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问题是龙学研究中的经典悬疑之一。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予以阐释：“风”的内在之意是符合雅正传统的情，且要情感真挚饱满，“风”的外在表现是成文后的以情动人的感染力、鼓舞力；“骨”的内核是经之雅正。外在表现是辞之精约、端直。对于像诗赋类的文学性文体应注重“风”，以“情”感人；对于奏启类应用性较强的文体应注重...
《文心雕龙·镕裁》一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镕是对情理方面的提炼，即炼意；裁是对词藻方面的剪裁，即炼辞。对这一篇研究中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准”说在创作过程中的位置，“刚柔以立本”的内涵和“设情以位体”的含义这三点上。本文试就这三点发表自己的见解。
“事类”与“典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有古代史实这一层含义。因此，把“事类”等同于“典故”或者说“事类”的范围比“典故”大得多的观点都是不甚恰当的。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比“事类”的范围要宽泛得多，笔者认为“事类”大致相当于“引用”这一修辞方法。六朝时候，“事类”与“事义”既可通用，但有时它们的含义又不...
在小说中对“前兆”进行描构，预言人物、故事的结局，是常用的艺术手法。《三国演义》中有关前兆的描写占有大量的篇章，出现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作者在行文时对史著中有关前兆的记录刻意模仿的结果，根本原因则是巫术文化的产物。巫术文化视前兆为一种与超自然的力量相沟通联系的媒介，这是一种思维定式，它启发刺激了作家的想象心理能力。对...
在《聊斋志异》穷书生的物质世界中，穷书生通过三种致富模式获得物质财富：第一，弃儒从商。这是作者心目中义利兼重的儒商精神的投影，同时蕴含对科举制度深沉的悲哀和内隐的眷恋；第二，异类的馈赠，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被压抑的物欲，以最不现实的形式表现最真实的欲望；第三，妻妾代为经略，这是作者疲于生计后的渴望，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
西园之游是文学史上文人宴集活动的滥觞；兰事雅集则是文人游宴活动的顶峰，也作为文人集会的佳话流传至今。从这些游宴活动本身和其闻留下的游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本文从文人身份的转变、文人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文人抒情方式的理性化过程探讨魏晋文学发展的轨迹。
在宋代题山水画诗中，诗人们或描绘画图中锦绣的山水风光与宁静安闲的田园生活，借以表达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对国泰民安的歌颂与企盼；或借题画之笔，反映社会政治现实，抒写报国之志及忧心国事、哀于丧乱之情，表现出对民族命运和祖国前途的热切关注。即使在赏画题画之类的文艺活动中，宋代诗人们深沉的爱国情结亦昭然在目。
以描写男权中心家庭的《金瓶梅》和主要描写女权中心家庭的《红楼梦》是封建晚期文学艺术的双璧。随着明清女性文化的发展，这一正一邪的两部作品，既是展现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又是对封建晚期妇女命运的观照。本文通过这两部作品中的两个主要女性——潘金莲与王熙凤的悲剧分析封建晚期女性观的转变对兰陵笑笑生与曹雪芹女性意识的影响。
在清代著名的女词人、戏曲家吴藻的词曲中，既有女性独有的深闺幽怨，也蕴含着激昂男性的气概。幽怨的情绪是她对现实命运自抑的无奈，而富有男性气概的意蕴和标新立异的易装倾向则表现其外部不屈的抗争。双性同体的自我，使阳刚的激愤和女性独有的婉约风格相得益彰。笔者拟从“双性同体”的角度分析吴藻词曲中体现出来的现实的困境和虚幻的理想...
《木兰诗》中花木兰的遭遇揭示出女性普遍的生存和文化困境：即要介入社会生活、进入男人的世界，则必须像花木兰一样“化装成男人”，接受男性社会的行为方式与行为准则，承受着身心分裂、时空分裂与自我分裂之苦；即便有所成就，还要因“僭越”性别秩序这一罪过而最终等待男性中心话语的赦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戏曲研究成就非凡、特色独具。笔者以为，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和当时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力图探讨这一特定时期戏曲研究的总体特征和生存状态，进而解构其兴盛之内外机缘，对其在戏曲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作出判断和定位。
叹世归隐思想是元散曲中的一大题域。本文运用龙应台的精神放逐的理论来诠释元散曲中的隐逸思想，进而挖掘隐逸思想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放逐是在特定情形下，知识分子被迫远离政治中心领域走向边缘的状态，是一种被疏远、被弃置的状态。
家庭剧是元杂剧的一个重要题材。本文参考现有的对元杂剧的分期研究，以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为界将元杂剧的家庭剧分为前后两期，从反映家庭伦常事件和反映家庭与社会关系两方面对比前后期家庭剧的不同之处，并从社会、作家与文学三个方面探究其原因。
黄宗羲《柳敬亭传》的主旨，既非颂扬柳敬亭的说书技艺，更不是表彰柳敬亭的“民族气节”或“爱国情操”；黄传的深层意蕴，在于通过柳敬亭的一生遭迹，写出自己作为亡明遗民的怀念与怅恨。
儒墨两家在战国时代并为显学，但儒墨并显的情形在百家争鸣的战国之后就不复存在了。历史的选择是儒家学说不断的成为文学等各领域的统治思想，而墨家思想却逐渐式微。笔者结合文学史实从“仁”与“兼爱”的内涵入手。探析古代文学中的儒显墨微现象。
细读《史记自序》及《报任安书》，考查汉代郎官之来源，得出司马迁仕为郎中大致在汉武帝元狩三年至元鼎五年间；其出仕则是由于父任，或是由于传其家业。
宝廷是晚清著名满族诗人，一生不管是政治上还是诗歌创作上，都留下赫赫名声。其诗歌创作中，不仅有个人独特的体验，也折射出晚清社会文化心态之变化，不管在艺术上还是研究晚清士人心态的资源上，都极有价值。本文正是以此分析宝廷的贫病愁老来凸显其独特贡献。
史达祖、王沂孙是南宋词坛的两位咏物圣手，他们的咏物词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相似和差异，本文着眼于二者题材选择、主体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的比较分析，意在说明梅溪咏物词与碧山咏物词虽然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但二者也有交集，且都达到很高的境界。
寓言诗在《诗经》中就已出现，在乐府诗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寓言诗以奇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反映两汉社会现状。体现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为汉乐府注入新的活力。
“连接”与“联结”在句法功能、词义和用法上存在异同：它们都是名动词，词义交叉；“联结”具有横向联合的特点，强调事物内部各要素互相融合的整体性；“连接”具有事物前后相接、纵向衔接的特点。文章用语料统计数据证明，在连接的对象和连接方式上，“连接”倾向于具体，“联结”倾向于抽象。
本文主要概述双数量结构的相关研究，并对双数量结构研究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分类和句法特征问题分别加以讨论。
通过对《张协状元》中“了”用例的穷尽性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以语义特征、语义指向、情状类型、信息结构和视点为参数探讨“了”五种句法功能的语法化层级，认为应为：谓语动词〉结果补语〉动相补语〉助词〉语气词。
对陶渊明《自祭文》“和以七弦”一句的理解，学者们多持不同意见。根据上下文语义关系和相关字词的考证，“和以七弦”之“和”应当训为“欣”，意为欢欣、愉悦。
本文区别汉语自动分词中的“切分变异”、“组合型歧义”和“分词不一致”这三个概念，着重就“切分变异”这一分词现象的产生原因进行考证，并在真实语料调查的基础上统计切分变异字串在观察语料库中出现次数。探讨切分变异消解的原则。同时，本文还就“金本位”高质量分词语料库的建设提出设想和一种基于机器学习和错误驱动的算法。
体词性成分中的部分小类本身带有较强的处所性，或者由于受某些成分的修饰而带上较强的处所性，它们在充当方所题元时后附的方所标记可以呈现出“非强制性自由隐现”的状态。这部分体词小类主要为：固定组合类处所词、数量性方所、命名性处所词、准方位标类处所词、人体部位词、指别性体词短语、集合名词。
模糊限制语是最普遍、最典型的模糊语言。本文主要分析模糊限制语的精确、人际和弹性功能。同时，针对表现在模糊限制语上的性别差异的误解，探讨女性更多地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原因。
新闻报道从其词汇、修辞运用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和文体特征。模糊限制语作为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和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新闻报道语言的一大特色。依据Halliday的人际功能为理论基础，可更好地来分析新闻报道中的模糊限制语的人际功能。
《马氏文通》中加词和转词之间有些纠葛不清的地方。笔者从“加词”这一术语表达不同的内容，加词与加语的关系，转词不包括介字，转词与止词界限不清的原因等方面入手，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作出分析。
“为”类介词可以介引的谓词性成分，“为”类介词引导的各类的谓词性结构中，述宾结构、兼语结构和状中结构占有较大的比重，在上述的三类结构中几乎都有一个“核心动词”。由于“为”类介词自身所具有的语义，使得它对后面所带有的动词有一定的选择性，文章运用义素分析法，将经常出现在“为”类介词后面的动词做了归类。
本文主要统计《红楼梦》中的表数量的指量短语“这起”和“那起”的使用频率和用法，在此基础上采用历时的比较方法分析它与前代和现代的用法的不同，从而指出《红楼梦》时代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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