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当代建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121―06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斯图尔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意在说明文化的进化就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具体的文化形式是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生态也是与自然生态相比照而言的，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个具体文化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定的文化，作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在形成以后又会通过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而反过来对于它的创造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和渗透作用，发挥着对于人的“教化功能，即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而另一方面，从其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活动，是特定“社会或社会集团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里，“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即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载体。由此可见，无论从宏观的社会大背景，还是从微观的具体操作环境来看，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生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文化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客体的参照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决于它所处的文化背景”。
一、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审视
就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40年代所确立起来的一系列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1956年召开的党的“”进而明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谨慎地”批判继承“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行动指南和重要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的实际存在以及“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逐渐被人们“学习苏联”的激情所淹没，以苏联文化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进而成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文化语境。客观地说，当时的新中国之所以选择“苏联模式”也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在新中国诞生之时，苏联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其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毫无疑问地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以俄为师，深入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曾经对苏联经验进行过肯定，他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在秘密访苏回国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苏联的要求，他指出：“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以后，更是多次号召向苏联学习。其中，1950年2月，他在莫斯科演说中便强调：“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等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之下，社会各阶层、国内各阶级迅速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上。经过大规模的调整活动，我国基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教育重文轻理的状况，初步形成了科类、专业比较齐备而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毋庸置疑，由于这种教育模式是以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因此，一方面，在特定时期，它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满足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基本素质为要旨的“通识教育”的基本原则，全盘否定甚至取消了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学科，因此给同一时期大学生的传统道德教育乃至民族精神的培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对此，有学者就曾评论道：“50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中……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专业划分过多、过细和过窄……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其结果则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偏窄，广泛适应能力较差，文化道德素质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需要强调的是，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之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在院系设置、人才培养等具体环节上照搬苏联模式，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层面也是唯苏是瞻，照抄苏联思想教育的基本做法，进行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知道，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20世纪20、30年代，以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科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家们关于培养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观点，对苏联的青年一代曾经产生过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由于苏共高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等问题上理解的偏差，苏联模式日趋僵化，其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逐渐误入“左”倾教条主义的歧途，其表现就是忽视社会成员的个性差异，片面地用整齐划一的共产主义道德标准要求人们；违背人的思想转化规律，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形式主义严重；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人们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抵触，不去引导和教育，而是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其结果是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道德困
惑，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甚至敌意，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苏联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对于我国50至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呈现出偏重于单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着眼于以社会为本位去阐明价值的意义，内容普遍空洞、抽象。其间，虽然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界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进行过反思和清算，但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的存在，其在我国的影响不仅没有被肃清，反而日益泛滥。在党的高层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情绪的驱动下，不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旨在提高人民群众之思想觉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演变成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运动，而且连在60年代提出的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内容，以“高、大、全”和“假、虚、空”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也被“”期间培育“反传统的英雄”、“斗走资派的战士”、“反修防修的卫士”等口号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取代。这样，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不但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建国初期所形成的正确的目标和观念，而且扭曲了人性、割断了传统，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要之，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能够坚持和发扬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党和国家文化教育基本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的高度，为促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一边倒”的国内外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掣肘了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使人文精神之传播在高等教育领域偃旗息鼓；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又使“虚假”和“空洞”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而随后的60、70年代弥漫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的情绪的日益膨胀则更是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政治化倾向使人们在思想教育过程中严重忽视了思想道德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不仅无法满足人的自身心理成长的基本需求，而且无从打造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道德根基，其结果便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异化，社会道德和风气的颓废。而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从这一梦魇中醒来的时候，人们对于既往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深刻反省与认真总结则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二、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现实反思
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拉开的是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全方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时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这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重大突破。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是同志，他在1979年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首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隔一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从执政党的层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促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在分歧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决议》的基本精神及其实施方案并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因此，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在总体上便仍然显得非常滞后和单薄，无法对改革开放时期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商品经济建设中急速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也没能做出及时而有力的价值回应，从而最终导致“全盘西化”思潮的泛滥和1989年的波及全国的的发生，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痛定思痛之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发出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号召，并制定了加强国情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方案，以期推动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又明确地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党中央的这一定位在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肯定，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并强调只有“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进一步丰富，同时也是对“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方针的具体落实。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分别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则是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快速推进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程的新的标志。这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做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的重要论断，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党在新世纪之基本执政理念的高度，这就为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尤为值得提出的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21世纪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认识以及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作的坚定决心。而2011年3月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的要求则不仅是这种决心的体现，而且还为我们指明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总之，党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和方针，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最终建构起与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成分多样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趋势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文化生态夯实了基础。这种文化生态以凸显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民众文化等非主流文化的密切合作”为特征，既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文化话语系统的主导地位，又体现了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出了较为适宜的文化语境。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文化生态在总体的适宜中还存在着显见的不足，在表面的和谐中还潜伏着深层的隐忧。这种不足和隐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主导文化(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未形成真正的‘三足鼎立’。其中，精英文化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明显的弱势……而……大众文化却异军突起……全方位地渗人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于那些“道德／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广大学生、追求时尚的男女青年而言，大众文化更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种“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服务于大众消费娱乐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活跃民众的社会生活，排解市场经济时代激烈竞争带来的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精神困扰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外在的娱乐消遣形式及其内在的追求利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它本身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对于非理性主义的狂热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很难有任何道德的坚守和对于崇高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更“不会去主动支持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失的人文理想”。这一点，我们从近几年影视娱乐界此起彼伏的“戏说”正统历史的风潮、喧嚣一时的“恶搞”红色经典的闹剧、层出不穷的违背社会道德的广告和光怪陆离的颠覆传统价值的“时尚”便可以看得出来。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来说，我国当代大众文化话语霸权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于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已经给我们文化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显见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广泛渗透，更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凸显了我们进一步健全和优化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
三、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当代建构
我们知道，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因此，我们能否促进这一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并最终使之走向完善，以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将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与得失的关键性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情势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我们必须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持和对于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运用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得以优化的必然路径，而且电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根本指南。这是由我国的基本性质和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从而确保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外，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和强调，也是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早期领导人同志就对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进而指出，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同志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而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同志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要求，从而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在构成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诸文化形式之中，从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功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无疑是最大的。这种优势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学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传统道德教育文化，其对于“道德自觉和自身修养”的强调，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理想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还体现在其对于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孕育上。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凝聚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而且在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融合、统一和发展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中，熔铸于我们将坚守美德与日新进取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中，同时也彰显在家国一体、精忠报国的爱国意识中，渗透于炎黄子孙修齐治平、追求“大同”的崇高社会理想之中。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塑
造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并形成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可喜的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一道作为我国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加以明确，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赋予以民族精神为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我国当代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优化工作的重大举措，也是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
再次，坚持与古今中外文化相结合为形式，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自人类进入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交通、信息、通讯、传媒等为载体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在资讯空前丰富、人际交流日益便捷的新时代，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特别是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日渐明朗的形势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工作也要在确保主流、凸显特色的前提下，以促进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形态的和谐共生、互补互促为基本考量来展开工作。我们知道，新中国目前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向前迈进，对于新时代的文化生态建设来说，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着文化生态的变革与重组；而另一方面，文化生态的积极变化又能够引导和保障我国的现代化大业健康而有序地顺利推进。从本质上说，文化生态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文化系统，其在社会宏观领域即表现为一种文化国力，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而在个体的微观方面则表现为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权利，展示着个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态的优化工作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片面的、功利化的、单向度的视角出发来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孤立而静态地观照，而是应该意识到文化生态对于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我国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推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如此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我们自然应该以自身所拥有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为立足点，通过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形态的有机整合来逐渐走上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思想营养。与此同时，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开放性的国内外环境，加之其本身所特有的多渠道的形成发展机制、竞争式的人才塑造模式和其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执著追求，也决定了我们必然会以多元文化发展道路作为建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
要而言之，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不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还要坚持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批判继承、为我所用的原则，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能促进文化生态和谐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在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文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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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廉政文化 教化 导向 约束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32-03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廉兴贪衰的循环演进史。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廉兴则吏治，吏治则民平，民平则国富;腐生则吏废，吏废则民怨，民怨则国衰。所以能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关系到人心的向背、政党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腐败似乎从未曾远离人类，它与政权如影相随，成为执政者挥之不去的痛。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泛滥，难于根除，究其原因，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它的存在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持认可和心理上的容忍，所以说，腐败的产生与一个社会的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一、权力的运行需要廉政文化的引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地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能引领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即通过政治力量、法律手段和思想文化的约束和影响，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影响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权力的运行是上层建筑的范畴，目前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基础的良性发展。为什么会存在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许多观点认为是经济基础的原因，甚至简单归罪于市场经济，其实权力的廉洁与腐败是社会存在也是社会意识，不能简单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存在问题，严格讲它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待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既要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约束权力运行，建设清廉的政府、打造清明的政治，净化政治生态，最终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但制度并非万能，也难以尽善尽美，有些制度规定了的，没有严格落实，认真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文化力量所致，因此必须要解决制度管不到，管不好方面的问题，发挥文化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在“笼子”周围构筑廉洁的文化环境，建立与制度相呼应的“思想防线”，帮助每个人自觉抵制腐朽社会文化的侵蚀，凝聚全民反腐的共识和力量，进而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二、准确把握廉政文化的内涵与本质
倡导廉政文化，必须明确廉政文化的内涵。所谓廉政文化，就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和社会风气的总和，它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客观反映①。其内容关乎修身立德、为官从政之道，倡导一种积极向上、大公无私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集中具体的反映。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②。廉政文化从本质上看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思想文化的表现形式。当前，我们倡导的廉政文化要体现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并使之成为廉洁从政的动力文化;成为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宣传文化，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从政人员必须恪守的职业文化。
中国是个倡导廉政文化的古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道德经》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今天倡导廉政文化就是要发挥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作用，使廉政文化就像空气一样，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观念和行动。以道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一旦内化于心，便成为人们内心评判是非曲直的“法官”，发挥着引导、激励、约束、支配、改变人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道德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认为：“道德教育净化理论的真谛，在于使政府官员并不只靠外力的制约，而是从思想上堵塞不法行为的产生，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和主观意志的法”。这样看来，廉政所形成的“廉”一方面是由制度、法律等外部强制力而产生的“廉”;它的作用使人想贪却难贪。另一方面，是由廉政文化熏陶教育所生成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的“廉”，是骨子里的“廉”，它的作用是使人能贪却不想贪。所以说，廉政文化是廉政制度建设、制度执行的基础，为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正如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说：“一堆建筑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砖瓦钢木，而在于其风格，一纸绘画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纸砚笔墨，而在于其神韵，离开了观念形态的精神，政治制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先进的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环境，好的制度就不容易出台，没有好的文化氛围，再好的制度也难于执行到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想要抵制贪腐的最后防线，无论是健全完善的制度，还是严厉到位的执法都是难以实现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秉承道德操守，坚守思想防线。因而，有人形象地说：“廉政文化就像一张构建在心中的道德之网，法律制度之网能网住的是几条大鱼，道德之网所能阻挡的是所有的鱼。”
三、发挥廉政文化在净化政治生态中的作用
多次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由此可见，净化政治生态首要任务是解决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问题，廉政文化在此能发挥的特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教化作用。2003年，人民网在《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一文中指出：“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文化环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各种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思想的教化和行为的规范。”而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总和的文化，提供着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是与非、好与坏等一系列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受社会环境与教育的影响，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正义感、审美感、羞耻感、是非感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最终成为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廉政文化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廉政理念、规范教育训化民众树立廉政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廉洁习惯，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崇廉奉廉的良好文化氛围，其感染力、感召力、感化力是其他教育形式难于比拟的。
2.导向作用。导向作用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功能，深化廉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导向是指引导的方向意思，是事物发展中灵魂支柱和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都具有对现行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起到判断与评价，支撑与引导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对待权力的基本态度、价值评断，是一种正能量，它能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支配、改变、引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并起到约束人，形成正确的道德规范的作用，并帮助人们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凝聚社会共识，加大反腐力量，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约束作用。规范一个社会有两样东西：一是制度，二是文化。如果说制度是一种硬约束，那么廉政文化则是一种软约束，它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它可以通过一系列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认同等，更为深刻、广泛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且在深度广度上比制度更为深远、更为广泛，它不仅作用于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群，而且作用于普通社会民众，促使领导干部乃至普通民众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从而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当前，在举国上下大力惩治腐败的形势下，廉政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思维模式，将使受到廉政文化教育熏陶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其所释放出来的效能――约束和自我约束。
四、倡导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在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要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也是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好，人心齐;政治生态不好，人心散、事业难成。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风险，迫切需要通过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来凝聚力量攻艰克难。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廉洁的政党文化深入人心，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使廉政文化成为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山清水秀”。因此，必须寻找建设廉政文化的有效途径。
1.廉政文化建设要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发挥好其示范表率的作用。“上行下效”是古今中外的一种规律性现象，纵观历朝兴衰，风气衰败大都源于官场腐败。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的窝案中可以发现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因此，领导干部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其本人，更是影响到一个队伍。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权势的党政干部、腐化堕落、目无党纪国法。所以，倡导廉政文化要从领导干部做起，这样才能发挥好廉政文化对全社会导向教育作用。首先，要立标杆，树典型，发挥党政干部对全社会的示范表率作用。在基层工作中，有这样的顺口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讲的就是党员干部在基层工作中表率示范作用的重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官，只有我们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秉公用权，恪尽职守，洁身自好，才能经得起执政考验、权力考验，才能以榜样力量来引导推动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其次，党风廉政的状况一方面主导着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受到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只有整个社会都对腐败疾恶如仇，有了“人人得而讨之”的心态，坚决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让腐败分子遭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不给腐败分子任何机会，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敦风化俗，构建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公民文化，形成鄙弃腐败的社会舆论，占领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那么腐败终有根除、消亡的一天。
2.要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对人教育、改造的过程，既要自身修养、学习，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帮助。所以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要与廉政文化教育相结合，利用社会媒体、网络技术等，大力宣传廉政思想，鞭挞腐败行为，让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崇廉奉廉、个个羞于腐败、耻于腐败的良好氛围。同时，还要创新廉政文化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使廉政文化发展具有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廉政文化制度的建设，最终提升整个社会廉政建设的水准。
3.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其他教育相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小区域的发展，它必须面向全社会，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拓展其教育范围。我们可以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家庭美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结合起来，让廉政文化的知识理念融入家庭、学校、单位乃至整个社会，使其更为普遍、通俗。从而形成廉洁正气的家风，各具特色的行风，以及“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4.让廉政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文化必须融入生活，使人们在生活中、实践中感知领悟，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离开生活实践，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空中楼阁。要按照廉政文化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使廉政文化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充分利用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等各种活动，不失时机传播廉政理念，扩大影响力，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形成有利于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氛围。
5.打造廉政产品，树立廉政文化典型。一要通过宣传身边典型，树立榜样。榜样教育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那些勤政为民、率先垂范、克己奉公的党员干部，如焦裕禄、谷文昌等，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只有将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发扬光大，广泛宣传，才能使廉政思想深入人心。二要创作廉政文化的艺术作品。一部思想进步、情节感人的廉政文化作品，对于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等具有重要教育引导作用。例如，曾有一部反腐倡廉电影《生死抉择》，里面的主人公李高成的故事感染了广大领导干部。李高成是北方某省会城市的市长，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领导班子存在集体腐败，他的弟弟就是幕后黑手，连自己的妻子也卷入其中。在痛苦的抉择中，他做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选择。这种能震撼灵魂的事迹，有时往往胜于严刑酷法的威慑。通过树榜样、塑典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廉政思想入脑入心。
6.加大舆论监督，搭建民主反腐平台。新闻舆论监督可以在社会和公众之间营造一种互动的反腐倡廉氛围，是对权力滥用和腐败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来自民众和媒体的压力使政府官员时刻具备危机意识，不敢胡作非为，轻举妄动，纵容自己，时刻绷紧纪律的弦，对贪腐起到一定的震慑、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诚然，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犹如世界性痼疾，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腐败现象都会不同程度、不同特点的存在;也都被这些屡禁不绝的腐败问题所困扰。廉政建设因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艰巨课题。为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反腐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在进行中的输不起的斗争，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这一点，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也需要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然而，相对于廉政制度建设而言，廉政文化要建设的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还应当看到：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和习惯，不仅会对官员行使权力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会使民众对权力的行使形成较为固定的评价标准，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一些传统准则在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心理依托的作用，要对传统文化扬长避短，改变一些不利于反腐倡廉的传统准则、习惯，切除腐败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心理依托，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要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精神。
注释：
①姚增科.把文化的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传承，2012
②徐伟，.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8
参考文献：
[1] 中央纪委宣教室.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学习纲要[M]，2002
[2] 姚增科.把文化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3）
[3] 马皑.涵养我们的“廉政文化”[J].人民日报，2013.4
关键词 文明修身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Normalized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ivilization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O Jinling， ZHANG Shizhen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Automotive Engineering， Yantai University， Shandong Yantai 264005）
Abstract Civilization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talents，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engineer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malized civilization cultivation of one's morality and way three aspects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ivilization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1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意义
1.1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也是教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详细考察、分析了人类生活、生产方式变迁的基础上，相对于私有制社会中人的片面发展的情况，提出了未来社会人类生活的理想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即使人的潜能和天资、兴趣和才能得到空前未有的充分发展；使人的身心、精神（道德）、才能、个性全面而丰富地发展。
在当代中国，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既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党的最高纲领的需要。道德水准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条件。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基本标志。但全面发展的人首先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必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这在全面发展的人中是属于灵魂和核心的内容。因此高校推行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创新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改善和提高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校园文化氛围的提升，有利于建设好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2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贯彻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培养人、发展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具体到工作层面，就是要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提倡人性化、人格化的教育和管理。学生既是受教育者又是自我教育的主体，高校开展文明修身工程提升学生整体素质正是坚持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思想的展现。高校在推行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时候，要充分把握学生的成长的规律、了解学生成长的特点，强调自我意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创新，注重开拓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内容、形式与途径，重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使他们通过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进行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实现其校园主体地位，培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自律、自立等良好道德品质的学生。
1.3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彰显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修身思想
修身是儒家提出来的人的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个体活动方式。在儒家看来，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造就道德上的完美人格，修身是最根本的手段和途径。《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段关于修身的文字，把传统的修身目的和意义，以及如何修身等问题，作了经典的论述。儒家学说主张通过反省、内省、主敬、慎独、学与力行等功夫进行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水平，并使之达到一个理想高度。
现如今，高校推行的文明修身工程是传统修身观念的传承，是指以目前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大学生自身行为的根本准则，引导当代大学生自觉树立良好个人形象，营造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大学生奋发图强、自觉成才。因此说文明修身教育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需要形成常态化建设。
1.4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抓住了大学生的薄弱环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当今社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的高低。全面推进高校学生素质教育，普遍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培养既具有丰富知识又具备高尚品德的优秀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继而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纵观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日益趋于多样化的同时，现实生活中滋长的一些不良现象与风气、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等等对高校在读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强烈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但过于注重个人利益、社会责任感不强；思想敏锐、情感丰富，但性格弱化、原则性不强很容易被腐败等同化；竞争意识较强，但集体主义精神欠缺；崇尚文明生活，但缺乏基本文明礼貌等等。因此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文明水准，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已势在必行，需要在高校将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
1.5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
目前，高校大学生正处在一个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时代，快餐文化盛行，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思潮不断冲击着校园生活环境，大学生产生了诸多的精神困惑、思想冲突和心理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任务更繁重。与此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有效的方式与方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需要及时补充新鲜的内容，而高校大力推行的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正好赋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性。因此将二者有效地融合，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地转变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有利于有效地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陈出新。
2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内容
2.1 开展基础文明修养教育
教育家叶圣陶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想成才，成为祖国的栋梁，首先必须要学会做人，要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这是成才的基础。只有加强基础文明习惯和礼仪规范的学习，做到谦虚礼貌、语言文明、举止文雅、行为端庄，塑造良好的外在形象，提高遵纪守法意识和自身素质，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烟台大学启动的大学生文明修身工程，从“校园现象美与丑”大讨论出发，围绕“净化教学环境，杜绝教室用餐”、“约束双手，文明用餐”、“礼让斑马线，文明看交通”等主题，通过摄影展、沙龙、读书会、志愿服务、劝导小组等形式，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摒弃生活陋习，以点带面筑文明，修自身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开始，进而促进校园文明建设。
2.2 开展思想道德修养教育
高校作为大学承担着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摇篮，在人才质量把关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校园文明修身教育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教育，引导学生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人才质量关上起着重要意义。高尚的道德品质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形成的，在大学期间，树榜样、学榜样、赶先进，加强道德修养教育需要常态化的建设。
2.3 开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淀。在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发掘与继承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学生懂得：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乃是一个人应有的崇高品德，也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让学生在阅读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过程中，去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其中的人格精神，使这种人格精神对其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从而达到文明修身的目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常态化建设。
3 高校文明修身工程常态化建设的途径
3.1 课堂教学是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主要渠道
在高校课程体系建设和内容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两课”是大学生进行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主阵地。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在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思想道德修养课是一门直接针对道德认知，进行道德教育的课程。高校的德育教育需要新的本体理解，需要面向生活现实，需要向关注学生生存和体验方式转型，尊重和鼓励学生作为主体的道德体验和实践，使大学生提高对文明修身的认知水平，自我建构和内化升华人格素养，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与此同时，高校开设的众多的选修课是进行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教育的必要的延伸平台。目前烟台大学开设了许多涉及人文社会、心理健康、传统文化、艺术欣赏、文明礼仪等方面的选修课程，要求毕业生必须修满人文类的学分，对于大学生进行自我了解、自我认知、沟通表达、批判思考、社交礼仪、艺术涵养和多元视角观察社会等诸多方面素质的培养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学生良好道德素质的养成，既要靠教育，还要靠管理，应把加强对学生道德教育和严格科学的管理结合起来，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强校风、校纪、学风和考风建设，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培养文明行为，抵制消极现象，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3.2 多元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有效载体
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所创造和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全校师生员工所认同，而且是具有本校特色的理念和精神。它包括价值观念、校园精神、行为准则，以及蕴含在学校规章制度和学校环境之中的文化特色。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文明修身建设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终极目标就是陶冶学生情操，构建学生健康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而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活动内容、精神风貌、文化内涵等都直接影响着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辐射功能需要通过开展一系列积极向上、活泼新颖、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来展现，因此高校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要依托多元的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增强校园文化活动的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和高雅性，从而使校园文化质量得到提升和优化，使高校学生的文明修身建设常态化。
3.3 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重要平台
良好的道德结构是知、情、意、行的完整统一。不论道德认知，还是道德情感，其最终目标是引导学生将内化的教育外化为道德行为，这也是大学生修身教育的实践性所要求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引导大学生由道德认知到道德实践，进而内化为道德品质的桥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生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如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三下乡”活动、社会调研活动等，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点不断地判断和实践，能够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和认同；通过对祖国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了解，能够激发大学生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服务社会，可以培养大学生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协作精神；通过深入基层和接触人民群众，可以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总之，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可以了解自我、实现自我，接触社会，发现不足进而提升自我，达到文明修身常态化建设的目的。
文明修身工程不仅仅是大学阶段瞬间的火花，它贯穿于学生成长的一生，应该结合自身的学习特点、思想状况，能够从进行人生设计高度去思考实践，最终达到文明修身立国、立人的目标。文明修身工程不能浅尝辄止，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坚持常态化建设的思路，坚持不懈地严格要求自身，从而真正提高自身的修养。有了坚持到底的决心，陋习才会慢慢改掉；有了坚持到底的决心，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得以形成；有了坚持到底的决心，才能将大学生文明修身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 倪鸿燕，施进华.文明修身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高等农业教育，2006（4）.
[2] 李冬平.高校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初探[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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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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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综合体现一个地区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战略，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法治在政治社会各方面引领作用，这有利于用法治的思维优化政治生态。法治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系统的最重要保障，其本质就是政治生态建设法律化。探索在法治轨迹上优化政治生态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依法治国；法治；政治生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这就要求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我国确立依法治国是在国家政治生态建设实践中提升出来的。总体来说，我国在国家政治生态建设上有两次转折，第一次转变是政治建设从“敢治”到“能治”，第二次转变是实现“能治”再到“法治”的转变。“敢治”突出解决政治生态建设的决心问题，“能治”主要解决政治生态建设的能力问题，“法治”突出解决政治生态建设的根基和可持续问题。法治是一种政治运作方式，其突出特点就是用法律来约束政治权力，在法律轨道上推行政治活动。如果把政治比作一种生态系统，那么法治就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系统的最重要保障，其本质就是政治生态建设法律化。换句话说，法治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
一、对政治生态理论分析
政治生态，是借助生态学原理，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而言构建的社会政治状况。目前学者对政治生态没有统一的定义，都是结合研究方向对其内涵进行阐释。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学者将政治生态等同于绿色政治、绿党政治。后来随着研究政治生态学者增多，借鉴西方政治生态研究成果，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政治生态有着广泛内涵，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应该包含如下政治因素：政党及政党制度，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政府、社团和一般民众之间的关系等。政治生态就是这些关系相关作用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本文在参照现有研究成果，结合文章研究角度，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综合体现一个地区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曾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良好政治生态能起到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作用，有利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简言之，良好政治生态就是“政通人和”，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现。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改革不断深入，国家治理难度不断增大，政治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逐渐形成了日趋成熟的政治生态理论。复旦大学教授王沪宁编写的《行政生态分析》（1989年）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系统论述政治生态理论的著作，书中强调借鉴生态学理论来研究行政系统。刘京希编写的《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2007年），对政治生态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并且提出了政治—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政治生态理论体系。最近几年，许多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对政治生态建设路径进行探索。桑玉成教授强调，各国政治生存的生态环境差异是采取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因。陈仲的《论法治的政治生态文明功能》一文，强调了法治在建设政治生态文明中的五个功能：和平功能、稳定功能、发展功能、权利保障功能和权力制约功能。邱炜煌在《净化官场生态》（2013）文章中全面分析了我国政治生态现状并提出了优化政治生态的对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改革迈入深水区，依法治国步入关键期。我们必须要善于运用政治生态理论和思维，将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原则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要把中国的改革、发展与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复杂的整体来理解，妥善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和局部关系。要将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放在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放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国情下，系统分析我国政治生态建设内部和外部环境，抓住机遇建设良好政治生态。要统筹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自然环境生态五位一体建设，推进相互协同、持续发展。
二、法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普遍形式
1.法治的合法性是良好政治生态根基
政治生态价值和现实政治生活关系密切，对现实政治生活内容、功能、评价标准和目标有着重要意义，决定着政治发展基本法则。政治生态建设最根本就是要保证政治稳定，政治的稳定又来源于政治正当，而这种政治正当需要通过法律赋予其合法性。如果政治合法性受到威胁而又不能及时得到解决，政府只能依靠强制力来维持政治生态，就有可能出现整个政治生态变质和坍塌。法治确保政治正当和合法性，是良好政治生态长久生存的根基。
2.法治的稳定性是良好政治生态保障
稳定性和延续性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稳定是良好政治生态的保障，没有稳定作为基础，政治发展也就失去了土壤。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政治处于变化不稳定时期，而且容易滋养腐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要通过法治的方式，建立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要立足国情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依法维权机制、协调机制、救助机制等，通过法治保障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法治的无私性是良好政治生态归属
良好政治生态与政治腐化绝不相容，廉洁性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腐败会侵蚀政治权威，影响政治稳定，动摇良好政治生态基础。而法治强调通过科学的法律和制度来实现治理国家，通过法治能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能够规范运行权力，使得政治生活处处受到法律和人民的监督，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形成激浊扬清的氛围。
三、依法治国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必然选择
1.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均衡、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一些风险还在累积。政治生态中也出现许多不和谐现象，买官卖官潜规则仍有市场，家族式腐败和塌陷式腐败时有发生，“拼搏不如拼爹”现象较为突出，能力不如关系仍然盛行，敷衍扯皮、干事者吃亏现象较为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仍未杜绝。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政治生态中面临的问题，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约束的乏力、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政治文化传统的缺陷、监督机制运行低效和监管不力等。良好政治生态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与专政政治相对，而法治强调人民民主，对事不对人，注重治理国家的制度化、规则化和持久化。可见民主有利于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关键，而社会主义民主更要依靠法治保障，实现依法治国。
2.依法治国是净化政治生态的有力保障
政治生态好能够遏制不良作风甚至可以潜移默化改进作风，政治生态不良可以使好的作风变坏。政治生态的净化方式有很多种，从短期看，可以通过加强政治纪律和党纪教育，对不良政治生态现象给予打击。这些办法只能是一阵风，可能短期内政治风气得到了好转，但是一放松又会反弹。从长远来看，就是要优化文化生态环境、优化秩序生态环境、优化权力运行生态环境，而这些长远措施都是从制度上优化政治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更需要法治保障或者将制度法制化，可见通过依法治国优化法治生态环境是优化其他生态环境的基础，是净化政治生态的有力保障。
3.依法治国是优化社会风气的关键举措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集中体现，是干事创业、求真务实、团结和谐发展的基础。一旦社会风气恶化，既得利益集团固化、权力寻租常态化、潜规则文化盛行、贪污腐败丛生，就会动摇我党执政社会基础，降低政府公信力，也阻碍经济社会的长久发展。党员干部是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能够激发社会“正能量”，带动全社会自觉维护良好风气。党员干部自觉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不能仅仅依靠其自律，最有效和长久的方式就是需要法律和制度保障。而依法治国首先要求依法行政，这就要求行政机关人员必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要带头遵守法律和运用法律，在工作中坚持执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简单说，就是公务人员要做规则允许之事，不做不允许之事，违反规则要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这就从根本上保证公务人员廉洁从政。政风清则民风淳，每个党员干部自觉改进工作作风，杜绝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会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四、基于法治思维下良好政治生态建设的对策思考
1.用法治思维强化从严治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进行了新的部署，并强调要依靠制度治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执政党长久执政要求，更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之法，从严治党就是要让党员干部首先敬畏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规则，是全党制度建设的关键，也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当前，党的政治生态出现的许多不良现象都是根源于党员干部违反法律和党章，过度追求私人利益。要实现治党常态化，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把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党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党内法规是我国依法治党最具可行性的法律，是从严治党的保证。要结合实际强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内法律法规体系。法治贵在实施，要实施好党内法律法规，党员干部要带头遵循党内法规，依法办事，同时要加强在法律实施效果评价和监督上下功夫。
2.在法治轨道上畅通政治生态回路，建设民主开明政治
良好政治生态应该是多类型、多功能的组合，其内部结构也应该是自由的和平等的。法治能够推进政党开放性建设，有利于发展多元化利益集团，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参与政治生态建设积极性，有利于形成良好政治生态回路。法治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能够为民主开明政治创造稳定的、可操作运行方式。一是要依托法治完善执政党多元利益结构，提升党的政治净化能力和整合能力。任何一个人都隶属于一定的利益集团，如果只注重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小集团利益，就会扭曲个人行为，腐化可能性就比较大，就会损害国家、社会、人民的大利益。开放透明能够让利益更加公开，有助于利益集团之间公平和平等，有利于发展多元利益集团。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通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现开放行政，建立开放的体系和政治过程，畅通多元利益诉求。二是要强化利益资源整合，形成有力政治资源支撑。对各种利益诉求在符合法治基础上整合，并形成具有权威性和支持性的政策选择，这种综合各方利益的政策选择能够形成政策执行合力，拓展政策多方利益基础。三是要依靠法治改善权力结构，转变政府职能。权力是政治结构最核心要素，按照中国政治现状，政治建设的理想状态就是要依据政治生态的功能要求，真正实现动态有序、民主自由、自我净化和修复能力强的政治权力结构。打破权力垄断成为关键，这就取决于政治权力分立和自由竞争，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公权和保障人民权利。
3.强化在法治视野下政治文化建设
政治生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特定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对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相对于刚性约束的政治制度来讲，政治文化建设对于优化政治生态有着柔性作用和更大空间。纵观政治文化发展历程，政治文化和法治相辅相成。政治文化从保守向开放转变推动了法制恢复与建设；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推动了依法治国战略的确立。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就是要与法治文化建设同步，重点强化政治文化对基层执政的引导作用。要让法治文化成为全社会的信仰和追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信仰法治，是对良法善治的崇尚，更是让法治思维成为社会共识。通过法治文化下乡和结合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广泛宣传法律知识和法治思想，让全社会人民群众在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时首先能够有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意识，进而能够守法和维护法治权威。
4.依托法治完善政治体制机制建设
当前，我国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机制不完善和新旧政治体制转轨过程出现漏洞造成的，完善政治体制机制是优化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机制经历多次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整体上政治体制机制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基层政治体制机制和评价体系建设不合理较为突出，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政治体制机制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过程，要求政治生活制度化、秩序化、民主化、法治化。要依托依法治国，使推进政治生活制度通道容纳能力与人民群众期待相一致。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执政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基层决策制度、民生政治参与制度、基层管理制度等，坚持政治制度建设以民为本，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治制度体系，争取赢得最广大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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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生态；概况；不足
一、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概况
在我国，政治生态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学者对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也尚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最初运用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政治现象的国内学者也并不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沪宁、王邦佐、李惠康等学者。王沪宁先生于1983年所著的《行政生态分析》[1]是国内出版的首部政治生态学著作，王邦佐和李惠康教授等其他学者于2000年共同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2]在社会系统的大背景下分析中国的政党制度，在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运用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以及于2007年出版的刘京希教授主编的《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3]这些著作都是早期学者运用生态学理论分析和研究国内政治现象的初步尝试。
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有更多学者开始关注政治生态问题并深入研究，如夏美武教授所著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基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4]和《政治生态学：理论原则、价值与现实意义》[5]、陈朋亲的《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需要协商民主》[6]、李鑫和赵连章的《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规律》[7]、范以锦和杨凡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8]以及邱炜煌的《净化官场政治生态》[9]等，都丰富和发展了国内对政治生态的理论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生态进行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生态的概念
关于政治生态概念的概述，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刘京希教授在其著作《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中表明“简言之，政治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学问。”[10]同时他还简单的区分了政治生态学与生态政治学的不同，“比较而言，‘政治生态学的提法，更切合其所定义的内容，它在形式上体现着对其研究主体――政治体系及其行为的关注，表明它是关于政治体系及其行为的组织生态学；相反，‘生态政治学’的提法，从名称上看，‘环境生态’是其研究的主体，因而生态政治学易被理解为‘关于环境生态的政治学’。”[11]有的学者将社会政治生态的视角纳入观察分析腐败问题和反腐败斗争的范畴中，给政治生态下的定义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模式、政治评价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是政治环境之所以形成，政治关系之所以构建，政治行为之所以达成，政治评价标准之所以确立的内在机制和发生机理。”[12]李斌雄教授指出“所谓政治生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与人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13]站在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环境的角度阐述政治生态，讨论的是政治生态的廉洁性，将政治生态划分为党内政治生态和党外政治生态，指出政治生态不仅是党员干部党性、觉悟、作风的综合体现，也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
魏雪芳在其硕士论文中将政治生态作为一个大背景来研究中国政治稳定问题，她也提到政治生态是对一个国家及地区政治生活现状的反映，是相对于自然状态、社会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是一个国家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集中体现。[14]景乾坤在其硕士论文中将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作为研究对象，把政治生态放在一个地区政治发展的背景下来介绍文中的政治生态含义，政治生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是制度、法律、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环境因素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寻求的是一个有利于政治发展的社会环境，倡导的是民主、法治、效率和稳定。[15]
（二）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表现及原因
虽然我党一直在强调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构建廉洁的政治生态环境，但仍有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遭到了各种问题的破坏和侵蚀，政治生态一但遭到破坏就会成为能够让腐败滋生的土壤。腐败已严重威胁了政治生态的自净机制，政治生态污染已严重动摇了党的执政地位。[16]有学者认为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将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归结为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强权乃至霸权行为日益盛行，难以阻止，政治价值观受到歪曲，官员行为失范现象大量存在，社会成员对政治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评价标准严重扭曲，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的约束作用丧失。[17]腐败行为削弱制度的效力，扭曲了社会对政治的认知，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形象，同时也导致了社会运行机制的部分异化。[18]有的学者将一些地方或部门政治生态不健康甚至恶化的原因归为以下几点：管党治党不严格，“一把手”带头搞腐败，导致本地区本部门窝案易发多发；用人导向不正确，选人用人不公平、拉帮结伙、乱象丛生，产生“逆淘汰”现象；政商关系不分明，，形成利益集团；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党组织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价值追求不健康，庸俗作风滋长蔓延，潜规则大行其道。[19]较为全面的概述了政治生态之所以不健康的诸多原因。四川大学的罗中枢和王卓教授在分析目前我国政治生态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指出现存在的九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和机制普遍存在、长期封建社会遗留的“官场文化”仍有较大市场、“潜规则”和吃喝风盛行、任期制未能很好落实、干事创业急功近利、形式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作风蜕化、干部管理缺乏科学性和精细化以及基层干部被妖魔化。[20]还有的学者也将“一把手”即党的领导干部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重点领域，指出“一把手”监督难之所以是制约政治生态重建的突出问题的表现，一些“一把手”缺乏接受监督制约的思想意识，主观世界发生动摇，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一些“一把手”编织运作腐败圈子，这些都对监督制约体系以及政治生态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破坏。[21]着力解决“一把手”专权、干部选拔任用逆淘汰、党内人身依附关系、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等当前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22]
（三）重构政治生态的建议及对策
推进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必须认真分析我们党的政治生态存在问题的多维诱因，完善制度设计，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23]有的学者提出构建良好基层政治生态的对策建议，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端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严肃党内生活，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和水平，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强化制度法规创新，综合推进政治生态建设。[24]有学者列举政治生态视阈下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思路，注重顶层设计，防止党内基层民主改革的碎片化；加强制度建设，破除党内政治生态圈的潜规则；改革干部体制，激励基层领导者的创新实践；加强公民教育，推动公共精神导向的价值整合。[25]有的学者以关于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选择为探析方向，指出要促进政府和公民间的合作，实现政治和社会之间多主体的“合作共治”，努力扩大政治合法性资源，坚持执政为民，调整利益结构，完善助民政策体系，民生，建立合理化的权威政治，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法治化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廉洁政治，达致一种权力和权力间的有效平衡。[26]丁忠甫先生从反腐倡廉，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提出克服腐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首先就要从制度层面对造成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腐败进行克服，如权力的限制，法制的完善，其次还要从观念层面和教育层面上克服对造成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腐败，最后要推进民主化建设进程，畅通民众参与反腐败渠道的机制建设，从源头上制约腐败的产生。[27]
二、我国学术界政治生态研究的不足与发展
纵观国内外关于政治生态研究的各类书籍和文章，可以将他们的基本观点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的侧重点更偏向于“生态政治”，以生态为研究重点，是关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生态研究；第二类是站在宏观的角度研究政治生态，是关于政治发展的问题研究；第三类是从微观的层面出发，如对如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改善党群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对于优化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方面的考察。
但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者对政治生态的研究还有许多可以深入研究和发展的空间，也有需改进的不足之处：首先，学界对政治生态的概念虽有不同阐释，但几乎都是从广义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在宏观的范围只是空泛的谈到，在各个学者的文章中政治生态的概念也只是顺带一提，并没有对政治生态的概念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分析，“政治生态”放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应有不同的内涵解释；其次，对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多数学者虽然都有提到我国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也只是从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出发，对中国政治生态的现状缺乏深刻的把握，即使涉及的范围较广但也只是浅尝辄止，而且也较为分散没有形成体系；再次，多数文章是以政治生态为出发点来研究政治的相关问题，如以政治生态为背景研究我国的民主建设、政治稳定问题、基层民主问题等，对政治生态自身的深入研究较少；最后，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党内政治生态的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我国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特别是从微观层面对政治生态的研究较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实证的研究中得到有效的对策和方法的相关论述也需进一步的完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就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也是建设廉洁政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注释】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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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型政府建设；多中心治理
党的十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及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运用现代治理理论的精髓去指导生态型政府建设，成为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多中心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中的重要流派，其多元分析的视角对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与内涵释义
1、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
当前，大气污染、气候变暖、森林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一系列国际性环保条约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对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环境的挑战更加严峻。一方面，依靠“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与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过度透支环境承载能力的经济拉动方式不仅使得政策、资本对经济的边际拉动效应持续减弱，还使得自然环境千疮百孔，居民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另一方面，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低于2015年的6.9%，经济的下滑使得就业的压力空前加大。新常态下，如何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横亘在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面前的一个难题。
2、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涵释义
从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关于行政生态的相关理论并不太多，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高斯、弗雷德・里格斯等，他们都主张从环境和行政互动的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比较有限的理论研究中，公共管理对环境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忽视了生态环境对公共管理的外在影响和约束，这不能不说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缺失。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到行政生态学侧重研究自然环境与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它主张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必须把对环境的适应和互动纳入考量范围，这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渊源。国内学者黄爱宝曾提出，生态型政府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并把该项职责纳入到基本的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目标之中的政府。
基于上文对生态型政府建设提出的现实背景与内涵的分析，结合一些专家的观点，本文认为生态型政府建设应该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前提下，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在行政文化、行政体制、制度建设与公共政策中，全面贯彻生态文明的理念，实现生B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平衡。
二、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首先提出了多中心的概念，他认为自发秩序有助于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可以实现社会功能。哈耶克也曾对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进行过经典的论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则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对多中心理论做了实证的分析和研究，从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角度出发，使多中心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是人这个个体，从自由人的个体出发，衍生出组织的多中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塑造了不同组织的价值和文化，由此建构了价值和文化的多中心格局；最终，在多中心的人、多中心的组织、多中心的价值与文化体系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了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和决策体系。许多国家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做出了很多制度创新、政策实验和管理创新，比如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财政制度中的分税制、自贸区建设，法国的边缘社区治理，美国的社团管理制度等，均深刻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价值。
三、多中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建设的价值逻辑分析
1、科学价值
遵循科学价值，就是要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张云飞教授指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必须要体现整体性，必须要坚持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的统一性。生态型政府建设也要从这种统一性出发，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把握好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基于对人、组织、公共资源管理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比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就旨在探索在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社群组织如何形成自发的秩序，从而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形成遏制，促进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2、民主价值
民主是一种政治价值，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利益表达机制。由于不同地域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民主在生态型政府建设中的价值就更为重要。生态型政府建设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组织的现实条件，在不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允许不同区域和组织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在生态治理领域实施不同程度的自治，有效赋权，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多个中心自主治理，各个中心发挥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优势、文化与传统优势，民主决策，自我管理，实现善治。
3、公平价值
公平包括多个层面的含义，从公平的主体来讲，公平包括横向公平、纵向公平以及代际公平；从公平的实现程度来讲，可以分为：形式公平、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生态型政府建设从建立生态文明，促进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运用专项基金支持、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努力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这种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形式公平和程序公平；生态环境保护又是造福一方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深刻体现了代际公平的内涵；通过生态型政府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经济，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绿水蓝天的自然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在健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发展，在生态环境的角度实现实质公平。多中心治理理论认同不同中心的个性化治理，这首先就体现了追求一种实质公平的精神；在不同中心的自治中，作为个体的人又会在一次次的妥协与交易中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会使得中心内人的行为准则由隐性转变为显性，而且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实质公平。
4、法治价值
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途上，依法治国是重要的制度保障，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的新内容，法治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重大挑战。多中心的治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基于契约精神的存在。多中心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成功的多中心治理都需要国家有着良好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传统，全体成员尊重规则，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框架下进行交易，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促进公益的实现。法治精神（契约精神）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因，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所需遵循的基本价值。
四、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
从多中心的人这个逻辑起点出发，生态型政府建设在顶层设计时应当以多中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承认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与政府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四者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生态型政府建设具体应从法制供给、宏观调控、生态服务及争议仲裁等四个方面予以构建，提供一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的制度设计。（详见图1）在生态型政府的引领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各个中心能在各自边界内发挥作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内的善治。
2、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路径选择
从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出发，在明确了生态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之后，我们需要从基本的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出发，探索符合科学、民主、公平和法治价值的改革路径，切实推动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法制供给。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入宪，修订和完善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章，从宪法和法律的高度对生态权益予以确认，从产权角度为多中心治理模式提供依据，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通过法律制度的供给，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达成以下目标：从横向上看，树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明确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及家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主体地位和作用半径，各个主体可以在市场的规则下进行竞争、合作和交易（如不同企业污染权排放的交易）；从纵向上看，厘清府际关系，列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基于绿色GDP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实现政府系统内部的多中心联动治理。
（2）宏观调控。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综合运用行政、财政、税收、金融等各种政策激发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行政手段要发挥好两个作用，一是规划和引导，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环境压力，指导建立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和多样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二是惩戒，对违反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处罚；财政手段旨在通过各种横向、纵向财政补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增强不同治理主体在生态治理中的财力；税收手段从增加环境污染者成本的角度出发，通过税收使环境成本内在化；金融手段可以尝试利用银行贷款、资本运营甚至众筹等方式支持多个中心参与环境保护。
（3）生态服务。提高政府的生态服务水平，为多个中心的生态治理提供基础设施和生态产品，打破政府对于生态产品供给的单一模式，探索打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甚至个人的多中心的供给模式；加强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系y建设，建立环境信息定期和预测机制，为各个治理主体提供环境信息基础服务；建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成果目录，加强对各个治理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并将生态信用与政府信用、商业信用及社会信用挂钩，降低各个治理主体的交易成本，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约束机制。
（4）争议仲裁。在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中，面对多个治理主体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纠纷，生态型政府需要履行争议仲裁的职能，降低维权成本，简化处理流程，维护治理秩序。首先，由各级环保部门主导，建立生态治理争议仲裁委员会，配置环保部门专职人员任职，对内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争议，对外处理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等多个治理主体的矛盾纠纷；其次，指导同一地域的同一类治理主体间建立非正式的仲裁机构，通过自治的机制对争议进行仲裁，鼓励自发秩序的形成和建立，培养生态公民。
生态型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本文试图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论和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逻辑，构建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进行初步探析。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用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及研究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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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属性
[作者简介]刘新庚，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高超杰，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河南理工大学教师，河南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83-05
理论属性指的是学科理论表现出的内在联系性和逻辑性，是反映学科最一般、最本质的特性，是划分学科归属的根本标准。学术界对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曾有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学科属性不清晰，势必制约学科的纵深发展。而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表现出的政治学、教育学尤其是德育学的属性特征；二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三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的“中国特色”问题。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出更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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