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网络文学 文学批评 传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漫长的文学史中，文学批评从来没有缺席，它伴随着整个文学史的发展，直至今日。但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完全颠覆了文学发展的土壤，网络文学在兴起的初期就受到了众多的质疑，特别是传统的文学批评似乎在网络文学环境中并不具备话语权，也导致了文学批评当前的发展极为艰难。当然，我们不能够一味地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进步，而不是吹毛求疵。当前网络文学发展如此蓬勃，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要剖析网络文学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图探索出二者的平衡点，使二者能够相互促进，为中国文学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重要的力量。
1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的概念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字面上我们很容易理解，指的就是通过批评的方式对文学的发展方向、内容和思想等要素进行正确的引导，使文学的发展不致偏离方向。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的，首先，对于作家来说，文学批评能够有效地规范作家的写作行为，能够引导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其次，对于读者来说，通过批评的角度能够让读者更为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也有助于提升读者的文学审美水平；最后，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文学批评代表的是主流的价值观，之所以会出现公认的批评，是因为其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和观念，这对于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网络文学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在互联网上创作、发表、供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作品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这恰恰是因为网络的开放性激励着“草根”一族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舞台，文学不再是作家独享的瑰宝，而成为了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并实践的平民化的产物。
2网络文学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挑战
当前文学批评家担忧的并不是在网络文学环境中没有文学批评，恰恰相反，网络世界绝对不缺少“批评者”，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对网络文学进行评价，而很多观点非常浅显，仅仅是自身的直观感受，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具有客观性。这才是文学批评家们最害怕见到的事情---不怕没有批评，但是怕没有逻辑的批评。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当前，文学批评越来越大众化，却又越来越低俗化。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学批评发展的“阵痛”，传统文学批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现在话语权回归大众，势必要经过一定时期的混乱和无序，最终终究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精英”和“平民”之争，是文学批评在当前时代必然要经过的过程。
3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
在当前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应当适时地进行调整，以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如此才能够不负文学批评之名，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
首先，文学批评理论应当走进大众。数千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权都掌握在极少数人口中，这种自诩为“雅”，却无法容忍“俗”的文学批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状态，精英化并不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的正确道路。文学和文学批评是服务大众的，大众都不认同，文学批评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
其次，应当坚守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精神和价值。文学批评是要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和引导作用的，无脑地批判并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文学批评对于当前文学环境的适应还是应当坚守一些原则、精神和核心价值的。例如人文主义精神、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这都是文学批评恒久不变的精神和价值，无论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发展都不应当有所改变。
最后，要转变批评的方式。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太过于艰涩，让大多数读者都无法理解，那么文学批评难道就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当前的时代中，人们在各个领域的选择都更多了，人们更愿意去选择自己能够理解和适应的事物，文学批评理论亦是如此。通俗化是文学批评理论应有的发展方向，沉重的说教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了，注定要被淘汰掉。
4结语
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确给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这数十年内极为蓬勃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意识随着社会物质的变化已经发展根本性的变革。很多文学批评家都在感叹和惋惜，因为文学批评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却在只有数十年历史的网络文学面前捉襟见肘。笔者认为，文学批评是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诞生的，只要有其价值，就不会消亡，只是面临着当前文学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传统的文学批评应当进行合理的改变，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文学批评真正应当遵循的原则，才是能够继续发挥其引导作用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 赵李梅，傅宗洪.传统文学批评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29（7）.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5-0148-05
由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中国社会的新时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60余年的历史中拥有重大转折意义与开拓意义。而文学艺术则又是这个历史阶段中一个异常活跃、异常敏感而又复杂多变的领域。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对于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新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与拓展以及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加强，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仅就新时期的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实践来说，无论从文化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还是心态史的哪一方面讲，都拥有与“五四时期”同样重要的地位与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影响必将持续下去。
关于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发表出版，这无疑为我们的课题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但同时，至少就目前的态势而言，留给我们深化与创新的空间不是很多。况且，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由于处在开放多元的时代，新论层出、新潮迭起，各种观点错综交织，充满复杂性，许多问题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如何总结这段当代文论史，难免见仁见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尽量站在我们自己的观察视角、立足自己的学术立场、发挥我们自身的某些优势，对这非常时代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走过的道路做些梳理，对其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作出评价。
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分期与历史定位
“新时期”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语汇，20世纪70年代末，“”结束后，却被赋予很重大、很特殊的内涵；近30年来，在中国当代人的话语表述中仍居高不下。
据我们考证，“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则是由周扬在1979年第11期《文艺报》发表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文率先提出的。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概念的表述越来越众说纷纭，也越来越模糊不清。我们倾向于将新时期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为崛起期；20世纪90年代为转型期；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为综合期。
新时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是在一场文化浩劫之后的痛定思痛，是对一种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错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中华民族大病初愈后迎来的新生。这一时期是由一场政治巨变，即位居中央高层的“”的拉开序幕。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也就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运动的核心，其历史地位堪与现代文学史中的“30年代文学”相比肩。此后，经由90年代的“转型期”、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综合期”，中国社会渐渐转入“常态”，文学曾经焕发出的“新”的色彩渐渐隐退，即使再有新的东西涌现出来，也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那个“新”了。
二、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范式的转换
为文学定性，差不多总是以往文学理论无可回避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新时期文学思潮与文学论争中绕不开的问题。机械的“本质主义”渐渐为人们抛弃，“关系主义”的解释盛行一时，文学的视野也由此扩展。新时期此起彼伏的文学论争，促使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从社会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再到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动力，也为文艺理论批评研究者全面了解本学科当前的学术动态提供了线索。
范式转型是库恩对科学史演进方式的表述。在库恩看来，科学的进步并不全是以连续积累的方式展开的，在更多情形下是以断裂与跳跃的方式完成的，即范式的转型。范式转型是在新旧范式的既相依赖又相对抗的张力关系中完成的。新范式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所应该研究的问题的新的预设。它是对旧范式无法解答的问题提出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范式转型是立足于传统旧范式，又突破传统建立新范式的过程。
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系统在新时期里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表现为“政治范式”“审美范式”“文化研究范式”这三种范式的轮替。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由社会政治范式转型为审美范式，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从审美范式转型为文化研究范式。两次范式转型带来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从理论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变革。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文学理论与批评总是表达着特定时代人们的文学观念，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这种时代精神也可以看成认知范式。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里强调的“精神世界”与“精神力量”，也是文学艺术的更高层面。文学的社会作用更多时候发生在人的感觉、意向、情绪、想象中。它是“柔弱”的，却可以对一个民族的健康成长产生持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它又是“恢弘”的，是一种“恢弘的弱效应”。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实践经验的分析整理，应加强精神向度的开掘，从而让文学为营造国民健全的文化精神生态做出贡献。
三、新时期文学基本性质的多维认知
新时期开始阶段，文学界就以“为文学正名”的方式对以往的文学概论教科书中关于文学本质的判断进行了颠覆。这就再次证明，所谓固定的、唯一的、共同的文学本质其实是不存在的。在生机勃勃、丰富活跃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实践面前，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多地注视多元因素对于文学的影响，成为观察、阐释文学基本属性的新思维模式。
新的理论视角、新的批评方法以及新的思想潮流完全淹没旧的思维模式，层出不穷的新理论让批评界应接不暇。理论的突破和观念的创新促进文学研究从自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理论批评的预设不再指向“本质”这个唯一的焦点。相对地说，它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对于“本质主义”的命名，这种理论预设可以称为“关系主义”。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包括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宗教学、心理学、生态学等社会文化的关系网络之中谨慎定位。关系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是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相对物。文学理论关于文学基本属性的研究，从本质主义到关系主义，经历了复杂的探索阶段：80年代的勇气、90年代的沉思以及21世纪的调适，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绵延组成了文学性质的认知史。
在相对宽容的学术氛围里，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界和理论界暂时摆脱压抑，精神走向自由。相比而言，90年代更像一过渡期――从狂欢走向沉思。21世纪之初，文化研究兴起。其产生的综合效应以混沌的气势试图囊括文学理论面临的所有问题，以至于有人担心文学的精义将在文化研究的“乱炖”中日益变得稀薄、模糊。令人欣慰的是，文学理论研究视野的开拓，文学批评思维模式的转换，同时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多种渠道。已经迈进自由天地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已经很难再被关进狭隘、封闭的人造空间了。
我们之所以把以上三点看作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实践的“三纲”，是因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像是三条线索，始终贯穿在新时期的始末，成为新时期文学坐标上的时间性的纵轴。仔细看一看，三条线索中的各个“层级”又是紧密相互映衬、相互呼应的：时间上的“崛起期”和理论形态上的“政治范式”，与思维方式上的“本质主义”；时间上的“转型期”和理论形态上的“审美范式”，与思维方式上的“关系主义”；时间上的“综合期”和理论形态上的“文化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上的“文化历史主义”。这样，三条线就拧成了一股绳，成为在新时期海洋里打捞文学奥秘之网的“纲”。
与“三纲”同行的，又有“五常”。所谓“五常”，这里是指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长期活跃、成绩突显的五个领域。
1.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长期遵循的思想政治路线。新时期以来，中国面临新的现实问题、新的发展机遇，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不断做出新的阐释，才能推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向前发展。中国文学理论界在新时期伊始，便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再出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对“”中以及“”前的文艺思想拨乱反正，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切实的成绩，即：由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阐述厘清文学属性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坐实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厘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突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考察人类审美活动，促使审美实践论文学观诞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生产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凸显文学艺术产品的特殊性。
通过对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者注重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性及其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他部分的关联性上来研究问题，把文艺理论和文艺问题纳入广阔的现实生活空间和理论思维空间来考虑，逐步兴起并发展出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兴的、分支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学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进程，体现在回归传统的同时也在走向世界。回归传统，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吸收中国古代、近现代文论的优秀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国土上深扎根；走向世界，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要继续坚持对国外优秀文论的学习、引介和研究，让中国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一步融入世界。
2.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
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古代文论作为文学理论的“发源地”“资源库”“生长点”，作为文艺批评的“元素”“对象”“参照系”，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当然，实现这样一种价值和意义，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讲，都无法回避一个前提：即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未经历“现代转换”的古代文论是无法直接介入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建构与文艺批评的实践活动的。
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与其说是一则命题，不如说是一种场域，一种在历时性上时间与时间对话，是当代学者与古代文人相互寻思乃至质疑的场域；也是本土话语与西方话语相互磨合乃至渗透、交融的场域。在这样一种场域里，文学正在向文化开放，后现代主义者正在解构曾经的建构企图；而多元的，跨学科的思维形态正在敞开一个新的世界。只有在这样一种愿景中，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3.新时期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实践的繁荣，其存在形式上的主要表现，是理论形态的多元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1984年作为“方法年”，实际上启动了新时期文学理论新学科建设的里程，也为文艺学的学科跨界研究拉开了序幕。有学者曾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归结为“科学流向”和“人文流向”两个方面。前者以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核心，在人文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实现文学观念的丰富和文学研究的转变；后者则是从文学的主观性、直觉性等特征出发，探索人的复杂心理世界同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宏观的多元概念，文学可以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可以是作家或人物心理世界的展现；文学表达离不开语言支撑，文学意蕴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意识等的渗入；文学叙事难以回避全球化生态危机等世界难题，文学素材的取舍也总会跨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凡此种种，决定了对其进行文学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学语言学、文学政治学、文学伦理学、文学生态学、文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前提与可能，并且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中国新时期的跨学科研究在许多领域至今也还是比较粗糙的、生涩的、脆弱的。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乃至有待于今后数代人的持续努力。
4.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实践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大致也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代的“方法热”；1990年代的“后学热”；世纪之交时兴起的“文化热”。30多年的批评实践收获了丰富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的成果，也将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带入世界，形成跨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代之后，大众传播以其巨大的能量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从而形成文学批评的新格局。相对于学院批评的曲高和寡，“传媒批评”，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商业市场支撑下对那种刻板的、学究式的批评不失为一种有力的反拨。它使文学批评通过大众传媒走出象牙塔而直接面对大众成为可能；它促使批评对文学现实迅速地作出反应。但是，对大众传媒要求的通俗活泼的语言方式的顺应，可能导致文学批评在产生的同时将作为目的，文学批评可能成为即时消费、即用即弃的“广而告之”。文学评论如果仅仅作为“时评”而放弃对恒久精神价值的关注，将造成美学感受的迟钝及对于终极价值追求的丧失。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迅速提升，物质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经济发展成为举国上下的重中之重。新时期伊始呈现的众声喧哗的多取向、多渠道已经渐渐收拢到“过日子”“过好日子”的单一选择中。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时代降临，在迅速改变着文学批评的整体局面。
5.大众文化兴起与文学批评的危机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影视剧、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成为文学、艺术表现的主要载体，当代社会审美表现出强烈的消费性、视觉性和可复制性的特征。“大众文化”的浪潮很快席卷中国大地。大众文化迎合了人们释放本能的需求，但也放弃了文学艺术对于人类精神“救赎”和“提升”功能。大众文化的兴起确实拓展了文学艺术批评实践的范围，丰富了文学艺术批评的渠道。随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作品、城市景观建设成为当代社会审美和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文化研究、尤其是媒介文化研究已经内化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视角。文学文本的首要意义已不仅指向“美的艺术”本身，而是指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文学批评也不只是简单地揭示审美对象的艺术特征，而是涉及社会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大众文化的兴起导致了“文学”“艺术”定义的变化，为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机遇，但同时带来新的危机。文学审美价值体系的重估和重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大众文化的崛起，我们仍有必要作出深入思考：如何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学批评传统，结合西方文化理论和当下大众文化的状况，创造性地建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的法则与体系，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们始终认为，对于所谓新时期的文学思潮而言，20世纪80年代不但是崛起阶段，同时也代表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精神与情感、气质与风范，是新时期的精神内核。
“80年代”成名的杰出诗人北岛说：80年代是中20世纪的文化高潮，让人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究其未来的潜能，究其美学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①。
“80年代”活跃的思想家金观涛指出：80年代“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②。
由80年代启动的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尽管留下种种不足与遗憾，但注定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厚重的一页。
“新时期”既然指涉的是一个时期，而且是“新”时期，那么就一定会有时间的限定，不可能无限期的延续下去，更不可能一直新下去。
综上说述，“新时期文学”就其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实践体现的主要精神内涵与社会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拨乱反正，清算长期以来极左路线下的文化专制；第二，解放思想，总结历史教训，破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第三，向世界开放，不惮于引进西方的理论、观念与方法；第四，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内在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各具风格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呈井喷状诞生；第五，文学艺术，甚至包括诗歌在内，对当下的政治、经济生活往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文学在民众心目中拥有崇高地位。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认为，自1979年至今延续30余年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思潮，已经结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这一页已经被翻过去。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思潮”已经开始退潮。21世纪开启之后的十几年，“新时期文学”以上五点主要内涵，有的已经淡化，有的已经转移，有的已经彻底消失。既然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历史。仍旧沿用“新时期文学”已经失去现实的根据。我们也不必为此惋惜，轰轰烈烈的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又持续了多久？不到20年吧？
文学理论界的许多人其实也看到这一现实。只不过仍不甘心，试图以“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替代“新时期文学”的提法，而且执意要保留那个“新”字。
历史还在继续。至于当下我们所处的“文学时期”叫什么？且不必过早下结论。有许多历史阶段，是在过后许多年才可能被历史确认的。“新时期文学”的命名是侥幸的。它一开始就被命名，而且的确是“新”，并没有像以往命名的“时代”“‘’时代”那样适得其反地搞错。就“新时期”文学运动的恣肆、浩瀚宏阔而言，我们的这些识见与判断实在不过是以蠡测海，种种遗漏自不待言，误解误判也在所不免。关于“历史的书写”，好在新的历史学正有此一说：
我们所感兴趣的不仅在于认识性地描述它，而且在于建立对于它的一种感情、一种同情和一种热情――歌德曾正确地看到这是历史观察的最好的成果。一个真正有感受的历史学家能够将自己奉献于他的研究对象，并使自己投入到一种反映整个精神世界的普遍性之中。③
注
①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80―81页。
②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73页。
③[法]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82―83页。
摘 要：塞尔登按文学批评理论的主题或论题来做西方文论选编，不仅打破了历来的编选惯例，而且显示了某些新的研究观念与方法。一方面他在相同论题中将古今文论同时并置，试图揭示其历史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他提出“隐含的理论”，致力于说明不同文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与逻辑关联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倡“比较的”、“历史的”、“对话的”研究方法。在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观念颇为流行的今天，塞尔登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是值得重视和颇有启示意义的。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
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界定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弄清什么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关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问题，时下呈现出两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体育学学术成果，即把体育学学术成果当作批评的对象，主要对体育学学术成果进行评判，持这种主张的人为数不少，也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第二种主张是以整个体育学术活动体系（体育学学术实践主体和体育学学术实践的成果）作为批评的对象，它不但对体育学学术成果展开评判，还对体育学学术观念、品格、环境、思潮、流派以及学术批评自身进行判析。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主张，并倾向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如下的界定：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包括学术主体、成果、理念、风格、思潮、流派、运动以及学术批评本身，即包括一切体育学学术活动系统。比如李力研“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因杨杰、周游两作者而说的话”以作者（学术主体）为批评对象，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科进展报告”以中国体育社会学学术成果为评判对象，赵山成“试论茅鹏的学术思想”以茅鹏及其学术思想为对象，黄卓“关于体育科研中的责任与道德问题”以学术责任和学术道德理念为对象，陆一帆“体育生物科学研究方法置疑与推敲”以学术方法为对象，张力为“研究报告评价标准的界定与联想”以学术成果报告标准为对象，杨正云、王颖“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校体育思潮的历史变迁”以学校体育思潮为对象，王新、钟明宝“刍论体育批评的含义及其形态”以体育学学术批评自身为对象等等。可见，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体育学术活动系统中各种具体学术现象，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作出思想性、理论性及价值性诸方面的评价。从表面上看，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范围如此界定，似乎与体育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同等。事实上，它们有较大的区别，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具象性所谓具象性特点，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各种“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或者是一项成果，或者是一个或几个学术成果主体，或者是一种学术思潮，或者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是批评的主体等等。体育学学术批评正是对这些具体要素有针对性地予以研究。毫无疑问，体育学学术批评这种具体的局部研究当然也要联系其它部分甚至体育学整体，但是，它是由具体而整体，其研究的中心始终是具体的体育学学术现象，也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局部微观研究。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一个基本特点。集中性所谓集中性，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学术成果”这个基本要素上，也就是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以“学术成果”作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最基本的对象，其它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活动，如“体育学学术主体”批评、“体育学学术理念”批评、“体育学学术风格”批评、“体育学学术思潮”批评等，只不过是“学术成果批评”的延伸，或者说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批评对象的转变。之所以如此立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体育学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系统各要素的核心，是体育学学术意识形态最常见、最基本、最直接、最活跃的形体和存在方式。体育学学术领域里的一切学术现象一旦离开了“体育学学术成果”这一具象形体，就无法存在，也就不称其为体育学学术现象了。所以，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具集中性。现代性所谓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现代性特征，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主要是以现实的、最新的多种多样的体育学术现象为主要对象。尽管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偶尔会投射聚焦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点上，但这种偶尔的投射聚焦往往也是为了评介该对象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当代现实体育学的研究，属于一种共时性研究。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这种现实性特征，一是来自体育学理论发展的宏观驱动，二是来自体育学学术批评价值的内在要求。因为体育学要发展，体育学学术批评要前进，都需要以新理论、新实践、新成果为研究对象，也只有通过对开创新领域和出现新论断的批评与评价，才能实现真义上的进步。所以说，“现实性”特征直接决定着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意义、价值和生命。由此，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就是体育学术活动中各种具有一定新质的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其中，最新的体育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基本对象［3］。学科性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与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紧密相关，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的所有成果部分都应该是体育学术批评的对象，如果其内涵与外延超出体育学学科领域，则不应成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因此，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学科性特点。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的最显著特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确立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时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面对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实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主观主义、片面主义当头，偏于一隅，就可能使体育学术批评有失公允。第二，我们的研究必须是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全面整体的研究。如前所述，尽管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了简单、静止、孤立的解说。但在体育实践中，这些对象并不是简单的、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复杂的、运动的、庞大的、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体育学学术批评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予以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只有尽可能的全面真正地占有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研究对象，才可能保障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是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基本问题。搞清这个问题，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在体育学中的合理定位，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自身建设，更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科学化发展。首先，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体育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诚如杨黎明所指出：“如果按传统的方法将体育学划分为体育学实践和体育学理论的话，我们认为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合理定位应该放在‘它是体育学实践与体育学理论之间得以连接的纽带和桥梁’这样一个认识层面上。因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源自体育学实践，而体育学实践通过体育学学术批评上升为体育学理论，体育学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体育学学术批评，并通过批评促进体育学实践的进步。如此周而复始，就构成了体育学的运动发展历程。”［2］体育学学术批评，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实践，另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理论，是体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立性质的中心环节，更是体育学各分支学科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正是由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具有独立性和实践性的“应用理论”，而不像体育学理论属于“基础理论”。其次，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科研活动。体育学学术批评使用逻辑推理方法、历史方法、数理统计方法、比较方法等科学方法，去进行概念、判断、归纳、演绎、推理，从而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进行证伪、辩驳、争论、分析、综合、评价，从根本上讲，这个过程就是“获得或者接近真实真理”的科学过程。体育学学术批评也因此而就具有了科学的一般属性。从思维的方式上看，体育学学术批评在对体育学术现象进行评价时，与科学研究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而基本不用形象思维一样。在进行归纳、比较、分析、综合之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深入到体育学术批评对象的本质，揭示错误的理论，总结客观的规律，以更科学的理性认识形成真实的体育理论，这就使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了科学的性质。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来看，体育学学术批评与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和假设验证活动，它们都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都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科学的属性，又可以称之为“科学批评”。总体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具有科学的因素，但不是科学的附庸；是体育学中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华中师大聂珍钊教授在2004年6月召开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南昌）全国学术研讨会上首先提出来的（《文艺报》曾做了深入报道）。次年，在武汉召开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20多位代表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大家围绕伦理学批评方法与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文学存在的价值判断与伦理批评、文学批评的道德责任、伦理学批评方法同其他批评方法的融合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在研讨会上，聂珍钊教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对象、内容等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学术观点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前后，他在《文学理论前沿》《外国文学研究》《学习时报》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深入阐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意义和研究路径，其中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的三篇论文尤其重要。“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提出适应了当前我国文学批评的需要。武汉大学文学院陆耀东先生认为，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文学创作缺乏足够的伦理道德关怀的语境下，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问题的提出有“现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确实如此，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尤其是外国文学批评出现的某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近年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严重脱离文学批评实际。从上世纪90年代到目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重理论轻文本的倾向。一些批评家打着各种时髦“主义”的大旗，频繁地引进和制造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沉湎于编织残缺不全的术语碎片，颠倒理论与文学的依存关系，将理论当成了研究的对象，文学批评成了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说教。文学批评话语因而变得高度抽象化、哲学化，失去了鲜活的力量。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脱离文学文本的惟理论倾向还被认为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一连串概念和理论术语的堆砌竟成为学术写作的时尚；扎实的作家作品研究被打入冷宫，文本研究遭遇漠视。学术研究的导向出现了严重问题，文学研究的学风也出现了问题。聂珍钊教授用“理论自恋”（“theoretical complex”）形容这一不良的学术现象。他指出，这种现象混淆了学术的评价标准，使人误认为术语堆砌和晦涩难懂就是学问。其实，就文学批评来说，理论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理论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去阐释、理解和批评文学，在于帮助我们对文学作品或者作家进行更深刻的理性把握。但是，目前有许多人却本末倒置。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首先是针对上述这种状况提出来的，它强调的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强调文学批评必须批评文学，而不是批评的批评。
二是目前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伦理价值的缺失。在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中，往往忽视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和创作的影响。现当代西方的诸多批评理论，如形式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种种批评模式， 或偏重形式结构或倾向文化、政治和权力话语，虽然它们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普遍忽略了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这一文学的精髓问题。西方的批评方法和理论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使他们专注于本能的揭示、潜意识的描写或形式的实验，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内在的伦理价值的关注。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教人从作品塑造的模范典型和提供的经验教训中从善求美。作为一种方法论，它旨在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问题。它主张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批评应该回归到文学童真的时代，应该返璞归真，也就是说要重视文学的教诲功能和伦理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的是文学之“人”作为一种道德存在的历史意义和永恒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提出具有学理上的创新意义。它对传统的有关文学的起源问题进行反思、追问，大胆提出“文学源于伦理的需要”这一崭新的命题。这一问题表明了该批评方法倡导者勇于探索的学术胆识和富有挑战性的创新思考。关于文学起源的问题，国内外教科书中似乎早已多有定论：或曰文学源于劳动，或曰源于摹仿，或曰源于游戏或源于表现等等。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学理上对这一问题提出怀疑，认为文学与劳动和摹仿虽然有关，却不一定起源于劳动和摹仿；文学艺术作品是人类理解自己的劳动及其所处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种情感表达和理解方式，这种情感表达和理解与人类的劳动、生存和享受紧密相连，因而一开始就具有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也就是说，文学是因为人类伦理及道德情感或观念的表达的需要产生的。如希腊神话中有关天地起源、人类诞生、神与人的世界的种种矛盾等无不带有伦理的色彩。《荷马史诗》往往也被用作对士兵和国民进行英雄主义教育的道德教材。从根本上说，文学产生的动机源于伦理目的（ethical purpose ），文学的功用是为了道德教育，文学的伦理价值是文学审美的前提。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方法论具有其独特的研究视野和内涵。文学伦理学的特色在于它以伦理学为理论武器，针对文学作品描写的善恶做出价值判断，分析人物道德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它指向的是虚构的文学世界中个人的心性操守、社会交往关系的正义性和社会结构的合法性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总之，它要给人们提供某种价值精神或价值关系的伦理道德指引，即它要告诉人们作为“人学”的文学中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文学伦理学批评”要直面三个敏感的问题：一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 二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关系问题；三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审美的关系问题。首先，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是社会学或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目的和范畴不尽相同。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社会的人类关系和道德规范，是为现实中一定的道德观念服务的，重在现实的意义上研究社会伦理，它可以看成是哲学的重要分支（即道德哲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虚拟世界，重在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客观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伦理关系，在方法论上它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其次，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同于道德批评。道德批评往往以现实的道德规范为尺度批评历史的文学，以未来的理想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念批评现实的文学。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主张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用历史的伦理道德观念客观地批评历史的文学和文学现象。例如对俄底浦斯杀父娶母的悲剧就应该历史地评价，要看到这出悲剧蕴涵了彼时彼地因社会转型而引发的伦理关系的混乱以及为维护当时伦理道德秩序人们做出的巨大努力。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又反对道德批评的乌托邦主义，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现实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主张文学创作和批评不能违背社会认同的伦理秩序和接受的道德价值。其三，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回避文学的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两个在一般人看来貌似对立的问题。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审美价值是从文学的鉴赏角度说的，文学的伦理价值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的。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伦理价值是第一的，审美价值是第二的，只有建立在伦理价值基础之上的文学的审美价值才有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学术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品格。这一品格是由其方法论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即它牢牢地把握了文学是人类伦理及道德情感的表达这一本质特征。“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排斥其它的文学批评方法。相反，它可以融合、吸纳和借鉴其它的文学批评方法来充实和完善自己。譬如，它可以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就人格的“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关系展开心理的和伦理道德的分析；它可以结合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来剖析性别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等问题；它还可以吸纳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文化扩张和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的伦理道德观的冲突进行反思；它还可以融合生态批评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伦理层面的深入思考，从而构建一种新的文学生态伦理学或文学环境伦理学。更具现实意义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还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服务，为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为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服务。文学伦理学批评坚持认为文学对社会和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文学批评者应该对文学中反映的社会伦理道德现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让读者“辨善恶知荣辱”。文学和文学批评要陶冶人的心性，培养人的心智，引领人们向善求美。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对目前和将来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伦理道德秩序的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文学的伦理问题是当前国内外文学界和文艺批评界十分重视的问题。例如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克努特・布莱恩希尔兹沃教授（Prof． Knut Brynhildsvoll，2005）主张对易卜生的戏剧进行文学伦理学的重新解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布朗大学任教、现为芝加哥大学伦理学教授的玛莎・纽斯鲍恩（Martha Nussbaum，1990）主张应该对文学作品的伦理道德内涵做出更精细、微妙的感受；《维多利亚研究》杂志执行主编、美国西密执安大学的吉尔・拉森（Jil Larson，2002）对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小说的伦理做了富有见地的分析。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在其《阅读的伦理》一书中明确指出“叙述与伦理不可分离”。当代美国著名的小说理论家布斯（C．W．Booth）也认为艺术形式离不开道德判断。显然，聂珍钊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论将会大大推动上述问题的研究。国内许多学者也意识到当下提倡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清华大学王宁教授特别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对生态批评的意义，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的环境伦理学；针对当下国内文学批评和创作的道德关怀的缺失，中国社科院陆建德研究员多次在学术会议上呼吁文学批评必须从文本出发，在字里行间的文本细读中培养我们的道德敏感；东北师大刘建军教授认为新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应该是从文学的角度来促进人类和谐相处，文学创作要把握人的个性要求与时代要求相统一的关系。从时代的新要求来看，当下伦理批评的重要目的在于达到不同个体、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互补。事实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引起国外相关学术机构的关注，美国的《文学与环境》杂志准备与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倡导者一道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共同探讨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新的伦理问题。
关键词：新批评理论；英美文学教学；运用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7－0053－02
作者简介：李莉莉（1975-），女，黑龙江五常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学研究。一、新批评理论的主要观点
在新批评理论兴起之前，批评家们往往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认为外在环境对创作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有时也会侧重于分析作家情感和个性因素等内在环境的作用。新批评理论将批评的重点从作家转向作品，强调作品本身具有的审美效应。该理论认为作品是不受其他因素控制或支配而独立存在的，其本身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展示了一种特别的意义。阅读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这一意义，而这一意义是蕴涵在作品之中的客观内容，是读者都能够通过阅读作品获取的。
1．“文学本体论”
“文学本体论”是新批评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本体论”原本是个哲学概念，研究的是事物的“存在”和“本质”。“文学本体论”探讨的是文学存在中的“本源”与“本质”，研究的是作品的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和独特的世界，文学作品一经产生便成为独立于作者和读者之外的一个客观实在，它不依赖于客观世界而存在。因此，研究者把文学作品称为‘本体’，并提出了‘文学本体论’的概念”［1］。在他们的观点中，文学作品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独立自足的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它们共同作用的产物就是作品的意义，而这一意义的产生依赖于作品本体。艾略特提出的“非个人化理论”为这一观点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论证了作家个人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优秀的作家就得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并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2］31。他还认为，作家只有把自己的“个人情感”转变为“人类的普遍情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所以文学批评不应该关注作家，而应把重点放在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上。兰色姆也指出，文学作品由构架和肌质两方面的内容构成，“诗歌是一种松散的逻辑构架，伴有局部不甚相干的肌质”［3］。他清楚而准确地阐释了文学本体论的观点，其中构架是作品的内容和逻辑结构，是能够用散文语言转述的部分，而个别细节是无法用散文语言复述的，这部分就是肌质，是作品的精华所在。“文学本体论”强调作品是独立的，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存在物，文学批评要以作品为出发点，应把关注点放在作品的内容和结构上。
2. “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
阅读文学作品时会涉及到“作家—作品—读者”这三个环节，新批评理论强调的是作品这一中间环节，以便将该环节从这一关系模式中剥离出来。新批评理论家维姆萨特认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存在着“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两种误区。前者是指“将诗和诗的产生过程相混淆，这是被哲学家称之为‘起源谬误’的一种特例，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衍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和相对主义”［4］，即以作家的经验或创作意图为标准来阐释或评判作品，这既不是“适用的标准”，也不是“理想的标准”。作家一旦完成了作品，就不能再控制和支配它了，他与作品之间便脱离了关系。如果作家在作品中展示了创作意图，那么就没有必要脱离作品对其进行讨论了。维姆萨特还指出，“将诗和诗的结果相混淆，也就是将诗是什么和它所产生的效果混为一谈……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衍出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2］257。也就是说，在对作品的解读中不能加入读者的“感受谬误”，不能将读者的个人情感等同于作品的情感内容。读者的心理感受由其文化程度、其对作品的理解程度等因素来决定，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而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则是不变的，而且只有内在因素才能决定其内容。
3. “细读”模式
新批评理论认为，作品的内涵体现在语言和结构之中，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而准确的分析。“细读”模式要求阅读者要细密地研究作品的上下文及其言外之意，并对每一个词的含义进行注解，以便从中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包括词语的选择和搭配、程度不等的意象等。只有经过这样的细致分析, 才能看出一部作品的总体状况, 从而确定其艺术价值［4］。读者要仔细推敲词语、句子、意象和形式结构，探求其中所暗含的意思、相关联想和言外之意等，在互相限定和制约的语境中明确其真正的含义。“细读”模式强调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要对作品进行精细入微的分析，特别要关注典故、意象和拟声效果等文学要素之间的密切关系［5］。对作品意义的挖掘应该以客观的论据为基础，因而需要充分地解读作品中所暗含的创作技巧，这样才能反映出作品中所包含的有机结构和意义。
二、新批评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启示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变革，也开始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阶段。虽然比起创作，理论主张的阐述和文学批评的运用，显得不够活跃、充分，成就也有所不如；但文学革命却发韧于理论的倡导，然后才有创作的实践，在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革新和变动中，理论批评也经常起着开拓道路的作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的开拓性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中，胡适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的主张，主张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认为必须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进入到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的革新，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入；李大钊还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说明文化思想的变动，给这场革命的发生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本文由收集整理释，揭示了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必然性。此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提出革新文学的看法。这些主张，就政治态度、思想体系、文学观点而言，互有差异和分歧；但总的说来，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这些倡导者还就建设怎样的新文学，作了多方面的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理论批评文章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批文献。
现代的文学批评是随着新的文学创作的出现而逐步开展起来的，以新的理论主张为依据，促进新的文学成长。如在关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诗作《蕙的风》的辩论中，周作人、鲁迅等人以个性解放、现代爱情的观点，批驳了指责这些作品“诲淫”的非难。闻一多关于郭沫若《女神》的评论，发现并肯定它的时代精神，同时批评了它缺乏地方色彩（民族性）的倾向，进而指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女神〉之地方色彩》），同时强调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各家（比如沈雁冰、成仿吾、冯文炳、张定璜等人）关于鲁迅和《呐喊》的褒贬取舍中，鲜明地表现出持有各种理论观点的批评家对于同一个作家作品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五四”过后不久，新文学家还开始了系统整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他们高度评价小说创作、白话作品在文学历史上的地位，突出古典文学中抗争叛逆的声音等，都是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的挑战，与文学革命的精神相一致的。结合时代、社会等客观条件，考察评价文学演变的轨迹，较之过去就文学论文学的“评点”式、“诗话”式的分析，是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并从整体上打破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
二、理论的先导性
为了让文学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赶上
世界的新潮，不少倡导者一面严厉批判贬斥中国的旧文学，一面热诚地向近代以来的欧美、日本各国的文学寻求蓝本和依据。这种决裂和借鉴，以及贯穿其中的创新的精神，都是创建中国现代文学所必须的，对在很短时期内迅速创作出崭新的现代作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现代文学阶段，这些作家们都有很高的理论自觉性，尽管西方理论和作品几乎是同步输入，但由于文艺创作毕竟不能照葫芦画瓢，而必须依据作家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重起炉灶，所以不如理论的输入来得便捷、迅速。现代文学阶段，往往先出现某种理论，然后才有作品问世。比如胡适根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等“八不主义”，主张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率先本文由收集整理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随后才出现了鲁迅等人的白话小说，胡适、郭沫若的“白话诗”；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才出现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高潮；20年代末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广泛地传播，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随后才出现瞿秋白、蒋光赤等人的创作。
三、理论的多向性
由于社会背景和文学自身的原因，每一时代总有一种文学倾向和文学潮流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的文学倾向受到排挤和压制。但在现代文学初创阶段，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都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引入中国，对于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启蒙都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出现十分活跃复杂的思想局面，这种种思潮又与中国独特的思想和文化相融合、改造、变形，形成新的理论，这种思想的开放性和复杂性，使中国作家在众多的选择面前感到彷徨和困惑，但也使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创造社追求艺术的“全”和“美”。他们主张“为艺术”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浅草（沉钟）社、弥洒社、新月社，也程度不同地持有类似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作为新文学的初期开拓者，他们几乎都表现出广泛的艺术兴趣和热烈的求索精神；虽然在理论主张上各有着重的方面，却并不因此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学说所囿。文学研究会同时还宣传过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泰纳的理论，有人也有过“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的看法（郑振铎）。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又接近过表现主义，也并不完全否认“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和“艺术之社会的意见”（成仿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寻求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使新文学理论呈现出多向性的特点。
四、理论的流派性
一、理论的开拓性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中，胡适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的主张，主张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鲁迅、、周作人等认为必须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进入到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的革新，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入；还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说明文化思想的变动，给这场革命的发生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揭示了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必然性。此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提出革新文学的看法。这些主张，就政治态度、思想体系、文学观点而言，互有差异和分歧；但总的说来，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这些倡导者还就建设怎样的新文学，作了多方面的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理论批评文章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批文献。
现代的文学批评是随着新的文学创作的出现而逐步开展起来的，以新的理论主张为依据，促进新的文学成长。如在关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诗作《蕙的风》的辩论中，周作人、鲁迅等人以个性解放、现代爱情的观点，批驳了指责这些作品“诲淫”的非难。闻一多关于郭沫若《女神》的评论，发现并肯定它的时代精神，同时批评了它缺乏地方色彩（民族性）的倾向，进而指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女神〉之地方色彩》），同时强调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各家（比如沈雁冰、成仿吾、冯文炳、张定璜等人）关于鲁迅和《呐喊》的褒贬取舍中，鲜明地表现出持有各种理论观点的批评家对于同一个作家作品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五四”过后不久，新文学家还开始了系统整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他们高度评价小说创作、白话作品在文学历史上的地位，突出古典文学中抗争叛逆的声音等，都是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的挑战，与文学革命的精神相一致的。结合时代、社会等客观条件，考察评价文学演变的轨迹，较之过去就文学论文学的“评点”式、“诗话”式的分析，是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并从整体上打破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
二、理论的先导性
为了让文学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赶上世界的新潮，不少倡导者一面严厉批判贬斥中国的旧文学，一面热诚地向近代以来的欧美、日本各国的文学寻求蓝本和依据。这种决裂和借鉴，以及贯穿其中的创新的精神，都是创建中国现代文学所必须的，对在很短时期内迅速创作出崭新的现代作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现代文学阶段，这些作家们都有很高的理论自觉性，尽管西方理论和作品几乎是同步输入，但由于文艺创作毕竟不能照葫芦画瓢，而必须依据作家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重起炉灶，所以不如理论的输入来得便捷、迅速。现代文学阶段，往往先出现某种理论，然后才有作品问世。比如胡适根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等“八不主义”，主张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随后才出现了鲁迅等人的白话小说，胡适、郭沫若的“白话诗”；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才出现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高潮；20年代末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广泛地传播，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随后才出现瞿秋白、蒋光赤等人的创作。
三、理论的多向性
由于社会背景和文学自身的原因，每一时代总有一种文学倾向和文流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的文学倾向受到排挤和压制。但在现代文学初创阶段，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都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引入中国，对于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启蒙都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出现十分活跃复杂的思想局面，这种种思潮又与中国独特的思想和文化相融合、改造、变形，形成新的理论，这种思想的开放性和复杂性，使中国作家在众多的选择面前感到彷徨和困惑，但也使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创造社追求艺术的“全”和“美”。他们主张“为艺术”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浅草（沉钟）社、弥洒社、新月社，也程度不同地持有类似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作为新文学的初期开拓者，他们几乎都表现出广泛的艺术兴趣和热烈的求索精神；虽然在理论主张上各有着重的方面，却并不因此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学说所囿。文学研究会同时还宣传过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泰纳的理论，有人也有过“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的看法（郑振铎）。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又接近过表现主义，也并不完全否认“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和“艺术之社会的意见”（成仿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寻求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使新文学理论呈现出多向性的特点。
四、理论的流派性
20年代初期起相继成立的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往往以一定的文学流派相标榜。他们大多兼顾创作和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继承《新青年》的传统，与鲁迅以及以他为首的一些社团的主张基本一致，为充分发挥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工具的作用，做着不倦的努力。他们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沈雁冰（茅盾）、郑振铎是该会理论批评方面的主要发言人，周作人、叶绍钧、俞平伯等，也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创造社为“五四”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所鼓舞，出于摆脱封建文学教条的、桎梏的时代要求，渴望艺术家能够自由地追求艺术的“全”和“美”。他们主张“为艺术”的、浪漫主义的文学。郭沫若、宗白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理论上都有建树。稍后成立的浅草（沉钟）社、弥洒社、新月社，也程度不同地持有类似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作者无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又接近过表现主义，也并不完全否认“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和“艺术之社会的意见”（成仿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寻求新文学的发展道路。通过这样的提倡和阐述，形成了初期新文学各种倾向流派并存共荣的生动蓬勃的局面。
使中国文学批评走向现代，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指出不要把文学批评当成功利的工具，要把文学批评当成自己的感受、理解、批评，使批评从功利中脱离开来。而王国维则从审美的层面进行文学批评，并将之系统化，使之具有理论框架。这都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作家们的文学理论尝试是一致的，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政治的原因，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被逐渐消解了。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回顾[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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