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普遍道德，“神仙”是道教追求的一种终极理想，在许多人看来，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干。然而，在道教发源地青城天师洞，一块“忠孝神仙”的金字巨匾，堂而皇之地悬挂门庭。在道教众多的教派，尚有以忠孝为本的净明忠孝宗。于是，当我们认真审视道教的教理教义时，便发现儒家的伦理道德早已深浸入道教的思想学说之中。正因为如此，要学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具，焉论神仙，这已成为道教界的一个共识。这里，就道教的孝道思想做一探索。
考 察道 教孝道思想的来源， 无疑来自儒家。儒 家继承 西周 以来 的传统 礼 制 ，十 分重 视伦理 道德 的建 设 ，其 中即包括 对孝道 的肯 定与 发扬 。“孝 ” 的思想 ，其产生约 当于 西周 时期 。从金文 及《周 书》和《诗经》 等文献 中， 可 以看 到 已有大 量关于 “孝 ”的内容 ，表 明 “孝 ” 的伦理 观念 已经 形 成 。《说文解字 》日 ： “孝 ，善事 父母 者 。从老 省 ，从子 。子 承老 也 。”说 明 “孝”乃是一种家庭伦理 ，并在当时社会生活 中 ，有 着相 当重要 的规范作用 ，被视为高 尚的道 德情操而 为人们 自觉力行 。
中国古代文化 属伦理型文化 ，在中国这样 的宗法制社会 中 ，其伦 理的核心就是忠 孝人伦 ，这一 点特 别表 现在 以忠 孝为 本 的思 想 上 面 。孔 子在 《论语 》 中 曾说 ： “君子务 本 ，本 立而 道 生 。孝 悌 也者 ，其为仁之本 。”儒家主张积 极入世 ，认为治 国必先齐家 ，因此将 忠孝说成 “为仁 之本”是合乎逻辑 的 。
从 历 史 角度 上 看 ，孝道 是在 个 体 家庭 出现 以后 ，作 为家庭 内部的行为规 范而 产生的 。其思 想内涵主要表现在 两个 方面 ：一 是对 于在世的上辈 的敬爱 、服从和赡养 ，二是对于 已故上辈和先祖 的敬 仰和追念 。应当说 ，这个伦理概念 主要是针对现 实的世 俗生 活 。但 是 ，在 其 发 展意 义 上 ，却 远不 止于此 。其 中的第二个 方面 ，即对于 已死之 先辈 的 “追孝”态度和方式 ，导致 了中国传统 的祖先 崇拜进 一步发展 。显 然 ，也 正是这 点首先 沟通 了 儒 家 与 道 教 的 内在 交流 ，这对 于道教 神学与伦理学 的建设 是很 重要的 。因为 “宗教 ”一词本 身 ，就同祖先崇拜有着不可分割 的 内在联系 ；而祖 先崇拜的 目的 ，就 是 以 先 辈 为伦 理 范型 ，昭示于人 ，要求人们循 蹈其迹 。
然而 ，两家追求 的终极理想毕竟有较大的差异 。在解决 “仙道 ”与 “人道 ”内在的矛 盾时 ，就必须 以某种价值 观为基础 。对此 ，道教 所提 出的调和方 法 ，就是要求 慕道修仙之人 ，首先必须履行社 会共 同的 “人道 ”价值 。《无 上秘要 》 卷 l5说 ： “父母之命 ，不可不从 ，宜先从之 。人道 既备 ，余可投身 。违 父之教 、仙无由成 。”先 当 “仁爱慈孝 ，恭奉尊 长 ，敬承二 亲” 。 《洞玄安志经》亦说 ： “夫学道之为人也 ，先孝 于所 亲 ，忠 于所君 ，悯于所使 ，善 于所友 ，信而可复，谏 恶扬 善 ，无 彼 无 此 ，吾 我 之私 ，不违外教 ，能 事人道 也 ；次绝酒 肉 、声色 、嫉妒 、杀害 、奢贪 、骄恣也 ；次断五 辛伤 生滋味之肴 也 ；次 令 想 念 兼 心 睹清 虚也 ；次服食休粮 ，奉持大戒 ，坚质勤 志 ；导引胎息 ，吐纳和 液 ，修建功德 。”如此则仙道 可成 。这样一来 ，就将儒家忠孝仁信 的思想与道教 养生修仙之间的关 系有机地 融合起来 。
应该看到 ，道教 自创建 之始，便开始吸收儒 家的忠孝观 。 《太平经》就劝人们遵守忠君孝亲 ，认为最 大 的罪过 是 不 孝 ， “夫天地 至 慈 ，唯 不 孝大逆 ，天地 不赦 。” “孝善之 人 ， 人亦不侵之也 ；侵孝善之 人 ，天为治之 。”对 父母 应尽孝，对君王则应 尽忠 ： “为帝王生出慈孝 之臣也 。夫孝子之忧父母也 ，善臣之忧君也 ，乃 当如此 矣 。”葛洪认 为只求金 丹而不修道德 ，长生不 死仍是办不到 的 ，所 以他 反复强调了行善立功是成仙的一种前提和保证 。
《抱 朴子内篇 ·对俗》说 ： “立功德为 上 ，除过次之 。为道者 以救人危使免祸 ，护人疾病令 不枉 死 ， 为上功也 。欲求仙 者 ，要 当 以忠孝和顺仁信 为本 。 若德行不修 ，而但 务方术 ，皆不得长生也 。”这就明 白指 出 ，为道者必须先立功德和善行 ，而最重要的善行就是按 照儒家忠孝 仁义的原 则来 立身处世 。
其后 ，在众 多的道经 书 中都一致强调孝道对修仙者 的重要 性 。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 经》说 ，凡修道 之人 ， “其能壮 事守善 ，能 如要 言 ：臣忠 、子孝 、夫信 、妇 贞 、兄敬 、弟顺 ，内无二心 ，便可为善 ，得种民矣 。”强调 “事师不 可不敬 ，事 亲不可不孝 ，事君不可 不忠 ，仁义不可 不行。 ” 《太 上大道玉清经》卷 一则直接糅合儒 家道 德说教 ，并假 元始天尊 之 口训 日 ： “第 一戒者 ，不得 违 戾父 母师长 ，反逆不 孝 。”而那些 “不孝父母师长 者 ，死入地狱 ，万劫不 出。纵l-i=人中 ’．…一受人 凌刺 ，常居卑贱 。”于是 ，儒 家的道 德说教作为 正面引导 ，道教 的地狱苦难则作 为反 面的恐吓威慑力量 ，在道教伦 理 内协 同发挥作 用 。
《太上洞玄灵 宝智能罪根 上品大戒经》更大量包容儒家道德说教，提 出 ： “与人君言 ，则惠于国；与人父 言 ，则慈于子 ；与人 师言 ，则爱于众 ； 与人兄 言 ，则悌 于行 ；与人 妇言 ，则贞于夫 ；与人夫言 ，则和 于室 ；与人弟子 言 ，则恭于礼；与人奴婢言 ，则慎 于事 。”这种说教 ，可 以说是包容 了社会人伦各个方 面 ，较之儒家经 典的有关论述 ，并不逊色 。
实 际上 ，西汉之 际的道 家已经开始援 引儒 家以正 人 心 。如 《道 学 传》 载 西 汉道 家 学者 成 都人 严遵 ， “修道 自保 。与人 子言 ，依于孝 ；与人 臣言 ， 依 于 忠 ；与 人弟言 ，依 于 顺 ；各 因 其发 ，导之 以善 。蜀 中化之 ，从 其言者过半也 。”北魏 寇谦之则在 《老君音诵戒经》 中 ，假太上老君之 口 ，针对当世之道德 堕 落 说 ： “我今 以世人作 恶 者多 ，父 不慈 ，子不孝 ，臣不 忠 ，运 数应然 ，当疫 毒临之 ，恶人死 尽 。”其 中所体现 的伦理观 与儒 家忠孝等观念在 内涵上并无二致 。
然而 ，道教对 孝道 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一般做人必备的精神层面 上 ；而是在此基础 上 ，进一步强调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 ，将导致 自我价值的上升 ，取得其 自主命运的能 力 ，从而在追求神仙理想的过程中终得 圆满 。对此 ， 《太 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说 ： “道 者性所有 ，固非外而烁 ；孝悌道之本 ，固 非强 而 为 。得 孝悌 而 推之 忠 ，故积 而成行 ，行 备 而造 日充 ，是 以 尚士学道 ，忠孝 以立本也 ，本 立 而 道 日生 也 。 ” 这 里将 “忠孝 ” 视 为“道 ”的根本 ，只有讲忠孝才能 “立本 ” ，大力强调忠孝的社会作 用。
经 中说 ： “忠孝备而 可以成本，可 以立功 ，立功之 道 无 阳福 ，无 阴骘 ，无物 累 ，无 人 非 ，无鬼责 ，所 以上 合于三元 ，下合于万物也 。下士 呼符 水治药 饵 已人 之一疾 ，救 人 之 一病 而 谓之 功 ?非 功也 ，此道 家之 事方便法 门耳 。吾之 忠孝净明者 ，以之为相举天下之 民齐于寿 ，措 四海 而归太平 ，使君上安民 自阜 ，万物莫不 自然 。以之 将三军之众而神于不 战以屈人之兵 ，则吾之 兵常胜之 兵也 。以吾之忠 ，使不忠之人尽变 以为忠 ；以吾之 孝 ，使不孝 之人 尽变以为孝 ，其功可胜 计哉 !”从而将 “忠孝 ”从 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 实践方面。
在后来道教 的善 书中 ，即反复阐述 了这一重要思想 。如 《劝世 归真》 日 ： “人生在世 ，莫忘忠孝二字。为 臣尽忠 ，为子尽孝 ，乃万古不 易之理也 。吾 劝 世 人 ，或 为 忠 臣 ，或 为 孝 子 ，则不 愧 为 人矣 。” 《太 上感 应篇集注》亦说 ： “父 母为五伦之首 ，孝 亲乃人道 之先 ”。 “立善 多端 ，莫 先忠孝 ，即成仙证佛 ，亦何尝不根基 于此 。”
“忠孝”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普遍道德，“神仙”是道教追求的一种终极理想，在许多人看来，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干。然而，在道教发源地青城天师洞，一块“忠孝神仙”的金字巨匾，堂而皇之地悬挂门庭。在道教众多的教派，尚有以忠孝为本的净明忠孝宗。于是，当我们认真审视道教的教理教义时，便发现儒家的伦理道德早已深浸入道教的思想学说之中。正因为如此，要学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具，焉论神仙，这已成为道教界的一个共识。这里，就道教的孝道思想做一探索。
考察道教孝道思想的来源，无疑来自儒家。儒家继承西周以来的传统礼制，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建设，其中即包括对孝道的肯定与发扬。“孝”的思想，其产生约当于西周时期。从金文及《周书》和《诗经》等文献中，可以看到已有大量关于“孝”的内容，表明“孝”的伦理观念已经形成。wWw.133229.Com《说文解字》日：“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说明“孝”乃是一种家庭伦理，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规范作用，被视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为人们自觉力行。
中国古代文化属伦理型文化，在中国这样的宗法制社会中，其伦理的核心就是忠孝人伦，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以忠孝为本的思想上面。孔子在《论语》中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认为治国必先齐家，因此将忠孝说成“为仁之本”是合乎逻辑的。
从历史角度上看，孝道是在个体家庭出现以后，作为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而产生的。其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在世的上辈的敬爱、服从和赡养，二是对于已故上辈和先祖的敬仰和追念。应当说，这个伦理概念主要是针对现实的世俗生活。但是，在其发展意义上，却远不止于此。其中的第二个方面，即对于已死之先辈的“追孝”态度和方式，导致了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显然，也正是这点首先沟通了儒家与道教的内在交流，这对于道教神学与伦理学的建设是很重要的。因为“宗教”一词本身，就同祖先崇拜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祖先崇拜的目的，就是以先辈为伦理范型，昭示于人，要求人们循蹈其迹。
然而，两家追求的终极理想毕竟有较大的差异。在解决“仙道”与“人道”内在的矛盾时，就必须以某种价值观为基础。对此，道教所提出的调和方法，就是要求慕道修仙之人，首先必须履行社会共同的“人道”价值。《无上秘要》卷l5说：“父母之命，不可不从，宜先从之。人道既备，余可投身。违父之教、仙无由成。”先当“仁爱慈孝，恭奉尊长，敬承二亲”。《洞玄安志经》亦说：“夫学道之为人也，先孝于所亲，忠于所君，悯于所使，善于所友，信而可复，谏恶扬善，无彼无此，吾我之私，不违外教，能事人道也；次绝酒肉、声色、嫉妒、杀害、奢贪、骄恣也；次断五辛伤生滋味之肴也；次令想念兼心睹清虚也；次服食休粮，奉持大戒，坚质勤志；导引胎息，吐纳和液，修建功德。”如此则仙道可成。这样一来，就将儒家忠孝仁信的思想与道教养生修仙之间的关系有机地融合起来。
应该看到，道教自创建之始，便开始吸收儒家的忠孝观。《太平经》就劝人们遵守忠君孝亲，认为最大的罪过是不孝，“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孝善之人，人亦不侵之也；侵孝善之人，天为治之。”对父母应尽孝，对君王则应尽忠：“为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夫孝子之忧父母也，善臣之忧君也，乃当如此矣。”葛洪认为只求金丹而不修道德，长生不死仍是办不到的，所以他反复强调了行善立功是成仙的一种前提和保证。
《抱朴子内篇·对俗》说：“立功德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就明白指出，为道者必须先立功德和善行，而最重要的善行就是按照儒家忠孝仁义的原则来立身处世。
其后，在众多的道经书中都一致强调孝道对修仙者的重要性。《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说，凡修道之人，“其能壮事守善，能如要言：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太上大道玉清经》卷一则直接糅合儒家道德说教，并假元始天尊之口训日：“第一戒者，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而那些“不孝父母师长者，死入地狱，万劫不出。纵l-i=人中’．…一受人凌刺，常居卑贱。”于是，儒家的道德说教作为正面引导，道教的地狱苦难则作为反面的恐吓威慑力量，在道教伦理内协同发挥作用。
《太上洞玄灵宝智能罪根上品大戒经》更大量包容儒家道德说教，提出：“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人弟子言，则恭于礼；与人奴婢言，则慎于事。”这种说教，可以说是包容了社会人伦各个方面，较之儒家经典的有关论述，并不逊色。
实际上，西汉之际的道家已经开始援引儒家以正人心。如《道学传》载西汉道家学者成都人严遵，“修道自保。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弟言，依于顺；各因其发，导之以善。蜀中化之，从其言者过半也。”北魏寇谦之则在《老君音诵戒经》中，假太上老君之口，针对当世之道德堕落说：“我今以世人作恶者多，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运数应然，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其中所体现的伦理观与儒家忠孝等观念在内涵上并无二致。
然而，道教对孝道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一般做人必备的精神层面上；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将导致自我价值的上升，取得其自主命运的能力，从而在追求神仙理想的过程中终得圆满。对此，《太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说：“道者性所有，固非外而烁；孝悌道之本，固非强而为。得孝悌而推之忠，故积而成行，行备而造日充，是以尚士学道，忠孝以立本也，本立而道日生也。”这里将“忠孝”视为“道”的根本，只有讲忠孝才能“立本”，大力强调忠孝的社会作用。
经中说：“忠孝备而可以成本，可以立功，立功之道无阳福，无阴骘，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所以上合于三元，下合于万物也。下士呼符水治药饵已人之一疾，救人之一病而谓之功?非功也，此道家之事方便法门耳。吾之忠孝净明者，以之为相举天下之民齐于寿，措四海而归太平，使君上安民自阜，万物莫不自然。以之将三军之众而神于不战以屈人之兵，则吾之兵常胜之兵也。以吾之忠，使不忠之人尽变以为忠；以吾之孝，使不孝之人尽变以为孝，其功可胜计哉!”从而将“忠孝”从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实践方面。
在后来道教的善书中，即反复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如《劝世归真》日：“人生在世，莫忘忠孝二字。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乃万古不易之理也。吾劝世人，或为忠臣，或为孝子，则不愧为人矣。”《太上感应篇集注》亦说：“父母为五伦之首，孝亲乃人道之先”。“立善多端，莫先忠孝，即成仙证佛，亦何尝不根基于此。”
“忠孝”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普遍道德，“神仙”是道教追求的一种终极理想，在许多人看来，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干。然而，在道教发源地青城天师洞，一块“忠孝神仙”的金字巨匾，堂而皇之地悬挂门庭。在道教众多的教派，尚有以忠孝为本的净明忠孝宗。于是，当我们认真审视道教的教理教义时，便发现儒家的伦理道德早已深浸入道教的思想学说之中。正因为如此，要学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具，焉论神仙，这已成为道教界的一个共识。这里，就道教的孝道思想做一探索。
考 察道 教孝道思想的来源， 无疑来自儒家。儒 家继承 西周 以来 的传统 礼 制 ，十 分重 视伦理 道德 的建 设 ，其 中即包括 对孝道 的肯 定与 发扬 。“孝 ” 的思想 ，其产生约 当于 西周 时期 。从金文 及《周 书》和《诗经》 等文献 中， 可 以看 到 已有大 量关于 “孝 ”的内容 ，表 明 “孝 ” 的伦理 观念 已经 形 成 。《说文解字 》日 ： “孝 ，善事 父母 者 。从老 省 ，从子 。子 承老 也 。”说 明 “孝”乃是一种家庭伦理 ，并在当时社会生活 中 ，有 着相 当重要 的规范作用 ，被视为高 尚的道 德情操而 为人们 自觉力行 。
中国古代文化 属伦理型文化 ，在中国这样 的宗法制社会 中 ，其伦 理的核心就是忠 孝人伦 ，这一 点特 别表 现在 以忠 孝为 本 的思 想 上 面 。孔 子在 《论语 》 中 曾说 ： “君子务 本 ，本 立而 道 生 。孝 悌 也者 ，其为仁之本 。”儒家主张积 极入世 ，认为治 国必先齐家 ，因此将 忠孝说成 “为仁 之本”是合乎逻辑 的 。
从 历 史 角度 上 看 ，孝道 是在 个 体 家庭 出现 以后 ，作 为家庭 内部的行为规 范而 产生的 。其思 想内涵主要表现在 两个 方面 ：一 是对 于在世的上辈 的敬爱 、服从和赡养 ，二是对于 已故上辈和先祖 的敬 仰和追念 。应当说 ，这个伦理概念 主要是针对现 实的世 俗生 活 。但 是 ，在 其 发 展意 义 上 ，却 远不 止于此 。其 中的第二个 方面 ，即对于 已死之 先辈 的 “追孝”态度和方式 ，导致 了中国传统 的祖先 崇拜进 一步发展 。显 然 ，也 正是这 点首先 沟通 了 儒 家 与 道 教 的 内在 交流 ，这对 于道教 神学与伦理学 的建设 是很 重要的 。因为 “宗教 ”一词本 身 ，就同祖先崇拜有着不可分割 的 内在联系 ；而祖 先崇拜的 目的 ，就 是 以 先 辈 为伦 理 范型 ，昭示于人 ，要求人们循 蹈其迹 。
然而 ，两家追求 的终极理想毕竟有较大的差异 。在解决 “仙道 ”与 “人道 ”内在的矛 盾时 ，就必须 以某种价值 观为基础 。对此 ，道教 所提 出的调和方 法 ，就是要求 慕道修仙之人 ，首先必须履行社 会共 同的 “人道 ”价值 。《无 上秘要 》 卷 l5说 ： “父母之命 ，不可不从 ，宜先从之 。人道 既备 ，余可投身 。违 父之教 、仙无由成 。”先 当 “仁爱慈孝 ，恭奉尊 长 ，敬承二 亲” 。 《洞玄安志经》亦说 ： “夫学道之为人也 ，先孝 于所 亲 ，忠 于所君 ，悯于所使 ，善 于所友 ，信而可复，谏 恶扬 善 ，无 彼 无 此 ，吾 我 之私 ，不违外教 ，能 事人道 也 ；次绝酒 肉 、声色 、嫉妒 、杀害 、奢贪 、骄恣也 ；次断五 辛伤 生滋味之肴 也 ；次 令 想 念 兼 心 睹清 虚也 ；次服食休粮 ，奉持大戒 ，坚质勤 志 ；导引胎息 ，吐纳和 液 ，修建功德 。”如此则仙道 可成 。这样一来 ，就将儒家忠孝仁信 的思想与道教 养生修仙之间的关 系有机地 融合起来 。
应该看到 ，道教 自创建 之始，便开始吸收儒 家的忠孝观 。 《太平经》就劝人们遵守忠君孝亲 ，认为最 大 的罪过 是 不 孝 ， “夫天地 至 慈 ，唯 不 孝大逆 ，天地 不赦 。” “孝善之 人 ， 人亦不侵之也 ；侵孝善之 人 ，天为治之 。”对 父母 应尽孝，对君王则应 尽忠 ： “为帝王生出慈孝 之臣也 。夫孝子之忧父母也 ，善臣之忧君也 ，乃 当如此 矣 。”葛洪认 为只求金 丹而不修道德 ，长生不 死仍是办不到 的 ，所 以他 反复强调了行善立功是成仙的一种前提和保证 。
《抱 朴子内篇 ·对俗》说 ： “立功德为 上 ，除过次之 。为道者 以救人危使免祸 ，护人疾病令 不枉 死 ， 为上功也 。欲求仙 者 ，要 当 以忠孝和顺仁信 为本 。 若德行不修 ，而但 务方术 ，皆不得长生也 。”这就明 白指 出 ，为道者必须先立功德和善行 ，而最重要的善行就是按 照儒家忠孝 仁义的原 则来 立身处世 。
其后 ，在众 多的道经 书 中都一致强调孝道对修仙者 的重要 性 。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 经》说 ，凡修道 之人 ， “其能壮 事守善 ，能 如要 言 ：臣忠 、子孝 、夫信 、妇 贞 、兄敬 、弟顺 ，内无二心 ，便可为善 ，得种民矣 。”强调 “事师不 可不敬 ，事 亲不可不孝 ，事君不可 不忠 ，仁义不可 不行。 ” 《太 上大道玉清经》卷 一则直接糅合儒 家道 德说教 ，并假 元始天尊 之 口训 日 ： “第 一戒者 ，不得 违 戾父 母师长 ，反逆不 孝 。”而那些 “不孝父母师长 者 ，死入地狱 ，万劫不 出。纵l-i=人中 ’．…一受人 凌刺 ，常居卑贱 。”于是 ，儒 家的道 德说教作为 正面引导 ，道教 的地狱苦难则作 为反 面的恐吓威慑力量 ，在道教伦 理 内协 同发挥作 用 。
《太上洞玄灵 宝智能罪根 上品大戒经》更大量包容儒家道德说教，提 出 ： “与人君言 ，则惠于国；与人父 言 ，则慈于子 ；与人 师言 ，则爱于众 ； 与人兄 言 ，则悌 于行 ；与人 妇言 ，则贞于夫 ；与人夫言 ，则和 于室 ；与人弟子 言 ，则恭于礼；与人奴婢言 ，则慎 于事 。”这种说教 ，可 以说是包容 了社会人伦各个方 面 ，较之儒家经 典的有关论述 ，并不逊色 。
实 际上 ，西汉之 际的道 家已经开始援 引儒 家以正 人 心 。如 《道 学 传》 载 西 汉道 家 学者 成 都人 严遵 ， “修道 自保 。与人 子言 ，依于孝 ；与人 臣言 ， 依 于 忠 ；与 人弟言 ，依 于 顺 ；各 因 其发 ，导之 以善 。蜀 中化之 ，从 其言者过半也 。”北魏 寇谦之则在 《老君音诵戒经》 中 ，假太上老君之 口 ，针对当世之道德 堕 落 说 ： “我今 以世人作 恶 者多 ，父 不慈 ，子不孝 ，臣不 忠 ，运 数应然 ，当疫 毒临之 ，恶人死 尽 。”其 中所体现 的伦理观 与儒 家忠孝等观念在 内涵上并无二致 。
然而 ，道教对 孝道 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一般做人必备的精神层面 上 ；而是在此基础 上 ，进一步强调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 ，将导致 自我价值的上升 ，取得其 自主命运的能 力 ，从而在追求神仙理想的过程中终得 圆满 。对此 ， 《太 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说 ： “道 者性所有 ，固非外而烁 ；孝悌道之本 ，固 非强 而 为 。得 孝悌 而 推之 忠 ，故积 而成行 ，行 备 而造 日充 ，是 以 尚士学道 ，忠孝 以立本也 ，本 立 而 道 日生 也 。 ” 这 里将 “忠孝 ” 视 为“道 ”的根本 ，只有讲忠孝才能 “立本 ” ，大力强调忠孝的社会作 用。
经 中说 ： “忠孝备而 可以成本，可 以立功 ，立功之 道 无 阳福 ，无 阴骘 ，无物 累 ，无 人 非 ，无鬼责 ，所 以上 合于三元 ，下合于万物也 。下士 呼符 水治药 饵 已人 之一疾 ，救 人 之 一病 而 谓之 功 ?非 功也 ，此道 家之 事方便法 门耳 。吾之 忠孝净明者 ，以之为相举天下之 民齐于寿 ，措 四海 而归太平 ，使君上安民 自阜 ，万物莫不 自然 。以之 将三军之众而神于不 战以屈人之兵 ，则吾之 兵常胜之 兵也 。以吾之忠 ，使不忠之人尽变 以为忠 ；以吾之 孝 ，使不孝 之人 尽变以为孝 ，其功可胜 计哉 !”从而将 “忠孝 ”从 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 实践方面。
在后来道教 的善 书中 ，即反复阐述 了这一重要思想 。如 《劝世 归真》 日 ： “人生在世 ，莫忘忠孝二字。为 臣尽忠 ，为子尽孝 ，乃万古不 易之理也 。吾 劝 世 人 ，或 为 忠 臣 ，或 为 孝 子 ，则不 愧 为 人矣 。” 《太 上感 应篇集注》亦说 ： “父 母为五伦之首 ，孝 亲乃人道 之先 ”。 “立善 多端 ，莫 先忠孝 ，即成仙证佛 ，亦何尝不根基 于此 。”
[论文摘要]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 中，孝 道的根本是 子女伴 随着对父母 的感 恩心理，自然流露 的对 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 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 ，孔子 因此视孝 为“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 ，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 了维护这 一文 化之根 ，当父母有过 时，子女虽然应 当劝谏 ，但劝谏 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 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 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 孔子思想 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根源，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孝，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了。因而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分析后亦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 ’，自是没错 。”若不认识中国人的孝文化 ，那么便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已经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研究孝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的孝道观对于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中国孝文化必须首先研究孔子的孝道思想。研究孔子孝道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只能是《论语》，虽然在其它一些书籍中亦多有“孔子日”、“子日”之类 的记载，但那多是后人冠以孔子的名头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即使其中有些确实是孔子的言语，但为慎重起见，我们也只能先采取“阙疑”的态度。下面即以《论语》为主要研究材料，同时参考其它书籍中的孔子言论，对孔子孝道思想进行探讨 。
一、 孝与“报亲恩”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 的感恩心理。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 ，就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 。”(《诗经 ·蓼莪》)“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强烈体现了子女思报亲恩的感恩心理 。
孔子在《论语》中亦表达 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心理。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子女对于父母感恩情感 自然流露的思想 ，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这样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 ·阳货》)子女就算只念到幼时父母对 自己的养育之恩 ，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之丧 。
父母无微不至地疼爱 自己的子女 ，为子女无怨无悔地付出，子女自然从心里产生报答：母之恩的心理 ，对父母 自然怀有“爱敬之心”，向父母行孝尽孝 ，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
二、孝与“爱敬之心”
孝是子女的感恩心理的 自然流露。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是孝道的根本，而所有外在的孝道礼仪则都是使这种“爱敬之心”合理畅快地表达，因此孔子更为重视作为孝道根本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孔子云：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
无敬，何 以别乎?”(《论语 ·为政》) 子女如果心中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只是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那样与养狗养马又有多大区别呢?《为政》篇又云：“子夏问孝。子 日：‘色难。有事 ，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 因为孝的根本是子女心中对于父母的“爱敬”如果没有了根本 ，子女无论怎么做，即使是天天让父母吃山珍海味，住广厦别墅，也不能称为孝。
子女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相亲相爱，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的本源与始点，如果父母子女间都不相亲相爱，又怎么奢望人群大众能够相亲相爱呢?故《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始发处。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循此本心，顺 此本性，扩 而充之 ，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 。故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 ，建筑在孝 的伦理上，从人类 内发而 自然的爱敬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 ·开章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
三、孝与“无违”、“几谏”
“父为子纲”是儒家孝道伦理 自近代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对于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用孔子的“几谏”来说明孔子并没有主张“父为子纲”，“父为子纲”是 日后法家思想掺人，又由后世君王及一些儒者提倡形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看看孔子是否有这种思想，或者是否有会导出“父为子纲”的思想倾向。“无违”之 说 出现 于《论语 ·为政 》篇 ，其 文云 ： 孟懿子问孝。子 日：“无违。”樊迟御 。子告之日：“孟子 问孝，对日‘无违。”’樊迟 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 以礼。”
如果我们用“父为子纲”来解释这里孔子所说的“无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若是这样，孔子就没必要接着对“无违”作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的解释。孔子这里的“无违”指的应当是子女需要不违反礼的要求侍奉父母，却没有无论父母对错 ，子女都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命令的意思。
如果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 ·里仁》)“几 ，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23父母有过 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 ，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 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 ，并要求父母应 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允许的。
四、孝与“父子相隐”
孔子及 el后的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正统将亲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视为其文化的根源 ，无论怎样都不能破坏此根源 ，因为在他们看来，破坏了此根源，就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一切。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出现冲突时，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论语 ·子路》篇云： 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 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的做法是正 当的，而孔子则从维护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主张“父子相隐”。在上面提到的“几谏”上，孔子亦表现了同样倾向：如果子女屡次“几谏”，父母依 旧坚持己见，那么子女心中忧伤，也只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l3]了。因此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韩非批评儒家说 ：
“楚之有直躬，其 父窈羊，而谒之吏。令尹日‘杀之 。’以为直 于君 而 曲于 父，报 而 罪之 。以是观之 ，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 ，对日：‘吾有老 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 ，夫父之孝子 ，君之背臣也。”(《韩非子 ·五蠹》) “君之 直臣，父 之暴子”、“父 之孝子，君 之背臣”，当亲情与国法冲突时，孔子趋向于取亲情而舍国法 。“父子相隐”顺应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其有时又会与国法相违背，这在日后一些 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中产生 了极大 的冲突，造成 了一些人 生悲剧“父子相隐”有人类 自然的心理基础，但孔子及其儒家过于重视亲情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若不加以限制、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
五、孝与“以孝治天下”
中国过去的皇帝大都称要“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及 日后无所不包的“泛孝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究竟如何?《论语 ·为政》云：或问孔子 日：“子 奚不为政?”子 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 孔子上面话的意思是说：在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条理，这也是从政，为什么能说只有出外做官才能称为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言论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同构，治理整个天下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样 的。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 ，这在当时是很可能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孑l子孝道思想中内含 的倾向。《论语 ·为政》又云： 孟武伯问孝。子日：“父母唯其疾之忧。”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4 生不生病并不能由子女 自身所能掌控，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 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并不会担忧 自己为不义之事，这样才能称为孝。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 ，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礼记 ·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其文云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即是人们所称的“泛孝主义”，从这 可以看出，“以孝治天下”、“泛孝主义”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
这里有一处需要提及的是 ，在孔子的思想中，“孝”与“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按照古人的说法 ，亲子之间是“天合”，无论父母如何不是，他毕竟是子女的父母，这是子女不能否认 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弃他们而去；而君臣之间是“义合”，如果君王不按照君王的要求去做，为人臣的是可以离他而去的。“天下有道则 现，无 道则 隐。”(《论语 ·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论语·泰伯》)在孔子的思想 中，不止没有“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包含的子对亲、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就是“孝”、“忠”两德目之间也有区别。因为 日后儒家的“移孝作忠”深为近代以来时人所诟病，故在此略为申述 。
最后我们对于以上关于孑l子孝道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出的对于父母 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孔子 思想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反应了人类 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 ，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孔予孝思想 中含有的观念，如果不加 以适当限制，给予适 当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孝;论语;孔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美德之一。其实,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孝”字从老从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轻人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在远古的氏族和部落社会之中,“孝”的意义是很广的,是指对本族中年长者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1]。随着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长时间的发展,“孝”也由对族中老者的尊敬变成对父母的关爱,成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甚至在今天,对生者的“孝”更为受到重视。但是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时期更为接近,那就是“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士的标准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之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维持人际关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子弑父、臣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整饬社会秩序,重建孝道伦理的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这句话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有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说这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另一本儒家经典《孝经》中还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乱即为不忠,孝悌者鲜犯上而无作乱,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我们现在常说“孝顺”一词,似乎孝敬就代表着顺从长辈或者权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来顺受?很多人因此产生误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实,仅就这一点,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从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的准则呢?孔子的回答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孝”之外,孔子还用了另一个道德的准则“义”来规范它的实行。如果上级或者长辈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执行。可以看出,“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同样的一段话。鲁哀公问孔子同样一个问题。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就是孝。孔子说子贡是“小人”。孔子指出“子从父”不能说子“孝”,臣从君,也不能说是臣“贞”。孔子说:“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总而言之,“孝”是子对为什么要从“父之令”的审慎的把握。把握的标尺就是“义”。“孝”由此就成为小辈或者臣子依据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根据一定的认识论方法处理与君和父的关系的一种品性。在这种解释思路下,“孝”不是无原则的服从,“孝”是学道的表现和成就,是对自己内心最高价值准则的服从。“孝”不是对长辈和上级的单向的义务。
其次,孔子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远大于物质的供养。关于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对于不同弟子的提问,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其中的要义都是一致的。他认为一般人所说的养就是孝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就是家里豢养的动物,都能在物质上被给予很好的照顾,那么给父母的物质供养就不足以成为孝与不孝的分界线。能够区分的只有抽象的情感。所以色是难的,要做到面对父母的时候,不厌烦而有愉悦之色,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如果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父母就是天天食鲍鱼吃燕窝也不会开心的,父母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看到这两句,心中感慨颇多,孔子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指导意义更大。在古代,交通不便,疆域窄小,出趟远门并非易事,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今天,除了农村那些出不来的人,还有多少人愿意固守家园,守护自己的父母?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身不由己,繁忙的工作,又有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每当我们推说加班加点而没空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记得孔子的教诲?那首《常回家看看》在大江南北的走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点,我很佩服孔子,他洞察到了人内心的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在父母眼里,子女的陪伴和关切比物质的丰盛要重要得多。所以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是的,既然是孝子,那他在物质和言行上的态度就不会受到父母的微词,唯有疾病,是天灾,很难由人力控制,是父母和孝子都没有办法的。这种疾病,不是自身的不注意造成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所以自然的病症成为父母也是孝子最无能为力和担忧的事件。另外,孔子还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皆弟之言。”对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看法,向来都被认为有主观的成分,但是人们不会对孝子父母对孝子的看法有怀疑和不好的评价。孝道作为人伦之一,那个时代是大家很重视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认的孝子,那么他的言行对社会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此时,就连父母家人也变成了“孝”的监督者,他们的言行是有公心且可供参考的。由此可见,孝在当时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再次,孝道对政治能够起到作用。除了间接地从孝到忠,孝道还可以淳化社会风气,教化大众,安定社会。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在家族里对长辈的孝敬,对兄弟的爱护,可以维护一个家族的正常次序,这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当然是为政的一个方式。孔子还解释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他看来,倡孝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德行来影响政治,作用于社会与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因此,孔子及儒家主张用孝教化百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经•广要道章》)对人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这样社会就会稳定,形成“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局面。《孝经》可谓儒家经典,虽然直接吸收孔子的思想不多,但《孝经》对孝的思想的阐发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又生发开来的。特别关于孝和政治的关系,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想法。先秦儒家孝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使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国社会舞台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汉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格局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我认为,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孝廉的政策应该就是儒家孝学说影响巨大的有力证据。举孝廉之人,直接为官,看来孝真是与政治不可分割了。到了元明清时期,很多文人创作的戏曲和小说更是体现了用孝来教化大众的思想倾向。比如《琵琶记》、《任孝子立地成神》等等。
最后,《论语》中提到,孝不仅是生养,还是死葬,不仅是对人生前的尊敬,更是对死后亡灵的尊重,慎终追远,这才是孝的完结。比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的“违”应指的是违背礼节。就是说不管长辈是否在世都必须按照礼节来侍奉他们。对于死去的人,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杨伯峻将“道“解释为父辈合理的东西,引发了学者的争议,有人认为,三年不改,难道超过三年就可以把合理的东西改掉吗?我觉得这是钻牛角尖,孔子说过,顺从并不是孝,这里应当采取杨的解释,即在父丧的三年之内,尊重父辈遗留下来的合理的教义,三年之后,可以添加或者根据具体要求进行修订,但是对合理的东西至少保证三年的不变化。没有什么对错只之分,只不过时移事易,对待不同的事件一定有不同的正确防范。对于丧葬的礼节,孔子认为并不是越隆重奢靡越是孝。正如前面所说,孔子重视的是心,而非物质。同样在论语中,他说:“礼,与其奢也,凝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儒家在强调“哀戚”的神色,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忧伤,就是对死者最大的祭奠。同时,儒家又认为这种悲哀之情是有节制的。要“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要有三年之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而对于丧祭之事,孝子必须恭敬严肃,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表达了在祭祀时对先辈要虔诚。
可以看出,虽然在《论语》中,只有十九处明确地提到了“孝”,但是那些关于祭祀、关于忠、仁的阐释也是跟孝不可分割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孝”乃是研究孔子甚至儒家思想绕不过去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论语》到《孟子》、《荀子》和孝经,以及后世诸多的儒学经典,都清晰地记录了“孝”的发展轨迹。无怪乎有学者认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孝的文化。当然在谈到孝道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过分绝对、片面地愚孝和死板遵守儒学教义对民族精神的伤害,对于每一种思想,我们都应当审慎和警惕,保持客观的研究姿态。
参考书目:
(1)鲁行经院学报范玉秋林雨2002年第5期论《孝经》对孔子“孝”的思想的发展
(2)东岳论丛2005年5月第26卷第3期黄开国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3)《孝经译注》汪受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李淑霞论孔子思想中的诚信与孝悌问题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峗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
【论文摘要】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 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 范体系的最重要 的内容之一 ，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 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家、国、天下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立足于最小的一点——家，从自我做起，弘扬孝道，孝敬父母。弘扬孝道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响应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的具体做法。
孝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晚辈对长辈的伦理道德。《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尚书》上对孝的解释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孑l子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就是说年轻人在父母身边就要孝敬父母，离开家里就要敬爱兄长。“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圆可见孝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的内容有：一为养，即赡养父母。二为敬，即孝敬父母。三为安亲，四为终身孝敬。此外《论语>中多次提及的丧葬及其丧葬的礼节问题也被孔子认为是孝敬父母的延伸。
“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是基础，所以尽孝道的首要条件是赡养父母。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喔说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是件难事。遇到有事，子女去操劳；有好吃好喝的，让父母享用，仅这样就可以认为是孝了吗?从孔子的疑问中就可以知道 ，孔子认为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要孝敬父母肯定要做更多，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论语》中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阎释，即“敬”。
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说了，现在称作的孝，是仅仅能供养父母就行了。然而就是狗、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对父母的一片孝敬之情，那赡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驳斥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孝”的概念，认为孝不仅仅是能够供养父母，还必须要敬，要对父母有一片孝敬之情，孔子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敬”。羊羔跪乳，乌鸦反哺，那是一般动物的本能，而人类如果只停留在这种初级阶段，把妥善安置父母的衣食住行问题作为孝顺的最高境界，就未免愧对于“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称谓了。孑l子认为在养父母的同时必须对父母“敬”。子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ft恃 奉父母，(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应该婉转地规劝，如果父母没有听从的意思，仍然应当恭敬的侍奉，不要冒犯他们，尽管内心忧虑，对父母却不怨恨。
在孔子及儒家看来，孝敬父母不仅要“养亲”、“敬亲”，还要提倡“安亲”。所谓“安亲”．就是说子女在父母生时立身行道，不犯刑律，不做冒险的事，不做不义的事，以免父母为自己的过错和安全担惊受怕。《论语·里仁》提到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是孔子提及的安亲的重要内容。131(p17)
子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在世时，因为儿子不能享有独立行动的权力，所以只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之后就要看他的行为，如果他能长时间地遵照父亲生前的道德规范而没有改变的话，就可以称他是孝子了。孔子 总结 性的指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孑l子构架了一个生命的轮回的框架，子女不改变父母生前奉行的准则，继续继承他们的事业或者是遗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是虚指．指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生。因此这是一个自觉性太强、时间又长的过程，是需要很多毅力的，所以笔者觉得这是孔子所认为的敬父母的最高标准了。这也是终身孝敬的难能可贵之处。
子日：“(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不但重视对父母的养、敬、安和终生尽孝，还特别重视对父母的丧葬极其礼记。孔子说“丧事不敢不勉”即说办丧事不敢不尽礼。但他又提倡丧礼的朴素节俭，他明确指出更应该做好的是在父母生前尽的孝道，孝敬父母。这在《论语·八佾》中体现出来，林放问礼之本。子日：“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指出，就一般礼节仪式而言，与其过分奢侈，宁可朴素节俭；就办丧事而言与其在仪式上大操大办，不如内心真正悲哀。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孝道问题上又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曾经写过《孝经》。曾子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主张父母的葬礼要谨慎对待，祭奠祖先要敬重、真诚，这样做就能够使社会道德风尚日渐淳厚。曾子将孝道与社会的道德风尚结合起来，高瞻远瞩，把对孝道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那么《论语》是如何从 政治 的角度来看尽孝道的问题呢? 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时，孔子说道，《尚书》上说“孝呀!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只要把这种品德应用到政治上去，那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只有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看来孔子认为不一定只有做官才算是参与了政治，将孝的品德应用到政治也是参与了政治。孔子以德治国的主张从这里也可略见一斑。
尽管孔子认为将孝的品德运用到政治上就是参与了政治，但是现实社会中必有很多人是在朝廷做官的，就不能日夜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了。那么怎样处理这个忠和孝的关系问题呢?古人眼里的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孝指的就是在家侍奉父母，听取父母的心声，即小孝；广义的孝指的是在在朝廷里忠于君主，没有贰心，即大孝。孝道在政治范围内延伸成了忠君爱国。孔子以“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以小孝和大孝的关系巧妙的处理了忠和孝的关系。
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子认为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而喜欢冒犯长辈和上司的情况是很少有的；不喜欢犯上却喜欢作乱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给封建帝王“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以很充分的理论根据，孝道在政治范围的延伸就是忠君爱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在孝道的基础上得到了最为广阔的延伸，“父父子子”最终演变成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统治阶级要求臣下忠于君主的目的在倡导孝道的光鲜外表下达到了。不过作为迎合统治阶级统治的孝道也是得到了提倡的，孝道在主观意愿之外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起来。
《论语》从物质上赡养父母、精神上尊敬父母、终身孝敬、对父母生前身后事之以礼、如何处理“忠”和“孝”的问题上都做了精深的阐释。对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问题作了一个概括，涉及了如何孝敬父母的方方面面，也解决了在孝敬父母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各种矛盾问题。例如：尽礼与节俭的问题、传统社会中“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等。
【 参考 文献 】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论文摘要】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 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 范体系的最重要 的内容之一 ，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 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家、国、天下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立足于最小的一点——家，从自我做起，弘扬孝道，孝敬父母。弘扬孝道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响应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的具体做法。
孝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晚辈对长辈的伦理道德。《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尚书》上对孝的解释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孑l子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就是说年轻人在父母身边就要孝敬父母，离开家里就要敬爱兄长。“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圆可见孝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的内容有：一为养，即赡养父母。二为敬，即孝敬父母。三为安亲，四为终身孝敬。此外《论语>中多次提及的丧葬及其丧葬的礼节问题也被孔子认为是孝敬父母的延伸。
“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是基础，所以尽孝道的首要条件是赡养父母。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喔说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是件难事。遇到有事，子女去操劳；有好吃好喝的，让父母享用，仅这样就可以认为是孝了吗?从孔子的疑问中就可以知道 ，孔子认为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要孝敬父母肯定要做更多，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论语》中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阎释，即“敬”。
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说了，现在称作的孝，是仅仅能供养父母就行了。然而就是狗、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对父母的一片孝敬之情，那赡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驳斥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孝”的概念，认为孝不仅仅是能够供养父母，还必须要敬，要对父母有一片孝敬之情，孔子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敬”。羊羔跪乳，乌鸦反哺，那是一般动物的本能，而人类如果只停留在这种初级阶段，把妥善安置父母的衣食住行问题作为孝顺的最高境界，就未免愧对于“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称谓了。孑l子认为在养父母的同时必须对父母“敬”。子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ft恃 奉父母，(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应该婉转地规劝，如果父母没有听从的意思，仍然应当恭敬的侍奉，不要冒犯他们，尽管内心忧虑，对父母却不怨恨。
在孔子及儒家看来，孝敬父母不仅要“养亲”、“敬亲”，还要提倡“安亲”。所谓“安亲”．就是说子女在父母生时立身行道，不犯刑律，不做冒险的事，不做不义的事，以免父母为自己的过错和安全担惊受怕。《论语·里仁》提到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是孔子提及的安亲的重要内容。131(p17)
子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在世时，因为儿子不能享有独立行动的权力，所以只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之后就要看他的行为，如果他能长时间地遵照父亲生前的道德规范而没有改变的话，就可以称他是孝子了。孔子 总结 性的指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孑l子构架了一个生命的轮回的框架，子女不改变父母生前奉行的准则，继续继承他们的事业或者是遗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是虚指．指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生。因此这是一个自觉性太强、时间又长的过程，是需要很多毅力的，所以笔者觉得这是孔子所认为的敬父母的最高标准了。这也是终身孝敬的难能可贵之处。
子日：“(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不但重视对父母的养、敬、安和终生尽孝，还特别重视对父母的丧葬极其礼记。孔子说“丧事不敢不勉”即说办丧事不敢不尽礼。但他又提倡丧礼的朴素节俭，他明确指出更应该做好的是在父母生前尽的孝道，孝敬父母。这在《论语·八佾》中体现出来，林放问礼之本。子日：“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指出，就一般礼节仪式而言，与其过分奢侈，宁可朴素节俭；就办丧事而言与其在仪式上大操大办，不如内心真正悲哀。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孝道问题上又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曾经写过《孝经》。曾子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主张父母的葬礼要谨慎对待，祭奠祖先要敬重、真诚，这样做就能够使社会道德风尚日渐淳厚。曾子将孝道与社会的道德风尚结合起来，高瞻远瞩，把对孝道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那么《论语》是如何从 政治 的角度来看尽孝道的问题呢? 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时，孔子说道，《尚书》上说“孝呀!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只要把这种品德应用到政治上去，那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只有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看来孔子认为不一定只有做官才算是参与了政治，将孝的品德应用到政治也是参与了政治。孔子以德治国的主张从这里也可略见一斑。
尽管孔子认为将孝的品德运用到政治上就是参与了政治，但是现实社会中必有很多人是在朝廷做官的，就不能日夜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了。那么怎样处理这个忠和孝的关系问题呢?古人眼里的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孝指的就是在家侍奉父母，听取父母的心声，即小孝；广义的孝指的是在在朝廷里忠于君主，没有贰心，即大孝。孝道在政治范围内延伸成了忠君爱国。孔子以“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以小孝和大孝的关系巧妙的处理了忠和孝的关系。
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子认为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而喜欢冒犯长辈和上司的情况是很少有的；不喜欢犯上却喜欢作乱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给封建帝王“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以很充分的理论根据，孝道在政治范围的延伸就是忠君爱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在孝道的基础上得到了最为广阔的延伸，“父父子子”最终演变成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统治阶级要求臣下忠于君主的目的在倡导孝道的光鲜外表下达到了。不过作为迎合统治阶级统治的孝道也是得到了提倡的，孝道在主观意愿之外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起来。
《论语》从物质上赡养父母、精神上尊敬父母、终身孝敬、对父母生前身后事之以礼、如何处理“忠”和“孝”的问题上都做了精深的阐释。对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问题作了一个概括，涉及了如何孝敬父母的方方面面，也解决了在孝敬父母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各种矛盾问题。例如：尽礼与节俭的问题、传统社会中“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等。
【 参考 文献 】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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