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青年作家群继承了书写生死的文学传统。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涉及成人死亡。其表现成人死亡的手法是多样的，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特色。宁夏青年作家群在成人死亡书写的背后汹涌着对生存关照的潜流，体现了作家对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探索和思考。
20世纪末，余华作为当代中国文学先锋派的旗帜性人物，用一种极有控制力的语言抒写现实人生的残酷。他作品中的比喻新奇、怪异，给人奇特的想象空间和开阔的视野。在求新、求异、求变中，特色更加明显。
诗人周涛是新时期重要的散文家。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其散文具有开放的文化观念，他满怀热忱的歌颂“英雄”，并对不同文化的负面展开双向批判。在艺术上，周涛具有敏锐的文体探索意识，散文诗化特征比较明显。
食指的《海洋三部曲》和《鱼儿三部曲》借用了很多红卫兵诗歌的常用意象，它们一方面保持了在红卫兵诗歌中的基本含义，同时又被诗人重新组合，融入了自己的个性化情感，从而成为别具一格的诗歌意象。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学家，其小说以形式的特别、意蕴的深远开启了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隐现出现代意识和审美特征。本文从叙事模式的转换、人物形象塑造、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等几个方面，分析苏曼殊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及其时代性意义。
通过对小说《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和《青衣》中的筱燕秋进行比较分析，程蝶衣与所扮演的虞姬和筱燕秋与其扮演的嫦娥之间的关系是：成就与被成就之间的关系；同时表达了作者对本我与自我冲突，镜像与现实矛盾的思考与见解。
以阎连科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为出发点，结合绿、红、黄三种色彩理论，通过对文本中身为农民的父辈一代生活轨迹和生存状态进行剖析，体会阎连科笔下父辈形象隐忍、勤勉和无私的品质，体悟作品中处处蕴含着的浓郁亲情，把握作家在叙事中所体现出的当代现实主义精神，并让读者在父辈的大爱之中学会理解，学会感恩。
《风萧萧》中侠骨柔肠的白苹、英气豪迈的梅瀛子、恬静温柔的海伦，分别代表着三种关与善的境界。在一个看似娱世的情爱传奇中，寄寓了作家对于人性、时代、道德和关的思考。
老舍小说《柳家大院》中作为叙述者的算命先生，评家多认为算命先生是伸张正义、头脑清醒、反对封建文化的、与隐含作者思想统一的道德评判和价值引导者。对此笔者提出怀疑，并通过算命先生的言行举止，从三方面论证其与一般人无异：第一，冷眼旁观、不作为、明哲保身；第二，“我”实则是封建毒害者中的一员，自身并不清醒；第三，由于本能欲望...
穆时英淋漓尽致地发挥新感觉文体，创造了特殊的修辞方式，通过物的生命化与人的物化，以动态的结构、蒙太奇式的时空叠舍交错、形式多样的通感，来表现都市的喧哗、金钱、性与罪恶。本文着重对穆时英都市小说的修辞艺术作以研究。
由于西方书信体文学的影响再加上反封建反传统思想的启蒙，“五四”以来的新青年作家特别热衷于日记体小说，本文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日记体的真实性谈起，简单归纳出情感的私人性，情节即时性，对话独语性等特征，并捷出这种日记体小说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张爱玲的散文令人耳目一新。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张爱玲抓住了在无尽的痛苦磨难中享受短暂世俗快乐的机会。她的散文透露着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喜爱，对都市世俗享受的追捧，这的确是与“五四”时期所倡导的精神背道而驰。但是张爱玲散文又并非只限于世俗表面，其中又包含着作家对人生、社会的独特思考。
本文所论及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具体的各种研究方法，笔者尝试在文艺学方法论的框架中对如何认识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世界观之间的深层联系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自宋代至当代，对唐诗与唐传奇之相关性的论说略呈勃兴之势，但关于此论题的探讨迄今亦存在一定的缺失与偏颇，主要表现为：理论提炼相对薄弱，单向研究倾向突出，考察思路过于同步。对这些缺失与偏颇予以切实梳理和省察，将使该课题的研究获得新的拓展空间。
屈原是政治家，也是误入官场的诗人和艺术家。社会角色的错位，使得屈原的政治抱负与政治智商不平衡、政治主见与诗人个性不兼容、政治义务和文化使命难取舍，这也就注定他的人生必有一个极其悲壮惨烈的尾声。
咏物诗兴盛于南朝齐梁两代。从艺术风格上说，这两个时期的咏物诗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整体上有着颇为相似的特点，即缺乏个性、在审美取向上趋向阴柔、纤弱之美。
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渊源造就了无数文学瑰宝，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自从曹雪芹著《红楼梦》以后，学者们就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对于红楼梦进行一系列的研究，从管理学的角度对红楼梦中三位奇女子即王熙凤、贾探春和薛宝钗她们的管理风格进行分析和研究。这几个女子在管理贾府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卓越管理才能和管理智慧，因个人性情差异，形...
西厢故事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三部代表性作品，分别是《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在作品的所有人物中要数老夫人的形象变化最大，她渐渐成为西厢故事发生的关键因素，而这种渐进的演变历程与作品的主题、时代、作者、观众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重塑过程中，老夫人这个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成为维护封建势力的典型，后代...
张籍的《节妇吟》一诗，历来诸家评论颇多。对诗中“节妇”形象一直存在争议。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很有必要去除所谓南宋以后被歪曲的礼教的影响，对这一文学形象进行重新认识。通过对“系珠”与“还珠”的深入剖析，肯定此“节妇”的贞节，“还珠”一词即源于该诗。
本文从科举与新旧思想两个方面来分析《牡丹亭》中造成陈最良迂腐形象的原因，从而认识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悲剧，更是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悲剧。
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作为邦本的“人”与“民”出现频率极高。在这些被载入史册的冠冕堂皇的“人”与“民”中，绝大多数却是以一个抽象的集体名词的身份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却几乎完全被虚化、被覆盖。作为战国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庄周对这些在主流话语中被虚化的人给予密切的关注，并对人之为人的根本——...
作为一名优秀的曲家，关汉卿在创作中致力于阐释人的生存方式，集中展示了防患、报冤仇、除恶、成才和婚恋五大生存智慧，以启人心智，指导底层民众的现实生存，流露出善意高尚的人文关怀，极其可贵。
角抵戏是汉代兴起的一种戏剧样式，《东海黄公》几乎是公认的汉代角抵戏的代表性剧目。大多戏剧史家都只是把它看做是中国戏剧的雏形，而对于其到底应该是悲剧性成分多还是还是喜剧性成分多，划分不是非常明确。多数认为它是一出揶榆巫觋的喜剧性的作品，而认为其是悲剧性作品的则比较少。本文则侧重讨论其悲剧性。
孟称舜的传奇《娇红记》是晚明继汤显祖《牡丹亭》之后的又一部爱情戏曲杰作。作为一部叙事曲折、凄关感人的剧作，它通过奇特的矛盾设置造成了令人震撼的悲剧气势。同时作者采用巧妙的叙事结构使全文针线紧密、血脉贯通，并且注重戏剧场面的冷热调剂，形成张弛有度的戏剧效果，又通过独特的时空设置抒写了一曲新的爱情之歌。
欧阳修十首《采桑子》词作，为其居于颍州期间所作。这十首词创作时间不一，在他晚年才重新进行归纳整理。词作疏隽淡然，不仅仅是山水景物创作的典范之作，还熔铸了作者生命感悟的哲理之作，从词作中的生命意识这一角度，从两个方面探讨欧阳修的人生观感：一是认为在飞扬与沉静的景物观照中，体现了作者沉稳淡然的人生姿态；二是认为作者在山水...
孔子一生执著于用世，可对于隐逸之人却从无微词，甚至是颇为理解的，此种心态决定了孔子对隐逸有着别样的理解。同是隐逸，孔子对辟世采取了理解但不苟同的态度，而对于辟人却是不仅赞成且力求践行的，因为在辟人这种行为中保持着对道义的追求。孔子对隐逸的肯定和独特阐释对后世大隐、中隐、小隐之说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交友，是《论语》中涉及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仅就《论语》而言，从如何交友、交怎样的朋友和如何与朋友相处等方面简述孔子丰富的交友思想，指出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教育意义。
刘餗以历史的实录精神来创作《隋唐嘉话》，其史料性价值体现于书中所记载的真实的人物与典章制度等方面。同时，他自称“小说”，是从形式上区别于正式史籍的严格叙述，追求形式上的灵活自由，即采用笔记形式叙述“历史”。也正因如此，才带来了《隋唐嘉话》的小说化色彩。
《九歌》已经能够根据抒情主人公的性别与身份的差异，并采用情景交融的笔法，以刻画出他们不同的爱情心理。通过对《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河伯》与《山鬼》三组诗的分析可以看出，《九歌》已经能够因不同的性别视角、人物身份、和地理环境，而对抒情主人公的爱情心理采取不同的描写方式。
《全边略记》是记述明代边疆和民族史事的著作。其体例为编年体，但有其特色。即纪、表、图结合，浑然一体；在内容编排上，合理清楚，便于人们进行检索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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