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的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居所选址讲究地理生态性，结构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要求，房屋功能表征着政治伦理生态，凝聚着以生命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意蕴。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梯田耕作是客家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根植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
（四）文学艺术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3]P66体现了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高山开荒，平地遭殃”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禁忌制度在客家地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常见枝繁叶茂的大树挂满了红布，周围插满了香烟火烛，被当作敬拜的对象，严禁砍伐。有些地方还忌讳对着树木撒尿或把自己的鲜血涂抹在树上，认为树木会因此成精，并残害这个人。尤其是小孩，更是不可造次。客家人的树木信仰文化中表现出的对树木生命力的羡慕和崇拜，实际上是寄托了健康茁壮成长和福寿延年的美好愿望。
[论文摘要]门楼是客家民居中最为人注意的突出部位之一。由于受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客家民居门楼充满着浓郁的客乡风情，其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内在地蕴涵着深刻的客乡文化，体现了客家人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
客家民居建筑主要有围楼、走马楼、五凤楼、四点金、殿堂式、围龙屋和中西混合式等，围龙屋是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特色的。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客家民居不但在外型上具有独特的“客”味，在具体的细节中也能突出地反映“客”的文化特征。门楼乃客家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蕴含着浓郁的“客家”文化底蕴。客家民居建筑的独特外形及其浓郁的客家文化特征早已受到了中外客家学研究者的重视，①然而，客家民居门楼却似乎被忽略，在对客家民居建筑的研究中几乎未作探讨。本文旨在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从客家民居门楼的设置及其装饰艺术，揭示其设计中的民俗与文化内涵。
一、客家门楼的类型及影响门楼安置的因素
门楼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最主要甚至是整栋建筑物的通道口，是人和物进出的主要通道。客家民居的门楼通常包括大门、侧门、斗门三大类。大门是整个民居的中心，其位置与造型、装饰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安全、交通、分隔、采光、保温等功能，还具有风水、象征功能。围龙屋、五凤楼、土楼等所有的客家民居都必有大门。门的造型和色彩对客家民居的整体装饰效果影响很大，因此，一般都将其纳入建筑总设计的重中之重。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
侧门是围龙屋、五凤楼等府第式客家民居特有的门类，是堂屋两侧横屋的外大门，呈对称在大门两边。小的民居有一对，大的民居有三对，根据两边的横屋排数而定。
有些客家民居正大门前有禾坪，其周围有高高的墙，在墙的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门楼的功能有如现代住宅小区的出口和保卫室。客家民居通过房屋的外墙和围墙把整座民居、门坪、池塘等围成相对独立、而紧骤的一个区域。一般来说，整座民居里居住的都是叔伯、妯哩等近亲，传统的近亲意识比较浓郁。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因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带有鲜明的、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文化。客家民居门楼的安置与客家人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心理有关，贯穿着独特的理念。
1．百年开基观念
在客家人看来，客家民居的修建将是百年立基的开始，而客家门楼的安置则是整个建筑中的关键事项，甚至被认定将影响整个家族未来发展是否兴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的朝向、它的安置时刻、它的大小规格甚至于它细微局部的装饰如色调设计等，所有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性。
敬祖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客家人的敬祖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更强烈，他们对祖宗的崇敬在客家民居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不管是土楼、五凤楼，还是围龙屋，祖堂总是处在中轴线上，是整座民居的中心，祖堂正对大门人口，开间比环周的房间显著加宽，一进民居大门，一眼就能看见它显要突出的地位。
2．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聚居观念。客家地处山岭重叠的山区，往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间溪流密布，山水之间大小不一的盆地便成为客家先民南迁时～村一族聚居的好地方。光绪《嘉应州志》说：粤东“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严酷的生存环境也往往要求他们共同开发耕作。为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也形成了典型的集群居住特征，通廊式方楼、圆楼突出地显示出了家族宗族的群体性。居于中心的祖祠显示着宗族的尊严，而防盗、防火、饲养、加工储藏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在一起，血缘近亲聚居在一个屋顶之下，连为一体，达到在生活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的目的。这种建筑形式显然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所有这些观念则都使整个建筑处于一个宏观的整之中，使门楼往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出口，维系着整个家族的大统一。
3．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影响
客家生活除去出外谋生的外，留下者多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生活对房屋布置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从事农业生产方便及就近看守农作物，住宅常常建于所垦种的田野中，造成住宅各个分散，并不紧密排列的布局。为了要解决农务上打谷、晒谷、扬谷及其它杂粮整理的需要，一般住宅大门外就都有禾坪的设置。再外筑围墙、池塘和斗门，使之显得相对独立与安全。
4．门楼突出的防护功能
客家民居的外墙很厚，围龙屋除中间大门及横屋前端的小门外，很少再设其他门户出入。土围楼就只有一个大门出入。整座民居窗户开得少而且狭小，具有特别强的防御性。一方面则是因为客家人所有的“家当”都集中在楼内，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敌人”或者“外人”的防范。客家住宅大都建于平地山坡交界的地方，前置禾坪、后设堂楼、左右夹峙横屋以及“围龙”、炮楼、枪眼，既可以护卫自己，又可以居高临下，击退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侵入，所有民居在房屋内部的门却开得极多窗也很大，可以畅行无阻。这既使敌人难于攻入，而自己却能迅速调配力量。此外，春房、磨房、鸡舍、猪圈、牛栏、柴房、谷仓、水井等设于宅内，在必要时可作为老弱妇孺及贵重财物的避难场所。
5．地理环境和风水观念
客家民居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包含龙脉(山神地理走势)风水等，特别是其中的风水观念，门楼则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客家先民热衷于祈求自己住宅的安全与族人的平安。汉族本来就有信赖风水先生的习俗，而客家人显得尤为热心。所谓风水，是以相看墓地、家宅的防卫和形状来判断凶吉的迷信；所谓风水先生就是鉴定风水的人。迷信风水与客家住宅的兴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讲究风水，必须慎重地观测研究其来龙去脉，选择优良的位置。因此往往找到的位置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必须以高价购买，所以对客家人来讲，要盖房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但是选择地形注重风水，就是选择吉日良辰兴工，又必须与全家的出生时辰相配合房子的高矮大小式样，除财力因素外，基地的高低房屋的方向及建筑的结构都决定于“地理风水”的要求。因此，尽管同在一个地方，有些是圆楼，有些是方楼，主要是依靠风水先生鉴定的结果而修筑的根据古老的传说，面向正南，可以人丁兴旺，所以建筑大都采取朝南的方向。但在客家山区民居的方向依山形而定的多，理想的座北朝南并不多见。因而有些在地理环境上不能向南的，也都尽可能使大门单独朝向南方，使一些住宅出现大门与住宅本身方向不一致。此外，受门前有水可以“聚积财富”、“有财有势”的观念的影响，如果建筑附近有河的，大门都面向河流上游，以示财势源源而来。没有河流的，则在禾坪前面砌筑鱼塘来象征它，希望取得吉利的兆头。当然，造夯土墙需大量的泥土，挖塘的泥土起到重要作用。
二、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特征
建筑装饰是附加于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如柱梁的雕饰、屋面脊饰、外檐装饰，大门入口装饰等。其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料的质感和工艺特点进行艺术加工，恰当地选择我国传统的绘画、雕刻、书法、色彩、图案等多种艺术特点，相互结合，灵活应用，从而达到建筑风格和美感的协调和统一在客家传统的民居建筑中，所有这些装饰的目的除了美化建筑物外，也有着严肃的心理和文化意义，尽管它们在生活中不一定会影响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
1．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一般社会意义
在我国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民居建筑的装饰是显示户主地位和财富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民宅使用装饰装修的制度规定极严。宋制规定“非官室寺观，毋得彩画棱宇及朱黑漆梁柱窗雕。”明制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直到清代，有关民居建筑装饰的制度限制才被放宽，南北各地民宅装饰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木材上施以雕饰，而且充分运用了传统的石雕、砖雕等优秀工艺，各地各民族结合和发挥各地区的传统技艺和特点，创造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装饰。
在客家民居的门楼装饰中，也深刻地体现表现门第贫富贵贱观念。门楼装饰中的各种木雕、石雕绘画装饰，其目的是把装饰部位显示出来为人们观赏，也是表现门第贫富贵贱的一个重要部位，故户主都不惜花费资财，从用料、式样、题材到色彩、装饰等各方面，竭其能力而为之。有些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不惜花重金从海外运来材料，耗时多年建一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主大门是客家礼仪、礼俗的重要场所和必经之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地说，客家礼仪活动，如敬祖、嫁娶、做寿、乔迁、回乡等都首先要进大门。而平时则无所谓大门侧门，只要方便即可。因此，大门的装饰大都尽可能用木雕、石雕装饰梁柱，图画装饰墙面。这足以说明大门的地位以及风俗特点。
2．客家民居门楼装饰与表达祈望心理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较完整的传统客家民居主要是清中期和清晚期时的建筑，典型的如粤东大埔县黄塘乡张弼士故居“光禄第”、大埔百侯的“通尔第”、黄砂乡的“进士第”、梅县松口铜琶村谢姓“荣禄第”等。这些建筑外型堂皇美观，布局严谨，多采用我国民族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且其用料讲究，多采用三合土或青砖为墙，雕梁画栋，工艺精美。清晚期，客家华侨将传统的客家房屋结构结合西洋的建筑艺术，在故乡修建了一些中西混合式民居，典型的有梅县白宫的“联芳楼”、程江乡的“万秋楼”等，其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内部则仍然是道地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
从现存完整的客家民居看，门楼装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意匠特征。它的表现充分运用了我国传统的象征寓意和祈望的手法，将客家人的哲理、伦理等思想和审美意识结合起来。门楼装饰的象征性，通常是形声或形象来表达。如用狮、麒麟表示吉祥、瑞庆、权势，牡丹有富贵之意义，用莲花托大斗(斗与升同形)，斗中置三层，意为连升三级等。这些图案花纹大多反映了客家民众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欣赏趣味，美学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楼的楹联、匾额是极有特色的建筑装饰，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个传统随着客家人的南迁也带进了坐落在偏僻山区的民居中，并生根发展。门楼上首先是楼名。在客家民居中，几乎每一座楼都要取一个楼名。楼名大多用吉祥文字组合，讨吉利祥和的兆头如梅州梁姓人的承德楼、梅县桥溪的继善楼、大埔百侯的通尔第等。其次是楹联，很多以楼名作藏头嵌字联，作为大门的对联，进一步阐明涵义、催人奋进构成传统族训的核心。如大埔的方形石楼泰安楼泰然一室，安住层楼；怀永第：怀远于德，永享其隆维新楼：维系循良世泽，新绳教友家风；等等。客家民居内各户房门都张贴对联，可以说是有门必有对联。客家门楼的对联往往是无声的教诲，它对恪守封建伦理与家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警策的作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奋斗、如何成才，从而形成客家民居内部独特的文化氛围，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理想，是客家人重教思想在民居建筑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表现。
此外，客家人在新屋建成，进住之前要“出煞”是为着净宅而进行的赶鬼驱邪仪式。新迁的第一日，当日凌晨，正厅放大桌一张，桌上有白米一斗，干谷二斗，泥刀、油尺、墨斗、大红包等。厅堂正中放八仙桌数张，摆到大门前，桌上用白棉布数丈，直铺到门口，风水先生头裹红巾，身穿素衣，左手抓雄鸡，右手握七星宝剑，口中念咒，把鸡杀死，鸡血洒在白布上，直出大门，把鸡丢在大门外，泥水匠、木匠用红木棒大力打布，齐出大门，随即鸣炮、打锣鼓，大闹助威送出大门。“出煞”完毕后，早上吉时进新屋，进屋时，请本族有名望有多子多孙的老人夫妇“开大门”，男左女右，站于大门，等待外面祭门神完毕，由老夫妇开门，开门时，说吉利话：“左开门，财丁来”“右开门，富贵来”。合说：“财丁富贵一齐来”。主家即掌灯入门，家具随进。此俗，如今的客家乡村依然流行着。新迁时，大门的装点最隆重，一般要贴乔迁对联，在大门上方还要挂大块红布，以镇凶避邪。
3．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审美情趣
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门楼建筑物美观悦目，并不是随意使用装饰就能表达出来的。因而也是客家民居外观装饰最重点部位，无论在装饰题材，用料工艺、色彩，甚至尺度处理上都是最突出和隆重的。客家民居门楼外观属比较庄重朴实的屋檐式。较富裕的住家常对大门两侧墙面进行装饰，墙裙、墙基、门楣用麻石雕饰。檐下梁枋用木雕，木雕装饰结合实用功能在建筑构件上进行装饰，增加了建筑的精巧与美观，大门上方的梁柱木雕通常采用通雕或空雕法，外观表现简朴粗犷，适合于远视。门屏等雕饰则用浅浮雕、工艺精致，适合于近观。门楼装饰中的收口部位，通常进行雕饰处理，既藏拙又美观。如大门梁架的桃尖粮头，有的地方称为楚尾或倒吊莲花。
因为客家民居很少大面积使用鲜艳耀眼的色彩，而多以白、灰或以材料原色为主，因而在门楼装饰的色彩处理上，常以较为鲜艳的色彩进行重点装饰。如红、黑、金、
总之，客家门楼在客家建筑中是如此之重要，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客家民居的最基本因素，它寄托着客家人对未来的憧憬，也成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之源。比如，全家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门楼朝向的指引。因此，当客家人建新房时，总爱去找风水先生，寻求的最佳朝向。当觉得家里人不太顺畅时也往往会归咎于门楼朝向。直到今天，客家农村地区，甚至在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的高级公寓中都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特别“纠偏”的门户朝向。客家门楼特殊的建筑过程、客家门楼的特殊组成及其上面的一些装饰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门外的狮子具有特殊的镇邪作用，门上的一些绘画亦有着同样的意义。显然，客家门楼浓缩了客家文化特色，深刻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或许，所有这些皆可称之为客家人的“门楼心态”，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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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是对党的十报告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生态学、伦理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是生态伦理学发展的新视角，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生态伦理学是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规范的一门边缘学科，与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等密切相关。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然而，目前从伦理学视角对客家文化的研究非常少，研究客家生态伦理文化基本没有。生态伦理学著名学者李培超教授认为：“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是指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向度：它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外来的研究成果，而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自身；它不满足于‘外激型’的发展轨迹，而秉持自我认同和个性张扬；它也并非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出发对于他国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予以无端贬损或否定，而是强调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主义的道路和自主创新精神。”因此，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的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赣州森林覆盖率达76%，素有“生态王国”、“绿色宝库”美誉，但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遗忘了祖先留下来的生态伦理文化，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出现了无序过度开采稀土等矿产、污染水源的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地域性生态失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载体
归纳起来，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载体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六个方面。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适应了客家人耕垦山地、优化生存空间的需要，对客家人精神世界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客家地区地形多山，崎岖不平，地壳风化侵蚀严重，加之年降水量较大，降水强度较强，易造成水土流失，缓坡、山地丘陵就成为开垦梯田、扩大耕地面积的首选。梯田耕作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管土地的是“福德伯公”，管房屋的是“龙神伯公”，管水溪的是“塘头伯公”，名目繁多，各司其职。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植根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客家人重视“风水”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却不迷信“风水”的“风水”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敬畏自然进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之上的。
（四）文学艺术客家的文学艺术主要表现在民间文学、山歌、民俗谚语等方面。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体现出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山上多种树，等于修水库”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禁忌制度在客家地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常见枝繁叶茂的大树挂满了红布，周围插满了香烟火烛，被当作敬拜的对象，严禁砍伐。客家人进山讳说“斧头”“、柴刀”等，上山砍竹木忌说“光、武、得、花、伤”等谐音词；基建动工要敬山神，求其同意；扫帚不能指着天，以免触怒“天老爷”。有些地方还忌讳对着树木撒尿或把自己的鲜血涂抹在树上，认为树木会因此成精，并残害这个人。尤其是小孩，更是不可造次。客家人的树木信仰文化中表现出的对树木生命力的羡慕和崇拜，实际上是寄托了健康茁壮成长和福寿延年的美好愿望。
（六）村规民约在客家人的村规民约中，关于生态保护的规定很多，如1994年新修《大余黄龙郭氏族谱》：“栾林为保障要务，村居、坟山皆不可少，若地有树木，如人有衣冠，所以庇祖灵，荫后嗣也。古人为官室必慎堤防为陵墓，必勤封植。今与族人约，几属栾林，倘有不肖之辈，无故剪伐，是不知要务，当以达禁之律惩治。如果时加培植，后嗣自必昌荣。”教育子孙要保护好风水林才能“庇祖灵，荫后嗣”，从而达到保护环境与珍惜宗族产业的目的。村规民约深刻影响着客家人的生态观念，在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传承
关键词：客家文化；全球化；英语学习；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337-02
一、客家文化的发源及演变
客家人原是“中原汉族”，中原乃指“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淮河以西，汉水以东”而言。客家人原居中原，所以称客家人为“中原客属”或简称“客属”。客家人因为外受北方异族之侵略与压迫，内受变乱影响，迫使客家人离开中原老家，诸如五胡乱华、黄巢动乱、金人南下、元兵南侵等均是使得客家人南下的原因。客家人先民，数次南迁，就其悲壮的迁移行动来说，是一次精神实践。在南迁过程中，北有蛮族之残杀，南有土著之排拒，景况十分凄苦悲壮，一边战斗抗敌，一边垦荒图存的奋勇牺牲情形，是不难想象而知的。但客家人却也因此培养成刻苦耐劳，勇敢坚毅，团结冒险爱国爱家的精神和品行。经过数次的辗转与迁徙，客家人使得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延续，终至今日成为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特殊的民系，客家先民的南迁源远流长，而每次南迁的动机、行为与结果，都几乎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其于举族举家的迁徙之际，一面对入侵者暴乱者的抵抗与牺牲，更充分体现了孤臣孽子，义不帝秦的民族气节。
客家族人由于不断的南迁，最后集中定居在江西、福建、广东地区，而后扩展到四川、广西等地。相对于当地人来说它们是客，因此称他们为“客家人”，“hakka”是客家的英文名称，这个国际公认的英文拼写源于“客家”的方言发音。（音为“haka”）客家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称为“客语”。 客语（Hakkanese），又称客家语、客话、客家话等，部分地区还又称涯话、新民话、土广东话、粤东语等，是汉藏语系下汉语族内的一种声调语言，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语言。语言学者对于该将客语归属至方言，抑或是当成一门语言仍有一定争论，在国内则被认为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客语地区主要集中在粤东、闽西、赣南交界的赣闽粤客家地区，并被广泛使用于中国南方、台湾、马来西亚及一些华人社区。此语言被定名为客语是20世纪的事情。在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是汉藏语系下汉语族的一支语言，在国内则认为是汉语七大方言（官话、客语、粤语、赣语、湘语、吴语、闽语）之一。此语言历史悠久，但正式被定名为客家话，是20世纪的事情。客语是汉族客家民系（包括粤东客家人、东江水源人、粤西-桂南涯人、四川“广东”人等）的母语 ，分布区域非常广泛，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南部、西部等省份、香港新界北区、海外客家人移民地区（如毛里求斯、台湾、印度等等），但香港、澳门已经甚少人使用客家话。比较集中的中心文化区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流行文化，客家话在中国北方的知名程度远不如粤语、闽南语高。
在某些地区，说客语的人群众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语言是客语，也有专家认为狭义的客语指的是粤东地区的客语；其他地方的客语因和其他的语言（闽语、粤语、壮语）有大程度的混合，在归属上争议不断。香港的新界客语属客语粤台片新惠小片，与广东深圳、惠阳、惠东的客家话高度接近，与其它主流客语都可以互通。约从1960年代开始，在广东的客家地区有大批人员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广东本地的客语。大多数移民的客语和新界客语可以互通。海外客语以粤台片为主，还有少量漳潮片。 由于梅县客家人曾于18世纪在加里曼丹岛西南端的坤甸建立华人国家兰芳共和国，因此现在隶属印尼的该地有一种坤甸式的客语，它跟大陆的客语几乎不同，坤式客语内夹杂很多印尼语和当地土话，可以独立分为一类，可认为是客语海外片的一支。
二、客家独特的土楼文化绽放新的异彩
客家土楼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省永定县，是极富东方色彩的山村民居建筑。它以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等特点傲立于世界民居建筑艺术之林。
客家土楼大多为方形或圆形，其中尤以奇特的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憾人心。这种圆楼都由二、三圈组成，由内到外，环环相套，外圈高十余米，四层，有一、二百个房间，是居住在楼内的几百人婚、丧、喜、庆的公共场所。楼内还有水井、浴室、磨房等设施。土楼采用当地生土夯筑，不需钢筋水泥，墙的基础宽达三米，底层墙厚1.5米，向上依次缩小，顶层墙厚也不小于0.9米。然后沿圆形外墙用木板分隔成众多的房间，其内侧为走廊。土楼除具有防卫御敌的作用外，还具有防震、防火、防盗以及通风采光好等特点。由于土墙厚度大，隔热保温，楼内冬暖夏凉。土楼格局的恢宏，不仅展现了客家人的智慧，还反映了客家人淳朴的民风。
客家文化与土楼文化已经互相交融，深深植根于此，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福建土楼的申遗成功更将其推向一个高峰。客家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了更多民族对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关注，新世纪，这一文化，不仅属于中国，更融入世界。
三、英语的新浪潮促使客家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融合
由于客家文化存在的独特位置：闽东南沿海台海地区，首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深受客家文化影响的大部分人群又以海外华侨、外籍华人的身份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无疑又将客家文化的内涵弘扬到海内外，英语作为其载体促进了世界了解中国客家文化，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部分地成为整体的。在国内，随着英语学习的大面积展开，台海地区人口的流动，中国各民族交流融合等因素，客家文化与其它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渐明显，在这其中英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四年的变迁，国内各地区贫富差距日渐缩小，英语普及程度日益扩大，各民族也渐渐摆脱掉其民族的原始性及滞后性，接受西方文化，全民学英语，在这其中客家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正发生着猛烈的撞击，于是客家文化不仅仅只是为东南沿海人民所熟知，越来越多的内陆人民也认识并熟知了客家文化，伴随着两岸关系的密切，来大陆省亲的台籍华人及海外侨胞也将客家风俗、饮食习惯等带到内陆，与此同时内陆人民也将其民族文化带进沿海及世界。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现如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台海地区的率先发展使得客家文化向全世界进一步传播。而当今世界英语作为最广泛的语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将各民族的文化联合起来。客家文化随着英语的发展及传播与其他文化更好地交流。
四、结语
客家文化在新世纪接受着英语文化的洗礼愈发与各民族文化产生激烈的撞击，并由此展现出新时代下独特的民族性与包容性，在这其中英语无疑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发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与全球的接轨，英语必将对国内民族文化的融合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客家音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本文的写作契机来源于“星海音乐学院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梅州客家音乐非物质文化资源采集活动”。此次活动中项目组一行20多人，采访了梅州地区六十余位客家音乐人，其中数个为部级非遗传承人，通过对她（他）们的采访，使笔者逐步深入地接近了梅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客家传统音乐---山歌、汉乐、汉剧，并了解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在当下的实际际遇。对笔者触动颇深，遂写下此文来探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之下如何在政策层面、民间层面、教育层面健全保护机制，使客家音乐在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中得到有效的保护并走出困境，寻求自身的健康发展，在文化生态链中获得良性循环的可能性。
一、概说多元性的客家音乐文化
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大民系。客家的先民们在西晋之前是居住在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但是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背井离乡，大规模向南迁徙。在这千余年的劳动生产和生活繁衍过程中，客家的先民们把从祖籍腹地带来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容丰富的客家文化。而客家音乐则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中原音乐与当地畲族、瑶族音乐的有机融合，是客家人独有的民间音乐。从客家音乐的起源与流变，种类与分布来看，可以说，“歌随人走”，是移民的产物。
客家音乐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等特点。1.历史悠久。客家音乐的形成与客家民系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自西晋、北宋以来，客家音乐已有逾千年的历史。2.种类繁多。客家音乐经过不断发展， 内容越来越丰富、种类越来越多。客家音乐包括客家器乐、客家山歌、客家小调、说唱音乐、民间戏曲、歌舞音乐以及宗教音乐。3.特色鲜明。与其他中国民歌一样， 客家音乐同样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客家先民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与赣闽粤边区的风俗文化、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由此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地域色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二、国家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简称《意见》），其中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平等暂行办法》（后简称《暂行办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暂行办法》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六类，与《公约》定义的五项一致，另外一项为“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其具体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流传形式是由人类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曾经被誉为历史文化‘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具备以下的三个条件：①必须是世代相传的，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②与广大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③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是‘活态的’”。《意见》还明确了在“非遗”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更多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得到挖掘。客家音乐就是依托于艺人表演而存在的极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音乐在赣、闽、粤等地域的流传、改造、提升，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绎与积淀，逐渐成为我国传统音乐领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品种之一。客家音乐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客家人的特色，尤其是客家音乐特有的传承方式和通过音乐所进行的文化传承方式，格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探讨客家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对于弘扬客家文化，保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遗政策下的客家音乐保护问题
客家音乐作为客家文化的一颗明珠，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甚至濒临消亡的境地。造成这些民间艺术“珍宝”日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演内容受地域语言的限制。传统客家音乐的表演形式多是客家方言为主要表现方式，而受到大众文化以及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影响，客家方言也呈式微趋势，因此在本区域内的传承受到冲击。二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多方的因素导致地方政府支持艺术组织经常是短期行为。客家音乐大多数流传于民间， 因为没能得到政府足够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引导， 对其的研究和保护就经常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客家音乐作为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同时又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因此，如何对客家音乐进行有效保护成了客家音乐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政策层面的立法保障
国家已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也只有较为单一、零散的法律规章，相关配套的法规还未完善，完整的体系还未健全。因此，我国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建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加规范化、系统化。针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也应先着眼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特别是在客家人居住集中的省份，应制定保护客家音乐的法规制度，从资金、教育、客家文化保护等方面来有力保障客家音乐继续生存和健康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在国家和省市的财政预算法律中，特别是地方省市的财政预算中给客家音乐的保护留出预算空间。同时，也可以在有关法律考虑设定这样的制度，即对有利于客家音乐保护的行为，如挖掘、发现和维护客家音乐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获得法律明确规定的奖励。
（二）传承层面的研究与教育
1.对客家音乐的科学研究是整个客家音乐保护工作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客家音乐的历史、特点等等，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保护和传承。客家音乐的种类繁多，我们就更应该对其进行梳理，寻找其本质的东西。现在以客家山歌为中心，从文学、比较、歌手到传承等方面全方位的展开了大量研究。但这些成果还未涵盖客家音乐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方法、研究主体等也较为单一。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加强对客家音乐的科研工作。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回归客家音乐的生活世界。客家音乐是“活态”的，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应该走入客家音乐的形成、发展的生活世界，去真正感受、认识、了解客家音乐。第二，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以往对客家音乐的研究基本上以学者为主，而音乐的主体，即歌手（传承人）和听众严重缺席。他们对客家音乐的理解应该在客家音乐知识体系中享有重要地位。
2.文化的传承本质上是个教育问题。我们也常有这样的疑虑：客家音乐是否后继有人？ 传承人的培养就是教育问题。客家音乐的发展与传承需要教育培养传承人，同时客家音乐的发展更需要科学研究和群众基础，这些都需要客家音乐走进学校。我们应当在客家人聚居地省市的学校专门开设有关客家音乐的课程，或将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编入有关音乐和相关的本土教材中。在中小学阶段让孩子们接触和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到大学阶段就可以让他们进行有关研究或者专业的学习，成为客家音乐传承人。
（三）传播层面的媒介与宣传
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国家层面是法律与政策的宣传，这点在上文中有所阐述，而在微观层面则是传统技艺的有效传递。因此，就客家音乐的宣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媒介宣传。进入21世纪，电视、报纸等都是较为传统的宣传方式了，我们除了充分利用这些传统的宣传阵地以外，需要加强对互联网这个宣传途径加以合理而充分的利用。比如建立国家和省市各层面的关于客家音乐的官方网站，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建立有关网站。网站的建立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了解客家音乐，并可以随时关注新进展。这是一个十分简便但又非常有效的宣传途径。
第二，走入市场。将客家音乐推入市场既可以获得客家音乐生存和发展的资金支持，又可以在市场中获取更多地听众和爱好者，为它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走入市场过程中，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更新内容、表演形式等，但同时还应保存好客家音乐的“原滋原味”。创新与保存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因为客家音乐是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它本身就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更新，可以说客家音乐本身就具有保持传统和创新变化的特质，这也是客家音乐能生存千余年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加强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不仅对客家音乐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基金项目：
本文章为《星海音乐学院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梅州客家音乐非物质文化资源采集》项目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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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 客家传统文化；爱国名将；陈铭枢；人生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4-0051-03
陈铭枢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将领和政治家。他历经了三个时代：参加过孙中山的总统就职典礼，担任过政府的行政院长，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铭枢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曾称他为“非疑人”、“佛教将军”。曾委托他作私人代表，要和他结拜兄弟。
客家传统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它的精髓就是客家精神，即客家人爱国家、爱民族、反压迫、反侵略的精神，勤奋好学、崇文重教的精神，不忘祖国、热爱家乡的精神等。[1]80客家传统文化对客家人的成长发展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陈铭枢出生在珠乡客家，浓郁和鲜明的客家传统文化感染、陶冶与造就了他革命救国、反压迫、反侵略、勤奋好学、积极进取、追求民主真理、重视人文教育、爱家助学的优良品格和革命人生观。陈铭枢从一名普通军官成长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将领和政治家，除了深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外，也与客家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密不可分。
一、捍卫共和、维护统一，抵抗侵略、挽救危亡
客家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爱国爱乡精神。由于饱尝了背井离乡之苦，客家人特别眷恋故土，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客家人善于把握历史潮流和时代脉搏，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这种家族观念提升为忧国忧民、爱国爱乡之情。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客家人都表现出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自觉地投身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洪流中。陈铭枢继承和发扬了客家人的这种光荣传统。
（一）为捍卫共和、维护统一，陈铭枢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参加讨袁护国运动和北伐战争
陈铭枢十六岁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读书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担任联络员。毕业后，进入南京陆军第四学堂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陈铭枢受宋教仁指派，率学生敢死队参加保卫武昌战斗，任第一队队长。辛亥革命胜利后，陈铭枢转入保定军校深造，期间因参加讨袁护国运动而被袁世凯通缉，只得流亡日本。在日本他与反袁志士组织军事学校，主要钻研军事。袁世凯死后，陈铭枢回国继续在保定军校学习，毕业后任护国军第二军营长、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先后参加东征和南征，战功卓著。1926年3月，受国民政府委派，陈铭枢入湘说服唐生智投向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率部为唐生智解围接应。在北伐中，陈铭枢率部攻克衡阳、长沙、岳州、汀泗桥、贺胜桥、汉口，最先攻下武昌城，连战连捷，打败不可一世的军阀吴佩孚，为北伐胜利奠定基础，被誉为“北伐铁军战将”。[2] 2-3
（二）为抵抗侵略、挽救危亡，陈铭枢组织发动著名的“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
1932年1月28日，日寇挑起淞沪战争。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陈铭枢不计个人的功名得失，以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第三防区（负责京沪一带兼专对日防务）副总司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身份，发动“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率十九路军二万五千多人抵抗日军十余万人进攻，逼使日寇五次增兵、四次阵前换将，以伤亡一万余人的代价撤出上海，拉开了中国军队正面抗日的序幕。因违背蒋、汪对日妥协方针而被迫卸职出国，漂泊欧洲。在欧洲期间，陈铭枢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蒋，于是1933年11月与蔡廷锴、蒋光鼐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在全国率先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福建事变”失败后，陈铭枢流亡香港、欧洲等地，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回国后，陈铭枢参与组建“民族革命大同盟”， 在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地发展组织，还积极与共产国际联系，谋求在中国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联合阵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和支持。
二、崇文重教、精修诗书，热爱家乡、造福桑梓
客家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客家有谚语：“有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童谣“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3]14这都体现了客家人崇尚知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客家人秉承中原汉文化“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传统，以读书学习为荣，认为读书才能识理、明智，才会有出息。陈铭枢继承了这个传统，崇文重教，精修诗词佛学；回馈家乡，捐资办学校、医院和做慈善，造福桑梓。
陈铭枢出身书香门第，终身坚持学习。其父为清朝廪生，在家乡当私塾先生。完成私塾学业后，父亲非常民主地给陈铭枢两个选择：一是按客家风俗，谈婚论嫁，娶妻生子，完成人伦使命；一是继续寻找求学的机会，把握命运，丰富人生使命。15岁的陈铭枢选择了后者，在救国的捷径就是兵强械利的热潮下考入了广州的一家新式学校——黄埔陆军小学。该校虽名为小学，实则教授的程度与当时的高等学校一样。在黄埔陆军小学的学习生活期间，同为客家人的校友陈汉柱介绍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陈铭枢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继续学习。1912年10月陈铭枢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学习，继续钻研军事。1916年毕业后，曾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军事学校，后又到政法学校学习。1922年陈铭枢在南京拜欧阳无竞为师学佛，他学佛并非遁入空门、消极避世，而是修身养性，提升思想境界。陈铭枢是“中国佛教协会”的首创者和 “神州国光社”的复兴拯救者。在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参与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30年陈铭枢接办“神州国光社”，收藏了珂罗版画册十八箱，出版和保存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著作和马列、共产主义经典著作，为发扬我国文化精髓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戎马征战的年代和时代风云激荡的社会环境中，陈铭枢还创作大量诗词，其诗词不但文采精雅而且蕴含着深邃博大的时代精神。
陈铭枢热心慈善事业和家乡建设，积极捐资办学校、医院。1926年捐资创建合浦中山公园并建民众教育馆一座；1927年春因事返乡，“目观乡民贫塞悍朴，文风不开，深感民智不启也，亟待教育之发展”， [4]便捐巨资创建广东省合浦县第七区立第三小学校（今璋嘉小学）和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图书馆； 1928年捐银元1.5万元扩建合浦五中（今公馆中学）；1929年出资建合浦女子高等小学礼堂；1930年和邑人陈玉衡合捐白银3万元创建合浦医院，还捐建合浦慈善机构“普济院”和石康菜市、北海菜市；新中国成立后，还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到北海视察，向中央提出三项发展北海的重要建议。
三、服从真理、务实进取，特立独行、敢于诤谏
客家传统文化具有坚韧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特立独行的气质。客家人在迁徙的过程中，一般都落户在僻陋山野之地，山多地少，生存环境恶劣。为求生存谋发展，客家人养成了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开拓进取的精神和特立独行的气质。陈铭枢也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质。
（一）追求民主，为建立新中国多方奔走
1948年陈铭枢发起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期间，他策动浙江省主席陈仪、湖南省主席程潜、第2纵队司令陈瑞河起义，制止陈纳德飞援杜聿明兵团，争取立法院长童冠贤、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保护上海铁路局物资和上海金融财产，与司徒雷登联系沟通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调查研究，为建设新中国建言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深入基层及时了解实际情况，积极在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文化教育、尊重知识分子、反对、派建设、帮助共产党整风等方面积极为民请命，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上三论佛法书》、《赞成引退书》、《教育万言书》、《向非人士求师求友》、《机关与机关的反》、《目前灾荒形式与领导的任务》、《从几句话联想到许多问题》等宝贵文献。特别是任广东省主席时，他开展大规模的广州城建。其中九项最显著，为广东省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完成广州市及全省公路网；举办工商事业；加强各县市各项基础设施；开办农田水利，推广植林；建设商港码头；敷设全省长途电话；疏浚河流建筑堤坝；扩充航空事业；开垦荒地荒山。
（三）服从真理，上书诤谏，人称“党外”
1953年1月，陈铭枢任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向中南局领导上书，反映机关里的，希望改变“轻农重工思想”，要求“严格制止加重农民负担、追求超额数字的邀功取宠行为，彻底贯彻中央对农村的政策”。[5] 1957年4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表明辞去国家主席的意图。陈铭枢多次出洋旅欧，深知华盛顿、俾斯麦、伊藤博文等领导人功成引退、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后给国家带来福祉，竟上书“您此一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6] 798-79910月，陈铭枢被定为“分子”。面对“”造成经济灾难，陈铭枢又忍不住放言“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4] 这些言论致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再次点名批评陈铭枢。
1962年陈铭枢被摘去“”帽子，1979年中共中央为其。历史庄严地证明陈铭枢并不是。正如在《陈铭枢纪念文集》的扉页上，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的题词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陈铭枢的人生颠簸跌宕、充满传奇，但他坚守着始终如一的做人准则——“平生最是服从真理的人，决不欲也不能把它来歪曲或附会作迎合潮流的不诚实的人”。[5]
参考文献：
[1]黄忠芳.论客家传统文化对人生观的影响[J].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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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文百科在线，陈铭枢[EB/OL].http：///MyLemmaShow.aspx？lid=2860，2010-3-15.
关键词：赵佗；客家文化；赵佗与客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79-02
赵佗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其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客家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文化之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引导者客家民系群众的社会发展；赵佗与客家文化有着深远的渊源，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就显得必然，下文分几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关于赵佗的研究
关于赵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
1.章子繁的观点
章子繁认为赵佗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他在《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中写道“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1]。
2.赵明信的观点
赵明信更专注与赵佗的政治地位研究，他认为赵佗是秦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爱国将领。赵佗是最早在广大岭南地区确立政权，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的组织者，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杰出政治家，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2]。
3.吴木的观点
吴木也认为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功臣”。他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一文中写道：秦朝时，赵佗参与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任南海郡龙川令，行南海尉事，建立南越王国；汉朝时，两度归汉，使中国金瓯完整。他在百越地区奋斗一生，引领百越地区走向文明。然而，赵佗征戍南越，任龙川令，自称南越武王等时间、年代，史籍多略而不载，或所记相互矛盾，后世史学家众说不一，甚至得出错误判断。就上述问题，吴木查阅了史籍资料，进行了探讨，就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考、赵佗有无参与首次攻越、赵佗任龙川令的时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之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3]。
4.朱风祥的观点
朱风祥认为，秦援之际对峥南地区的开发，赵佗超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辑百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弹合了疆越之间的民族债痕；他把先进的中原盘化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汉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赵佗经略岭南的经验，后世帝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协调民族关系时，也多所采纳。朱风祥认为赵佗对岭南的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让越人参政；第二，尊重越人习俗；第三，鼓励汉人和越人通婚；第四，止越人“好相攻击”之俗[4]。
5.李翰的观点
李翰以三大书证和三大物证来表述自身的观点，认为说“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是犯了“前不见古人”之错，无视南粤先民的创造力和贡献。南越王赵佗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整合和开发岭南地区有很大的贡献，无可置疑；但是，把他说成“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就有“英雄创造历史”之嫌[5]。
二、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
我国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比较分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丘菊贤的观点
丘菊贤对客家研究的缘起进行了论述。客家先民，中国正史称中原汉人，客家先民多是客家学人撰文时常用的称谓。由于古代中国腹区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受边塞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及天灾战祸等原因，被迫多次向南方迁徙。根据历史记述，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有过若干次，北宋末和元末明初两次超过300万之众；迁移时间跨度，若从西晋末开始到元明之际为止，已超越千年之久。其认为客家研究全面开展的三次风暴和一次高潮进行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客家文化以及梅州客家文化进行了论述[6]。
2.蒋武生的观点
蒋武生的观点有四个方面：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其认为文化以流域论，这已经是基本常识。就客家文化而言，无非就是研究四条流域或四条江河的客家文化，即以梅州为代表的梅江流域客家文化，以赣州为代表的赣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汀州为代表的汀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河源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前三条流域或三条江的客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丰硕的成果，梅州是世界客都，赣州是客家摇篮，汀州是客家首府，这些城市名片已经为社会所认同，为全球客家族群所认同。
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其认为世界客属大会是全球客家人的盛会，也是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为全球客家族群认同的最好平台。因此，凡世界客属大会举办城市，都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展示一批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从而得到参会客家乡亲肯定。如上所述，梅州世界客都、汀州客家首府、龙岩客家祖地、赣州客家摇篮等等城市名片，之所以叫响，得益于其理论研究和世客会的认可。
关于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的问题。其认为研究岭南文化历史，如何评价南越国开创者和奠基人赵佗其从其事，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赵佗已经盖棺2000多年了，可谓千古功过，任凭后人评说。翻检历史典籍，后人对其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相悖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观点，对赵佗的历史贡献持否定态度，历代封建文人持此观点较多。另一种是肯定观点，可称之为功臣论或先驱论。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普罗大众，都不会否认赵佗开发岭南的功绩彪炳千秋，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仍然缺乏高度。
关于祭祀赵佗与佗城保护开发的问题。明确提出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既是对赵佗经略岭南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大客家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客家文化理论研究创新之举。当前，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理论论证之外，还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围绕祭祀赵佗和佗城保护开发问题，做好总体规划与具体策划，虚功实做，实功真做，逐步推进[7]。
3.高惠冰的观点
高惠冰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媒体以及客家地区的党政部门等社会各界对客家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促进了客家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客家文化研究中，有对客家族群迁徙和传播的研究，有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对客家语言的研究，有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居屋建筑、教育情况等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而，目前较多的仍处于较表层的感性化的研究，并带有浓重的感彩。要使客家文化研究更深入发展，必须在此基础上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更高的层面及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客家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客家文化的发展历程，还要研究客家文化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还要研究客家文化负面的扬弃问题；不仅要从纵的方面研究客家的历史，也要从横的方面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8]。
4.徐维群的观点
徐维群对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颇有研究。其认为：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进程、拓宽就业空间，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将发挥积极作用。客家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追源的气质。其内容既有静态的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又有动态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非常丰富多彩。海峡两岸，客家区域都把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响亮的经济品牌进行开发和经营，因此，挖掘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客家文化产业，把客家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客家文化带动客家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客家地区的发展无疑是一条良好的发展路径。同时。开发客家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客家人的共识和内在需要。也是客家文化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途径之一。
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形式多样的客家文化产业正为客家地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诸如，开发中，出现文化与经济两张皮；发展规划显得分散、混乱；产业形式单一，品种质量在低层次徘徊，创新性独特性不足；经营上缺少市场运作观念，营销手段简单，品牌意识淡薄；区域合作不够，单打作战或重复建设等问题。实践上的误区与理论上的研讨不深入是相关联的。只有对发展的规律、路径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寻找到制约发展的瓶颈。徐维群试图从分析客家文化产业的特性为起点。对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几种关系：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类型与产业形式、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区域合作与地方特色等关系．进行学理上的思考，旨在能探索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促进客家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9]。
三、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
纵观古今，有不少学者研究赵佗，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客家文化，然把赵佗与客家文化融合起来研究的却不多，翻阅有关文献，主要的代表观点有：
1.卢建平的观点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本文通过大量史实和史料论证客家民系与广东省内的广府、潮汕民系同根同源；而且着重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秦始皇时南下的赵佗、秦军没有任何关系，赵佗他们既不是龙川客家的祖先，更不是全世界八千万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民系源自中原，根在河洛，与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同种、同根、同源、是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赵佗在龙川主政，在广州立南越王国，对的南越开发功不可没。人们可以记念他，但不能迷信他，不能将他当戍祖先来顶礼膜拜，更不能据此就将他当戌自己的祖先。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赵佗及秦军也是中原的汉族人，但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龙川是“古邑”，但不是“客家古邑”，因为在江西、福建、广东的纯客家县中，客家人居住的历史比龙川长的县，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实和史料证明，把赵佗当戍客家人的先祖的观点是荒谬的，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10]。
2.张荣芳的观点
张荣芳认为，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
河源包括龙川，是客家古邑，这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有三个理由：第一，秦代龙川县的辖地，按今天广东的文化区域划分，有潮汕民系，有客家民系，但主要是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分布与秦代龙川县所辖的粤东、粤中、粤北范围基本一致。从这一点上说，龙川是客家先民生活、繁衍之地。因此，将龙川称之为客家古邑是名正言顺的。河源，属于古龙川之地；现在，龙川又在河源市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河源是客家古邑，也是实至名归的。
第二，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唐代翰林学士韦昌明所撰之《越井记》碑记，碑文说明几个问题：到唐代时，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这四家之民“实与越井相终始”，即都是秦徙民。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赵、韦、官、任四姓居民是第一代进入龙川并与当地南越人杂处的中县人；唐代的龙川，已形成客家民系。
第三，龙川县的建立以及赵佗在此地经营开发，为客家先民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1]。
3.杨鹤书的观点
杨鹤书认为，在龙川、东江、粤东一带，赵佗所率军民与当地的蛮夷山越互化，成为最初的一批客家先民。随后各个时期，中原陆续迁来的移民与蛮夷后裔、瑶族、畲族等融合成客家先民，最后大部分成为客家人。
龙川建县于2000年前，占有东江中上游及粤东北广大地区，为客家先民赢得了大片落脚生根之地，说其为“客家古邑”实至名归。
作为岭南有史记载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倡导的“和辑（集）百越”和“以越杂处”的政策，在统一治理岭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一带的秦军民与当地古越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一些分支融合为广府人的先民。而龙川、东江一带与百越族，主要是苗、瑶语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客家人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同样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形式，最终形成客家人。”杨鹤书引韦昌明《越井记》一文为例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一代以25年计，35代计为875年左右。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这支中县之民，正是客家先民。
4.曾汉祥的观点
曾汉祥认为，广东是几千年来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广东省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体都是中原的移民，不过是大批到达广东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包括龙川在内的河源，在广东移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向广东移民，从古至今持续不断。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秦朝。这次移民可说是军事移民。任嚣、赵佗所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广东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为他们驻防和管辖的范围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赵佗还上书朝廷，要求派3万名妇女到岭南，朝廷结果派来1.5万名女子。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向岭南的纯女性移民，对于中原民众在龙川以至岭南一带的繁衍生息具有重大意义。赵佗后来任南海尉，之后又自立为南越王，影响更扩大到全广东，所以说赵佗所率领的秦朝几十万大军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先民，可以说是有史为证。
对有人认为宋以前南迁的中原人不算客家人这一说法，曾汉祥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说客家人是宋朝时才大批从闽西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之前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中原人不能算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的话，赵佗就被排斥在外，那客家人的骄傲——张九龄也同样不能算是客家人，全世界的客家乡亲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5.江铁军的观点
江铁军认为，50万秦朝南下大军中的大部分中原人最后发展为闽、粤、赣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汕先民。
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了龙川。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地，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赵佗最初在龙川的数年就是客家先民发祥之时。古龙川地跨粤中、粤北、粤东、赣南、闽西、闽南等地带，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属，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惠州、河源、深圳、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
四、简要评论与研究展望
关于赵佗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赵佗的历史地位的研究，如是否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其作为远在秦汉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否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其作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的论断，是否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等问题。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的研究非常零散，主要有客家研究的缘起、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客家文化产业、客家精神品格、民俗学与客家文化等。
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侧重点主要是赵佗与客家文化关系的论证、秦代“谪遣戍”之民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赵佗所率驻戍龙川军民应是客家民系最早先民、赵佗所率移民为广潮客民系最早先民、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龙川、客家人文精神始于赵佗、赵佗使龙川率先具备了岭南文化三大形态等。
综上所述，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方面呈现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统的“三不”特点，研究内容单一，尤其是缺乏将赵佗与客家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这也正是此研究的不足之处。
因此，笔者认为，要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需要研究的东西很多，难度也比较大，必须首先建立科学的研究体系，有目的和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才能使对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到位。
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首先要深入理解客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脱离了这个内涵与外延，研究就会偏离主题。要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的关系，必须针对客家文化的每一个内涵及外延来探讨和研究赵佗对此的影响既意义，这样才能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开研究，才能挖掘两者的深层关系和相互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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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惠冰.对客家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文化视野，2008，（2）：6-10．
[9]徐维群.客家文化产业特性及其发展关系刍议[J].龙岩学院学报，2011，（1），5-10.
关键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功能主义；外宣翻译
1．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特征
赣南民俗体育是指在赣南的民俗土壤之中，由广大赣南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依托赣南民俗节日产生发展的民间体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赣南民俗体育具有强身健体、团结乡邻的作用。此外，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和特定的民俗精神相联，具有特定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担负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
1．1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主要形式
赣南占地4万平方公里，辖区内18个县市（区），共有民俗体育数百项。丰富多彩的客家民俗体育活动流传范围不同，有着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1．1村落农耕类
民俗体育。赣南村落农耕民俗体育种类繁多，主要有舞春牛、花棍舞、扁担顶力、禾秆拔河、稻草龙、打石子、扭秧歌、抬杆、抖空竹、骑竹马等。
1．1．2节日庆典类
民俗体育。赣南地区民俗体育集中在上九会、元宵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寒食、除夕、元旦等节日中。每个节日，都有多姿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包括九师拜象、竹篙火龙、抢打轿、扮故事、凌龙、罗汉舞、梨狮、席狮、板凳龙灯、龙舟竞渡、傩舞等。
1．1．3墟市庙会类
民俗体育。赣南庙会民俗体育项目主要有上刀山、过火练、跳花灯、舞香火龙、驰火马、游烛龙迭灯、飞刀圈、打莲池、甩碗等。
1．1．4宗族军事类
民俗体育。赣南客家武术主要为南拳流派拳种，主要流派有朱家教、钟家教、李家教、岳家教、流民教、刘夙山派、昆仑拳，此外还有字门拳、法门拳、硬门拳、五百前、梅花剑等。
1．2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特征
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文化反映了赣南客家人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心里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既是汉民俗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又有别于其它区域汉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汉民族地域民俗体育文化，其主要特征如下：
1．2．1多元共存与兼容并蓄性
由于赣南客家来源于历史上客家民系多次大迁移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这就使得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既有早期南迁客家先民创造的赣南本土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又有清代太平天国时期江、浙、闽、粤居民内迁和抗日战争时期粤北难民回迁赣南谋生等带来的外来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经过数百年漫长历史的潜移默化和兼容并蓄，既延续了中原汉民俗文化的精华，又在新的环境里得到创新，从而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
1．2．2山区农耕性
赣南客家人聚集山区之中繁衍生息，以拓荒、种植的山区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为主，故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具有典型的山区农耕乡土特色，许多民俗体育文化项目都与农业生产有关．一是活动内容方式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
1．2．3节庆与宗教祭祀性
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活动带有浓重的宗教文化色彩．在赣南客家人的生活中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每当岁时节日都要举行节庆礼仪及宗教祭祀活动，许多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活动都源于岁时节庆、和祖先崇拜礼仪活动。
1．2．4宗族性
客家祖先从中原南迁初到赣南时，生活环境十分艰苦，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在与敌人抗争、与自然抗争的同时，保存种族，繁衍后代，壮大家族势力成为客家人第一要务．为维系和不断壮大家族势力，通常都是通过修谱、建祠堂、开展祭祀活动，来统一族人精神信仰，加强宗族凝聚力。
1．2．5鲜明的地域性
赣南虽然绝大部分都是纯客家县，但由于各县乡镇村落客家人来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方，其迁徙历史、入居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使得赣南各县乡镇村落的节庆民俗体育文化活动也各具特色。
1．2．6竞争性
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的竞争性主要体现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中国自古崇尚和而不同，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活动同样在和谐之中存在着积极的竞争，正所谓“祭礼所以别尊贵，射礼所以辨实力”祭祀以宗族为别，各宗祠往往别具一格；在祭祀时各宗族会比哪宗族人丁兴旺，场面宏大，技艺精湛，节目精彩。
2．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力经诸多翻译理论家的研究和发展，至今已成为体系完善、影响广泛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与实践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1卡塔琳娜•赖斯的翻译理论
卡塔琳娜•赖斯德根据不同的语言功能把文本类型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信息型文本，主要功能是描述事物和事实，向他人传达信息和交流观点。对于这类文本类型，翻译时要按要求做到简单明了。第二类文本类型是以小说、诗歌和散文为代表的，以形式为重和表达型的文本，主要强调语言的形式和表达作者或者说话者的情感和语言的美学功能。翻译这种文本类型需采用辨别的方法，采用源文作者的观点，以传达美学形式。第三类是以诉请为重得施为型文本，强调最终的效果，如广告和演说等。这种文本类型需采用归化的，能达到相同效果，引起预想反应的翻译方法。
2．2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
汉斯•弗米尔认为任何翻译都有特点的目的，译者在翻译时应选择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最佳方式。他提出译者应根据翻译行为委托人指定的翻译目的来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创作出可读性强的高品质译文。翻译目的论的三大原则是目的性、连贯性和忠实性原则。目的性原则是翻译目的论的首要原则，要求译者以翻译目的为出发点，译文要为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同时也需要充分展现原文内涵。连贯性原则是指译文的语内连贯，具有可读性，符合目标语的句法表达习惯，具有交际意义。忠实性原则强调译文应忠实于源文而不是脱离源语文本，随意对译文进行臆造。
2．3贾斯特•赫尔兹•曼塔莉及其翻译行动理论
曼塔莉以交际理论和行动理论为基础，认为翻译是为达到特定目的的复杂行动。她的翻译行动理论目的不在研究和知道人们如何进行词语、句子或者篇章的翻译，其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跨越文化障碍，完成交际行动。
2．4克里斯蒂安•诺德及其翻译“功能加忠诚”理论
克里斯蒂安•诺德在学习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学者将重心从源文转移到译文，忽略了“忠实”的原则。她在尊重前辈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把忠诚原则加入了功能主义模式———“功能加忠诚”理论。“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对译语文化接受者起作用的目的”，而“忠诚”强调的是“译者应当把翻译交际行为所有参与方的意图和期望都加以考虑”。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译者在源文上做出了改动，译者应当向译文读者解释。在翻译特殊文化现象时，这种“忠诚”翻译行为在源文作者和译者之间架起了相互信任的桥梁。源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有权利知道和了解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诺德的翻译理论完善和推动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了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
3．功能主义视域下的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外宣翻译策略及建议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符合地方特色文化的翻译。根据上述功能翻译理论，结合地方特色文化的翻译实践，对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外宣翻译提出以下策略和建议：
3．1建设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数据库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具有浓郁的乡土和生产特色，娱乐与健康、游戏性与竞争性和谐统一，形势古朴多样，内容灵活多变。但是，当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传承主要依靠口授身传，大部分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运用现代多媒体数据库技术，建设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数据库，以搜集、挖掘、整理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从整体性和系统性对其进行深化研究。
3．2建设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翻译语料库
3．2．1收集一定数量的关于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资料，然后进行整理、规范化和翻译，最后建设成一定数量的赣南地方文化内容翻译语料库。语料采集的主要渠道是网络，通过网络爬虫软件抓取涉及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双语网页。3．2．2利用语料库，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的词表功能，梳理和翻译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关键词，并结合不同的翻译目的，从多个不同翻译中选取合适的翻译，必要时进行重新翻译。这些关键词的梳理与翻译可以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可以为其他翻译者提供积极的参考作用。同时由于这些翻译与当地文化传播需求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英语翻译的文化传播价值。
3．3提升译者翻译能力
实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外宣翻译的专业化。首先，译者要提高自己的英汉双语的熟练程度与驾驭能力。同时，译者还需非常了解和熟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对其文化内涵充分了解。最后，译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将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向目标语读者展现。只有这样，译者才能翻译出高水平的译文，做好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外宣工作。
3．4根据赣南客家民俗
体育文化外宣翻译目的，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做好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外宣工作，译者在翻译时要根据源文的主要交际目的来选择具体的翻译策略。根据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功能，翻译可以分为文献性翻译和工具性翻译。所谓文献性翻译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将其独特的专有的内容再现出来。文献性翻译适合再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所包含的地方传统文化信息在英文中找不到具体对应物和相应的英文词汇来表达。由于目的与的缺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音译加文内注解的方法，这样既可以让英语读者容易接受，有能保持地方文化特色，从而达到双重效果。对于介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理论和运动技巧的应用性文体，可以采用工具性翻译，以实现译文的文本功能。译文可以和原文保持一致，也可以不拘泥于原文，抓住语言实质，进行适当的增删甚至重写，使译文实现既定的功能即可。
参考文献：
［1］谭东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研究［J］．作家杂志，2010（10）：183－184．
［2］谭东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数据库系统的建设及应用［J］．兰台世界2010（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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