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邓小平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对小学生“课业负担重”表达了关注。通过梳理自1955年以来颁布的重要“减负”文件和政策,可以发现,课业负担重早已成共识,为此,教育部门采用“控时”和“减量”,通过多元治理、报告监测、联动执法、黑白名单制等措施予以应对。但是,政策“减负”反而催生了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自愿同意为基础的“赶学游戏”,并逐渐演变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新霸权”,超前学习、超时学习和超量学习广为存在。在末端评价机制未出现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正式“减负政策”的放权让渡,会催生替代性的非正式规则,中产阶级抗拒阶层下移的焦虑心态,以学而思、新东方为代表的辅导机构的专业供给,有钱有闲有知识有规划追求的家长尤其是“母职”兴起,也即制度、阶层、市场、学校和家庭这四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共同形塑了“赶学游戏”的稳健运行。

关键词：中产阶级家庭 教育社会学 

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广州51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