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文化是距今４５００－３７００年左右成都平原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１］。“宝墩文化”在成都平原西南部和中部建造了高山古城、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紫竹古城、盐店古城、双河古城、芒城古城８座古城址。赵殿增先生认为宝墩文化上承桂圆桥文化，下接三星堆遗址二期，与三星堆遗址一期大体同时［２］。一直以来，古蜀未发现文字，后世史料也对古蜀历史语焉不详。因此，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历史鲜有人研究。进入２０世纪后，随着成都平原一系列先秦城址的发现，学界获得了能够考察古蜀历史的考古资料，使得有根据地讨论先秦蜀地历史成为可能。农牧业的发展程度与生产水平如何？能否供养先民的日常所需？这些问题的答案，关乎一支古文化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落。目前，学术界对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牧业生产状况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些学者从传统文献的角度进行阐述。例如黄剑华通过对《山海经》《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蜀志》《史记》等文献中对于古蜀的记载，阐述了古蜀稻作农业的悠久历史［３］。辛艳通过对《本蜀论》《风俗通义》《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得出蜀地经济在秦人进入前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结论［４］。还有些学者从考古学实物入手进行阐述。例如吕颖等人通过对新津宝墩、青白江三星村遗址的植硅体分析研究，得出宝墩文化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从宝墩文化时期到三星堆文化时期农业活动不断加强［５］。赵殿增认为，宝墩文化从始至终都拥有着成熟的稻作经济［２］。罗运兵等通过对植物种子浮选结果的分析，得出宝墩文化中，种植经济一直是生业经济的主体［６］。此外，古文化中的人口数量也是用于评估当时农牧业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人口越多，所需的食物也越多，农牧业生产水平就越高。对于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人口数量问题，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何锟宇、唐淼通过对宝墩文化时期民居特征、墓葬形态及聚落形态的分析，提出宝墩先民居住观念、丧葬观念的转变，与当时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人口的大幅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７］。管小平认为，宝墩文化拥有巨大的城垣、环壕，以及规模庞大的中心大型建筑，绝非少数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因此，宝墩文化城址是一个具有大规模人口和高人口密度的聚落群体［８］。左志强、何锟宇、白铁勇认为，宝墩文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川西高原营盘山遗存；二是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及峡江地区有关遗存。东、西两个方向文化因素在成都平原的聚集，为宝墩文化城址群的出现提供了大量人口［９］。总的来说，学界对宝墩文化的农业、畜牧业及人口等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宝墩文化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但这些研究比较细致具体，多数学者都只局限于对农业、畜牧业或人口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少有把农牧业生产水平和人口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的研究。笔者拟结合文献记载和地下考古资料，综合分析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人口规模和农牧业发展水平。

一、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

成都平原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位于盆地四周的高大山脉能够阻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使得该地区气候温和、适宜居住。成都平原位于北半球适宜居住的经纬度上，东面、南面的山脉较为低矮，能够接收来自于太平洋、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到达。发源于西北高山的众多河流汇集在成都平原，使得该地区水网密布，水草丰茂，物种繁多。在古代典籍中也有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１０］６１２王邦维、黄剑华、李勇先等学者都认为“都广之野”即在成都平原［１１－１３］。这充分说明了蜀地自古以来便物产丰盈，既适于粮食作物的生产种植，也适合以渔猎为主的攫取性经济的发展。如果自然环境过于优越，人们在自然条件下总能获得丰富的食物资源，也无需进行技术创新或经济活动。此时，文化的发展便会停滞［１４］２１－２３。有研究表明，成都平原在冰后期气候不大稳定，时而温润，时而干冷。营盘山文化、桂圆桥文化、三星堆文化时期以冷干气候为主；宝墩文化晚期、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期间降水显著过多，以致洪涝灾害频发［１５］。此外，成都平原位于印度小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挤压交界处，地震灾害频繁；地势陡峭险峻，外加地震、降水等，容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因此，宝墩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虽有着适合发展农牧业的自然条件，但自然条件并没有优越到足以促发先民的创造力和技术革新。宝墩先民正是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努力发展农牧业，提高生产水平，与大自然进行抗争。

二、宝墩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

早在宝墩文化之前，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的桂圆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先民就开始了农业生产。在桂圆桥一期Ｈ４３浮选的粮食作物中，黍占据绝对优势。此外，还有少量的苋科和粟，未发现有水稻［１６］。可见在宝墩文化兴起之前，居住成都平原的桂圆桥先民应以种植黍为主，并不种植水稻。但到了宝墩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开始大量出现。在芒城遗址灰坑Ｔ５９４１Ｈ１３内，就发现了水稻硅酸体的存在［１７］。宝墩遗址部分剖面及两处灰坑中也采集到了大量水稻植硅体，分析应属于栽培稻，此外还有少量粟类作物植硅体［１８］。宝墩遗址田角林地点发现的８８３粒种子中，作物种子６５６粒，占比７４．２９％，其中有５８７粒稻、６７粒粟、２粒黍。杂草种子２２７粒，占比２５．７１％［１９］。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宝墩遗址植物遗存作浮选分析，认为宝墩文化一期到二期，生业经济形态基本是以稻粟混作、以稻为主［２０］。这些发现说明，宝墩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已经转为了以种植水稻为主。而原来在种植作物中占主要地位的黍，已经降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对此，赵殿增先生认为，宝墩文化的稻作农业技术应该来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２］。刘俊男、李春燕在论述宝墩文化的来源时，认为宝墩文化应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的扩张，使得原本居住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居民遭到排挤，从而远迁成都平原［２１］。笔者认为，大溪文化居民来到成都平原的同时，也将同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先进的稻作农业传入了成都平原。因大溪文化居民原本以食稻米为主，与成都平原的土著居民桂圆桥居民以黍为主食不同。因此，宝墩文化先民继承了原本大溪文化先民的饮食习惯，也以稻米为主食。但除了稻米以外，宝墩先民也吸收继承了一部分土著先民的饮食习惯，兼食一些粟或黍。因此才出现了主要种植水稻，兼种一些粟等其他作物的情况。除了植物遗存外，在宝墩文化诸城址中还发现了一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劳动工具。这些工具多为磨制石器，器型以石斧、石凿、石锛为主，几乎每处城址中都出现了这三类石器。其余还有石锤、石刀、石钺等，可能也是用作农具，但所见数量较少。笔者认为常见的石斧、石凿、石锛三种石器器型中，石斧主要用来砍伐野树野草，开辟新田以及收割农作物；石锛主要应用于犁地播种；石凿应当是用于生产或修理上述农具，或是用于制造木器作为辅助农具，但木器现已不存。三种石器应当有各自不同的用途。综上所述，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少量粟和黍。农具以磨制石器和木器为主，并会根据用途的不同使用不同样式的农具。由此可见，成都平原的农业在宝墩文化时期已经得到了初步发展。

三、宝墩文化先民的渔牧生产

稻作农业在成都平原迅速发展的同时，畜牧业生产技术也得到了提高。目前在宝墩文化城址中也发现了一批动物考古遗存。高山古城遗址中出土一批动物骨骼，通过鉴定共１６１件标本，其分属３７个个体，其中家猪占３２个个体，狗占２个个体，鸟、鹿、兔各占一个个体。家猪数量占有绝对优势［２２］。宝墩遗址田角林地点Ｔ１７３３Ｈ２１０中出土４颗动物牙齿，较完整的两颗经鉴定为野猪［２３］。说明在当时人们的日常肉类食物来源中，家畜已占多数，但仍有部分来源于野生动物。此外，高山古城宝墩先民牙本质序列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也证明了当时的先民摄取的食物中包含较大量的陆地或淡水资源的动物蛋白［２４］。说明鱼肉在宝墩先民的日常肉类食物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基于上述考古证据，笔者认为，成都平原在宝墩文化时期，家畜养殖业已经比较普及，家猪成为了先民最主要的畜肉食物来源。此外，宝墩先民利用成都平原沼泽、水网密布的特点进行捕鱼活动，以鱼肉来作为肉类食物的补充。遗址中所见的鹿、兔、鸟等野生动物骨骼，应是先民在农业、畜牧业生产之余或是农闲时，通过狩猎方式获取并食用剩下的，在先民的肉类食物来源中应当不占有主要地位。

四、宝墩文化诸城址的人口规模

在史前时代和封建时代，人口规模是衡量一个城邦、酋邦或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盛世往往滋生人丁，而人口减少、流失往往意味着文明的衰落。城址内的人口越多，所需要消耗的食物也就越多，所对应的农牧业生产水平也就越发达。因此，可以通过估算古城址内的人口，进而推测出其所需要消耗的食物，从而揭示当时的食物生产水平。关于史前时代人口规模的估计，一些学者主张以史前古城人均占地面积１６０平方米来计算［２５］９３。笔者使用这种方法，将部分宝墩文化典型城址的人口进行了估算（见表１）。通过对宝墩文化部分城址的人口预估，可以预估出宝墩文化时期各个典型城址中的大致人口数量。除最大城址宝墩村古城居民可能超过万人外，其余城址内居住人员少则百人，多则千人，城址内人口总量较为稀少。这也与《蜀王本纪》中记载的前三代蜀王时期“蜀民稀少”，一直到杜宇时期才“化民往往复出”［２６］４１４的记载相印证。总体来说，按此方法对于宝墩文化的人口进行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基于人口数量来估计所需口粮的方法，巴家云先生在论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社会经济生活时使用了每人每天需耗费食物约１．２斤的估算方法［２７］。以宝墩古城遗址为例，整个宝墩古城的人口约为１７２５０人。当然这个数字可能偏大，因为宝墩遗址有双重城墙，外城的居民密度可能要略少于内城，在这里取１．５万人。依照巴家云先生每人每天需消耗食物１．２斤的估算方法，则整个宝墩古城及其所辖乡野地区每年需消耗食物合计约６５７万斤。当然，这个数字中包括了采集、渔猎等非农牧业生产所获取的粮食，或是与邻近其他地区古文化交流、贸易所得到的粮食。但前文已经论述，宝墩文化时期主要的粮食来源应为农牧业生产。因此，即使刨除这些非农牧业生产所得的部分，剩下所需的食物总量依然是相当惊人的。由此可见，只有当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牧业生产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才有可能供养得起居住在城址内的规模庞大的人口。

五、宝墩文化农牧业生产水平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典型古文化的比较

关于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其绝对年代在距今约４５００－３７００年左右［１］。与此同时，长江中游地区大致处在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的石家河文化正由于气候异常或洪水频发而正处于衰退期，城外聚居点减少，而城址内还维持着一定的繁荣。器物上出现较多精美玉器，随葬品显示人们的贫富差距加大，带有宗教色彩的玉礼器大量出现。说明此时的石家河文化，其食物生产部门的生产力不仅能够满足自身所需，而且有多余劳动力可以用来从事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故长江中游地区的农牧业所获应当已经能够满足日常食物所需，还有多余的部分用来供养不从事生产的巫祝等人物。而与其同时代的宝墩文化在农业生产上还未能完全摆脱渔猎。因此在宝墩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的经济发展状况优于成都平原。与此同时，长江下游地区处于良渚文化晚期及马桥文化早期。良渚文化早在其中、早期便营建了面积达８平方千米的良渚古城，此外还兴建了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了瑶山、反山等高规格墓地。其居民的生业方式应当已完全摆脱了采集和渔猎。良渚文化的农牧业生产水平明显超过了宝墩文化。与宝墩文化同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丰富，制作精湛用途专门化趋势明显，主要食物来源为粟和黍。家畜饲养方面，在丁公遗址、桓台前埠遗址中均发现了人工饲养猪、狗、牛、羊、马、鸡的痕迹。野生动物的种类比较少，可见旱作农业和畜牧业已在粮食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此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宝墩文化接近，但要落后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自然地理环境的分析、诸史前城址农业及畜牧业考古遗存的研究、基于人口规模估算所需食物的研究，初步探析了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牧业生产状况。总的来说，宝墩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先民已经学会了农业耕作和家畜养殖，农业、畜牧业产品已经成为先民的主要粮食来源。但由于宝墩先民刚刚定居在成都平原，其农业、畜牧业才起步不久，还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因此，必须辅以一定的采集、渔猎才能满足日常粮食所需。此外，在人口方面，以体量最大的宝墩古城为例，其所辖范围内总人口约为６－１３万人，每年需消耗食物约４１１７万斤。因此，当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农牧业生产，以此来作为食物来源的保障。与同时代长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相比，宝墩文化的农牧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但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二者均未完全摆脱渔猎经济经济发展程度相似。总而言之，宝墩先民主要以水稻种植、家猪养殖作为主要的获取食物的手段。农牧业生产已经完全能够供养人口过万的大型城址及其附近地区。宝墩文化时期先民对成都平原的初步开发、经营，使得成都平原脱离了原始的刀耕火种，在农业与畜牧业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这也为之后三星堆———十二桥文化在古蜀地区大放异彩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作者:丁逸宁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