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影视资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现实挑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主课堂、主阵地，其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获取更多有利资源，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总的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面临西方文化及各种社会思潮带来的挑战；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也面临视听文化带来的挑战。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面临的挑战
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化的深化，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由国家层面转化到了大众日常生活层面，从牛仔裤到摇滚乐，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趣味与追求风靡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需求，通过庞大的信息传播途径，通过以好莱坞、迪斯尼为主导的影视娱乐文化，更通过强大的知识、学术、教育体系向外输出其意识形态，这实质上是文化侵略和文化扩张。这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相当的冲击性。当代大学生生活在这股文化潮流下，由于其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稳定，他们的思想极易受到影响。这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的思想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况：利益冲突增多，社会竞争加剧，阶层分化加剧，唯利是图、权钱交易等道德失范现象增多等等。与此同时，旧的道德体系正在消解，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利益的多元化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多元化，各种伦理观念甚至相互冲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以及各种丑恶现象滋长蔓延，这些都给青年大学生造成了消极影响。
近年来，大学生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社会价值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急功近利、忽视道德修养、以自我为中心、是非观念淡薄等消极现象。这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青年大学生中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2.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面临的挑战
列宁曾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①在领袖的号召和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采用“灌输”方式，这在过去确实是发挥过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然而，当下的在校大学生绝大多数属于“90后”，他们的成长环境使得简单的“灌输”方式已不能适应他们接受知识的需要。
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逐渐脱离过去的“读写时代”，进入一个崭新的“视听时代”，人们使用图像、声音来表达、理解情感、语言和思想，将对文字的抽象理解转为对图像、声音的直接理解，更加直观化、感觉化。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②在此影响下，“人们开始不大习惯于阅读大部头或晦涩难懂的书籍，而更倾向于通过电视、电影等影像的直接模仿来接受信息。”当前的社会现实是“电视、电影等影视资源已大量涌入人类生活，占据了人们半数以上的闲暇时间。”③这就给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新的启示，开发运用电视、电影等相关影视资源是适应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的体现。
二、影视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作用和意义
影视资源丰富多样、直观形象，既有知识性，又有审美性，既有思想性，又有观赏性，将其作为载体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改革，也是一种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影视资源可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影视资源作为一种新的物质媒介，融合了戏剧、美术、音乐、语言等多种形式，实现了时间与空间、视觉与听觉、物质现实与心理活动、视听直觉与时空等的自由转换，多方面刺激感官，综合调动观者的多种感觉，一方面代入感很强，能够提高观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注意力；另一方面影视资源强大的信息量，能够多角度地引发观者的思考，提供广泛的想象空间和思维空间。观看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影视资源，用直观、生动的影像代替空洞乏味的理论说教，既能够焕发理论强大的的魅力和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引发学生去思考和分析隐藏在历史和现实背后的深层次的本质问题。
2.影视资源可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实效性
影视资源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载体，二者都具有承载传播文化的职能、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关注受众的精神需要、最终达到影响受众的思想观念的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任务是向大学生教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道德品德和价值观念。而影视资源通过声、光、形、色等多种感官刺激作用于学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无形中就拉近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在通过对影视中重点片段的解读，与教材的重点内容充分结合，就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不仅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更能让学生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心理上达到认同，从而实现知识、信仰、行动三方面的统一。将影视资源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以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使过去课堂单一的概念、理论说教模式得以改变，更加人性化、大众化、具体化，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3.影视资源有助于营造活跃、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多实行大班教学，即几个不同专业的学生集中在一个课堂上课，往往一个课堂里有上百人。一方面，大学主导学生自觉学习、自主学习，教师往往上课就来、下课就走，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大多集中于课堂上，而繁重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又使得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时间再减少；另一方面，不同专业的学生集中于一个课堂，学生之间相互不熟悉，也影响了学生之间的学习交流。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不畅，必然造成课堂气氛沉闷无趣。教师沉醉于自我教授之中而学生却觉得索然无味、甚至去见周公的现象时有发生。将影视资源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能够有效地促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营造出活跃、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
4.影视资源可以补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开阔学生视野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编写，一方面往往是对传统的经典的理论体系的纯描述或纯叙述，理论性很强，不够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语言文字的抽象性也使得学生不容易学习、理解；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内容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脚步，更多偏重于对过去的观察总结，跟不上理论的前沿，内容相对陈旧，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足，这也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本质有一定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却不能很好地体现其本质精神。
影视资源，尤其是新闻材料，内容真实、生动、直观、详实，最能体现出最新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最新的理论成果。大学生群体普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又热衷于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把学生们关心的能反映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的国内外时政要闻等方面的影视资源引入课堂，可以弥补教材内容相对陈旧的缺陷，扩展和丰富课堂内容，开阔学生的视野。
三、影视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具体运用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中，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取影视资源是影视资源在教学中得以成功运用的前提。影视资源的选取和运用不是单纯由教师或学生的兴趣而定的，应该结合教学的目的、教学的思想内容等多方面因素，遵循一定的原则。
影视资源的选取应该符合课程的性质，结合教学的重难点，以实现教学目的。选取恰当的典型的影视资源，尤其是与教学大纲中的重点、难点相契合的影视片段，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影视资源的辅助手段。一方面，这有利于教学知识点的落实，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达到识记、掌握知识的目的。另一方面，恰当的典型的影视资源能够使学生感同身受，印象深刻，引感上的共鸣和心理上的认同，从而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并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影视资源的选取应该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支撑。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大学生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需要注重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我国的“红色”影视资源极其丰富，既有记录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红色经典，又有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的记录和讴歌。这些弘扬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影视作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影视资源的选取还应该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贴近学生实际。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信息传播高速发达的社会，思维活跃，个性化突出，既囿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又关心社会发展和国家大事，对新鲜事物也有浓厚的兴趣。所以，选取影视资源应该紧跟社会变迁和时代步伐，同时贴近学生的实际，包括思想实际、专业实际等。通过运用时代气息浓厚和贴近学生实际的影视资源进行教学，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四、影视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1.正确处理影视资源与讲授教学之间的关系
将影视资源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需要正确处理影视资源与教师的讲授教学之间的关系。在课堂上，讲授教学与影视资源的播放要合理配置，以讲授教学为主，影视资源的播放为辅，不能主次颠倒、主次不分。教师可根据具体的课程安排，选取或剪辑适当时长的影视资源在适当时机播放。适当时机一般可以分为正式讲授前、讲授过程中和讲授结束时三个阶段。在正式讲授前播放影视资源能够起到导入课程的作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在讲授过程中运用影视资源，既能起到与课程内容相呼应，使理论知识具体化的作用，又能拓宽知识的广度；在讲授结束时运用影视资源，可以作为课程的总结，留给学生想象的余地，使学生感到意犹未尽。讲授结束时运用影视资源还可以同时布置相关的作业，将思考延伸到课外。
2.运用影视资源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影视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运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要充分体现出教师对课堂的主导作用。在影视资源的播放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保持影视情节的完整型；另一方面对于存在争议的可以加以探讨的片段，应该暂时中断播放，引导和鼓励学生思考、交流，踊跃发表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体现和发挥。在播放过程中，教师还要维持课堂秩序，督促学生认真观看，认真思考。放映结束后，教室也应该引导学生发挥其主体作用，根据教学内容对影视资源进行点评、分析和讨论，落实好知识点，避免学生只停留在影视情节感觉刺激的层面，忘记观看的真正目的。
3.运用影视资源结束后要总结反思，并建立资源库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关系着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影视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过后，教师一定及时地根据运用的实际效果和学生的反映、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总结反思和相关改进。教师对影视资源进行总结反思后，还需要对总结反思后的影视资源进行整理，建立教学资源库，并不断融入和更新。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资源的共享。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恰当运用影视资源符合时代的要求，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有重要作用，对促进我国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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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军，张娜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影视教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2年5月第7卷第5期.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
注 释：
①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7
关键词：影视教育 交叉学科 师资队伍 理论与实践 学生专业素养
目前来看，影视教育仍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不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体系完整健全，但较之于其他学科，其可以在短时间内带来较大的物质经济利益，正因如此，其自身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可塑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正是因为影视教育的不成熟、不完善，才需要在前期就树立起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观念，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万万不可误入歧途，陷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漩涡之中。关于大学影视教育的建设和培养问题，一直是各大高校前辈学者研究的课题，对于此学科的发展理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将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畅想未来影视教育发展之路。
影视教育离不开与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有一定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积累是学好影视科目的关键。大多数影视文本内容都会涉及一定的历史史实，知晓故事发生的背景有利于理解影像所传达的精神意蕴。而大多数影视文本的创作也离不开文学的关照，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文本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对文学著作的理解有利于深层次地解读影视作品的内涵。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其目的都是吸引受众的观看，以求获得高收视率和高票房，这就需要在学习影视的同时，认真研众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在影视教育的培养过程中，由于是新兴学科，不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学习，都需要其他学科的扶持与帮助，这样，才能够促进影视教育的长效发展与兴盛。在高校影视教育的课程设置中，需要安排多种交叉学科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学习概论式的入门知识。
影视教育的平衡发展需要理论与实践的双效促进，相辅相成。高校影视教育的发展不应仅仅停留于理论的研究学习中，一味地让学生读书，写评论，更应该注重学生前期策划、中期拍摄以及后期剪辑等方面的动手操作能力，合理地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去。这种实践是基于课本知识的积累，在实践的过程中既可以检验书本中不理解或有疑问的地方，同时，还有机会获得书本中不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要点。因为理论的发展总是要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通过实践所总结出的现象成为理论保留下来，而新生需要这些理论打开影视艺术的大门，快速掌握前任的经验教训，以便更高效地融入专业到学习中去。因此，在高校影视教育的课程设置中，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应协调安排，不能过分偏颇以致失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发展高校影视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具有丰厚理论积累和强大实践能力的老师能够培养起一批影视创作的新人，将影视之种薪火相传。目前，就全国高校的影视专业老师来看，大多数仅仅停留于理论的教学上，就书论书，就理论而分析理论，没有一定的扩展，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影视实践能力，不能较好地解答学生关于日常拍摄或后期剪辑时所遇到的问题，导致学生在进入电视台或其他影视团队后，需要重新学习实践技能。高校影视教育方面的教师选拔工作，应在考察教师理论涵养的基础上，加设实践动手方面的测评，只有老师全面平衡的发展，才能促进学生全方位的提高。进入影视专业的学生需要在老师的教导下成长，老师作为直接面对学生的传播者，必须提高自身能力。
影视教育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学生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由于影视专业选拔的特殊性，成为历年很多低分学生进入高校的敲门砖，抱着只求能上学的心态而参加考试的学生缺乏对影视专业的热情，所经历的专业培养也只是作为其想要考入某所高校的工具，导致学生无心向学的问题出现。在前期考试的过程中就应选拔较有潜力和对影视热爱的学生，后期学生也应在老师的引导下加强自身专业的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以求在日后的实践应用中游刃有余。中国每年毕业的影视类学生人数众多，但大多改行，一是不喜欢从事相关工作，二是学业不精，没有工作能力，因而，学生的专业素养是高校选拔和培养的关键所在。
目前来看，影视教育仍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不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体系完整健全，但较之于其他学科，其可以在短时间内带来较大的物质经济利益，正因如此，其自身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可塑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正是因为影视教育的不成熟、不完善，才需要在前期就树立起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观念，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万万不可误入歧途，陷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漩涡之中。关于大学影视教育的建设和培养问题，一直是各大高校前辈学者研究的课题，对于此学科的发展理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将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畅想未来影视教育发展之路。
影视教育离不开与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有一定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积累是学好影视科目的关键。大多数影视文本内容都会涉及一定的历史史实，知晓故事发生的背景有利于理解影像所传达的精神意蕴。而大多数影视文本的创作也离不开文学的关照，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文本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对文学著作的理解有利于深层次地解读影视作品的内涵。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其目的都是吸引受众的观看，以求获得高收视率和高票房，这就需要在学习影视的同时，认真研习大众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在影视教育的培养过程中，由于是新兴学科，不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学习，都需要其他学科的扶持与帮助，这样，才能够促进影视教育的长效发展与兴盛。在高校影视教育的课程设置中，需要安排多种交叉学科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学习概论式的入门知识。
影视教育的平衡发展需要理论与实践的双效促进，相辅相成。高校影视教育的发展不应仅仅停留于理论的研究学习中，一味地让学生读书，写评论，更应该注重学生前期策划、中期拍摄以及后期剪辑等方面的动手操作能力，合理地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去。这种实践是基于课本知识的积累，在实践的过程中既可以检验书本中不理解或有疑问的地方，同时，还有机会获得书本中不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要点。因为理论的发展总是要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通过实践所总结出的现象成为理论保留下来，而新生需要这些理论打开影视艺术的大门，快速掌握前任的经验教训，以便更高效地融入专业到学习中去。因此，在高校影视教育的课程设置中，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应协调安排，不能过分偏颇以致失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发展高校影视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具有丰厚理论积累和强大实践能力的老师能够培养起一批影视创作的新人，将影视之种薪火相传。目前，就全国高校的影视专业老师来看，大多数仅仅停留于理论的教学上，就书论书，就理论而分析理论，没有一定的扩展，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影视实践能力，不能较好地解答学生关于日常拍摄或后期剪辑时所遇到的问题，导致学生在进入电视台或其他影视团队后，需要重新学习实践技能。高校影视教育方面的教师选拔工作，应在考察教师理论涵养的基础上，加设实践动手方面的测评，只有老师全面平衡的发展，才能促进学生全方位的提高。进入影视专业的学生需要在老师的教导下成长，老师作为直接面对学生的传播者，必须提高自身能力。
影视教育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学生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由于影视专业选拔的特殊性，成为历年很多低分学生进入高校的敲门砖，抱着只求能上学的心态而参加考试的学生缺乏对影视专业的热情，所经历的专业培养也只是作为其想要考入某所高校的工具，导致学生无心向学的问题出现。在前期考试的过程中就应选拔较有潜力和对影视热爱的学生，后期学生也应在老师的引导下加强自身专业的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以求在日后的实践应用中游刃有余。中国每年毕业的影视类学生人数众多，但大多改行，一是不喜欢从事相关工作，二是学业不精，没有工作能力，因而，学生的专业素养是高校选拔和培养的关键所在。
对于高校影视教育的研究已是五花八门，说明这是一门新兴学科，具有极大潜力和可塑性，高校影视教育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维阐释发难
阐释学还是源于宗教界，起初是对基督教经典著作的再认识，西方学儒们发现了话语分析之外的捷径或途径，进而对《旧约》开始了一轮新的后现代色彩的阐发和解释，是为阐释学之滥觞。其后，拓展至各个学科，也没有了宗教胎记，又在文艺领域邂逅了接受美学，故浑圆天成。一般认为，阐释者的主体能动性是驱动认识前进的源泉，只要主体千姿百态，其阐释也千人千面，正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同时，复古学派却只恪守对经典的诠释，虽在西方，也毫不逊于训诂、考订、校勘与发凡诸学，呕心沥血，其志拳拳。电视对经典的阐释藉先天兼得后天之蕴藉，发展长足。先天者，读解、解读影片，且不论是否经典；后天又脱不掉文学话语的权力禁锢，囿于主题、结构、人物尤其是叙事之中，反而怡然自得。仅以叙事为例，电影研究叙事，探究内外因控制情节、细节语言并以达到游刃有余而为至上，纪录片探究叙事以故事化为其美学取向，且津津乐道被动拍摄或等待拍摄而得之完整情节、丰满人物，皆属阐释主义的宣科。结构主义之于叙事学，犹如铭文之于青铜时代，何等的名正而丰约，只恐怕中国电视学人习惯于平视、俯视和仰视而不谙抑或不愿亲近内视角和前视角等范畴，故即便在正统红学界，有人对《红楼梦》内视角叙事品格进行的研究，也旋即被古典主义的古旧倒叙、插叙和补叙观所淹没，直到罗国平之《先秦叙事研究》翩然而至，众家方觉憾然、戚然。电视界这样的大作尚未出阁，但气息恐怕不远矣。其实，新闻也有叙事可谈，尤其专题类作品。电视何以能以线性事件捕捉和牵引人类审美心理的非线形和非理性，何以能以细节和特写的瞬间张力凝固和定格视觉接受的习惯性游走，何以能以人物外在与心灵“二世界”⑿的性格隐喻潜润受众迥异繁复的内心，进而孳生同泣同悲同唏嘘的共鸣境界，着实需要大功夫与大学问。
阐释至尊，传统语文教学的误导对此责无旁贷。蒙童时代就被灌输了一套从作者介绍到时代分析再到中心思想归纳甚至包括陌生语词解读这样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于是，90%以上的“影片读解”类著作均以低姿态和劣等电影民族定位自我，皆默认华语和华夏文明乃电影亚文化圈，这是推论和演绎的大前提，几乎是自不待言的“共见现实”，⒀实则大谬。感染于此，电视理论界也炮制了几味“百消丹”，一曰大众文化论，一曰平民意识，归于一点，或许可以称作“亲亚Oedipus”。指认电视的大众文化性本无可厚非，据此演绎创作中的语词、视听元素乃至风格的平民主义取向，也在情理之中，惟依此反观或界定理论与学术则不妥。大众文化丝毫不能自外于全球化或意识形态斗争，大众文化也丝毫不乏史前时期的哲性光芒，大众文化丝毫不会排斥道德判断和伦理规范，大众文化作为一个经济复兴民族的气质构成丝毫不可被“Show（秀）”之类几个滑稽而丑陋的语词消解其思辨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皮相的存在不等于皮相的思辨，痴迷从来都是产生于深度审视之后的虽梦犹醒的回归，物我若皆醉，世界还会“在”吗?一些政治较为敏感的谦谦学儒们大多会本能地抵牾大众文化，理由多恐自身也降格为大众，而俗化，而白化。电视先贤们的这些顾虑本很自然，自古文人皆飘逸，但此飘逸非彼飘逸也，民间是宝库，乃学术的土壤和森林，民间未必大众，大众之雅实乃大雅，镜头内多少次潸然泪下的受访者都是民间受众（老百姓或平民）自己的故事。“亲亚”症结直接导致理论的平面化，学人思维的萎缩。承载大众文化的媒体自身无所谓俗与雅，而且，大众文化同时兼具俗质与雅质的双重品格，接受心理中的“俗认同”应该是坚持电视创作高雅品格的根源和批判标准。所以，大众文化的文化谱系归属及其在社会、制度和工业语境中的“亚”性丝毫不影响大众文化作为电视批判的主流话语权力与电视研究的学术严肃性和超越品格。
以零星浮泛的譬喻描述或解释大众文化，是电视研究中“词归类”倾向的典型。另一类倾向或许可名之为“评归类”，即以评论或观感阉割理论。大抵影评的来源太悠久，所以观后感既出，理论则生，但既生“评”，何需“理论”?理论是理性的学术，影评或观后感则是感情，还不是源于阐释止于某个优劣好坏的盖棺论定，其间，倘又夹杂了受众来自创作实践的偏离认同或近亲就熟，岂不更主观而意气?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鲍德韦尔在《制造意义》中具体描述了这种过程：
“（电影）理论提供了（逻辑上的）大前提，而一旦电影被描述成（或被误描述成为）模棱两可的（又称歧义的）小前提，或者电影理论提供了所谓的语义域（Semantic fields），解释者对其进行自由联想之类的工作时，就可以由大前提推导出阐释性的结论。此外，这种为阐释而借用理论的做法还因电影教育的典型状况而加剧……”⒁
理论与阐释的混杂，或云阐释的越俎代庖，构成了电视研究的一道变态风景，且跻身于思维的前景，悲哀地铸成意义的“悬隔”，如何白茫茫之大地，丧失了作物和生命。
显学召唤文化研究
电视研究是当今的显学。
宋明理学所以成为显学，其因在于朱熹等人的学术体系博大绵密，而富有创造精神。电视理论大家的出现，在电视研究业已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当代，非常合乎情理。我们可以屈指数出数位电影理论家，姑且不论是否堪称“大家”，别种艺术更是枚不胜举。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说”本身也是他治学的写照，难怪钱钟书在《管锥编》内要以他为蓝本，匡正诸位民国学儒之治学态度。我们所谓的治学“态度”，绝非简单的心理学上对事物的倾向或取舍，态度应是人之理想与人格基调。审美反功利，这就是美学家的人生态度，远离纷争，淡薄名利，寡欲静心而博学。但是，电视对象的媒介属性以及媒介本身所具有的话题设定、舆论引导和消遣休息等社会功能大大地干扰了电视研究的超脱性、忘我欲和玄学色彩。从对象到方法，从立论到推论，均非引经据典和闭门造车所能完成，尤其是传播学的一些方法，须借助统计学和社会学的数据采集与群体调查，还有电视艺术作品的史料收集自然免不了和名利场、娱乐圈浮躁个体的接触。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自实践的学问最终也必将回到实践中去，电视理论的学术生命虽根在实践，其冠，其枝，其叶仍可诗意盎然而气宇排奡。
理论来源的实践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大家对于实践的策略也大相径庭。费孝通携新婚之妻王氏前往广西瑶族聚居地考察体质人类学，期间虽遭妻亡之灾，也不辍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划时代之作，作者（一个传教士）也是通过对甘肃土人的实地采访和调查而写作的，但当时中国的社会学仍然难免敦煌学式的悲剧。源与流俱在国内但典籍被掳掠至境外经西洋学人之手拼凑几本臆测之作，然后随海舶来，经我国译者的引进和介绍，期间还常常难免林纾式译介，竟成一学。费孝通痛感于此，最终完成了中国人著中国社会学奠基著作的夙愿。电视理论界面对西洋侪辈的本本中国电视研究，不知作何感想?纽约版《亚洲电视艺术》（1999年）业已对中国早期电视剧进行了如下评价：
这一时期的电视艺术，在这个东方的大国，已经在渐渐脱去“裹脚的步子”，开始学着创造了。但是，或许是文化差异的缘故吧，中国艺术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电视艺术与他们国家其他艺术，比如中国绘画、瓷器和京剧，到底有什么不同。除了它产生得比这些艺术晚得多以外。⒂
我们不可小觑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电视艺术的观点，至少它表明一种坦率和启迪。电视艺术在20世纪的发展，国内普遍认为主要勍劲于50年代和80—9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自然承接和融合了“十七年时期”，而西方的视野却难以回避十年“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如同中世纪的文化，沦为了政治的婢女，饱受政治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学人（不光是电视理论家）现在应该对此予以理性观照了。对照西方神学对文化和文艺的桎梏，我们只是区区十年，但政治上的个人极权主义抑或主体丧失、国格沦陷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邅遁和畸态吗?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中国缘何没有表现出这种独立性，而几近窒息和湮没?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电视，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大众媒介是否仍然印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若是，其形态和途径各是什么?亲历或亲见过“文革”的第一代电视学者恐怕不能割舍这份“‘文革’情结”吧?将十年特殊时期的电视艺术作为一个相对静态的质点，置身于50年艺术史和数十年前电视时代艺术样式（譬如电影和广播艺术）的动态历史坐标之中，斟酌和反思，或许能尽早避免敦煌学那样“兴于异域悲国人”⒃的悲剧。
问题之多，可谓成堆。但是，问题感的匮乏却比比皆是。电视研究至今没有完全步入文化丛林，心物一也，而是徘徊在理论童年，乐道于某些初始态的天真。要么溯源，要么迷信，要么执一，要么自大，要么沦丧。这些都是一种只有半个多世纪艺术走向成熟阶段的诸多蹒跚步履，我们需要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敏锐的问题感，马克思说：“哲学并不要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⒄不怕问题的严重性会使学人劻勷，关键在于深谙之，勉力于兹，一则坚固基础，二则打开视野，真正实现电视理论思维的转捩，在文化研究的高天厚土中放飞理性。电视研究需要真正的理论品格，文化品质，人生品性!未来的电视研究呼唤大家，希冀博深，期待超越，翘首写人生于笔端，溯真理于至境。
注释：
① 拉丁文，意为“生命有限，艺术不朽。”
②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史伯答桓公：“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左传·褒公二十年》也记载了齐侯与晏婴的一段讨论“和”与“同”的对话。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应多元共处，同中求异。
③ 行为社会学术语，指不同阶层所辐射和吸引的社会群体和个体，描述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
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161页。
⑤ 前几部皆为经典，《最后的马帮》系2001年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奖纪录片。
⑥ 《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235页，该书系国内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⑦ 参见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⑧ 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B·克罗齐之“绝对主义历史观”，参见其《历史的理论与实践》。
⑨ 此二人系精通数种外语之代表，陈康是鲜有的熟悉古希腊文的学者，客居台湾，季羡林除通基本西语之外，谙梵文和吐火罗语等。治学对非母语的要求在于从语言学本质切入，才能一通皆通，而非传统外语教学的陈式。
⑩ 李政道：《在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⑾ 一门研究电视在工业领域运用及其规律的边缘学科，如交通、旅游、教育、地质环保、水利、军事、生物（农业）等领域都在广泛使用电视，一部分是依赖电视的技术物质性，将电视用作信息、信号传输和传播的现代工具，但更多的还是制作行业电视节目，用于宣传和沟通。由于这些领域的运用一般来说属于“窄播”和“小众传播”，不具备大众传播的媒介性质，故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和一些电视学者将其统称为“工业电视学”。参见竹内敏雄：《美学总论》，译文版，南京，1998年。
⑿ 佛教术语，概源于“一木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待考。一说译自英国早期某诗人的诗句。
⒀ 与“社会总体想象物”关联。社会总体想象物是法国年鉴史学派使用的术语，指的是全社会对一个作为对象的异国乃至异质文化客体的整体性阐释，尤其侧重于社会符号学的研究。
⒁ 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⒂ 笔者译，参见Merlean·Ponty， Maurice: 《TV Art in Asian》， NY， Routlege Press， P5
【关键词】在；源意识；一体化；一维阐释；哲性；文化研究
“Arslonga,vitabrevis.”①
中国的电视研究发韧于电视乍始之际，似于文学，初民最简单的“伐檀”之诗仍滋孽了流派和评论，“杭育杭育”之声在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创作中，何其微弱，何其低靡，但理论之光自肇始之秋，便夺人耳目，那便是对电视本体的探究。电视诞生在一个电影理论相对丰腴的时代，受众对电影的惯性思维形成了电视最初的接受背景。所以，何以啻于电影，比起本体探究中的任何一个高地，都难以逾越。迄今，中国电视本体研究早已离这个出发点很远了，但也常常难免汗颜后怕。可惜的是，本体研究似乎太多地占据了理论的视野，验名正身之举旷日持久，令人咋舌，今日仍不乏诸如“纪录片到底是不是电视艺术”、“电视电影究竟质在电视还是质在电影”之类的溯源与归依。没有太多的理由驳斥本体穷委的合理性和当下性，乃至现实意义，但放眼全球电视研究，西方对于另类论域的开掘及其对后现代语境中电视本体话语之上诸多学理的梳理，恐怕于我国不无启迪。本文无意“拿来主义”，20世纪中叶至今的西方电视研究作为常识，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有义务予以观照。当今，理论研究无不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民族和历史的个性差异要么被异质文明解构和异化，要么自在于洪流之中，卓尔不群，“和而不同”。②后者，对于一个积淀过于悠长的民族而言，也非易事。所以，我们与其一叶障目，弗如环顾俯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些西方学界的旐旆旃旂乃至猎猎大纛，至少弘扬和昭示着一个讯息：异域文化问鼎电视研究何以能大广角和深焦距渗透进方方面面，且鬯逐而郁葱?警惕文化殖民就必须内敛于学术沙文主义吗?
未必。
素来崇尚天人合一和美善相融的泱泱大国，至少应在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二元互动中，将电视理论引向深入，二者皆不可偏废。期间，物我合一，意象神游，电视的媒体质和艺术质方能心领神会，21世纪的中国电视才有可能独树一体，在趋同和变位的时空中岿然矗立。
“源”意识批判
时至今日，阅读中国电视理论专著，近2/3的著作完全可以走马观花，如对操作层面某些基本技能的介绍以及一些“杂耍蒙太奇”的经验饕餮，着实令人味同嚼蜡。但是，经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只是现有著作不曾涉及，譬如如何运用经验、阅历、关系“合力圈”③和社会身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为栏目或某部电视剧成功融资?在创作界，这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电影更甚，但却无人总结和归纳。那么，经验主义理论——如果也可以算做理论的话，究竟廒集了一些什么呢?这是首先要及的。庀此类著作而静观，可惜的是，那是一种极度的“源”意识，首推“编导源”（Directorship），其内涵可包括“主持源”（Compereship）。
源者，就是本源、根源之意，“编导源”就是视编导（导演）为根源、中心的意识，以及接受层面的单极编导研究，类似于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对理论视野的“遮蔽”。编导、主持人的个体话语，仅是电视作品的一种符号，或有些深度内涵的符号，而非作品本身，更非电视艺术全部。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其作品都是未完成的文本，具有不可抹杀的召唤力和阐释期待。作品的符号甚至符号系统，只是对象与阐释的客体之一。“源”意识期待某个个体或事物的某一极可以承担作品、艺术的全部和所有内涵，实乃人本论或形上论的肆虐。李幼蒸在其《理论符号学导论》中指出：“符号的变形与崇拜，往往表现为一种误导，从而激发本体自我而囿的无意识。”④
“源”心理一旦被预设，必将导致理论的贫血，实则学术视阈的樊篱。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首先是从电影界开始，导演中心论遭受了来自法国结构主义不遗余力的攻击，C·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著作和克里斯蒂安·梅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其社会批评维度的生命力冲击了整个欧陆和北美，就连结构主义者自身也没料到这种致力于民间诗歌和社会语学、神话学反思的学说居然会在大众传播领域显示出强有力的功能。历史出奇地相似，康德无意于天文学的一项对天体运行的探究，却也给自然科学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尽管电视作为艺术史和艺术科学，定位于人文科学界，但很多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生们仍然可以从其研究方法中领会到来自遥远的自然科学乃至思维科学的气息，比如，耗散结构与混沌学说，再如系统论。这些，都是对“源”取向的消解。文学只对作家、作品源远流长的单向度仪式神化了一种一元判断和中央归依精神，在电视研究中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的早期纪录片史无不致力于《望长城》、《话说运河》的文本研究和编导膜拜而无他求。今天，对一大批上乘之作，如《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山神》、《八廓南街16号》、《最后的马帮》⑤的民族学、人类学蕴涵和艺术史料学潜质以及折射在影像之中的现代人群、种群的原始思维前意识，也均被这些作品的记录本性定位乃至视听元素解读所遮蔽，形成无意义的“悬置”。这种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一种反“文人相轻”的价值取向。或许，有感于千年经史子集彼此笔詈而两败俱伤的前车之鉴，当代电视学人大抵类似舞蹈、音乐、戏剧那样，推文学为长且谦卑有加，视电影为尊且不乏心仪钦羡追随摇尾之态。如果说在电视理论界内部的某种“编导源”迷失尚可借助自省而挽救的话，那么这种没有经过逻辑和理性的心态更是典型的单向度学格卮信。鲁迅曾担心国人会失掉自信心，看来国人天生或缺某种自信之禀赋，溯源和厚古似乎是东方国度浓得化不开的精神情结。
当然，“源”意识大量的还是对电视视听语言系统的体察和反思。无可争议，文学性首先被得到确认，新闻作品和电视剧对文学的首肯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惯性，那便是给予视听类作品以正统血缘，直接导致一些单纯诉诸听觉元素的电视作品和栏目找寻到了合理和合法的学术条文。谈话类节目和室内剧排斥视觉元素但仍可大行其道，甚至拼凑罐装笑声甚至自虐，更进一步地践踏受众的与人格。追其因，理论界历史上一度对电视语言二元系统的单极厚爱责无旁贷。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长镜头理论的热衷，长镜头作为修辞格，本身只是排比、隐喻、借代、象征之中的一个，但正是由于学术界对电影史上某几部作品（首推《北方那努克》。但是，该片最典型的长镜头段落——那努克“拽熊出洞”仍然在使用切换，十分显然）的习惯使用，以及国内译介世界纪录电影史过程中的“熟悉认同”，从而将中国纪录片创作手法的黄袍理所当然地加在了长镜头的身上，细想起来，还是有点像穿了马甲的泼猴。视听同尊同荣、互生互勖之时，电视理论和创作方能公允和自豪。
再观照法国结构主义，其发生学源泉昭示着其学术品格的不凡。这其间，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功不可没。当理性被消解，当后现代迫使历史失语，当传统和伦理秩序平民化于大众媒介，结构主义介入了，且带领我们把现实的矛盾和社会的症结（比如生死、崇高、英雄，再如种族歧视与和平奢望）象征化和前溯化。回到初民与部落，回到人类童年，巫术逻辑，理性侍奉宗教，欲望泯灭人性，恐惧蹂躏自信。原始状态的真实深深沉入到了后现代生命的脑海，至少可以辨证地分析某些最基本的事物。具体到电视，前电视时代的受众不正是痛恨于信息传播的时空局限和审美思维的单一和苍白而渴求着电视吗?呼唤着电视吗?那么，当今电视研究还有什么理由拘泥于一极论域而忽视他途呢?将电视本体图腾化，必然遭受理论拜物教和学术“巫觋”的蛊惑，战胜不了本体研究的单一性和简单性，我们思想的自然何以海阔天空?“源”意识作为理论初民的原生态，时至今日，理应淡出我们的视阈!电视研究的历史进程距离大同而自由的王国还有漫漫征程。
一体化诘难
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寻求人生与伦理的尽善尽美，并以此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电视研究截至今日，不可否认，业已建构一套初步的体系。有人对此仍然信心不足，没有勇气，这不应该。我们已经认清了电视的媒介本性和艺术本性，建立了完整学科体系的雏形，并在传播学这块中间地带成功完成了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第一要员的正统体认，而且召唤和引领着旗下子民（包括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矗立于当代学术之林，无愧而沉稳。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时也如同哲学般地生发着一种聚合和归一感，学理和身份的界定似乎模糊了我们的视阈，难道真的要等到诸如影视人类学之类异军杀进中原，兵临城下，威胁我们的正统时，方幡然醒悟吗?这只是随手拈来的一例，电视理论的学科建设仍然很不完善，大量边缘性电视学科，如人类学影视学（无独有偶，中国迄今的几部国际性优秀纪录片，同时也莫不被影视人类学者引以为荣），⑥再如电视批评与评论至今尚未被正视和纳入皇家裙襟，这仍需学人劢力。李少白、邵牧君作为中国电影理论两大家，皆出身于批评行，但至今即便是电视理论大家还很缺乏包容与宽容。只要这些狭隘的本体主义（Essentialist）余孽还存在，它必然会限制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思维科学乃至生物、医学等外族进入电视研究领域，但实际上，异己甚至异质学科的介入往往不会滋生理论的抗敝或臲鞿。主张文理互渗的系统科学思维，或许于电视研究不无启发。
首推，基本学术语言的稚嫩是一个严重困扰。学界所谓基本学术语言，其意有二：于中学，则须古文与现代汉语素养俱佳、基础史著和国学常规经典兼熟；于西学，则须专业外语与现代英语俱佳、西学基本经典比较熟稔。前者，目前普遍缺乏古文功底和国学基础，这或许与电视作为后工业时代文化宠儿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崇高与博大的消解不无关系，但这非电视学人回避、阕漏国学素养的理由。文化传承赖以坐实的根本就在于文化的古典渊源，任何研究和理论思辨，只有“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之芥末之别，其共饮之水、源头活水当且仅当为古典。值得欣慰的是，古代传播史⑦的存在至少表明尚有国学尚佳的电视学人，但荒芜与凋敝仍充斥视野。笔者以为，在用经典美学理论阐释电视艺术的美学本质及相关课题，尤其是民族电视艺术的文化渊泉和审美范式时，迄今的电视学人的国学涵养的苍白暴露得最为可悲。作为艺术的电视，必须理清其审美特征与华夏美学的承继性和嬗变性，这当然也包括艺术史上的至要命题，譬如：原始思维之于电视艺术，究竟如何?先秦文史哲之于后现代艺术与电视究竟若何?电视研究和文学研究一样，不能割舍述古和化古这两个重要方面，因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⑧后者，英语教学、沿用的自大性对于其他学术外语的戕害在电视研究、影视研究领域极为突现。诚然，英语是当代通用语言，但诸多文哲名作却使用的是德语和阿拉伯语，乃至拉丁文。语言固然可以译介、转接，但蕴涵其内的文化因子却永远不可能被移植，再精美的英译《关雎》都无法精确、对等地传达原作，同样，中译柏拉图之《理想国》不管如何被引用、滥用，终不可望触及古希腊原作之项背。这或许过于苛刻，但陈康、季羡林⑨之所能及，电视研究者何以不可奢望?鄙弃一种学术语言的自大，开阔语言能力，进入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福柯的母语本我，以我溯我，于大众文化研究、电视理论必将大增裨益。同时，不妨晓得西学经典之于国学经典，宛如放飞理性的双翼，畅游学海的双浆，本无所谓舍弃、轻重。
同时，哲性的缺失，令人汗颜。诸多问题的争吵，最终难免根本的交锋。世界观不同的两个存在，无法彼此理解。何谓客体，何谓主体，审美活动必然二分吗?世界必然两分为东方、西方吗?何为表现，何为再现，艺术不是表现就是再现吗?李泽厚所谓“华夏艺术既非表现也非再现”至少提醒电视学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哲学发展之终极，只是其历程上的一个高峰而已，诸多高峰中的一个高峰而已。譬如，辩证法在中国古代就是“两一”，印度因明学亦有论述，佛学之“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本是宗教，也有辨证思想。在色中看万物，万物皆着色，无色之眼，方得无色之物，且可免先入为主之嫌。凡是真理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凡是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其实谬然。电视的党性色彩或政治工具效用，并不能拒绝对电视研究哲性的反思。作为艺术的电视，则更甚，不能高屋建瓴地俯瞰芜杂的现象，根源就在于迄今的电视学术史上尚无一位具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哪怕是仅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或方法论的一个层面具有个性声音的哲人和鸿儒，这也就是电视研究长期拾牙慧于大众文化和通俗艺术而难以超越的重要原因。所有的哲学都是形下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此，通常是在历史、经济、社会和艺术四个维度佐证其宇宙观，哲学权威在其美学形下中格致电视之时，电视艺术方能真正自豪于艺术殿堂。海德格尔走到了日本电影，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位哲人凿深电视，但笔者却更期待电视研究领域能有更多的哲性，能有一位美学家以其哲学体系和天然的电视艺术气质而载入哲学史。这绝非妄想，这应该是学人之共勉，电视研究之“视阈期待”。后工业文化的消解力与重构力，最终还得靠哲性的锋芒与锐度，哲性乃一切理论之终极。
显然，理论上的自大与一体化倾向，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本来，我们的民族创新精神就很匮乏，儒道释捆绑人格和理想千载，也禁锢学人的开化。从“五四”至今，尚不足百年，李政道先生说，“理论家分别从不同于别人的角度切入了某个领域，自觉业已深入，也不乏大家能融会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等，进行研究，且成果颇丰，其实，在西方，这些是任何一个本科生必须学习的课程，而且在当今的北美，这些只能算做一门：人文学科。”⑩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科际渗合，动力在于学术想象力。
诚如大多数学科一样，电视理论体系也呈现着有秩序的梯层，真正的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如下三个层面的拓展：第一层面就是应用电视学研究。广播学院电视系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堪称业已完成了狭义应用电视学的框架，但广义“应用电视学”理应涵盖电视与临近学科乃至异质学科的联姻与混生，如电视经济学、电视文化学、电视（影视）人类学、电视考古学和工业电视学⑾等。其次，是理论电视学，这就是目前理论界触及最为深入的领域，实质就是对于电视本体的揭橥。在该领域，一个至今未被触及的课题就是比较电视学，或云世界电视与比较电视学，自然类似比较文学。有趣的是，比较文学的三个基本原理中“影响研究”的诸多范畴与命题，如流传学、媒介学等，天生就与传播学有着某种暗合，深入一步，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对日本、欧洲、美国电视史及电视艺术的介绍，目前已不乏力作，如苗棣的《美国电视剧》和郭镇之的《日本电视史》，但缺少通史和有分量的国别史。而且，对中国电视自身历史规律与内在因素的理论升华仍待我辈努力。知己知彼，方能比而较之，排定优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第三层面就在于电视哲学的探讨。这里包括：（1）视听符号学。不仅针对电视，还包括广播、电影以及从系统符号角度来确定为诉诸视听（或视，或听，或视听）的任何艺术而展开的理论符号学研究。现有的《电影符号学》似乎缺乏理论符号学积淀，仅是对电影符号这一客体的感悟和阐述。自然，将视听符号学（严格来说，应该称之为“视听理论符号学”）归在电视理论研究名下，且系一般哲学层面探究，理由充足而责无旁贷。（2）电视美学建设。电视美学作为艺术美一分子的共性与个性，电视审美的主客体界定及其审美心理描述。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与思维之于电视审美，西方美学思维范式之于中国电视审美，等等。（3）电视哲学高度的分析，譬如对电视客体与主体的界定及其多重性与复杂性的剖析，电视意识与电视物质外壳之间的辨证关系，电视意识形态内窥与外观，电视一传播领域内唯物与唯心阵营梳理及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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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阐释发难
阐释学还是源于宗教界，起初是对基督教经典著作的再认识，西方学儒们发现了话语分析之外的捷径或途径，进而对《旧约》开始了一轮新的后现代色彩的阐发和解释，是为阐释学之滥觞。其后，拓展至各个学科，也没有了宗教胎记，又在文艺领域邂逅了接受美学，故浑圆天成。一般认为，阐释者的主体能动性是驱动认识前进的源泉，只要主体千姿百态，其阐释也千人千面，正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同时，复古学派却只恪守对经典的诠释，虽在西方，也毫不逊于训诂、考订、校勘与发凡诸学，呕心沥血，其志拳拳。电视对经典的阐释藉先天兼得后天之蕴藉，发展长足。先天者，读解、解读影片，且不论是否经典；后天又脱不掉文学话语的权力禁锢，囿于主题、结构、人物尤其是叙事之中，反而怡然自得。仅以叙事为例，电影研究叙事，探究内外因控制情节、细节语言并以达到游刃有余而为至上，纪录片探究叙事以故事化为其美学取向，且津津乐道被动拍摄或等待拍摄而得之完整情节、丰满人物，皆属阐释主义的宣科。结构主义之于叙事学，犹如铭文之于青铜时代，何等的名正而丰约，只恐怕中国电视学人习惯于平视、俯视和仰视而不谙抑或不愿亲近内视角和前视角等范畴，故即便在正统红学界，有人对《红楼梦》内视角叙事品格进行的研究，也旋即被古典主义的古旧倒叙、插叙和补叙观所淹没，直到罗国平之《先秦叙事研究》翩然而至，众家方觉憾然、戚然。电视界这样的大作尚未出阁，但气息恐怕不远矣。其实，新闻也有叙事可谈，尤其专题类作品。电视何以能以线性事件捕捉和牵引人类审美心理的非线形和非理性，何以能以细节和特写的瞬间张力凝固和定格视觉接受的习惯性游走，何以能以人物外在与心灵“二世界”⑿的性格隐喻潜润受众迥异繁复的内心，进而孳生同泣同悲同唏嘘的共鸣境界，着实需要大功夫与大学问。
阐释至尊，传统语文教学的误导对此责无旁贷。蒙童时代就被灌输了一套从作者介绍到时代分析再到中心思想归纳甚至包括陌生语词解读这样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于是，90%以上的“影片读解”类著作均以低姿态和劣等电影民族定位自我，皆默认华语和华夏文明乃电影亚文化圈，这是推论和演绎的大前提，几乎是自不待言的“共见现实”，⒀实则大谬。感染于此，电视理论界也炮制了几味“百消丹”，一曰大众文化论，一曰平民意识，归于一点，或许可以称作“亲亚Oedipus”。指认电视的大众文化性本无可厚非，据此演绎创作中的语词、视听元素乃至风格的平民主义取向，也在情理之中，惟依此反观或界定理论与学术则不妥。大众文化丝毫不能自外于全球化或意识形态斗争，大众文化也丝毫不乏史前时期的哲性光芒，大众文化丝毫不会排斥道德判断和伦理规范，大众文化作为一个经济复兴民族的气质构成丝毫不可被“Show（秀）”之类几个滑稽而丑陋的语词消解其思辨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皮相的存在不等于皮相的思辨，痴迷从来都是产生于深度审视之后的虽梦犹醒的回归，物我若皆醉，世界还会“在”吗?一些政治较为敏感的谦谦学儒们大多会本能地抵牾大众文化，理由多恐自身也降格为大众，而俗化，而白化。电视先贤们的这些顾虑本很自然，自古文人皆飘逸，但此飘逸非彼飘逸也，民间是宝库，乃学术的土壤和森林，民间未必大众，大众之雅实乃大雅，镜头内多少次潸然泪下的受访者都是民间受众（老百姓或平民）自己的故事。“亲亚”症结直接导致理论的平面化，学人思维的萎缩。承载大众文化的媒体自身无所谓俗与雅，而且，大众文化同时兼具俗质与雅质的双重品格，接受心理中的“俗认同”应该是坚持电视创作高雅品格的根源和批判标准。所以，大众文化的文化谱系归属及其在社会、制度和工业语境中的“亚”性丝毫不影响大众文化作为电视批判的主流话语权力与电视研究的学术严肃性和超越品格。
以零星浮泛的譬喻描述或解释大众文化，是电视研究中“词归类”倾向的典型。另一类倾向或许可名之为“评归类”，即以评论或观感理论。大抵影评的来源太悠久，所以观后感既出，理论则生，但既生“评”，何需“理论”?理论是理性的学术，影评或观后感则是感情，还不是源于阐释止于某个优劣好坏的盖棺论定，其间，倘又夹杂了受众来自创作实践的偏离认同或近亲就熟，岂不更主观而意气?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鲍德韦尔在《制造意义》中具体描述了这种过程：
“（电影）理论提供了（逻辑上的）大前提，而一旦电影被描述成（或被误描述成为）模棱两可的（又称歧义的）小前提，或者电影理论提供了所谓的语义域（Semanticfields），解释者对其进行自由联想之类的工作时，就可以由大前提推导出阐释性的结论。此外，这种为阐释而借用理论的做法还因电影教育的典型状况而加剧……”⒁
理论与阐释的混杂，或云阐释的越俎代庖，构成了电视研究的一道变态风景，且跻身于思维的前景，悲哀地铸成意义的“悬隔”，如何白茫茫之大地，丧失了作物和生命。
显学召唤文化研究
电视研究是当今的显学。
宋明理学所以成为显学，其因在于朱熹等人的学术体系博大绵密，而富有创造精神。电视理论大家的出现，在电视研究业已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当代，非常合乎情理。我们可以屈指数出数位电影理论家，姑且不论是否堪称“大家”，别种艺术更是枚不胜举。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说”本身也是他治学的写照，难怪钱钟书在《管锥编》内要以他为蓝本，匡正诸位民国学儒之治学态度。我们所谓的治学“态度”，绝非简单的心理学上对事物的倾向或取舍，态度应是人之理想与人格基调。审美反功利，这就是美学家的人生态度，远离纷争，淡薄名利，寡欲静心而博学。但是，电视对象的媒介属性以及媒介本身所具有的话题设定、舆论引导和消遣休息等社会功能大大地干扰了电视研究的超脱性、忘我欲和玄学色彩。从对象到方法，从立论到推论，均非引经据典和闭门造车所能完成，尤其是传播学的一些方法，须借助统计学和社会学的数据采集与群体调查，还有电视艺术作品的史料收集自然免不了和名利场、娱乐圈浮躁个体的接触。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自实践的学问最终也必将回到实践中去，电视理论的学术生命虽根在实践，其冠，其枝，其叶仍可诗意盎然而气宇排奡。
理论来源的实践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大家对于实践的策略也大相径庭。费孝通携新婚之妻王氏前往广西瑶族聚居地考察体质人类学，期间虽遭妻亡之灾，也不辍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划时代之作，作者（一个传教士）也是通过对甘肃土人的实地采访和调查而写作的，但当时中国的社会学仍然难免敦煌学式的悲剧。源与流俱在国内但典籍被掳掠至境外经西洋学人之手拼凑几本臆测之作，然后随海舶来，经我国译者的引进和介绍，期间还常常难免林纾式译介，竟成一学。费孝通痛感于此，最终完成了中国人著中国社会学奠基著作的夙愿。电视理论界面对西洋侪辈的本本中国电视研究，不知作何感想?纽约版《亚洲电视艺术》（1999年）业已对中国早期电视剧进行了如下评价：
这一时期的电视艺术，在这个东方的大国，已经在渐渐脱去“裹脚的步子”，开始学着创造了。但是，或许是文化差异的缘故吧，中国艺术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电视艺术与他们国家其他艺术，比如中国绘画、瓷器和京剧，到底有什么不同。除了它产生得比这些艺术晚得多以外。⒂
我们不可小觑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电视艺术的观点，至少它表明一种坦率和启迪。电视艺术在20世纪的发展，国内普遍认为主要勍劲于50年代和80—9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自然承接和融合了“十七年时期”，而西方的视野却难以回避十年“”时期。“”时期的文学、艺术如同中世纪的文化，沦为了政治的婢女，饱受政治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学人（不光是电视理论家）现在应该对此予以理性观照了。对照西方神学对文化和文艺的桎梏，我们只是区区十年，但政治上的个人极权主义抑或主体丧失、国格沦陷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邅遁和畸态吗?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中国缘何没有表现出这种独立性，而几近窒息和湮没?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电视，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大众媒介是否仍然印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若是，其形态和途径各是什么?亲历或亲见过“”的第一代电视学者恐怕不能割舍这份“‘’情结”吧?将十年特殊时期的电视艺术作为一个相对静态的质点，置身于50年艺术史和数十年前电视时代艺术样式（譬如电影和广播艺术）的动态历史坐标之中，斟酌和反思，或许能尽早避免敦煌学那样“兴于异域悲国人”⒃的悲剧。
问题之多，可谓成堆。但是，问题感的匮乏却比比皆是。电视研究至今没有完全步入文化丛林，心物一也，而是徘徊在理论童年，乐道于某些初始态的天真。要么溯源，要么迷信，要么执一，要么自大，要么沦丧。这些都是一种只有半个多世纪艺术走向成熟阶段的诸多蹒跚步履，我们需要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敏锐的问题感，马克思说：“哲学并不要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⒄不怕问题的严重性会使学人劻勷，关键在于深谙之，勉力于兹，一则坚固基础，二则打开视野，真正实现电视理论思维的转捩，在文化研究的高天厚土中放飞理性。电视研究需要真正的理论品格，文化品质，人生品性!未来的电视研究呼唤大家，希冀博深，期待超越，翘首写人生于笔端，溯真理于至境。
注释：
①拉丁文，意为“生命有限，艺术不朽。”
②《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史伯答桓公：“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左传·褒公二十年》也记载了齐侯与晏婴的一段讨论“和”与“同”的对话。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应多元共处，同中求异。
③行为社会学术语，指不同阶层所辐射和吸引的社会群体和个体，描述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
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161页。
⑤前几部皆为经典，《最后的马帮》系2001年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奖纪录片。
⑥《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235页，该书系国内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⑦参见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⑧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B·克罗齐之“绝对主义历史观”，参见其《历史的理论与实践》。
⑨此二人系精通数种外语之代表，陈康是鲜有的熟悉古希腊文的学者，客居台湾，季羡林除通基本西语之外，谙梵文和吐火罗语等。治学对非母语的要求在于从语言学本质切入，才能一通皆通，而非传统外语教学的陈式。
⑩李政道：《在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⑾一门研究电视在工业领域运用及其规律的边缘学科，如交通、旅游、教育、地质环保、水利、军事、生物（农业）等领域都在广泛使用电视，一部分是依赖电视的技术物质性，将电视用作信息、信号传输和传播的现代工具，但更多的还是制作行业电视节目，用于宣传和沟通。由于这些领域的运用一般来说属于“窄播”和“小众传播”，不具备大众传播的媒介性质，故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和一些电视学者将其统称为“工业电视学”。参见竹内敏雄：《美学总论》，译文版，南京，1998年。
⑿佛教术语，概源于“一木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待考。一说译自英国早期某诗人的诗句。
⒀与“社会总体想象物”关联。社会总体想象物是法国年鉴史学派使用的术语，指的是全社会对一个作为对象的异国乃至异质文化客体的整体性阐释，尤其侧重于社会符号学的研究。
⒁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⒂笔者译，参见Merlean·Ponty,Maurice:《TVArtinAsian》,NY,RoutlegePress,P5
格式塔心理学发现人们在感知在时间或空间上相临近的对象（或称组织、结构）时，总是倾向于将这若干个分离的对象整合为一个自己可辨认和有新意义的新对象，整合成的新的整体对象被称为“形”或“格式塔”，而认知心理机制补偿了整合前后的差异，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完形。因而人们在看电影时，“所看到的运动好像是真正的运动。实际上是他自己心中制造出来的。……其中的必要条件是内在的心理活动，把支离破碎的局面统一起来，形成连续运动的观念。”即人们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感知到运动影像的实质原因是，人们在认知层面，对看到的经过较短间隔时间连续播放的静止画面间的残缺内容进行了补充，使其完整起来，而“视觉残留”的作用仅在于使运动的幻觉更为真实流畅。
格式塔心理学的解释显然超越了“视觉残留”的生理学解释，揭示了人们在观赏电影时的认知心理机制。事实上格式塔原理并不仅在人们对于电影的初级感知层面起作用，一部电影中的镜头组接、场面、故事情节、视听觉的综合体验乃至整部作品，都可视为格式塔。但仅用格式塔来分析电影审美接受则过于间接和笼统。
电影审美接受中的蒙太奇效应
在电影艺术发展过程中，蒙太奇效应的发现和理论总结具有划时代意义。1919年，前苏联著名电影艺术大师列夫•库里肖夫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从一部旧电影胶片中选择了当时某电影明星的几个静止的没有表情的面部特写镜头，再将这些镜头分别接上另外三个也是从其他电影胶片中剪下的镜头：一个镜头中是桌上的一碗汤，一个镜头中是一个小女孩在玩一只玩具熊，一个镜头是躺在棺材中的死去的老年妇女，然后将这三种镜头组合放给一些不知情的普通观众观看，并让他们诉说观看感受。结果令人吃惊：观众们都称赞演员表演精湛，他们认为，在第一个组合里，演员看到那碗汤后表现出饥饿，第二个组合里，演员看着正在玩玩具的小女孩表现出轻松、愉快和慈爱，而第三个组合中，演员看着死去的老妇人则表现出悲痛。
然而，事实上，这些组合中演员在镜头被拍摄时显然并没有表演出这些表情和心理活动，都是些相同的没有表情的面容。这一实验发现被称为“库里肖夫效应”，该效应显示，观众对于电影情节和含义的理解是他们自己在观看电影时产生的，而不是电影镜头和胶片本身所含有的，另一方面，单个镜头本身往往无法令人看到明确的情节含义，而镜头组合在一起观众就可以看出一定的情节和含义了。库里肖夫和他的学生普多夫金随后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思考发现，观众能够将不同时空的电影影像片段组合为有意义和完整的故事来理解，他们认为这正是电影能够向观众讲述故事，全面展示生活中各种现象的联系的重要机制。
在库里肖夫和普多夫金的探索和发现的基础上，前苏联蒙太奇学派的代表人物、电影艺术大师和理论家爱森斯坦进一步揭示出，电影中影像的组合甚至可以让观众产生深刻而抽象的理性认识、思考和观念，以及复杂而强烈的情感。在他执导的电影《罢工》中，当表现罢工的工人被沙皇军队暴力镇压时，爱森斯坦插入了牛在屠宰场中被宰杀的镜头，取得极为震撼观众心灵的效果。工人被镇压和牛被屠宰在情节上并无关联，但观众同时看到这两种场面时，很自然地被激发了联想，将工人罢工被暴力镇压视为像牛这种牲口一样被屠杀。在世界电影史上经典的《战舰波将金号》中，爱森斯坦在表现人民起义反抗沙皇统治时，连续插入了沙皇行宫前三个不同姿态的石狮的画面，画面中石狮的姿势先后分别是睡卧、抬头、跃起，当人们看到如此安排的影像时，也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思想认识：人民象睡狮一样，终于觉醒而开始战斗。在这里，观众看到这样有意的画面安排后，不仅由影像中的艺术形象的冲击产生了形象感知，而且通过联想进一步转化为较抽象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和认识，产生了思想观念。因而爱森斯坦认为，在电影中，镜头的相互“撞击”可以形成新的意义。“通过两个镜头的撞击确立一个思想，把一系列思想关注到观众意识之中，这一系列思想造成一种情感状态，尔后，借助这种被激发的情感，促成一种精神状态，使观众对人们打算传输给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
显然，蒙太奇效应与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说是暗合的，甚至可以说蒙太奇现象正是以完形心理机制为基础的，但蒙太奇理论更为充分地诠释和展示了电影激发观众感知与理解电影文本的规律，也揭示出电影通过视觉艺术形象的组合与安排引起观众形象思维和深层次抽象的理性思维的品质，因而是电影艺术的审美接受规律的一个重要发现，事实上蒙太奇理论对于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也意义非凡。
电影审美接受中的视觉思维与审美意向
通过格式塔心理学和蒙太奇理论，我们看到了电影引发人们审美感知、形象思维与联想、抽象的理性思维的基本品质，但电影审美接受中人们的形象与抽象思维参与的过程与机制仍然较为模糊。德裔美国艺术理论家、美学家与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Arnheim，1904～2007）在其1969年出版的《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视觉思维”的概念和理论，阿恩海姆从格式塔心理学出发，进一步研究后提出：视知觉本身就具有认识和理解等思维能力。视觉思维的存在首先使得观众在观看电影中经过剪辑的时空不连续的镜头和情节的过程中，能够顺利而“完整”地理解电影的情节和思想情感。
另一方面，阿恩海姆认为视觉思维的过程不能仅依据传统心理学机械地划分出形象思维部分与抽象思维部分，当人们感知到一种形象时，就会思考，而人们的理性思考也总是以某种形象作为起点和基础。事实上，形象感知时思维的产物及理性思考中的形象就是“意象”，即感觉与思考统合的关键中介是“意象”。因而阿恩海姆认为，任何视觉思维都是通过意象展开的（尤其是艺术审美与创造思维），意象则是通过人们的视知觉的选择作用而生成。阿恩海姆说：“积极的选择是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正如它是任何其他具有理智的东西的基本特征一样。”
具体而言，知觉的选择作用即人们在通过视觉等感知对象时，往往会注意及记忆对象的某些主要部分或特征，这样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在大脑中留下的印象就是较模糊不清晰具体的、但体现出对象主要和大致特征的意象，意象的生成实际上就是一个知觉的思维抽象过程。意象在视觉思维中对于感知的事物主要有绘画、符号和记号等三种作用。阿恩海姆总结说“知觉包含了对物体的某些普遍性特征的捕捉，而一般人认为的思维如果要真正解决点什么问题，又必须基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种种意象。在知觉中包含的思维成份和在思维活动中包含的感性成份之间是互补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人类的认识活动成为一个统一连续的活动。”
这样一来，人们在观看电影时，影像艺术的视觉形象体验和理性思考始终是交融在一起的，并且审美意象始终起着核心的作用，人们的电影审美过程实则是一个意象的生成与升华的过程。意象生成意味着产生了意象记忆，而人们对于剪辑后时空不完整的电影影像感到连贯和完整，实际上还有意象记忆在起着贯通作用。意象的升华实则是人的思维对意象的进一步加工和改造的过程，经过联想及想象等思维推演会得出新的形象或观念，这样一个对意象推演的思维运动阿恩海姆也称之为“抽象”。至此，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理论较为完整地解析了人们在进行电影审美等视觉艺术审美时视知觉与思维的关系与内在机理。
电影审美接受中的“期待视界”与三级接受过程
格式塔心理学、蒙太奇及视觉思维理论对于观众进行电影艺术审美的微观机制有了较全面和多角度的透视，但并未解决关于电影审美的所有疑问，例如，历史、文化以及观众的审美经验等因素在电影审美接受中的作用，还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加以分析，接受美学理论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诠释。
20世纪六十年代末，接受美学理论由当时联邦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学美学家H•R•姚斯和W•伊瑟尔等创立，随后形成美学思潮，并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接受美学理论认为先前以作品文本和作者为中心的研究维度在对于考察文学总体运动都具有孤立性和片面性，而文学美学研究应以读者的动态接受过程为中心进行历史的探讨，指出审美的自主性与历史依存性间的矛盾，只有从接受的角度才能加以解决，并使两者得以沟通。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在文学审美中的中心地位，姚斯说“文学史就是作品的接受史”，伊瑟尔则说“文本与读者的结合才产生文学作品”。
认为文学文本在被读者阅读之间，只是未完成品，文学作品的意义、艺术价值和社会历史功能也都取决于读者的动态阅读过程，因而美学研究必须研究读者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过程，并结合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加以考察。20世纪七十年代后，西方电影美学研究也逐渐引入接受美学思想，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诸多学者从精神分析学等不同理论角度出发，推动电影接受美学取得了长足发展。
电影与文学一样，其文本内容几乎可以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观众在进行电影审美时，如格式塔心理学、蒙太奇原理及视觉思维理论等所分析的那样，不同的人的心理与思维机制几近相同，但审美体验却可能大不相同。对于文学，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心目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电影，不同观众的审美体验也往往差异很大。对此，接受美学认为，首先是因为读者或观众的“期待视界”不同。“期待视界”是指读者、观众原先已有的审美理想和各种知识、经验、趣味等，会在观赏时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和审美眼光。即读者和观众的“先在”记忆和经验会影响其当下对艺术文本的审美体验。
影响读者或观众“期待视界”的形成和构成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他们所处的时代、民族和国家，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的文化素养、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他们的性别、年龄、个性，乃至他们在审美当下的精神情感状态。显然人与人之间这些因素是不尽相同的，因而，他们的“期待视界”会彼此不同，其结果是对于相同的电影等艺术作品，人们的审美体验可能千差万别。人们的“期待视界”当然也会不断更新和变化，而新的审美接受体验是影响人们的“期待视界”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即新文本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会影响人们原有的期待视界，人们对新文本的审美认可实际上就意味着他们对原有的视界作出了调整。在电影发展史上，当一些新的创作思潮或类型出现后，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往往会使一个时代的观众的电影审美价值观发生变化。
接受美学认为人们对于文本的阅读和接受是分层次的，例如，姚斯提出文学阅读存在三级阅读模式，电影审美接受也存在类似的三级接受过程。具体而言，第一级接受是对文本逐个局部内容的理解，如观众观看电影时对于电影镜头蒙太奇、场面和情节的理解。第二级接受是对作品整体意义的确立，作品往往存在结构上有意无意设置的“空白”，在时空和情节上有跳跃之处，或有言之不详之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对作品内容和意义进行补充和完善，确立作品的整体意义。电影文本更是如此，电影镜头与镜头之间，情节与情节之间存在时空、视觉上的断裂是常态现象，而恰因如此才有了电影蒙太奇的魅力，能使观众产生丰富联想与思考。因此，作品本身事实上是一个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创造的开放式结构，伊瑟尔说不仅文本是在读者(观众)的接受过程中才现实地转化为艺术作品，其潜在意义也是由读者的参与才得以实现的。因而，对于电影审美接受而言，观众的主观理解和情感参与对于作品的审美价值的实现有决定性的意义，换言之，观众的审美参与才使电影文本成其为电影艺术作品。
文本的第三级接受是所谓历史性阅读和接受，人们对一个文本的审美接受存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时代社会文化条件，同一文本在历史时间纵向上则会被不同时代的人所阅读或观看。因而我们会看到，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同一文本的审美观点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这一文本在历史流程上人们对于它的审美体悟是不断地积累和流变着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理解活动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
姚斯认为，最先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将在一代代的接受链上被不断充实、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证实”。因而，我们往往会看到，一部经典的电影如同经典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同时代的人都能从中读出新的况味，而电影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也因此而不断彰显。换言之，作品的生命力取决于读者和观众对它的审美接受历史，另一方面，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因而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可见，接受美学理论拓宽了对于电影审美接受研究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人们从格式塔心理学及蒙太奇理论等微观视野层面跃升，从宏观与立体视野揭示了读者和观众的审美接受的复杂的文化、社会和历史动因，确立了读者和观众的中心地位，是分析电影审美接受的重要而核心的维度。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辽宁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具备文、史、哲、经、法、理、工、管、艺等多学科的辽宁省惟一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三个校区，即沈阳崇山校区、沈阳蒲河校区和辽阳武圣校区，教学区占地面积2016亩，建筑面积61.8万平方米，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之一。
辽宁大学初创于1948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建立的商业专门学校，建校之初即招收四年制本科生。1958年9月15日，东北财经学院、沈阳师范学院和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辽宁大学，朱德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
学校设有25个学院，即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外国语学院、广播影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亚澳商学院、新华国际商学院、本山艺术学院、数学院、物理学院、化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院、环境学院、信息学院、轻型产业学院、人文科技学院、汉语国际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公共基础学院。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242人，其中教授269人、副教授477人，博士生导师87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83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双聘院士1人。
现有本科专业6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64个，其中设有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MPA（公共管理硕士）、JM（法律硕士）、MTCSOL（汉语国际教育硕士）、MFA（艺术硕士）等21个专业学位授权点；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法学、化学和统计学等8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具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6个，有6个博士后流动站；设有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和金融学3个国家重点学科、32个省重点学科；设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高校辅导员培训与研修基地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辽宁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校有2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7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省级工程实验室、5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11个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教学实验平台、4个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截止2013年5月底，学校有全日制在校学生近2.8万人，其中本科生近2万人，研究生近6700人，外国留学生近1100人。
学校现有校舍建筑面积61.8万平方米，各类实验教学中心（室）28个，实习基地123个，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8476万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较为完善，图书馆总面积达4.2万平方米，馆藏文献275万册，其中珍本、善本书300余种，被联合国出版部指定为联合国文献收藏图书馆，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学校设有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珍藏2000余件文物和1.6万多号生物标本。校园网是中国教育和科研网的组成部分，已成为沈阳北部大学区域节点。
自建校以来，辽宁大学已为国家培养各类学生15万余人，为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94个国家培养长期留学生8000余人，短期留学生3000余人。学校分别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共建孔子学院，精心打造的孔子学院品牌跨越亚、欧、非三大洲，国际化办学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面对21世纪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要求，辽宁大学秉承“明德精学、笃行致强”的校训精神，力争经过全体辽大人的扎实工作，早日把辽宁大学建设成为人才培养质量上乘、学科建设特色鲜明，整体办学实力国内先进、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
二、艺术类专业介绍
2014年我校艺术类共有艺术设计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编导（数码影视制作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摄影、表演、表演（民间艺术表演方向）、表演（民间器乐方向）、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文学10个专业招生。
艺术设计学
本专业以传统造型艺术为基础。能够掌握艺术设计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懂得一定的管理知识，具备为企事业进行整体策划、创意与设计的能力。主要课程：设计管理学、设计概论、展示设计、计算机平面与三维设计、标志设计、创意广告、CI设计、多媒体动画设计、艺术概论、艺术鉴赏、表现技法等。
广播电视编导
本专业培养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创作、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能力，适合在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和文化部门从事广播及电视节目编导、制作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人才。主要课程：传播学、艺术学概论、电视艺术概论、影视作品分析、视听语言、电视节目制作、摄像技术、照明技术、电视节目策划、电视纪录片创作、广播电视节目主持等。
广播电视编导（数码影视制作方向）
本专业培养具备数码影视制作领域基本理论和专业技术，具备丰富的文化艺术知识，适合在电视台、广告公司、影视制作公司以及其它视频制作领域从事动画设计与制作、影视特效与包装、网页设计等工作的高级人才。主要课程：传播学、艺术学概论、动画创意与制作、影视策划与制作、电视摄像、剪辑技术、影视特效、影视照明、导演基础、编剧理论、电视广告等。
播音与主持艺术
本专业培养具备广播电视新闻传播、语言文学、播音学以及艺术、美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能力，适合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它单位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与节目主持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人才。主要课程：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广播播音主持、电视播音主持、文艺作品演播、播音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采编、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
摄影
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图片摄影、电视摄像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具有专业水准的摄影、摄像技巧与技能，适合从事专业图片摄影、电视摄像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主要课程：艺术学概论、摄影光学、色彩与构图、暗房技术、摄像技术、数码技术、人像摄影、新闻摄影、广告摄影、影像编辑艺术等。
表演
本专业培养具备丰富的文学和表演理论知识、塑造人物形象的表演技能和具有个性化创作意识的影视、戏剧表演方面的高级艺术人才。主要课程：表演基础、表演技巧、形体、台词、艺术概论、表演理论、声乐、专业外语、计算机基础等。
表演（民间艺术表演方向）
本专业培养具备丰富的文学和表演理论知识，在表演上力求艺术性与生活性相结合、地域性与民族性相统一，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表演方面的高级艺术人才。主要课程：表演基础、台词、民族舞、民间舞与技巧、唱腔、乐理、声乐、剧目等。
表演（民间器乐方向）（类别：弦乐、管乐、弹拨乐、打击乐）
本专业培养具备丰富的文学、音乐表演理论知识，专业的独奏、重奏、合奏能力，适应“新民乐”等现代演奏需要的高级艺术人才。专业课程：独奏、重奏、合奏、乐曲改编。专业基础课：中外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概论、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形体、声乐。
戏剧影视导演
本专业培养具备丰富的文学、导演理论知识和导演、创作技能的影视导演方面的高级艺术人才。主要课程：表演基础、英语、舞台导演元素、台词、导演理论、影视剧作、艺术概论、视听语言、影视导演创作、计算机基础等。
戏剧影视文学
本专业培养学生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编剧理论知识、编剧创作技能及认识、提炼生活的能力，成为戏剧、影视创作方面的高级艺术人才。主要课程：写作基础、英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戏剧影视艺术概论、视听语言、剧本创作、戏剧赏析、计算机基础等。
三、艺术类专业招生计划
专业
培养层次
学制
科类
外语语种
拟招生计划
拟招生地区
艺术设计学
本科
4年
文
英语
90
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
广播电视编导
本科
4年
文理
英语
60
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湖南
广播电视编导（数码影视制作方向）
本科
4年
文理
英语
40
辽宁
播音与主持艺术
本科
4年
文理
英语
60
辽宁、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湖南
摄影
本科
4年
文理
英语
40
辽宁、河北、山东、湖南
表演
本科
4年
文理
英语
52
辽宁、山西、湖南、吉林、黑龙江
表演（民间艺术表演方向）
本科
4年
文理
英语
31
辽宁、山西、湖南、吉林、黑龙江
表演（民间器乐方向）
（类别：弦乐、管乐、弹拨乐、打击乐）
本科
4年
文理
英语
10（弦乐2人、管乐4人、弹拨乐2人、打击乐2人）
辽宁
戏剧影视导演
本科
4年
文理
英语
30
辽宁
戏剧影视文学
本科
4年
文理
英语
【关键词】影像；文学理论；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影像在文学概论教学中的可行性
文学理论在学科上归属于文艺学，关于文艺学的理解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定义看，它包括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分支学科在内，故统称文艺学。从狭义上，是指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本来叫文学，但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很拗口，所以从苏联翻译过来时，就干脆叫文艺学。叫文艺学有它的好处：这为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涉及绘画、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的影像文化的崛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鲍德里亚也说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
影像是以图像和声音为媒介的，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传达信息，创造形象，它“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的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的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的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这种视听结合、时空并存的特点使它能够更精确、更逼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复杂的内容和精彩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地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使其产生多方面的美感享受。
发挥影像的独特优势，进行视觉教学的探索之路，势在必行。伴随视觉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利用电影、电视等媒介开展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中一项颇有现实意义的尝试。
二、影像与教学对象接受心理的契合
目前高校教学的对象，几乎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热衷于看电影、看电视、看动漫、看广告、看绘本……他们对“视觉性”的敏感是以往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看”成为他们阅读与吸纳知识的重要方式。
针对教学对象的接受心理，利用影像的优势，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贴近学生的接受心理与认知规律，利用视觉影像，更好地呈现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策略，利用生动立体的教学方式，为抽象的理论讲述寻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三、影像有助于培养教学对象的审美能力
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学属于艺术领域，因此，培养审美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也是文学理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过去的应试教育大多只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美育的渗透；注重教学成绩，忽略育人的目的，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对属于文学语言的魅力越来越淡漠，对艺术形式感觉越来越丧失，对审美感知、直觉和情感体验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学者贺拉斯就说过：“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她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强调：“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学生既要接受知识，有不能忽视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影像的教学方式，诉诸人的视听觉，图像与声音的空间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理解的角度，不必冗长表述，一组有感染力的镜头，不经意间就能触动他们的情感。假如我们选择好的影像作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赏，必然会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启迪，去领悟影像中包含的哲理意蕴和人文关怀的意味。
影像的直观逼真，让学生感受色彩、光影和声音立体效果，体会人类情感的细微表达，洞烛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比如由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王子留学海外，父亲却遭暗杀，王位被夺，母亲别恋……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权力与亲情、光明与黑暗、磊落与奸诈、爱情与寡义等等，进行复杂的移形换位。王子、皇后、父亲、叔父、朋友、大臣和心爱的姑娘，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凝练优美的台词，强烈的抒彩，以艺术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然后在讨论和讲授中，将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人生、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历史内涵和哲学意蕴层面的分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教育的本义是要在精神愉悦，受教育者深刻领略，经久不忘。施教者应该深谙美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作用于受教育者，以达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效果，起到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
藉由影像符号进行文学理论教学，于娱乐和放松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分享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开发独立思考的创意思维，引发学生对文学名著的兴趣，抵御潜阅读，最终走回重归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正典”或“经典”（Canon）文学阅读之路。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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