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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广州市统计局.2012年广州统计年鉴[Z].2013.4.
[3]广州市招生办.二一三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考指南[Z].2013.7.
【关键词】人力资本 理论教育 人力资源投资
人力资本理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无疑推动了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这样定义,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贝克尔在他的《人力资本》一书中这样定义:这一学科研究的是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的各种活动,这种活动就叫做人力资本投资。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指包含在人体中的被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它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并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
且不论人力资本到底该用哪种语言描述,我们只要简单的看一下人力资本的含义以及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的相关概念,不难发现,教育人力资源投资是在整个人力资源投资体系中是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一、我国人力资源受教育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如何将众多人口转化为能够使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教育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命运,也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其在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但中国的人力资源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资料表明,我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两项平均仍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相仿。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受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受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不足5人。从这些数据看来,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偏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劳动力受教育比例的偏低,导致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又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失衡,产业、行业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难以支撑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2000年,我国金融、保险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达13.19年,是第三产业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但与日本相比,我国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仍旧与日本相差0.8年。因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也不能够完全适应现在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二、我国教育人力资源投资现状
针对当前中国人力资源受教育的现状,笔者认为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对教育本身,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数据表明,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公共教育经费的分类,我国大中小三级教育投资的比例也很不合理。
7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初等教育却相对萎缩的状况,这不符合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而出现了教育资金的低效运作,尤其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在三级教育之间的配置明显体现这个特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前很多大学的大楼在国家教育经费的支持下建起来了,可是教育水平,师资力量,以及学生素质并没有和这些基建的发展同步;而另一方面,初等教育经费不足,有些地方初中生甚至不能完全入学,教师数量不够支持学校教育,严重制约的最基础的教育投资。
然而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也只是相对而言的,高等教育经费短缺仍然是高等教育不能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是由政府投资支持,然而由于经济状况,物价上涨,通货等问题的存在,政府投资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近年来,高校本身也在注重利用自身优势积极自筹教育经费,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社会对高校的赞助也在增多,这都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教育人力资源投资现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有关研究表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大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教育投资的边际效益大大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益。正如舒尔茨所指出,对人的投资带来的收益率超过了其他一切形态的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因此,迫切增加各项教育投资,努力改变我国教育投资现状,就成为了当前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应当从我国目前适龄入学人口数量多、基础教育普及率尚待提高以及小学和中学教育经费投入相对偏低的具体情况出发,适当地提高基础教育,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支出比重,并相对降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另外,在教育经费总体向基础教育倾斜的前提下,注意使各类学校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亦日趋合理。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直接而密切的学校、专业等,要适当加大投资支持力度;而其他类型的学校和专业也要根据按照轻重缓急给予适当的投资分配比例。
从劳动经济学上看,教育投资的加大可以在后续过程中收到更大的收益以抵消因投资带来的成本损失,而进一步的论 证则更加可以证明这种正负相消的结果为正。也就是说,在中国当前的状况下,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可以提高整体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则可以带来国民经济的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提高的结果,而人力资本理论则证实了人力资源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大的作用,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经济增长都是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而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的主要途径。
综上所述,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或科技进步的源泉,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而我国就应该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加大教育人力资源投资力度。
参考文献:
[1]林莉芳.中国教育投资现状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教育部.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工人群体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10-02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特征
1.相关概念的界定。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采取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即指当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0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但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劳动力。需指出，现实情况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多是年轻力壮的群体，留在农村从事从业生产的往往是年老和年幼的群体。新工人群体，是指户籍身份是农民，但是已经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生活和工作，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以换取工资或劳务报酬的广大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新生代打工者，同样户籍身份是农民，出生在80后、90后的第二代、第三代打工者，这些人中或是没有当过真正的农民，常年在外打工，或是出生和成长在城市。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第一，从数量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末，我国乡村人口总数为6.1866亿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数量为2.27亿人，占全部囊等耸的16.67%。此外，2015年农民工总量已达2.74亿，超过全国人口总量的1/5。蔡■通过以月对农村劳动力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投入进行划分，进一步细分出2011年务农劳动力总数为1.92亿的结果，并建议未来十年每年减少这部分人群中的200万人[1]。根据2014年中国经济蓝皮书的规划，到2024年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将下降到占总人口的7.8%。第二，从质量上说，通过考察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情况，可以反映未来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产业工人转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角度考察农村受教育情况，就会发现，现存农村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以湖南为例，一项调查显示，2011年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仅占46.61%，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占38.78%。从接受职业教育的角度来看，针对166名被调查者中有60人自愿参加过职业培训，其中男性36人，女性24人，培训内容集中在服务技能、电器修理和电脑使用上[2]。第三，从年龄结构上说，80、90后已经成为劳动力主体，占一半以上。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截至2014年底，我国人口中少儿和老人（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比例分别是22.5%和13.7%。新生代劳动者与老一代劳动者的重要区别是他们大多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尤其是在城市中生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人群，除了户籍归属为农民以外，思想观念、行为举止都受到城市带来的影响。第四，从劳动者生工作和生活状态上说，一方面是劳动者吃苦耐劳的精神继续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劳动者在工作、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迷失。统计显示，深圳打工者换工作的频率是一年半，苏州打工者换工作的频率是两年。同时，在消费主义影响以及低工资的现实面前，大多数劳动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迷失。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对的挑战
1.企业用工荒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构成压力。关于用工荒的报道始于2003年，先是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出现大批企业缺劳动力，接着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是企业用工荒，但劳动力总量却是供大于求，荒的是高技术人才。吕途将用工荒划分为“脉冲式”“春节前后阶段性”和“持续性用工荒”[3]。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第三种用工荒。这种用工荒是由劳动者本身素质偏低，企业疏于培训，以及劳动者就业不稳定等因素综合导致的。鉴于此，有学者提出用工荒现象正好可以倒逼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优化升级。从经济结构发展的角度考虑，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是发达国家实现升级的一般规律。但是，这对中国亟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意味着他们正在面对着一方面是由自身教育水平劳动技能低，另一方面是企业对文化素质高和高技术人才渴求的深刻矛盾，这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就业。
2.劳动者文化技能水平达不到企业要求的挑战。受劳动者本身的文化水平及技术技能制约，无法弥补企业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当前，新生代打工者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人群，他们已经占到整个打工群体的60%以上。新生代打工者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为67.2%[4]，这与上一代打工者的受教育程度相比明显偏高，但横向比较，一方面是与企业用工标准的差距仍然很大，另一方面是在农村接受教育人群的程度又不及新生代打工者的总体水平。这对还未转移的劳动力来说，转移就业的压力更加严峻。
3.打工者工作不稳定带来的挑战。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表现是打工者的工作不稳定。已有调查指出，新生代打工者在工作上，更多地开始关注与自身生存和发展有关的条件。如工作条件差劳动保护差、做工无聊觉得没有提升自己的空间、看不见未来以及部分企业道德缺失、追求工资或者前景更高的工作。凡此种种，都构成工人更换工作的推动力，这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增大。但从中不难发现，工人已经有意识地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工人有追求成为完整的人的需要。这种情况对想要转移的劳动力来说，无疑会增加就业的不确定性。
4.劳动技能培训缺乏带来的挑战。这与打工者工作的不稳定有密切联系，按照西方的模式，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对劳动者技能等进行相关培训。当前的问题是，由于工人就业的不稳定，企业所面临的承担教育培训员工的风险成本增加，结果导致大部分企业没有对工人进行技能上的进一步培训，这对企业和工人来说都是损失。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企业为转型急需人才的背景下，这种缺失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阻力，也影响工人的自我完善和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5.转移过程中就业渠道不健全的挑战。当前我国打工者转移就业模式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本地打工的同乡、亲戚或朋友介绍，少部分通过招工广告。这种就业渠道过于狭窄的弊病，导致了寻求工作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传输不畅通，增加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和企业寻求工人的难度。同时，信息不对称还可能引发从业者受骗等一系列问题。
三、持续平稳转移劳动力的建议
1.现实挑战背后的深刻问题。通过对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与新生代打工者的境遇，结合当前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现实需要，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存在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第一，户籍制度下打工者身份不平等及由此带来的一些列不稳定因素；第二，打工者各项福利、社会保障的缺失带来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表现在无住房保障、医疗、养老、婚姻、子女教育等方面；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及技能水平达不到企业的对人才的要求；第四，企业的用工及培训制度不能保证劳动者稳定的工作；第五，社会对打工者没有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
2.对策和建议。首先，需政府破除原先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持有农村户籍的打工者成为“二等公民”的主要障碍。户籍制度及其连带的附属因素，如城市的各项保险、社会保障、受教育等相关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短期内很难立竿见影地彻底解决，但长远看，打工者只有享受到平等的待遇，才能成为稳定的工人，对国家和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目前，广州、重庆等地对持有本地农村户口的打工者先行开始解决，但广州、重庆外来打工者的数量也十分突出，这样区别对待必然会影响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另一方面，除了城市中原有的打工者，每年仍有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这个群体，破解户籍制度的速度刻不容缓。其次，需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出力，建立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并拓宽就业渠道。目前情况是，一方面，企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打工者的不稳定性，企业不愿出过多的Y金去培养人才。这种情势下，靠企业单方面难以解决人才培养的问题，就需要政府牵头，重新设计职业技术教育的完备体系，带动高校和社会，保障劳动者技能的培养，从而进一步转化成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教育需要资金，对打工者的培养也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面共同帮助其成长。圆梦计划已经走过了其第七个年头，从范围上看，还无法满足多数打工者对职业技能学习的需要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此外，企业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借鉴传统制造业强国的经验，特别是在老牌发达国家相继强调新的制造业标准的背景下，如德国打造工业4.0，日本提出重造制造业，以及我国的2025计划等，在此机遇与挑战中培养并形成一批现代产业工人。最后，打工者在面对复杂的工作和社会环境中需要自身的努力。历史上，中国工人具有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与当前打工者的状况暴露出其以赚钱为目的的生存状态形成强烈反差。在持续性用工荒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成就业压力的趋势下，还伴随着消费主义、资本逻辑弥散的现实社会。因此，除了外部环境要为打工者争取平等、公平的各项机会以外，打工者以及正在朝这一群体发展的农村劳动力也应不断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抵制不良的思想和行为，才有可能保护属于自己的权益。
四、结语
当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是已转移的人群面对各种制度和现实因素带来的考验，另一方面是尚有大量的劳动力亟待平稳转移。现存的制度等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影响劳动力的持续转移，甚至可能出现间断的回流。劳动力如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不利于企业的转型，浪费劳动力资源对国家的现代过进程是阻力也是损失，各项制度的不完善对劳动者的生活就业就没有基本保证。
长远看，应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出力保证这部分人群的权益，保证这部分人群成为完整意义的人，也就保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平稳转移的渠道，这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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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青阳.农村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状况的调查报告――以湖南省为例[J].农业经济，2011，（4）.
[论文摘要]本文详细阐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剖析了形成当前现状的原因，并指出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才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充足，但其质量却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德·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1]。这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却逐渐上升；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处于较低文化水平层次，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为六个字“一大、六低、一弱”。
“一大”是指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村中有近5亿劳动力。据专家推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2]。也就是说，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3.5亿属于富余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六低”是指农村劳动力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素质低、身体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
（一）思想素质低。我国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反应冷淡，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经营观念。
（二）文化素质低。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占20%，小学占40%，初中占29.5%，高中占10%，大专以上仅占0.4%。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占74.8%[3]。另外，受到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致使妇女及其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妇女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不高，更低于男性劳动力素质。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男性从业人员占83.9%，女性从业人员则占88.1%。2000年我国男女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分别为51.63%和48.37%，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26个百分点，以农村总人口8.0739亿人计算，女性人口应为3.9亿多[4]。几近半数的农村女性，无疑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支柱，她们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整个素质水平。总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将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三）科技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可谓是“科盲”。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5]。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四）经营管理素质低。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尽管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人的经营管理并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性行为。
（五）身体素质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低，基本上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食物构成和食物营养简单，因而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的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问题，人口生育质量低下。据统计农村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弱智儿童占人口的15%。农村劳动力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有心理疾病等患者[5]。
（六）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创造力的总标志。《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1997-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316美元，仅相于日本的1.03%，韩国的2.58%，巴西的7.35%，约为印度的80%。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以及高层次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过低，必将影响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给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程带来严重制约。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成因分析
1．观念较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除了经济落后、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落后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即观念上的落后，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并且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不足，缺乏主观的追求。尤其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中多数人未真正摆正读书与挣钱的位置，没有树立起以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高素质形成再就业竞争力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多读书不划算；二是不读书照样能挣钱。
2．投入不足。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不过20%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人中，乡镇负担78%，县级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6]，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在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从总量上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2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6%，比上年的13.31%增长了0.45个百分点，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17%，仍未达到1996年国家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水平”的目标。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1949年3.3%的水平，明显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人国家5.66%的平均值[7]。
3．体制不适应。对于文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农民已有一定认识，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业科技的供求现状却使农民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科技素质，难以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整个农村教育体系来看，农村“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割或残缺，农村教育脱离实际，使得农民素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基础教育没有任何区别，从学生的学习目的到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而是为了高考应试。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农村实际，“升学无希望，打工无出路，回乡无技术，致富无门路”是学生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能为农村服务的成人教育又面临诸多问题而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4．管理不完善。整个中国的农村教育系统，过去都是由教育部门条条管理，农村县镇(乡)村需要农技、农业产品加工及经营管理初级专门人才，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农民，但不能按农村的这些需求去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结构、课程、内容与方法，以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素质，这不仅制约农业现代化，也阻碍农民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海外劳务输出。
5．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就业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劳动力输出不断增加，一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了农村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农村的留守大军中，女性和老龄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沉淀下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结构更不合理。
总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新农民，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因此，我们只有面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剖析成因，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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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到由规模扩张到精神内涵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呈现出层次不清、关联性不强等状况，成为阻碍现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必须要实现职业教育的改革。
一、职业教育发展及作用
（一）职业教育产生过程
现代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社会劳动者群体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提升他们的劳动效率，转变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状态，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通常职业教育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从事于社会岗位生产型劳动的劳动者群体。
最初形态的职业教育是占代传统作坊中的学徒制度，小学徒们在固定的时期内抓紧学习技能，并且在作坊中工作，实现工学一体化，从简单的工作到繁冗的工作，逐渐掌握熟练的工艺技能。而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当今德国推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依然还有一定内容的保留。随着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文明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作坊，而人们的劳动技能提升，社会岗位对劳动者群体的数量需求逐渐增加，过去的师徒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劳动的需求，因此，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了。本文由收集整理
（二）我国职业教育重要作用
1.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物质性生产资料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提高，必然会需要劳动者具有更高的生产技能。而物质性的生产资料的提升过程具有商业性特点，并且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也属于社会过程，是当代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果。
2.通过提升社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来转变其生存状态。我国整体人口素质依然较低，劳动者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只能从事薪水较低的简单劳动岗位。而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能够让较低素质的社会劳动者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让他们可以去从事相对复杂的劳动。一方面，可以转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当前的研究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缺少较为科学的界定与划分，从具体方面来说：首先，对于西方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普遍采用“拿来主义”的原则，存在人云亦云的状况，并没有针对我国现状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缺少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论点。其次，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对使用典型教学案例不够重视，缺少系统性的分析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再次，对于某些基础性概念缺少必要认识，甚至会出现误区，例如，院校教育模式与方式之间的关系概念混淆不清，对于一些教育类研究文献中将职业教育模式混淆为教学方式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许多教学方式研究的文章是通过理论性的研究学者共同完成，部分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使得教学研究成果与当前教育实际不符。
（二）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
当前依旧存在着推崇知识理论文化教育，忽略职业技能训练的传统观念，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定位与目标是培养出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模式；而这种教育取向与传统教育观念是相悖的。由于受到传统“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的巨大影响，职业教育自身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甚至会遭到歧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规模失调严重，导致人们缺乏理智地去选择普通教育。
（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
一些职业院校的招生专业只是集中于机械电子、计算机技术、艺术设计、会计管理、汽修等专业，然而涉及医学、畜牧业等专业几乎没有。职业院校这种专业设置方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进程，使得这些专业出现了饱和状态，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部分职业院校之所以会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状况，就是因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脱离，而根本出发点并没有针对市场实际需求，没有将学生就业问题作为院校专业设置的根本导向。
（四）现代职业教育育人目标定位存在误区
对于我国职业院校的广大生源，教书与育人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职业院校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多数学生成绩不够理想。当进入到职业院校之后，应试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学生显露出厌恶学习、违反校纪等多种问题。然而，教师们难以对学生们进行正确引导，甚至会抱怨这些学生很难教。而一般教师的说服教育难以起到效果，从严处罚学生又会导致他们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引起强烈抵抗。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成才，成为职业院校教师们亟待解决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人才培养观念与心理学理论角度着手，充分认识与理解学生群体，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很有才，需要帮助他们成才，就要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从细微着手来规划学生们的职业生涯，可以说科学有效的职业教育对学生们的一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现代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不足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以全日制院校学生为主的，而对于社会人员的短期教育培训功能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在近几年，虽然我国政府提倡，院校有实际行动，但是由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没有完善建构，因此，依然带有明显的学习教育特征。
三、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策略探析
（一）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职业教育研究队伍，其中要包括在职业教育一线的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群体。对于现代教育方式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要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求出发，将职业教育的专业建构、专业课程改革、专业教材建设等成果从理论转化成为实践工作，在实践工作中实现优化发展。教育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类似于专家论坛的交流活动，为我国来自职业教育不同领域中的学者们进行交流讨论构建广阔的平台。
（二）摆正现代职业教育中文化课程的位置
专业课程与文化课程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扎实稳固的文化课程是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学生的基础，也是提升职业院校学生文化素质的基础。并且职业教育中的文化课程也面临着教育改革，需要通过专业课程整合、选修、必修等形式来组织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教师要根据学生个体兴趣、个性化发展与实际需求，来加强学生文化素养的教育，深入挖掘与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我们需要转变重视专业课程，忽略文化课程；注重专业技术培养，忽略文化基础课程教育；注重眼前就业，忽略自身未来发展的倾向；学生们要处理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两者之间的关系，让职业院校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
（三）强化我国政府统筹，进而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通过实践表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主导，而是要强化政府统筹功能实现健康发展。在现代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背景下，要想强化政府统筹工作需要一个好的载体——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模式。现代职业教育集团需要由国内重点职业院校带头，引导其他团体机构、企业与其他院校参加，以专业化发展作为纽带，进而共同创建实训基地，以校企模式作为发展重点，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四）树立专业技能实用、劳动最光荣的思想观念
贵州省是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地方，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沿海及中心城市转移。根据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贵州农村外出从业人员达到441.74 万人，为1996 年的3.7 倍，2008 年继续增长到586.72 万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由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增加了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显示，家庭经营收入一直都是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首要构成部分，但是其所占百分比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91%，减少为2009年的51.16%。相反，工资性收入虽然为第二构成比例，但是其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0%，增加为2009年的35.75%，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分别占转移人数的29.7%和53.7%，高中及以上占16.6%[1]。李崇慧[2]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学历越高，转移的比例越大；目前贵州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季勤等[3]通过对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流劳动力增长到 65.9%。这说明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探寻利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人力资本的途径，以促进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下页表1显示，2000年贵州省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117.51元/人，逐年都在增加，2009年达424.2元/人。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也在逐年提高，其中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2000年为34.01%，到2009年增长为42.6%。高中文化受教育文化程度由2000年的3.28%增长为2009年的6%，而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文化程度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0.21%，上升为2009年的1.8%和0.8%。这说明从2000—2009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文化状况也在提高。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对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以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记为x，以各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记为y，运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之间的影响程度。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将以上方程（1）、（2）、（3）、（4）画图进行分析，其中y1、y2、y3和y4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 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劳动力外出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2.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考虑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提高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可以促进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获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贵州农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农村劳动力素质。
3.根据图1所示，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四、政策建议
1.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虽然目前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家庭经营所得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其在家庭收入构成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而外出从业所得在家庭收入构成中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影响。
【关键词】就业 人力资源管理建设
促进和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的重大战略任务。我国就业越来越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就业是生存之本，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就业程度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更新影响到就业去向和就业政策，而就业的现状又反映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状况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2002年，文盲率占全国人口的9.2%，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占4.4%，初中以下人口比重高达77.2%。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比日本少3.88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以初中文化为主，受教育年限平均为9.44年，比日本少3年左右。全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75%分布在农村。目前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为3060多万人，约占从业人员的4.3%。在技术人员结构中，初级技工占65%，中级占30%，高级仅占5%。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现状说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要走国际化道路是需要相当漫长的过渡时期，我国的就业问题将长期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长期关注的社会问题，就业与人力资源管理建设同样需要有一个相互促进和发展过程。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和就业岗位开发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丰富既是优势，也是压力。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的特点，既不适应新形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又不适应国内外劳动力市场激烈竞争的客观要求。因此，当前处理好就业与人力资源建设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不可否认，处理就业与劳动力资源开发建设的关系，必须要按照促进就业的长远发展战略目标，在对劳动力资源合理利用、合理开发、合理配置和全面提高素质上下功夫;要转变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要不断提高我国将劳动力资源转为人力资源的能力，将劳动力作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资源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建设。
1.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促进就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长远发展战略规划，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质量和能力开发。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的观念，充分认识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能力建设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意义，实现从注重物质性开发向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转变，从注重劳动力的数量发展向注重劳动力的质量建设转变。结合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人口发展规划。根据当前人口大量流动的特点，着重建立和完善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依法加强城乡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社会人力资源规划的工作需要结合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建设还是一片空白，我们可以采取当年我们改革开放的模式对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进行人力资源整体性的规划，选择几个地区作为试点，进而推广到全国各个地区。
2.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投入力度，调整教育投资结构，把投资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作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将教育作为我们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建设的基础工程来开展，从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同步进行，保持人力资源管理建设长远发展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偏高，而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所占比重过低。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由于各级财政投入不足，教育机构把大量教育经费转移给受教育者负担，普遍把“义务教育”变为“有偿义务教育”，有的甚至通过乱收费把它变成“高价义务教育”，使每年约3000万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或辍学。这种状况对提升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十分不利。必须在保证国家投入教育经费持续增加的前提下，调整和改善投资结构，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对于西部和农村贫苦地区，要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3.根据我国人力资源状况和当前就业形势，进一步界定劳动人口年龄，把义务教育扩大到高中教育阶段。世界的一般就业初始年龄是15岁，但各国各地区的就业年龄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就业年龄是不同的。各国各地区选择什么样的就业年龄并没有严格统一的标准。目前，欧盟多数国家就业的初始年龄是14岁，日本是15岁。香港的劳动就业人口是指15岁及以上人口，澳门的劳动就业人口是14岁或以上的人口。我国长期运用的初始平均就业年龄是16岁。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处于劳动力新增高峰，就业供求矛盾突出的客观现实，我国劳动就业的初始年龄可考虑提高1或2岁。对就业年龄的确定与教育发展水平具有直接的联系。我国目前确定的就业年龄与考虑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有关，基本没有把上高中的因素考虑进去。如果把初始就业年龄平均推迟到17或18岁，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且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与调整就业年龄相配套的根本措施是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目前，我国高中教育的供求关系很不协调，初中升高中的学生比例实在过低。20O2年全国初中毕业生包括上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和民办校的升学率不到60%，大量未升学人员成为新增劳动力开始冲击就业岗位。这种状况可通过教育改革试点加以逐步改变。同时，进一步实行大学扩招，提高大学入学率。
4.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就业培训，完善高校专业结构，培养创新人才。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就业培训制度和培训体系。以对下岗失业人员转岗、再就业培训和农村进城人员就业培训为重点，进行灵活多样、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教育培训。高校包括民办高校要把招生目标与就业预测紧密结合起来，招生数量尤其是设置专业要与社会和岗位需求基本适应。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人才体制，进一步整合高技术创新人才资源。
参考文献
[1]郑海航，吴冬梅.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实务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
（一）劳动法制教育实践活动缺失，学生对劳动法律知识的应用能力较差法律实践是提高法制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法律重在应用，学会法律知识不是开展法制教育的最终目的，学会应用法律知识，将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才是法制教育的目标。劳动法律知识实践性很强，学生只有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才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目前劳动法律教育大都采用传统方式，注重课本知识的灌输，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课外又很少组织相关的实践活动，学生对劳动法律知识的应用能力较差，实践活动对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二）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及就业指导课程的任课教师大都是非法学专业出身，专业化水平不高。教师对劳动法律知识的研究和理解不够深入透彻，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等方面还有许多局限性。有的教师上课时照本宣科，不能把劳动法律知识系统地、深刻地传授给学生；有的教师由于缺乏法律实践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如何培养大学生劳动法律维权意识及能力更是无从着手，极大地影响了劳动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二、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我国劳动法治进程的基本要求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企业发展、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我国目前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增加了劳资矛盾。《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为保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劳动者劳动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的欠缺，许多用人单位公然实施违法用工行为，甚至在有些领域成为一种常态，劳动法的立法宗旨在现实生活中未能真正实现。法律意识是决定法律制度能否得到有效运作的内在动因。在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之后，法治精神能不能得到弘扬，人的素质是最关键的。我国每年有几百万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大学生作为劳动者的主力军，应该成为实践法律的楷模。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宣传劳动法律；通过大学生的劳动维权意识和行为，使违法的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既维护了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和扼制。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规范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双方才可能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可见，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制教育直接影响我国劳动法治的进程。
（二）是培养学生法制观念和法律素养的重要切入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使学生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学生能否在就业及工作过程中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是检验大学生在校期间法制教育效果的重要依据。高校法制教育可以从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入手，引导学生提高法律认知水平，关注公民权利，强化法律意识，不断提升综合素质。
（三）是维护学生自身权益，提高综合就业能力的现实需要当前大学生普遍劳动法律知识匮乏，法律维权意识淡薄，主要表现为对平等就业权如何保障，创业优惠政策如何落实，订立劳动合同注意的问题，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劳动争议发生后如何处理等问题知之甚少。在法律实践中，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求职及履职过程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大学生劳动法制意识现状及劳动维权水平决定了必须加强在校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实效性。通过劳动法制教育，使学生提高法律维权意识及能力，有效降低就业风险，避免权利侵害，以增强学生的综合就业能力。
三、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教学内容，提高劳动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劳动法律教育只有反映最新的劳动法律规范的内容，才具有实践指导意义。2008年以来，我国陆续制定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多部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并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制教育，应当加大劳动法制内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就业指导课程中的比重，同时以劳动法律制度及劳动关系现状为依据，结合大学生的实际需要，优化教学内容。应保证劳动法制教育涵盖学生在校期间勤工助学、实习实践劳动权益保障、就业权益保障、劳动合同订立、履行中的权益保障及相应法律救济途径等内容，提高劳动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二）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满足实际需求劳动法制教育涉及的内容较多，与大学生在校期间及毕业后的劳动权益息息相关。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制教育，应该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全程指导。这就要求劳动法制教育教学模式不能仅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就业指导两门公共课程的教学，应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可以开设大学生劳动维权、大学生创业讲堂、以案学法等以劳动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选修课程，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全面系统地进行劳动法制教育，弥补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
（三）开展丰富的劳动法律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劳动维权意识劳动法制教育的目标及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都要求把实践活动作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法制教育，应结合课程教学的需要，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如组织学生观摩、模拟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及法庭审理，开展劳动合同法实施状况的社会调查等活动。同时在课堂教学之余，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司法工作者、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等人员开展劳动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劳动法律知识竞赛、征文、演讲等活动；指导学生成立劳动法制教育社团，邀请专业老师作指导教师，在学生中开展劳动法律咨询等活动。通过丰富的劳动法制教育实践活动，构建起课堂内外、校园内外一体化的劳动法制教育网络，引导学生认识劳动法制教育的重要意义，从而形成学习的内在动力，真正树立劳动维权意识，提高维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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