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在分析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与困境的基础上，探讨了构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1+4+6”创新模式，即树立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的教学理念，坚持四个原则，构建六个子系统，提高教学实效性。
【关键词】 新媒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机遇;困境;对策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党建工作必须“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新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和普及使高校内部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获得了新形式和新内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掌握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不断争夺大学生思想意识的阵地，消解着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力。作为加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急需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
一、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第一，弘扬和宣传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立足于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注重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清楚定位“培养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强化政治意识、服务意识、问题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中，做好意识形态的宣传思想工作。
第二，净化和引导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承担起通过理论教学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功能。深刻剖析并澄清大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普世价值”等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认识，实现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净化和引导。
第三，“三进”和转化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防止出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漂浮”的现象，实现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与外化。
第四，建构和育人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并借助网络媒体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文字内容视觉化、传播手段数字化、价值观念共识化，实现思想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服务育人、组织育人功能。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与困境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新媒体，是强教育之路;思想政治，是规新媒体之本。当前，新媒体是把双刃剑，既是当代青年观念更新价值提升之逻辑起点，也是青年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之逻辑内因。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发展的重要优势和机遇。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根本渠道，在新媒体时代，思政课获得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第一，新媒体海量、快速、交互、生动等特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新载体、新平台，微课、慕课、在线课堂等形式丰富了思政课的授课平台。第二，新媒体环境中的每个主体（师或生）都既是媒体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也是媒体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兼具双重功能。第三，信息技术的变革会带来教育模式、学习方式、生活模式甚至思维方式的改变，让教育回归学生主体的教育原生态。第四，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内含的知识、情感、价值观等渗透要素，加强大学生思想素养和政治信仰，激励青年红色教育的终身性和系统性，提升教育主客体的媒体素养。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与挑战。当下，新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武器，西方敌对势力在有形无形地抢占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对思政课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高校对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位认识不足，欠缺对网络等新媒体对青年学生信仰与价值观威胁的警惕性。第二，新媒体虚拟、开放、难以掌握和监控等特点使思政课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迫切要求快速建立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机制和系统工程，应尽快建立从党委领导到部门重视、从青马工程到党员培训、从理论课堂到社团实践等多层面全方位的立体构架。第三，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研究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急需突破研究成果的理论论证层面，真正进入从理论转化为实践阶段。第四，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实践手段和方式简单传统缺乏创新。基本停留在构建红色网站、运用多媒体技术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层面，缺少深度创新模式。第五，师生的新媒体水平和素养不高，对各种“微媒体”中信息和思潮的把握、控制、批判和引导能力欠缺，易导致工具控制人。第六，“MOOC”等远程终端学习平台难以实质性解决师生有效互动、思想碰撞与人格教育等网络教育难题。
面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突出问题，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者应全面把握新媒体的特性，趋利避害、发挥优势，利用新媒体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三、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1+4+6”创新模式
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和机遇，未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获得了强大的空间。国家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强化，会形成对新媒体挟带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有效抵御;“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会推进新媒体技术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断实现融合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网络正规化会逐渐抵消新媒体的信息混乱和技术攻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媒体素养的不断提高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新媒体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为实现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度融合，应当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1+4+6”创新模式，即“1个理念+4个原则+6个子系统”。
1、树立“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教学理念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批判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既要防止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演变成离开了现实性的教条化、庸俗化、政治化、口号化;又要防止片面地以现实性排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2、坚持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四个原则
坚持方向性原则，牢牢把握新媒体时代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决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做斗争。坚持合力教育原则，实现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相配合、顶层设计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各方面信息合力充分发挥的集成化教育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注重理论灌输和社会实践结合、理论宣讲与创新指导相结合。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原则，实现显性的课堂传统教学与隐性的新媒体教育相结合。
3、构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六个子系统
重点：提升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加强“原理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文献教育，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概论课”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成果教育，树立 “三个自信”;加强“基础课”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培养正确的“三观”;加强“纲要课”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教育，养成正确的历史观;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教育，增强新媒体时代文化自觉自信;加强大学生媒体素养和网络安全教育，抵抗新媒体的技术攻击和挑战;加强网络新思潮新事物新现象的引导教育，应对新媒体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依托：打造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通有无的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合力的集成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虚拟和现实空间相结合的线上线下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破传统灌输和说教的开放的自主自助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进一步推动“慕课”与“翻转课堂”等新式教学方法的推广与实施;继续深入研究专题式、案例式、实践式、PBL等常规教学改革方法;不断探索与完善参与式、暗示式、情境式等其他辅助式教学改革方法;尝试开发与创新更多体现意识形态功能的新式教学改革方法。
依据：构建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制。以意识形态教育为目标的新媒体教学引导机制;以发挥学生主体性为依据的新媒体教学协调机制;以强化纪律和底线思维为规定的新媒体教学规范机制;以质量贡献和教育实效为导向的新媒体教学评估机制;以及时控制网络不良思想倾向为责任的新媒体预防干预机制。
路径：丰富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载体。以课堂讲授为阵地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接灌输;以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为依托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与时俱进;以多媒体为教学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观引导;以博客微博微信为新常态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有效沟通;以手机终端为灵活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即时教化;以红色主题网站互动社区为辅助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常规化;以学生微视频微电影微话剧等为微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形式活化。
保证：健全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队伍。充分发挥高校党委和党团组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全力培养熟练运用新媒体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研团队;重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媒体素养;合理组建理论素养深厚和信息化水平精湛的理论宣讲家队伍;打造完善德行兼备的专兼职青年辅导员队伍;启动实施“卓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计划。
保障：优化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环境。建立网络时代高校宣传思想新媒体工作大格局;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媒体环境;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新媒体环境;打造校报校刊校园互动社区等校园数字化环境;创设校园“微文化”软环境;开辟网络安全维护和舆情统计的新环境。
1“科学范式”与“传统范式”
1.1“传统范式”
政治学虽然是一门科学类学科，但最先的发展也是从大自然环境中发展而来，所以具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传统范式，即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以促进政治学的更进一步发展。在以往的政治学研究及发展中“传统范式”研究形式的影响力很大，为后面政治学新型研究范式――科学范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理论基础，使科学范式更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及研究。
“传统范式”研究模式为：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若具体体现如下：第一，进行研究之前先对无生命物质进行观察，然后根据相关理论将物质属性确定，并提炼出观察中出现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假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如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政治学发展对人有什么影响？等问题的提炼；第二，根据前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假设，以进一步确切出问题研究方向，为下一步的实验验证确定目标，如假设人可以是由多种物质组成、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人与大自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人是理性和自利的等；第三，根据假设进行实验设计，设计时要将社会相关因素考虑到其中，如社会运转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因素，以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第四，证实理论（假设），经过实验结果了解到，人是在多种物质共同发展的基础进行生存和生活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人与自然及社会均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大自然及社会发展变动均能影响人的发展，这一实验结果符合政治学中的唯物主义理论思想。故通过“传统范式”来研究政治学是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的，最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们要学会使用这种研究方法，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1.2“科学范式”
“科学范式”是在“传统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传统范式”方法研究下，虽然能够有效研究和验证出政治学理论，但这只限于现有的知识理论，而“科学范式”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通过“科学范式”能够分析和研究出现有政治知识理论以为的相关理论，所以“科学范式”通常情况下都与“传统范式”一同使用。“科学范式”的实现是在“传统范式”研究结束后，带着得出的结论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实际验证，并在实际生活进行新的开发。
例如，在经过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后，我们就需要将已经经过实验证实的政治学知识理论带入生活，“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带入我们的朋友圈，即得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论；将“人与大自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带入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污染现状中，得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论。
2政治学研究及建立
第一，要在政治学建立过程中凸显智慧价值，因为政治学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都人类智慧的汇集，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能够体现出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即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任何事物都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及自然的长期性发展，理应在政治学建立中得到高的重视和尊重；第二，我们要用多角度、多维度及多层次的思维去研究政治学，并利用多种方法将政治学中不同理论相互联系在一起，以实现政治学的合理建设及高效建设，为政治学的下一步研究奠定良好的知识体系基础。
第三，作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们要加强对历史的了解与研究，为政治学的研究及建立奠定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以提高政治学研究可靠性及建立科学性；第四，我们要到实际生活中感受政治学，如感受政治学中的唯物论及矛盾论等，并将政治学相关理论应用到实际政治工作中去，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实践能力。第五，政治学应向人文学科汲取营，要像文学那种文采飞扬，要像历史研究那样脚踏实地，要像哲学家那样思想深邃。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 主体间性； 理论课； 专业化； 专家化
高校是人才汇集、知识荟萃、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地方，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途径和领导等九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纲领性文献，文件的下发，极大地推动与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1、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但“以物为本”与“以文为本”的理念还根深蒂固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封闭性、知识化、教条性、理想化、泛政治化”为特征的“文本”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是四重四轻：重教育者的主导性，轻学生的主体性；重普遍性，轻差异性；重共性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在教育实践中，也较多地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人自身发展的需求和价值，是“工具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知识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和灌输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边缘化、外在化、低效性，也形成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者脸谱化、思想政治教育非科学化的刻板认识。[1]5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目的与手段，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有机统一。以“开放性、主体性、情感性、生活化为特征”，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转换为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式内容范式’到‘问诊式方法范式’向‘对话式效果范式’转变。[1]5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正在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带来教育目标、方式、手段的新变化。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将更为显现。但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现实而言，还存在以下困惑：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社会、国家与学术四种力量之间的处境较为尴尬，还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机制，高校的发展还处在一个比较无序的状态，管理层面低，各项工作疲于应付，深层次、长远的问题无心过问，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还没有成为主动的行为。
第二，观念转变与行为方式的转变，是需要创新精神与自我否定的勇气，需要学习与提升的。从中央来看，一直把培训与学习作为转变观念、提升能力的重要内容，但不排除我们的培训方式本身还是“文本”的，实效性与针对性有待加强。同时转变观念也意味着失去一直习惯与驾轻就熟的工作方式，想不想学以致用与能不能学以致用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还比较短，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论证，如缺乏中国特色的人性假设理论，缺乏对当代大学生需求的理性、科学与具体的研究，以人为本还停留在口头上、观念中，没有落实在实践中。
2、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但单一主体与主体缺位的现象还依然存在
主体与客体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在哲学意义上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实践的人。客体是指在主体活动的对象性指向中获得自身的基本规定（即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单一主体论或主体中心模式，是一种以教育者为主体，受教育者为客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认为教育过程的实质是教育工作者根据一定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施加各种影响，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的过程。这种教育模式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强制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我国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问题，其影响之大使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西方教育个性化思潮和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以及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客体中心模式”，即以受教育者为主体，教育者是受教育者的看护人，对受教育者的发展只起指导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双主体模式”，即从施教过程方面来说，教育者是施教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施教的客体；从受教过程方面来说，受教育者是接受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则是接受教育的客体，成为学界关注的模式。客体中心论与双主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一主体论的局限性。随着互联网等现代载体在思想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主客的互动性、交往性、平等性、民主性要求越来越多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新趋势。
张耀灿等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对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界定：“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两种关系的统一：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主体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客体的关系，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受教育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展示。主体间性切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独立性、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尊重与体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是一种涵盖历史、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理解与对话中实现“视界”融合与思想碰撞。
主体间性前提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主体，教育与接受教育都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从单一主体模式向主体间性模式转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在现实中，单一主体论与主体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主体不了解、不分析学生的思想状态，把青年学生在逻辑上作为普遍是有品德缺陷的，把教育者视作是无缺陷的，通过控制话语权对学生采取传统的、强制的、统一的灌输，是单一主体模式的体现；而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是思想政治教育无主体的体现。
3、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变，但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依然存在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经验形态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生命线”理论，就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系统总结而得出的结论。1944年，在、的主持下，由谭政同志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的报告，又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进一步系统阐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地位、作用、任务和方法。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实理论基础和重要教育内容。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确立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和方法，成为我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最高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进程。1980年5月底至6月初，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这一命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首先要学科化。孙友余提议：“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研究发挥人的积极性的这门科学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学”。第一次正式提出本学科的名称。1981年出版的论文集《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代表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1984年部分高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7年开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2006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独立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终于得以科学化地独立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其研究队伍、研究方向、研究课题都有了明确的划界，从而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与学科化的发展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对转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与学术地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思想政治工作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科学，是科学、是技术、也是艺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一种实践价值”。[3]190其科学性往往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本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行动者是一个群体概念，是由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工作者等组成的共同体，但由于这个共同体内部还缺乏有效的联系和相应的机制，一些研究者出于对理论的偏好，往往对经验与实践不以为然，有的研究者本身缺乏实践经验，研究的针对性不是很强；而有些从事是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同志对经验过于依赖，实际上并不把思想政治理论当作学科与科学。这些都导致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入，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
4、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但意识形态功能弱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机制还不完善同时并存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和人的发展要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人格及行为实践等方面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我党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都有明确的阐述，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论述中都包含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人、发展人”的根本目的与价值。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中目标功利化的倾向却十分明显。往往只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更多地放在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上，而淡化了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与社会价值，忽视其个人目标与个体价值。
“以人为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转向的指南。人的全面发展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动力。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核心是承认人与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主体性，把人作为整体的人，以实现不同人的不同方面的全面发展。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单一的政治功能向重视大学生主体性的培育，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大学生的主体精神、开发大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教育大学生的主体人格转向，从空洞理想的说教实现向以人为归宿的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回归。
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还原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体关系，但也不能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在内的主体性的发展，也包括人的民主性、规范性与开放性在内的社会化的发展”，[3]290而是采取更为针对性的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及变化，充分认清他们思想的具体性、复杂性、变化性和必然性，从他们最切身的利益要求的满足中，逐步走到对各种大道理的接受；从空洞的说教转化为对物质利益的引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将人格塑造与世界观的教育结合起来，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而现实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一种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与社会价值，存在意识形态弱化，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与知识素质脱离的现象；另一方面或者虽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但却仍然用传统的模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难以实现。
5、从单一以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但理论课的低效性和各门课的教育的合力还未形成
2004年中央16号文件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恢复建设时期的“82方案”、曲折发展时期的“87方案”、全面加强时期的“98方案”三次重大调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第四次调整和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05方案”。目前，各高校都在推行“05方案”，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日显明显。16号文件要求把形势与政策教育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主动联系社会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形成以专题化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同时开设人文素质选修课，加强师德建设，各门课的育人功能日渐重视。
但新的教材体系如何转变为教学体系还需要深入研究与探索；大众化带来的课堂教学方式的变化，我们还没有找到与之相适宜的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市场取向、国际化、教育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高教改革带来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关系的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实效性；理论课低效性的困境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政策课、人文素质课与其它各门课的育人功能缺乏整体设计与科学的监督与考评方式，育人的合力并未真正形成。
6、由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缺位与不到为现象还比较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性，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推进创新，但相当长时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仅仅当成一种应急工具，思政工作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应对，维护社会与校园的稳定上，矛盾凸显时，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辅导员成了救火队、应急队，一旦局势平稳，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被重视。近几年，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依据时展和社会进步，制订思想政治教育规划，确定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研究与关心大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与需求，既强调教育者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又强调尊重大学生接受教育、主动学习、自觉践行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自觉能动作用；注重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努力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与前瞻性。
但必须看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的机制与力度在不同的学校存在不平衡性，依然存在着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下缺位与不到为现象。有些规划与育人目标科学性与操作性不强，有的只停留在书面上，并没有变成现实。
7、以传统教育载体为主向现代载体转变，但对现代载体运用能力与综合管理能力还比较弱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形式和物质实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方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进行，各高校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主渠道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课堂到课外延伸，从教室到寝室延伸，从真实的空间向网络空间延伸，从思想教育到心理教育的延伸。校园文化、网络媒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最大的载体。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实践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但是，校园文化育人作用还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评估手段，网络的吸引能力还比较弱，课上与课下、网上与网下的联动机制的形成也还在探索的初级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的形成，在许多高校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破题的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面不足，社会实践的方式、途径、实效性以还有科学的理论界定也没有可靠的经费保证，综合管理与运用各种载体的能力还比较低，主流价值观还在以传统的方式传播，而非主流的价值观却早就用现代方式传播。
8、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但辅导员的专业化、专家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规定“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
辅导员的专业化是提高辅导员的学术声望与社会形象，提高辅导员队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立一支精干有专长、有专业依托的专家型学生工作队伍，也是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目前，各高校都在积极贯彻关于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文件精神，同时随着大学生就业的日趋严峻，高校辅导员已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学历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如何培养、提升与考核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已成为当前需要积极研究、探索的主要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认为，要建立职业准入及资格认证制度，实行职业准入和从业资格考试，规范从业人员资质。也有人认为要对辅导员职业分类，设立专业系列职务岗位，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辅导、法律服务、学生发展、学生管理等方面的专门队伍，改变辅导员队伍身兼多重角色的现状，结束辅导员专业界限不清的局面。[4]一些专家与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注重研究辅导员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提出了设立高校辅导员培养专业的思路与设想。提出了构建辅导员核心的核心素质与能力，建构辅导学学科的核心内涵。通过以上探讨以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实现辅导员队伍的专家化。
9、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但社会教育资源与家庭教育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的现状还没有以扭转
而后现代政治的核心理论就是福柯的“权力”学说。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微观的、网状的，存在于话语、制度和身份的创造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权力观“既是令人压抑的，因为它承认权力充满在所有的社会空间和关系中;同时又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允许并要求有各种新的斗争形式”。于是，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被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以往，政治几乎可以与任何概念连接，如性别政治、阳性政治、影像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等。而这些也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政治学旨趣所在，正如格拉姆•特纳所说:“文化研究中的‘政治’具有极其宽泛的意指:它指的是权力的分配和运作。”那么，在文化批评中，“文本”和“政治”这两个层面又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语言或符号系统建构了自己的文本世界，可以与现实无涉。这一看法显然会致使文学批评脱离社会现实。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索绪尔只关心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而不能“让我们联系到外在于语言而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物、人和事”。他推崇的是同样运用了“建构论”语言观的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这是对索绪尔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给它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俗世的’运作语境”。“话语”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本义指的是各种相互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段落，但福柯的“话语”另有所指。在“考古学”阶段，话语是指“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物可以谈论些什么。1970年，福柯进入“系谱学”阶段，开始意识到权力与知识达成共谋关系，“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作主要的研究课题。至此，他的“话语”已经突破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是指一种生成于社会历史并由社会历史赋予了特定意识形态涵义的语言形式，其核心理念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为了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哪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这一洞见指明话语构建的知识或“文本”绝不是自主自足的，而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而福柯理解的“政治”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
总之，正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文本”与“政治”联系起来了，从而对文化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文本”———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以“建构论”语言观为哲学基础的，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编码”的产物，是话语的建构物。另一方面，在文本或话语建构物的背后显然又暗藏着“权力”或“政治”的操控，尤其牵涉到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涉及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的政治冲突。既然文本建构往往认同于某种政治或价值立场，并将其“合法化”和“自然化”，所以，文化批评的文本解读必然带有解构性、颠覆性和政治性，“就是要透过分析而暴露出在‘文本’里———所谓文本包括语言作品与非语言的文化建构物———隐藏着的价值观与其建构动机，指出其建构时所隐藏的内在矛盾，看出它扶持提倡哪些价值而压制了对立的价值或假设”。因此，文化批评也就必然会成为“文本的政治学”。
索绪尔的“建构论”语言观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给文化批评提供了学理依据，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传统的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上，文学批评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例，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文本的政治学”的文化批评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将文学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认为它们参与了对妖魔化的“东方”身份的建构。萨义德在考察“东方学”的学科谱系时要追问的是:“还有哪些种类的学术、美学和文化力量参与了像东方学这类帝国主义传统的建构?语言学、词汇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经济理论、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学中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他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话语表述系统的产物，涉及到东方学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语言分析、政治论文等各种文本，无不成为此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缩小了研究对象，“由非文学形式转向文学形式”，尤其集中于小说，去揭露叙事文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他认为:“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将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
这里，萨义德意在强调，叙事的背后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并拥有这片土地。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滨逊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和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和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看来，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反过来又都参与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或意识形态运作。布兰尼根指出:“新历史主义给文学与历史关系研究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从简单地将历史事实依附于文学文本，转向对文本参与建构和维持权力结构的话语构成层面的复杂化理解。”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打破了旧历史主义文论的“反映论”思维模式。“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前提，就是它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处。……它认为‘文学’与形成文学的‘背景’或它的‘反映对象’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它认为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认识场’，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新历史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观。一是不同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文学文本观。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中，格林布莱特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破除形式主义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同其他文本一样的社会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二是有别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抛弃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思想，新历史主义成为“一种将权力关系作为所有文本最重要的语境而置于优先地位的批评解释模式。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它将文学文本视为权力关系成为可视的空间”。总之，新历史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并认为文学文本参与了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对文化批评的生成学理和操作路径进行全面地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它与审美批评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一)哲学基础不同。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建构”论，认为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以语言或话语为中介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因此，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均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审美批评的哲学基础则是朴素的实在论，尤其突出情感性评价，非常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心理，文学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读者的情感体验，将其视为鲜活的生命活动，而不是符号建构。
(二)批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其关注点并不是形象、情感、意境、典型、美感，而要去寻绎文本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政治之间的关联，站在少数人或底层人的立场，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因此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公共参与性。审美批评则往往将文学作品当作虚构的想象世界，关注作品的审美价值，在无功利的审美距离的观照之下，从中获得审美趣味、心灵净化、人性修养、道德提升。
关键词： 高校教职工 政治理论学习 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内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化、现代传媒的丰富普及，人们的思想、社会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高校教职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念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以抓政治理论学习来理清思路、促使思想统一，从而达到行动上的一致，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做法，也是我党在各个发展阶段屡次取得成功的重要武器。高校教职工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不断加强自身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是保障和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证。如何通过抓好政治理论学习来提高教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已经成为一项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意义
1.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是高校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根本保证。
大学生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关键力量，而高校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政治坚定、德才兼备的大学生。高校不仅要教给学生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引导和教育学生有高尚的情操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和社会责任感。[1]19在高校育人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教职工，他们是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主体和关键。他们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其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一言一行，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正如俄国著名教育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那样：“教师要把学生造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什么人”。从某种角度讲，高校教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道德水平，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标尺。[2]19正因如此，每所高校应主动采取措施来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实效性，每名教职工都应自觉通过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来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以良好形象帮助和影响学生健康成长。
2.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是有效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
高校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又是孕育新思想、新理论的基地，更是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最集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高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新观点、新声音会凭借自身特有的优势和条件形成舆论，对社会政治以及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未来社会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蔡元培先生曾说：“欲知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所以，高校应是党和国家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哨阵地，是培养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卫士的可靠基地，更是研究、宣传、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场所。因此各高校领导干部和教职工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充分利用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教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
3.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是抵制西方国家长期西化分化我国的重要手段。
自二战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等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高校是各种思想理论、不同学术观点交汇、碰撞、融合的地方，是思想文化开放的窗口，国外各种思潮往往最容易在大学传播，各种政治思潮的代表人物一般也是利用大学阵地来向他国政府施加影响，历来是西方敌对势力重点渗透的对象，是“西化”、“分化”的着眼点和突破口。[3]20对此，各高校领导干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警惕性，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教职工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立场、政治文化的鉴别力。
二、当前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现状及分析
1.学习认识不够，学习意识不强。
一些教职工对教育的政治性和政治理论学习缺乏应有的认识，政治意识淡漠，反感政治，认为政治理论学习是“假、大、空”的东西，是领导干部和搞政治的人的事情，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是“没事找事”；还有一些教职工认为政治理论学习与教学工作无关，而自身教学、科研等工作任务繁重，时间宝贵，再安排专门时间来学习政治理论没有必要；或者认为自己作为高校教职工，天天都在与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现代媒体接触，天天都在学习，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知识，没有必要再专门学习政治理论知识，从而消极应付，随意请假、早退，出现“人到心不到”的“假学”现象。
2.学习形式呆板，学习兴趣不高。
当前各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基本上是按照“学校党委部署、宣传部门安排、各党（总）支部每周定期组织”的形式进行的。学习的组织多为“领导宣读或宣讲为主”即“一人念、大家听”，偶尔开展一下讨论或者交流一下心得。学得不深、不透彻，使部分教职工对相关文件和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一定的偏差，真正理解的少。[4]学习模式机械、呆板、沉闷。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模式，极易挫伤教职工的学习热情，让教职工产生厌倦、反感的心理，甚至出现了一些“假学”、“装学”、“弃学”、“不学”的现象。[5]比如，组织者上面大声讲，学习者下面小声讲、备课、睡觉等现象时有发生，使政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
3.学习内容空洞，学习不切实际。
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教师的知识必须不断更新，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和政府的新精神、新政策，把新的内容充实到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去。[6]而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枯燥、脱离实际，没有与学校的工作实际相结合，是制约各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情和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多数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在学习内容上不加选择、不考虑教职工的工作情况，不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将一些零散、不系统的学习内容一味地灌输给教职工，导致政治理论学习无法达到提高教职工思想政治素质、推进工作的效果，久而久之使教职工产生了反感政治理论学习的心理。
三、提高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实效性措施
1.加强宣传引导，提高教职工对政治理论学习认识。
针对目前政治理论学习的现状，各高校应有意识地加强宣传和引导，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教职工重新树立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的意识和观念，让政治理论学习变成教职工的一种内在需求。让教职工认识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可以提高自身政治水平、政策水平、理论水平、思想道德水平，以及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自身素质，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实现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目标，还可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进一步让教职工做到敬业奉献，为人师表，推动学校发展。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意义，在政治理论学习上实现“主动学”。
2.强化组织领导，确保政治理论学习责任落实到位。
高校政治理论学习，应注重学习效果，校领导应给予高度重视，改变只做“表面文章”的现象。比如，部分组织者在潜意识中认为政治理论学习是虚的，业务学习是实的，前者应该给后者让路等想法，对政治理论学习抓而不紧。只要学校领导和政治理论学习组织者高度重视，组织认真，政治理论学习的效果就会相对较好。反之，政治理论学习就会被取消，被代替，或流于形式。[7]同时，目前各高校的工作重心都向教学科研转移，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年终考核等有关教职工切身利益方面无一不以教学科研成就为硬指标，在政治思想方面却缺乏考核的硬性规定，不直接与教职工的实际利益挂钩，因而在教职工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教学科研是硬任务，必须完成完好，政治理论学习是软任务，能应付就应付。要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学校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加强研究，不仅要制定科学、系统、详细的学习规划和计划，而且要制定一套严肃的、操作性强、有约束力的学习奖惩制度，确保政治理论学习落实到位。同时，要求学校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政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广大教职工加强政治理论知识学习做出表率，使广大教职工带领他们“跟着学”。
3.创新学习模式，不断激发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兴趣。
各高校要积极探索和改进政治理论学习的模式，增强政治理论学习的吸引力，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质量。政治理论学习模式绝对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开会议、读报纸、念文件、写心得”等老套模式上。可以将政治理论学习模式改内容单一化为内容多样化，既可以学政治、学理论、学政策，又可以学管理、学科学、学方法；改传统灌输式为互动交流式，摈弃“一人念、大家听”的形式，多开展交流、研讨、辅导报告等互动活动；改呆板式为活泼式，通过营造氛围、文化熏陶的方式，适当开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形式活泼的主题活动；改注重过程式为提交成果式，如通过开展“推荐一本好书”、专项专题调研等活动，统一布置、分散完成、限时提交，提高学习成效；改传统封闭式为灵活开放式，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举行专题讲座，或者观看影视录像、开展实践活动，等等。通过创新学习模式或方式，最大限度地激发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热情，提高学习兴趣，在政治理论学习上实现教职工“真想学”。
4.联系实际学习，切实增强政治理论学习实际效果。
在政治理论学习中，要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把学习与国家、民族的千秋伟业联系起来，与学校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联系起来。[8]在高校的各项工作中，教学与科研是中心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是目标。因此，政治理论学习必须有利于教职工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把握工作发展方向和思路，有利于明确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学校的办学思路、发展方向、人才培养目标，到专业设置、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导，需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所以，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时，我们要把政治理论学习与教学内容、业务学习统一起来，用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和精神来指导教学改革、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政治理论学习上实现“有效学”。
抓好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是各高校的一项长期任务，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实践形式，丰富实践内容，才能有效促进教职工政治思想、理论素质的不断提高，促进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不断改革，使政治理论学习在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上作出积极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2][3]蓝祝卉，林华，陈凡，何光优.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若干问题的思考[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3）.
[4]李玉泉.高校教职工政治学习模式创新探赜[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06）：76-77.
[5]刘玉方.如何加强高校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J].文教资料，2007（36）：210-211.
文学与政治虽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但作为意识形态，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政治诉求和文学的情感诉求构成文学发展的两极。周作人曾认为文学变迁是两种潮流：“(甲)诗言志――言志派；(乙)文以载道――载道派”。“文学方面的兴衰，总是和政治形式的好坏相反背的”。在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强烈融合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的核心思想“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是一种政治思想。“经世就是‘治世’和‘理事’，或者治理天下的意思。这一字面的意思反映出儒家一种特殊的入世人生观；一个理想的人生是从政以领导社会。换言之，就是儒家所谓的以天下治平为己任的人生理想”，①而“儒学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它总是不知不觉地，经常无意识地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激进的反传统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使他们在行为、态度、信仰、献身方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中国知识分子毫无例外地都与儒家文化纠缠在一起”。②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作品中大量反映民生疾苦，民族危机的内容使文学政治化倾向强烈；而文人做官以后，因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在书写公文时就有相当的文采，这亦是政治文学化的表现。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苏联和国内政治策略的影响，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走向了极端。
在西方，柏拉图最早涉及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从“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出发，认为艺术在本质上是腐败的，对政治尤其具有破坏性。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不仅能给人娱乐，而且对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古希腊、古罗马后来的批评家基本上都赞同亚里士多德对艺术作用的积极评价。同时，在古代“既不把诗人视作政治的敌人，也不把他看成政治的财富”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前。之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作家应该承担政治使命，要用艺术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大批专门而明确地探讨文学与政治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出现。“为政治而文学”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成为文学与政治关系中最具争论性的内容。
虽然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略有差别，但是在实践中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的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上。(一)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首先，政治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过程。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构成。政治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作者和读者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就作者而言他的作品要反映生活必然沾染当时的政治气息；对读者而言一方面他接受了作品，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读者对政治内容的需求也激发了作者去创作与政治生活氛围一致的作品，从而迎合读者的需求。其次，政治影响了文学批评。特定的政治环境会影响文学的思想取向和审美风格，文学批评适应了这一潮流形成了政治形态文艺学、政治诗学等理论形态，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二)文学对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文学的精神陶冶作用感化了人们的心灵，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接受作品中所蕴涵的政治思想，这是一个复杂的接受过程，况且有些作品中的某些政治思想有时并非作家有意要表现的，对读者和评论者而言更需要深入挖掘，所以文学对政治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
文学与政治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二者的结合上，二者的结合也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③中详细论述了中国20世纪各个时期文学与政治的不同结缘方式。作品根据政治文化学将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在我国整合模式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完成，正处于“前整合模式”阶段。在非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20、30年代)中，文学发展形成了总体上的政治化倾向。20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30年代，由于国共合作破裂，的独裁统治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文学总体的政治化倾向浓厚。表现为文学群体对统治权力主体政治文化的对立或游离状态；为适应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学体裁出现了新形式。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倾向主要是一种非官方的观念。在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出现了“山药蛋派”，至此开始有了迎合政策需要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走到了极端。政府制定文化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文学组织，文学必须体现官方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空前一致。到80年代末90年代，进入前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中，文学开始出现自足性发展。人们面对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可以自由选择意识形态，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出现缓解。因此在文学研究中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时，最终的落脚点是文学，政治不是评价文学现象和文学的标准或依据，但以政治角度研究文学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注释：
①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朱晓进：《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 政治文化是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产物。然而，政治文化传入我国，却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汲取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性成份，而且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政治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范畴、功能、结构等各个方面日益丰满，生发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文化思考。政治文化研究的繁荣体现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主题的逐渐深入以及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等多个方面，限于篇幅关系，仅作以简单回顾。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 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 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 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宪政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 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 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 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除以上几点外，一些既有特色，又突出务实精神的研究视点为政治文化研究带来了学术增长点。例如，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稳定、多元文化、政治一体化以及基层建设提供的理论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政治文化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共识的基础；新形势下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研究等等主题不一而足，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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