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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和创作主体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现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审美体验和认识。从古至今，创作主体在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古代文论始终将对创作主体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讨创作主体的德才和学识、情操和禀赋等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些因素与作家创作的关联性与复杂性。本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创作主体的人品与文品的具体关系。“文德说”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决定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先秦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德”与“文”的关系随着其内涵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演变。“文德说”就其源，起自先秦时期的言、德之论，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这里的“文德”，不是专门针对文人而言的，不专指作者，而泛指一种美德。《礼记·表记》中说“君子耻有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
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辞第二的思想，又强调了德、行、言必须统一。虽然“文德说”在先秦并不专指文学，却对后世文学主体论的“德”与“文”的关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王充在《论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说：“《易》日：‘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日：‘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以文为操”，就是以礼乐规定的文饰为仪表，而这种礼乐规定的文饰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在《书解》篇中又说到“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这里将道德和文章看成一体，当然这一命题也引起了后世批评家们的争议。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人的感情意念通过文辞都充分表露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文德”之论的文论家颇多。魏文帝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出的“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成了一个时期评论文人无德或少德的理论依据。
刘勰的《文心雕龙》除了有很多篇目论及文德之外，还有专篇论及文人品德，其论文人德行的专文是《程器》篇，借用《尚书·周书》上的比喻，说明人材要“贵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词人那样“务华弃实”，本末倒置，强调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算是真知灼见，准确地论述了文与德的关系。陶渊明不仅诗品高洁，人品也一直为后世的人称道，特别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萧统不仅为他编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品和人品，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高度评价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的论文。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强调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对作家道德修养的要求更为强化。唐代的韩柳及其门人对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层的论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从古文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古文须以“立行”为本，而以“立言”为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明只有“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进入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达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练程度，并且还要再修养若干时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写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时代，文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等的观点，尤以宋濂为称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写作要崇实务本，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体的主张，认为文章的成败高下不能仅仅从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从根本上着手，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纵向观察，中国古代文论家都把“文德”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主体论的重要内容，认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养好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样对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出现的“文品”、“赋品”、“诗品”、“诗格”等概念，实质都是与“人品”对应而言的，以“立德”为创作主体的首要条件，古代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德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论对主体性的深刻认识，对自身人格及创作的关系的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评价它的作用和价值，既不能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创作的成败显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毕竟会有一个主导因素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品格是绝不容忽视的，主体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规定了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创作主体借其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表现主体的情志、个性、理想，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古代主体论对作家品格的重视，成为一个良好的导向，这使得作家不断地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这对社会风气的加强、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立德”的作用，而忽视创作中的特殊性，这将无疑会阻碍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来衡量一个人的创作成绩，这也是极不公允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创作主体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要不断在实际中开阔自己的学识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坚持不断创作、重视创作中的文辞表达，只有将这几者紧密结合，才有好的文章产生。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从当时的政府到民间，科学的介绍与引进成了最为迫切的要求。然而西学（即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引进首先通过政府教育的权力得到实现，于是现代学科、现代教育与现代大学在几乎同时兴起。陈平原认为，“对于现代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大学的教育体制与“权力”实现了对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规驯”，从而走向成熟的现代学科体系。古代文论从传统知识谱系的“诗文评”走向一门正式系统的学科首先也是伴随着这种教育体制的权力得以实现的。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急功近利的清政府大力兴办各种军工厂，照抄西方先进技术。有鉴于此，洋务派设立译书局，着手系统地翻译西方技术，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当数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其后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诸多类似于同文馆的机构（比如广州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为当时的各种制造局翻译西方技术，培养外语人才。然而技术复制“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P526）。因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在1867年京师同文馆正式设立“算学馆”与“天文馆”，至此，官方对于西方学科的引入完全开始，而现代学科体系也开始了其历程。为了让那些西学者不致丧失民族文化，也为了适应现代学科的教育，传统的经史之学最先开始了学科化“规驯”的历程。比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就言：“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根据当时其他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传统的经史之学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学科化，但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也慢慢走向瓦解。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学科的设立则要等待所开创的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尽管新政失败了，但对于科学的倡议与教育体制的改革却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从189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到全国改书院为学校，其时的教育体制中，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设置更为合理，传统知识体系也开始分解成各个学科在大学堂得到设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文学科”这一概念。尽管最初的“文学”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相对于传统的“经史之学”而言已是很大的进步。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考试》中谈道：“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郑所提出的“文学”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学科，它与同文馆教育中引进的各国语言文学相对。后孙家鼐于1896年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说道：“三曰学问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馆，西学所教亦有算学格致诸端，徒以志趣太卑，浅尝辄止，历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也。今拟分十科……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孙家鼐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文馆虽然已经引进了西方学科，但设置还不科学，因此京师大学堂要设置更为科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包含西方的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的传统经学与文学区别开来，并且各自独立，这对于文学的学科化与现代化意义甚大。然而也有非常模糊甚至混乱的“文学”分科法。如1897年的《通艺学堂章程》中的课程设置对于文学科是这样规定的：“舆地志泰西近史名学（即辨学）计学（即理财学）公法学理学（即哲学）政学（西名波立特）教化学（西名伊特斯）人种论。”尽管如此，官方教育的学科规定似乎更为合理。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于文学科的规定如下：“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虽然对于“文学”还有些模糊，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所设置的文学学科已经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大学中文系所含的“语言文学”与“外国文学”。只是古代文论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要等到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建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论学科的设置首先是在西方学科体系下“文学概论”的规驯中诞生的。191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将“文学门”分为八类：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言语学类。
其中“国文学类”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文学史，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论理学概论，世界史。”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学科，但在西方各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文学概论”已经为古代文论的诞生做好了准备。1917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中将大学文科本科课程“分为哲学、文学、史学三门”。其中“文学门“”通科”中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文学史、西洋文学史、言语学、心理学概论、美学、教育学、外国语（欧洲古代语及近代语）。”至此，古代文论尽管包含在“文学概论”之名下还没有名之称，却有了名之实。至此，“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即当时黄侃在北京大学所讲的《文心雕龙》。纵观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代文论作为学科本身是被西方科学各个学科“规驯”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通过各个教育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演化和转变而形成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论”还得经过二次“规驯”，即经过科学化的“规驯”。
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对古代文论的二次“规驯”
古代文论通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最终在西方各种自然学科的规训下完成了学科建制，但它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就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接受科学知识和崇尚科学精神至关重要,关系到这门学科研究范围的明确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并涉及新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方法”。从这个层面而言，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是古代文论成为学科的“立法”依据。尽管古代文学、文学概论、西方文学等一道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科，但是彼此之间却在不断地抗衡斗争。起初在京师大学堂内就有“桐城古文派”与留学派之间的不断论争。待到民国时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任陈独秀氏为文科学长，一时新文学之思潮，又复澎湃于大学之内，因与浙江派不相容，而冲突以起”［。至此，通过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继承了黄遵宪与梁启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精神，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最终为古代文论的学科独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在新文化运动中，由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了新文学的发展，非常激烈地要求排除传统文学这一障碍，对之进行猛烈的攻击，称之为“死文学”，甚至将其“妖魔化”。表面上看，“新文学”即白话文学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其实就根本而言，在于为科学的进一步推广扫清障碍。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因此，就“文学革命”的本质而言，在于清除传统文言文不符合科学思维的不利因素，进而提供一种可供科学言说与表达的全新语言工具即白话文。在前面提到的各个译书局翻译的过程中，新学科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名词；进而在近代不断译介国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过程中，文言文对小说等叙事文体的言说已经显得入不敷出。到了胡适等人那里，西方科学思维背景更使得他们看到文言文与科学之间、传统直观的诗词曲与逻辑线性的叙事文学之间存在着莫大的鸿沟，于是他们提倡新文学必须打倒旧文学。由此便首先对语言下手，企图连根拔起，放逐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关于这一点，“文学革命”之前的梁启超早就说道：“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后来何天爵总结说：“近世科学昌明，文字日趋于平易，即如现时，所译各种科学书，其文法之构造，多有仿效外国者。其名词之引用，固无论矣，盖循进化公例，不得不尔。”深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胡适，之所以说文言文学是一种“死文学”，主要在于它是不规则的，不符合科学逻辑，而“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这种观点与梁启超的如出一辙。于是乎更有甚者，钱玄同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后来高玉在总结胡适的文言观念时也充分注意到科学等观念对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这些新名词既是新词汇,又是新思想,接受了这些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因此，“新文学革命”时期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并不单单是一种阶级的平等或一种现代文化诉诸语言的启蒙，而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对于传统文言的一种总清算。对于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科学主义背景，倒是那些所谓的“守旧派”看得更为透彻。如著名翻译家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道：“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其实林纾所言正与胡适所认为的文言不规则、没有科学性与逻辑性相符。而传统文人由于缺少科学知识，所以“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因此，五四学者认为科学不但能改进文法，还可以丰富文学的内容。总之，“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白话文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一种白话文的科学性，即清晰确定与逻辑规则的观念。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立、传统文言体系的放逐，不仅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①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至于说“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因此，从观念与方法上而言，科学范式开始直接作用于传统知识体系，为整理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在旧文学被“革命”而颠覆成为“死知识”之后的二次“规驯”。在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之下，西方自然科学对传统知识的规训是第一次，它还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缺少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因而很多学科是有名无实。而通过“整理国故”，古代文论在二次“规驯”下即将继承一种有效的科学观念与方法。“自近世科学兴,求学者无论若何知识,均必纳诸科学规范。于是科学疆域不仅限于天然事物，举凡人类思想行为，悉囊括于其中。夫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材料虽殊，精神固自一贯。今日研究古籍者，欲持此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俾成科学。”实际上，从1921年暑期胡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到1923年代表北大国学门同人为《国学季刊》杂志所撰写的《发刊词》提出整理国故的三条途径，以及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所做的《再谈谈整理国故》的演讲中,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提出了具体操作规程。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于是，当时在胡适等人的带领下，传统的一系列知识体系都在科学的怀疑中“重估一切价值”，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在那时传统知识领域得到广泛的推行。比如在他的考证当中形成了《哲学史大纲》以及“新红学”等。当然对于国故的科学方法也曾遭到“国衡派”等人的反对，但其最后都被打入“保守主义”之流，很难抵挡科学主义思潮在知识领域的进攻。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知识体系包括古代文论开始重新构建学科体系。然而胡适所提倡的“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还仅仅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方面。其实“科学”的观念及方法早在1915年的《科学》杂志与1923年爆发的“科玄之争”中得到了最彻底最清晰的呈现。在1915年的《科学》创刊号中，任鸿隽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据此任鸿隽认为，凡通过演绎而有体系的“智识”都可称为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就狭义的科学而言，则专指通过实证与实验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在1920年的《新青年》中，陈独秀说得更清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与其说叫作“科学的最大效用”，还不如叫科学对人文学科最有成效的“规驯”。这样看来，文学，包括文学批评，必然要求科学化的处理，否则它不能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至于科学的方法，无外乎包括两种，即胡明复所说：“兼合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由此看来，胡适所宣扬的“科学方法”实乃是归纳之一种，实际上是科学兴起之后在社会科学中所形成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还有另一种更为高级的方法即演绎法，却是在“整理国故”中所未能广泛运用的。而对于它的强调主要在于它对后来的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文学批评”等观念的极大影响。也正是从演绎的高度，古代文论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首先依据某种观念而演绎出一个精密而富于逻辑的体系，然后才根据实证主义的方法形成具体的材料。对于科学的归纳与演绎的借鉴为古代文论构成独立而科学的体系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论保障。
文学批评的学科独立
有了现代科学的白话语言，古代文论进入了学者的象牙塔，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再与鲜活的现实、语言、创作有任何关联。随后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所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与方法开始直接作用于传统知识体系。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呼之欲出。然而按照西方“文学”学科的体系而言，“文学批评史”首先就面临着概念与知识体系上的尴尬。正如王国维早先所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而古代文论相对于科学而言表现更为糟糕。正如后来朱光潜说到的那样：“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此，如朱自清所言：“现在写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不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然而有了前面学科的示范性效应，不管传统的“诗文评”如何凌乱不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总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相信的科学的力量。再者，当时进行文学批评的学者们几乎都接受过西学的影响。比如郭绍虞在《我怎样研究文学批评史的》一文中提到时人“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很有帮助”。正是在科学的影响下，郭绍虞先是接受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并发表《文学演进之趋势》（1927）与《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1927）。虽然这还不属于一个学科所要求的文学批评，但科学观念所起到的作用使之获得了某种启示与力量，为其后来写作《文学批评史》提供了某种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从郭绍虞开始，古代文论对于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运用越来越成熟，也使得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走向独立，最终完成了科学对之进行的改造而获得一种体系性、学科性。关于这一点，接下来通过对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两部《文学批评史》的分析，便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科学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便是郭绍虞与罗根泽所撰的著作。首先郭绍虞在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提到文学批评的历史状态：“有人说，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以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错！的文学批评确有这些现象。”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印证了学界一直在科学视域下对古代文论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朱自清所言文学批评史的艰难。然而深受西学影响的郭绍虞前所未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郭绍虞先是运用他先前接受的进化论观念将文学批评整个历史分为“演进期”、“复古期”与“完成期”，接着在每一章里按照“文学”批评的范围与体系进行描述。
对于古代文论而言，最难的莫过于寻找“文学”的定义。而郭绍虞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则是当时非常时髦的“纯文学”观念，因此不难发现，在后边的每一章分析中都明显地贯穿着这一线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按照现代学科体系而言，科学首先要做的是设定一研究范围，否则不可能成为一独立学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学界将郭绍虞的《文学批评史》定性为古代文论取得学科独立性的标志性事件。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郭绍虞这本书为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奠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体系。而先前陈中凡的《文学批评史》虽有其名，但因缺乏现代科学体系，所以就不能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他们对古代文献极为熟悉，而在撰述文学批评史时使用的材料，以及编写时所使用的笔法，仍深受传统的影响：除了诗文评部分外，不出历代文苑传、诗文集和若干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他们介绍这些材料时，大都随文敷演，略作阐释，这对后人来说，自然觉得新意不多和分析不够细致了”。其实周勋初所说的“新意”实质上就是缺乏一种科学性与系统性。后来郭绍虞的学生罗根泽出版的《文学批评史》将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贯穿得更为透彻。在他第一章“绪言”中就着手进行概念的区分，以求获得科学的“文学”观念，找到“文学”本质。然后在森次巴力的影响下将文学批评体系化为“狭义的文学批评”与“广义的文学批评”，即“狭义的文学批评只包括文学裁判，也就是只包括批评的前提和批评的进行两段过程。广义的文学批评，不只包括文学裁判，而且包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也就是包括批评的前提，批评的进行，批判的立场，批评的方法，批评的错误，批评的批评，批评的建设七段过程。我对文学界说，采取折中义，但对文学批评界说，则采取广义”。
其中对于批评方法的运用最为明显地表现出科学的因素，即根据森次巴力所总结的方法体系，如主观的方法、客观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印象的方法、鉴赏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象征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其他。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罗根泽认为“，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罗根泽所说的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正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原理的本质性所在。而对于本质的追求实质上是科学理性意义上的规律，也是科学归纳的目的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根泽时刻不忘在其中贯穿他的批评观念与文学观念，并且适当地穿当时流行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等）对之进行现代化阐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氏的文学批评史相比郭氏而言，不仅范围更为清晰明确，而且方法更为精细，具有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尽管是借鉴森次巴力的体系，但还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科学化的观念与方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学界关于科学化观念的影响往往置之不谈，而是多半说到当时通过翻译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之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即便是当时从国外理论所翻译过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实质上也是早已被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所“规驯”了的。关于这一点，精熟于西方文化的林语堂早就看到了：“我们可以有趣地研究科学的物质主义如何侵入人文科学，及大学教授如何由观感的错误，想抄袭摹仿自然科学的方技法宝，出卖人文科学。矿石或动物的研究自然无所用其良知。
因为，自然科学只需要客观及外乎伦理的态度。在偷袭科学方法而应用于人文科学之时，他们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为真科学了，就把那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整个搬过来。但是不加藏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种罪恶。”因此，所谓的“纯文学”实质上通过“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一种对象总要先把那夹杂不纯的附加物除掉，然后才能得到它的真确的，或者近于真确的，本来的性质”。而通过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而来的“真”的文学观念注定了现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然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文学理论。综上所述，古代文论在西方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引入中渐渐地被“规驯”为一门学科，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与研究体系中的一门知识体系。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古代文论首先在科学的“白话文运动”中将传统批评的土壤彻底斩断，使之成为一门“死文学”而归入历史档案。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必须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或通过展示具体的图像实物，或运用艺术的语言、和谐的音乐、生动的影像视频，创设教学情境，渲染情感氛围，使古代文学作品形象化，使学生如临其境，自然而然地被教学情境与文学作品吸引触动，引发共鸣，从而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可由教师创设，但更应该由教师引导学生去想象、创设和实践。建构主义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只能通过学习者自身积极主动地参与来实现。情境教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打破了传统教学方式框架，由传统的教师的“教”为中心改变为学生的“学”为中心，由传统的“教师要学生学”转变为“学生自己要学”。实践证明，只要引导恰当，学生是非常乐于参与教学活动的，并从中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提高了学习的兴趣。情境教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
（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学生整体素质
把中国古代文学知识意蕴内化成学生的素质，转化成学生的能力，是这门课程的关键与难点。传统的讲授法，通过教师系统完整的讲述，能使学生接受系统完整的知识，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讲授法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侧重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学习，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在情境教学中，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充分感受古代文学的魅力，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都能得到提高。例如，学生通过诵读、感悟、鉴赏与背诵古代文学作品，对作品内涵与语言的把握能力、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必然得到提高。学生参与改编、排练、表演古代文学作品，对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作品的理解、表达、再现与表现等能力也必然有所促进。通过表演过程本身，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组织、应变、沟通能力，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与交际能力。在师生共同对古代文学优秀文化精神的挖掘阐释过程中，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与艺术鉴赏能力。这些能力素质的培养，能够增强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三）促进教学相长，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在传统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是知识的垄断者和传授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是被动接受的学习者，依赖心理强，创造性缺乏。教师上课一味讲授，学生一味抄录笔记，师生之间的真正互动交流非常少。情境教学的出发点是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教师自觉改变角色，向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参与者等角色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和被填灌的对象，而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与学生之间已没有严格的界限，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在教学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合作、互相促进。这样，思维的火花不断生发、碰撞，学生从教师的精心引导中得到启迪进入更深广的学习领域，而教师也有可能在学生语言思想的触发下获得新的思路，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境界。在情境教学中，师生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共同成长，平等对话，尊重对方。因此，这种民主、平等、积极的师生关系，即导向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
二、情境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实践运用
高职高专院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和设置，为运用情境教学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学生的素质与教学课时所限，高职高专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不像一般的本科院校以文学史为主以文学作品为辅，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学习为重点。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最精美的文化艺术样式之一。文学即人学，古代文学作品内容丰厚，形式优美，具有深邃丰茂的思想情感蕴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魂。古代文学作品大多采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情感的渲染力与画面的表现力度相当强。因此，古代文学教学适宜借助情境教学，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情境是一种特殊的教学环境，它要求从教学目标出发，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再现文学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提高学生的兴趣维度，吸引学生主动学习。如学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的壮丽与烟花三月春意浓郁的情景；也可以运用多媒体创设诗歌的情境：江水茫茫，烟岚濛濛，沙鸥点点，桃红柳绿，繁花似锦，我们的诗人李白伫立江边，久久凝望着渐行渐远的“孤帆远影”。在这个画面的衬托下，投影出诗歌原文，同时播放背景歌曲《烟花三月》。指引学生通过想象的情景或创设的生动形象的情境，把学生一步步带进李白与孟浩然两位诗人之间纯洁美好的朋友情谊的独特意境中。通过自身的感知，触发想象和联想，学生才能深刻地领悟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这样联想式、情景式教学，给予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这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苏教版教材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黄鹤楼送别》，对比彼此对诗歌创作情境的想象与描绘，体会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进一步拓深学习的内容范畴。像苏轼《水调歌头》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教师完全可以放手，引导学生自己创设教学情境。在课堂学习前，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如何创设情境，如何寻找所需资料。在课堂实践中，学生以王菲《但愿人长久》歌曲导入，渲染情境，提高学习兴趣。通过古词新唱，学生陶醉其中，随意跟唱，不经意地融入词人描绘的意境之中。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词人在词中流露的复杂感情和乐观豁达的情怀。教师从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突出“思念”，抓住苏轼在词中的情感变化，激发联想，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词中蕴含的深刻哲思。有的学生还收集了有关“月亮”或表达“思念之情”的古诗词，进一步拓展阅读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大多意境优美、情感蕴含丰富，非常适合运用情境教学法，采用音乐渲染情境、图画视频再现情境等方式，通过直观、形象、生动的情境，提高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力，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情境教学，不只局限于音乐渲染、图画视频再现，还可以进一步改编表演，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想象、情感和创造投入到创设与感受作品的情境之中。
戏剧、小说、散文和叙事诗歌的教学，很多大适合进行改编表演，这些文学体裁的作品的艺术性、形象性、表演性较强，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学生通过改编、表演，能够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更好地掌握作品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人物形象，成功地表现、再现作品。例如在讲授《红楼梦》时，我们把一个班分为两个小组，要求把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内容改编为课本剧，分角色表演。这个提议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作热情，他们利用课外时间积极思考讨论，写剧本，进行排练。改编作品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们自主学习、接受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在课堂表演过程中，学生生动地演绎了他们心目中的每个角色，把剧情的情节发展演绎得非常具有层次感。贾政看到宝玉烦闷惶悚的模样本来就有气，接着忠顺府派长史官来就琪官之事污蔑告状宝玉，再加上宝玉的异母弟弟贾环污蔑宝玉企图丫头金钏导致其跳井自杀，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严父教子的一场毒打不可避免。演员认认真真地表演，旁观的学生津津有味地观看，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现场情境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贾政爱听信谗言、易于动怒的封建家长；宝玉有蔑视封建礼教与仕途经济，同情下人的叛逆性格；王夫人的以哭造势，以退为进；贾母的讥讽威胁、唯老独尊；宝钗的温柔、做作与心机；黛玉的深情相与、体贴劝慰……甚至连只有一次出场的小人物——宝玉急得跳脚时想拉的报信者老姆姆的耳聋可笑，这些人物的特点都被学生表演得相当到位。可见，学生在阅读作品、把握作品内容、揣摩人物性格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姚红等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中指出：“表演法运用得当能促进学习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使学生学会创造性地学习，自主地建构知识和拓展思维，进一步准确地体味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魅力，深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和社会环境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甚至连一些简短小诗也有改编与表演的张力和空间，学生们可以通过改编表演形式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和精髓。例如学习岑参的《逢入京使》，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发挥想象，分组设计表演，要求有文言版、现代白话版两种版本。笔者所任教的2011级语文教育1班的几位同学生动还原诗歌意境，表演极为出彩。现代白话版的表演，诗人岑参首先以风尘仆仆赶路状出现，不时转头回望，举袖拭泪。接着通过画外音介绍当时场景与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诗人赶赴西域，渴望在边疆建功立业，不由豪情万丈；然而长路漫漫，回望故乡来时路，思乡愁情不免袭上心头，思乡的泪水擦也擦不完；忽然马蹄得得，入京使者骑马出现。岑参定睛一看，不由得高兴万分，居然还是老朋友！然后，岑参与老朋友一番寒暄：“韦兄，好久不见，你这是回京城吗？”“岑兄，别来无恙！我正返回京城！离家日久，甚是想念。岑兄，你这又是上哪儿呀？”……天色渐暗，两人不得不分开继续赶路。岑参本想托老朋友捎平安家书回去，偏偏没有纸笔，只好捎带平安口信。最后，二人依依不舍地告别，各奔东西……学生通过艺术的想象与联想，融入自身感受，与诗人进行心灵的沟通交流，使古代文学尤其蕴藏的丰厚思想文化内涵以鲜活丰盈的姿态存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学生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为文化传承创新奠定基础。“让学生从意境的再现中结合独特的审美感受再造个性的审美意识，这种效果远超我们字斟句酌的教学效果。”诗歌情境的创设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提高。本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所任课班级组织过学生创设文学情境与表演，这样的课堂备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较好。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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