他认为：80后是50后的儿女，但是80后却没有继承50后的历史意识。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与“十七年”和“”中的诸多历史事件相比较，同样是充满了变化和震荡，但是历史却戏剧性地楔入了50后们的生活，自然地作用于他们的言行；而对于80后们，历史似乎外在于他们的生活，...
“中国好声音”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比拼，最终走到决赛的选手，商业演出的出场费已经升到每场三十万元左右。而作为四个导师之一的那英，出道十五年也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出场费。
两岸军人 2003年3月6日 最近心情不好，出奇地想家，中午拿出手机给爸爸打了个一分钟长途电话，当然同屋的Lynn在旁边。 挂了电话后，她张口就问：“你们家有电话？”对于这个问题，我感到茫然，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就简单地给了肯定的答案。
顾准把自己在息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期间所写的日记，命名为《新生日记》，在1969年6月12日写的第一篇日记里，就开宗明义：“《新生日记》的取名，是为了纪念三期学习班上，决心转变立场，跟继续干一辈子革命。”他的这一表态，引发了所谓“两个顾准”的争议，有学者尖锐地批评“《顾准日记》中的这个顾准，其立论显然不是独立思考的，...
1933年，我考入清华。第一年的必修课，有大一国文、英文，教授由两系分派。国文是朱自清（佩弦）先生，英文是叶公超先生。两位都是名教授，我颇以能入门墙为幸。那一年英文课用的是各位教授合选的文章。一本大书页数可观而且有难有易。每星期要读很多页，颇以为苦。于是大家决议上书英文系，请求减少。同班推我起草，写在黑板上共同商定。
从海牙返回纽约一年之后，维钧和我搬到了公园大道1185号的一栋公寓，现在我依然住在这里。经历了每隔数年就要搬迁一次的生活后终于能够安定下来了，我们都很高兴。许多家人和朋友都住在纽约，我相信接下来的岁月会是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要写的，好像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故事。但这仅只是好像优美。 我们四个人一同在这个梦里生活了七个年头，直至梦醒。梦醒时，其他人都走了，去了不同的地方，只剩下我独自一个人，绝望、孤独，还有深深的痛苦，像纪念碑!
古龙与风尘女子和酒 古龙的武侠小说大家看得多，原来他也写过一些散文。散文文字最能洞悉作者的心声，和小说不同，不能掩饰自己。古龙在一篇叫《却让幽兰枯萎》的文章中提到，他一生中没有循规蹈矩地依照正统方式去交过一个女朋友。
我有个梦想的书屋，四面敞亮，一直在心中。真实的办公室呢，则是学校所赐，暂时借给我，地点在北大老化学楼的三层，挨着女厕所，很小。我刻了块匾，不好意思挂起来。
能够和安娜·阿赫玛托娃一起翻译屈原的诗，对我来说是研究屈原创作的重要阶段。文学史中的这一页，不仅旱应有所记录，而且应当感念不忘。上世纪50年代，我最初几次试探邀请阿赫玛托娃参加翻译屈原的诗，都被她干脆拒绝了。
北京最短的胡同是一尺大街，它位于琉璃厂东街到杨梅竹斜街之间，长度为25．23米，民国时期被称为“一尺大街”。旧时胡同路北仅有三家店铺，均是刻字店，路南有铁匠铺、理发店和酒馆三家铺子。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鲜为人知。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
“七八个宪兵从一辆人力车上拽下一个穿白布大褂的白发老人。老人被宪兵簇拥着推上垃圾堆坡上，身子尚未立稳，枪就响了。”1926年8月6日清晨四时许，北京天桥春茗园茶馆老板目睹了一个老人的被杀现场。
在绍兴十一年的时候，还没有宋高宗这个称呼，高宗是他死后的庙号，带有追认的意思，也是盖棺论定的意思。那个时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文武臣僚，以至宫里的大小老婆和太监侍女都称皇上为“官家”的，这称呼盛行于五代至两宋时期，大约是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的意思，也是至高无上的意思。那我们就入乡随俗，也称他“官家”吧。有时为了...
杨西光当政，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1974年我正好40岁，从北京大学调到光明日报。最初两年也就是“”垮台以前，基本上没做什么事。光明日报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垮台以后，杨西光当政，他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办报，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百五十多万份，很了不起。
李目华在嘉兴一边悠闲度日、一边写作日记的八年中，比他年长十岁的董其昌除了在湖南督学任上有过短暂而不愉快的经历外，也正在松江府华亭家中过着同样闲居的生活。虽然两地之间一夜航船可到，但这两个当世最负盛名的鉴赏家却没有过任何往来酬酢。
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一天，19岁的康熙皇帝在懋勤殿阅览众臣的诗文，一首《赐石榴子诗》让他拍案叫绝。此诗云： 仙禁云深簇仗低，午朝帘下报班齐。 侍臣早列名王右，使者曾过大夏西。
我是被大炮的轰隆声吵醒的。 从沙面岛这座老派英式酒店里，可以清晰听到大炮的低沉轰鸣和机关枪的“嗒嗒”声。从窗户望出去，广州城好几个方向都弥漫着硝烟和火光。通红的天空中，日头慢慢升起。
早晨，我乘船以来第一次走出病房，在甲板上深深地呼吸了几次，朝阳娇嫩，晨风凉爽，机舱发出的声音在脚下震动，粗大的烟筒喷出的黑烟向后“咕嘟咕嘟”地冒出来，然后随风散去。
北京最宽的胡同是灵境胡同。它位于北京西单地区，东起府右街，西到西单北大街，胡同中段与北侧的西皇城根大街相交，呈东西走向，最宽处为32．18米，因道观灵济宫设在此地而得名。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她在生我的弟弟迪米特里时死去，那时我才一岁半。她是希腊公主，一出生就成为俄罗斯女大公。
没有比这个时代不读书的。自己不看，就说不用看了，没有用了。这个不读，那个也不读，不变成了书本的光棍？其实，读古书并不难，有时，就是有的地方乱一点，到底经过几千年了，用心细读，知道乱在哪里，也就不难了。
我本人是不用手机的，因为不用手机，我被问了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几乎就是一个宅男，家里头的那台座机足够我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络了——我为什么要把座机的电线掐断，再把它捆在裤腰带上呢？这一交代事情就有些无趣，我没有和现代性对着干的意思，我的行为不涉及坚守、捍卫等彪悍的、形而上的内容。
1957年春天，大人们的心情都不错。元宵节刚过，父亲同事家里新生的小兔宝宝满月了，带到单位里分送，父亲也兴致勃勃地抱回一对。母亲照料一家人的生活，已经够烦，可是看着那粉团似的小可爱，不禁心软，再加上我和大妹保证负责割草捡菜叶做饲料，她也就同意了收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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