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八路前田光繁使用过的军号
这位日本八路真名叫前田光繁，出生于日本京都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1937年只身赴中国沈阳，进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这个“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先锋队，它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也是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服务的特殊机关。
1938年春天，日军侵占华北，控制了平汉铁路，前田光繁被派往河北邢台附近一个叫“双庙”的小车站工作。就在他来到邢台3个月左右时做了八路军的俘虏。那是7月25日清晨，八路军和游击队突然冲进车站，尚在梦中的前田被一支枪管顶住脑门。根据以前听到的宣传，如果被八路抓住那就死定了！可是他等到的不是枪响，却是让他理解不了的优待。
不久，前田被送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师敌工部长张香山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便与前田光繁住在一起，给他讲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残害，讲自己留学日本时参加的反战运动，讲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讲中共的信念，讲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耳濡目染，认识到“八路军是一座学校，由朴实的、俭朴的、意志坚强的人们构成”。而且为了前田在日本免受迫害，为他改名杉本一夫，并被送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驻地。
在敌工人员的教育下，杉本一夫（前田）了解了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心从事反战工作。1939年1月2日，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山西潞城中村的军民迎新联欢会上，杉本一夫与另外两名日俘冈田义雄、小林武夫一起，宣布自愿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7日，他又与7名经过改造的日军俘虏一起，在武乡县下合村野政驻地发起成立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杉本一夫任书记长。
从此，他组织日本反战士兵展开工作，用这把军号指挥着日本人反战成员，进行战地宣传、喊话等。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非常激烈，杉本一夫领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让他们不要负隅顽抗。平汉纵队的一位参谋领着杉本一夫，用隐蔽动作穿过小树林赶往前线。半夜，一小队战士掩护着他悄悄接近了敌军阵地，用铁皮做成的喊话筒，在静静的黑夜中用日语高声喊道：“日本兵士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你们不要开枪了，听听我们的喊话吧。我是日本人，过去曾是你们的战友，现在是八路军中反战觉醒联盟的一员，我们的目的是让战争早日结束，尽力挽救战友们的生命！现在你们已经被八路军紧紧包围，快下决心、放下武器投降，突围是没有希望的，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保证你们的安全，想想吧，你们在家的父母、爱妻、子女决不想看到你们的骨灰……”喊话时，枪声的确停止了，杉本一夫甚至能听到对面传来熟悉的乡音：“听声音好像是日本人。”“不，是朝鲜人吧。”“巴格牙鲁，闭嘴！这是阴谋！射击、开枪！”关家垴一战几乎全歼日军。喊话使部分日军产生了厌战情绪，对这场战斗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后他辞别山西，到延安工作，领导组织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杉本一夫当选为联合会会长，同时担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师和政治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他又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工作人员做约200万日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杉本一夫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1958年，杉本一夫回到了阔别21年的日本。
杉本一夫回到日本后，恢复前田光繁本名，虽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十几年，但他仍然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认为是最危险的赤化分子之一，因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打零工维持生计，直到80岁高龄，还在做烧锅炉的工作，收入甚微。但是，他还是经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到处讲他的奇特经历，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讲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1984年他和另一位反战同盟老战士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书《八路军的日本兵》。
2005年8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前田光繁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到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出席了山西省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走访了曾经生活过的王家峪、下合、枣林村，为村小学捐款以表心意。特别是他把保存了60多年的军号，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英国记者何克使用过的外文打字机
乔治・何克（George Hogg），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受信仰和平主义的姑姑的影响，同情穷苦人。少年时随姐姐到瑞士求学，一年后回到家乡圣・乔治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深造。1937年何克从牛津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陪姑母穆里尔・莱斯特进行环球旅行。
他们首先到了美国，横穿了美国大陆，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看到了美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然后到了日本。当时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实行军国主义政策，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然而它却标榜是为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他发现平民百姓对政府的宣传深信不疑，认为日本军队是在帮助中国，这就是他最初对中日战争的认识。可是，当1938年初他来到中国上海，看到刚刚沦陷的上海到处是悲惨的景象：被战火焚毁的村庄，无辜被害的居民，在饥饿伤痛中挣扎的士兵，无家可归蜷缩在水泥路面上的临产妇女……这哪是什么“乐土”？
按计划，何克在上海逗留两天时间要前往印度，她姑母与甘地有过一番友好的交往，准备再次会见甘地。然而看到如此情景，他毅然放弃与姑母经印度回英国的打算，决定留下来，“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将战争实情告诉全世界”。他挥别姑姑说：“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英国。
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障碍，何克开始学习汉语。并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开始为英国老牌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对中国进行实地采访，同时致力于帮助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撰写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并进行了激烈的控诉和鞭挞。在武汉，他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1938年6月，在史沫特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从汉口到达延安。一周后离开延安，经武汉到上海、北平等地活动。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1939年春夏，何克在北平为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筹措经费活动后，想采访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便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然而，他在出发的头一个夜晚就染上了副伤寒，病倒在离北平不远的一家乡村小旅店里。幸运的是，旅店里又住进新西兰女护士凯瑟琳・霍尔，当时她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在凯瑟琳的救护下，何克不仅治好了病，还被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更幸运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他的到来，便邀请他访问了军区司令部，并与他进行了长谈，为他介绍了八路军如何克服困难与日军进行坚决的战斗。随后，他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安排下走访前线，了解抗日游击战场，目睹了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通过数日的采访，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支队伍，他感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为了对八路军有更多的了解，他向聂司令员提出想到八路军总部采访的恳求。聂荣臻与总部取得联系，得到总部的许可，聂荣臻特地为他配备了四名警卫和一位翻译陪同，前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于是，他跨过正太铁路，在一二九师部队的护送下，来到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采访，总司令得知这位来自英国的和平使者专程来采访，在百忙之地抽出时间来，多次与他进行交谈，朱总司令的平易近人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时的何克，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因而能够对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这期间，八路军总部正在土河村召开武乡士绅座谈会，他还采访了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士绅们，士绅们的爱国热情，也深深感动着他，特别是大家踊跃捐钱捐粮，为抗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使他看到武乡民众对抗战的支持是何等热烈。
在武乡，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学会唱一些抗日救亡歌曲，一有空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他还深入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兵工厂、制药厂以及作战部队进行采访，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他“生活过的全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是牛津大学也比不上的”，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结束考察后不久，何克写了《我看到了新中国》，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官僚统治的腐败没落，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的抗日根据地。该书后来得以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他以激扬的文字记录了抗战见闻，系统全面地把我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事迹传达给了世界。
由于日军“扫荡”，战乱中他的外文打字机埋在了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院子里，可是日军走后，返回来怎么也找不到埋在什么地方了。何克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两个来月时间，为了“工合”事业，他决定离开太行山，经西安到宝鸡“工合”办事处。1941年，他担任了“工合”组织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校长，1945年病逝于甘肃山丹。
直到1974年，在重新修复八路军总部砖壁村旧址时，才从院里地下挖出了这台打字机，还有24张军用地图。后经曾在砖壁战斗生活过的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王政柱确认证实打字机为何克所留。他说：“这是在总部工作过的英国记者何克先生用过的外文打字机，当时因总部撤退时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又怕在撤退途中发生意外，所以就埋在了总部院里。”
这台英国产“ROYAL”皇家牌便携式英文打字机，是何克从北平带到太行山区的，他在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工作时，在各机关、各部队以及根据地民众中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每天晚上都坐在油灯下将采访的情况写成稿子并打印出来。曾说过，“一个外国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这部外文打字机的闪光点。这部外文打字机出土后，原陈展于武乡革命纪念馆，1988年调拨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贺年片
这是1944年春节前夕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在春节时发送给太岳区各军政机关、首长的贺年片。正面套印“恭贺 新年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全体鞠躬”字样；背面为贺卡的祝贺词正文：
今年的新年，带来了无限的光明，为中国抗战胜利前途所鼓舞着的日本人民，将永远和你们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为争取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而奋斗到底！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
在华日人反战联盟，是由经过改造的日本战俘自愿组织的抗日团体。
1939年11月7日，7名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接受教育和改造的战俘，由杉本一夫发起，在山西省武乡县下合村东坡上成立了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团体――唤醒联盟。不久，更名为“觉醒联盟”。“觉醒联盟”成立的消息传出之后，在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敌军工作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根据地纷纷效仿。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6月2日，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敌工部的支持下，由本桥朝治发起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山东支部。1941年8月15日，水野靖夫创办了日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 11月25日，秋山良照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1942年8月1日，渡边三郎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太岳支部。
这些反战组织利用书信、报刊、广播等形式，沟通日本士兵的民族感情和同胞情谊，并介绍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以更好地反对法西斯战争。为了加强和扩大反战宣传作用，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会上提出14个方面200多条有关日本士兵向日本军部的要求。大会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合并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从而使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内的各个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团体，在组织力量、思想认识和行动方式等方面达到空前统一。到1944年，反战同盟的组织已发展到13个支部，一批批反战同盟的朋友奔赴我八路军各个战区，他们和八路军战士一道，对日军喊话、散发传单、写信和做日本侨民工作。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根据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制定新的工作方针以开展今后工作，并讨论如何组织“日人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解散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正式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标志着日本人民在延安的反战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0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在延安举行出发回国纪念大会。会后，相继返回日本，联盟自行解散。
1.1护理差错隐患原因
(1)护士交接班制度不严格。
接班护士踏着时间点接班，交班护士又急于下班，两位护士没有仔细交接班，对新入院或危重患者的病情、护理措施不清楚，造成护理措施没有及时护理，虽然没有产生后果，需要护士总结提高。
(2)没有认真进行三查八核对。
(3)缺乏责任心。
护士不按规定时间巡视病房，患者病情变化未及时发现，未仔细观察患者的神志、瞳孔、皮肤等，低估病情，对患者的主诉不重视，患者病情变化不及时通知医师。
(4)护士知识欠缺、护理操作不熟练。
部分年轻护士由于工作时间短，基础理论知识缺乏，护理操作水平不高，缺乏处理或采取预见性护理措施。
(5)手消毒不严格。
个别护士在给患者穿刺静脉、或肌肉注射时没有进行手消毒，可能有导致穿刺血管感染隐患。文献有:英国伦敦大学专家一项研究显示，有26%的人手上存在大肠杆菌。
1.2对策
(1)严格执行三查八核对制度。
笔者培训护士牢记并执行三查八核对制度(三查是操作处理时查、服药或注射处理前查、服药或注射处理后查;八核对是核对患者床位号、姓名、药名、剂量、浓度、时间、用法、药品有效期)，查对时，可采用“反问法”或“一问一答法”，杜绝护理差错隐患效果明显。
(2)牢固树立护理安全第一观念。
培训全体护士牢固树立护理质量就是患者生命，护理安全第一的思想，收效较好。
(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笔者加强对我科护士爱岗、敬业、严谨求实工作作风的培养，并要求护士在工作中认真落实，定期进行培训，提高护士职业道德素质，收效较好。
(4)严格执行护理交接班制度。
要求接班护士提前5min到达，交班护士应等交接完后才能下班，明确职责，凡是交班中发现的问题由交班护士负责，凡是接班后发现的问题由接班护士负责，交接班时，要求做到四看四查一巡视，四看是看医嘱本，看病室新入院患者、出院患者、危重及Ⅰ级护理患者，看体温表(是否有要求测体温者、有无高热或突发高热的病人)，看各项护理记录是否准确、有无遗漏或错误。四查主要查危重患者氧气管、导尿管、引流管等是否通畅、固定、清洁。一巡视是对急、危重、病情特殊变化的患者，交接班护士应共同巡视，进行床旁交接班。
(5)加强管理。
用案例进行风险意识防范教育，对自己班次的患者要全面掌握(包括新入患者、病危、病重、特殊患者、特殊治疗等)，做到按要求巡视病房，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变被动护理为主动护理。
(6)加强专业学习及专业技术训练。
笔者定期组织学习普外科部分常见病的理论知识及护理常规，每月讲课1次，每月组织1次护理查房，讨论疑难、危重患者的护理技巧，全体护士积极发言，献计献策。安排护士到上级医院进修，主管护士带教护师、护士，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增强本领，从源头上大幅度减少和杜绝护理差错及隐患。
(7)严格手消毒。
在每台治疗车上配置1瓶手消液，要求护士在给患者穿刺静脉、肌肉注射及有创操作时必须进行手消毒，
2讨论
要求医嘱班班查对，每周护士长参加总核对1-2次，并有记录;(2)护理操作时要求三查七对;(3)坚持填写输液卡，一年来未发生大的护理差错。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护士岗位个人总结报告资料，提供参考，欢迎参阅。
护士岗位个人总结报告一
大家好，现在我就这一年来担任护士一职的相关工作，做以下几点总结：
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是提高护理质量，确保安全医疗的根本保证。
1、护理部重申了各级护理人员职责，明确了各类岗位责任制和护理工作制度，如责任护士、巡回护士各尽其职，杜绝了病人自换吊瓶，自拔针的不良现象。
2、坚持了查对制度：(1)要求医嘱班班查对，每周护士长参加总核对1-2次，并有记录;(2)护理操作时要求三查七对;(3)坚持填写输液卡，一年来未发生大的护理差错。
3、认真落实骨科护理常规及显微外科护理常规，坚持填写了各种信息数据登记本，配备五种操作处置盘。
4、坚持床头交接班制度及晨间护理，预防了并发症的发生。
二、提高护士长管理水平
1、坚持了护士长手册的记录与考核：要求护士长手册每月5日前交护理部进行考核，并根据护士长订出的适合科室的年计划、季安排、月计划重点进行督促实施，并监测实施效果，要求护士长把每月工作做一小结，以利于总结经验，开展工作。
2、坚持了护士长例会制度：按等级医院要求每周召开护士长例会一次，内容为：安排本周工作重点，总结上周工作中存在的优缺点，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向各护士长反馈护理质控检查情况，并学习护士长管理相关资料。
3、每月对护理质量进行检查，并及时反馈，不断提高护士长的管理水平。
4、组织护士长外出学习、参观，吸取兄弟单位先进经验，扩大知识面：5月底派三病区护士长参加了国际护理新进展学习班，学习结束后，向全体护士进行了汇报。
三、加强护理人员医德医风建设
1、继续落实护士行为规范，在日常工作中落实护士文明用语50句。
2、分别于6月份、11月份组织全体护士参加温岭宾馆、万昌宾馆的礼仪培训。
3、继续开展健康教育，对住院病人发放满意度调查表，(定期或不定期测评)满意度调查结果均在95%以上，并对满意度调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评选出了最佳护士。
4、每月科室定期召开工休座谈会一次，征求病人意见，对病人提出的要求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
5、对新分配的护士进行岗前职业道德教育、规章制度、护士行为规范教育及护理基础知识、专科知识、护理技术操作考核，合格者给予上岗。
四、提高护理人员业务素质
1、对在职人员进行三基培训，并组织理论考试。
2、与医务科合作，聘请专家授课，讲授骨科、内、外科知识，以提高专业知识。
3、各科室每周晨间提问1-2次，内容为基础理论知识和骨科知识。
4、“三八妇女节”举行了护理技术操作比赛(无菌操作)，并评选出了一等奖(吴蔚蔚)、二等奖(李敏丹、唐海萍)、三等奖(周莉君)分别给予了奖励。
5、12月初，护理部对全院护士分组进行了护理技术操作考核：病区护士考核：静脉输液、吸氧;急诊室护士考核：心肺复苏、吸氧、洗胃;手术室护士考核：静脉输液、无菌操作。
6、加强了危重病人的护理，坚持了床头交接班制度和晨间护理。
7、坚持了护理业务查房：每月轮流在三个病区进行了护理业务查房，对护理诊断、护理措施进行了探讨，以达到提高业务素质的目的。
8、9月份至11月份对今年进院的9名新护士进行了岗前培训，内容为基础护理与专科护理知识，组织护士长每人讲一课，提高护士长授课能力。
9、全院有5名护士参加护理大专自学考试，有3名护士参加护理大专函授。
五、加强了院内感染管理
1、严格执行了院内管理领导小组制定的消毒隔离制度。
2、每个科室坚持了每月对病区治疗室、换药室的空气培养，对高危科室夏季如手术室、门诊手术室，每月进行二次空气培养，确保了无菌切口无一例感染的好成绩。
3、科室坚持了每月对治疗室、换药室进行紫外线消毒，并记录，每周对紫外线灯管用无水酒精进行除尘处理，并记录，每两月对紫外线强度进行监测。
4、一次性用品使用后各病区、手术室、急诊室均能及时毁形，浸泡，集中处理，并定期检查督促，对各种消毒液浓度定期测试检查坚持晨间护理一床一中一湿扫。
5、各病区治疗室、换药室均能坚持消毒液(1：400消毒灵)拖地每日二次，病房内定期用消毒液拖地(1：400消毒灵)出院病人床单进行了终末消毒(清理床头柜，并用消毒液擦拭)。
6、手术室严格执行了院染管理要求，无菌包内用了化学指示剂。
7、供应室建立了消毒物品监测记录本，对每种消毒物品进行了定期定点监测。
护士岗位个人总结报告二
20__年在医院和护理部的正确领导下，我科护理工作积极围绕创三甲和政风行风评议工作，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把握困难和不足，发挥优点成绩，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现在总结如下：
一、认真组织我科护士学习各种医疗法律法规，文件资料，提高了我科虎护士的职业道德素养。
二、为方便病人增加了饮水机一台、报架一副、热水袋20个、毛毯5床、被套10床、健康宣传栏、空气消毒机1台，为病人创造了舒适的治疗环境，减轻了病痛带来的不安全感。
三、在护理部的指导下，利用工作中的空余时间带领我科护士进行理论的学习和操作技术的操练，使理论更扎实，岗位职责更明确，技术操作更规范统一，顺利通过了医院护理技术操作考核和“三甲”评审专家的检查。
四、每月定期组织本科护士业务学习和在职护士培训工作，以拓展思维、扩大知识面，提高了大家学习兴趣，培养护士科研意识。
五、每天检查急救药品、器材的完好情况、包灭菌的合格情况以保证抢救病人时抢救工作能顺利及时进行，未出现延误病情。
六、接受护理部的人员调配，并对新入科护士进行理论和操作培训，以利于新护士适应新科室、新岗位工作。
七、从20__.06.06至20__.12.31，半年输液病人达8343次、皮试2167次、肌注3090次、灌肠74次、静注81次、换药856次，能做到无投诉，无差错事故。
八、20__年是我院工作重点是“创建三级甲等医院”，在创三甲期间，我科护理人员热情饱满积极备战，迎接评审，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责任到人，没有一人拖医院后退。20xx年在“百年奥运”期间我科同志也坚守岗位，踏实工作，下班后为奥运健儿呐喊助威。
九、加强消毒隔离措施，在医院感染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医院感染科的指导下，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消毒，严格无菌技术操作，无交叉感染，无医院感染暴发流行事件发生。
十、详细制定了每个岗位的工作细则和严格的考核制度，做到有章可循，并将所有的分值和绩效工资挂钩，也体现了多劳多得，激励了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提高了病人的满意度，减少了护理纠纷。
1940年8月20日19时的芦家庄火车站，远处“轰隆隆”驶来一列日军火车。包围车站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战士端起了枪，可是不到规定的作战时间，团长谢家庆命令指战员暂时隐蔽。
这列日军火车驶过之后，黑夜恢复了宁静。月光下，十六团的队伍沿着河流和山谷，“拉”成一个圈，紧密地包围着驻守车站的敌人。
二营战士拔掉第一道铁丝网的木桩，悄悄地通过了铁丝网；接着又拉倒了第二道铁丝网的木桩，敌人还未发觉。当拉倒第四道铁丝网时，敌哨兵被惊动，枪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投手榴弹！”谢家庆命令强攻。手榴弹不断地在堡垒群中爆炸，战士们越过铁丝网冲了上去。
百团大战就这样首先在谢家庆指挥的芦家庄车站战斗中打响了。不到半小时，7个堡垒全部被十六团攻占。敌人向西逃窜，三营向东打过去；敌人向北逃窜，二营从南面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日军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只好分成五六个小队，号叫着冲锋突围。但连冲了五六次，都被十六团的战士们端着刺刀杀了回去。
十六团在百团大战中首战告捷，歼灭日军8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支。控制了芦家庄火车站后，不仅有效阻止了阳泉、榆次、太谷之敌东援，还截断了日军从河北到山西的钢铁运输线，为打好“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百团大战的亲历者、六师原政委赵予征说：“八路军战士经常吃不饱、体力差，一开始拼刺刀拼不过日本兵，敌我双方的伤亡是一比三。后来大家摸索出‘三对一拼刺法’，即三个人搭配成一组和一个日本兵拼，一旦拼不过，就‘飞刺刀’一枪‘结果’他，效果很好。”
1940年9月2日卷峪沟掩护师指挥所转移的那一仗，打了15个小时，打得非常激烈。在争夺羊儿岭的战役中，“三对一拼刺法”收到奇效。这一仗，赵予征所在的六连和敌军是一比一的伤亡比例。战后，一二九师表扬卷峪沟参战部队“坚决、勇敢、机动、灵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亲临十六团慰问。电视剧《亮剑》第一集使用的就是十六团卷峪沟阻击战的场景。
经过短暂休整后，八路军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开始了。十六团受命攻打榆社县城，这是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标的榆辽战役的一部分。1940年9月23日夜，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十六团和七七二团按预定计划向榆社县城推进。
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十六团经一夜奋战也未能攻克。24日，谢家庆重新部署、调整火力，再次强攻，仍未奏效。25日拂晓，部队总结前两次强攻的经验后，发起第三次攻击。在炮火掩护下，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攀缘二三十米高的断壁，铰断层层铁丝网，突破碉堡群，冲进敌军榆社中学据点。日军凭借校园开阔的操场、大碉堡和地下暗堡，在飞机的掩护下负隅顽抗。此时，十六团三营五连一排长连破五道铁丝网后英勇牺牲，八连只剩下18个人坚持战斗，二营正副营长相继负重伤，部队难以继续推进。为了避免大的伤亡，谢家庆下令停止强攻。
经过仔细研究地形，谢家庆提出采取逼进作业、坑道爆破的方案。于是立即组织部队挖地道、埋炸药。陈赓旅长还亲临火线检查作业情况、鼓舞士气。
9月25日下午17时，坑道爆破成功。谢家庆率二营、三营乘爆炸烟尘，冲入敌核心工事，与敌人展开肉搏。日军使用了毒气弹。战士们被熏得睁不开眼，谢家庆也顿觉头晕目眩，但他以超凡的毅力坚持高喊：“利用炸开的坑洞作掩护，消灭敌人！”经过40多分钟的激战，敌军中学据点终于被攻克。
历时三天的榆社攻坚战胜利结束，榆辽公路上敌军据点全部被拔除，榆社城解放。据守的板津大队藤本中队长剖腹自杀，220名日军全被歼灭。我军缴获各种炮12门，轻重机枪17挺，步枪200余支。
我们这次山西之行也来到了榆社县。新的榆社中学仍在原址，但战争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从学校雄踞高坎的这个地势，仍然可以看出它重要的战略地位。榆社县史志办给我们提供了十六团解放县城的历史资料，在县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了当年八路军留下的文物和图片。
历时5个多月的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十六团的芦家庄破击战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宣传党的侨务政策 动员侨胞支援抗战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海外华侨的组联工作，"加紧动员千百万国外侨胞尽力于保卫祖国的各种事业"。1938年3月，、在延安会见马来西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团时，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的抗日爱国行动。并为之题词，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同时表明"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派潘汉年、廖承志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日部队与广大海外华侨联络交往的重要枢纽与窗口。"香港八办"一成立，就在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华侨统一战线工作。他们首先创办了油印刊物《华侨通讯》，出版了《华侨丛书》，大量报道八路军等国内抗日武装的英勇战绩和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深受南洋与欧美各地华侨的欢迎。当时美国纽约的《华侨日报》、秘鲁的《华裔日报》以及古巴的《前进月刊》等，都曾转载过该刊文章。"香港八办"还派出王任叔、杜埃、陆治、董维健、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胡一声等先后到菲律宾、槟城、纽约、印尼、新加坡等地协助华侨办报，加强我党和人民抗日军队在海外的宣传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还通过其领导下的青年爱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海外青年侨胞中做了大量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6月，宋庆龄等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由中外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国际性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与"香港八办"密切合作，为发动和组织广大海外侨胞支援八路军抗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了开展南洋华侨的抗日统战工作，1938年秋，中共中央从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挑选了20多名归侨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海外工作团，到东南亚一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及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抗日事迹。海外工作团由八路军总部总司令兼任主任，成仿吾具体负责侨运工作。1942年初，中共中央又在延安成立了海外工作委员会，由总司令担任书记。"海委"的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华侨抗日武装的战略问题。当时，中共中央还成立有海外工作学习班和海外工作研究小组等单位。这些专门工作机构的设置，足以说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开展华侨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高度重视，及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
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有关抗日侨务政策的感召下，同时也为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将士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所感动，广大海外华侨在各自的侨居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0月，南洋各地45个华侨团体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即南侨总会，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任主席。当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牙买加、英国、法国、瑞士、德国、苏联、意大利、土耳其及日本等40余国华侨也相继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演出救亡戏剧、搞好国际宣传等形式，揭露和谴责日本法西斯罪行，报道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的消息，动员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捐款献物、认购国债、回国参战等，已汇成了华侨支援八路军抗战的主旋律。
广大侨胞毁家纾难 全力开展"援八"运动
经济援助是海外华侨支援八路军抗战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战场，英勇善战，战功赫赫，中外同钦，但也遇到经费不足、物资匮乏等严峻问题。广大海外侨胞感同身受，纷纷伸出热情援助之手。新加坡是南洋华侨抗日筹赈运动中心，也是援助八路军活动开展最早、最活跃的地区。抗战爆发后，马共党员粘文华就积极策划成立了"新加坡华侨各团体筹捐医药援助八路军大会"，广泛宣传援助八路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号召侨胞节衣缩食，踊跃捐献。紧接着暹罗(今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也很快掀起了援助八路军运动的热潮。除进行社会公开募捐外，还实行会员按工资收入月捐制，这些捐款全部由各侨团集中到"援会委员会"，再统汇给"香港八办"廖承志处，然后转汇到华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妇慰会菲岛分会致函总司令，函称："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跃。本月6日特汇中行国币1万元，托为购制雨具，运交将军分发第八路军士兵应用。"后来，总司令、副总司令复函答谢，称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忧，拥护国军，爱及敝路，全体将士，皆将为之感动"。在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购置了两辆新式救护车给八路军，车身上铸有"献给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的题词。法国里昂200多名侨胞在全欧抗联的号召下，节衣缩食，两周之内，竟筹得捐款1.3万法郎。比利时侨胞还专门组织了"购买防毒面具劝捐团"，动员侨胞踊跃援助八路军。
为八路军将士筹募寒衣，也是海外侨胞开展的一项捐献活动。加拿大温哥华抗日救国会致函救济伤兵难民会，请给八路军拨汇2万元国币，为八路军筹募寒衣；并组织两个剧社义演筹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留学生和侨生成立了"中国游击战士之友社"，组织募捐队，利用假日为八路军筹款。他们诚恳地表示："在华北气候苦寒的今日，冰天雪地中隐伏着那无数的铁血男儿，为着中华民族的自由与人类的正义而奋斗的战士。我们应该对他们像对待其他抗日战士一般地挚诚、敬仰、援助，尤其因为他们所处的地域特殊的困苦，我们更应作特殊的援助。我们听到总司令为第八路军和华北游击队的饥寒而呼吁的通电，那无异于伏在战壕中的战士之唇齿颤栗的回音，这足以震动凡有天良的人们之心弦。"此外，墨西哥华侨抗日后援总会也发起为八路军捐募寒衣运动。他们发表宣言指出："我忠勇将士在冰天雪地中单衣赤足，不惜冻肌裂肤，指堕痍伤，徒以保卫祖国之故"，吁请旅墨侨胞"同出鼎力，大解金囊，俾得早集巨款，购置大批棉衣分给前方诸战士"。这一句句感人肺腑的话语，情真意切，充分表达了海外华侨声援八路军抗战的一片赤诚之心。
震惊中外的八路军百团大战打响后，海外侨胞极为振奋，捐款和慰问函电不断飞往延安、八路军总部及其驻各地办事处。当时，华盛顿旅美京华侨救国会将球赛、演剧所募集的寒衣捐款拨出1100美元分赠给八路军部队，以示爱护。檀香山祖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亦慨捐890元国币。之后，全欧抗联、菲律宾抗敌会和缅甸救灾总会等侨团也先后为八路军接济款项，予以大力支持。另外，在延安的八路军留守兵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也同样获得了海外侨胞的捐款。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培养抗战人才，同样也是海外华侨拥戴和支持八路军抗战的具体行动。
据统计，在抗战时期先后有40余个侨居国的华侨为八路军抗战捐钱捐物。所有这一切，均为八路军将士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创建稳固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等有关方面曾一再致电、致函海外侨社，对广大侨胞慷慨捐赠的义举予以高度赞扬，并表达了八路军前线将士对广大海外华侨诚挚的谢意及坚持华北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心与信念。
驰骋华北敌后战场 誓与八路并肩鏖战
抗战爆发后，受共产党八路军浴血奋战、誓死抗敌的英雄事迹的鼓舞和感染，许多海外华侨青年渴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奔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参战杀敌，报效祖国。特别是1940年春天，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应之邀，访问和考察抗日圣地延安后，他的"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思想，很快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让广大侨胞认识到祖国抗战胜利的希望曙光，已照耀在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创建的抗日部队和抗日根据地。于是，大批海外热血侨胞经"香港八办"和"保盟"的联络介绍，告别侨居地，翻越万水千山，冲破国统区的限制封锁，闯过阴森恐怖的敌占区，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学习、工作、战斗，构成了海外华侨以人力资源报效祖国的重要行动。
延安是当时海外侨胞心驰神往的抗日中心和革命圣地。先后有菲律宾、马来西亚、暹罗(今泰国)、越南、荷印等南洋地区和欧美等20余个侨居国的600余名爱国侨胞，千里迢迢奔赴延安。他们大多学有所长，在抗大、鲁艺、陕公和女大等校学习深造后，经"延安侨联"分配，担任新闻、翻译、人事、财经、印刷、电讯、医卫、侨务等方面的骨干工作。有的留任各级抗日机构的领导，也有的被派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抗日作战。如菲律宾归侨黄登保，他在抗大学习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主动要求上前线参战，被分配到驻扎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新组建的炮兵团，边学习边打仗，由"驭手班"班长升任排长，又被选为模范党员，参加了副总司令亲自指挥的八路军百团大战，成为爱国华侨参加八路军抗战的光辉典范。
抗战期间，大约有400多名华侨健儿直接奔赴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参加八路军队伍，驰聘在抗日前线，其中有不少人喋血疆场，成为中华民族的爱国英雄和华侨之魂。当时闻名遐迩的八路军女指挥员李林，就是一名杰出的华侨英烈。李林，原名李秀若，祖籍福建闽侯，印尼归侨，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O师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晋绥边区第十一行政专署秘书主任等职。八路军一二O师师长在接见她时高度赞扬说："一个女同志，来自大城市的大学生，能带领骑兵打仗，在长城内外大战日本鬼子，打出了威风，很不简单！"晋绥边区广大抗日军民称她为"民族女英雄"。1940年4月，日军对晋绥边区进行第9次"扫荡"。在战斗中，李林率骑兵营突围，终因寡不敌众，接连开枪打死6名日本兵，然后用最后一粒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喉部，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
xxxx年是全国卫生系统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年，全体护理人员在院长重视及直接领导下，本着“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为病人”的服务宗旨，较好的完成了院领导布置的各项护理工作，完成了xxxx年护理计划90%以上，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是提高护理质量，确保安全医疗的根本保证。
1、护理部重申了各级护理人员职责，明确了各类岗位责任制和护理工作制度，如责任护士、巡回护士各尽其职，杜绝了病人自换吊瓶，自拔针的不良现象。推荐：工作总结范文专题
2、坚持了查对制度：
(2)护理操作时要求三查七对;
(3)坚持填写输液卡，一年来未发生大的护理差错。
3、认真落实骨科护理常规及显微外科护理常规，坚持填写了各种信息数据登记本，配备五种操作处置盘。
4、坚持床头交接班制度及晨间护理，预防了并发症的发生。
二、提高护士长管理水平
1、坚持了护士长手册的记录与考核：要求护士长手册每月5日前交护理部进行考核，并根据护士长订出的适合科室的年计划、季安排、月计划重点进行督促实施，并监测实施效果，要求护士长把每月工作做一小结，以利于总结经验，开展工作。
2、坚持了护士长例会制度：按等级医院要求每周召开护士长例会一次，内容为：安排本周工作重点，总结上周工作中存在的优缺点，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向各护士长反馈护理质控检查情况，并学习护士长管理相关资料。
3、每月对护理质量进行检查，并及时反馈，不断提高护士长的管理水平。
4、组织护士长外出学习、参观，吸取兄弟单位先进经验，扩大知识面：5月底派三病区护士长参加了国际护理新进展学习班，学习结束后，向全体护士进行了汇报。
三、加强护理人员医德医风建设
1、继续落实护士行为规范，在日常工作中落实护士文明用语50句。
2、分别于6月份、11月份组织全体护士参加温岭宾馆、万昌宾馆的礼仪培训。
3、继续开展健康教育，对住院病人发放满意度调查表，(定期或不定期测评)满意度调查结果均在95%以上，并对满意度调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评选出了最佳护士。
4、每月科室定期召开工休座谈会一次，征求病人意见，对病人提出的要求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
5、对新分配的护士进行岗前职业道德教育、规章制度、护士行为规范教育及护理基础知识、专科知识、护理技术操作考核，合格者给予上岗。
四、提高护理人员业务素质
1、对在职人员进行三基培训，并组织理论考试。
一、农民“五抗”运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根据地创建的基础
由于阎锡山推行所谓“新政”，在山西各县成立了“公道团”，武乡也不例外地成立了“公道团”、“国货实践团”，从政治上巩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时还设立了“官盐店”、“土货商店”等，在经济上加紧了对农民的掠夺。阎锡山规定：凡家资不到500元银洋者，不能当村长。这样，从县衙到村政权，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形成了封建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人民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据1935年统计，当时武乡约有13万人口，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5%，却拥有耕地总面积的54%，并且大部分是上等地；而占农村人口76%的广大贫苦农民，占地却不到30%，还是远地、薄地。土地的高度集中，高租重利的残酷压榨，以及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导致农村经济急剧破产，贫苦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受剥削、受压迫愈深，其斗争性也愈强。人民群众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和引导，就会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投入到反抗封建压迫的行列中去。
早在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武乡人民就开始了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武乡县在太原和北平上学的进步学生也曾回乡组织民众，进行了驱逐贪官污吏、清算财务账目、整理田赋、反对“官盐店”等一系列斗争活动。1933年5月，武乡早期革命活动家、1927年参加革命的李逸三，通过深入调查了解，结合大革命时期苏区的经验，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即与武乡进步人士史怀璧、高沐鸿等，组织、发动贫苦农民和小学教员成立农民“抗债团”，作为党的组织展开斗争。
1933年初秋，武乡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据中共山西特委指示，武乡农民“抗债团”在县城（今故县村）“流通图书馆”秘密成立。“抗债团”成立后，印发了《晋东南抗债团宣言》。中共武乡县委下设的东区、中区、西区3个中心支部，都加强了对各个乡村“抗债团”的领导，组织发动了以抗债、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为中心的农民“五抗”运动。经过秘密发展，抗债团员很快增加到200余人。“抗债团”最初的活动，主要是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以此来发动群众，扩大影响，进而动摇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1933年冬，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抗债团”进一步组织群众，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他们从团员中选拔出一批忠实勇敢、身强力壮的人员组成“硬抗队”，专门对付那些反动透顶的劣绅土豪。
为便于活动，县委还决定，利用社会上原有社团的公开合法形式，掩护党领导下的“抗债团”活动。据当时统计，在“抗债团”的领导下，武乡全县抗住了80%的各种租税，逐渐出现了“地主不敢要账，穷人拒不还债”的局面。“五抗”运动取得了革命斗争的初步胜利。
武乡农民“五抗”运动，是在山西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学习与借鉴苏区农民运动经验与武乡农村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山西早期农民革命运动的典范。运动抓住了农村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代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的气焰，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为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山西党组织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等农民革命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依靠八路军，开辟与巩固抗日根据地
武乡位于太行、太岳两山之间，雄关险塞，地处要冲，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争夺地盘，备兵设防，战事十分频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此处战略地位重要，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建党较早，人民素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所以早在1937年就被开辟为太行中心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司令部、太行第三军分区等党政军重要机关曾长期驻扎在这里，武乡成为指挥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中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开赴山西前线作战。11月，八路军谢家庆、张国传来到武乡，配合牺盟会决死队恢复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战工作。根据中共北方局关于在华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战工作的指示，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派出共产党员韩洪宾和工作员姚伯功任武乡县牺盟特派员，以合法身份进行抗战动员。同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派徐子荣、王玉堂、高沐鸿等人到武乡，建立了中共武乡县临时工作委员会。该工作委员会建立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改造了各级旧政权，组织起工、农、青、妇各救会和抗日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开展游击战争，打开了抗日工作的新局面。
1938年4月16日，八路军主力在武乡长乐滩歼敌22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时也使武乡人民受到了“不抗日，活不成，要生存，必斗争”的现实教育。到年底，全县48个大编村，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发展到2500多人，成为抗日斗争的一支骨干力量。1939年7月，日军占领了白晋沿线武乡所辖的南关、分水岭、权店、南沟、故城等地，建立了维持会等汉奸组织。1940年夏，日军占领了武乡中部的段村镇，把武乡分割为武乡（东）武西两个县，武西多数村庄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段村敌伪也把“维持区”扩大到长乐、上司一线，日伪势力十分猖獗。在军分区的支持下，武乡县委开展了全面的反“蚕食”、打“维持”斗争。到1942年，“维持区”被压缩到5公里以内，初建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1939年至1943年间，日军以占领地为“扫荡”之依托，在“扫荡”中大肆施行“三光”政策，妄图加速对根据地的“蚕食”。而对险恶的斗争局面，武乡县广大民兵、自卫队配合转战当地的主力部队，机动灵活地和敌人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的斗争，建立了“男人挑一担，女人提一篮”的野外生活，组织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游击生活，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和攻心战等各种巧妙打法。
1943年6月，日军小林大队指挥伪剿共军赵瑞、段炳昌部约3000兵力侵占了武东重镇蟠龙。武乡县委遵照太行三分区提出的“坚持劳武结合，围困蟠龙敌寇”的战斗口号，在蟠武线上开展了游击生产，建立了野外生活，经过八个半月的围困斗争，终于把敌人挤出了武东根据地。在除奸防特方面，民兵除配合反特除奸活动巡逻放哨外，还镇压了许多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1944年，随着局部反攻的开始，各地在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的前提下，继续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开展拥军优属和大练兵运动。武东、武西两县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配合太行西进部队，于1945年8月26日一举攻克段村大据点，武乡全境获得解放。
武乡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的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在坚持抗日战争的同时进行反顽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动员开明士绅支持抗日
抗战时期，武乡各级党组织始终正确坚持和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我党的团结和领导下，武乡开明士绅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捐款筹粮，积极为抗战工作献计献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1939年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部队进驻武乡之时，发动了第一次高潮，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解决驻军及参战民众的粮食供应问题，9月19日，武乡县抗日政府以牺盟会的名义在土河村召开了盛大的榆（社）、武（乡）士绅座谈会，朱、彭总、副司令应邀参加了会议。总司令在会上发表演说，阐明了士绅在抗战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倡导各阶层精诚团结，共同抗战。参加座谈会的开明士绅纷纷慷慨献粮，武乡士绅裴玉澍、郝培兰等50人，当场自报捐粮190石，捐款（银洋）220元。其中，杜青史将家中的土地、钱财除生活费外全部捐出。朱总司令对武乡士绅毁家纾难、捐款献粮的爱国行动倍加赞赏，并为与会士绅躬授奖旗。这次座谈会，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建设，许多士绅由中间派变为进步力量，抗战力量得到增强。接着，县政府又在姚庄召开了士绅大会，座谈《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和政府的屯粮法令，并发起了在全县屯积6万石公粮的运动。在实行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公款的基础上，本着有粮出粮、无粮不出的原则，制订了具体的屯粮办法。全县士绅热烈响应号召，积极捐献粮款，5天即完成6万石公粮的屯积任务，解决了当时的军用急需，对粉碎敌人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提供了根本保证。
1941年，为了实现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实行统一的方针政策，集中力量进行对敌斗争和建设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晋冀豫边区目前十五项主张”，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实行民主政治，充实健全“三三制”政权。这是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新的政权形式，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在根据地的体现。武乡县委按照有关部署进行了宣传发动，并在活庄村召开了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提出成立“三三制”政权的构想，得到开明士绅和同情革命的地主的广泛拥护。县委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陆续在全县开展了村政选举。经过村选运动建立的新政权，具有广泛性，成为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和对敌斗争的坚强支柱。开明地主和士绅参加政权，大大协调了各阶级的关系，维护了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使各阶层的团结更加趋于巩固，许多问题均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在新政权的感召下，武乡全县在抗战初期逃亡的地主与员48人中，有28人陆续回到家乡，努力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
在实行“三三制”政权的基础上，武乡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于1939年至1942年开展了减租减息、清债反霸运动。而减租减息也有个政策和原则问题，既要保护广大贫农的切身利益，又必须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定性。因此，我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一方面发动贫苦农民，向顽固地主发起斗争；另一方面注重团结开明士绅。随着减租减息的深入开展，封建土地制度逐步削弱，贫苦农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保障，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这场运动一方面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开明士绅深明大义，主动执行党的政策，配合我党开展工作的因素。不可否认，在减租减息中，开明士绅同样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四、武乡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与伟大贡献
从武乡党组织的创建到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武乡人民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同时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革命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部重要机关在武乡长期驻扎，不仅领导和指挥了整个华北的抗日战争，也具体指导了武乡的各项工作。武乡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及早创建与巩固，正是在上级党、政、军机关的直接指导下发展壮大的，因而避免和减少了许多失误和挫折，战胜了困难，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动员农民进行了人民战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武乡党组织从创建之日起，就领导和发动农民成立“抗债团”，开展了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丁的“五抗”斗争，调动了广大农民奋起革命的积极性。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实行减租减息、清理旧债，直至解放战争中的等一系列政策，使广大农民从中得到实惠，全县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和人民子弟兵并肩作战。从战备到生产，从参军到支前，出现了军、政、民一体，团结抗战的动人局面，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从地下党组织的创建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武乡各级党组织始终正确掌握与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有力地促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早在30年代，在武乡党组织酝酿筹建的过程中，就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帮助。在抗日战争中，武乡党组织始终把抗战工作作为中心环节，多次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在共产党的宣传影响下，各界人士纷纷自觉地为抗日出力。在政权建设上，武乡党组织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原则，邀请民主人士参政、议政。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我党赢得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党的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四）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在根据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员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一样开荒种地，进行生产劳动；在敌人频繁的“扫荡”中，各级党组织组织民兵协助群众坚壁清野，帮助他们安全转移；在反“扫荡”结束后，党组织又及时为受害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组织生产自救。
（五）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员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县委在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始终注重自身的组织建设，不仅使党的战斗堡垒更加坚固，而且使党群关系更为密切，对于发动群众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1948年，县委又结合进行了党组织的全面整顿，及时纠正了“左”的做法，团结了绝大多数群众，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正因为武乡党组织始终与人民一体，真正调动了人民的革命热情，从而使这块英雄的土地爆发出革命生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武乡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到1947年间，先后参军14246人，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窑洞战等大小战斗共计6568次，毙伤日伪军29330人，缴获武器14020件。武乡人民不仅直接参军参战，更担负了繁重的战勤任务。在战争年代，全县215个行政村，共为部队筹集公粮2.5亿斤，妇女做军鞋49.5万双，做米袋、挎包100.75万条，提供蔬菜、肉类和食油500.75万公斤，提供煤炭、木材等燃料30.7万公斤，提供畜力车辆4300多头（辆），先后涌现出杀敌英雄和劳动模范152人。八年抗战中，武乡这个仅有14万人口的山区小县，牺牲和致残的县区村各级干部和民兵群众达15300余名，载入烈士英名录的有3200余名，出兵达14000余人，派出南下北上干部5300余人。若以县为单位计算，武乡县出兵、出粮、出干部之多，为太行全区之冠。
总之，武乡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支援前线、拥军优属、大生产运动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太行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失败后，大批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流亡中国，继续进行谋求朝鲜独立的复国运动。1937年7月，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一部分朝鲜革命青年开赴陕甘宁边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1938年2月，日本颁布“朝鲜征兵制”，并在北平、天津等地建立了“朝鲜征兵特别训练所”，强行征集华北敌占区的朝鲜人，组成沦陷区大城市的“警防团”、“留民团”等组织，为其侵略战争充当炮灰。这更加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1938年7月，为扩大朝鲜人民抗日影响，朝鲜“民族战线”理事、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向递交了成立朝鲜义勇队的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和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沫若（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大力支持。10月10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协助下，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不久，义勇队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撤退到桂林、洛阳等地。后来，义勇队其中一部分投到西安的政府，小部分留在重庆成立了朝鲜“光复军”，而大部分成员则于1940年冬和1941年初辗转到达延安、太行等地。
成立之初的朝鲜义勇队约有队员100多名，由金若山任司令，下设本部和两个区队，后扩编为3个支队。1939年朝鲜义勇队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该支部属新四军大洪山（在湖北随州境内）挺进司令部领导，支部书记为胡哲明，其重要骨干金学武等也是中共党员。
1941年初，在洛阳整训之后的大部分朝鲜义勇队队员分4批先后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受到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热烈欢迎。八路军第385旅在驻地涉县西达村的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陈锡联旅长致词后，八路军副总司令，第129师师长、邓小平政委，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等接见了义勇队成员。随后，义勇队转赴山西黎城看后村、上清泉村和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今左权县）桐峪村一带。他们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一边作战，一边开荒生产，同时在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和群众工作。今天，左权县云头底村的过街小堂里还保存有当年朝鲜义勇队留下的标语。
随着来华参加抗日的朝鲜青年日益增多，武亭（即武挺，又名吴挺，朝鲜人，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苏区红军特科学校校长、八路军总部首任炮兵团团长）和朴孝三、石鼎（又名石正）、陈光华（朝鲜名金昌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抵达太行根据地，曾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豫区委担任重要职务）等人开始着手整编朝鲜义勇队。1941年1月10日，40多名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朝鲜青年及100多名朝鲜义勇队成员，在晋东南辽县桐峪村成立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会议通过了联合会纲领，“誓志日本侵略者统治，与中国人民共同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次日，在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作报告，高度赞扬了朝鲜人民反对日寇压迫和参加中国抗战的英勇精神。“朝鲜青年联合会”以“团结朝鲜青年，抗击日寇，光复祖国”和“拥护朝鲜全民族的反日战线”为纲领，武亭任会长。同年7月，“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桐峪组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支队长朴孝三，副支队长李益世，政治指导员金学武。义勇队总部设在“陪都”重庆。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主要由三部分朝鲜爱国志士组成。一是以武亭、陈光华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朝鲜志士；二是在华北的朝鲜侨胞以及后来反正的日军朝鲜籍士兵；三是原朝鲜义勇队的大部分成员。为防止留在朝鲜国内的亲属遭到迫害，大多数义勇队队员的名字是化名，而非其原来的朝鲜名。
据当年曾在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任科长的卢耀武、刘国霖说，早在1940年春，抗大总校就分配给129师十几名朝鲜同志。他们都是抗战前因反日流亡中国的，抗战爆发后到了延安。他们都能讲流利的汉语和日语，文化水平较高，对日本国情有较多的了解，因此多数都被分配到师、旅、军分区政治部敌工部门。129师主力部队从旅到团都配备了朝鲜籍敌工干事，使全师敌军工作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1942年7月上旬，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由黎城看后村、清泉村，移至与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政治部驻地赤岸、王堡隔河相望的河北省（当时属河南省）涉县中原村。为统一和扩大抗日力量，7月11日至14日，“朝鲜青年联合会”在中原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宣言》、《华北朝鲜独立同盟纲领》等文件，决定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组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由崔昌义任总书记；“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名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武亭为总司令，朴孝三为支队长。朝鲜独立同盟的宗旨是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朝鲜的民族独立和彻底解放。独立同盟下设分盟，分盟下设支盟。分盟是根据八路军的战略地区而设置的。其秘密组织工作的重点在华北敌占区，后逐渐向东北和朝鲜境内发展。到1944年底，分盟已发展到10个，支盟50多个，仅我抗日根据地的盟员就达1000余人。1942年11月，朝鲜独立同盟接受中共中央“保存实力，培养干部，为解放朝鲜做准备”的建议，在涉县中原村普定寺大庙内创办了“朝鲜青年革命干部学校”，校长为武亭（兼），教务主任为金学武（后为郑之成）。1943年1月6日，学校正式开学。后来，他们在延安等地也创办了“朝鲜青年革命干部学校”（亦称“朝鲜义勇军政治学校”），培养和输送了数百名朝鲜籍干部。1943年4月，“朝鲜青年革命干部学校”从涉县迁回延安，一部分朝鲜老同志也随同转赴陕北。9月，“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南庄成立，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当天赠给该校一面用幕布做成的锦旗，上书“朝鲜革命础石”六个大字。这两所学校一成立，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尽管当时条件很差，但学员们学习热情很高，一面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军事技术知识，一面坚持打仗、生产。学校还结合我党我军的整风运动，也开展了整风。仅在涉县中原、南庄的三年中，这两所学校就为朝鲜革命培养和造就了党政军领导骨干300余人。朝鲜建国后曾任内阁副首相的崔昌义，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武亭，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金抖奉，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朴政德上将、朴金波中将等，都曾在南庄“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学习工作过。
朝鲜独立同盟在朝鲜侨民和朝鲜籍侵华日军士兵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揭露日军的欺骗宣传，报道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消息，宣传朝鲜民族抗日、民族独立的思想，鼓舞朝鲜侨民胜利的信心；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离间中朝人民友谊的阴谋，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宽待俘虏和保护朝鲜侨民生命财产的政策，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1941年来到太行根据地的著名青年作曲家郑律成，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创作了歌曲《八路军军歌》、《抗日战歌》和话剧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为鼓舞民心士气和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来，他还创作了以《进行曲》为代表的一大批经典力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寇对朝鲜的统治更为残暴。不少朝鲜青年突破重重封锁，来到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11月17日，韩春成等81位朝鲜青年抵达涉县中原村，集体参加了朝鲜义勇军。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组织力量的壮大，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经常组织和派遣武装宣传工作队，参加或配合八路军129师，开展游击战和破袭战，反击日军“扫荡”；与民兵、村自卫队到处埋地雷，四处打击敌人；发动对敌政治攻势，深入敌后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向朝鲜籍日伪军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曾在火线和日军驻地高喊：“将军们坐飞机，士兵们步行送命去，你们的父母抱着白盒子（骨灰盒）痛哭！”引起日军极大震动。他们还乔装成日本人，到碉堡里活捉日本兵；通过朝鲜籍日伪军翻译官，使我军小分队安全通过封锁线，或利用朝鲜籍翻译官灌醉日军，使我军顺利地拔掉敌碉堡。
1942年上半年，日军发动了名为“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春夏大“扫荡”。5月下旬，朝鲜义勇队派出30多人，随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北方局党校等党政军机关转移到涉县、辽县间的十字岭地带。在左权将军的统一指挥下，他们与总部警卫连、769团一部密切协同，顶着日军密集的火力，激战竟日，毙伤敌300余人，杀开一条血路，掩护、罗瑞卿等总部首长和机关突出重围。但左权将军不幸在25日的战斗中壮烈殉国，“朝鲜青年联合会”、义勇队负责人陈光华、石鼎等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于28日在十字岭花玉山上牺牲，陈光华时年31岁，石鼎时年42岁。部队转移至黎城看后村附近时，与一股向我翼侧迂回包围的“清剿”之敌遭遇，义勇队队员与总部警卫连配合，与敌展开血战，终于转危为安。但义勇队在此次突围中伤亡较大。1942年10月5日，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了《朝鲜烈士永垂不朽》一文，以悼念在抗战中为帮助中国民族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朝鲜同志。10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5000余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为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的左权将军、《新华日报》（华北版）社社长何云等烈士和陈光华、石鼎等朝鲜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将何云、陈光华、石鼎等烈士与左权将军一起安葬于涉县石门村边区抗战殉国烈士公墓。同时还为牺牲的胡维伯、孙一峰、韩成道、朴吉车、王现淳等朝鲜烈士举行了公祭仪式。仪式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主持，129师师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中共太行分局副书记李大章，边区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申伯纯、邢肇棠，边区民政厅厅长李一清，各界民众团体代表齐华，朝方代表、“朝鲜独立同盟”总书记崔昌义等，参加了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并一起为左权等英烈扶棺覆土。1950年10月，陈光华、石鼎等烈士遣骸与左权将军遗骸一同迁葬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1943年4月，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朝鲜独立同盟从涉县中原村移驻河南店村，不久又迁至邻近的南庄村。当时，南庄是八路军129师在邯（郸）长（治）公路上的一个重要兵站，是我山东、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人员进出太岳、晋绥和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中转地，也是129师参谋训练队、炮兵训练队、干部轮训队等训练机构的驻地和训练基地。进驻南庄后，为打破敌人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朝鲜义勇军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发展生产，他们在当时的太行山区贸易中心――河南店村开办了太行纺织厂、大众医院、照相馆以及三家商店，还在五指山开荒种地，上山割荆条编筐织篓，并往返70多公里到敌占区开展贸易活动，将花椒、荆条篓贩到根据地周边的武安、阳邑、沙河一带，换回急缺的盐巴等必需品。大众医院救死扶伤，热情为根据地军民服务（一律减免费）。曾担任“朝鲜独立同盟”宣传部长金学武（兼华北支队政治指导员）警卫员的王安顺回忆说，该院的白殷道大夫，大背头，高个子，医术高明。王安顺每次到河南店送信遇到他，他总是说：“干啥来了，小王？”“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朝鲜义勇军的主食以小米、白面为主，咸菜以腌水萝卜为主（连缨带萝卜放入伙房五六口大缸内，放上开水、调料，三天后即可食用，冬夏都吃）。那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朝鲜同志特别能吃苦，自己养猪种菜。他们种的黄瓜、西红柿、茄子长势特别好。八路军与朝鲜义勇军情同手足，驻赤岸的太行军区司令部经常用牲口驮来自产的鸡肉、猪肉以及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送给他们。王安顺说，那时清漳河河边芦苇丛生，野鸭子特别多。他和武亭常到河边打野鸭子，武亭利用石头作掩体，枪一响，野鸭子就往上游或下游的芦苇荡里飞去，王安顺就上下奔跑驱赶，武亭则在原地“守株待兔”，一枪一个，弹无虚发。一次打两三个，回来拿到伙房打个牙祭。
1944年，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召开朝鲜士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内朝鲜人士兵要求书》，号召朝鲜士兵“绝不为日本天皇而死，要为自己的民族而牺牲”。他们还派工作人员深入敌占区大中城市，在朝鲜人中建立抗日秘密组织，设立秘密联络点，搜集情报，并动员一些青年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学习。日本投降后，他们还积极协助我军号召朝鲜籍日军士兵向我投降。
1945年8月29日，根据上级指示，驻南庄的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总部、朝鲜独立同盟、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等单位二三百人与延安来的朝鲜同志汇合后，开赴东北返回祖国。在三年的战斗生活中，朝鲜同志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许多朝鲜同志亲切地将涉县称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临行时，根据地军民十里相送，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曾在太行纺织厂工作过的李忠德，来到涉县河南店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涉”，至今未改。他说：“我的名字是与涉县人民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金声熙的朝鲜同志将自己的籍贯填为“涉县”，并向组织申明：“永远填写涉县籍，不再改动！”曾在中原村“朝鲜青年革命干部学校”任管理员的关键，后来取得中国国籍，并曾担任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他生前留下遗嘱，说：“我是从太行山上生活、战斗过来的。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到太行山我曾住过的地方。”1982年关键逝世后，十几名朝鲜义勇军老战士按他的遗嘱，重返涉县将其骨灰埋在石门村陈光华、石鼎烈士墓旁。他们还在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农舍、旧庙、窑洞、山岭、田间留连忘返，在座谈会上追忆当年，即兴唱歌跳舞，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在我们的心中，‘太行’就是涉县的‘概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滋养过我们的这片故土！”
改革开放以后，朝鲜、韩国方面不断有人到涉县南庄村参观访问，有不少是研究中朝（韩）关系史、东亚战争史的专家学者，也有一部分系当年朝鲜义勇军老战士的后代，其中以韩国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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