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主体；政府；市场；第三部门
Abstracts：Sincethefoundingof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supplysystemofruralcompulsoryeducationexperiencedtheevolutionoffiveperiods，thefirstproblemforruralcompulsoryeducationtosolveiswhoshouldbeinchargeoftheruralcompulsoryeducation.Aftermanyperiodsofreform，however，theinsufficiencyofsupplyanddemandofruralcompulsoryeducationexistsandtheimbalanceofthesupplyisobvious.Intheprocessofthenewsocialismvillagereconstruction，inthefaceofthedifficultiesinthedevelopmentofruralcompulsoryeducation，thechoiceofthemainbodyofthesupplyofruralcompulsoryeducationmustbefurtherclarified.
Keywords：ruralcompulsoryeducation;mainbodyofsupply;government;market;thethirddepartment
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演变的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了大量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其中有不少直接涉及农村义务教育体制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01年国务院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件。据此，可把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相关政策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5年)：基础教育体制起步阶段。建国初期，确立了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实行国家办学、财政单一供给的管理模式。
第二阶段(1966—1976年)：基础教育体制受到冲击。“”的十年，基础教育体制受到了冲击，并造成严重损失，但是仍然实行国家办学、财政单一供给的管理模式。
第三阶段(1976—1984年)：教育体制尚待重建时期。改革开放后，教育领域改革的重点是重建高等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1984年底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首次提出了“乡人民政府可以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并将附加率的决定权交给乡政府。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的解决思路是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中央和地方要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厂矿、企业单位、农村合作组织都要集资办学，还应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集资办学和私人办学”。
第四阶段(1985—2000年)：“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时期。1985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这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转化为“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模式。但由于“财政大包干”体制自身的弊端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乡镇企业走向势弱，使得农村义务教育供给面临窘境，“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逐渐暴露出其弊端。[1]199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为民营资本供给农村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并使民办义务教育发展迅速，形成了多渠道筹措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体制。
第五阶段(2001—2005年)：“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体制时期。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并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管理上收到县”。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次改革把“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任作为重点”，同时提出“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目的是要“构建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这次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深化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体制。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省级统筹、县级管理的体制，并进一步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的方式供给义务教育，为以捐赠为代表的第三部门供给农村义务教育从制度上提供了保障。
二、农村义务教育供给面临的困境
(一)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面临困境
近年来教育投入和资源分配不断向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倾斜，从教育经费的投入来看，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重视不够。从1998年到2003年，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速高达213.26%，而普通小学教育经费仅增长了71.32%，初级中学教育经费仅增长了89.11%，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长。在各类学校教育经费绝对额增长的同时，需要注意到义务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8年到2003年，普通小学教育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下降了7.8%，初级中学教育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下降了1.75%；其中农村普通小学教育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下降了3.8%，农村初级中学教育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下降了1.74%。[2]
教育投入向高等教育倾斜使义务教育经费增长缓慢，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向城市倾斜又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增长难以满足其自身发展需要。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和事业发展经费短缺，供需缺口较大，发展后续动力不足。
(二)义务教育城乡差距大
随着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不断提高，全国2001年达到了99.1%，城市高于农村接近1个百分点。然而由于学龄前儿童基数庞大，全国应上学而未入学的儿童达到114万人，城市只有13万，农村高达101万人。比较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情况，1996年城市小学生均经费为466.4元，是农村小学生均经费的1.6倍；2001年城市小学生均经费达到971.5元，城市是农村1.7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初中生均经费差距大于城乡小学生均经费差距，1996年城市初中生均经费为1267.1元，是农村的1.5倍；2001年城市初中生均经费上升到1708.4元，与农村的比例扩大到1.7倍。政府财政预算对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预算外政府投资和其他渠道投资扩大了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3]
(三)农村义务教育地区差距大
从小学生辍学率来看，西部省份小学生辍学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例如自治区的小学生辍学率接近3%，青海、贵州和甘肃等省的小学生辍学率都在1%以上。2001年初中辍学率超过3%的5个省区为、安徽、广西、海南和甘肃，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4]
农村小学和初中的生均经费在地区之间差距更大，中西部绝大多数省份人均教育经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投入不足和教育达标形成的债务问题，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及教师工资发放等问题在许多西部地区都难以解决。
三、关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主体的几点思考
纵观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出历次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由谁来负责为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资金。但是为什么经过多次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仍然存在供需缺口，且供给不均衡问题突出，我们不得不对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主体选择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一)政府是不是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体？
根据萨缪尔森(Samuelson)给出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5]——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义务教育是具有非竞争性和较强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一方面，从公共产品的性质来看，政府应当供给公共产品，农村义务教育也是如此。在农村义务教育产品提供中，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外部性是非排他的，个人无法通过交易的方式把外溢效应内在化，或者组织这种交换(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提供者从其经济行为中产生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无法对等，农村义务教育因此供给不足，达不到完全竞争市场所产生的帕累托效率状态,即存在市场失灵。另一方面，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义务教育的供给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责，义务教育的发展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要使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政府必须承担起供给义务教育的责任。
(二)哪一级政府是农村义务教育的第一负责人？
按照受益范围分，公共产品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凡本国的公民或居民都可以无差别地享用其所带来利益的公共产品为全国性公共产品，需由中央来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收益范围局限于本地区以内，适宜由地方政府提供。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主要在县级政府，理由是农村义务教育是地方性公共产品。从表面上看，农村义务教育的受益覆盖范围主要在地方区域——县乡，然而由于义务教育并不能给地方带来具体的经济收益，义务教育的收益更多表现为公民社会道德水平提高、文化素质改善等有助于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方面，因此它更像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即便把农村义务教育视为地方性公共产品，它也是一种外溢性很强的地方性公共产品：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城乡差距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趋势明显；另一方面，享受义务教育的农村学生往往在毕业以后就通过上大学等途径在较大区域内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且绝大多数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留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就业。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农村义务教育的收益外溢。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较低一级地方政府自然缺乏投资义务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如果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义务教育投资往往会出现以拖欠、减拨为特征的政府责任转嫁现象，其结果就是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到位。
从目前的政府间事权划分状况看,县乡政府(财政)承担了主要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尽管2002年进行了管理体制调整，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乡镇上移到县级财政统一发放，但是农村义务教育仍然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县级财政仍然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支出责任。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我国县乡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县乡财政总体实力不断增强，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县乡财政的困难与日俱增。取消农业税后，虽然中央对基层各类转移支付趋于增加，但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此，在县乡财政面临问题的同时让其负责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使其存在“有心无力”之嫌。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供应原则，即任何公民无论居住哪里都应当获得同等的最低水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当某些地方政府由于经济不发达而不能保证本地居民在正常条件下获得与其他地区同等的最低的基本公共服务时，上级政府有责任在财政上帮助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政府。
由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从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看，农村义务教育接近于全国性公共产品或者外溢性很强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从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看，在县乡政府面临财政困难的背景下，由中央、省级政府供给农村义务教育更为合理。理论上讲，基层财政最贴近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更容易获得农民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由基层财政使用不会出现因政府间信息传递而可能发生的信息失真，更便于高效地安排公共支出。相比之下，许多公共产品由基层财政供给较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安排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从供给效率来看，县乡政府可以具体负责农村义务教育的“生产”，但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应该以中央、省级政府提供为主，可以通过农村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交由县乡政府具体“生产”农村义务教育产品。
(三)市场(民营资本)可否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主体之一？
首先，农村义务教育虽然是具有较强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但是农村义务教育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实现排他。如果一种产品与劳务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在技术上可以排他，在排他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这类物品或劳务可以通过市场提供。实践证明，民办教育完全可以实现义务教育产品的排他，2005年全国共有民办普通小学6242所，在校生388.94万人；民办普通初中4608所,在校生372.42万人。[6]
其次，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政府失灵为市场进入提供了空间。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关于“政府失灵”的完整理论，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反思，认为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公共决策失误、内在性与政府扩张、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和寻租及腐败等几个方面。政府提供农村义务教育时也会产生某些失灵现象，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县、乡(镇)地方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责任，农村义务教育实施的好坏自然是本级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也是考核、评价下级政府工作目标实现与否的重要指标。与其他工作目标一样，农村义务教育的推行与地方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进而与权力范围、职称、薪金、福利、升迁等直接相连，成为官员和部门发挥其工作职能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在这种内在目标驱使下，县、乡(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就其决策或实施，都不免从本部门利益(比如争取业务开支预算、上级补贴等)和官员自身利益(比如个人政绩、待遇、连任、升迁等)出发，从这一角度看，某些地方政府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目标已经偏离了义务教育的公平、公正、提高国民素质等公益性目标。
因此，由于义务教育供给可以排他，而且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存在失灵现象，这些都为市场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主体创造了条件。在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民营资金进入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同时，由于民办教育的出发点是盈利，加之民办教育管理者、办学者的水平不一，政府应该依法加强对民办农村基础教育的引导和管理。
(四)第三部门可否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主体之一？
第三部门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市场失灵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排他性，使得购买公共物品的人无法阻止别人享用公共物品；既然“免费搭车”现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钱购买公共物品的人肯定不多，这样就会造成公共物品的匮乏。可见，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另外，外部性很强的物品、可能产生自然垄断的物品和从收入分配角度观察不应该由市场决定的物品(如住房)，也不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市场失灵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但是由于公众对公共物品需求差异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往往倾向于满足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受众的选择偏好，而一部分人对公共物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拾遗补缺功能的第三部门应运而生，它可以为对某些公共物品需求量较大的人提供额外的补充，为需求特殊的人提供适宜的公共物品。
当今，世界各国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义务教育的供给是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我国义务教育的供给中，第三部门也已经发挥重要作用。第三部门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供给农村义务教育资金不足和政府失灵的问题，在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上具有发挥其作用的广阔空间，可以成为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体之一。但是，由于第三部门资金来源的局限性等问题，其在供给公共产品时存在“志愿失灵”的问题，因此，在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上不能过分依赖第三部门。
参考文献：
[1]江文涛.改革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相关投入政策回顾与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06(6)：12.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DB].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5.
[3]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DB].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002.
[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DB].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001.
[5]SamuelsonPaul.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andtaxation[M].MargonsandGuitton,PublicEconomics，St.Martin’sPress，1969.
1.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地位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典型的农村经济农村人文农村生态的国家，要使得我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变成一个小康社会的自由民主富强积极向上公民国家，如果没有农村教育的健康高效的发展没有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分子，农村的任何社会蓝图都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村教育是一项重要的精神化的优质基础设施,他的合理规划统筹配置健康成长,将为农村带来持久的发展动力和知识源泉.
2.农村教育发展的天生弱势性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分治的社会体制,农村与城市形成了农业单向支持工业的不公平发展模式,制度模式的倾斜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产生了政策一边倾斜现象。在经过长达近30年的发展后城市与农村已经完全不是在同一个发展水准上,城市的GDP和财政收入已经支撑了我国近70%的比例。右图充分说明这一点。然而此时的国家收入并不能依照正常的合法途径自然流到农村,当地政府的利益主体迫使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其自身城市的发展需要,农村农民孩子无法真正公平分享到国家快速发展的成果。
农村教育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他的投入产出缺乏一种短期的利益显性相关性,而社会市场主体的利益倾向性使其不愿将重大资金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中,这样农村义务教育就失去了靠正常的市场途径解决自己发展所需的资金,因此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制度倾向就无法保证其正常发展。
为了正确了解并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状况,我们此次专门赴湖北省黄石阳新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在880份调查问卷中有657份认为影响农村义务教育长远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短缺,的确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持规模与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不仅占GDP的比例比发达国家少,就连农村义务教育资金占公共教育资金的比例也显得很低甚至比发展中国家还低,
这种现象在我国大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是极不明智极不合理的。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只有在充分资金保障的基础上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与基础。
在此次本课题组赴湖北省阳新调研中发现在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因素中,95%的受访者认为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资金的短缺已经造成了农村中小学发展缺乏保障,农村师资力量不全,硬件设施落后和生源严重流失请看以下几组数据。
教育是培养劳动力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师资力量的素质和整体质量直接决定着平培养学生的深度与广度,能否高效地结构合理地安排师资力量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和战略利益.
根据财富代际理论，当代人对下代人的投资存在着远期利益相关性,在当前的教育投资中2004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占GDP的仅有2.9%,教育财政投入也仅有3.2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1%从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出我国从整体来讲并没有把教育放在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教育的重要性意识没有完全贯穿进政府主体工作中。
3.挤占挪用平调教育资金的现象比较严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中央和地方的GDP和财政收入也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同时国家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在规模和比例上也持续实现小幅的的增长。但是资金的上升并没有使得农村的义务教育出现相应比例的发展,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地方和学校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挤占,挪用,平调甚至集体平摊现象很严重。在这背后隐藏着我国教育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不健全的事实。
二、规范教育资金管理体制，扩大教育资金铸集渠道和范围
1.规范农村教育资金管理体制
2004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总理在其工作报告中强调各级政府要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和省市财政要增加对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郑重承诺,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切实加大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规模和比例,做到让农村学生真正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同时要加大对农村教育资金的制度监督,建立一套完善的长远的资金管理模式.例如可以设立专门农村义务教育资金会,其操作模式可以借鉴我国的社保基金的管理体制,同时设立由民间专家学者,村委会,普通民众组成的长效监督理事会,理事会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资金设立的条件,资金的来源,资金的使用,资金会加入的条件等等进行听证,目的是确保该资金能够保值增值,并且保证资金真正地为农村中小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大力培育农村权利主体,使资金管理与民众的各项权利相统一
农村教育资金的随意主观挪用,挤占,平调以及集体平摊行为,从法律层面上讲是政府主体无视农民经济社会权利,管理体制缺位的集中体现。一台民主科学合理的农村教育资金管理体制应是教育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得到妥善的协调和相互的保障,权利的排他性和强制性不能在资金管理体制中缺失和弱化.从我国义务教育法规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权利”中可以”看出其内容模糊,实施程序不明,责任主体主体之间确定保障他人权利的努力程度确定缺乏标准,即权利的排他性无法得到刚性的强制保障。第十一条规定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该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众所周知法律是具有严肃性和强制性的在法律中使用不明确的用语如“应用于”给利益主体提供了一个建议使用法律的文件,无法保证使其真正在法律的规定下负责起建设义务教育,稳定社会秩序,提高管理水准的重任来,因此,中央和地方必须讲农村义务教育放在战略的高度认真落实和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的教育权利。
3.转变教育主体观念,多渠道的保障资金供给持续运行
当前,绝大多数政府和学校负责人将制约农村教育持续发展的因素盲目简单的归结为教育投入不足,的确教育经费不足是我国目前年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但是农村教育资金的低效不合理使用无疑也是制约农村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前我国教育经费无法实现大规模提供供给的情况下,各级教育主管主体应转变观念,积极主动的多渠道筹集资金,并合理调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与高等教育,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关系,使农村教育这一基础领域得到根本保障。具体措施如下。
（1）我国政府有必要建立犹如社保资金的专门项目,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分享市场优越成果,为农村教育开辟创资新道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应该在中央,省市,县政府财政中按固定比例划拨计入账户,同时设立专门的资金管理理事会,由社会名人或者政府专人负责,集中投资于比较安全的领域,形成一项长期小额投入保值增值稳定的融资机制。
（2）加大全社会监督力量的行使,形成高效合理的教育责任监督机制。
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没有监督约束的权力是无效的权力,是形成社会腐败功能低效的根本原因。因此任何权力的使用行使都必须由一套强有力的监督力量进行约束,形成一套权利理性循环模式。
总之,农村义务教育的建设,农村教育资金的使用以及农村教育主体必须在法制化制度化透明化的运行轨道下才能正常持续健康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2]取自于“领导决策信息2003”.
[3]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4]为《中国统计年鉴》.2002.
[5]为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李竞能.
[6]湖北省统计年鉴,2002.
[7]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2002.2004.
[8]马国贤: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2004年会论文.
1.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分级管理，以县为主。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1]200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县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并且较为具体地规定和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责任。2005年11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布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相关规定，教职工工资、新增校舍建设和改造资金、购置图书仪器等维持学校基本运转的管理责任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中央主要投入以转移性支付形式负责各种政策性的转型补助。县级政府作为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其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有个人部分、公用部分、基建支出。其中，个人部分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含民师补助），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奖贷助学金；公用部分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招待费，其他费用；基建费用中包括自筹基建支出部分。因此在整个义务教育体系中，县级政府的管理对保障基本教学秩序，维持正常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各级政府财力比较：中央强，地方弱。如前所述，根据中国国情和政策法规，“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政府作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依据中国税收体制、征税范围不同导致政府可用财力不同，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也有较大区别。
分税制实施后，县乡级财力被削弱，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能力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县乡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即县乡级政府的事权不减反增。以2001年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作对比，中央和省级政府用县乡级1.37倍的财力负担的人口却只有县乡级总人口的2.2%，无论是在财政总量还是人均可用财力上，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见下表）。
中央财政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县乡财政可用财力不足，但是按照中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责任范围划分来看，县乡级政府却是农村义务教育主要责任主体，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实力与教育责任倒挂的现象。
3.经费瓶颈：经常性经费增长缓慢，投入结构不合理。义务教育经常性经费是指学校用于教师工资、公务费等日常教育经费，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中国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经常性教育经费短缺的现象。
2000年起，中国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现行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筹资及政府性基金[3]。中国政府义务教育拨款增长率约为同期GDP的一倍多，但仍然存在“教育经费快速上涨，而义务教育经费相对停滞”的矛盾现象。
二、对中国现行模式的思考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的统计资料显示：由于中国公共教育投资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分配比例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初等教育的投资比例却偏低[4]。
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是县乡级地方政府，履行统发教职工工资，筹措新增校舍建设和改造资金，购置图书仪器等维持学校正常运行的重要职能。根据中国现行的分税制体制，中央财政实力具有绝对优势，而中国现行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中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的县乡级政府，却以微弱的财政能力承担着重大的事权责任，按目前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尴尬困境。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近几年来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增加教育投入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政府通过转移性支出进行调节等。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发展状况已经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和升迁的重要指标，困境局面也正在逐步改善。除了政府目前正在进行的改善措施外，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困境出路：
1.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总支出倾斜。据教育的实证研究分析，基础教育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个人的边际收益，而高等教育的社会边际收益低于其个人边际收益。因此，政府的教育支出应更多的用于发展基础教育方面，以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5]。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现阶段，无论是从各级教育投资还是从各级教育有效劳动力来考察，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最大，说明初等教育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结合初等教育巨大的非经济效益，则无论从公平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都为中国义务教育的实施作了肯定的评价，也为今后制定有效的教育投资分配政策提供了导向，即中国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各级教育的投资分配结构上，应加大义务教育的投资比重。
2.细分各级政府事权，提高管理体制重心。农村义务教育问题根源是中央与地方间、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矛盾，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彻底改变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以解决财权困境是不可取的，但是可以对中央与地方财权在分税制体系下进行适当调整，切实履行“以支定收”的原则，适当提高事权重心。各级政府应当在“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的体制下进一步细分责任，分清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责任。同时注重区域差异，协调地区间的教育公平。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共同负责对困难县进行专项资金补助，对中央提供的各项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省、市财政应按照一定比例提供配套资金。由于分税制以及农民减收导致农村财政缩水、事权责任过重造成的收支财政缺口，导致的县级财政无力全额负担的中小学公用经费和教职工工资部分，省财政应当积极弥补县乡级财政，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重心，承担起原本转嫁到农民身上的义务教育负担。
3.保障义务教育资金效用的最大化。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各自责任，尤其是作为日常教育秩序维持者的县乡级政府部门应当注重财政资金的运用效率，将基础教育经费全部实行预算统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支出使用效益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财政资金管理。
4.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机制。中央政府在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下拨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财政资金尤其是转移性财政支出能顺利到位，防止资金被用于非教育事业。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差异巨大、政府管理水平总体来说还比较低的特点，可采取如下方式：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单列，即义务教育经费必须足额列入预算，县级政府建立全面需求预算，地（市）、省、中央财政建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预算；采用“因素法”确定本县义务教育经费的标准支出需求和标准收入，进而确定需要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经费数量；建立县级义务教育收支缺口弥补的责任制度，对县级政府无力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需求，上级政府应该足额弥补，并列入各自的预算，地（市）、省、中央要明确各自分担的责任，其中，省级政府应该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承担主要责任[6]。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05-29）[R].国发[2001]21号.
[2]胡延品.政府财力分配与义务教育经费负担主体困境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3，（4）.
[3]廖楚晖.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倾斜[J].经济问题探索，2005，（2）.
[4]庄.中国公共教育投资分配结构的统计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1）.
[5]朱长新，王艳丽，李金清.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财政对策研究[J].市场周刊:研究版，2005，（4）.
[6]罗丹.试论农村公共教育的供给现状与对策[J].当代教育论坛:学科教育研究，2007，（2）.
关键字：农村基础教育学生流失解决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问题是全国实现小康的关键，农村教育发展状况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如今，农村教育状况虽然已经得到显著改善，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重点探讨生源流失问题。
一、学生流失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村经济整体水平低下，农民收入不高，支付子女上学的费用可谓一大开支，经调查表明，经济原因是导致学生失学的第一因素。2、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学生赖以生存和依附的经济实体，是与社会发生交换、收入、支出关系的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在学生是否接受教育方面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支付教育费用的能力及这种能力的大小；另一方面家庭成员（主要是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对儿童是否受教育和受多大程度教育的支配和决定作用。3、打工潮流的干扰。由于国家允许并鼓励个体劳动的存在和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打工人员需求增多，再加上读书回报周期过长的影响及教育自身原因，使得大批初中甚至小学生纷纷拥入打工仔行列。4、人口压力。一般农村家庭平均有2.3个孩子，家庭规模大，子女多，要同时供养几个学龄儿童，往往造成家庭经济负担过重，一般家庭难以承受，从而影响子女的入学。
(二)教育自身的弊端。1、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虽然国家已经加大了教育投入力度，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已有了质的飞跃，但相对于城镇及发达地区，仍然普遍偏低，办学条件在不同地区的农村也不平衡。2、教师队伍不稳定，整体素质偏低。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有一支待遇较优，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由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长期投入不足，因此伴随着办学条件差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教师待遇偏低、队伍不稳；教师工资虽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有些贫困县市却经常出现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民办教师是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待遇总体不高。因此，教师队伍流失严重。3、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片面追求升学率作为一种办学倾向已偏离了我国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教育这一正确轨道。虽然“减负”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但现实中中小学生的作业量仍有待减轻。4、单一的课程体系。由于课程多以升学为主要目标，因此课程缺乏多样性、灵活性和实用性，由此造成一旦升学无路，即使在本地致富亦无术。
失学问题不仅造成了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和阻滞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因而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解决。
二、学生流失问题的对策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坚持。人类社会进入“地球村”时代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各种竞争变成了面对面的军事竞争、经济竞争、科技竞争、教育竞争……各类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就是教育的竞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知识差距”。强大的科技实力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以深厚的教育积累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是实现科教兴国的重中之重。实践证明教育积累是以教育投入为基础的，投入越多，回报就越丰厚；反之则越少。
（二）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办学条件。我国普及农村基础教育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不尽合理。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投入力度，但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重点关注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人群。教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就地区而言，西部比东部、中部严重；就城乡而言，农村比城镇严重；所以要实行倾斜政策，向不发达的农村倾斜，同时向弱势人群倾斜，向女童倾斜。因为农村还存在重男轻女的倾向，所以宣传、贯彻义务教育法，破除旧的传统习俗；优化社会环境，综合治理；家长培训，双向交流，优化家庭环境；实行倾斜政策，为适龄学童提供经济补助确是一些有益的做法。
（四）提高认识，依法治教。1、提高全体农村公民对义务教育的认识。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形式规定对一定年龄儿童实施的某种程度的学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和灵活性，由于义务教育不同于以往的教育，其义务性和强迫性是以往的教育所没有的，因此在农村要加强人们对其认识和理解的宣传教育。2、依法治教。义务教育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强迫教育。事实说明，仅仅依靠说服教育是难以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的。因此，在义务教育过程中，必须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我国自1986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并且各地区也颁布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应该说，从立法角度看，我们的义务教育立法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屡屡出现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因此，强化法制观念，加强执法，严格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是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一)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上学难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程务工的随迁子女需要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这就涉及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争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0－17岁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在2005年基础上增加了41.37%，且有增长的趋势。在这些流动儿童中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的流动儿童占80.35%，据此全国有义务教育农村适龄流动儿童达2877万。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村流动儿童，城镇的学校规模、教学设施都承受着巨大压力，有的中小学班级里学生数甚至已经可以达到六七十人，有的当地公办学校为缓解教育资源配置压力多不愿意接受农民工的随迁子女，而私立学校的价格偏高，农民工家庭接受困难，给随迁子女的入学带来阻碍。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通过出台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使随迁子女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城市的学校接受教育，但是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定位不同，并且随迁子女流动性大，所以城市的义务教育模式并不完全适合随迁子女，所以他们在求学过程中也存在着城乡教育融合难。而一些城市虽然有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所设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是这些学校由于资金问题，多地处城郊，教育环境与设施没有保障，更加不会有教学骨干教师，教师的流动性大，无法保障教学质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学习兴趣因此辍学现象严重。对于在城市里完成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阻隔和各地的异地高考政策还相对模糊，他们在义务教育之后便处在了教育的困境。统观以上随迁子女上学难等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在教育公平未得到全面展开。
（二）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健康问题
留守儿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类特殊人群，是指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或寄宿在亲戚家中，长期与父母过着分开居住、生活的儿童。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其中6—11岁和12—14岁的农村留守儿童在校比例分别为96.49%和96.07%，表明他们绝大部分正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是最需要亲情呵护的，他们渴望父母的关心与爱护，渴望与父母之间的交流，然而留守儿童却偏偏在这方面是一群“情感饥饿”的孩子。长期的情感缺乏容易造成留守儿童的亲情观念日益淡薄，在人格发展上出现很大的扭曲和变形，不良心理还有可能导致成年后滋生怨恨社会、报复社会的不良行为。还有一些父母即便有机会可以和自己的孩子经常进行沟通，但是由于父母素质有限，在外务工又受到不良气息的影响，也难免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对孩子没有明确的要求，认为读书无用，没有正确的家庭教育作为引导，留守儿童很难树立良好的学习目标，使他们在没有接受完义务教育的情况下早早走入社会。
（三）农村学生上学成本加大
农村学生的上学成本增加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增加”，另外一种是“主动增加”。“被动增加”主要指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农村生源急剧减少，为了整合教育资源，节省教育经费投入，二十世纪初在全国实行的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教育改革，大量撤销农村中小学校，使学生上学集中到城镇，农村学生也能够享受到了城镇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是这样大范围的撤点并校，使原来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的教育，变成了每天需要做校车上学放学，每月的交通费、伙食费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增加了经济负担，而面对没有校车的学校，家长为了保障孩子上学放学的安全不得不去接送，耽误家里农活，有的家长甚至搬到城镇去陪读或者住校，这给经济收入比较单一的农村家庭都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2〕“主动增加”主要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镇的经济发展及相对农村优越的物质生活对一部分农民形成了诱惑，所以成为“城镇人”而不是“农民工”成为很多农民的愿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使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所以许多农村父母把梦想寄托在子女身上。〔3〕有的家庭让子女参加各种补课班来提高课业成绩，有的家庭甚至举家搬到城市只为让子女能够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有“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的思想，这也给多数靠地吃饭的农民家庭带来的额外经济支出。
（四）偏向“城市取向”的教育发展战略
我国从建国初期一直到八十年代都实行着“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而导致了教育战略的“城市取向”。在教育发展思路上，实行“以先进促落后”的教育政策，更多的关注教育效益忽视对人的关注。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城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经费来源于隶属主管部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经费由乡村自筹经费，而由于农村经济大多没有城市发达，并且加之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税收制度，农村的剩余净额过度流入政府，在农村办学经费上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在教育内容上，虽然已经实行多纲多本，并且给了地方一些自，但是对于大部分农村学校来说师资等各方面条件有限，没有能力自主修订适合农村学生的教学大纲了，所以在教育内容上农村学生更多的接受的是适合城里孩子的“精英式”教育内容，这样使很多农村学生在升学考试中沦为“陪跑者”。
二、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对策
（一）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促进教育公平
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制度是导致进程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上学难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相关问题出现的根源之一，所以要想促进教育公平，就要逐渐突破这种城乡二元制度，实现国家统筹规划，发展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用一种公平合理的公民身份制度取代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只要是适龄入学儿童，都应当享受到相同的教育资源，没有身份歧视，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
（二）改革城镇教育管理体制，保障义务教育实施
在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同时，面对随迁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也要积极出台政策对其受教育权利进行保障。要求地方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积极出台教育管理机制，将随迁子女放到当地的教育规划当中，保障随迁子女在居住地能够顺利入学，对于公办学校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一旦发现拒收随迁子女，对其要进行严厉的惩罚，也可以建立一些有效的监督与举报渠道，便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当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教育经费的保障，力求本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在教学资源上到达一直。可以通过与当地的公办学校联合办学的形式，使其一定程度上能共享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例如可以实行教师的轮岗，定期使公办学校教师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进行岗位互换，或者定期举办校长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等活动，来提高和改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缓解公办学校教育资源紧张的压力。对于有升学需求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也应当尽快完善异地中考等制度，不让他们因为户籍制度错失升学机会。要尽快出台与“异地高考”政策衔接的“异地中考”政策，避免随迁子女的求学尴尬。
（三）改进“城市偏向”的教育规划，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上政府是严重缺位的，要想真正均衡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首先要从政府角度出台举措来均衡城乡教育投入，在资金投入上可以形成由基本财政支持、财政拨款与多渠道筹资相结合的教育投入模式，为农村义务教育提供财政支持。在教育内容上首先要构建适合农村学生的教学大纲，不能一味追求城市的“精英”教育，因为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求人人都能够上大学，而是希望为每个人提供均衡的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这样才符合价值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同时注重乡村文化教育的弥补，在教育过程中贯穿乡村文化教育，培养他们对乡村文化、农业知识和农村的感情，使义务教育阶段之后是有一部分学生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进入到相应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现代农业和进行新农村建设，而有机会进入到大学学习的这一部分农村学生，也能够有因为对故乡的感情而回家乡工作，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镇化进程。
（四）关爱留守儿童，促进健康成长
鉴于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以上诸多问题，必须认真细致分析其原因，从中找寻其症结所在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多措并举地联动解决其呈现问题，有益于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局面的改观、青少年的成长成才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社会关注没能转化。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由来已久，也引来社会各方面的不断关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上呈现了一种并不令人叫好的现象，一旦某一地区、或某一学校出现问题，社会关注度颇高，人力物力财力急剧向此地区或学校倾斜，问题得到一时解决，但随着人们热情很快冷却，该地区或学校又归于原状。党和政府历次会议对农村地区教育问题的解决提出明确要求，但具体如何细化，如何深化，如何转化，如何发展又是各级政府和学校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现实问题。社会关注的转化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将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细化到当地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上，要求社会组织将社会上“蜻蜓点水”形式的关注细化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改观上。因为社会关注没能有效转化，政府责任意识不强，办学条件依旧，农村环境继续现状，家庭环境没能改善等等，大部分人对农村义务教育依然似浏览新闻和网页式关注。与其对农村教育表面化、肤浅化关注，不如点滴地逐步推进和改观。
2.管理体制没能系统化。农村义务教育在管理方面表现出的管理思想陈旧化、管理方法欠妥、管理人员欠缺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是由各方面长期没能及时有效更正和治理造成的。首先是各级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没能够将教育管理放在重要和突出位置，对教育的重要性强调不够，对教育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楚、不到位，因而缺乏相应的条件支持。同时，对于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和管理没有形成有效监管和指导，“很多地区学前教育甚至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相关体制不够健全。其次是教育部门认识不到位。教育主管部门对农村地区教育管理人员定期培训和学习交流不重视，仅仅依靠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有些地区根本没有明确的教导主任、教务主任专门教师）等几个领导人员进行管理，专门负责老师严重缺乏，酿成管理不及时、不到位、不有效。第三是学校自身认识不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地区学校忽视党和政府相关教育方针，依旧将升学率放在首位的现象相当普遍，“填鸭式”教育方法得不到纠正，课程开设不统一、不全面、不合理。第四是家庭层面认识不到位。父母远离子女，缺乏必要教育，坚持将子女送入学校就“一劳永逸”，这加重学校管理的应有负担，给学校管理带来不便。
3.学校“内”“外”不美、优化。“内心”不美化。学校资源“内心”不美化主要是指学校各种配套资源的缺乏，必须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不够，更不可能合理有效地利用其资源。人均占有面积不合格；教学用房不健全“教学辅助用房（实验室、仪器室、音美教室、图书室、多功能室、团队室、会议室、值班室）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农村小学根本没有教学辅助用房。”教学设备不达标；信息技术不发达；课程设置不合理；知识更新换代不迅速等等。河南大学张新海副教授在对中原地区调研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提升不在于外表的美化而却在于真正将学校“内心”美化。内心不美化必然影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内心”不美化不能够给予教师提供一个便利的环境，不能够真正使教师融入其中；内心的不美化不能够为孩子创造一个乐于学习的氛围，不能够及时将孩子接触到新鲜的事物。环境的不够和谐，资源的不够丰富，场所不够宽余，设备的不够更新等等极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和青少年的成长成才。
“外表”不优化。“外表”不优化主要是指农村教育资源的不优化。囿于农村地区特殊地理位置和背景，致使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出现教师资源的缺乏。教师资源的质量对教育的影响直接反映到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上。教师资源的不优化主要是指：一是农村地区长期执教，经验丰富的教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使农村原有良好教师资源出现短缺；二是指城市的优良教师资源不愿意、不乐意去基层农村执教。即使是在特岗和招教考试胜出的刚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和研究生也不愿意选择长期执教农村，有的即使执教了，三五年也向城市中迁移，唯余年龄较大教师留守执教，“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严重老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学段越低，学校越偏远，老化的程度越严重。从年龄结构上看：50岁以上的老教师居多，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很少。”甚至有的城市、地区不但不下放教师资源，而且向优良的农村地区教师资源抛出了橄榄枝，这便造成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落后和质量不提升的恶性循环之中。
4.农村地区文化负面影响化。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不发达和农村地区文化的负面化有着固有的联系。农村环境、家庭观念、传统思想是影响农村教育和青少年成长十分重要的因素，农村消极环境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无形屏障；传统教育思想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无形束缚，“我国教育政策和教育学界多年来一直笼而统之地强调农村教育‘为农’。”家庭陈旧观念是教育子女成长过程中无形障碍。影响农村义务教育的消极社会环境不破除、传统思想不蜕化、家庭陈旧观念不扫掉，日积月累便成为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蛀虫，成为农村发展和子女成才的绊脚石。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地区呈现当孩子出生不久，父母便早早离开了孩子出外打工，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却是祖辈，这便使孩子接受不到良好教育。在如此环境、思想、观念笼罩下，循环往复，便给青少年的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只有将环境营造好、思想改变好、观念更新好，重塑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地位，才可以更好辅助农村地区学校教育，才有益于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
二、结语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前景
收稿日期：2006―11― 06
作者简介：王瑞武(1978―)，男，河南开封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200 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学基本理论及文化传承。
农村义务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农村义务教育现阶段主要任务之一是保 质保量地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政策和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我国农村 绝大部分地区已经逐步开始实施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在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也面 临着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义务教育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5%，全国有2亿中小学生，其中有15亿在农村。目前， 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至64岁农村 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 全国现有8500万文盲 半文盲，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部级贫困县。当前农村义务教育面临 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问题，其次是师资力量不足，由于资金不足加上教师数量有限，给农村义 务教育带来的问题是辍学率居高不下，再加上部分农村地区小范围流行的“上学无用论”而 带来的知识贬值，更是加剧了农村适龄儿童不愿意入学的现状。改变农村义务教育需要从根 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改变当前义务教育体制，给农村义务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1资金问题。“根据《中国教育报》2004年夏天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超过50％的农村 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缺少课桌凳的小学接近 40％，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 电不敢开电灯’。” 在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前，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 教育，但是到2004年，仍然有至少10％的农村地区尚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 有普及小学教育，其主要原因是资金投放不足。“最重的担子在贫穷的肩上”，用这句话形容目前的教育资金分配问题上一点也不为过。我 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构成，78%由乡镇分担，9%由市财政分担，省级政府分担11%，中央政 府分担不到2%。 这种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在新一届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得到迅速的改变，2 006年中央对义务教育共投入资金2000亿，这批钱有效缓解了农村教育经费长期投放不足的 情况，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由于义务教育长期缺乏投入，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并 不会在短时间解决。
2师资问题。农村教师水平低下，也是一直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 能力的教师逐步跨级向上流动，更加剧了农村教师的缺乏。据一份统计资料表明，1995～19 99年，全国小学教师流失195～249万人，约占小学教师的4%，中学教师流失141万人，占 中学教师总人数的524%。 就上海市在1992年就流失中小教师1500人，1955年达到30 00人，到1999年达到了5000人。到2006年，流失教师的数字应该是1999年的一倍以上。目前，我国农村小学师生比例为23∶1;城市小学师生比为19∶1;此外，统计资料表明，2002 年全国各类学校数80 067所，其中县镇和农村65 269所,农村教育的学校数占全国总数的81
5% 。但在全国高中15 406所中，县镇和农村只有9 410所，仅占总数的61%，城乡教育层次结构 的资源配置比例严重失调。
农村学校教师的医疗、进修、生活福利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根据全 国总工会2003年在内蒙古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很多地方教师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老师 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连去学校报道的路费都凑不够，有很多地方的农村教师一辈子也没有一 次出去进修学习的机会。在有些地方，经济发展了，教育却出现了下滑，教师比原来更加辛 苦，生活也更艰辛，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3辍学问题。
在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生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据“教育部2004年第十五次新闻 会”上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进行下述换算：就小学毕业率而论,到2003年底,小学的在校生 11 689 74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65%，那么尚有135%的适龄儿童,大约15997 万人未进入小学读书；034%上了小学又辍学的人数，大约为3975万人。这就是说，有199 72万的适龄儿童未完成小学教育。 就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而论,初中在校生达到669083万 人 ,毛入学率达到927%，那么有73%的学生,大约52689万人未进入初中学习；284%进入初中 学习又辍学的人数为19002万人 。
以上数字表明，中小学生辍学率比较高的地方大部分是贫困地区，仅经济贫困一项原因就占 到失学率的543%，因为自己不愿意上学或没有考入更高一级学校而失学占273%，因为对学 校不满意和离校太远占45%。 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资金支持，农村孩子 辍学问题仍然突出，女童的辍学率比男孩要高一些，这说明在一些贫困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 还普遍存在。
4体制问题。体制问题是一直困扰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国家也在一直进行改革，试图找到一个符合 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道路，确立了以县为主体农村义务教育体制 ，以县级人民政府做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体是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教育立法是充分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的法律保证，并且具有长期、稳定和高效的特点 。我国的教育立法虽然取得很大进步，但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完善，特别是在细节方面需要 补充。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法规定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公平性，而在我国这方面立法还比较缺 乏。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主体应该是政府而不是社会。
评估制度是促进学校的正常发展和国家对办学质量考核的重要制度，我国政府目前对农村义 务教育的投入很大，也希望改变受教育不平等的现状，提高农村孩子受教育的年限，增 加他们的文化知识。我国在2000年实行的普九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造成了老文盲还没有完全 消除，新文盲又产生了，国家需要重新投入资金进行培训和教育，这样势必增加国家财政负 担，造成教育资源浪费。所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评估体制对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农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几点建议和对策
1加大财政支出力度。2004年1月，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历时一年半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要想实现农村义务教育 的全部免费制，每个县须增加投入的教育经费底限为4300万/年。如果全国有2/3的县要由中 央和省级财政来支付，大致推算政府从一开始就要增加的财政投入为688亿元左右。 农村义 务教育存在问题很明显，就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推动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这也是世界发达 国家改变本国义务教育普遍采用的方法。
2005年2月26日，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将先投入100亿元专项用于农村寄宿制学校工程建设 ，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 ，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我国西部地区将基本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总理的这一庄重承诺，把中国义务教育推到 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2005年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免费义务教育的“元年”。
国家这几年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农村教育资金缺乏问题不是一下子就 能解决的，需要国家财政长期、稳定的增加教育专项资金投入，并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保 证资金足额到位，切实改变农村教育长期资金不足的局面。
2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农村教育如何才能保证教育质量，如何解决教师整体素质不高问题，保证农村教师各项福 利待遇，成为解决农村师资紧缺的主要任务。
华中农业大学2003届本科毕业生徐本禹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徐本禹“弃研支教”的事在华 农引起轰动。22岁的他被提名为今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20名候选人之一。如何解决大 学生长期、有效地支持到农村、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需要国家加大对支教大学 生的长期支持，同时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资金补助，形成一个良好的、可以循环发展的格 局，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农村教育中师资不足的问题。农村教师进修是解决教师水平不高的重要环节，在很多地方，虽然有教师进修的机制，但是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很多农村教师知识更新较慢，跟不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步伐，应该利用 国家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加大贫困地区教师进修力度，培训内容以新课程、新知 识、新技术、新方法为重点，以提高教师实际教学能力和接受计算机基础知识为主要内容， 保证国家对农村地区教育投入的设备和仪器能够被充分地应用。
在江苏省徐州市推行的“无差别教育”为我们解决农村师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无差别 教育”是徐州市委书记徐鸣提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府来解决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结果， 缩小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师资配备等方面的差距，定期选派城镇教师到农村中 小学去任教，农村教师到城市中小学接受培训和进行教学，在支教和培训期间，所花的一切 费用由市财政来承担，并给予相应的补贴。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视察以后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我们希望徐州的试点改革能够取得成效，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师流动机制，来解决农 村教育中的教师问题。
3完善义务教育体制。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是以中央、省、市、县负责的格局，其中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 在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指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义务教育的成败关系到 整个义务教育是否能够正常健康的发展，也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是否有强大的发展动力。首先，我们国家教育属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土 面积很大，各个省份的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东部一些省份发展速度很快，中部偏慢，西部 最慢，而且差距正在被扩大，这样就决定了不同的地方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情况各不相同， 加大地方政府教育权限，扩大地方学校的办学自是当务之急。中央政府在教育方面给予 宏观调控就足够了，制定一个框架，把权力放到每个省，每个省根据自己情况来制定各自发 展目标和资金投入，最后报到国家教育部审核报批。这样就可以避免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出 现的水土不服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
我国目前义务教育年限是九年，只能满足于最基本的扫盲任务，扩大义务教育年限，建立长 远的发展机制，义务教育应该扩充到高中阶段和职业高中，这样不仅可以解决目前初中生缀 学率比较高的问题，还可以为国家培养初、中等实用人才，以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技工困境 。由于目前我国高中数量严重不足，在很多地方，每个县城一般只有两个公立高中，职业高 中也很不景气，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无法解决大量初中生毕业以后出路问 题，扩大民办教育，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中来，弥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应该给予 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这样也能调动农村孩子上学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为国家经济持续快 速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4建立有效的评估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评估监督机制是关系我国教育朝着正确道路上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国家对 教育大量的投入有没有回报，回报率是多少做一个分析，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一套完善教育监督和评估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我国目前也有教育监督机制的存在，但是无法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监督和考证是从不同角 度对国家的教育政策和资金的使用情况，并对教育投入和产生做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达到 了预期目标。建立评估监督，也有利于预防教育腐败。
我国现行的教育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监督的具体方法和目标，所以要加快立法进度，尽快 制定一部教育监督和评估的法律制度，并且培养一批评估和监督人员，这需要在大学中设立 这一专业，以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在目前没有立法保证的情况下，教育监督应和地方政府 的评估考核挂钩，在国家对各级政府的成绩考核政策应不断地优化，不能光看GDP的发展数 字，而且还要看到高速发展的背后有没有环境污染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把教育监督与评 估制度也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来决定地方官员的任命，这样就可以解决教育监督与评估 问题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总之，农村义务教育的成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关系到农民本身自己的命运， 农村义务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并被放到一个较高的位置，农村义务教育才能够不断完 善，才能够实现中国教育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 出版社，1997-2002
〔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4－2001，人民教育出版社
〔5〕史宏协论我国农村教育的有效供给〔J〕经济体制改革，200501
〔6〕温恒福农村教育的含义、性质与发展规律〔J〕教育探索，200501
〔7〕刘新科西部农村教育现状、问题及其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03
〔8〕我国农村教育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机制创新〔J〕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中心课题组 经济研究参考，200537
〔9〕史凯亮农村文化与农村教育梁敕，溟文化教育观对当代启示〔J〕集美大学学报，2 00501
〔10〕张黎，余志君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实践〔J〕职教论坛，200501
〔11〕2003年中教育事业发展新闻会实录campuscernet/20040428/3104816 shtml,2004-04-28/2004-05-06
〔1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农村教育功能、农村教育目的与价值取向、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等内容。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二)研究方法:“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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