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情采》篇论述“情”与“采”的关系,它们属于今人所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范畴。《情采》篇中的“情”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感性层面的情感因素,一是理性层面的思想因素,这两层含义彼此之间并不排斥,而是相互融合成一个整体。《情采》篇中的“采”指“文采”,其具体内涵有三点:有韵之文的对偶、声律、辞藻;经书等散行文...
《练字》篇探讨写作中如何用字的问题,主要从字形角度强调用字对于文章创作的重要作用。同时,该篇针砭诡异、联边、重出、单复等用字弊端,提出“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的著名论点,指出用字要“依义弃奇”等原则。
文康作为封建末世的八旗世家子弟,历练了家世的盛衰变化,在凄凉晚境中写下生平巨著《儿女英雄传》,以他特有的对末世的心灵感受,在作品中再现了八旗子弟对生活的狂热追求和理想志向,可惜,文康是“生于末世运偏肖”,《儿女英雄传》中绚丽多彩的喜剧结局只能在美梦中“一晌贪欢”,最终逃不过末运偏肖的破灭。只能成为一曲封建末世的挽歌。
明清四大名著本质上是“卫道”之书,反映的是士人阶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士人所代表的“道”和君权所代表的“势”之间的关系走向构成这四部名著历时性的主要意义发展模式。另外。士人对“弱势”者百姓、“异道”者异化士人的态度走向,亦是重要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共同昭示出士人的命运走向——消亡或转型。
该文论述明清时期小品文的情真、重品、意趣、体活、语畅、文短的审美特色,并进一步指出小品文是中国古代文人在通用文化之外,努力寻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寻找属于自己的文体,并以此建构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园。
花园是元明以来的戏曲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场所,《金瓶梅》中的花园意象因其强烈的反讽意味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文章旨在探讨这一意象的审美意蕴及其叙事功能,并分析该意象的文学渊源及影响。
《金瓶梅)里的女性敢于在男权社会为了物质官能享受而离经叛道。她们的“恶”和“欲”是女权意识的前卫体现,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本文从社会风气人文思潮的角度来解构书里的女性所负载的女权意识。
一般认为《红楼梦》中有空空道人改名情僧的情节。本文经过对《红楼梦》对各版本的这段情节仔细校勘比较,发现这一错误认识源于一条误入正文的批注——“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并梳理其演变,展示这一情节不断坐实的过程。
战国楚之屈原以其孤高的气节,采用象征迷离的手法创作《楚辞》,被一代又一代文人传承和接受,直至明遗民达到集大成的同时又赋予新的内涵。本文选择四位有代表性的明遗民——钱澄之、陆时雍、周拱辰、王夫之,试从他们的生平遭遇、著书立说等方面来反映其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从而展现明遗民这一类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
白居易给人的感觉正如他的字所言是“乐天”知命、平和安适的,实际上其心态内部充满了矛盾。白居易矛盾心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性和共同性冲突的原因造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哲学上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不同造成其矛盾性的心态:初期在白居易身上起主导作用的是他的自然个别性,由于受到社会的沉重打击,慢慢抛弃原有的个别性,强迫自己...
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被学界公认为是宋学的开山人物。在理学的初创期,他们以复兴儒学、兴盛道统为己任。在文道关系上,他们非文而强调道统;他们身体力行,以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道观,为宋代重要的诗派——理学诗派的发生、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宋诗及后世诗歌,使其带上"尚理"的色彩。
龚自珍的作品中表达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他渴望读书做官,改革弊政,为皇权效命,为百姓谋福;一方面,又不愿屈从世俗官场,率性自然,狂放不羁。这两者都是他很难舍弃的。本文从其诗文和生活经历入手,探悉其充满矛盾的性格心理结构,以及这种个性心理结构的形成因素,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其人、其文和其生存的社会。
嘲讽曲以其机智滑稽、朗朗上口、贴近社会、直面人生而深受市民的喜爱,在明代以善于嘲讽而著名的散曲作家中,陈铎的影响最大。在他的嘲讽曲中,他以平民的立场、市民的眼光、世俗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及“娱世玩世”的哲学精神对当时城市生活中种种可怜、可悲、可笑、可鄙的人与事进行嘲讽与揭露,幽默俳谐,滑稽可笑。
《庄子》中开拓了一系列富于审美意蕴的存在空间,以探讨“人”境为核心,拓展出对“道”境、“天”境的审美构想。三重空间构成一个内在联系的系统,成为庄子美学中极重要的一方审美之域。对此空间系统的美学阐释是理解庄子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雏度。
本文旨在提出我国的成语是有其深刺的文化积淀的,在使用中不能一味从俗从众,要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粹必然要重视成语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先秦典籍《老子》中发掘成语源远流长与深刺的文化厚重性,重点阐释“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内涵及对后代审美的影响,以此提醒国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不能一味俗化文化。
《周易》蕴含丰富的文艺思想,既论及文学起源、文学本质,也涉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学批评方法论。其中,侧重文学的教化功用,认识到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还提及象、言、意、辞等概念,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若干概念术语的滥觞,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庾信诗《集周公处连句》中“周公”的理解,倪蟠认为是周弘正。而吴兆宜和今人吉定认为应是北周闵帝宇文觉。吴、吉二人的看法是正确的,然吴、吉二人考证颇为简略。本文从周弘正的仕官经历,庾信、时人与周弘正的交往中未有称周弘正为周公。北周宇文觉的活动,庾信仕周时与周室王族成员关系等方面来补充吴、吉二人的观点。
魏晋时期玄风炽畅,在此影响下,士人追求人的价值,文学因而自觉,陶渊明接受玄学的积极影响,在田园生活和诗文创作中,开辟出一条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成为那个时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佼佼者。本文欲管窥陶渊明诗文,来探索玄学对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思想体系驳杂,自称所学为“杂学”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的“附逆”背后有着更深刻的文化动因,本文从周作人对孔融、颜之推、陶潜等古代知识分子的态度入手,深入探讨其内心复杂的情状。从而揭示周氏“仕伪”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由。
台湾作家马森是位富有哲学理性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受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他以存在主义为创作的哲学平台,表现了现代人在工商业社会中的“孤绝”心态,隐含现代人性格、心理病态的“异化”倾向。其作品人物的病态心理隐约带有“世纪末”思潮的痕迹;同时,对“孤绝”心态的表达使其作品具有一种“反讽”的美学品格。
钟理和是一位贫苦的作家,然而他的内心并不贫瘠,蕴藏着丰富的情感世界。钟理和的情感经历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来解析:即背叛、出走、寻觅、现实和憧憬。通过对这几个阶段的深入剖析,可了解钟理和内心曲折而悲苦的情感世界和他所要表达的深刻的情感主题。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13年,集中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价值体系的深邃思考。鲁迅力图站在现代女性的立场,重新审视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妇女问题的重新思考里包含激进的鲁迅对历史的重新建构和重新呈现,也构成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对话和交流,从而为妇女问题的探讨提供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故事新编》中的妇女形象,...
鲁迅的《伤逝》从记忆的角度去解读,可以分作两个层面:子君和涓生的婚姻恋爱悲剧源于他们的结合导致他们被社会孤立,从而丧失掉他们在群体中的本来位置,而且,失去社会认可的他们仅凭对方之力根本不能温暖对方,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整个小说文本都是建立在涓生的记忆的基础之上的,不可不信,却又不可全信。
潘向黎的小说初期创作体现女性的浪漫情怀,男女形象用笔均匀;后来创作中女性形象愈加生动绚丽,趋于理想化,男性形象模糊退缩,走向边缘化。
作为解读美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成长小说”起源于德国。其主题往往包括成长时期、学年时代、旅行、爱情以及寻找自我身份等方面。华裔作家汤亭亭在其《女勇士》中大量运用成长小说的理论。赋予其成长的主题。本文试图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去探讨《女勇士》的成长主题,以证明《女勇士》是德国成长小说的承传。
黄宾虹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美术史论研究为契机,以办报纸、做编辑、结社团等形式,投身于梁启超倡导的“史界革命”之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吏学在发展中因“学术与民族”是否关联出现分歧,黄宾虹始终坚信文艺的革命功能,并最终升华为“文艺救国”思想。由此看来,黄宾虹的“文艺救国”思想无疑是体现新史学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时期,是文学启蒙的时期。此时许多的青年作家开始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而“问题小说”是现代小说发展的雏形。它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展示现实主义的特性,但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
交通警示语作为交通管理部门对行人、司机等话语受众的公开告示,具有提示、指示和警示的功能,与语言的人际功能密切相关。本文分析交通警示语在社会语境中的特点和规范,从语法、语气、修辞、情态等方面对部分交通警示语作了人际功能的评析,旨在为交通警示语决策者提高话语决策的有效性,从而促进和谐社会语境的构建。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和关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和关学,这一论断已得到学术界公认,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超越”这一术语的提出、缘起及应用于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方面所发生的语义嬗变,或者存而不论,或者论述不清。中国古代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超越”概念的。中国传统话语中的“超越”与西方哲学中的“超越”有相同...
隐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之一,它包括常规隐喻和非常规隐喻。法律术语的隐喻现象是一种非常规的创新隐喻,它是以言语双方的认知为基础,把自身的语义投射到另一个语域的某个词语,使两个不同语域之间的语义相互映射和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