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驰名商标法律保护完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2003年修改调整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从而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一改以往的大批量认定、集中管理保护的做法，转而采取“被动保护、个案认定”的国际通行惯例。这一举措，使我国驰名商标保护体系也进一步得到完善。我国在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方面仍有一些亟需完善之处，本文结合我国关于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现行规定和相关国际条约，就我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我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沿革及其缺陷
驰名商标（well-knowntrademark），是指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驰名商标作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最早见于1925年修订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称《巴黎公约》）。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审议通过了第一部《商标法》，该法并未规定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始于1985年加入《巴黎公约》之后。当时国内法律尚无有关驰名商标保护的规定，在实践中，国家商标主管部门直接以《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为依据，保护过一些外国的驰名商标。在随后的几年间，我国通过调查问卷和商标主管机关的个案认定等方式认定了一批驰名商标。1993年3月，我国对商标法作了修改，同年7月国务院根据新商标法修订了商标法实施细则，始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有所涉及，即增加了对“公众熟知商标”的保护条款。但这里的“公众熟知商标”与“驰名商标”并不完全相同。为加强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于1996年8月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称《暂行规定》），1998年1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暂行规定》作了修改。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的行政规章，它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并初步确立了保护制度。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商标保护制度，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全国人大常委对商标法又作了一系列修改，其中根据《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的规定，对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也作了修改补充，如：2003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与保护规定》（下称《保护规定》），该规定于2003年6月1日实施，《暂行规定》同时废止，《保护规定》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一改以往的“主动认定，批量认定”的做法，而采取“被动认定，个案保护”的做法。这一国际通行的做法，使我国驰名商标保护体系也进一步得到完善。
另外，200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网络域名问题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时，可以对注册商标是否驰名做出认定；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商标纠纷问题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时，可以对注册商标是否驰名做出认定。
《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保护规定》和《网络域名问题的解释》及《商标纠纷问题的解释》，共同构成了我国现阶段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实践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较短，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法律体系也存在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驰名商标的空间性问题不明确；驰名商标的企业名称禁用权的法律救济途径不明确；对驰名商标所有人权利未予限制。
完善我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的建议
（一）驰名商标的空间性问题应明确
如前所述，驰名商标的实质是一国的主管机关（包括行政、司法或者准司法机关）对商标驰名这一客观事实的法律确认，既然是客观事实，就存在时间和空间性的问题。我国现行的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所确立的“个案保护，被动认定”的模式，基本上可以很好的解决驰名商标的时间性问题，但是关于驰名商标的空间性问题，笔者认为驰名的地域范围上尚有两点需明确之处。
1.商标驰名的地域不应仅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商标驰名的地域是否仅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即驰名商标是否必须在本国范围内驰名——这一问题，曾经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知识产权谈判的焦点。1999年9月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大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关于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联合建议及其注释》（下称《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建议和注释》），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答复，《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建议和注释》第2条规定：“即使某商标不为某成员国的任何相关公众所熟知，或所知晓，该成员国亦可将该商标确定为驰名商标。”虽然《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建议和注释》是一种建议和解释，并没有要求各成员国必须遵守，但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应当履行入世承诺，国内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应当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相适应。200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台的《保护规定》将驰名商标的地域限定为在中国，虽然相对于我国国情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与《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的精神不符。另一方面，我国新修订的《商标法》第13条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的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第14条规定的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因素，这些规定肯定了驰名商标可以突破地域性而受到保护的精神。而根据《保护规定》，国外的驰名商标在我国受到侵害时，却不能得到足够的法律救济。
2.商标驰名的地域应限于国家的一个区域或几个区域。根据《保护规定》，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在中国”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在全中国，也就是被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另一种是中国的某个区域，只要是被中国的某个区域的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就足以认定驰名，究竟是哪种含义《保护规定》没有做详细解释。笔者认为取后一种含义可能更为合理，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的精神。1999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通过的《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建议和注释》第2条规定，“如果某一商标被确定至少为某成员国中的一部分相关公众所熟知，该商标即应被该成员国认定为驰名商标”；“如果某一商标被确定至少为某成员国中的一部分相关公众所知晓，该商标可以被该成员国认定为驰名商标”。两款规定不同点在于“熟知”应当被认定为驰名，而“知晓”是可以被认定为驰名，但两款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了“一部分”而非全部相关公众知悉便可认定为驰名，这“一部分”自然包括，商标为聚集在某一区域的相关公众广泛知晓的情况。我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遵守国际公约是我国的职责所在，因此将《保护规定》中关于“在中国”的含义，理解为中国境内任何一区域更加符合国际公约的精神。
第二，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精神一致。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网络域名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做出认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商标纠纷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做出认定”。两个解释都赋予了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利，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法院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地方人民法院按照行政区划又分为基层、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三级。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级别管辖原则和地域管辖原则，商标侵权案件一般由被告所在地、侵权行为发生地或者侵权行为结果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由此推知，只要一商标在人民法院所辖区域的范围内被相关公众广泛知晓，即可认定为驰名商标，而没有必要要求该商标在全国所有地区均被广泛知晓。
第三，符合企业产品市场推广的需要，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我国幅员辽阔，一种产品要想占领全国的市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企业一方面为了推广产品，另一方面要解决资金缺乏、规避风险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在产品推广初期，往往先集中精力占领某一区域的市场，然后逐步占领全国的市场。市场推广的过程中，结果使得商标在我国一部分区域内十分驰名，而在其它地区默默无闻，如果不给予其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对于企业将来的发展十分不利，有碍于民族品牌的培植。综上所述，驰名商标不一定是“中国驰名商标”，它可以是在外国驰名的商标，也可以是在地方驰名的商标。笔者认为，主管机关在认定驰名商标的描述中，应当在驰名商标的前面加上“在某某省（自治区、市县等）区域内”等区域性修饰语，一方面解决驰名商标的地域性问题，另一方面适应我国行政区划的特点，以及企业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
（二）驰名商标的企业名称禁用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应当明确
驰名商标本身蕴含着无限的商业价值，事实上存在有些企业有意或者无意将他人的驰名商标作为自己的企业名称使用。《商标法实施条例》和《保护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他人将其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登记，可能欺骗公众或者对公众造成误解的，可以向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撤销该企业名称，企业登记主管机关应当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处理。1999年9月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通过的《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建议和注释》，第5条规定：“驰名商标注册人应有权请求主管机关裁决，禁止使用与驰名商标发生冲突的标志。允许提出此种请求的期限，应自驰名商标注册知道该发生冲突的企业标志的使用之日起5年”。该《注释》第1条规定：“企业标志指用来识别自然人、法人、组织或者协会的企业的任何标志”。笔者认为任何标志包括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的企业名称，因此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和《保护规定》关于驰名商标企业名称禁用权的规定，符合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但是这项权利的行使在程序上却存在一定的障碍。
1.行政救济途径缺乏程序上的支持。依照《商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驰名商标的认定机关包括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及人民法院，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有权利对商标是否驰名做出认定。驰名商标是一种法律保护的一种手段，主管机关所做出的认定的效力仅仅相对于本案，对于任何第三事件均不发生法律效力（前面已经有所论述）。而《保护规定》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认为他人将其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登记，可能欺骗公众或者对公众造成误解的，可以向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撤销该企业名称，企业登记主管机关应当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处理。”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是国家工商局和地方各级工商局。当遇到驰名商标所有人要求撤销他人企业名称登记时，工商局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对驰名商标保护必须以认定为前提，而工商局无权对商标是否驰名做出认定，在商标驰名被认定之前就无法撤销他人的企业名称；另一方面，法律也没有规定向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移送案件的程序。这就使得驰名商标的企业名称禁用权在行政救济这条路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关键词：商标；域名；抢注；法律保护
随着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圆满落幕，中国奥运健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正当国人为奥运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欢呼时，却出现了一些不合时宜的现象。从北京奥运吉祥物之后，“五福娃”的.cn域名和.com域名就先后被抢注。奥运期间，一些奥运冠军的姓名也被抢注成了互联网域名，更有“精明”的商家欲将奥运场馆“鸟巢”和“水立方”作为其商品商标申请注册。由于这些现象的出现，引发各类法律纠纷，也反应出我国在商标和域名的法律保护方面的一些缺陷。
一、我国对商标、域名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
1、我国商标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对商标权的保护，我国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实施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商标印制管理办法》、《奥林匹克标志备案及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法律和制度上明确了商标权的保护框架。
尽管有诸多法律对商标权的保护做出了规定，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仍然出现大量商标抢注事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我国商标权保护的局限性。
第一，商标权的取得受到限制。根据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权的取得采用“注册原则”，即按申请商标注册的先后来确定商标权的归属，不经申请注册，就不享有商标专用权，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护，“注册”是形成商标专用权的唯一的法律事实。与此相对应的是“使用原则”，它是按使用商标的先后来确定商标的归属，谁最先使用该商标，谁就享有商标专用权。注册原则只是对最先申请商标注册者认定其享有商标专用权，这一制度的结果为商标抢注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商标权。的保护范围受到限制。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申请注册同一商标的，应当按商品分类表提出注册申请”、“注册商标需要在同一类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应当另行提出往册申请”、“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懒商品为限”。申请人若只申请在一个类别的商标。不可能就自然拥有其余类别的商标，更不能禁止第三人申请其余类别的商标注册。这就为商标抢注行为提供了必然性。
第三，对驰名商标保护与国际惯例存在一定差异，为恶意抢注者提供可乘之机。虽然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在《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中均有规定，但因各国法律对此规定不一，而且驰名商标较之一般商标而言，能够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因此在这一领域的抢注事件也最为突出。我国《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因素：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但由于我国在司法和理论的实践不多，在认定标准方面与其他国家还未形成共识，与国际法律制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当驰名商标在他国或地区被抢注后，能否得到法律保护，完全取决于当地国家的法律规定。
2、我国域名的法律保护现状及不足
迄今为止，我国针对域名问题先后出台了《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中国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关于审理因域名注册、使用而引起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其中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域名纠纷案件的案由、受理条件和管辖，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构成侵权的条件，对行为人恶意以及对案件中商标驰名事实的认定等，都做出了规定。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2006)第九条之规定，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行为构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注册或受让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其他恶意的情形。这一规定对恶意注册和使用域名行为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3、出现大量抢注行为的原因分析
第一，规范性文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仍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而且，我国目前尚无有关互联网域名的单行法律，《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中也没有对域名所产生的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发生域名纠纷时人民法院没有审理判决的依据。
第二，审核程序不完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之规定，域名注册遵循“先申请先注册”的原则，即是说谁先申请谁就享有该域名的所有权。域名注册机构仅对域名注册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查，而不负责对该域名是否侵犯他人在先权利进行实质审查。这一规定必然会导致域名抢注行为的频发。这也是为什么有企业名称、知名商标及标识、奥运福娃及奥运冠军姓名等被成功抢注为域名的原因。
第三，处罚力度较轻。从《商标法》、《法不正当竞争法》及《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恶意抢注和使用行为以及其他一些违法或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都比较轻，而域名一旦被抢注，特别是一些驰名商标或知名个人名称被抢注后，给恶意抢注者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其的惩罚。在利益的驱使下，抢注行为便频频发生。
二、解决策略
针对上述商标及域名保护中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结合当前我国实际，加强对商标及域名的法律保护、完善相应立法体制，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一些解决策略。
第一，完善立法。我国是WIPO和WTO的成员国，那么，我国商标和网络域名的法律保护应在最大程度上与WIP0和WTO的精神和原则相一致，做到既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但是，对驰名商标和网络域名，我国还没有一部单行的法律来对之加以规定和保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律体制的不足。完善立法，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和最终途径。
第二，细化对驰名商标的保护。由于商标抢注行为多发生在驰名商标领域，因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首先扩大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加大对我国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遏制抢注驰名商标的行为，但是，有时对外国人所有的驰名商标的保护过宽，相应的就会限制到国内经营主体的生存空间和其权利的行使。因而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不宜过分扩大，但也不可过于谨慎而缩小，应细化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和保护范围，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国际惯例，本着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最终达到对驰名商标的保护。
药品名称同时又是注册商标，他人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药品上使用该药品名称的，不构成商标侵权行为，但前提是不能突出使用该批准备案的药品名称。其理由是：第一，药品名称与药品注册商标发生冲突是我国药品管理制度与商标注册制度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作为当事人来说，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第二，允许将药品名称作为商标进行注册，会造成药品生产者对该药品的垄断，是不公平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通用名称对注册商标或非注册商标的抗辩
（一）通用名称的认定
区分通用名称还是商标的关键是功能区分：其功能是区分不同商品还是区分相同商品来源。认定通用名称要把握如下几点：
1、在先权问题；2、使用者是否为恶意：实践中考察名称是否为突出实用；
3、判决商标侵权是否会造成双方巨大利益失衡；4、相关行业协会态度；5、相关公众：是否为相关公众即相关消费者、生产者、销售者都需要使用的产品名称；6、通用名称是否在使用中出现第二含义即具备了作为商标的显著性，如果有一个企业长期使用的某个商品和服务的专用名称，尽管属于我国《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用作商标的标志范围，但是经过长期使用，产生所谓的第二含义，或者说通过使用产生了显著性，符合了商标注册的条件，就可能被核准注册；7、我国有关部门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行业产品或商品目录、《国家药典》中规定的产品名称。
（二）通用名称抗辩具体理由：
1、通用名称使用中没有获得显著性；
2、是约定俗成的商品通用名称，且使用地域范围广泛
海南澄迈万昌苦丁茶场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第三人海南省茶业协会商标争议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商评委撤销“兰贵人”商标用于茶叶商品的裁定。法院认为：万昌茶场标题为“椰仙兰贵人———藏不住的美丽”的广告中提到，“椰仙兰贵人”茶属于多种具有保健功效植物拼配而成的现代茶饮，该证据显示了万昌茶场将“椰仙”作为区别他人生产的如康加牌、致合牌“兰贵人”茶的标识来使用，万昌茶场未对此事作出合理解释。如按万昌茶场所称，“椰仙兰贵人”是标识，其茶品名称便不得而知，故可以认定万昌茶场也系将“兰贵人”作为茶的品名使用。
法院还认为，“兰贵人”茶品的流通地域范围明确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五省，且以这五省为主，并非全国。但对通用名称广泛性事实的认定不能脱离事物发展的本源，“兰贵人”茶品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茶品，发端于台湾及福建，流行于南方特别是沿海诸省，符合其自有的流传特性，这与“兰贵人”茶品与生俱来的地方性特色相关联，“兰贵人”因而在沿海各省获得广泛认可，且时间持续已达，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名称存在的持久性及使用的广泛性。据此，法院认为应当认定南方五省茶叶行业使用“兰贵人”情况满足了其广泛性的事实构成，虽未及全国，但属于至少南方五省茶叶行业普遍共同使用的茶品名称。
3、作为商标组成部分的通用名称，构成正当使用
北京汇成酒业技术开发公司诉北京市华都酿酒食品工业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中，汇成公司系“甑流”商标注册人，该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第33类“含酒精的饮料（啤酒除外）”。被告华都公司擅自将与“甑流”商标相同的文字使用在其生产的白酒产品上，称为“北京甑流酒”，并在市场上长期、公开、大量销售，侵犯了原告的商标权。汇成公司于2006年4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品的通用名称，通常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或者本行业中约定俗成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缩写、俗称等。《北京市志稿》已经确切表明，净流（或称甑流、甑馏）是一种特定白酒的通用名称，此称谓通行于北京乃至华北地区，且积年已久。汇成公司虽对“甑流”文字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但无权禁止他人在自己的产品及宣传中将“甑流”作为特定产品的通用名称加以使用，华都公司为说明产品的性质及特点而使用“北京甑流酒”字样属于正当使用，这种使用并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注册商标含有商品通用名称，在该商标的有效期内，他人使用该商品通用名称，是否侵犯该商标的专用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观点是，商品通用名称被申请为注册商标或者注册商标的一部分后，商标权人虽然对该商标享有专用权，但不得限制他人对该商品通用名称的使用。
4、含通用名称的商标权人无权阻止其他人也将通用名称作为商标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
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的木糖醇无糖口香糖构成对自己生产的乐天木糖醇无糖口香糖的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木糖醇”是一种甜味食品添加剂的名称，是“木糖醇”这种商品所具有的通用名称，消费者对“木糖醇”的理解仍是“木糖醇”系一种甜味食品添加剂，“木糖醇”并不是乐天公司经营的“乐天牌”“木糖醇无糖口香糖”商品特有的名称。而好丽友公司在自己制造的木糖醇无糖口香糖上加注的“好丽友牌”及其三条色带标志与乐天公司的“乐天牌”及其三条色带标志是不同的，具有识别性，消费者不会造成混淆。法院分析中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和无糖的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木糖醇”并列使用的两个标识，消费者能否将其区别开来。
三、销售商、普通贴牌加工方、商标标志印制方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我国《商标法》第56条规定了作为商标侵权被告的抗辩理由，即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而目前外贸“贴牌加工”引发的商标侵权纠纷，对于构成商标侵权的情形，应当结合加工方是否尽到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合理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
其中有“不知道”即主管无过错。那么，“不知”如何来确定？司法实践中，对于“不知”通常按照正常人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是否能发现侵权行为。销售商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必须证明自己销售侵权商品已经尽到合理的谨慎审查。即如销售商能证明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免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上述“正常人标准”不能误解为“普通人标准”，一般来说，法庭只考虑一个业内的正常人应当怎样做，而非一般的普通人实际是怎样做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判断，一般基于法官的理性、内心确认，依照现有经验、生活常识，结合损害发生的概率、严重程度、排除损害风险的困难程度、被告行为的可能意图、被告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
四、特殊贴牌加工抗辩（国外权利人委托国内企业代加工后直接出口国外
举个例子，中国企业A在中国申请注册了某商标，B国企业B在B国申请了同样的商标，即A、B企业在各自国家分属相同商标的权利人。B之后授权国内企业C生产带有该商标的产品，之后直接销售到B国，而没有任何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行为。
本案例涉及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问题，即在一个国家申请的商标只能在这个国家区域内受到保护。但具体到上述案件，工商局一旦接受举报或发现生产就查处，海关肯定会禁止出口甚至扣押、没收，人民法院如何审理，各地法院观点不同。福建法院认为不构成侵权，北京法院也认为不构成侵权，但是浙江法院就认定是侵权。
我们讲，商标的主要作用是区分商品来源，只有构成消费者混淆，才构成侵权。既然国内企业只是加工，没有在国内销售、流通，就当然不会导致国内消费者混淆，当然不构成侵权。所以，本案例在理论是不构成侵权，但实践中工商、海关、公安都有可能认定侵权查处。
五、对在先企业名称、中华老字号的正当使用
商标和企业名称均属于商业标志的范畴，但分属不同法律保护、调整范畴。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维护公平、利益平衡和保护在先权利、是否产生消费者混淆、被侵权商标知名度等原则予以处理。
企业名称未突出使用、未造成市场混淆、清楚标注生产厂家及厂址的，不应按照商标侵权行为处理。特别是对于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的权利冲突，当事人不具有恶意的，应当视案件具体情况，在考虑历史因素和使用现状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解决冲突，不宜简单地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对于权属已经清晰的老字号等商业标识纠纷，要尊重历史和维护已形成的法律秩序。对于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已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企业或者企业名称的简称，视为企业名称并给予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因使用企业名称而构成侵犯商标权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令停止使用，或者对该企业名称的使用方式、使用范围作出限制。
对于原告以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为由，请求撤销被告企业字号、变更字号的诉求，一般来讲，企业字号如已经连续使用超过5年，则具备了市场稳定性，一般不宜支持撤销、变更诉求。同时，应当区分权利取得行为和权利行使行为。权利的授予是否合法属于相关法定机关的行政职权，消除由行政授权而引发的知识产权权利本身的冲突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对于要求确认某申请或注册行为违法及要求撤销或无效某项行政授予的权利的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因行使权利而引发的行为层面的权利冲突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并对权利的行使作出规范或限制或禁止。
同时，在处理标识类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纠纷时，虽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但双方标识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混淆误认的，法院有可能会根据案情判决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标注区别性标志、公告或声明等消除冲突状态。
六、注册商标未实际商业化使用
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未实际投入商业使用的，确定民事责任时可将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作为主要方式，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可以酌情考虑未实际使用的事实，除为维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外，如果确无实际损失和其他损害，一般不根据被控侵权人的获利确定赔偿；注册人或者受让人并无实际使用意图，仅将注册商标作为索赔工具的，可以不予赔偿；注册商标已构成商标法规定的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情形的，可以不支持其损害赔偿请求。
七、被告为自主品牌商标，构成近似的程度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精神，对于自主品牌的商标，确实没有造成市场混淆，同时以技术对比形式考查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程度、考虑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的显著程度和市场知名度。
八、停止有关行为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失衡或有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实际上无法执行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精神，如果停止有关行为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失衡，或者有悖社会的共利益，或者实际上无法执行，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不判决停止行为，而采取更充分的赔偿或者经济补偿等替代性措施了断纠纷。权利人长期放任侵权、怠于维权，在其请求停止侵害时，倘若责令停止有关行为会在当事人之间造成较大的利益不平衡，可以审慎地考虑不再责令停止行为。
针对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的抗辩，具体来讲，停止侵害应以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和侵害行为正在进行或仍在延续中为适用条件，符合上述条件者原则上应判令停止侵害。但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应判令停止某种行为，则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合理平衡当事人之间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来确定。如果权利人受到的损害并非难以弥补，停止有关行为会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的极大失衡，或者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实际上难以执行，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在采取充分切实的全面赔偿或者支付经济补偿等替代性措施的前提下，可不判决停止某种行为，在具体执行中，可能有些出入，但大体一直。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适用停止侵害责任要满足行为的不法性、责任的限度性和符合利益平衡原则三个条件。
九、对于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诉讼请求的适用条件及抗辩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法院在审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件中，可以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根据该规定，赔礼道歉不是商标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虽然如此，但不少法院仍会判决赔礼道歉，关键在于，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的责任最终承担基本都是登报，最终责任形式过于近似。
消除影响的适用条件是公民、法人人格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或者社会评价降低。消除影响的范围应当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范围相一致。为消除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如登报声明）应当是公开的，以在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中消除不良影响。
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如果商标权人诉求公开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法院判决无疑应当支持公开登报声明以消除影响。如果商标权人诉求公开登报赔礼道歉，其本意仍然是以此清除商标侵权行为对商标信誉造成的不良影响，只是商标权人分不清消除影响与赔礼道歉这两种民事责任之间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判决登报声明以清除影响；当然，如果法院经释明已明确告知恰当的诉讼请求应当是公开登报声明消除影响，而商标权人仍坚持其诉讼请求是公开登报赔礼道歉，而不是公开登报声明消除影响，则法院就不应再判决公开登报声明消除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很确，商标权人诉求的不是消除影响而是赔礼道歉，由于赔礼道歉不是商标侵权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故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承担，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认为，侵害知识产权主要还是一种对财产的损害，要严格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而吴汉东教授则认为要把握住三点，“一是不限制适用范围，二是要做原则性规定，三是供当事人选择”。
十、对注册商标的其他合理性、正当使用
我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此条对于有第二含义的含有县级以上地名的商标，允许注册，如“红河”
商标等。但又实际上限制了商标权人的部分权利，即他人产品上将注册商标作为地名合理性使用。
同时，商标的价值可以分为商标作为文字、标识本身所具有的符号价值和经营者通过经营行为附加的能够将商标与商品以及商品的生产者之间建立联系的区别价值。商标专用权的禁止权的范围，应该排除掉那些正当地使用商标权人的商标的基础符号价值的部分。一般来讲，抗辩人对商标的正当使用应符合以下条件：1、抗辩人主观上善意；2、对商品仅做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3、并非作为商标或包装装潢等使用；4、不会造成相关公众混淆或误认。
十一、诉讼时效的超期
诉讼时效超期，一般是被告的绝对抗辩事由。对于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侵权及赔偿，原告必须证明被告侵权的持续状态。在此前提下，可以判决被告侵权成立，但是赔偿数额则由之日起向前倒推两年为限计算原告的损失或被告的获利情况。
十二、关于域名构成商标侵权的抗辩事由
对于原告要求撤销、转让、注销、停止使用与其商标相同或近似（包括拼音）域名的诉求，一般依据《关于审理因域名注册、使用而引起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中“被告域名或其主要部分构成对原告驰名商标的复制、模仿、翻译或音译；或者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误认。”条款予以抗辩，即原告商标必须证明构成驰名商标，而被告不认为原告商标构成驰名商标。
其次，被告也可证明其对该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享有权益，或有注册、使用该域名的正当理由。
同时，ICANN的《统一域名争端解决规则》规定，被诉人在收到投诉通知后，如能举证证明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即可证明其对域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从而有效对抗投诉人的投诉：“A、域名注册人在收到投诉通知之前已经出于善意在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或者证明准备使用域名或者某个与域名相对应的名称；B、域名注册人(不论其为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因该域名而为公众所知，虽然域名注册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商标权；C、域名注册人出于合法目的使用域名或者属于合理使用，并非为谋求商业利益而误导性地吸引消费者或者贬损有关商标的声誉。”
如何给商标取个好名字，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的客户常常为了申请一个商标发动全公司的员工一起想，不厌其烦地一批一批将这些名字让我查询，却没有一个能够注册。给商标取名字和给孩子取名字一样不容易，大家都想用好听的、吉祥的名词，但是我国现在每年商标的申请量达到百万个，这些好听的名字早叫别人给注册了，商标和名字不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同一个类别是不能有重名的，所以给商标取名字确实是件苦恼的事情。商标制度在我国实行的时间很短，但是在古代我国就重视商号（字号），这些中华老字号很多演变为商标，商号的取名方式也直接影响商标的取名。老字号，我们很难一一去考究来历，但我们可以体味到深厚的文化内涵，比如：“同仁堂”，“全聚德”，“东来顺”等都是非常好的商标名。建国后，我国商标制度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数字化”、“同一化”，比如中学都按数字来编号：一中、二中、三中……在大城市序号可以编到三位数，全国的书店统统叫“新华书店”，老祖宗留下来的老字号也被拆散得七零八落，经过这样的破坏，民众对商标制度的了解基本上已经归零。尽管我国重新制定知识产权制度，但是民众使用商标的观念和对他人商标的尊重需要两代人才能恢复，至今人们给商标取名也显得稚嫩，一般取名有这几种方式：1、以地名为商标。例如青岛生产的啤酒就叫“青岛”，北京生产的叫“北京”，哈尔滨生产的叫“哈尔滨”，其他的还有“南昌”啤酒等，景德镇的陶瓷直接用景德镇做商标。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县以上的地名一般都不能作为商标使用，所以现在简单用县以上的地名作为商标基本是不可能的。2、商标直接宣扬商品的用途。比如“永久牌”自行车，“永固牌”的锁……这些带有夸大宣传的词根据《商标法》的规定也是不可以注册的。尽管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如“立白”这样的商标出现，随时商标制度的健全，以后应该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商标了。3、用一些比较有象征意义的物体或人们比较喜欢的花鸟动物等的名称作为商标。例如“长城”，据统计被注册了几百个，“凤凰”在驰名商标榜中就有“凤凰”相机和“凤凰”自行车，大家所熟悉的还有“凤凰”香烟，“牡丹”有“牡丹”香烟，还有“牡丹”电视……《商标法》并不限制这类商标的注册，但是这些词汇早被反复注册，现在再注册基本没有了可能。4、以有名的风景名胜作为商标。庐山、黄山、泰山等都被广泛使用在各种商品上。这些早期的方式都不能适用于现在商标的取名，甚至连借鉴的意义都没有了。近来有非常不好的一些取名方式出现：1、傍名牌，就是采用复制、翻译、模仿驰名商标的方式注册商标，最为典型的是将国内、国外的驰名商标做为后缀或前缀，例如××鳄鱼、华伦天奴××。傍名牌其实是非常老套的，目的就是使消费者造成混淆，误以为就是名牌或者与名牌有关系。这样的一种商标申请思路还很有市场，因为普通民众的识别能力有限，傍名牌者往往能靠这种方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打开市场。虽然我们可以找到傍名牌者自己傍成名牌的例子，在现在的市场法制环境下，这种方式绝不是一个正规公司长久的做法。“浙江鳄鱼”将自己也傍成名牌时，遭到了起诉，自己辛苦培育的商标付之东流。一旦消费者识别傍名牌的行径将造成很恶劣的影响，让人痛恨，这种傍名牌行为本身就是商标侵权行为，而且现在打击非常厉害，为公司长久计这种方式不值得做。2、傍名人，就是用名人的姓名或其谐音字注册商标，例如 用“泻停封”（谢霆峰）作为止泻药的商标，用“本拉灯”（本·拉登）作为灯饰的商标等。最近有一件事情闹得挺热闹，文艺界有个叫雪村的，他的名字被用来注册为避孕套的商标，据说他很生气，准备起诉申请者、使用者。傍名人如果直接用名人的名字注册商标，这将因为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该商标即使被注册还是会被撤销，所以不能直接用名人的名字，至于用名人的谐音，而且这些谐音还能找到对应的意义，是可以注册的，但是如果名人在商标申请阶段提出异议，该商标将最少在四年内也很难获得注册，即使获得注册，几年以后该名人可能早被公众遗忘，该商标也失去了其名人效应，反而留给别人笑柄，所以傍名人的做法也不可取。3、傍热点，用热点和重大事件的名字注册商标。近年来商标领域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每逢发生重大事件，总能听到有人申请注册与之相关的商标，如台风“麦娜”闹得动静很大，“麦娜”被抢注，“神五”上天 后，“神五”马上被注册为商标……傍热点有个很早的典型——“宇宙”牌香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年春节晚会上，相声演员马季表演了一个节目，向大家推销“宇宙牌”香烟，这个牌子的香烟当时并不存在的，东北有家烟厂马上申请了“宇宙”牌香烟，并实际用于香烟上，这是大概是最早的傍热点，大家可以问问现在知道这种烟的人有多少？傍热点和傍名人一样，今天的热门人物、热点事件，等到两年后商标注册下来，早就被公众遗忘了，所以这类商标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不会有什么价值。商标就象给孩子取名字，各商标申请人自己对商标的有各自的寄托，是有文化内涵的，不是猫三狗四随便叫的。现代人浮躁，本身文化程度不足，很难给商标取个象百年老字号那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商标来。上面这些方式基本不可取，甚至违反《商标法》的规定，是侵权行为，不值得那些真正想做事业的人可以借鉴的方式。其实商标也有其规律性，商标可以分成四类：臆造商标、任意商标、暗示商标和叙述商标。臆造商标是由臆造的词（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词）组成的商标，因为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词，所以这种商标与任何商品或服务都不会有联系，例如海尔集团的商标“海尔”；任意商标的名字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如“苹果”是一个常用词，不能用作苹果本身或水果的商标，用于电脑的商标，便与其指定的商品或服务无关；暗示商标虽然暗示了商品的特点，但因具有想象力而不是直接叙述，故仍可作为有效商标，如“洁尔阴”用作妇女用清洗液的商标，虽然暗示了商品的一定特点，却并没有直接指明效果是多么的好，仍是一个有效商标；叙述商标则直接叙述商品或服务特点的商标，如“永固”用作锁具的商标，直接叙述了锁的特点——牢固，并且明显带有夸大的成分，即使确实牢固，也不可能永远都牢固。商标最基本的功能是区别性，用来区别产品或服务的来源，商标必须具备最起码的属性，即具有显著性，越具有显著性，区别的功能就越强。四类商标中臆造商标的显著性最强，任意商标与暗示商标次之，叙述商标最弱（有人可能对这话纳闷，这涉及到商标的理论，本文不阐述）。世界各国均规定叙述性的商标缺乏显著性，不被允许用来注册商标，但我们恰恰最喜欢用的就是叙述商标，恨不能用世界上最为绚丽的词汇，最能表达商品功能和用途的词来注册，有个洗涤用品注册了“奇强”，想告诉世人该用品的洗涤能力奇强。第二喜欢的是暗示商标，第三喜欢的是任意商标，人们最少关注的是臆造商标，我们的喜好刚好和商标的显著性相反，这也充分表明我们对商标制度了解的程度之低。在这四类商标中，我们最喜欢的叙述商标现在基本被法律禁止注册，暗示商标受到极大的限制，任意商标的好名字早已经被其他人注册了，找到自己满意的，需要反复查询，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将目光放到最有显著性的臆造商标上？一个好的臆造商标能比普通商标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更容易提高知名程度。臆造并不是胡乱去造一个从来没有的词汇就用来注册商标，我们来看一些比较好的臆造商标，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好的臆造词汇的方法：1、将行业相关的外语单词音译成现实中没有的，但可以赋予一定的字面意义，符合中国人习惯的中文词汇。如有家珠宝公司将英文单词diamond（钻石），音译成“戴梦得”，是极佳的臆造，字面意义可以解释为“本公司生产的珠宝，你梦中都想戴上”，对于珠宝业这种翻译极为贴切。翻译外语单词，音译，意译都无拘束，关键是翻译成中文后的字面意义。2、可以将叙述性名词的外文意思译成中文。比如“最好”因为叙述性太强，肯定不能获得注册，但是如果将其英文单词best翻译成中文注册就不一样了，best被很多公司翻译后当商标使用，其中有一个译成“必思得”，作为一个商品商标使用还是非常好的商标。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海信公司，其商标“海信”，英文意义是高度清晰的，如果用“高度清晰”作为商标用在电视机上，因为夸大功能，按我国《商标法》的规定是不可能获得注册的，但是音译成“海信”这个却被培育成我国驰名商标。3、我们一般提倡公司的主商标应当和公司的商号保持一致，但是当人们想到要一致时却发现已经被别人抢注，我国著名的联想就遭遇在国外被抢注的厄运，不过联想毕竟是联想有好招化解，将中文译成没有意义的外语单词，将联想注册为“Lenovo”，这个并没有意义的词。4、将公司商号用中文的拼音来注册是比较常见的方式，看起来显得很原始，不赶潮流，于是这样的办法出现了，将公司的中文拼音按外文的形式拼写，读音相当于中文的音，比如“红豆”集团的就将 红豆的拼音变为“hodou”。5、根据行业的特点，从自己的企业宣传口号中精练出一个新造的词汇，例如上海朵彩彩棉服饰有限公司的“朵彩”就是从“棉朵如云，颜若彩虹”精练而来。以上列举的方式仅仅为开阔臆造商标的思路，当然还有很多很好的臆造商标的方法，留待大家进一步去开拓。
我国立法在确定平行进口的合法性问题时,应从两大理论分歧入手,结合商标的功能,以及商标法的立法宗旨这两个方面,综合加以考虑。原则上禁止平行进口,同时有限制地适用商标权国际(或区域)穷竭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平行进口。
当代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的贸易攻防战可谓此起彼伏。平行进口,作为一个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国际贸易问题,既是国际贸易竞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知识产权法学界长期讨论且颇有争议的棘手问题之一,在我国立法中尚属空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平行进口问题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由此引发的法律争议也会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将变刻不容缓。
一、平行进口的概念
平行进口亦称为灰色市场,我国学者对其定义有一定的差别。一些学者的定义是: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未经商标权人许可,进口并出售带有相同商标的商品。[1]还有学者定义为:在外国商标权人授权国内商标被许可人(以下简称商)使用其商标制造或经销其特定商品的情况下,其他未经授权使用其商标的国内经销商(下简称非商)通过外国商标权人或第三人合法进口外国商标权人或其授权厂商制造或销售的同牌名商品并在国内销售,从而形成商与非商在国内市场因商标正面竞争的现象,对此现象称之为平行进口。[2]根据第二种定义,必须有被授权商的先行使用或进口的事实,才存在非商的平行进口问题。而根据第一种定义,则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笔者认为,根据国外诸多国家的立法及实践,只要本国存在商标权人,第三人未经其许可将标有其商标的商品进口到国内就构成平行进口,不管事实上是否存在商标被许可人的先行使用或进口。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定义法,不过既无先行进口,何来平行进口?所以笔者认为使用灰色市场这个概念似乎更恰当些。
笔者认为,所谓平行进口,是指当某一商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注册获得法律保护时,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直接或间接从外国商标权人手中合法购得标有其商标的商品并未经本国商标权人许可输入本国销售的行为。在平行进口关系中,有三方基本当事人,即:外国商标权人、本国商标权人、未经授权的进口商(非商)。
平行进口的上述定义表明:(1)平行进口商进口的商品必须是国外商标权人生产或销售的同牌名正宗商品。(2)平行进口以非商合法取得标的物以及进口的标的物合法为前提。若平行进口的商品系非法取得或为非法商品,则这种进口将因其明显违反国家相应的法律而受到制裁。因此,这种非法进口同牌名商品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已无讨论的意义了。
二、在平行进口问题上的两大理论分歧
在国际贸易中,出于经济和法律的考虑,有关平行进口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特别是合法性问题,即平行进口是否构成对进口国当事人商标权的侵犯,成为国际贸易领域及知识产权法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商标权地域性理论与商标权穷竭理论之争。
反对平行进口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商标权地域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商标在哪国注册,其所有人的独占权利就应在哪国受到法律保护。因此,未经所有人或被许可使用人同意的平行进口是对进口国商标权人权利的侵犯。而且,商标权根据每一国家的商标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存在,其合法作用除了标示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及其信誉外,在不同的国家事实上具有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当商标使用权发生域外转让时,商标权代表着被许可使用人开发出的独立信誉。为了建立这种信誉,被许可人做出了额外的努力,付出了相当的费用。保护这种独立的信誉,就是商标权地域原则之所以产生的基础,平行进口无疑将使被许可人的这种独立的权利利益受到损害。[3]
反对平行进口者还认为,从经济上看:(1)消费者对灰色市场的存在几乎一无所知,面对市场上价格悬殊而商标相同的商品,消费者会感到茫然。平行进口的商品通常只具备商家提供的服务和担保,不具备厂家提供的服务和担保,消费者通常并不知道或不可能注意到这些差别,特别是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即使同一商标的商品,在质量上也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平行进口可能使消费者对同一商标但不同来源的商品产生判断和选择上的困难。如果平行进口商品存在质量缺陷,而又没有明确标示出商品来源,消费者就会因无从识别而遭受其害。(2)由于平行进口的货物在质量、售后服务以及担保方面和厂商提供的服务和担保不同,由此引起消费者的不满将直接损及国内商标所有人或使用权人的良好信誉。
赞成平行进口者的理论依据则是商标权穷竭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商标权所有人或被许可使用人曾经同意将标有其商标的商品投入市场,那么该商标权所有人及被许可使用人就丧失了对它的控制,其权利已经用尽。任何人合法取得该批商品后再如何转销,商标权人无权干涉。因此,平行进口是合法的,不构成对商标权的侵犯。
关键词：商标淡化立法体现完善思路
一、商标淡化概述
(一)商标淡化理论产生的背景。
商标最初的原始功能是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我国北宋时期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商标，就已经具备了商标标识商品出处的原始功能。商标的作用在于避免混淆、误认和欺骗。当商品或服务一旦卖出，商标的使命就完成了。当非商标权人未经商标权人的许可，将商标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时，非商标权人的商品与商标权人的商品发生了混淆，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选购，商标权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此时传统的商标“混淆理论”对商标权人的利益进行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之间加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原来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商品制造商通过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追加广告宣传等投资，精心培育仑业的良好信誉，此时的商标已凝聚了企业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承载着企业的商誉，彰显着一种品质、风格和地位。消费者对企业的品牌产生了消费信赖心理，在商标与特定商品之问建立了独特的联系，商标从此拥有了独立的经济价值。因此，任何对驰名商标价值的损坏行为都应当禁止。
商标淡化行为正是随着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的经济功能及表彰功能的崛起，逐步产生、发展起来了。当侵权人将商标权人的驰名商标非法使用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表面上看并没有发生商品来源上的混淆，也不影响消费者的选购，但会使人们产生联想，联想到商标权人的商标，并将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的良好商誉转移到侵权人的商品和服务上来，加大了侵权人的产品销售力，提高了侵权人的经济效益，却侵害了商标权人的利益。此时，传统的混淆理论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无能为力，“而商标淡化理论则成为一把金钥匙”。
商标淡化现象在商业领域中并不少见。早在1923年德国联邦法院关于禁止一家污水处理公司在其抽粪车上使用著名香水制造商的香水商标“4711”的判决，是迄今最早适用商标淡化理论对驰名商标提供法律保护的典型司法判例。而“淡化概念”学界通常认为源于1927年美国法学家富兰克·斯科特在《哈佛法学评论》中发表的《商标保护的理论基础》一文。虽然文中并没有明确地使用“淡化”一词，但是斯科特在文中指出：“商标权人不仅应当禁止他人将他的商标使用于相互竞争的商品上，而且应当禁止使用在非竞争性的商品上。”至此，淡化的概念逐渐被学者们了解并接受。
此后，商标淡化理论随着司法判例的丰富，学者们进一步地探讨，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多数学者认为，驰名商标蕴含着企业深刻的文化内涵，具有不可估量的企业无形资产价值，任何可能弱化、丑化甚至玷污该商标的显著性的不良行为，都会给商标权人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法律应予禁止。不久，随着淡化理论研究的深入，立法界也作出了必然的回应。如美国制定了专门的反商标淡化法，德国、法国、希腊等各国在各自的法律中修正了关于反商标淡化的条款，《巴黎公约》、《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条约中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商标淡化的理论，但某些适用条文不够明确、具体，有待完善。
(二商标淡化的概念。
商标淡化的法学概念至今在我国立法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学界对商标淡化的理解莫衷一是。美国《1995年联邦商标淡化法案》(TheFederalTrademarkDilutionActof1995)将“淡化”定义为：“减少、削弱驰名商标对其商品或服务的识别性和显著性能力的行为，不管在驰名商标所有人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存在混淆和误解或欺骗的可能性。”此定义较具代表性。笔者认为，商标淡化是一种特殊的商标侵权行为，是指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图形及其组合在其他不相同或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或者在其他领域使用的行为，从而玷污、削弱了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识别性的行为。
(三)商标淡化的性质。
1．淡化商标行为构成了商标侵权。
商标淡化侵害的是商标的显著性和商誉，商标显著性是一种正当权益。在商标领域中，商标的显著性充分体现在：商标权人或商标设计者通过智慧、知识和技术的投入，获得了具有显著性的商标。如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历经6年之久，耗资100多万美元，设计出与众不同的“艾索”(ESSO)商标。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人在其劳动中拥有的财产，正如它是所有其他财产的最初根源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商标显著性作为一种正当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商标的商誉可体现为一种财产权益。如英国法学家指出，“商誉是一种享受业已确定了的商业联系的所有好处的权利。……这是一种如此确定的财产，以至于必须考虑对其价值予以征税。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因为只有商誉的转让人才承担尊重它的义务。的确，不能限制任何的第三人以降低该商誉价值的方式进行交易。不过，作为一种可交换的客体，必须将商誉作为财产来对待。”
综上所述，淡化商标的显著性和商誉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对商标权的侵犯。
2．淡化商标行为具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淡化驰名商标行为人借助驰名商标的良好信誉，吸引消费者，提高淡化商标行为人的市场占有率，扩大其销售量，非法获取利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行为。若淡化商标行为人长期搭驰名商标之“便车”，会逐渐地破坏了消费者心目中的驰名商标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信赖关系。因此，淡化商标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对于与淡化商标行为人处于同一竞争领域的其他竞争者来说，由于驰名商标淡化行为导致他们一开始就处于竞争劣势，最终会造成有失公平的不合理竞争。因此，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侵犯了商标权人的利益，侵犯了消费者和其他竞争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秩序，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商标淡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般说来，商标淡化行为分为弱化、玷污、使用于企业名称、使用于域名，等等。
所谓弱化，指非权利人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用于与驰名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非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从而使该驰名商标与其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之间的特定联系削弱的行为。所谓玷污，又称丑化。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质量低劣的商品或服务上，或者用于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领域中，玷污驰名商标的信誉。所谓将该商标用于企业名称，是指以与他人的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自己的企业名称使用，使消费者误认为驰名商标的产品就是该相同名称的企业生产的。所谓使用于域名，是指将他人的驰名商标抢注为域名，从而利用了驰名商标的商誉或剥夺了驰名商标所有人在网络域名中使用自己商标的权利。
二、商标淡化行为法律规制的国外模式比较
“商标淡化”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德国，1923年，德国一地方法院在一判决中禁止一家污水处理公司在其抽粪车上使用“4711”香水商标。一年后，另一地方法院在判决中又禁止刀剪行业使用“ODOL”的牙膏商标。这两个将商标保护范围由相同或相似商品扩大到不相类似商品的地方法院判例，后来都得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确认。⑧德国学者把这种将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立法基础称为“商标吸引力受冲淡之虞”，商标淡化理论由此而生。商标淡化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得益于美国的司法实践，世界第一部专门针对商标淡化的反淡化法是在美国产生的(即《兰哈姆法》)。
美国驰名商标保护的基础理论是淡化，所以即使美国联邦商标淡化法对于淡化只有短短的一句话：降低著名商标识别、区别商品或服务的能力，无论下列情况是否存：(1)著名商标的所有人与他方之间有竞争关系，或(2)混淆、误认或欺骗的可能。”
但这一规定却从理论上概括了淡化的概念，而且我们认为行为的表现形式并不重要，只要这种行为“降低著名商标识别、区别商品或服务的能力”就可能被认定为淡化，被联邦商标淡化法所禁止。然而由于美国联邦商标反淡化法在措辞上的简略与模糊，美国的各个巡回法院对于如何证明淡化存在较大的分歧，并通过各个案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目前，各法院一般认为证明淡化应考虑下列五个因素：在先商标著名；在先商标具有显著性；在后使用必须是在商业活动中的商业使用；在后使用必须是在在先商标著名后的使用；导致在先商标显著性的淡化。凹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原告Pepper—idgeFarm公司诉被告的金色鱼形饼干构成了《兰哈姆法》下的商标侵权及联邦商标淡化法下的商标淡化案件，第二巡回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依上述淡化的相关要素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日本在这个领域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其特殊性在法律条文中是这样体现的：日本《商标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九项，如果注册商标的申请人出于不正当的目的，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上注册了与他人的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有关的商标注册无包括获取不正当利润，对他人的驰名商标造成损害，以及其他的不正当日的。依据《商标法逐条解释》，“对他人的驰名商标造成损害”，具体所指就是对于他人驰名商标的淡化。
三、对我国商标淡化行为法律规制的分析
我国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起步比较晚，源于1985年加入《巴黎公约》。在国内商标立法中，对淡化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一些条文中体现出了淡化的相关理念。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以行政规章的形式确定了与驰名商标淡化相关的部分问题。我国地方性法规《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与保护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一次使用了“淡化”概念，其规定：“禁止他人以各种方式淡化、丑化、贬低上海市著名商标行为。”然而，上述有关立法毕竟体现于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有限。
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对其他商标淡化驰名商标的行为进行规范。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2008年11月至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其中有条文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对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经营者之间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容易导致混淆’。”很明显，此条文扩充了商标法第十三条“容易导致混淆”的内容，这是我国司法实践对驰名商标淡化内容的一个补充，为保护驰名商标提供了法律依据。
《征求意见稿》中有条文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该条文在文字表述上使用了“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字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商标淡化行为的不正当性及其危害，这无疑是我国现行立法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的一大突破。
关于域名对驰名商标的淡化，200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四条、第五条规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以及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条款，都为解决域名与驰名商标的冲突提供了法律依据，使驰名商标得以保护。
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第三项规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中明显包含了保护竞争者承载有商誉的特定商业标记，防止他人不当利用造成商业标记的区别性特征和广告价值降低的立法目的。但上述规定是以存在竞争为适用前提的，对非竞争行业利用他人商业成就，对驰名商标进行淡化未作规定，这与商标淡化理论之问还有一定的差距。
四、完善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构想
对照各国商标淡化理论的研究，现阶段我们应立足本国国情，重新检视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着眼于以下思路进一步完善我国商标淡化立法：
(一)明确统一商标淡化行为的性质。
现行法律中虽然已经设置了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但人们只能从这些法律后果中推断出商标淡化行为的侵权性质。商标法中如果明确规定“将未经驰名商标注册人许可，将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图形等可视类标志另类使用的”也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既解决了对商标淡化行为性质的统一评判问题，又明确了商标淡化行为性质评判的法律结论。因此，立法者应当明确把商标淡化行为归位于商标侵权。
(二)将商标淡化立法纳入《商标法》。
我国理论界对商标淡化立法体例的主张概括起来有三种：有学者主张将之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范；有学者主张单独立法；还有学者主张修改《商标法》，将之纳入《商标法》加以规范。鉴于我国的立法实践，笔者认为，我国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应当确立以《商标法》保护为主体，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为补充的法律保护体系。
倘若我们一味照搬国外的反淡化法，盲目单独立法，这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首先，现阶段我国对于商标淡化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问题都是在仿照国外成例，没有针对我国国情研究、凝炼出相应的理论，难以为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其次，现阶段我国要大力实施品牌战略，鼓励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来发展本国经济，壮大民族经济实力。“我国自1985年3月开展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工作以来，至今年4月以来，我国通过行政认定给予驰名商标保护的商标仅为1624件。”可见，国内品牌的实力并不足以抗衡国际品牌，在如此状况下，若采用驰名商标淡化单独立法的模式，只会削弱国内民族品牌的实力，不利于国内经济的整体发展。
同样，将商标淡化立法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其局限性。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而商标淡化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其上负载的商誉。所以，采用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体例不适合我国现状。
驰名商标是商标的一种，符合《商标法》的保护对象的要求，应该被纳入到法律的保护之中，而反淡化保护作为驰名商标保护方式不可或缺的一种，也应该在《商标法》中加以特殊规定。按照《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的规定，加强对国内外驰名商标的保护，既是履行国际义务，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和贸易环境。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趋势日益凸显。驰名商标保护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国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立法应该采用纳入《商标法》加以规范的做法。
(三)科学界定商标淡化的法律概念。
如前所述，商标淡化的概念在理论上众说纷纭，尚未统一，而在立法上也未有一部法律对其进行界定。商标淡化理论所言的“淡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弱化、丑化等一系列的淡化行为。因而，为了防止歧义、造成混乱，立法上应对商标淡化进行科学的界定。
微信无小事
坐拥超过11亿用户，微信的事都是大事。这次为微信商标和腾讯杠上的创博亚太(山东)公司在2010年11月率先在第38类计算机终端通讯服务等类别上申请第8840949号“微信”商标注册，而这和腾讯微信的即时通讯服务的基本功能相符，一旦这项申请通过注册将给腾讯带来很大麻烦。创博亚太的第8840949号商标注册申请通过商标局初步审定但在公示期内被第三人异议，商标局做出了驳回申请的审理结果。创博亚太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复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以《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禁止使用有“不良影响”商标为由作出不予核准注册的复审裁定。创博亚太遂向新成立的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向商评委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再次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由驳回起诉。创博亚太不服一审判决当庭表示将进行上诉，微信商标纠纷是否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也迅速上升为法学争议热点。
公共利益成为争点
根据一审判决书和主审法官专门缀文解释，法院已经认定创博亚太并没有构成恶意抢注，但法院同时认为微信“已经形成的稳定市场秩序和社会影响力”，如果创博亚太的商标申请通过核准注册而迫使腾讯更换微信标志，将对现有的微信用户“带来使用上的不便乃至损失，亦可能使社会公众对微信服务的性质和内容产生误认，从而对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产生不良影响”。微信作为一款移动时代独占鳌头的超级应用拥有巨大的用户基础，也成为很多人和外部世界连接的基本工具。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生活的一部分，超过5亿的活跃用户对微信形成高度依赖度和忠诚度，一旦腾讯微信被迫改名自然会造成全社会范围的认知断裂和不适。简单勾勒一幅图景，当你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个打开和睡觉前最后一眼看的熟悉软件不能再叫“微信”，当你再也不能刷“微信”的朋友圈，那个满是好友的软件不能再叫“微信”而那个合法的山东籍微信里面连陌生人都没有时——来吧，说说您的感想！
一审法院依据社会公共利益做出判决并非没有依据。《商标法》第一条开篇言明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我国商标法同时以消费者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和商标权人的私权利作为立法目的，这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商标法只明确以保护私权为立法目的有相当不同。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对知识产权审判具有重大政策影响的《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这部具有司法解释即等同法律效力的意见从文件名就可以看出，最高院政策导向是要求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应考虑判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既可能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也可能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外。
意见第一条规定“解放思想，能动司法，切实增强提供知识产权司法保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明确要求法院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求法院“更加注重发挥知识产权对实体经济的促进和引领作用，更加注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自主协调发展中充分发挥建设者和保障者的作用。……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加适应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更加符合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更加符合我国文化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新要求”。
这一段几乎是拷贝政府报告、充满正能量政治经济学词汇的司法意见似乎是要把法院打造成经济推动器。本文无意分析意见本身的合理性与法理基础，但仅就微信商标案一审判决而言颇符合最高院意见的价值导向。
二审中的风险
尽管微信商标一审判决有一定法律依据，腾讯所期待的二审维持一审判决还没有安稳如泰山。根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先申请原则是中国商标法的基本原则。在创博亚太并无主观过错情况下适用绝对禁止注册甚至连商标使用都禁止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理由驳回注册申请就富有争议。一审宣判以来包括法官在内的专业人士进行了泾渭分明的论战，分歧必定延伸到二审审理的全过程。微信商标案可以看成是重新定义商标法所规定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次实验，不论是为一审结果暗喜的腾讯还是大失所望的创博亚太在二审中都会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
腾讯的胜负手
1，认定通用名称
注册商标必须要有区别性，《商标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商品通用名称不得作为商标注册。检索到钛媒体曾报道称“腾讯目前倾向于让国家商标局将微信认定为通用词”。如果钛媒体的报道真实，那么即使创博亚太通过微信商标注册，腾讯依然可以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向商标局申请撤销注册商标。微信不是现成的词汇，没有固有语义。从字面意义上看微信可以理解为短小和便捷的通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即时通讯的基本功能，作为商标的先天显著性不足。但腾讯通过运营已经为微信收获了11亿下载用户，属于通过后天实际使用使微信取得了显著性。通过使用取得显著性是一个客观事实，腾讯实际上自己堵住了以申请认定通用名称击退创博亚太的路径。
2，第9类注册商标
商标是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中国商标局参照尼斯分类第十版制定的2014版《类似商品与服务区分表》为注册商标申请划分了45个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类别(大类)。同样的LOGO指定在不同的商品/服务类别上是可能同时获得注册的。腾讯科技在2013年就已经获得在第9类计算机周边商品中指定包括可下载软件在内商品的第9085979号微信商标注册，这是腾讯确保在微信商标争夺战中立于不败的杀手锏。
互联网为传统产业格局带来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服务和产品泾渭分明的界限，把产品和服务整合为一体化。谷歌、BAT(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甚至IBM、苹果、微软、小米等IT和制造业企业也越来越重视服务在基本业务中的比重。创博亚太申请微信商标指定的第38类通讯服务确实是即时通讯服务的重要类别，但对即时通讯来说软件和服务又是互为依托、高度一体化的，现行商品和服务分类方法并不能解决互联网产业的实际需求。
腾讯握有第9类微信商标等于保证提供微信软件的合法性，即使创博亚太在第38类上通过微信商标注册也不会影响腾讯继续发行和提供微信APP。
3，增加区别标志
关键词：商标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效率
商标侵权的归责原则作为基本的理论问题较少有人探讨。理论上的不清晰导致我们在保护商标专用权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本文拟以经济分析方法为指导，对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种归责原则进行宏观比较，并对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价。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及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通说认为，过错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换言之，是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这即是说，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主观状态，它有故意和过失两种表现形式。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的性质是主观归责，要求在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时，要依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状态来确定，而不是单纯依靠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确定，即不仅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而且还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要件。当然，过错也是确定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解，商标法明文规定商标侵权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的则在认定行为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商标法对行为人侵权主观上未作明确要求的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它实际上也是对行为人的行为及其主观状态的一种非难，即行为人只有在有证据证明损害不是由于他的过错导致或者存在法定抗辩事由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责任。
与过错责任原则不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该原则，归责的基础主要不是行为人的过错，而是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行为人的活动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险性质与所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因此学说上也把无过错责任称之为客观责任或危险责任，英美法则称之为严格责任。这种责任突破了一般侵权责任原则的逻辑方式，不是通过“推定”过错的方法来修补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而是在过错责任原则之外另辟蹊径，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归责要件，一如某学者所说，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应当包含重要的一条：“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是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认可。
(二)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就商标侵权而言，毫无疑问，事实上大多数的侵权行为都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即有过错)为之，一如我国2001年版《商标法》第52条第1、3、4项所规定的各种情形。但也有一部分侵权行为，其行为人可能确实欠缺主观方面的过错。但无论是否有过错，由于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重大，因此都必须予以规范和禁止。其实也正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顺应与TRIPS协议接轨的需要，我国2001年版的《商标法》一改过去的立法理念与思路，将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中昭示侵权行为人行为时主观心理状态的词汇作了彻底删除。④毋庸讳言，这种修改加大了我国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为此博得了一片喝彩声。但是，质疑的声音也接踵而至，人们不禁要问：对商标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一概不作区分，这对某些销售者来说公平吗?难道无过错的销售也可以构成商标侵权?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将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对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分析。
二、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公平及效率性分析
笔者以为，人们存在疑惑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商标侵权归责原则的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商标侵权属于一般侵权，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基于这一理论而出台的《商标法》(1993年修订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一错误。而事实上，在进行商标侵权立法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愿意选择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原因主要有：
(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更容易妨碍社会公平
实践证明，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既对被侵权者不公平，也对某些侵权者不公平。一方面，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侵权行为人(如部分销售者)行为时对侵权事实都明知，执法或司法机关事后“推定”这部分侵权行为人“明知侵权”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违公平原则。在现代商业社会，由于进货渠道的“商业秘密”性质，很多分销商对于自己所销售的商品的来源客观上都不是很清楚，对于该商品是否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可能更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武断“推定”销售者“明知侵权”没有道理，也不公平。另一方面，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的规定更有利于侵权者而不利于被侵权者。如前所述，1993年版《商标法》对销售侵权的规定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可这一立法的实践结果如何呢?据统计，1994年我国的商标侵权活动(尤其是销售假冒商品的活动)比立法之前几年更严重，而诉诸行政及司法机关请求处理的数目却比几年前大大下降了。国家商标局对此解释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假冒者很难提供销售者“明知假冒”的证据，根本没有办法“依法”打击侵权者。换句话说，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直接后果是，销售者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商品的法律风险非常之低，被假冒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质性的制止商标侵权活动。这显然不利于彰显社会公平。
(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选择
首先，无过错责任不同于结果责任，其并不是丝毫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偏重保护私法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考虑侵权方的利益。事实上，“无过错”只关乎侵权责任的成立，就损害救济的幅度而言，还是应当把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考虑进去的。正是这种考虑，将无过错责任与结果责任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考虑，极大地彰显了无过错责任的公平价值。
其次，由于商标侵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代社会商标侵权现象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要有力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必须从源头上把关，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达成此种目的。一旦法律上作出如此规定，客观上必然会迫使可能的侵权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和评估其商标侵权的法律风险，从而有效的遏制其实施侵权行为的动机，进而有效地平衡保护商标权利人及可能的侵权人的合法利益。
第三，商标是商标权人用以标明自己商品或服务以指导消费者的信息，在现代社会，大多消费者都是通过商标来辨识商品或者服务的，也正因为如此，假冒商标成为现今社会商标侵权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许多的不正当竞争者利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来推销其低劣或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以达到其获取暴利的目的。显然，对这一行为如果不加以
有效制止，既不利于鼓励有技能、有进取心的人们在尽可能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商品或者服务的生产与销售，从而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侵权者的行为会使得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性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损害其合法权益)。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加强对商标权的保护，从根本上制止商标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平衡商标权利人、消费者和可能的不正当竞争者(商标侵权者)三者之间的利益。
(三)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容易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乃
至国家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实践证明，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至少(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它会导致商标权人请求保护自己权利的成本增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商标权人无法证明某些侵权行为人(尤其是销售者)实施侵权行为时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所以无法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介入以保护自己。退一步讲，就算有可能举证，根据一般侵权纠纷“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商标权人要想取得胜算(必须每个案件都举证证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其成本也将会是相当的高昂。
其次，它会遏制商品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创造品牌的激情。由于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的保护，商标权人的生产及创新积极性必然大大降低，而企业一旦缺乏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动力，其距离破产倒闭也就不远了。这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它会误导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而这将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不能很好的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相反，对于商标侵权人而言却是个利好消息。由于侵权人侵害商标专用权后受到制裁的概率极低，使得某些侵权人更乐意选择侵权而不是合法经营，这必将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侵犯商标权的侵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通常情况下要低于商标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不能制止侵权即意味着在社会资源浪费的同时消费者的福利也处于下降通道，无法实现市场经济关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的要求。
(四)与过错责任原则相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能够更好的实现制止侵权、节约社会财富的目的
首先，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侵权行为的法律风险大大增加。受侵害人只需要证明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因及其因果关系，就可以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以寻求法律的保护。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商标侵权行为人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过失，则可进一步扩大主张权利保护的范围。
其次，由于对销售者适用无过错责任，销售者的责任加大，其必然也会加强自己的注意义务。对于销售者而言，无过错责任意味着即使无过失也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销售者只好对流通渠道的每一个环节都加强监督，杜绝因为牟利而与其他侵权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可以说，正是由于销售者必须承担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才有可能最终杜绝或有效减少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流入市场，从而达到制止侵权、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目的。
第三，对于商标权利人而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将有助于充分实现商标所包含的品牌价值。由于不必太过担心商标侵权的发生，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必将投入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努力开发新产品，并提供尽可能长远而优质的服务，以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可以说，只有无过错责任原则，才能真正贯彻商标立法的价值理念，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及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理念与方向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
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一方主体利益的增加必然以减损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在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寻找到利益的最佳平衡点，通过一种“均势”的建立以彰显、维护并促进社会所需要的主体价值。商标侵权立法的归责原则也是这样，立法者在商标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配置权利义务时，必须进行适度的安排，在确保对权利人的损失进行一定程度救济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对确实无过失的侵权行为人以一定的保护。
由此，尽管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要加重销售者的责任，督促其在购进商品时就善尽注意义务，以防止或减少侵犯商标注册专用权的商品进入到流通环节，但我们内心应当清楚，“商标打假”事关重大，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果销售者确实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我们在引进并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销售者侵权责任的时候，必须将责任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二)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理念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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