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继承 继承公证 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继承公证，是指公证机构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和法律规定，依法证明继承人的继承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继承公证作为公证处的基本公证项目之一，是每个公证人员最为熟悉的公证业务，在公证实务中遇到的问题自然也会相应较多。下面我想就其中几个问题和大家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继承公证的正名
我们知道，继承公证的名称经历了从“继承”公证到“继承权”公证的转变，虽是一字之差，在实务操作上也无任何改变，但却涉及到公证证明对象和公证工作理念的转变。我的理解是，“继承权”公证是确认并证明继承人对遗产享有继承权的活动，强调的是对继承人继承权的确认，公证证明的对象是“继承权”；“继承”公证是依法证明继承人的继承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强调的是对整个继承过程中一系列相关行为的证明，公证证明对象是“继承行为”。通过继承公证实务我们可以知道，在办理继承公证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继承权，其次再根据其他材料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遗产作出相应处分；如果有继承人提出表示愿意放弃继承权的，则相应一并办理相关放弃继承权的手续。因此不难发现，对继承人继承权的确认只是整个公证操作中的一个环节，包含于整个继承的过程之中，是“继承行为”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把继承公证改名为“继承权”公证实无必要。其次，“继承”一词在法学上是指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后，按照法定程序将被继承人生前遗留的财产和可以继承的债权、债务转移给继承人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而根据公《证法》第2条的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其证明对象之一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将继承人承受被继承人遗产行为的公证命名为“继承”公证本身就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而“继承权”是公民依照法律规定或死者生前所立的合法遗嘱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是法律已经赋予继承人的权利，无须公证机构对其重复确认，因为公证机构本质上属于证明机构，行使的国家的赋予的证明权，却要去行使于法无据、只能由人民法院才能行使的确认权，似乎有越俎代庖之嫌。因此我认为，原来的“继承”公证这一名称，更符合我们公证的性质和公证的职能，建议予以保留。
二、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后公证保障
自然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统称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我们办理继承公证的过程中，继承人之中如果存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必须为其保留应有的遗产份额，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可以称之为法律对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前法律救济”。然后，公证机构似乎“功成身退”，无意再对继承之后如何更好地保障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继续介入，而法律对此也无明确的相关规定。可以想象，在继承公证之后，已经分割完毕的遗产对其他继承人来说处于一个尴尬的共有状态，因处分共有财产需要全体共有人的同意，鉴于其中一个或几个共有人民事行为能力上的瑕疵，实际上排除了其他健全继承人对遗产进行完全处分的可能，限制了继承权作为一种财产权给继承人带来实际物质经济利益的效用，降低了财产的使用效率，可以说给继承人造成了看不见的隐形的损失。当然，法律之前的规定基于的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舍弃了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对此我们无可厚非，但其实可以假设一种特定情况，当继承的遗产对一个父母双亡，无配偶、子女的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是其唯一财产，而在其又身染重病需要医治之时，就不得不涉及对继承遗产进行处分的问题，否则如果由其他继承人垫付相关费用，显然也是对其他继承人的一种不公平。因此，我们需要对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前法律救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后公证保障”，允许其监护人或者其他继承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保障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利益的基础上，对整个遗产包括属于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部分财产份额进行一并处分，并办理相关公证，一方面提高财产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更好地保障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要对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后公证保障”，首先就要确定其监护人。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其他近亲属的顺序进行确定。而对于精神病人来说，如果残疾证上注明了监护人的，则确定该人为其监护人；如果未注明或者没有残疾证的，则依据《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按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等顺序选择监护人。而对于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游离于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之外的成年人，他们同样缺乏独立辨别是非和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植物人、老年性痴呆的病人、智障人士、残疾人、脑萎或脑中风患者等等，由于他们既不是未成年人也不是精神病患者，无法适用监护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可以告知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申请，经人民法院特别程序宣告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再由法院为其从近亲属中指定监护人。因为公证机构只有法律赋予的证明权，并没有人民法院才具有的确认权和自由裁量权，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公证机构不便参与其中，从而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当监护人确定之后，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规定，可以要求监护人和遗产的其他共有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为被监护人利益保证书公证”，保证书中应明确遗产的内容、继承人的情况以及各自所占遗产的份额、监护人和其他共有人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保证以及其愿意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等内容。然后按照遗产性质的不同办理不同的公证，如遗产为银行存款、股权等动产，则可由监护人和其他继承人携带产权证明（如存折、股权证明书）、监护证明、继承公证书、为被监护人利益保证书公证书等材料向银行提现，并将现金向公证处申请办理提存公证，由公证处根据继承份额将提存金额予以分配给继承人，留下被监护人的份额，再根据监护人提交的相关用途证明（如被监护人生病住院，则需提交其病情诊断证明、医疗费开支凭证等证明），在确定确是为未被监护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允许监护人使用该提存款。而当遗产是房屋等不动产时，肯定需要将上述房屋出售才能对遗产予以分割，因此，除办理上述“为被监护人利益保证书”公证之外，还需要对监护人、其他继承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进行公证，并重点审查房屋的转让价格，因过低的转让价格不仅仅损害的是被监护人的利益，也会损害其他继承人的利益。房屋的价格一般不能低于房屋的评估价格，同时可向房屋中介、房管部门了解该房屋所处地段的房屋市场价的情况，力求最大限度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同时，也要求将房屋转让款向公证处办理提存，由公证处根据继承遗产的份额将转让款分配给其他健全的继承人，留下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被监护人的份额，并根据监护人提供的为被监护人利益使用用途证明允许监护人使用该提存款。由此可见，“后公证保障”并不是对“前法律救济”理念的颠覆，而是通过在特定情况下对整个遗产、包括对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遗产份额部分的一并处分，达到维护其他健全继承人的利益、同时保护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的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共赢局面，是一种公平原则的体现和传承。
三、对继承财产的正确把握
在对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是否有继承权、民事行为能力等各方面进行审查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一般来说，产权人的认定是比较直观的，我们只需看房产证、存折上的名字就可以确定，但一旦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等问题时，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关于遗产中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有几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工龄购房的夫妻财产认定
关于夫妻一方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的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予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继承或受赠与所得财产的夫妻财产认定
根据法律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受赠得来的财产均为夫妻共有财产。但在实务中我们要注意《物权法》、《继承法》的特别规定，《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继承法》第二条也规定：继承开始的时间为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比如，甲乙为夫妻，后甲死亡，甲遗有房产一处，没有遗嘱，乙于一年后和丙结婚。两年后甲的继承人办理继承手续，依照法律规定甲的遗产由乙继承，现在乙和丙对该继承标的物是否构成共有？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知，乙继承的遗产是应为乙的个人财产，案例中虽然乙在和丙婚后办理的继承手续，但是取得甲遗产的效力要追溯到甲死亡之时，所以该房产不属于乙和丙婚姻存续期间继承所得，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而是乙的个人财产。
摘要：中小投资者 法律规制 保护
一、中小投资者的保护的意义
一个市场是否能够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这个市场的规则是否能够保护大多人的利益，是否公正、透明，若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得到维护和保障，长期忽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此时人们只会选择“用脚投票”，最终离开这个市场，选择其他的金融工具。资本市场也将不能繁荣，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就不能很好的发挥，市场规则的不成熟和不健全将会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发展能力和前景，最终直接限制我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建立一个公平、透明健全的证券市场机制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繁荣起到关键的作用。
我国的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由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两者构成，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公布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我国个人登记账户的比例占到总数的98%，而机构仅为2%，虽然从数据上显示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比例也在不断增长，但总体构成格局还是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起步较晚，是典型的新兴市场，所以组成结构与成熟的发达证券市场不同， 中小投资者占有非常大的比例，而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例却很小，而发达的证券市场的比例大小却刚好相反。因此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就是保护大多数证券投资者的利益，从而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与繁荣，促进资本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凝聚力量。
二、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现状
虽然我国的证券市场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显现，然而至今却没有一部专门的证券投资者的保护法的出现，对于证券投资者的法律规定一般被散落于《证券法》和《公司法》当中，而这两部法律对于证券投资的权利大多只是概述性的描述，对于救济途径以及相应的赔偿机制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即使法律上明文规定的投资者的权利，在现实中根本得不到执行，从而出现“有法如同无法”的情况出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不能保证
证券市场的信息是证券市场的灵魂所在，能否快速的跟住市场的脚步，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有价值的信息是衡量一位投资者素质的重要因素，没有透明、快速、公开的信息披露，中小投资者根本不可能迅速有效地作出判断，从而不断地丧失机会。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虚假信息满天飞，由于没有严格的监管以及惩处，使得虚假信息的违法成本太低，不能有效地遏制虚假信息的源头，而投资者利用这些虚假信息盲目跟从，从而利益进一步损失信息的披露质量太低。相对一些更有价值的信息很难披露，中小投资者获得的大多数是一些含金量不大的信息，对于自己的投资判断很难形成体系，范围过小是现存的信息披露中的常见问题。因此由于本来中小投资者就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地位，然而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更使得中小投资者在“信息就是灵魂”的证券市场难以持续的生存。
（二）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不完善
由于公司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中小投资者的许多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不能发挥；以及公司决策机制的不科学，导致公司决策的随意性很大；公司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不能形成很好的制衡机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股东大会成为的形式化。 股东大会完全是在走形式主义的道路，小股东共益权中许多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不能得以实现，独立董事制度没有很好的执行。独立董事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大股东操作公司，从而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独立董事的方式来制衡董事会的一种机制，由于法律对独立董事的任命和具体流程没有具体的规定，加之公司的决策层的自律性又不够，使得很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由大股东直接任命，而独立董事成为了大股东的一个附属品。监事会的职能不能发挥 由于当今的许多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没有广泛的代表性，大股东操纵者监事会的人员的组成，从而监事会不能很好的代表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除此之外，现今法律的规定使得监事会的许多职权没有可执行性，不能有效地发挥“监督”的作用。
（三）外部监管制度不健全
证券监管是指证券监管部门利用行政、经济各种手段对于证券市场中违法的主体进行监管的一种方式，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否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稳定的关键所在。目前而言，专门有效地证券市场的监管法律制度不健全，《证券法》在证券监管方面的规定不能有效地执行，出现各个监管部门监管职能不明确，机构设置混乱的情况比比皆是。且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管人员没有体制上的约束，监管人员的不作为更加使证券市场混乱，虚假上市，虚假报表层出不穷。
（四）民事赔偿制度不完善
一个证券市场的成熟与否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当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失时，能否通过这个市场的机制和规则能否最大程度上挽回自己的损失，其利益被保护的越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和投资信心才会增长，然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对于民事赔偿机制的建立还不健全。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时他们不能通过现有的民事赔偿机制得到解决。在我国“重刑轻民”的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当出现违法犯罪的事件是，司法机关更加重视的是其刑罚的力度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而对于证券市场真正的主体——中小投资者们的利益长期得不到保障。
（五）“民间而不是官方”的协会组织的极度缺乏
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利益聚合”的组织，民间协会在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中起到更多积极的作用，他们更能体现投资者真正的呼声，作为一种集体的组织，他们发出的声音更容易被发现和重视。然而在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却面临者登记、管理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问题，大大的阻碍了民间中小投资者保护组织的出现。前不久，中国证监会“中证投资者发展中心”的设立是我国中小投资保护的进程中重要的一步，然而毕竟这个中心也是在官办的色彩下成立的，其保护的态度也是一种被动的保护，然而相对于这样官方的保护组织，民间组织的缺乏对于中小者利益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因素。
三、对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立法建议
综合上述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面临的现状和国外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经验，本文将从以下几个角度为我国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提供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进行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专门立法
2006年新修订的《证券法》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新的法律依据，推动了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化的进程，然而《证券法》对中小投资者保护设置新的制度规定，然而在具体程序和细致化的程度仍有很大的差距，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难以操作的情况比比皆是；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对于中小投资的立法不统一，法律之间的冲突会存在，这会在法律的适用过程汇总带来极大的困难，造成很多案例判决不同的出现，因此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专门的立法是十分必要的，专门的立法会从法律层面极大的增加投资者的安全感，从对繁荣金融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建立职责明确、严厉有效地监管体系
监管体制的完善将极大的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与稳定，因此独立的监管体制对我国的证券市场十分重要。现存的监管制度出现的职能混淆、行政化严重、职能单一、职权有限的情况极大的阻碍了证券市场规范化的脚步。因此对于监管体系的建立我们应做好以下几点：赋予监管主体更多的与其职能相对对应的处罚权和准司法权是十分必要的，手中无权可用使得现有的证券监管机构在面临无计可施的境地。建立一套独立的监管体系，独立性是证券监管的灵魂，只有处于中立地位，监管的职能才能更加公平的体现。加强证券监管人员的职业能力问题，提高监管层的素质。
（三）建立透明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证券市场的信息的作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强有力的监控下的信息透明制度的建立才能更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信息披露的内容、范围、程序等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作出严格的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制定有效地惩戒机制，对于由于信息披露产生的后果，不仅要由上市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相对应的证券公司和中介结构等也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和民事责任，从而扩大他们的违法犯罪的成本。
（四）建立科学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完善科学的上市公司的治理能从公司的源头上防止侵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决策的产生，我们的法律设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努力：一是细化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了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但是对于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独立董事的性质以及职权还不明确。二是加强监事会的职能。从法律的设置层面扩大监事会的成员的广泛代表性，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代表的比例，扩大监事会的职权。
（五）从法律设置上鼓励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的发展
民间组织在证券市场的利益聚合的功能应该不断扩大，因其自身的非营利性、独立性使其在发言时更具有代表性和中立性。我们应从法律设置的层面鼓励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的发展，通过建立中小投资者协会基金等方式，从登记、税收等政策方面给予优惠，从而从社会的层面加大对证券市场的监督。
四、结束语
就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来看，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应该加紧建立。我们应从立法层面加快专门立法的进程，为中小投资者保护提供法律支持；市场自身监管方面完善体系的建设，成为一个让弱者能够得到利益救济的生态系统；社会监督方面，鼓励并提供顺畅的途径，为社会各方面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保驾护航。总之保护中小投资者的道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这需要各个层面的共同的参与，为我国建立完善的证券市场体制而努力。
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证券法，法律出版社，2010
[2]翁晓健.有限公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美国证券法经验的反思与借鉴[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3]黄永森我国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4]张育军.投资者保护法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5]未修峰.证券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研究[J].2012
[6]田剑英.对我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问题及对策[J].2009
[7]邸玉娜.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研究[J].2010
[8]黄小花，王铁军.建立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
[9]李秀燕，张晓玲.浅议对我国中小投资者的保护[J].价值工程 2009
[10]奚婷.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保护——兼论证券法的修改[D].2010
护照是一个公民跨境出国的必须证明，因此四周岁的宝宝出国需要办理护照。
根据相关规定，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申办护照，应当交验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并提交复印件，也应当由其监护人陪同，提交证明监护关系的相关证件、监护人出具的同意其出境的意见，同时交验监护人的身份证和户口簿，提交复印件。
未满16周岁申请人办理护照或旅行证应由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陪同，并出具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同意为儿童办理护照或旅行证的书面声明，如父母有一方不能陪同，应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同意并委托另一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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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而又令笔者始终不能析疑的普通民事案件。鉴于本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特成文如下，与同行商榷。
一 、案 情 简 介
原告之一的王某于某天早晨9时左右带5岁的儿子去村医疗站接种疫苗。因医疗站等着接种疫苗的人很多，王某即将儿子放在医疗站门口，自行进了医疗让先去交费。交完费后出来找不到儿子，即四处寻找，后在医疗站的西墙边（被告刘某在此处利用农闲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出售，并将已做好的水泥窗框斜靠在该墙堆放，该空地为被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发现儿子被窗框砸住，即一边呼救，一边用手将窗框扶起，同时另一只手将儿子拖出后冲回医疗站求救。在医疗站门口由两位医生进行了检查并注射了强心针。此后不久死亡。现场的人将死者尸体抬回原告家里。原告在当天下午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自行将尸体收殓下葬。此后两月有余，原告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35260.45元，丧葬费4千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共计49260.45元。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因监护不力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因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而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并据此判决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7852.09元及精神损失费1千元。原被告服从判决，均未上诉。
二、 法 律 思 考
笔者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已预知到上述判决，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本市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中已成为通例。这样的判决在表面上似乎是非常公正的，而笔者却认为本案中包含着许多更深刻的法律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 于 侵 权 的 认 定
这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上应属于侵权之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大不相同。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因本案中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九种特殊侵权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众所周知，一般侵权行为包括四个必不可缺的构成要件：即损害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那么，本案中的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行为呢？笔者认为没有。损害行为，在法律上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是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受害人实施任何的积极行为。换句话来说，本案的被告不可能构成作为的侵权。那么，被告是否构成了不作为的侵权呢？所谓不作为，系指行为人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所应当实施的行为。“应当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即是“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而不履行该特定义务并造成损害后果，才构成不作为侵权。可见，判断行为人是否负有“特定义务”是认定不作为侵权的关键所在。从义务的产生方式来看，产生义务的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法定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或因行为人的法定职责而产生的义务。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医生的救死扶伤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必须于现行的法律的直接规定为前提。二是约定义务，即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特定义务，也即是民法中的“合同之债”。如保管人因保管合同而产生的保管义务，承运人因运输合同而产生的将托运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以双方之间的有效合同为前提。三是先行为义务，即行为人在先的某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积极行为导致相对人处于某种实质上的危险状态时产生的解除该危险状态的义务。如A将不熟水性的B带到深水中游泳而致危险进负有积极援救的义务。本案中，法庭认定被告承担次要责任的理由是被告没有在堆放窗框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言外之意即被告负有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那么，该义务是什么义务呢。如果说它是“法定义务”，本人遍查建国以来的我国立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规定，而如前所述，法定义务必须以现行生效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订立任何形式的托管合同，故该义务更不可能是“约定义务”。那么，该义务能否构成“先行为义务”呢？笔者认为也不构成。首先，被告的在先实施的行为是堆放窗框，这一行为不是直接针对死者实施的，而是被告谋生的手段。其次，被告堆放窗框的行为本身也不具有实质性的危险，导致死者处于危险状态的是死者自己的行为（攀援窗框）。第三，从“警示标志义务”产生的一般法理学角度而言，只有行为人提供某种具有危险性的作业时才会产生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如行为人进行带电作业、机械化作业等。而本案被告是在农闲时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第四，该空地是被告方的私人地方，未经许可而擅入本身就是非法。综上，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并非侵权，依法不应民事赔偿承担责任。
（二） 、关 于 监 护 制 度
本案中两原告监护不力的情形一目了然，因此法庭以两原告监护不力为由判决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同类型的案件无一例外的都以监护人监护不力为由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是未成年人因意外受到伤害，监护人就难逃其责。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也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监护不力及如何完善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问题便是笔者在本案中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无民事行为能为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是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享有监护权，同时必须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可见，监护人的职责是广泛而明确的。但是，如何认定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在法律上却是一片空白，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的责任被不适当的扩大。而这一方面才是监护制度的关键所在。监护制度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个体，他们也有权利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法律只是禁止或限制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也要进行学习和锻炼。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任何时候均在监护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另一方面，监护人也要参与各项活动，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时刻地实施对被监护人的直接监管。而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未成年人发生意外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这种现象对监护人而言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被监护人因实际需要而脱离监护人监管或监护人有充分的理由须暂时不能直接履行监护职责时，监护人客观上已不可能对被监护人直接实施监管，再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这除了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职责之外，还必须制定监护不力的认定制度、监护人监护职责的临时转移制度以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等。监护责任的监时转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至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预赔偿”，实质上就是监护责任的临时转移的一个具体体现。但该规定仅是司法解释，不仅效力层次低，而且适用范围特定，因此应立法完善。关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虽有规定，但多是有关被监护人因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监护人本身不履行监护职责而对被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则基本上是空白。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被监护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诉权。因此，一旦出现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被监护人在法律上便连最基本的诉权也无法行使。这些情形显然违背了立法者设立监护法律制度的初衷。所以，在法律上有必要明确规定监护人监护不力造成被监护人损害的法律责任，而且应设立类似公诉机关的机构，以法律授权的方式确定其在发现监护人监护不力时能代表被监护人依照法律程序对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至于如何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考虑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责任的规定为基础，来把握监护人是否监护不力的认定。这有利于在法律上公平监护人和侵害人的责任。
(三)、 关 于 证 据 制 度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方法律意识不强，在其儿子被砸死后认为只能是自认倒霉，因此在发生意外后没有采取任何固定证据的措施。此后几个月后才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要求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从而使自己在庭审中举证造成极在的不便。笔者通过调查，也确信该死者是被窗框砸伤的，但作为被告方律师，笔者却以现该案在证据上存在许多缺陷。首先，原告方应当证明死者是被被告方的窗框砸伤这一事实。但原告方除了提供自己的陈述外，只提供了另外一人的证词，并且该两个证据之间有明显的冲突。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盖因现场目击证人均不肯作证。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告能证实受害人被砸的事实，但原告方也没有证据证明被砸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前所述，本案中原告发现儿子被砸后，即跑过去一手将窗框扶起一手将儿子抱回医疗站求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导致死亡的原因起码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死亡确实是因被砸所致；二是医生在救治过程中不适当用药致死；三是死者因自身疾病或其它原因导致的死亡。法庭在没有权威的鉴定为依据的情况下简单地推断为机械性室息死亡，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因为法庭认定死者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事实与已查明的事实之间经不起科学的推理。根据现场参与抢救的两位医生和现场围观的群众的证实，死者当时全身软绵绵的，脸色苍白，全身没有任何的外伤或擦痕及出血点。笔者就此走访了本市的在关医学专家，并查阅了有关医学文献，了解到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外表征象一般表现为：“颜面青紫肿胀，皮肤和结合膜下有出血点，尸斑出现早，呈暗红色”。而本案中尸体上均无上述现象，可见认定窒息死亡与常理不符，难于成立。当然，笔者对有关证据进行分析，目的不在于论证本案的对与错，而在于结合本案所反映的现象对我国现行法定证据制度提一些疏浅的看法。本案中，无论是审判法官，还是笔者，都相信小孩被被告窗框所砸是事实。因为目击小孩被砸的有许多人，问题在于他们都拒绝作证或推说不知情。在发生这种情形时，法律却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我国法律只原则性地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规定拒绝作证的法律责任。虽然规定了作假证的法律责任，但这一法律责任太轻，导致作假证的成本太低而使一些人在法庭上随意作假证（根据我国法律只有在刑事诉讼中作假证才构成犯罪，而在民事诉讼中作假证最多也只是司法拘留，而在司法实践中因在民事诉讼中因作假证而被惩罚的便更少）。这就便公民的作证义务形同虚设。此外，在越来越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今天，当事人和律师的取证的权利却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难于行使。因此笔者认为，应在法律上放宽对当事人和律师取证的限制。
作者简介：丘国中，男，1974年生，广东嘉应学院财经系教师，广东法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 、案情简介
原告之一的王某于某天早晨9时左右带5岁的儿子去村医疗站接种疫苗。因医疗站等着接种疫苗的人很多，王某即将儿子放在医疗站门口，自行进了医疗让先去交费。交完费后出来找不到儿子，即四处寻找，后在医疗站的西墙边（被告刘某在此处利用农闲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出售，并将已做好的水泥窗框斜靠在该墙堆放，该空地为被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发现儿子被窗框砸住，即一边呼救，一边用手将窗框扶起，同时另一只手将儿子拖出后冲回医疗站求救。在医疗站门口由两位医生进行了检查并注射了强心针。此后不久死亡。现场的人将死者尸体抬回原告家里。原告在当天下午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自行将尸体收殓下葬。此后两月有余，原告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35260.45元，丧葬费4千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共计49260.45元。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因监护不力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因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而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并据此判决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7852.09元及精神损失费1千元。原被告服从判决，均未上诉。
二、 法律思考
笔者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已预知到上述判决，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本市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中已成为通例。这样的判决在表面上似乎是非常公正的，而笔者却认为本案中包含着许多更深刻的法律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于侵权的认定
这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上应属于侵权之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大不相同。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因本案中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九种特殊侵权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众所周知，一般侵权行为包括四个必不可缺的构成要件：即损害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那么，本案中的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行为呢？笔者认为没有。损害行为，在法律上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是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受害人实施任何的积极行为。换句话来说，本案的被告不可能构成作为的侵权。那么，被告是否构成了不作为的侵权呢？所谓不作为，系指行为人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所应当实施的行为。“应当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即是“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而不履行该特定义务并造成损害后果，才构成不作为侵权。可见，判断行为人是否负有“特定义务”是认定不作为侵权的关键所在。从义务的产生方式来看，产生义务的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法定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或因行为人的法定职责而产生的义务。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医生的救死扶伤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必须于现行的法律的直接规定为前提。二是约定义务，即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特定义务，也即是民法中的“合同之债”。如保管人因保管合同而产生的保管义务，承运人因运输合同而产生的将托运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以双方之间的有效合同为前提。三是先行为义务，即行为人在先的某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积极行为导致相对人处于某种实质上的危险状态时产生的解除该危险状态的义务。如A将不熟水性的B带到深水中游泳而致危险进负有积极援救的义务。本案中，法庭认定被告承担次要责任的理由是被告没有在堆放窗框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言外之意即被告负有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那么，该义务是什么义务呢。如果说它是“法定义务”，本人遍查建国以来的我国立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规定，而如前所述，法定义务必须以现行生效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订立任何形式的托管合同，故该义务更不可能是“约定义务”。那么，该义务能否构成“先行为义务”呢？笔者认为也不构成。首先，被告的在先实施的行为是堆放窗框，这一行为不是直接针对死者实施的，而是被告谋生的手段。其次，被告堆放窗框的行为本身也不具有实质性的危险，导致死者处于危险状态的是死者自己的行为（攀援窗框）。第三，从“警示标志义务”产生的一般法理学角度而言，只有行为人提供某种具有危险性的作业时才会产生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如行为人进行带电作业、机械化作业等。而本案被告是在农闲时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第四，该空地是被告方的私人地方，未经许可而擅入本身就是非法。综上，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并非侵权，依法不应民事赔偿承担责任。
（二） 、关于监护制度
本案中两原告监护不力的情形一目了然，因此法庭以两原告监护不力为由判决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同类型的案件无一例外的都以监护人监护不力为由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是未成年人因意外受到伤害，监护人就难逃其责。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也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监护不力及如何完善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问题便是笔者在本案中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无民事行为能为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是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享有监护权，同时必须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可见，监护人的职责是广泛而明确的。但是，如何认定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在法律上却是一片空白，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的责任被不适当的扩大。而这一方面才是监护制度的关键所在。监护制度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个体，他们也有权利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法律只是禁止或限制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也要进行学习和锻炼。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任何时候均在监护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另一方面，监护人也要参与各项活动，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时刻地实施对被监护人的直接监管。而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未成年人发生意外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这种现象对监护人而言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被监护人因实际需要而脱离监护人监管或监护人有充分的理由须暂时不能直接履行监护职责时，监护人客观上已不可能对被监护人直接实施监管，再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这除了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职责之外，还必须制定监护不力的认定制度、监护人监护职责的临时转移制度以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等。监护责任的监时转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至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预赔偿”，实质上就是监护责任的临时转移的一个具体体现。但该规定仅是司法解释，不仅效力层次低，而且适用范围特定，因此应立法完善。关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虽有规定，但多是有关被监护人因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监护人本身不履行监护职责而对被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则基本上是空白。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被监护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诉权。因此，一旦出现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被监护人在法律上便连最基本的诉权也无法行使。这些情形显然违背了立法者设立监护法律制度的初衷。所以，在法律上有必要明确规定监护人监护不力造成被监护人损害的法律责任，而且应设立类似公诉机关的机构，以法律授权的方式确定其在发现监护人监护不力时能代表被监护人依照法律程序对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至于如何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考虑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责任的规定为基础，来把握监护人是否监护不力的认定。这有利于在法律上公平监护人和侵害人的责任。
一、案情简介
原告之一的王某于某天早晨9时左右带5岁的儿子去村医疗站接种疫苗。因医疗站等着接种疫苗的人很多，王某即将儿子放在医疗站门口，自行进了医疗让先去交费。交完费后出来找不到儿子，即四处寻找，后在医疗站的西墙边（被告刘某在此处利用农闲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出售，并将已做好的水泥窗框斜靠在该墙堆放，该空地为被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发现儿子被窗框砸住，即一边呼救，一边用手将窗框扶起，同时另一只手将儿子拖出后冲回医疗站求救。在医疗站门口由两位医生进行了检查并注射了强心针。此后不久死亡。现场的人将死者尸体抬回原告家里。原告在当天下午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自行将尸体收殓下葬。此后两月有余，原告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35260.45元，丧葬费4千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共计49260.45元。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因监护不力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因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而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并据此判决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7852.09元及精神损失费1千元。原被告服从判决，均未上诉。
二、法律思考
笔者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已预知到上述判决，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本市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中已成为通例。这样的判决在表面上似乎是非常公正的，而笔者却认为本案中包含着许多更深刻的法律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于侵权的认定
这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上应属于侵权之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大不相同。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因本案中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九种特殊侵权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众所周知，一般侵权行为包括四个必不可缺的构成要件：即损害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那么，本案中的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行为呢？笔者认为没有。损害行为，在法律上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是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受害人实施任何的积极行为。换句话来说，本案的被告不可能构成作为的侵权。那么，被告是否构成了不作为的侵权呢？所谓不作为，系指行为人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所应当实施的行为。“应当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即是“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而不履行该特定义务并造成损害后果，才构成不作为侵权。可见，判断行为人是否负有“特定义务”是认定不作为侵权的关键所在。从义务的产生方式来看，产生义务的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法定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或因行为人的法定职责而产生的义务。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医生的救死扶伤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必须于现行的法律的直接规定为前提。二是约定义务，即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特定义务，也即是民法中的“合同之债”。如保管人因保管合同而产生的保管义务，承运人因运输合同而产生的将托运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以双方之间的有效合同为前提。三是先行为义务，即行为人在先的某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积极行为导致相对人处于某种实质上的危险状态时产生的解除该危险状态的义务。如A将不熟水性的B带到深水中游泳而致危险进负有积极援救的义务。本案中，法庭认定被告承担次要责任的理由是被告没有在堆放窗框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言外之意即被告负有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那么，该义务是什么义务呢。如果说它是“法定义务”，本人遍查建国以来的我国立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规定，而如前所述，法定义务必须以现行生效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订立任何形式的托管合同，故该义务更不可能是“约定义务”。那么，该义务能否构成“先行为义务”呢？笔者认为也不构成。首先，被告的在先实施的行为是堆放窗框，这一行为不是直接针对死者实施的，而是被告谋生的手段。其次，被告堆放窗框的行为本身也不具有实质性的危险，导致死者处于危险状态的是死者自己的行为（攀援窗框）。第三，从“警示标志义务”产生的一般法理学角度而言，只有行为人提供某种具有危险性的作业时才会产生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如行为人进行带电作业、机械化作业等。而本案被告是在农闲时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第四，该空地是被告方的私人地方，未经许可而擅入本身就是非法。综上，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并非侵权，依法不应民事赔偿承担责任。
（二）、关于监护制度
本案中两原告监护不力的情形一目了然，因此法庭以两原告监护不力为由判决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同类型的案件无一例外的都以监护人监护不力为由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是未成年人因意外受到伤害，监护人就难逃其责。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也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监护不力及如何完善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问题便是笔者在本案中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无民事行为能为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是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享有监护权，同时必须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可见，监护人的职责是广泛而明确的。但是，如何认定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在法律上却是一片空白，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的责任被不适当的扩大。而这一方面才是监护制度的关键所在。监护制度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个体，他们也有权利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法律只是禁止或限制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也要进行学习和锻炼。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任何时候均在监护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另一方面，监护人也要参与各项活动，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时刻地实施对被监护人的直接监管。而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未成年人发生意外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这种现象对监护人而言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被监护人因实际需要而脱离监护人监管或监护人有充分的理由须暂时不能直接履行监护职责时，监护人客观上已不可能对被监护人直接实施监管，再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这除了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职责之外，还必须制定监护不力的认定制度、监护人监护职责的临时转移制度以
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等。监护责任的监时转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至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预赔偿”，实质上就是监护责任的临时转移的一个具体体现。但该规定仅是司法解释，不仅效力层次低，而且适用范围特定，因此应立法完善。关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虽有规定，但多是有关被监护人因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监护人本身不履行监护职责而对被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则基本上是空白。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被监护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诉权。因此，一旦出现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被监护人在法律上便连最基本的诉权也无法行使。这些情形显然违背了立法者设立监护法律制度的初衷。所以，在法律上有必要明确规定监护人监护不力造成被监护人损害的法律责任，而且应设立类似公诉机关的机构，以法律授权的方式确定其在发现监护人监护不力时能代表被监护人依照法律程序对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至于如何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考虑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责任的规定为基础，来把握监护人是否监护不力的认定。这有利于在法律上公平监护人和侵害人的责任。
报名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统考。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健康;
4.出生后首次户口登记在我区，且普通高考报名时户口仍在我区。
满足上述1-3点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以下简称外来人员)，如符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广西参加升学考试意见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330号)以及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教育厅《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的实施细则》(桂招考委〔2013〕32号)的有关规定，可在我区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统考。桂政办发〔2012〕330号和桂招考委〔2013〕32号文中“外来人员随父亲或母亲军转安置、工作调动(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工作调动)等正常迁入广西的,不受学籍、户籍条件的限制,可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特指不受学籍、户籍迁入的年限限制，但在普通高考报名时考生的学籍、户籍必须已迁入我区。
满足上述1-3点条件且在广西定居的外国侨民，如持有自治区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可在我区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统考。
报名参加保送生，特殊教育(残障生)，运动训练单独招生，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单独招生，高水平运动员(免普通高考统考部分)，职教师资班等考试招生的考生必须符合上述普通高考统考报名条件和相应考试招生类型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附：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广西参加升学考试意见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330号)精神，现就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以下简称外来人员)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提出以下实施细则。
一、报考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外来人员，可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
(一)外来人员在我区初中学校就读三年(从考生初中毕业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取得我区初中毕业证书，具有我区高中阶段完整的学籍(从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在我区高中学校实际就读，参加我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截止年度高考报名前开考的全部科目考试，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不受户籍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二)外来人员具有我区高中阶段完整的学籍(从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在我区高中学校实际就读，参加我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截止年度高考报名前开考的全部科目考试，应届高中毕业，在我区年度普通高考报名截止之前将户籍迁入我区，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三)外来人员属于历届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以下简称历届生)或具有同等学力人员、作为社会考生报考的，历届生须提供本人的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同等学力人员须提供我区对同等学力人员报考条件要求的相关材料;其户籍迁入我区时间满三年(即自迁入之日起至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止，满三年)，并能提供户籍迁入我区以来在我区学习或工作、生活的证明，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以同等学力人员身份报考的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初中毕业后满三年(取得初中毕业证书之日起至当年我区普通高考报名截止之日，满三年)，须出具初中毕业证书原件。
2.至我区普通高考报名截止之日年满18周岁，且经流入地县级(含)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其具有高中毕业的知识及能力，达到高中毕业的知识水平，并出具同等学力证明材料。
(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引进人才实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05〕27号)精神，外来人员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我区有效期内的经我区地级市(含)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公安部门颁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即人才居住证)，具有我区高中阶段学籍，并取得我区高中毕业证书，不受户籍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五)外来人员在我区初中学校就读三年(从考生初中毕业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取得我区初中毕业证书，具有我区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的学籍(从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并在我区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全日制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不受户籍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外来人员具有我区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的学籍(从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并在我区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全日制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我区年度普通高考报名截止之前将户籍迁入我区，应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六)外来人员随父亲或母亲军转安置、工作调动(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工作调动)等正常迁入我区的，不受学籍、户籍条件的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七)原户籍在我区(以出生后首次户籍登记为准)，或出生在我区后户籍迁出又迁回我区，高考报名时户籍在我区的人员，不受学籍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二、申报材料
符合广西普通高考条件的外来人员，申请报考时，必须提交的材料：
(一)符合报考条件㈠的外来人员，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初中、高中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初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广西初中毕业证书、广西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成绩证明、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6.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二)符合报考条件㈡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高中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6.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三)符合报考条件㈢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申请报考人员的高中毕业证书或中等职业教育毕业证书(历届生提供)、初中毕业证书或流入地县级(含)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同等学力证明材料(同等学力人员提供)、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3.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四)符合报考条件㈣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高中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或广西高中毕业证书、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持有广西有效期内的经广西地级市(含)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公安部门颁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即人才居住证)。
(五)符合报考条件㈤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在我区初中学校就读三年，取得我区初中毕业证书，具有我区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的学籍的外来人员须提供的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初中、中职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初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广西初中毕业证书、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6)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2.有我区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的学籍，并在我区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全日制中等职业学历教育的外来人员须提供的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中职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6)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六)符合报考条件㈥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随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军转安置的外来人员须提供的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外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3)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军官转业证。
2.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工作调动的外来人员须提供的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外来人员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3)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调动文件、调入单位证明。
(七)符合报考条件㈦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考生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3.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以上材料除《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须提供原件一式三份和《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须提供原件一份外，其余均交验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统一用A4纸复印。
三、责任追究
(一)外来人员在我区报名参加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经查实后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已经入学的取消其学籍：
1.伪造或者变造学籍、户籍、居民身份证、居住证、暂住证及其他证明材料取得报名资格的。
2.在不同省(区)重复报名或者通过办理非正常学籍、户籍迁移手续取得报名资格的。
3.未报经招生考试机构审查或者未如实填报《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的。
4.其他应当依法追究责任的。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1.为考生及考生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提供虚假证明、证件、档案等相关材料，使其取得报名考试资格的。
2.伪造、变造考生档案(含电子档案)的。
3.擅自更改或者编造、虚报考试成绩、考试数据、信息的。
4.利用工作便利索贿、受贿、以权徇私的。
5.组织、参与“高考移民”活动的。
6.其他应当依法追究责任的。
办理所需材料：
1、交填写完整的《中国公民普通护照申请表》1份。
2、近期正面免冠蓝底光面彩色照片1张，并提交入境证件数码相片检测回执；护照变更加注的，提交相片1张。
3、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或其他户籍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在居民身份证领取、换领、补领期间，可以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及复印件。
4、国家工作人员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出境的证明。现役军人按照管理权限履行报批手续后，由本人向所属部队驻地县级以上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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