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方法；哲学；理论思维；建筑理论研究；建筑创作实践
1.0前言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要达到科学的高峰，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李约瑟难题”①的提出不仅让我们感到汗颜同时也引发科学界的深深思考，建筑学界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到了近代，我们不得承认“与我国古代的思维方法不属于同一个流源”②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建筑理论是落后的。这种从属于理性范畴的东西是近代西方的科学产物。国内学校开不出理论课，设计者设计出的建筑生搬硬套、抄袭模仿、盲目跟风、千城一面。这些不仅使我国的建筑学陷入了“有建筑无学”的尴尬境地同时建筑中的价值判断也在渐渐失落。
另一方面，国内大部分学校培养的研究生走向工作岗位要直接从事建筑生产，在“掌握了理论也不等于真正的会做设计”的意念下，对于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往往对于理性的理论指导的要求不高。作为建筑学的研究生，掌握建筑学研究方法不仅是研究设计理论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指导实践的重要途径。
2.0对于《建筑学研究方法》的简单评析
2.1《建筑学研究方法》的内容
笛卡尔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建筑学研究方法》就是介绍这样一种最有价值的知识的书。这本书2005年由王晓梅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面向攻读建筑学博士、硕士、学士的高年级学生、专业建筑师、研究教员、景观设计师等所有建筑学相关领域专业和研究人员的一本关于“研究”的实用指南。旨在广泛全面地为上述人员提供介绍性的指导和有效的切入。
作者琳达·格鲁特和大卫·王将全书共分两个部分：建筑学研究的领域以及七种策略研究。
2.1.1建筑学研究领域
在“建筑学研究的领域”这一部分中，第一章首先提书中所讨论的范围：出什么是建筑学研究和建筑学研究的必要性。在此期间引入哲学概念——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读者站在了哲学的高度上，培养基本的哲学修养③。在研习这本书的过程中，具有了更广博的视野；同时也介绍了这本书的整个框架，使读者心中对本书的体系有了直观清晰的印象。
第二章中提出了“探索体系”这一概念，告诉我们不论从事任何研究活动的认识论，都是以这一概念为基础。这一章中引入了多个研究方法中的名词，如“知识体系”“范式”这两个词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观的概念，仍旧把读者带到哲学层面的高度。其中“两分范式”是由朱利亚·鲁滨逊提出的。她认为 “科学”和“神话”可以用来描述两种知识体系，常见的描述两分范式的说法也就是“定量”和“定性”的关系。前者“基于对一些可以量化的现象的掌握”；后者 “基于一些不能量化的证据，可能是文字的、实验的活工艺的”。两种模式体现了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设。下面提出的“三分范式”（如右下图所示）也属于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三分模式包括后证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解放主义。后证实主义建立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型；自然主义强调“脱离价值取向的绝对客观”，忽视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接下来又介绍了这三种制式体系的质量标准。
第三章“文献回顾”实际上是对目前国内研究生来说，是最为熟悉的一种方法。章节中系统的阐释了文献查阅的方法、用途、通用技巧、查阅资源以及推荐的查阅方法，非常有实用价值，尤其是关于查阅技巧一节，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大量的搜索引擎、相关建筑学网址以及如何使用大学的研究性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
第四章“关于方法的理论”，由一个木版画的例子引入“主观思考”和“关注对象”解释了理论的产生。接下来从理论的定义（用特定的信念和价值观说服别人），理论类型（绝对理论和标准化理论），理论规模（有大型、中性和小型理论之分）的角度，比较系统和抽象地介绍了什么是理论。
第五章“与研究相关的设计”是笔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探讨的是建筑理论研究和建筑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为建筑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将来会从事“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程项目中。本章从一个婚礼的案例出发，详细介绍了一种“生成性设计”的分析研究过程。既从哲学上区分“设计过程”和“研究过程”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承认“设计”和“研究”这两个领域属于人类理性活动的不同区域，同时也力求跨越而这之间的鸿沟。认为研究可以在各个方面支持设计。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中将要重点阐述的七个策略的入口。
2.1.2七种研究策略
第二部分“七种研究策略”也就是从第六章开始，每章介绍一种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介绍“解释性历史研究”、“定性研究”、“相关性研究”、“实验性和准实验性研究”、“模拟和建模研究”、“逻辑论证”和“案例研究和综合策略”七种研究策略。每一张都采用相同的结构进行介绍：用一个真实的实例作为导论引出研究方法——研究策略——研究技巧——结论——推荐策略和读物。两位作者旁征博引，运用大量的理论和案例阐述了各种研究方法。第六章“解释性历史研究”一章中，在除上述的研究方法、策略、技巧的归纳外，还多出提到哲学的概念，如“时间”文中提到“一个单独的主题常陷入一个他不能理解的更大的时代精神之中”，这就说明了历史性研究的认知论这个前提。在公共意识和人类个体意识这个论述中，文中提到“公共意识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整体与局部的哲学认识，同时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在“对特定时间中的风格统一性的解释方法”一节中，作者用黑格尔的观念“公共精神以物质形式表达自己”来表达自己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哲学观点。而“哥特和他们作品的研究”一节中实际上对应哲学概念中的群众观点。定性研究，中的访谈、调查、观察为我们所常用。“相关性研究”其实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章开头也给出了具体的广场的案例，分析多个变量对于一个因变量的影响。相关研究的案例中提到纽曼“可防卫空间理论”其实
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如：都市实践在深圳的实践项目“土楼公社”。“模拟和建模研究”实际上在我们的学习中也非常常见，如专业的分析软件eco-tect，清华斯维尔在风环境，日照情况等具体方面都有非常专业的软件。建模方面sketch up，outocad，犀牛等也非常常用。文中提到了模拟危险事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比如印度影片《宝莱坞机器人之恋》就反映到了这个问题。
2.2《建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些章节过于晦涩难懂。书本将所有方法进行了归纳，但是缺少演义，虽然有大量的例证，但都是就题论题，现实中的问题是综合的也常常遇到多种分析方法，比如在婚礼设计中提到了几种分析方法，但是不够系统。尤其是对于“逻辑论证”这些章节应有具体的设计说明。分析人的主观感受。虽然在第五章中提到了POE这套评价体系，但是它涉及的是设计后人的参与和感受。人应该作为设计对象的主题，与环境发生关系。④没涉及到人的感受，正如三分范式中的后证实主义承认的，通常运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型，当研究设计人的时候就不适用了。本书的一些理论是由外国人基于外国的情况提出，具体到分析中国的问题会有空间上的局限性。
3.0《建筑学研究方法》之外的方法
建筑学研究方法为设计研究提供了依据，建筑设计中设计的问题是多方面甚至是多学科问题的综合，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因果关系，也并不是研究好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就能有好的设计，正如“设计与评价”一节中说的：“设计是一个可以学习的过程——但学习并不能保证好的设计”。因此，设计方法绝不仅仅限于书中所提到的几大类。赫尔佐格设计的德国高铁纪念公园，是在做了大量的设计和研究之后触动心灵的一刹那的灵感的激发。将逝去的生命用另一种生命形式——树来取代，使遇难者的家属找到情感的物质形式的寄托。这样的设计几乎不可能只掌握具体的设计方法就能做出，更源于设计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天才的想象。想象力也是重要的方法⑤，而且是不可复制的方法⑦。
另外一方面，在不同的时空下，方法也是发展的，不同的时空下，有些方法会出现它自身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尤其是步入后现代的当代，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更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作为固定的范式。如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新大楼，作为一种“奇观建筑”的出现，“历史不再被认为能对建筑物本身提供确定性的解释，理论也不再能为实践行动提供工具式的辅助”⑦。这恰恰就反应除了方法需要不断的学习，保持一种学习方法的状态时建筑学研究最好的方法。
4.0结语
通过方法，神学，玄学以及建筑艺术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可以休息了。所以吴良镛先生提出“提高全社会的建筑理论修养”⑧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而是作为每一个建筑学人都可以并应该掌握的。我们应该相信理论是对实践有重要意义的，这本书激发我们去寻找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转换，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美）琳达·格鲁特，大卫·王著.王晓梅译.建筑学研究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阎凤祥.诗意栖居——重读建筑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3]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4]田利.方法的意义——作为建筑师研究指南的《建筑学研究方法》评介[J].建筑学报 2006（11）：39-40.
[5]肖立春.关于建筑学的理论与研究 ——读《建筑学研究方法》有感[J].华中建筑 2007（02）：21-22.
[6]杨健，戴志忠.规划·模型·建筑学研究方法——构成性与生成性辨析[J].新建筑2010（01）： 62-66.
[7]和谐人居环境的畅想和创造——2008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建筑·规划）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解释：
①李约瑟难题是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②彭一刚在《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指出：“分析的方法是从属于理性的范畴的，它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并且又是从西方传到我国的。他和我国古代的思维方法不是属于同一流源。”
③吴良镛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第98页指出“科学工作者需要有基本的哲学修养”
④Team10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应关心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有“人+自然+人对自然地观念”的公式
⑤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因此想象力也是重要的方法。
⑥《诗意的栖居——重读建筑学》第235页：《广义建筑学》中：“艺术的价值在于如何驾驭想象力”技术可以复制，但是艺术是不可复制的。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关键词：建筑营造法 龙庆忠 学术 思想 特色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龙庆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提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和实践应用基础上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建筑研究生培养中付诸实践。龙先生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包括防灾、保护和设计营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龙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学术生涯中，主要培养了防灾方面的研究生，同时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防灾研究室；在保护方面，龙先生也培养了研究生，并亲自指导了广州南海神庙等岭南重要历史建筑的复原设计。长期以来，以龙先生的助手或学生为主的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历史方向的学者，为华南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上述两个方向而言，龙先生在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的学术探索和成就不太为学术界所了解和注意，这笔学术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散见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见诸其建筑教育和言论中，影响了其学生和同仁。在本文看来，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不仅是一种设计法则和设计规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历史建筑营造实践中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的探索。龙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与其对建筑防灾，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方法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可为今日研究所学习、借鉴。由于此前这一课题未曾得到系统的总结论述，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初步解读。在解读过程中，本文将重点对部分与古建筑设计法则(主要表现为数理关系和尺度规律)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结合龙先生的其它文献，探讨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专论建筑的传世文献极少，地方性的、民间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献资料。现存的古代文献如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表现为以上述两种文献为主，结合实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们的基础上，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古以来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不断有新的进展。
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暂不考虑建筑实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时期，就唐代至清代这一时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难点，例如下列课题
①宋《营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数制在唐至元时期实例中的应用程度和表现；
②清《工程做法则例》、《营造算例》、《营造法原》和实例的对比研究，我国古建筑实例少有大量精确测绘，公开发表更少，受限于此，这方面研究进展不多；
③模数营造法则从宋《营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则例》的演变过程，包括元、明时期的断代专题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两方面的成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近年来，部分建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等领域的研究。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建筑史学以官式建筑营造法则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对近二十几年来对民间建筑(主要是传统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对近十几年来在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后更为贴近历史主体、历史事件和历史实践的方法论转移。
龙庆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概况
1 成果文献
龙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为题于1989年出版为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论文属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献名后括号内为本文编号、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页码)
《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文献Ⅰ：1987年6月；P16)、《营舍之法》(文献Ⅱ；完成时间不详：P87)、《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文献III；1982年；P104)、《中国木构(梁枋柱桁椽等)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文献Ⅳ：1986年3月P110)、《中国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献V；1982年之前；P246)。占论文集收入18篇论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当份量。在论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内容也涉及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此外，龙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论文稿《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文献VI)也是一重要文献，1995年发表于《华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序言中，可以发现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论文中相应的表格实际上也已经在上述各个年代完成。这三十年(实际上应考虑更早时期的探索)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正是中国建筑史学界对宋代《营造法式》及其反映的营造法则的进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因而中断，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仅有上卷)。
(2)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山西应县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一古建筑“营造法式”的持续研究，正如其同时代的建筑史学者们一样，是对主流课题的关注。
3 研究条件、研究资源
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学者一样，龙先生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对建筑营造法则、尤其是尺度设计法则的研究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很多研究文献仍集中关注于《营造法式》等历史文献的文本阐释，大量进行实例数据验证的文献仍显不足。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龙先生的文稿中比较多的引用了实例的
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参证以日本的资料例，如文献Ⅰ对日本古塔资料的引证、文献Ⅳ对日本中世纪建筑资料的引证等。这种中、日对比研究，在当代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仍显不足。此外，大量引证经史文献阐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时代的建筑史学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尚不可能展开对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的深入研究，以及将地方和官式做法进行比较研究。但是龙先生在其学术历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间营造的经验，并进行历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杂考》一文(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应属最早关注民居建筑的论文。
4 学术史影响
现发表的龙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据其手稿编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编辑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错乱也有；在表达上，文章具有明显的手稿特点，包括大量的参考文献内容的摘抄引用和计算，大量符号的使用等，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龙先生的文稿在表达上很多时候无法满足今天所谓学术规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强烈的研究者个人特色，包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微言大义式的一些表述。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今日将这些文章作为纯粹的建筑设计法则研究文章进行研读，对这些文章在学术史上发挥影响带来了消极的作用。
龙先生在1980年代进行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养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灾方面的研究生。龙先生教育特点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指导研究生继续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龙先生手稿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化。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龙先生是可以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今天我们对于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方面的文稿，应加以重视，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主要文献评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献(文献Ⅰ～Ⅵ)可以分为四类。
1 文献Ⅰ
文献Ⅰ针对古塔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其思路源于《营造法原》中外塔盘外阶沿之周围总数和塔总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竖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关系。再通过各种实例数据的验证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层高度、边宽的相互关系以及层间递变规律。由于古塔作为具有强烈仪式象征作用的多层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较规律性的取值，这种倾向数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论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观点
(1)多边形楼阁式塔的公式是基本关系式，总高H=底边周长C=n×底边边长a(n为边数)；
(2)以(1)式为基础，对密檐塔提出了参考关系式，总高H：塔底层之边长a＝4～4.8，以4为多；
(3)各层塔身宽w：塔身高H＝1/3～2/5。以1/3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台殿式传统；作为对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层为光平无柱的高塔身，是为阙榭式传统，其首层塔身宽与塔身高之比可达到1.2。尺度规律的探索联系形态和制度，并互为促进，这是古建筑营造法则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传统，在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4)对于密檐式塔，结合砖皮数分析尺度，这就摆脱了纯粹的数字分析而联系到工程实践的可行性，是一可贵的研究思想。
2、文献Ⅲ
文献Ⅲ是对官式石拱桥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桥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页)。这篇文稿相较于文献I，更典型地体现了龙先生探索古建筑数理设计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对几何作图法则的重视，这种以数字比例为主的见解也见于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的理念中。
3、文献Ⅴ
文献Ⅴ是对《营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为祖”制度的历史考证。龙先生在文中对“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对八等材的数列规律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龙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说文通训定声》“材，木挺也，从木才声。才方三尺五寸为章。唐人言一檀，章双声，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类编》“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还引用其它古代文献，指出：“材是条直横长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这种材的计量单位。”并据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为7:5，以及《营造法原》对界搁栅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为立方之义，方三尺五寸为一根标准方桁的体积，表示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种标准用材，这一见解后来也出现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构件，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以材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数学模数，这一点在评价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视。
4 文献Ⅱ、文献Ⅳ和文献Ⅵ
它们是关于古代官式木构建筑营造法则三篇重要文献。其内容各有侧重而互有补充。
(1)文献Ⅱ借用《梦溪笔谈》关于北宋俞皓《木经》的论述中“营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对房屋整体设计作一通盘论述。其中“上分”的屋顶部分论述甚简略，“下分”分析台基以及栏杆的制度的论述则甚为细致亦少见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与上分的木构件在设计上的联系是全文的重点。其主要思路是综合比较《营造法式》、清式做法和《营造法原》中基本木构件的尺度关系，辨异求同。文献Ⅱ似乎成文较早，并未系统提出尺度设计的法则性结论，不过，文献Ⅳ和文献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导性观点此文中已经形成(文献Ⅱ中有关柱径与桁檩径关系讨论的小段文字再现于文献Ⅵ中)。
(2)文献Ⅳ则是综合比较清式做法、《营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纪(引自关口欣也的著作)三种对于房屋主要木构件尺度的计算方法，并概括为一个一致的传统法则；在一座建筑中设定一个主屋(即明间、正间等)，决定其主要构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递减尺寸。这里最先决定的主要构件在《营造法原》中是大梁围；清式和日本中世纪则是用柱径。文献Ⅳ未涉及宋式的讨论，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则的推演，而是张扬此种技术传统的实用和经济价值，以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
(3)文献Ⅵ似可作为龙先生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该文稿历经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终未发表，10年后才发表时龙先生已经离世一年。恐怕不能作为定稿看待。文稿分为三部分，大体对应于3个时期的探索，并对应于文章中的3个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显示出对于数列规律的重视，类同于文献Ⅰ、文献Ⅲ：同时也关注各间递变规律，即文献Ⅳ的研究内容。总的来看，表一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数列体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这部分工作是从《营造法原》、《清式
营造算例》、《营造法式》三书制度比较中取得它们在建筑种类、用材、椽平、阑额高、桁径、柱径等关系，分为八项。这里的八项是按照《营造法式》八等材划分的，实际上这部分研究的主要贡献也在于为《营造法式》原文未明确的部分制度性内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径和观点。其探索途径的关键是利用《营造法原》的制度来推算《营造法式》的开间取值，本文尝试将原文中推演过程简化改述如下：
按《营造法原》，有下列关系式(围径比按3计算)：
a 桁围＝正间面阔×(1.5/10～2/10)，有：开间＝(15～20)×桁径(围径比按3计算)
b 柱围＝正间面阔×2/10，有：开间＝15×柱径(围径比按3计算)
c 大梁围=内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长-4×梁高(梁围比梁高按10/3计算)
d 正间面阔×0.8＝次间面阔
e 阑额高=柱高×0.1
根据《营造法式》，桁径取1材～2材(这里取桁径而不是取柱径进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径相对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间面阔按2倍橡架平长、阑额高取2材，各项代入上面关系式，并相互复核，可以得到
f 正间面阔=20～30材
g 次间面阔=16～24材
h 椽架平长＝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据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结果，可作为参考。如按原文表二，则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数列方式给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补了砖、瓦等项目，并把建筑类型调整为7大类，以当心间方的取值划分。
在本文作者看来，文献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据表2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当时(1965年)就提出一个《营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项建筑指标取值的解释系统；如果龙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倾心于此，那么我们今天将会读到两种关于《营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经典：龙先生的和陈明达先生的。这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本文尝试概括为：
1 基于道德感与实践感的规范性研究取向
相对于纯粹的实证性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的营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规范性研究取向的特点。身处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开创期和建立系统中国建筑理论的动力，无疑会加强研究者的这一倾向；而在当时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和陈明达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这两份经典文献中均可发现这种规范性研究的特点。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规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种对建立宏观统一理论的纯粹学术偏好，而是在其强烈的历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实践方向。生于农村、长于动乱的旧中国，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营造实践，都促成了龙先生独特的学术关怀。在《序言》中，龙先生指出，“学习、研究、编写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实际上是在‘知生’。因为人死了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它生的时候那种活泼生气，而且会影响和推动人们去再生产。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这反映了龙先生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2 面向民间的经验性研究取向
龙先生的文稿中多处综合比较《营造法式》、《营造法原》和《清式营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时性的方法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尺度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属于规范性的研究，但却另有值得考辩之处，而且也是不见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独特视角。这种从设计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论，其背后的根据是中国民间传统营造经验的稳定性，对木构件材料力学性能认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统差异、甚至官式和民间的系统差异，根据常用尺度的比例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构件的高跨比、细长比之类)，探索历史文献未能明确的某些营造法则。在文献Ⅵ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最为突出。
3 面向社会的系统研究取向
[关键词]：建筑现象学；场所精神；知觉现象学；应用
1. 前言
1.1研究课题的哲学背景
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现象学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的西方哲学，就其较核心的部分而言，是由以下三大思潮组成的:一是以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为主线的当代知识论哲学，二是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主线的欧洲人本主义哲学，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其它哲学流派的结合为主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引用西方学者哈贝马斯的观点，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己经提供了四个最重要的运动:l、现象学运动;2、分析哲学运动:3、结构主义运动;4、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而其中的现象学运动则代表了欧洲大陆哲学最主要的思潮。
1.2研究目的及意义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建筑的日益国际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纯净的国际式”建筑的缺陷:过度理性化和抽象化，过度追求被简单划分了的功能;忽视了建筑以外的环境，漠视历史传统，造成建筑形式的趋同和内容的空洞;或者是对形式的片面追求而忽视了人的感受……
50年代以后，西方建筑理论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流派百花齐放，如:语育学、符号学、类型学、现象学、行为心理学等，各有千秋。当代建筑创作领域也已经广泛吸收了许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最新成果，并融入到建筑创作之中。众多现代建筑第二代，第三代的大师们，用实际行动提供了多种方法和途径，以创造越来越美好的生活环境。从首先对现代主义进行人文主义反思的赖特、勒•柯布西耶、阿尔瓦•阿尔托，到重新关注历史语汇的斯特林、路易斯•康，无不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亚历山大、阿尔多•罗西、凯文•林奇等人对城市与建筑的深邃思考，使建筑师的目光第一次从孤立的形体语言运用拓展到它所共处的、共同构成的环境中去。
目前建筑现象学是沿着哲学范畴的现象学理论发展方向，顺承发展的。由于建筑现象学研究的中心在欧洲，且创立时间较短，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比较少，并且大多以转述、介绍欧洲先进理论为主，缺乏系统性。本研究在对国内外建筑现象学资料进行大量阅读，整理，归纳的基础上，对建筑现象学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并且对其在现象学两大主要流派影响下，产生的建筑现象学的两大方向进行论述。
此建筑理论与我国传统唯物主义观点相悖，所以大家在理解，研究过程中会感到生涩难懂，所以本研究通过城市设计，景观，建筑设计等领域的当代建筑师及其作品为例，对其进行生动，形象，具体的论述，为以后的建筑现象学研究、学习提供参考，使大家系统直观的了解建筑现象学，并对其场所、知觉两大方向有所分辨。
2. 现象学、建筑现象学的研究现状分析
2.1定义
现象学(Phenomenology)原词来自希腊文，意为研究客观事物的外观，表面迹象或现象的学科。他在1907年对现象学所作的定义是:“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学科，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现象学不是一种统一的学说，而是一场“浪推浪”的哲学运动。胡塞尔本人的哲学也是不断变化的，他自称是一个哲学的“永远的”“探索者”和“漫游者”。
广义的建筑现象学是指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现象学方法，对人与环境关系所进行的研究。由于其中心议题涉及到人、环境、场所、建筑和世界等内容，建筑现象学在不少论著和文章中也被称为场所现象学，人居环境现象学或人居世界现象学。狭义的建筑现象学则特指由挪威建筑理论家克里斯琴•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创立的一种建筑理论。
2.2现象学研究历史及现状
2.2.1国外研究情况
现象学是20世纪初由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创立的与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哲学与方法。他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哲学方法，主张认识事物要尊重现象本身，认为“现象”是一切知识的根源或起源。为了彻底地认识事物，就必须将有关这一事物的一切观念、信仰、理论加以“悬搁”，放在括号内存而不论，而从直接直观到的经验出发寻求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转变一种态度,一种观察事物的观点。
这些观点最早阐述与1900-1901年出版的《逻辑研究》一书中。胡塞尔的巨著《逻辑研究》第一卷发表，题为《纯粹逻辑导引》。在书中，胡塞尔批判了当时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心理主义观点。一年后，《逻辑研究》第二卷发表，题为《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书中胡塞尔通过对意识的现象学本质分析，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本质直观”或“本质还原”的方法。随着《逻辑研究》的发表，现象学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从而揭开了现象学运动的序幕。《逻辑研究》一书始终被西方哲学家公认为是现象学的最重要著作，它奠定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理论基础。
德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学生，又是他的朋友。在胡塞尔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拓展了以“存在”为核心的本体论现象学，他汲取了现象学的方法，又把现象学与解释学结合起来，建构了一种独创性的哲学，开辟了新的哲学方向。1927年海德格尔发表在《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八期上的《存在与时间》表明:海德格尔自此已经突破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的范围，建立起新的现象学框架――本体论现象学。
法国的“知觉现象学”代表人物梅罗•庞蒂，1945年完成《知觉现象学》一书，他认为：现象学观照首先在于试图观察和描述所经验到的世界，在观察和描述过程中应不带入任何科学的解释和加减，不带入任何哲学的偏见。其次，现象学观照在于试图说明人们与现象的接触,知觉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将关照转向世界，以及该世界在其中呈现出来的人们的心智这个受体（即人的心智成为世界的受体）之间的关系。知觉在梅氏的哲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梅氏认为知觉是构成知识的最基本层次，因此对知觉的研究必须位于其他层面，例如文化，尤其是科学之上。
2.2.2国内研究情况
我国最早介绍现象学的文章，一说是杨人所写的《现象学概论》一文，刊登于《民铎》杂志10卷1号，1929年1月出版。（注1）还有一说认为在此之前，张君劢译了德国杜里舒（Hans Driesch）著的《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一书，他在书的序言中介绍了当时欧美主要哲学思潮后，特别有一节讲述“杜里舒氏与现象学”。（注2）后来在一些书籍中，现象学往往与存在主义一起，被介绍与中国。但随着新中国建立，哲学随着社会基础的稳定和单一，相关书籍资料却相对较少。
2.3建筑现象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2.3.1国外研究现状
为了应对现代主义建筑“国际式”的诸多问题，各种建筑理论都在积极开拓新的思路指导建筑设计。6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系列以现象学思想和存在主义为基础的理论研究，则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本质的回归与人的存在。从而建立了以诺伯格•舒尔兹为代表的建筑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主要理论著作有：
《存在•空间和建筑》（Existence•Space and Architecture），1973年。
《场所精神―走向建筑的现象学》（Genius Loci―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2.3.2国内研究现状
建筑现象学是一个新兴的建筑理论，目前还在发展研究中，而在我国目前介绍建筑现象学理论比较有影响的为沈克宁（注3）。
他曾在《建筑师》第70期（1996年10月）发表的《建筑现象学概述》，在《建筑师》第85期发表的《建筑现象学理论概述》，在1998年《建筑学报》上发表的《建筑现象学初议_从胡塞尔和梅罗_庞蒂谈起》等文章，逐步的介绍了建筑现象学的相关研究情况及其理论，是我国比较早，比较权威的建筑现象学参考文献。在2008年他又出版一本《建筑现象学》的理论书籍，更加系统的对其进行了阐述。
2.4两大方向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发表之后，他的思想又经历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从描述现象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向，直至将所有的现象都最终回溯到“先验自我”中。对于这种越来越深的向纯粹主观的陷入，当初胡塞尔的追随者并没有亦步亦趋，现象学运动的内部开始出现了分化，涌现出其他颇有影响的现象流，如，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人文学，梅洛一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施密茨的新现象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这也是日后与建筑学结合，影响建筑现象学的主要两大流派。
一提到建筑现象学人们起初想到的，往往是场所现象学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内容，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帕拉斯玛的《建筑七感》，阿尔瓦•阿尔托的历史地域的回归，斯蒂文•霍尔的建筑场所观，这些都是场所现象学的实例。而随着知觉现象学的不断传播，人们对人类知觉的重视，建筑知觉现象学也逐渐从建筑理论走向建筑设计实践，斯蒂文•霍尔的建筑理论中关于感知的建筑，“现象区”，彼得•卒姆托的细节建筑等，都在最近几年中在建筑界大放光彩。
3. 结语与期望
现象学是哲学范畴的思想，而近年来，随着对人们个体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以现象学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在中国也逐渐被更多的人关注，学习，研究，而建筑学作为一门理性与感性并举的学科，逐渐从偏理性的功能主义至上的倾向，回归于对人的关怀，对人本身的各种知觉感受，经验和记忆的尊重与引导，对个体的差异，地区的差异，不同民族，国家，风俗的差异进行更多的研究与表现。建筑现象学则是基于人本主义，从以上两个角度对于建筑设计与研究工作的反思与开拓。本人希望通过此研究达到：
（1）通过本研究更加形象，具体的介绍建筑现象学的相关理论观点，给后人的学习研究提供参考。
（2）并且以两大主要方向的路线，辅以实际建筑师及其作品为例，分开介绍建筑现象学，使其更加清楚明确，为以后的实际设计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3）以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对建筑现象学关心的人士的共同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1] 沈克宁.《建筑现象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M] .2008-2
[2] [法]梅洛一庞蒂, 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2001
[3] Peter•Zumthor.《Peter•Zumthor Works Buildings and Projeets1979-1997》[M].Birkhauser.1999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正常发展的历史阶段，具有自身的史学内容。它的趋势是‘向前迈进、向上发展的’，是中国历史上变革发生最剧烈的阶段之一。因此，近代建筑历史和近代建筑文化的发展也是整个中国建筑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国内近代建筑的研究历史和趋向
我国的近代建筑数量繁多，分布地区广，建筑风格多样，是一笔丰厚的文化与建筑遗产。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保护的探索阶段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至今沿海城市和一些发达内陆地区的研究较为深入和细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代建筑的研究在发展现代建筑的过程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中国关于近代的研究最早出现在梁启超先生《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1902年）一书里，梁先生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相对应的历史阶段称之为“近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真正开始近代史的研究。几十年的研究历程受到了一代又一代建筑学者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较具规模的近代建筑的研究开始起步。由中国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主持下，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稿（图1）和参考图集。到了1985年8月，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随后几十年里先后在多个城市成功举行了12次全国性研讨会，出版了12本论文集，并且对多个地区的近代建筑做了详细调查。为更好地从事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中国建筑学会于1997年决议在建筑史学分会下设“中国近代建筑史专业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我国对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的进一步关注。这期间国内关于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的理论文献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校研究成果中，内容主要是针对各个地区的近代建筑的发展，分期和实例作以介绍和概括。
2004年3月国家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各地的情况颁布了有关近代建筑保护的相关条例。许多近代建筑的保护项目开始付诸实践，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近代建筑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日益受到重视。
2 河南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现状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建筑文化。近代受益于区位和交通枢纽的优势，一时繁荣兴旺，郑州、新乡、商丘、焦作等城市随之陆续崛起，建筑类型更加丰富。政治上出现袁世凯、冯玉祥等中国近代史上显要人物，这些都为河南近代城市发展添色增彩。河南虽然现存的近代建筑从质和量上与沿海开埠城市相比有所差异，但做为近代中国中部省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有其主要的价值。
河南近代建筑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是在1989年——1991年期间。确切的说，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是从1988年撰写《河南省志•建筑志》（图2）开始发展的，在当时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影响下，推动了各界研究河南近代建筑的热情。到了1989年河南省组成约200人的群众性建筑史志研究网络，成立河南省建筑史研究会，并出版了《河南建筑史志》（图3）[刘征远主编.河南近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7]。1990年8月，为贯彻国家建设部和文化部共同颁布的《关于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我省全面展开了近代建筑物和建筑活动的调研，通过登记、拍照、测绘，编写了简明实录。到了1992年，鸡公山风景区管理局和17个地市建委共同承编了《地区近代建筑史略》、《近代建筑选纪》初稿。
刘炎先生最早在“试论河南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迟缓之原因”一问中介绍了河南近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分析发展迟缓的原因，勾画出河南近代建筑史的概貌。清华大学苏海星在2007年对河南安阳洹上村旁的“袁林”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和资料研究后，从雕刻、彩绘、材料、建筑等多个方面对袁林进行介绍和分析。而姜传高所著《鸡公山近代建筑史》(打印稿)囊括了鸡公山半个世纪的中西建筑活动及成果，是研究鸡公山近现代历史的基础资料。到了1995年由河南近代建筑史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河南近代建筑史》完成，整本书较系统的收录了河南近代建筑，并提供一些当时建筑活动的基本资料。
对于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许多青年学者经过长期点滴积累近代建筑资料，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研而作了颇见功力的著述。湖南大学田惠娟的《河南开封地区近代公共建筑研究》论文中以开封近代城市发展为考虑的出发点，通过调查和收集历史资料，分析了开封近代建筑在近代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中建筑类型的发展和近代建筑风格上的演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范飞的《开封理事厅教堂研究》论文中对理事厅教堂做了详细的测绘，并从历史、技术、艺术、情感和景观五个方面来发掘理事厅教堂的价值。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张宏志的硕士论文又以河南大学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从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近代开封的城市转型、河南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校园规划以及单体建筑设计等方面做以总结。
从以上概括的国内领域研究成果可看出几十年来河南近代建筑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所需资料的源途径比较局限，实地的调查和口碑资料积累欠缺。关于河南近代建筑研究的后备力量也不足，年轻的研究者视野狭隘，知识结构单一，研究领域局限。由于我们基础理论的匮乏，不能清晰地分析研究对象，政府和普通民众对近代历史建筑缺乏判断，许多近代历史建筑的价值在得到科学评价之前就消失了。再次，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其研究状况严重不平衡。对区域的的研究发掘停留在“典型”层面上，全面性较匮乏，尤其对民居和公建类型的发展状况研究薄弱。最重要的是没有注重微观和宏观、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全面发展。
总的来讲，有关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提高，这种提高不仅仅指的是研究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改进、理论内容及结构的完善、研究角度的转变，而且更需要史料收集范围扩大，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只有在这几个方面都有相当改观的前提下，关于河南近代建筑研究才能更快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关键词：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景观规划与设计专业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1 引言
选题是论文作者选择研究对象及确定通过何种方法获得研究成果的过程，也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过程[1]。学位论文写作不像是普通的命题作文写作那样简单。“写什么”，提出一个值得去研究的问题是学位论文写作关键的第一步。所以说论文选题的动因在于发现问题，因为发现问题才能就题论题，发现问题才能找到研究目标。总得来说，论文选题就是学位论文保质保量的一个重要砝码。
2 多角度定量分析
本文收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从2004年到2008年有关景观规划与设计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57篇。统计分析所用的硕士学位论文资料主要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位论文资料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图书馆文本资料收集。
2.1 论文数量变化分析
景观规划与设计方向一直隶属于城市规划专业的范畴，在2008年以前有关景观方面的文章还不是很多，只是个别导师的学生论文涉及景观规划内容的文章，所以5年来统计的文章大概总共57篇。有关景观规划与设计的论文呈曲尺线性发展。2004年和2008年是这5年来论文数量最多的两年。在这5年发展的过程中，2006年的论文数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比起2005年和2007年论文数增加了将近一半的数量。
2.2 按照研究类型统计的论文量
按照研究类型划分的依据是指研究所涉及的方面或其他对象的类型。适合于景观规划与设计的研究类型可以划分为论文中涉及到的研究的范围，例如西安文化名城、黄河高原小流域、某风景区等等。论文中涉及的对象总共有8种，随着年代的增加，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论文数都有所增加，特别是有关研究涉及城市（文化名城 ）、风景区、廊道这三个方面的论文数最集中；其次是研究涉及有关广场、居住小区、园林这三个方面的论文数也有一定数量；论文数量最少的研究是涉及黄土高原小流域和大学校园。论文研究的类型随着景观规划学科的发展，研究范围在逐渐的扩大，学位论文的研究类型也随之增加。
2.3 按照研究要素统计的论文量
按照研究要素划分的依据是所选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或其他相关的基本单位。有关景观规划与设计的论文按照景观要素可以划分为：空间形态研究、生境营造、景观设计手法、生态景观研究等十几种要素。
按照研究要素统计，论文涉及的要素数量太多，总共17种。随着年代的增加，论文中包含的要素范围越来越广，说明对于景观方面的研究大家越来越重视。论文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空间形态的研究，占总论文篇数的18%，这方面的论文有10篇。
2.4 按照研究对象分布地区统计的论文量
按照研究对相关分布地区的划分依据是指研究对象的地理分布或区位分布。有关景观规划与设计论文中研究对象的地理分布可以划分为西安、华山风景区、黄河高原地区、西北地区中小城镇等14个地区。论文中研究对象的分布十分广泛。论文研究对象最多是集中在西安这个地方，比例达到了36%，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关西安的文献资料较多，便于查阅，而且出行方便，便于实地调研。其次是西北地区中小城镇，再者就是延安。
3 结论
通过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近5年来建筑学院景观规划与设计方向57篇硕士论文的分析，总结了以下3种规律：
(1) 论文数量逐年增加,涉及范围广泛。（2）从论文分析中可以看出，论文稍偏重于理论研究，应该把论文与具体工程结合起来。（3）缺乏学科交叉型的论文，论文中只是谈有关景观规划方面的问题，缺乏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的结合。
另外，鉴于选题分析的结果，提出几点建议，要遵循“一大三小”的原则。
大的原则是“小题大作”，选择小一点儿的论题，抓住其要点，深入本质和核心，从多角度多层次去研究，就能有理有据的阐述自己的新观点、新见解、新主张。除了遵循大的原则外，论文选题还要遵循三点小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二是创新性原则，三是可行性原则。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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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土建筑；发展脉络；价值错位；民居更新；问题导向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1-0103-06
乡土建筑研究起始于1964年，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举办了一个名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展览并出版同名著作，此后，乡土建筑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和建筑师的视野。他曾试图赋予乡土性与建筑学同等的地位，但在国内外几次乡土热之后到21世纪，似乎乡土建筑研究又重新回到边缘，被看作代表着建筑的“过去”，即便不是建筑的某种落后状态，也是不可能再延续的建筑模式；过去那些经典的乡土建筑传统，尽管在设计、功能及美学层面具有显而易见的高品质，但并不被人认为与当今的建筑现实有什么关系。通常乡土建筑被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关或者与少数民族地区相关。从现代主义建筑主流来看，它更多是为特定场合的建筑创作提供一些形式或空间语言的灵感和素材，或者为旅游区或主题公园创造一些异域情调。规划师、建筑师、政治家都对乡土建造者的成就、经验和技艺或者乡土建筑在环境、文化的品质不大感兴趣，因而无论是民居研究还是设计实践都逐渐式微。究其原因，除了大众意识对乡土建筑认识存在误解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乡土建筑研究自身存在许多问题，从而局限了研究的问题、思想和方法。因此，有必要对研究本身进行反思。新的乡土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乡土建筑的内涵、作用、内容和方法，从而为乡土建筑研究开辟新的路径。
一、国内乡土研究的概述
国内民居研究起始于刘敦桢在1940年代在西南地区的建筑调查，到50年代末，他撰写的《中国住宅概论》和《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开启了中国民居的研究。上世纪结束后到八十年代初，民居研究开始复兴，开始了对民居的广泛调研。这时期民居研究者成立了自己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民居学术委员会，出版了一大批研究各个地方民居考察的书籍和论文。其主要是对各地典型民居调研测绘，对民居相关资料进行发掘和整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加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传统民居被大规模地改造和破坏。这使得许多学者将民居视为文化传统传承和地方文化多样性保留的一个重要载体，因而注重于对优秀民居及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保护，如陈志华先生等人的研究。其他乡土研究主要从文化层面、环境层面、形态层面来对民居进行分类研究。研究更注重人居环境整体性，比如传统聚落、村镇、名城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建筑实践方面，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潮，对民居特色的研究成为改变时期僵化的建筑教条与探索建筑形式多样化的一种方法。这时，莫伯治早在 1959年设计的泮溪酒家则成为新建筑设计的典范，广州新建筑设计也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岭南学派，这对全国的民居研究和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设计界也将民居研究作为获得形式和空间设计素材的一种方式。 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古村镇和历史街区成为旅游的热点，虽促进了民居研究的热潮，但也造成了许多拙劣的“布景式”模仿民居形式的商业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在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开始借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理论来理解民居形态的演变及意义。例如，在云南，受到拉普普特（Amos Rapoport）著作《住屋的形式与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民居的形式逻辑、源流，比如蒋高辰先生及后来昆明理工大学一些年轻学者的研究。
20世纪 90年代后，乡土研究再度兴起，但研究的重点却有所转向，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力图摆脱“乡土”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于是提出所谓“新乡土主义”。它的目的在于对过去乡土建筑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进行延续和发展，对其所蕴含的民间智慧进行汲取和升华。而在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仍将乡土建筑作为增强地区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方法[1]，这是为现代主义建筑找寻中国式表达的一种路径。
进入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多个维度（自然地理格局、政区地理格局、文化地理格局）来对民居的形式进行解析，试图回到建筑本体来理解民居的形式逻辑，并对全国和各个地区或者更大范围的“民系”进行民居类型的划分[2]，并从建筑空间及形式要素（材料、屋顶、山墙、院落空间大小、比例、组群的关系、结构、装饰）来定性民居的特征[3]。
国外及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的发展历程详见表1、表2。
二、有关民居更新的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民居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愈发凸显，于是对传统村镇、历史传统街区保护更新和传统民居的更新研究和实践越来越多。民居更新（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居再生）的研究开始增多，它关注如何使民居更新既符合现代社会的条件和需求又部分延续并保持传统建筑的特点。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托新民居创作和建设的民居更新研究
与传统乡土或者地区建筑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则更偏重于建筑实践。而与那些目的是创作所谓具有“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从城市中借用乡土建筑的形式及空间特征的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是“回到”民居本身，在乡村地区开展（部分在城市的传统街区和历史风貌区）开展实践工作，目的是通过现代建筑材料、设计和建设方式来提高民居品质。比较有代表性的民居更新研究和实践包括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整体性、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的理论，以及在北京旧城的规划研究和菊儿胡同的建筑更新实践[4]；单德启先生在广西、安徽等地的新民居理论建设实践；在云南则形成以朱良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西双版纳、丽江及香格里拉等地进行的新民居建设实践。
（二）注重绿色技术和适宜技术的民居更新研究
新世纪之交，随着对民居研究的逐渐深入，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一些学者开始从生态技术的层面来对传统民居形态进行量化的科学研究。结合环境及气候条件来解析传统民居的形态特征，揭示其优秀经验和存在的缺陷，进而采取当地的适宜技术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这方面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加平教授对陕西窑洞的更新和新型生土技术的研究[5]，在云南则是柏文峰教授以天然建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民居更新研究及实践[6]。
（三）注重以乡民为主体进行民居更新的乡村营造学研究
以上民居更新的研究，基本是以建筑师和相关专业人员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更新模式――它提出一系列包含在设计、技术、建造的方案和方法，然后依赖地方的施工队统一建设。这种方式是将城市建筑学的一些基本价值和方法在乡村地区的移植和运用。因此，一些学者和建筑师也开始立足于乡土，以服务于乡村本身为出发点，探索一种有引导的村民自主更新模式。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与温铁军创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设立了乡村建筑工作室，采取乡民建筑教育和协作的方式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致力于推广“常民住宅，协力造屋”，在国内开创了培训乡民自助改造居住生活的新型民居更新模式。 王冬教授在国内较早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关注民居更新的问题，提出所谓乡村建筑学[7]的基本雏形，它以“合作建造”“过程建造”“自主建造”为核心，涵盖乡村共同建造的“历史传统”“村落建造共同体”“社会功能作用”“模式及方法”“开放体系”“过程及相关技术”六大问题。
上述学者都试图继续着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先辈开创的“平民建设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这对于当前大范围大规模的民居更新来说，虽然艰巨，但也许将是一条更契合乡村民居更新需求的道路。
三、当前民居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基于自然历史的乡土建筑研究之局限
乡土建筑的研究从属性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自然历史研究和基于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前者是通过观察来描述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属性，得到研究对象的各种现象、素材、数据和认知，研究通常更关注有关乡土建筑的现象和数据的收集和梳理。基于问题导向的研究是在前者基础之上能够发展出基本的概念、规则和机制，可以把客观对象的理解上升到更加理性的层面，并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对现实的实践进行科学指导。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自然历史研究是乡土研究的初始和基础阶段，具体表现为以物质形态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为导向，形成各种方式的民居类型划分方式；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注重文化和美学层面的品质，从形式风格层面来对乡土建筑进行分类，目的是从中提取可以借用到新建筑中的形式特征，成为创造本国文化特色和建构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但许多这类研究也忽视了对于真正解决乡土所存在问题的关注。
（二）注重对传统具有价值的相对少数个案而忽视或无法应对当代的大量性民居
当前国内民居研究更多关注部分有文保和经济价值的少数个案，却忽视了广大民居主体――大范围大量性由居民自主建造和使用的当代普通民居。这些城市之外主要居住形态正经历深刻的变迁，是亟需研究却又是最缺乏研究，也是目前理论体系无法应对的问题。
（三）嫁接城市经验的民居更新实践与乡土现实条件相错位
与国外发达国家乡土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最大的不同主要是缘于当前中国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的国情，在城市之外仍具有广大的乡土地域，多数民居仍然是居住形态的主体，也是仍处于不断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乡土建筑已成为了过去传统社会的少数建筑先例和遗迹。简而言之，“当代的”“大范围大量性的”“正在演化的”是中国民居典型存在状态，决定了乡土研究在文保和历史研究之外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实践性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存在大量的民居更新研究实践的原因。但是，目前的民居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于建筑学专业视野和城市价值的、脱离民居使用主体和乡土实际条件自外而内的研究。类似英国工艺美术时期建筑师的实践，他们崇尚乡土建筑的人性和美学品质，却陷入乡土建筑设计的悖论：由建筑师设计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对每一个建筑琐碎的细节都要进行设计控制，“刻意”表现出一种原生自然的、“随意”的建筑形式，实际上成为与乡土建筑精神大相径庭。
（四）自发建造体系研究与当代建筑学缺乏应有的联系
一方面，受自组织理论的影响，对于乡土（地区）建筑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对民居自建体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多是利用自组织原理来描述和解释乡土（地区）建筑的生成过程和形态特征[8]，虽然他们试图从乡土建筑使用主体的层面来反思现代建筑学的缺陷，却较少探讨在当代建筑学的语境下如何介入乡土（地区）自组织机制。另一方面，受亚历山大所倡导的社区自建模式的启发，一些学者也尝试以乡土为主体发展乡村建筑学，对乡土建筑自建体系的探索也很有意义[9]。但这种研究的前提设定或多或少认为当代建筑学在乡村并不适用，乡土社会及其知识体系与当代城市具有很大差异，但在当今地区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二者是否可以形成更积极的结合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乡土建筑研究的展望
针对目前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的现状，通过借鉴当前国外乡土建筑的新趋势，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笔者认为乡土研究应该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路径：
（一）面向当代乡土问题“以积极实践为导向”（activist-oriented）的研究
过去对乡土研究的通常是以物质形态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为导向研究，这在当今现实中并不足够，认为更加注重“以积极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这样就要放弃认为乡土建筑承载着文化“真实性”这种观念，应把乡土认作是一种政治工程。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来对所谓过去进行不断的诠释和再诠释[10]。这些研究促使人们更深入了解乡土建筑的本质，以及它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变化的过程，是什么导致了传统乡土建筑的消亡、适应、复兴或继续发展？乡土建筑怎样才能在当今及将来发挥最大的作用？因而这类研究更加注重影响乡土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广泛问题的研究，包括认同（identity）、族群性（ethnicity族群渊源）、遗产和旅游、传统的终结和再造（reinvention）、政权和统治（power and dominance）。许多的研究着重将乡土知识运用于当代住房领域，尤其是对城市棚户区的研究，将城市非正式住宅看成乡土建筑新的研究领域。
结合当今中国，民居更新虽也算是某种“积极实践”，但是往往只是关注有文化保护价值的聚落和民居，对于乡土中那些正处于深刻变化的大量性普通民居则很少给予关注，而这恰恰是当前乡土建筑研究最重要也最急迫的问题。另外，乡土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建筑物质环境，而很少关注物质环境背后隐藏的社会公正、生态危机等问题。还有与民居自发营造密切相关的居民和社区如何参与设计，传统工匠在现代建筑体系的角色和发展等问题，均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二）乡土建筑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模型系统
鲁道夫斯基曾认为乡土建筑比现代建筑蕴含更多的实践智慧，对比现代建筑给人性带来的许多问题，将其视为解决与自然相和谐关系的建筑良方。然而，这在以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很少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与重视。拉普普特[11]在“向乡土建筑学习――乡土建筑作为一种模型系统”一文中认为乡土建筑应对环境、文化、技术变化等方面问题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研究、分析乡土建筑在面对以上问题时的动态变化、它的成功和失败，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和机制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设计的本质。
通过在思想、情感、形式与空间之间建立联系，乡土中“原生性”的概念（它们是基于蕴含于乡土建筑中原生的和具有创造性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将会产生特定的建筑思想，形成坚实的建筑原型。它们在不同社会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而且又具有某个社会的特定性。这促使现代设计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有助于促进将来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着眼未来注重人居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
在 1999年一场名为“21世纪的乡土建筑”的演讲中，奥利弗提出应该使建筑学者和大众改变对乡土建筑的思维定势。他们把乡土建筑视为一种过去的、落后和贫穷的代表，这种看法实际是一种短视的思想。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亿万人的居住需求。而当今仍有 90%的住所属于传统的和不断演化的乡土建筑，如果要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居住需求，就必须不能忽视对乡土建筑的研究。这代表了当今乡土建筑研究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向。这也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当今生态的、文化的和技术的变化对乡土建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乡土建筑在其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乡土建筑是否可以应对或适应这种变化，从而能够符合新的生态和文化环境？还是乡土建筑不得不消失，正如上一个世纪许多业已消失的传统那样？传统中某些特定的部分是否更加适应这种变化而相对其它方面可以存留下来？
在当前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全国广大乡村聚落和建筑如何良性发展，是影响社会和民生的重要问题，然而当前的各种应对措施却具有很多问题。例如，2011年建设部村镇司提出将“建立健全村镇规划制度和标准体系，规范村镇规划编制”作为一项工作要点，要求各省抓紧出台《镇、乡和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然而，中国大约有行政村69.2万个，自然村535万个（百度百科）。面对如此大量的村庄，要按照城市的方式来编制规划和进行民居设计，几乎是难以实施的，即便是实施了也未必能形成理想的结果。另外，在少数民族或贫困地区，有许多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民房改造和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如何激发地方自下而上的力量，避免现在由政府统建造成的在物质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许多负面问题？会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的社会和生态产生怎样巨大深远的影响？如何建立一种适应于乡土转型的建筑知识体系，引导大量的民居能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都是乡土建筑研究所应该关注的问题。
五、结论
综上所述，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1）价值错位：乡土研究中移植城市的、现代的技术体系及价值标准；（2）专业偏向：研究偏向于物质的、美学的、有价值的、少数个案；（3）外部介入：专家、政府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操作方式；（4）主体空缺：缺乏居民和工匠自下而上的有效参与的研究；（5）城乡分离：基于自主营造的乡土建筑设计体系与现代建筑学的分离；（6）偏离现实：没能结合当前城乡现实条件变化对乡土建筑的影响和新的可能性。
要应对这些问题，除了上文建议的三条路径之外，从根本上应转变当前乡土建筑研究和实践基于“特色攫取”的“潜意识”和基于城市的思维模式来衡量乡土建筑的“价值取向”，从而回到乡土问题本身。基于乡土建筑具体情境和发展趋势，应从注重自然历史式的考据研究到注重民居形态逻辑、动态发展和内生机制的研究；从注重个体民居（聚落）典范的个案式研究到关注广泛一般民居的普遍发展规律和问题的研究；从以专家或政府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局外人”介入方式的研究转变到在新的社会经济技术语境下结合并民居内生力量的乡村建筑知识体系的研究，最终拓展当前乡土建筑研究和实践的视野，并为其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KH*2/3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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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元鼎. 世界民族建筑国际会议论文集[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6-10.
[4]吴良镛.北京旧城居住区的整治途径――城市细胞的有机更新与“新四合院”的探索[J].建筑学报， 1989（7）：7-14.
[5]刘加平.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的科学化与再生[J].中国科学基金，2003（8）：234-236.
[6]柏文峰.云南民居结构更新与天然建材可持续利用[D].北京：清华大学，200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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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健松. 自发性建造视野下建筑的地域性[J]. 建筑学报，2009（学术专刊）：49-54..
[9]王冬.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及其相关思考[J].新建筑，2008（4）：12-19.
那么风水究竟是什么？6月13日，一场由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浦东图书馆协办的名为“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的讲座在浦东图书馆成功举办，天津大学建筑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研究建筑风水理论著名专家王其亨教授为我们揭开了笼罩在“风水”身上的神秘面纱。讲座持续了三个小时，像一块磁力极强的磁铁，吸引了来自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界的设计师以及专业媒体记者近500人，期间几无一人离席。
王其亨其人
王其亨，1947年出生，河南博爱人，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工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8年晋升为教授，中国建筑风水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天津市政府授衔古建筑学家。王其亨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传统及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尤以大规模的古建筑测绘研究、明清皇家陵寝研究、皇家园林研究、古代建筑图学及传统建筑设计理论研究等方面成绩突出，获得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著有《风水理论研究》、《古建筑测绘》、《明代陵墓》等学术专著。自1992年以来，主持并组织落实了大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建筑测绘，将教学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直接同文物保护事业和相关科研等工作密切结合，适时转化形成经济效益。他基于测绘成果，完成大量文物建筑的修缮、复原设计、保护规划以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已培养硕士、博士（包括美、日、韩等国）研究生40余名。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国家教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并曾成功阻止韩国将风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风水不是迷信
在王教授看来，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中国文化，认为风水不能和西方的思想体系接轨就是迷信的。对建筑风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从某种意义上说，风水学与建筑生态学的步调是一致的。
中国的古代学科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分科的。象天文、数学、建筑这些学科，在古代都是归在“建筑风水”中的，如村落，民居，城市的选址和风水紧密相关。建筑风水为什么几千年能够保留下来，是有它的道理的。建筑风水中的“气”和“水”，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后总结出来的，是在大量的经验基础上，以统计概率的形式表达的。
生态建筑学把人、建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看作是一个人工生态系统，建筑必须和人一起成为生态系统中的一环，才能确保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而建筑风水关于建筑思想的主旨是把宅合作为大地有机体的一部分，强调建筑与自然，及周围环境的和谐。
讲座中，王教授还特地提醒，有一些人冒充教授、学者出版关于建筑风水与建筑的书，那是欺骗人的，大家不要上当。
风水是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
王教授认为，堪舆学（风水学）之内核实是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是集地质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美学于一体的古建筑设计理论，强调大自然伟力直接影响着人们健康与后裔繁衍，使聚居于该地的人们光前裕后，获得世代平安。传统风水学确实含有一些符合现代生态学的科学因素，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的文化信仰，风水学可以作为学者们的一种传统文化研究，或者建筑、园林、生态学专业者的传统文化素养，在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园林设计中体现中国的建筑传统。
王教授还从风水学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和演变过程，依据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选址理念分析中国的地理区位，从而揭示了古都北京的规划意向。古都北京之所以被选定为都城是因为其为九边重镇，位于三大气候资源交汇处，正所谓风水宝地。古都北京的规划意向让我们认识到了风水学之内核实是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是集地质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美学于一体的古建筑设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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