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阵来自南方的风吹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启动抵抗花粉过敏的程序了。懒得去找医生开药方，直接就去药店买抗过敏药。想到每年都吃同样的药，开口就让人家给我一个大号包装。免得明年再麻烦。
社会话题此伏彼起，一个接着一个。过去年代听新闻，什么杀人、撞车、着火都发生在国外，祖国总是一片太平一派大好。现在知道了自己也有负新闻，不过捂着没说。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列车坠桥死了二百多人，内参一登就过去了。现在谁还敢瞒，弄不好要吃官司。社会透明，人心才稳，它的进步意义不亚于GDP。
早春的一天，我在长期腿伤后经过一段恢复训练，来到当地高中的运动场自测万米成绩。那天操场上仅有几个当地居民在锻炼，看台上却坐着不少人。我心里奇怪：难道大家都来看我跑步吗？跑了十几圈后才发现，两个高中球队进场，马上要开始比赛。他们用中间的足球场，我用我的跑道，本是两不耽误。可是，一个小小的比赛，一百多号观众，还要先唱国歌...
无辜的中国游客2011年春节期间，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巴黎老佛爷百货装扮一新，用红绸布和传通兔子装饰以象征刚刚到来的中国兔年，而会说中国话的导购员则免费派发用中文写就的贺年卡。
法国导演雅克·贝汉拍摄的纪录片《海洋》风靡全球，大概是最后一个镜头是这样的：一艘日本捕鲸船捕到一只鲨鱼，残忍地将鱼翅割下，再把鲨鱼放回海里。由于没有了胸鳍，那鲨鱼只能晃动着身子，身后拖着两缕“血烟”游向海底。它挣扎着的样子，使人不忍目睹，心里泛起了无边的惆怅：人类啊，为了饱一时的口腹之欲，竟干出这等勾当，是要遭报应的!
如果不是一阵婴儿的啼哭划破夜空，属于邓小明的那个凌晨，注定庸常烦闷。这位50岁的农民工浪迹在成都街头，半夜起来闲荡，无意间邂逅了草丛里的新生儿。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小城，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一辆轿车慢慢地向前蠕动，车上的鲁尼兹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他接到了儿子高烧佗进医院的电话，作为父亲他必须赶到医院，守候仨儿子身边。他心急如焚又全神贯注。
2013年9月30日，美国2013财年的最后一天，美国参议院以54对46票否决了众院版临时拨款议案，将美国政府推向关门境地。当天夜晚，整整一个晚上，参众两院议员都在国会山不断投票，一场“预算乒乓球赛”开始了。众议院3次提出拨款议案的修改版本，但3次都被参议院否决。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韩国父母可谓煞费苦心：大手笔送孩子上各种英语培训班、请家教，或是送到国外留学，准妈妈们开始热衷英语胎教课，甚者还下狠招让孩子做“割舌”手术，气势绝不亚于女星整容。
在一家公司工作多久才算是最忠诚的员工？现年98岁的华尔街理财经理费尔德给出自己的答案：80年。他从18岁开始进入高盛银行，至今仍活跃在职场。上月中旬，高盛银行表彰了这位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当费尔德1953年第一次来到高盏银行时，正赶上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失业率高达25％。上班的第二天，他就发现自己上了裁员名单。费尔德说：“很高兴最...
台湾一档电视节目，一位称作“店铺辅导专家”的嘉宾说大陆人一般人茶叶蛋都消费不起，因为大陆人均消费是很低的。此视频是去年传出的，网上也早就充满大陆网民对这位专家的骂声。但是，大陆人均消费低，是不争的事实。
2013年9月23日，一部名为《性：我的英国工作》的纪录片在英国BBC第四频道播出。这部时长63分钟的纪录片不仅让人们看清了皮条客压迫、剥削非法移民的丑态，更让人们认识了纪录片的拍摄者——白晓红。
大志曾是我们村的励志活教材。那时，我们同在一所学校读书。放学后，大志从不像我们一样作鸟兽散，而是追到老师办公室，请求释疑解难。等他满意而归，走到半道上的时候，通常我们正和邻村的孩子打得天昏地暗。大志一声断喝，往对垒的双方中间一站，一双带电的眼睛横扫每一张脸，双方将士像遭遇电击一样，愣怔片刻，而后纷纷落荒而逃。
孩子不见了河北丰宁县西官营乡西窝铺村的袁家门前，一条石子和泥十填起来的路蜿蜒曲折，直通村口。2007年3月，15岁的袁学字辍学打工，袁成就是沿着这条路把儿子送到村口的。袁成没有想到，这段路竞成为父子俩最后相处的记忆。
“欢迎来到黑暗中的世界。”杨欣才站在厚重的幕帘后面，眨巴着眼睛，提高嗓门向几位蒙着双眼、拄着拐杖的人打招呼。他们看不到杨欣才的样子，而杨欣才却能“看到”他们。
她天生个子有些矮小，就因为这个原因，她不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因为她觉得人们都在用嘲笑的眼光看她。一次，在别人的鼓励下，她参与了一家科研公司的志愿者服务。这项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测验人们对身体有缺陷的人有何反应，尤其是对面部有缺陷的人。
她在工厂内的生活是流水线式的，空洞而重复。从16岁踏入工厂起，她已经能望见自己的一生。李巧娟18岁，但已经能望见自己单调无聊的一生：找个打工的男人结婚，回家生孩子，生完进个大厂上夜班，年纪大了做清洁工。除此之外，她几乎看不到生活的其他可能性。
理想是一条内裤，你一定要有，但并不总要露出来给人看。——理想不需要时刻挂在嘴边聚会老婆同学聚会。发短信来：老公，跟她们一起好无聊，你打电话叫我回去吧，温柔点，我开免提。
我眼中的国富民强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用最近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事来解释一下。三年前，租住在澳大利亚的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也就是用有效证件和签证进入澳洲，逾期不归，“黑”了下来）到玻璃厂见工友时被玻璃扎伤而死亡。
从湖南省宁乡县金湾村（现保安村）妇女主任的职位上退休，领着每个月25元钱的退休金，又从信用社借了些钱，南凤枚便和老伴廖立成来县城里开了个小商店——挣钱还债。
手机响了，熟悉的号码。一个又黑又胖的女人，就在写字楼的下面。我毫不犹豫地挂掉了手机，然而那个固定的铃声并没有追着响起。那女人叫夏荷，是一个快递员。
家有疯妹婚恋受阻，一心尽孝的小伙求租女友徐世辉，高大帅气——身高1米82；适婚年龄——1983年5月出生；工作体面——在一家电子公司做品牌推广。可条件如此优异的他却是“孤家寡人”，究其原因是家有疯妹。
10月20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遗孀约婉卡·布罗兹病逝。塞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在唁电中说：“随着布罗兹去世，我们又少了一位我们以前国家历史最可靠的见证者。”
主妇气息如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打扰，爱丽丝·门罗和她生活的小镇安大略省克林顿镇本该就这样清静下去。直到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他们要把今年的文学奖颁给这位加拿大女人——是的，是爱丽丝·门罗，而不是更著名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或者其他什么人。
钱秀丽喊我时，我没有认出她是谁。我们中间隔着二十年的光阴。这也不是理由。柜台上有一面铜镜。我自己都难认出镜中人是谁，更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疲惫的影像与高中相册上那个少年联系在一起——他们看上去是两个陌生人。
我注意过以狮为代表的高级动物和以蚂蚁为代表的低级动物的区别。生命的高级与否往往取决于一点：有无孤寂感。高级动物们都有一种懒散、冷漠、孤傲的步行动态，都有一双厌世不群的冰冷目光。它们无视世界的接受与理解，只在懒洋洋的徜徉中再懒洋洋地回回头，看看自己留给苍茫大地的踪迹，便安静地沉默了。
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变成各自想念的风。
从小学开始，我就期待离开家乡。我不喜欢那个小城市里的人，他们让我疤痕累累；我不喜欢那里的风俗人情，动不动就拿钱看人，势利得紧；我不了解那里的风景，在家乡十几年，我没有逛过街没有去过旅游，听很多人说，你的家乡很美时，我完全无感，也根本无法做导游。
一天，三叔问我：“有没有发现，男人和女人很不同？”“当然很不同，”我说，“男人的染色体是XY，女人是XX。“我是指生活上。”三叔一口气举出多个例子。
1993年《我爱我家》首播，最初被批评为“吼刺老干部”遭到播出限制，之后却午年重播，“经典”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新编辑部的故事》播出效果不佳，有喜剧爱好者伍微博上放话：“谁要是拍《我爱我家》续集，谁就是历迎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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