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地方科技立法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制保障
本文所称的地方科技立法，是指地方立法机关为促进地方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有关科技内容的地方法规规章的活动。在其内容上，主要是对研究开发、技术市场、科技成果保护、科技奖励、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方面［2］进行服务与管理规范，从而支持和推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加快了科技法制化步伐，并注重地方科技立法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推进和保障。以浙江省为例，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省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中小企业数量极大，有众多工业园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14个产业集聚区，现正面临着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与中小企业成长之重要任务，省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法制建设工作，该省《科学技术十二五发展规划》强调指出，要完善与落实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依靠法律手段保障和推进科技进步。近年来，浙江省根据自身优势及传统产业发展需求，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性科技法规规章，已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规制与服务的良好局面，为该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保护。其地方科技法律体系涵盖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源环保、知识产权、人才经费、政策激励、科技普及等。就立法层级效力而言可归于3个层面：一是与国家科技基本法相对应的地方科技基本法，如《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二是地方单项科技法规，如《浙江省技术市场条例》《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三是地方政府规章，如《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浙江省技术秘密保护办法》。根据地方立法权的运行特点，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如《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另一类是结合地方特色的自主性立法，如《浙江省高新技术促进条例》。随着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地方科技立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任务。一是中小企业集中区域，存在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经济发展依赖外需的弊端，特别是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层面，自主创新能力弱。因而，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经济发展之中心任务。二是中小企业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环境与生态破坏现象屡禁不止。这些年来，中小企业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进而束缚了自主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单纯依靠中小企业自身来摆脱上述困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需要通过完善地方科技立法，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宏观调控和规范管理，特别是对低碳型的科技创新产业予以支持，促使科技立法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和地方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和谐共存，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2现行地方科技立法之症结分析
1.2.1地方特色不明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地方性法规还可以制定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并且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先于法律、行政法规而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也可以制定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可见，地方立法带有一定的自治性。立法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旨在使立法活动能够因地制宜，更好地反映地方特色，切合本地实际［3］。就现状而言，地方科技立法与本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区域特色不甚明显，大多是对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落实和细化，然而结合本地特点提出的创见偏少，普遍存在简单“复制”国家立法的现象，如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而且缺乏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制定的解释性、执行性或先行性的配套法律规范。
1.2.2立法宗旨片面化
更多地强调了科技进步对经济的推动而忽略了法律对科技负面影响的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是调整中国科技活动的基本法，其立法宗旨强调了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对依法限制技术的滥用和规避技术带来的危害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可见，中国科技法律对生态环境协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西方一些国家所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造成的对生态文明的极大破坏，应是前车之鉴，值得深思［4］。需要指出的是，地方科技进步条例几乎无一例外地照搬了国家层面的立法宗旨，缺乏有关科技开发的生态协调保护机制的规定。浙江省一些县级市的工业园区，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多年来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治理和改善，究其原因，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立法强调经济发展，致使法律施行存在误区。
1.2.3地方立法主动性欠缺
迄今为止，地方立法中尚缺乏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即促进、激励和保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律体系不健全。除了一般层面的科技立法之外，有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规范，散落于能源、环保、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管理等多个规制领域。因立法环节各行其是、缺乏沟通，规定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容易引发以下问题：一是立法衔接上的脱轨导致执法矛盾和适法难题；二是规范重复或空白，从而未能及时保障中小企业的全面技术创新，比如缺乏中小企业科技投入、中小企业信息咨询服务等专门的法律规范。
1.2.4立法精细化程度不够
地方科技立法仍停留于粗放型阶段，缺乏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立法实效性难以保障。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律条款内容概括抽象，常带有纲领性、原则性、口号性，或者内容缺乏针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致使一些条款制定后从未被适用而成为“垃圾条款”；二是片面强调科技立法的特殊性、倡导性，忽视其应有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地方科技立法往往强调用肯定、鼓励、倡导的方法，例如《浙江省科技进步条例》分别使用了26个“鼓励”和“支持”字眼，而强制性条款不多或监督性机制缺位，使得地方科技立法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宣传性的软法。
1.2.5立法程序相对封闭
在科技立法过程中，有些科技政策法规是在没有充分听取民众意见或邀请专家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的，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立法机制不健全［5］。地方科技立法程序亟待进一步完备和创新。此外，较之其他领域的地方立法，科技立法尚缺乏有效深入的理论研究支撑，特别是地方科技立法的理论、规律、特点等，致使科技立法在重视程度、推动力量和保障功能方面缺乏氛围营造与大众推进。上述现象必然会阻碍地方科技创新工作的步伐。因而，迫切需要用足地方立法权，有效细化和落实国家科技法律，加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体系性和创新力度，以及法规规章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完善科技立法程序，健全地方特色科技法律规范体系，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绿色发展。这是当前地方科技立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新形势下地方科技立法建设的一个总体目标。
2 创新地方科技立法的对策思路
2.1立法权限：用足地方科技立法权，强化协同或统一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的权力。尽管各地纷纷加强科技立法，拥有了一些科技法规规章，但服务于企业自主创新的部分，基本停留在政策层面。因此，完善地方科技立法，首先要用足地方立法权。具体而言应把握2个维度：在纵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是对国家立法的细化或在合法框架内的补充、拓展；横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做出，使立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6］。为此，地方科技立法需要加强实证调查研究，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对现行立法进行绩效评估，在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自主性、先行性上积极探索和勇于尝试，比如，根据执法现实需要，依职权对上位法的立法空白作出的填补性（拓展与补充）规定，切实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构筑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要控制和解决现行科技立法中存在的立法重叠或冲突现象。立法不统一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如重复技术投资、机构之间缺乏技术合作与共享等。由于规制对象本身具有交叉性，或者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均有科技方面的管辖权，比如对中小企业的规制，涉略自主创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等问题，不同职能部门基于各自侧重的领域分别进行立法起草，导致重复或交叉立法，难免会有相互之间规定的不一致和不衔接。此外，基于立法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与整合，所以一项新开发的技术通常局限于一个行政部门应用，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为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或法制机构立法起草机制。也就是，由几个政策相关部门协同起草，或者由政府法制机构起草。一方面减少立法冲突、重复或空白，降低立法成本；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部门利益的法律化。为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及执法冲突，还应对现行科技立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类，并加强科技立法与环保等相关立法，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政策措施之间的对接与整合。可以建立科技立法资源的评估管理机制，定期实施重复立法现象的识别与合并。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负责评估行政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查找和鉴别潜在的关于政府立法程序的重复制度，审查支持在线立法的资金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投资，以及在其他行政部门的相似或相同的努力／工作，并帮助促进部门间的联系以获取信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7］。
2.2立法内容：以绿色发展为宗旨，构筑以扶持新技术开发为核心的规范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应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对现行科技立法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中小企业在其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生态资源的浪费。一是中小企业技术水平低下，生产效率难以提升，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消耗能源，致使不可再生资源逐渐耗尽；二是中小企业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同样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2.3立法权限：用足地方科技立法权，强化协同或统一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的权力。尽管各地纷纷加强科技立法，拥有了一些科技法规规章，但服务于企业自主创新的部分，基本停留在政策层面。因此，完善地方科技立法，首先要用足地方立法权。具体而言应把握2个维度：在纵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是对国家立法的细化或在合法框架内的补充、拓展；横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做出，使立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6］。为此，地方科技立法需要加强实证调查研究，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对现行立法进行绩效评估，在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自主性、先行性上积极探索和勇于尝试，比如，根据执法现实需要，依职权对上位法的立法空白作出的填补性（拓展与补充）规定，切实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构筑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要控制和解决现行科技立法中存在的立法重叠或冲突现象。立法不统一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如重复技术投资、机构之间缺乏技术合作与共享等。由于规制对象本身具有交叉性，或者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均有科技方面的管辖权，比如对中小企业的规制，涉略自主创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等问题，不同职能部门基于各自侧重的领域分别进行立法起草，导致重复或交叉立法，难免会有相互之间规定的不一致和不衔接。此外，基于立法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与整合，所以一项新开发的技术通常局限于一个行政部门应用，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为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或法制机构立法起草机制。也就是，由几个政策相关部门协同起草，或者由政府法制机构起草。一方面减少立法冲突、重复或空白，降低立法成本；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部门利益的法律化。为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及执法冲突，还应对现行科技立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类，并加强科技立法与环保等相关立法，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政策措施之间的对接与整合。可以建立科技立法资源的评估管理机制，定期实施重复立法现象的识别与合并。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负责评估行政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查找和鉴别潜在的关于政府立法程序的重复制度，审查支持在线立法的资金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投资，以及在其他行政部门的相似或相同的努力／工作，并帮助促进部门间的联系以获取信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7］。
2.2立法内容：以绿色发展为宗旨，构筑以扶持新技术开发为核心的规范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应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对现行科技立法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中小企业在其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生态资源的浪费。一是中小企业技术水平低下，生产效率难以提升，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消耗能源，致使不可再生资源逐渐耗尽；二是中小企业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同样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2）环境质量的恶化。中小企业在中国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环保意识淡薄而在生产中产生的大量有害废弃物冲击着全球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使地球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所以，地方科技立法在关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制需求中迫切需要引入绿色发展思想，即确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协同的立法宗旨，加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绿色发展阶段。
技术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也是解决中小企业环境问题的根本，特别是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仅保护了环境而且节约了企业成本，政府应该在此发挥积极的作用。换言之，政府的帮助，最根本的就是技术资助。比如在德国，中小企业能获得政府大量帮助以取得相应条件。政府不仅为企业制定碳排放的路径规则，而且时常告知“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特别是如果你们有对技术的准入之需要［8］”。发展新技术主要是绿色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体系的配套服务。为此，地方科技立法至少可致力于以下事项：
1）新技术的发展和推广；2）用政府采购来激励自主创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3）扶持自主创新产品的交易和出口；
4）更新环境规制以鼓励绿色技术的应用；
5）强调绿色技术能提高生产力和创造新的市场（跨越全国各个行业的）的战略；6）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建立，因此，在科技立法中应该对中小企业的专利等知识产权给予特别保护和扶持优待。
2.3立法程序：坚持立法机关为主导，健全专家论证与公众参与机制
现行地方立法，基本上是由行政职能部门起草初稿，报立法机关备案，或者由立法机关委托行政职能部门起草制定的。由于缺乏有效的立法监督和协商程序，立法往往具有部门利益痕迹［9］。因此，科技立法过程在坚持立法机关主导的前提下，要健全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机制。很显然，专业知识和专业化与地方科技立法的质量紧密相关，立法机关在努力提高专家意见之参考价值的同时也要对专家意见予以充分尊从，而不是流于形式。公众参与科技立法，有助于实现立法过程的公开透明，吸取大众智慧以修正专家立法的不足，平衡不同利益关系，以便于得到公众信任而使科技法律规范的实施更加顺畅。近年来，电子立法的发展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很大便利，使参与方式更趋多样化，在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面对面参与形式之外，开始探索在线参与途径，后者能有效减少参与成本，提高参与的便利度。此外，为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实施有偿参与。
3 结语
2欠发达地区教育技术公共课课程设置现状
1）将现代教育技术课当作课件制作课。一些院校将PowerPoint、Authorware等软件的使用作为现代教育技术课主要内容，导致与大学生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的重复。缺乏对课件设计理念、理论的深入教学，而对这些内容的教学才是使学生在以后的教学中实现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提高教与学的效益，改善教与学的效果，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从而实现教学结构深层次变革的重要部分。
2）认为教育技术课就是学习各种教学媒体，并且在各种媒体的教学中缺乏系统性，将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等割裂开教学，不利于对多媒体教学系统的有机整合。一些院校因为课时较少，教学设备不足等原因，其上课内容主要集中在介绍各种教学媒体的使用方面，学生自己实践机会少，因此形成在学习过程中纸上谈兵，流于形式，达不到较好的效果。
3为适应时代要求所设计的欠发达地区高师院校
教育技术公共课课程体系课程目标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授课对象是高师院校非教育技术专业的所有师范专业学生，主要为了培养和提高在校生的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使学生能够对现代教育技术形成正确的认识，传授师范学生教育技术的知识和技能，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在教学中的作用；认识各种教学媒体的基本特点与作用，掌握教学设备的使用方法及简单维护能力；具备一定的教育技术实践能力，能够结合专业特点进行教学设计、制作教学软件并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促使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的整合，为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培养合格的未来教师。课程内容基于上述所讨论的关于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特点和高师院校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所承担的责任，关于课程内容，首要问题是如何保证教育质量。在课程内容构建方面要结合学科内容及其特点，秉承提高学生教育技术素养，针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目标的培养等展开设计和思考。基于以上思路，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体系内容建设围绕以下具体层面展开：设置现代教育技术理论课，解决“如何教”的问题；设置教育技术实践课，解决“如何用”的问题，如教育资源的设计与开发、教学媒体、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更具体的如对图形图像、音频、视频资源的获取、编辑和使用，以及对各种媒体在教学中的有机整合和优化使用。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等得到协调发展，使课程内容与学生未来职业紧密联系，并为学生未来的教师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课程理念由于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的应用性和技术性的学科导向，决定了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应遵循如下原则。第一，弱化现代教育技术理论部分内容深度，降低难度，创新课程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第二，在与学生各自所学专业结合方面，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其专业特点采取多元化、开放性、可持续发展的课程理念，加深整合程度，拓宽整合范围。第三，在提高综合素质方面，加强学生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现代教育技术素养，进而促进学科与现代教育技术的整合，大大提高学生的综合信息素质。最终达到在掌握教育技术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具有运用媒体（特别是信息技术媒体）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总结
1.1建立多主体共建、共享、共赢的协同育人机制
在国际合作办学过程中，涉及主体不仅包含中外合作院校，还包含国内外跨国企业、国内相关院校、地方政府等多方主体。通过建章立制，明确多方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同时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开展项目协作交流、合作研讨会、定期进行项目审计等多种形式建立规范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互利共赢的动力机制及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1.2优化国际化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的目标及方案
以国际视野了解软件产业的蓬勃发展及运作模式，以市场为导向调研国内外软件产业人才现状和国内外软件企业对人才培养素质的需求，更新观念、明确定位，确立国际化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具有国际化理念、国际化IT企业的实习经历、熟悉国际标准、熟练掌握外语应用的毕业生。要求学生熟悉国内外相关行业和企业工作环境，同时具备境内外就业能力，使得人才培养规格更加注重国际化的视野和观点，人才成长过程更加凸显国际化理念。
1.3建立校校、校企共建、共享的团队培养机制
采取国际教师引入和校内教师培训相结合，构建一支由专职教师、企业教师、外籍教师和资深业内专家共同组成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培养双师双语型教师，以提升师资国际化水平，同时造就国际化软件技术人才。
1.3.1专职教师为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国际化水平，我们加大培训力度，组织专职教师参加引进课程培训、企业项目培训，选派学院骨干教师到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等国外院校进修、利用假期到跨国企业进行项目学习与实践，以提高专职教师的工程能力和国际化能力。
1.3.2企业教师通过在校企深度合作单位（包括中软国际、深圳软件园、长沙蓝狐网络技术公司等多家企业）遴选优秀的项目经理，承担新技术应用类课程教学工作，担任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的任课教师或指导教师，使学生尽早接触工程化教育理念，逐步提高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工程能力。
1.3.3外籍教师结合中澳合作办学项目，提高境外教师的授课比例，除了相关英语课程由澳方授课之外，每学年至少4门专业课程也由澳方派教师来学院授课，讲授最新专业技术经验，更好地为学生创造国际化环境，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外语和专业技术水平；同时通过外籍教师与学生的正式和非正式互动，加强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
1.3.4资深业内专家坚持聘请国际和国内著名IT企业的IT专家作为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将其企业经验与企业要求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参与本项目的兼职开课，开展行业动态专题讲座，指导论文，以实际工程项目为案例授课或合作开发，使学生尽早建立工程理念，熟悉工程实况，造就国际化软件技术人才。
1.4优化课程结构，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满足中外双方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大力推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课程结构设置的国际化水平是高校国际化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国际化的人才培养，需要根据国际化目标进行科学合理的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调整优化的主要内容一是将其更好地适应于我国生源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在语言能力、通用技术、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等方面都获得全面发展，达到双方的学历认证标准；二是调整优化中外双方课程结构，一方面制定本土化课程标准，另一方面增加课程中的国际内容，开设涉外礼仪、企业文化、外包英语等交叉学科课程，提供更多培养学生国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国际化课程，给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学习平台；三是在全球化课程观念引导下，适时更新课程内容，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包括学习慕课（MOOC）的方式及内容，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注重将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和科学文化知识补充、融入到课程当中；四是采用基于CMM3开发规范的Whizible项目管理软件对学生进行管理，学生严格按照CMM3开发规范进行项目实战，在每个阶段进行严格控制和评审，达到国际化软件人才的要求。
1.5将全新的教育理念引入课堂教学，开展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学习国际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研究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积极推进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的改革，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创新能力，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以灵活多变的授课方式激发学生的潜能，例如采取角色扮演、小组讨论、辩论等多样化的形式授课。打破以笔试为主要手段的单一考评模式，考评重能力，重过程，形式多样，将学生课堂口头展示、作业成绩、小组作业、小测验、学术性论文等纳入考评内容，通过这种综合评价方式，尽可能发掘每个学生的潜力，保持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
1.6通过校企共建，搭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校内校外实践平台，共享教学资源
目前，我们已经与国际和国内著名IT企业开展了深度合作，与跨国企业中软国际共建省级示范性软件学院，开设软件服务外包方向，培养的人才直接面向欧美市场。分别与多家企业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建实验室、共建实习基地，其中与中软国际共建的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获部级与省级立项。同时，与多家企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专业见习、毕业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活动，甚至提供就业机会。通过组织一系列专业竞赛，使得学生有机会进入国际著名IT企业参观、实习。近年学生参加“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业大赛获得全国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1.7构建信息资源共享协同平台
通过此平台，使得国外与国内院校、院校与企业、院校与院校、院校与地方之间能够及时进行信息更新与交流，在提升管理效能的同时，使得培养的人才能够及时为地方、企业服务。院校能够根据国际国内发展情况，及时进行相关教学环节的调整，院校之间能进行有效协同。
2主要特色
2.1建立多主体共建、共享、共赢的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创建社会资源为教学服务和教学资源为社会服务的互动新机制，开创开门办学的新模式。本项目能够积极引入国际化资源和知名企业的先进技术及经验，与地方院校、地方政府多方一起进行协同创新，开创了国际化办学+校企合作+校地合作+校校合作的新模式。立足地方，拓展合作平台，互为补充、互为完善，共同开展校内外理论与实践教学建设、课程创新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对促进IT人才培养国际化，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缩短学生就业后的适应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2以育人贡献为主导，行业引领为核心，区域发展为目标，面向产业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项目在充分研究国内外软件产业的蓬勃发展及运作模式、调研软件产业人才现状和国内外软件企业对人才培养素质的需求、跟踪了解毕业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面向产业需求制定培养开放式、国际化、工程型、高水平、高素质软件人才的目标和培养方案；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企业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意见，及时调整培养方案和模式；在培养过程中，注重探索软件人才成人成才的科学规律，注重学生内在潜能的发掘，注重服务社会、发展自我能力的培养，与国外高校及知名IT企业合作搭建并营造有利于软件人才全面健康发展的条件和氛围。
2.3注重培养过程的“三个不断线”
为适应国际化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目标需求，在培养过程中坚持“外语学习与应用不断线、实践教育不断线、素质教育不断线”三个不断线。改革外语课程的设置方案，在1—2年级开设大学英语及雅思课程，3—4年级开设服务外包英语，重在培养学生使用外语应用能力。开设大量贯穿整个培养过程的实践性课程，安排综合课程设计、专业见习、毕业实习、社会实践等环节，实践题目主要来源于实际项目，并由企业工程师指导。注重软件人才专业素质培养，在培养方案中包括有法学教育、知识产权、企业文化等课程；建立社会服务量化考核体系，促进学生自觉增强综合素质的凝练与提高。
3结语
在针对地方高校的国际化软件技术人才协调育人过程中，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取得了如下成效：
（1）充分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促进了IT人才培养国际化，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才。
（2）强化了师资力量，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化意识的高素质国际化双语双师型教学人才，拓宽了教职员工的视野。
（3）培养的人才能填补外资企业及国内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
1.1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现状
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更好地提高汕头市基层农技推广服务能力，对促进汕头市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1.2人员构成
1.2.1总量。2013年，汕头市所有涉及农业技术推广的机构共有107个，在岗人员1221人，其中市直农业推广机构10个，在岗人员390人；区（县）级农业推广机构24个，在岗人员224人；镇（街道）级农业推广机构73个，在岗607人。1.2.2技术职称。2013年汕头市全市农业推广机构的在岗人员1221人中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共456人，占总人数的37.34%，其中市直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143人（其中高级20人，中级43人，初级80人）；区（县）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69人（其中高级8人，中级21人，初级40人）；镇（街道）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244人（其中高级4人，中级67人，初级173）。越是基层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越是困难，镇（街道）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高级职称人员只有4人，占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的1.64%；区（县）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高级职称人员8人，占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的11.59%；市直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高级职称人员20人，占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的13.98%。1.2.3学历。2013年，汕头市全市农业技术推广的机构在岗人员1221人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共有498人，占总人数的40.79%。市直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135人（大专56人，本科73，研究生6人）；区（县）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107人（大专86人，本科21人）；镇（街道）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256人（大专204人，本科52人）。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中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仅6人，占总人数的0.49%；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员有146人，占总人数的11.96%；拥有专科学历的人员有346人，占总人数的28.34%。
1.3经费
1.3.1经费来源。目前，汕头市各级农业推广机构由同级政府管理，随着财权人权的下放，各农业推广机构被重新定性，有的被定性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有的却被定性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目前，农业推广机构大部分以公益为主体，其资金的来源主要有2个部分：一是来自同级政府财政部门按人员每年固定的拨款，这一部分的经费来源相对稳定，变化不大；二是申请项目获得的经费，这要视每年当地财政的境况好坏和具体单位申请项目的能力，有的单位1年获得的项目经费较多，有的单位获得的经费相对有限，但整体上经费还是不足，项目经费来源较为单一。1.3.2人员待遇。汕头市除了潮南区各镇畜牧兽医站人员由区畜牧兽医局管理，分派驻镇，人员工资纳入区财政预算，由区畜牧兽医局负责发放外，其他农业推广机构人、财、物均由同级政府统一管理，工资纳入镇级财政预算，岗位津贴由各镇（街道）根据当地实际参照发放。虽然近几年来人员待遇有所提升，但与公务员的工资相差还是较大。人员待遇在各区县和各乡镇存在一定差异，一般是自上而下梯度递减，市直机构的推广人员工资相对较高，乡镇一级的推广人员工资相对较低。
1.4推广方式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方式主要受当地农业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汕头人多地少，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农业技术推广的方式主要是以产中的技术指导为主，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科技下乡、农业示范点建设为辅。1.4.1产中技术指导。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说到底就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有效避免风险，提高效益。因此，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大多会寻求镇（街道）一级农业推广机构帮忙，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根据具体问题对其提供技术指导，如病虫害防治、肥水管理、轮作等。1.4.2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科技发展的核心在创新，关键是转化与推广应用。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汕头的农业科研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大量先进农业实用技术被广泛推广应用，如标准化生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无公害生产技术、反季节生产技术等。随着大量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应用，科技贡献率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率得到提高，农民的效益也得到有效提高。1.4.3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近几年，汕头市利用各种农业科技信息平台，各种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农机、新成果，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科技服务；各级农业推广机构也根据生产关键环节，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培训，激发农民科学务农的热情。1.4.4科技下乡入户。近几年，汕头市各级农业推广机构本着进村入户、切实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的原则深入农村一线开展科技下乡，适时送技术、送农资，把惠农政策带到千家万户，有效地解决了“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难题[3]。1.4.5农业示范点（基地）示范。汕头市本着“政府扶持、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原则，以“公司+基地+农户+科技”为模式，在全市大力建设农业科技示范点，大力培养科技示范户和农民合作社技术骨干，选择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民，作为新技术、新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的示范户，通过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农民走科学兴农之路。
2汕头市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
2.1工作条件落后
全市乡镇（街道）73个农业推广机构中仅有14个拥有自有资产的办公用房，绝大多数机构只能依靠镇政府办公，加上现代化办公设备配备不足，大部分推广机构没有公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制约了基层农技推广工作更好地开展。
2.2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素质较低
由于汕头市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待遇有限，难以吸收高素质人才，致使目前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中，具有较高层次职称及学历人员比例少，全市122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只有6名是研究生学历，并且这6名研究生全部集中在市直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本身学历不高，再加上知识更新机会不多，以致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人员整体素质偏低，难以胜任推广工作的更新发展和农民群众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4]。
2.3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难
基层农业推广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普遍职称低，晋升难，各区县农业局都没有成立初评委，不利于基层推广机构人员的参评，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要求专业技术人员评审都要设置通过率差，不能100%通过，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由于硬件、软件较差，往往成为淘汰的对象。
2.4经费不足，技术设备和试验示范基地缺乏
基层农业推广机构经费缺乏，特别是那些被划定为差额拨款的机构，目前汕头市区（县）、镇（街道）2级推广机构中，约有一半缺乏必备的仪器设备，仅有9个农业推广机构拥有或租用试验示范基地，大部分农业推广机构平时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的开展，只能通过企业或种养大户的场地进行实施，不利于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2.5人员编制被占用
农业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一直是制约着汕头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发展的瓶颈，由于许多机构原来的人员编制就少，现在又有许多编制被其他人员占用，造成专业技术队伍力量单薄，无法满足日常工作开展。
2.6待遇偏低
现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资福利普遍偏低，思想不稳定，影响工作积极性。
3汕头市农业技术推广建议
长期以来，汕头市在推广先进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汕头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队伍有弱化趋势，各级政府及上级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汕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3.1提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待遇
各级政府及上级部门应出台和落实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倾斜政策，改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条件，以此激励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2加大投入，搞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
加强对农业科技人员的思想道德培养，调动他们献身农业科技服务的积极性；强化农业科技人员的业务素质培养，定期开展人员培训，选送一批业务能力出众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到省里接受更深层次的培训教育，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综合服务能力，满足农民需求，不断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的整体素质，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多做贡献。
3.3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激励机制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农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农户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投入新机制[5]。加大对农业科学研究和农村科技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力度，增强农业科技的发展后劲，促进科研成果更加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和市场需求，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效果。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开展多种形式技术合作，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与推广，降低科研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成本。
3.4加强与各类农业专业推广部门的合作
完善各专业推广机构的运行机制，加强政府公益性农业推广机构的改革和建设，整合农作、植保、土肥、畜牧、水产、农机等各专业推广机构，打破按专业设置划分各搞各推广的自成体系，建立协调统一、综合整体的农业推广机构。
3.5完善农业综合示范基地建设
关键词：花生；栽培技术；海南省
花生是海南省的主要食用油料作物之一，一般1年种植2造，分春种和秋种，一般以春种为主，整个春种的生育期为115~125d，秋种110d左右。根据海南省产区特点，栽培上要求全苗、壮苗、早分枝、多分枝，从而促进花芽增生，为花多、花齐、针多打下基础，花生进入营养生长阶段，要防止徒长倒伏，开花后保护好叶片。
1选种
选择优良丰产的优质品种是关键的栽培技术之一，目前比较适合海南种植的优质丰产品种有汕油523、湛油12-1、粤油551等。这些品种属连续分枝和连续开花型，一般有二次侧枝，极少有第3次侧枝，主茎高度与第1对侧枝长度较接近；叶色多为浅绿、叶片较大；花期较短，开花结荚集中；成熟较一致，饱果率高，成熟后荚果不易脱落，收获省工。其生长在肥力高、促水性良好、疏松透气的轻质沙壤土上时，所结的荚果表面光洁，壳薄籽粒饱满，品质好、产量高，一般产量为3750~4500kg/hm2。
2选地
花生虽然适应性很强，能在各种不同的土壤上种植，但选地时宜选择交通方便，排灌系统良好的土壤，且以轻沙土壤为适宜，因为有一定肥力又较疏松的沙土壤，通气性、透水性良好，能保证果针顺利入土，为生产高产优质花生创造良好的条件。
3深耕
花生结荚一般在30cm的耕作层中，经多年种植花生的经验证明，深耕的同时结合施入优质腐熟的有机肥，能改善并增强土壤的透气性，有利于花生根系的生长，提高根系的吸水、吸肥能力，促进植株的生长发育，从而使花生获得较大的增产。
4整地、起畦、合理密植
种植花生要提前整地，因提前整地能使土壤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沉实和晒白风化，以达到种植花生“上松下实”的整地要求，提早整地能保持土壤温度，有利于种子萌发和幼苗出土，还有利于增施有机肥和石灰等。在深耕改良土壤的基础上，宜进行精耕细作，三熟制水田地区，在前造作物收获后立即犁田、晒白，播种前，再进行二犁二耙，务求做到地平、地整、地细、地碎、地松和地润才播种，冬闲田及旱坡地也应提前在冬季整地，犁耙细碎平整，待春雨来时播种。花生田一般采用畦作，因畦作利于提高表土温度，降低地下水位，减少土壤冲刷利于中耕除草和培土，还有利于下针结荚和收获。畦作方式：畦宽1.5~1.8m，畦高12~18cm，畦面宜造成龟背形，株行距一般13cm×24cm，用种量187.5~225kg/hm2。全田要开好三级排灌沟。
5晒种
晒种也是种植花生不可缺少的一个技术环节，即在播种前要带壳晒种，晒种可加速种子的代谢活动，提高种子的渗透性，增强种子的吸水力，促进种子萌发从而提高出苗率。切记：晒种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晒1d为宜。
6适期播种
6.1春种花生在1月下旬至2月下旬播种，此时土温高于气温，幼苗地下部生长快，根系发达，有利于地上部生长健壮；分枝早生快发，枝壮节密。适期播种能延长花生营养生长期，使植株积累较多养分，减缓叶片的衰落，提高叶片的光合速率，从而达到果多果饱。
6.2秋种花生应在立秋前后播种，此时播种能使植株早生封行，减轻花生中后期雨水对畦面的直接冲刷，减少水土流失，以利于花生下针结荚。7施肥
花生种植前，在犁地整地时施入混合沤熟肥（磷肥300kg/hm2和有机肥1.5万kg/hm2混合沤熟），并结合撒施石灰1125kg/hm2，草木灰1500kg/hm2。施入充足的有机肥能使花生前期早生快发，中前期保持叶片不易早衰，延长叶片光合作用时间，给植株创造更多的有机质，从而增加产量。第1次追肥：在主茎有5~6片真叶时施入，一般施尿素37.5kg/hm2，此时施肥能促使幼苗生长整齐、一致。第2次追肥：在初花期施入，一般施尿素75kg/hm2，此时施肥能使花生叶片青绿而厚，有利于花齐、针多。花生结荚后期，应在叶片上喷施云大-120，以提高叶片的活力，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
8水分管理
8.1播种至出苗阶段以土壤最大持水量的60%~70%为宜。
8.2齐苗至开花阶段该期需水量不多，土壤水分以最大持水量的50%~60%较适宜。
8.3开花至结果阶段该期植株生长发育最为迅速，耗水量大，适宜土壤水分为最大持水量的60%~70%为宜，最大不宜超过80%。
8.4结荚至成熟阶段该期植株逐渐衰老，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逐渐减弱，为促使荚果及时成熟，提高饱果率，以土壤最大持水量的50%~60%为宜。
9中耕除草与培土
中耕除草与培土是种植花生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第1次中耕应在2片子叶露出地面时进行，此时苗小茎嫩，中耕不宜过度深耕；第2次中耕应在第2对侧枝果针长出时进行，此时掘松土埋窝，培土迎针，为以后果针顺利入土结荚创造有利条件。
10病虫害防治
花生发生的主要虫害有大蟋蟀、金龟子、斜纹夜蛾、蚜虫、蓟马、卷叶虫等；病害有锈病、叶斑病、花生丛枝病等。
10.1虫害防治
10.1.1大蟋蟀和金龟子。在播种前施10%丙线磷颗粒15~60kg/hm2，以炒熟的花生搅拌适量好年冬诱杀成虫。
10.1.2斜纹夜蛾。在斜纹夜蛾3龄前用8%锐劲特或48%乐斯本进行喷雾。
10.1.3蚜虫和蓟马。应及时用10%吡虫啉1500倍进行喷杀。
10.1.4卷叶虫。可选用8%锐劲特1500倍进行喷杀。
10.2病害防治
10.2.1锈病。用50%胶体硫150倍或可杀得2000倍进行防治。
10.2.2叶斑病。花生丛枝病为病毒性病害，一般为蚜虫带病毒进行传播，因此在防治时，应消灭田间的蚜虫，进行田园清洁，消除田园周围的杂草，田间发现病残株时应及时拔除，以免引起病毒传播，减少病害。
10.2.3花生丛枝病。选用抗（耐）病高产良种，适时播种，加强检查，及时拔除中心病株，及早喷药除虫控病。
11适期收获
适期收获是花生丰产优质的重要环节，收获期应根据花生的成熟特征、生育情况和气候条件来确定。采收果实前，一般的鉴定方法是在太阳落山时，花生的叶片不会闭合为成熟期，此时花生整个植株的生长力已减退，叶片的光合作用降低，植株的顶端已停止生长，上部叶片变黄，基部叶片已大量脱落，是采摘果实的时期。
参考文献
［1］王光平，陈景锋.秋花生种植技术［J］.农技服务，2007，24（9）：13.
［2］杜开恒，庄运光.春花生丰产栽培技术［J］.农技服务，2007，24（2）：13.
本文作者：张弘南工作单位：北京铁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影响铁路路基的因素
铁路路基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给工程的进展造成很大的麻烦，那么铁路路基工程都会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呢，以下进行具体的介绍：（一）水分因素的影响在铁路路基工程建设中经常会受到水分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地质岩性比较明显的地段，由于土壤本身排水能力比较好，这时一旦出现大面积降水，则对铁路路基的排水影响是非常小的。但是如果铁路的周边土壤的地质条件岩性较弱，土壤过于松软，湿润性较强，则会直接影响到铁路路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对路基的沉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水分较多土壤松软的地质，一旦发生强降雨，则十分容易将铁路路基两侧的土质冲刷掉，引发路基下沉，或者使路基的承受能力和牢固度受到较为明显的下降。（二）土壤性质因素的影响铁路建筑工程具有覆盖面积广泛，规模较为庞大，路线长等特点，所以在铺设铁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土壤地质类型，这些土壤地质类型情况各异，是造成铁路路基沉降的主要原因。例如，在黄土高原地区，因为黄土的湿润性比较好，且较为松软，所以很容易引发铁路路基的塌陷。（三）边坡因素的影响对铁路周边边坡的毁坏，直接影响到铁路路基的安全性，使路基的稳固程度难以受到应有的保证。影响边坡的原因很多，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分别为降雨和风蚀等等。在铁路路基建设中，工程人员一定要设计出较为科学的边坡结构，做好边坡的维护保养工作，确保铁路路基不受损坏，同时还能够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四）路基工程的质量因素影响路基工程建设施工质量因素属于人为因素，施工质量好坏能够反映出路基的实际情况。因此在路基施工过程中，要做好路基材料的选取，填筑的厚度以及受压能力等等，最大程度的确保铁路运转的安全性。
铁路路基加固技术的探讨
在铁路工程建筑过程中，为了确保铁路路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必须对铁路路基进行必要的加固和防护措施。以下就目前几种常见的铁路路基加固措施展开讨论，具体如下：（一）加固的方式铁路路基在建设中加固的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路基预加宽，另一方面为路基预加高。路基加宽的方式一般是从铁路下部开始，即和地面接触的部位。铁路下部路基的加宽过程，一般要求一次完成，并且按照层次分割明确。路基的预加高方式，一般是根据铁路边坡的稳定程度，由低处向高处，逐渐成收缩形状，在预加高的过程中，要求路基之间要搭接牢固，同时对铁路的界限要严格注意。（二）排水系统在铁路路基加固的措施中，排水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路基工程必须要保证铁路四周排水系统的通畅。在路基加固中，应先建好延长涵洞，同时将沉降缝留出。（三）粘土固化浆液注浆加固技术粘土固化浆液注浆加固技术是目前铁路路基加固工程中使用较为常见的一种新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发挥其强大的防渗堵漏的特点，为土质松软的地区，进行铁路路基改良和加固。粘土固化浆液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和抗流变能力，它能够在地下水流动较快的情况下完成注浆过程。根据实验表明，粘土固化技术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很好的保证了铁路路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此外粘土固化浆液主要由十分细致的粘土颗粒组合而成，因此具有较好的渗透性，能够称帝深入到铁路路基的岩层中去，起到良好的加固作用。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
[关键词]理论自觉；教育技术研究；教育技术理论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1－0021－03
引言
南国农先生在《现代教育技术》2010年第4期上“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系统论述了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理念、策略、途径与目标。何克抗先生在《电化教育研究》2010年第5、6期连载论文“关于发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深层思考”，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理论基础、理论体系和自主创新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这两篇重量级论文向教育技术学界发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即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将是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如何完成这一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呢?教育技术研究者能够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笔者认为，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是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没有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就不会有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诞生。所谓的理论自觉是指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意识的自我觉醒，它包括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对教育技术理论内涵的认识以及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追求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 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
教育技术学要成为成熟的学科，甚至成为一流的学科，就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就不能没有走向科学化的努力。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学科性质上，教育技术学不仅是科学，同时又是技术，是科学与技术的混合体。”然而，无论在学科内部，还是在其他领域的人看来，教育技术学怎么也不像科学，原因之一就是教育技术学缺少自己的理论。虽然任何一个学习教育技术的人都说得出诸如建构主义、教育传播学、系统科学之类的理论，但这些并不是教育技术学自身的理论，而是移植过来作为理论基础的理论。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教育技术学要成为一门称得上科学的学科，甚至还想站在科学高峰的话，那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研究。
可是，国内教育技术学界出现了一种忌谈理论、羞谈理论的怪现象，好像谈理论就是在空想、就是在务虚，就不是在搞教育技术。这种怪现象的蔓延对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来说十分不利。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个‘重技术，轻理论’的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被边缘化，并常遭冷嘲热讽。”事实印证了这一点，有人对2001－2005年中国教育技术学硕博论文679篇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现状是应用和实践谈得多，而理论的东西谈得少。”
实际上，我国的教育技术并不缺乏实践经验，教育技术在推广和应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事实，但是我们缺乏的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知道如何运用可以获取的信息、事实和经验进行理论化的努力。在教育技术领域，几乎每个人都实践着，操作着，却并非每个人都在理论着，思想着。教育技术学作为一种科学形态而存在的真正难题就在于，在这样一个技术日新月异而教育又相对保守的交叉领域里难以制造出一个真正的理论系统。所以，我们有丰富的教育技术实践却很少产生来源于实践却又高于这些实践的理论。是不是因为教育技术理论的贫乏和构建教育技术理论的高难度而导致人们对教育技术理论的偏见呢?
确实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不需要建立理论。“教育技术学特征之二是教育技术学不是为了建立理论的学问体系，而是指向于教育实践，是为了解决教育中的问题而开展设计和评价并提供技术和方法的学问。”问题是，没有系统的理论，如何开展设计和评价呢?用以解决教育中问题的设计和评价仅仅是一种技术操作吗?即便是提供技术和方法，仍然需要回答，为何提供这种技术和方法，而不是其它呢?这里面有太多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伽达默尔说：“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理论就是对实践的超越。”教育技术学是指向教育实践的学问，同样也是反驳教育实践、超越教育实践的学问。而且，只有在反驳和超越实践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指向实践。强调教育技术实践的重要性而忽略教育技术理论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教育技术实践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应用学科，其研究领域可以分为基础性探索和应用型探索两个层次。”基础性探索主要是出思想、出理论、出观念，它因为不能带来实际效果而受到研究者的冷落，而应用型探索因为能够带来即时的实际效果而受到了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热烈追捧。重视应用型探索肯定是正确的，但忽视基础性探索却是不明智的。教育技术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狭义地解释的功利规范，给科学强加了一种限制，因为它认为只有当科学直接可获利时才是可取的。与这种观点有关的理智上的近视，反对对那些不提供直接成果的基础性研究给予任何注意。”对于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是不是可以把眼光看长远一点呢?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宽容、鼓励的眼光去看待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呢?虽然目前不能看到它们的实际效果，但不能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对教育技术实践带来很大的实际价值。因为“基础的科学知识是一种自足的善，而且作为一种剩余价值，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导致各式各样的实用结果，为人类的其他利益服务。”看到了这一点，就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对待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了。
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第一个表现，它解决的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地位问题，也是解决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者们还在就教育技术要不要理论研究进行争论，甚至还在排挤、讽刺从事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学者，那将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不幸，也是教育技术实践和事业发展的不幸。
二 对教育技术理论内涵的认识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之所以有那么多不认同教育技术理论，嘲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人，这与教育技术理论本身的含糊不清有莫大的关系。几乎每本教育技术的期刊和著作都在说教育技术理论，也确实有不少人说自己是搞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但是，教育技术理论究竟是什么?教育技术理论的内容有哪些?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有明确的答案，那么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台法性仍然是无法牢固确立的。
“理论这个词从严格意义上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那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种假设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理论是从假设或假说开始的，恩格斯有句名言：“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
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教育技术学是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它的发展形式摆脱不了假设或假说。AECT的使命是“通过在当时可使用的最好的技术的应用，来帮助人们更有效、更高效的学习。”这其实就是一个假设，它的核心观点是技术能够促进学习。围绕这个假设，国外教育技术界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技术对学习的影响甚微，有的则认为技术对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因此，在西方教育技术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中有多少是从假设开始呢?又提出了多少假说呢?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假设一验证一理论”的科学研究思路。鉴于此，有人提出，“由于在我国的教育技术研究中，科学实证主义研究只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不得不呼吁研究者要重视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我们再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教育技术理论。“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向度，一个是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结晶和升华；另一个是任何一种文科理论都有时代的容涵性，都是思想中的时代；第三，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逻辑的展开性，都表现为一个概念系统。”教育技术理论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学范式下的理论，它的很多成分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这是由教育技术的教育属性决定的。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教育技术理论同样具有三个基本向度：一个是历史向度，即教育技术理论应该内在地体现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技术就是教育技术史；另一个就是教育技术理论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能反映每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思潮；最后就是教育技术理论具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和清晰的逻辑理路，教育技术理论是从规范的概念开始的。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尽管“以文献和思辨研究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占研究方法的主流位置”，但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多少体现了教育技术理论的三个基本向度。人们指责教育技术理论的空泛和混乱，并非无中生有，人们恐怕也不是指责作为人文主义方法的思辨和文献研究法本身，而是研究者在教育技术研究中运用思辨和文献的研究方法确实没有产生多少称得上理论的东西。除了哲学思辨和文献研究等方法之外，随着质性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兴起，参与式观察、人种志、行动研究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将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上面分析了教育技术理论的自然科学属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属性，接下来要回答的是，教育技术理论究竟是什么?教育技术理论由哪些要素组成?我们认为，教育技术理论来自特定的教育技术实践，是在对教育技术实践的认知、解释、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以假设、概念或命题的形式表述的，以符合逻辑规则的方式对教育技术理性认识的成果。教育技术理论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它能够揭示教育技术系统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能解释教育技术现象和预测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其次，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过程的思维方式，它告诉我们采用怎样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教育技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它还是一种价值规范，它规定什么样的教育技术是合符理性的、合符伦理的以及符合国情的，它能对教育技术实践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目前，我国学者对教育技术的知识构成有了一些研究，比如刘美凤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自身知识由三个方面构成，“发现或创造性地提出把与教和学相关的科学知识或经验用于解决教和学实践当中的问题的原则、操作程序、方式或方法、技能或技巧以及对所需要用到的资源(媒体、环境和相应的支持系统)的要求等方面的知识；对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等的知识；基于行动研究的系统方法和形成性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应用模型、实施程序等知识。”但对于教育技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却鲜有涉及，可以说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深刻认识教育技术理论的内涵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第二种表现。在研究和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时候，首先要自我询问的是，这些成果是教育技术理论吗?它具备教育技术理论的功能和特点吗?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是从事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而不是什么都往理论研究里装。
三 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追求
认同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教育技术理论的内涵，并不代表理论的完全自觉。因为，这还是认识层面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即表现为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自觉追求。为何有人指责教育技术理论是空泛的、是教条的?为何在人们的印象中，教育技术学是没有多少理论可言的?为什么连教育技术学术圈子里的人都很难说出有哪些教育技术理论?为什么教育技术学在其他学科的人看来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归根到底是因为已有的教育技术理论不像理论，或者说，它们缺乏理论品质。
不可否认，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诸如“主导――主体”教学结构理论、数字化学习理论、混合式学习理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台理论、远程教育理论、还有新技术、新工具(比如博客、物联网技术、web2.0、web3.0等)在教育中的应用理论等成果。而且，每年在《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等教育技术核心期刊以及其他教育技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千篇的学术论文。难道能说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具备理论品质吗?当然不能抹杀这些研究的理论贡献，尤其是那些得到公认的教育技术理论成果。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反问，这些研究成果能够编入教育技术学专业核心课程《教育技术学》中的知识有多少?这些所谓理论当中有多少是教育技术理论本身的内容，有多少是直接介绍其他学科的理论?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技术支持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型、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研究，但仅仅是构想，而没有实证。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介绍国外学习理论进展、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研究，但只是引进，而没有反思，没有理论的创新。从方法论上看，这些教育技术研究既缺乏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辨和质性研究，从而产生了一大堆在学科内外的人都看起来不像理论的理论成果。
“在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关于领域、名称、定义、定位、逻辑起点等问题，至今在理论建设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拿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教育技术学》和教师教育公共必修课《现代教育技术》中关于教育技术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用AECT94定义来作为教育技术的概念。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技术学居然还拿不出一个令大多数人赞同的教育技术定义，仍要搬出AECT的定义作为权威来传播，这难道不反映了中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脆弱吗?
教育技术学概念混乱、理论含糊、逻辑不清。这是目前教育技术理论存在的普遍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产生高品质的教育技术理论。什么样的方式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呢?哲学，只有借助哲学才能解决概念混乱、理论含糊、逻辑不清的问题。约翰，洛克认为哲学是垃圾搬运工和
科学研究的前奏，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的任务就是清除混乱。教育技术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澄清概念，为教育技术的科学研究扫除障碍。虽然教育技术哲学无法对一种本质上是实践的事业做出直接的贡献，但是，它通过清除消极事物和理论混乱，担任一名老老实实的垃圾搬运工，从而做出它应有的贡献。身兼数学家和哲学家的罗素指出，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是作为形而上学领域开始的。所谓的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的诞生需要借助教育技术哲学的帮助。
另外，单一的研究视角妨碍高品质教育技术理论的形成。“如果说有综合学科的话，应该说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学更为综合。”而在教育学中，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技术学更为综合。可以说，教育技术理论是教育学中最复杂的理论。教育技术学关注人的发展，也关注技术的发展，它把研究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使命。所以教育技术学不得不涉及到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自然科学、信息技术等许多学科，教育技术理论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它注定是多视野的、多方法的。可是，现有的教育技术理论要么简单移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要么就热衷于技术构造，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教育技术理论不能反映复杂的教育技术实践，不能透视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从而使教育技术理论的说服力、生命力大打折扣。
我们还缺乏一个独特的话语系统。我们说的很多话是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传播学的话语，更可悲的是，我们还把别人的话语当做自己的话语。没有独特的教育技术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独特的教育技术理论。创造属于自己的概念逻辑、言说方式和话语系统，是教育技术理论自觉的最重要的表现。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技术理论更像理论，具有理论的特征、具有理论的气质，否则，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只会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
四 结束语
教育技术理论是提升教育技术学学术品位、学科地位和实践效度的重要指标。要想通过教育技术研究产生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首先要实现理论自觉，即认同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认识教育技术理论内涵以及追求教育技术理论品质。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心态问题。国内的科学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为了经费去争取课题，为了职称去写论文，把获得物质利益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态度大大影响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质量。马克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在直接地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是精神生产，它产生理论，思想和观念，这种生产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表现为物质利益需要)的影响下，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因此，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自觉还包括一种超越物质需要的态度、一种愿意投入激情和热情的心理、一种为了思想、为了理论本身而研究的境界以及一种把理论研究当做志趣、当作快乐源泉的洒脱。
对于中国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南国农、何克抗、桑新民、祝智庭、李龙、李芒、李艺、杨开城、刘美凤和焦建利等诸位前辈先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笔者认为，对前辈们所开创的事业最好的响应，就是努力学习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并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本文的出发点是厘清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障碍，切入点是理论自觉，并认为没有理论自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的教育技术理论诞生。这个推理是成立的吗?尤其，对于理论自觉的理解是全面的吗?是准确的吗?笔者将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力求使思想自觉成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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