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中”即是“无为”。“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不是听其自然，而是顺其自然。李纨用虚静的人生态度、顺其自然的人生原则，不妄为的人生准则为《道德经》的“守中”做了一个极佳的俗世注解。
在清初的词坛上，彭孙通有着很高的声誉，和王士稹有“彭王”之称。其《延露词》中有部分艳情词，虽辞媚而非俗艳。无论从艳情词的数量还是内容上来看，彭孙通不应被定位为“艳情专家”。
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两种生死观，一种是“士可杀不可辱”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追求个人道德、个人气节的冰清玉洁以及民族尊严和国家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生死观以屈原为代表。另一种是“忍辱以求生”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为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有时不得不使自己在精神尊严等方面忍受让人难堪的耻辱，这种生死观以司马迁...
《史记》不但是史学和文学著作，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人物命运的分析，进行了哲学思考，对历史人物命运的评价可谓精当。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价让笔者质疑。笔者认为韩信的死因，不仅来自于他性格上的自负其能，更来自于其“愚信”和不敢担当的“奴仆心态”。
夏闰庵先生系清末民初词人，生前与著名藏书家、教育家傅增湘以及书法家陈汉第和其弟弟陈敬第（叔通）多有交往。夏辞世后，陈叔通先生撰写《江阴夏先生墓志铭》，文附载于《悔龛词附文存补遗》之后，并得以传世。陈先生所撰墓志铭中提到：“先生与江安傅增湘交善，以铭幽相属。增湘病癃废。”其实，傅增湘有署名撰写《江阴夏闰庵先生墓志铭》一...
诗文用韵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重要依据。本文以王之道古体诗为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归纳出它们的韵部为十八部，先着力分析舒声韵部特点，尤其是上去混押现象，再分析其入声韵部特点，探究阴入相押的几个特例。与《广韵》独用、同用进行对比，进而总结出王诗古体诗韵特征，初步探究北宋时期安徽诗人用韵研体现的语音特点。
《聊斋志异·胭脂》的情节符合“三复情节”的标准。运用“三复情节”的艺术效果：首先，“三复情节”的运用使情节更加曲折；其次，使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再次，使主题思想得到深化。
诗、乐、舞的交融缔造了中国诗歌这朵奇葩。无论是《诗经》还是《九歌》，无论是《乐府诗集》还是唐诗，无一不打上了乐舞诗的烙印。乐舞诗的发展渐渐走出祭祀的束缚，奔向更广阔的天地，因之，娱乐性得以更多的彰显。
冯梦龙的情学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框架；既包含文学思想，又有道德、政治乃至宇宙生成理论，既有反理学的情本思想的直意抒发，又积淀着浓厚的理学教化色彩。情本论和情教观是其建构情学体系的两个理论层面，它代表了晚明尊情思潮发展的高级阶段。虽然冯梦龙标举“情教”的旗帜，但又没有走到否定“理”的地步，在情与理的关系中，是崇情抑...
认为老子的无为是消极倒退的和搞阴谋权诈是误解老子思想的两个极端。其实，在古人的注书中有很多是一语中的的，比如认为自然是“自然而然”之意，无为是“不妄为”，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至少包含两层意思：无为即无违，无为即无伪。
《熙德》是一部古典主义悲剧，《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古典名著，两部作品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它们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均包含古典主义理性的美学原则，作品中的人物多半基于理性的原则参与了对命运的独特书写。这也为两部作品的平行研究提供了基点。
在元杂剧作品中，对僧道（僧包括和尚、尼姑，道包括道士、道姑）形象的塑造形成一个系列，这一系列具体包括几种类型：传法示道型、迷悟还原型、扶危济困型、卜卦占课型、反面型。这几种类型是对僧道这个群体整体生存状态的全面关照。
在中国画森严的法则中，苏轼画随意而洒脱。苏轼不但创造出有名的“墨竹”，还发明了新型的国画——“士人画”。苏轼是中国南方画派的始祖，强调用迅速、节奏性的笔触来表现统一的概念。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文人画论，标志着我国古代绘画审美意识的成熟。
本文分别从作家创作、舞台表演、观众审美三方面论述李渔的选材要求：既新且奇的剧本内容、可演可传的舞台要求、可笑可喜的审美效应，并揭示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与动态流程。
明清之际，是我国古代文论完善与总结的时期。各种文学主张逐渐系统与完善，或主神韵，或倡性灵，或扬义理、考据。作为封建正统文学理论的维护派——格调论，由明代偏重诗歌形式至清代注重诗歌内蕴的发展历程，开辟了中国诗学批评的新思路。
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于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十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开创出“红学”的“秦学”分支，引发了一个争论的热潮。本文于自己阅读《红楼梦》真实感受，就论证方面、自相抵牾、理解方面的所谓事实歧误提出自己的观点。
张承志的“后《心灵史》”时期是指1991年《心灵史》完成后至现在，主要从事散文创作的时期。他经过了以笔为旗的决绝和孤独的呐喊之后，开始陷入深沉的思考，反世俗倾向渗透在他的散文中。本文结合他个人经历、文学追求和所处的文化背景，从三个方面论述：以“清道夫”的身份批判世俗；站在民间立场倡导高贵精神；对和谐文化生态的执著追求。
本文旨在以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来阐释杨志军的小说《藏獒》所阐发出来的生态内涵，同时站在生态文学的高度批判了作品中所流露出的狭隘生态表征，以呼唤人类迷失已久的生态观念及和谐意识。
《未晚谈》是杂文家林放晚期影响较大的一部杂文集，这部文集收录作者170多篇杂文。其杂文紧贴现实，言之有物，短小精悍，轻巧灵活，不仅文笔臻于醇熟，且与作者的个性、思想感情境界融为一体，释躁矜平，通情达理，娓娓动人，在杂文界别树一帜。
《围城》具有多元的象征意味和文化视角，一些学者以此试图寻找并论证方鸿渐等知识分子身上中国作品所缺乏的流浪意识。笔者认为这是“形式”且是肤浅的，没有进行综合的环境分析，不能看清异质文化碰撞下所带来的现代性的文化断层，因此，亟待客观的辩论和反思。
诗歌结构对于诗歌表意有着重要的作用。余光中诗歌在多个方面进行尝试和实践，自由体结构、民歌体结构、三联句结构和欧化句式结构，共同构成他诗美的重要方面。
激进女性主义者把弘扬女性特质当作解除人类弊病的最好方法。她们认为，只有依照女性特质，才能建造一种更和平、自然、和谐的社会秩序。此观点偏激，但亦敏锐地发掘了女性光辉而独特的一面。书中像林雪这样自尊、自强、对爱充满了执著追求的女性是一大亮点。她们对爱的执著让人动容，她们的美好品质让人赞叹。但她们同时是男权社会无法社免的受...
萧乾长篇小说《梦之谷》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这部小说记载着作者对旧中国社会的认知，记录了他为祖国遭遇悲惨命运的同情。《梦之谷》是一部永具艺术生命力的杰作，它的魅力在于真切、丰满而动人地描绘了旧中国广东沿海潮汕地区的社会风貌，成为一部反映时代的作品。
罗兰·巴特在某些方面消除了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间的界限，承认流行文化具有曾经被认为高雅文化独有的复杂性。对它所模仿的“高雅文化”和所替代的“流行文化”来说，大众文化很明显地被看做是低劣的。这种对大众文化的轻蔑和谴责贯穿《神话》全文。同时，巴特痛恨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中逃避意识形态评判的行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勇于揭示大众文...
本文以“弃”字的形体解析为切入点，索探其造字的时代特征和现实依据，剖析其构形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弃子习俗，并从文化视角索寻这一习俗发生、存在的主要因由。
祭孔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家性孔庙建筑规格的变迁、孔子神位及陪祀人员的变换，国家性祭孔礼仪的升格和种类，阐述了国家性祭孔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任何一种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都需要对自然界的一些基本存在做出解释。古希伯来民族的《圣经·旧约》具有神学、伦理学、史学等三重性质，汉民族的《道德经》具有哲学、文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学，甚至医学等多重性质，它们都有一定的篇幅探讨“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比较两个民族具有一定代表性著作中“水”的异同，可给进一步研究...
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教育家，孟子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两者都主张性本善，并以此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孟子和卢梭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力求从不同角度把握二者的异同，从而为中国现代教育理念提出可供借鉴的启示，同时对实践中的现代教育改革有所裨益。
生命意识是人的基本精神属性，作为文化和诗学的文学性主题，表现为生和死的精神想象和文学表述。本文运用文化诗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比较分析古代中国与埃及生命意识之不同，阐释其对于中国与西方古代文学主题、诗学审关意识的深刻影响，分析其对中西文学审美精神及人生悲剧性的建构，比较中西文学悲剧意识之差异。
先秦时期，否定句的代词宾语前置情况大大多于后置，西汉时期前置逐渐减少，东汉则基本消失。但在双重否定句和复杂谓语否定句中，只有代宾后置而无前置的情况，这主要是语义和语用的原因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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