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产厂家，制造出电脑这一财富出来，离不开几个要素：管理要素，员工要素，技术要素，原材料要素，设施要素等等。这是财富形成的第二种形式，即直接财富。在管理要素中，包括制度建设（特殊法律）和行政管理，它们不是直接要素，仅仅是一个分支要素。对国家而言，法律和行政就是政治的总和。间接财富的创造，也离不开技术和管理，它们是构成间接财富的要素。可见，行政和法律仅仅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经济的对立面。马克思将经济和政治视为对立面显然不科学。经济存在两种认识：一是单一经济（包括企业、文化产业、个体经济等），一是区域经济（包括基础设施、货币、流通等）。国家所管理的是两种经济，故管理的结构模式更复杂，它是一种系统管理。但它的地位并没有变，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前面所指是行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法律也同样是服务于经济的。由于运动是建立在相对静止上的运动（见《哲学要素的认识》），静止是稳定的同义词。法律是为稳定服务的，稳定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法律的根本所在落脚于两种经济。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政治必须服务于经济，必须服从于经济。所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提法也不恰当，应该是政治基础与宏观经济。
管理中存在层次问题。一个企业集团也存在不同层面的管理，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发展经济。由于上下之间是一种经济上的直接连锁关系，因而，对基层的行政人员可以任命。除了这种相联系的层次外，还存在非联系层次，即各级行政主管下的两种经济。由于经济的独立性，带来行政的独立性，不能用委任替代。
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这也不对。经济是由管理等要素组成的，政治制度就体现在经济制度中，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上层建筑。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呢？这关键是在纯私有制背景下形成的理论认识。在纯粹的私有制中，政治与经济是分离的。而我理解的政治，与经济是融合在一起的，它仅仅是构成经济的一个要素。这也是此文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个国家的系统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象征稳定的法律系统，稳定就是相对静止的反映，它的基本数是三，我因而得出了法律系统的三权理论（立法、执法、监察包括公安）；二是象征着发展的行政系统，发展的本质就是运动，而这种运动是单一系统运动，单一系统运动是是“四维空间”的组合运动，因而将行政系统分为四权（产业、金融、文化、军事）。为什么不将经济视为一个系统呢？这就如同一个企业，企业的制度实际上有法律的功能，企业的行政那一块就是管理着经济的发展，它不存在独立的经济系统。国家也是一样。
法律系统为一分为三体系，包括：
立法领域（包括行政协调和d组织）
监察领域(环保监察、人事监察、公安、保安)
执法领域(法院和劳改，从中央到地方的直线管理)
行政系统包括四个领域：产业、金融、文化、国防等
a.产业领域：企业的生产、运输、电信、物价等
b.国防领域：国防科技、国防企业和军队等
c.金融领域：货币、税收、股市、银行、贸易、保险等
d.文化领域：教育、文化(基础技术)、宣传、慈善(福利)、医疗、外交、人事、工商、仲裁、国土、水利、慈善(福利)等
行政系统的四权问题。在我过去所写的文章中，对行政系统中的调节认识有错误，还得重新认识。行政四领域都存在谋求发展的问题，各领域的领导人总会以自身领域的发展为重，完全靠各自的理智是不可能实现协调的，必须介入一个协调组织。而每一个领域各自之间都存在相互的联系，a分别与bcd、b分别与acd、c分别与abd、d分别与abc构成错综的联系网络，因而必须以每一个领域为主体介入一个调节系统，从而形成了四权调节，加入一个系统调节，就构成了五权调节。五权调节的理论从何而来，它从客观的四领域的相互联系而来，而该系统的中心又是根据运动（四维空间）上的调节理论得来的。这样一来，其实形成了大系统的十一权分布理论，即法律系统三权，行政系统四权，调节系统五权。那么，调节系统五权从何而来？这就关系到法律与道德的目的。立法的重要目的是协调，协调经济关系，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协调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的关系。道德建设要依赖于先进组织的建设，同样可以起到协调作用，它是对人思想的协调。因此，从协调的角度认识，立法与先进组织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负责立法工作的领导人应该兼任先进组织的领导人。可见，调节系统五权实际上是从立法领域派生而来，如果将立法领域视为一权的话，就只有七个权力部门，如果从权力地位来认识，实际上构成了十一权领导。
为什么要将公安列入监察领域，这是由公安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安是确保社会治安的机构，维护治安，离不开对公民的监察。如果将公安归属执法领域，等于将监察与执法包揽于一身，形成了权力的膨胀。公安也不能归属行政系统，行政系统的本质是组织社会发展，而不是稳定。如果将行政包揽于一身，也将权力扩大了，以往的政治斗争与行政管理公安就有密切关系。
中央四个行政领导人的竞选，应由立法领域主持、监察领域监督，由中央、州市、县级主要领导人和三级选派代表参予投票。各州市、县、乡行政领导亦参照此法竞选。而立法、执法和监察的七个领导人应从内部产生，内部投票。对参加竞选的人选，应由立法领域组织（并不一定是集会）全体代表确定后选名单。国有企业各企业主的竞选，应由中央三个相应的行政领导人(或委派)会同该部正副领导人以及派驻人员、属该企业的国家人大代表共同表决。
这种体制是公私兼顾的体制。所谓“公”，是由不同经济层面的“公”组成，它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他们均是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家的“公”会对基层的“公”产生自然影响，但不能用什么计划之类去左右基层的“公”。上对下的左右，均得体现在法律中。所谓“私”，是从不同层面、不同区域、不同利益关系来认识的。
由于在公与私的关系上存在相对性与绝对性，要人们理智地把握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就如同一些人连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对立关系都难以把握一样。每一个人都不能排除非理性，只是程度不同、领域不同而已。因此，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显得重要。光靠一方的监督不行，要形成六位监督机制。包括监察监督、议员监督、名人监督、彼此监督、上下监督、权力对等监督、舆论监督。只有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才能凑效。这些监督除自身的监督机构外，受监察领域组织，但不属其管理。
监督机制的完善，除了建立组织机构外，关键是得有法律的保障，即保障监督职权，不然，就会纸上谈兵。
监察监督。监察系统监察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应该是监察法官的执法工作和议长副议长的工作，其次，是监察同级行政领域领导人的行贿受贿，其三，监察警察工作并形成全国多样化监察网络系统。
议员监督。是一种全面开花的监督，将其信息传给监察网络系统、立法系统以及传媒。
名人监督。主要是社会性工作监督，如服务工作是否到位，哪方面值得关注，警察是否有行贿受贿的现象，工作责任心如何，一般将信息传达给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不理，再传给传媒，重大监察信息传给立法系统。
上下监督。它是多种形式的监督，有巡视监督、监督、长驻监督。下对上的监督也包括多种形式，如监督，发表言论监督等。
彼此监督。一是建立在本单位（本领域）权力对等基础上的，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系统中行政四权和法律三权的相互监督.
舆论监督。一是要建立长期的监督宣传媒体，专门负责监督信息。二是记者的舆论监督，一般是带社会性工作的监督，与名人监督的内容相似。
为什么要建立六个方面的监督系统呢？这还是离不开哲学中的数理要素。认识一个立体事物，单方面是三，即三面，相互联系是六，也就是六面。只有通过六面的认识，才能形成事物最大的透明度。
关于企业的不同层次集体体制。企业与行业强调个性化，得以分析哲学为指导,管理强调单一化，切忌复杂，因而应按运动的基本结构数“二”来分清责权，它突出一个“分”字。其划分为：
企业(行业)业务主持：技术、生产、人事、安全
金融主持：财务、流通、物资供应、收益分配
对企业、行业的监察属政府职能，即由同级政府派出相应的监察机构，既有常驻人员，又有不定期的巡检人员，一切待遇均由同级政府负责。
企业规划及内部协调应由同级行政与企业(行业)业务主持、金融业主持共同完成。对一般性的协调工作有监察机构的常驻人员参予即可。
为了有效地建立企业内部相牵制的机制，加速发展进程，我国一部分国有企业已采取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与国内私营企业集合式联营经济模式，这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发展规律的，它能有效地控制贪污铺张现象。按此模式，国家除了从中获取税收外，还应从企业中实行利润分红，以进一步充实财政实力。至于企业的发展资金问题，除了按比例留成外，还应从银行贷款中获得，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现在有一股思潮，企业必须做大做强。做强是必然的选择，但我是反对盲目做大的。没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做大只能成为纸老虎。这是因为企业大了不利于经济的灵活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按照分析逻辑的思维方法，必须强调企业的专业化，企业的专业越细，越有发展的空间，企业也就越强。一台汽车有多少个部件，就由多少个企业来做，那是最好的。因此，强得强在专业技术上。当然，中国企业在专业技术上目前无法与人家竞争，只能发挥价格优势，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不是长远之策。企业要立足，最终靠技术。目前，过于重视高尖技术，这一思路是不太正确的，关键是你没有人家的技术基础。然而，中国的产品、仪器制造技术是是落后的，尤其是仪器，实际上它关系到各个行业的制造和设备，能赶上外国，发挥价格优势就大有市场。企业做大,也只能实行三层次的管理,即车间、工厂、集团，且这种工厂应该是环节上的工厂，而不是互不相干的。
在防止了腐败的前提下，搞好国有制、集体制企业是完全可行的，当然不宜多，多了，就很难管理好，也不能体现的个性经济特点。目前国有企业太多，不利管理。笔者认为，有500来家强势企业就足够了。关键是如何培养人才、稳定人才。眼下的问题是，一些优秀人才被国外所吸引，不能为国效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外待遇优厚；二是觉得国内论资排辈严重，缺乏施展才华的空间；三是出国自由。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而要防止人才流失，首先是要掌握在校大学生中成绩优异者的情况，然后适当控制这些人才的出国，并同他们签订合同(包括名牌大学重点专业的学生在内)，强调的就是不能为外企服务。这似乎很不公平，其实不尽然。公平是相对的，立足国家利益认识，它是公平的，如果立足个人利益认识，它是不公平的，二者之间构成一种排斥关系。这就如同国家的资源一样，私人不能随便开发，外国人也不能随意侵占。
保障国有制这一级的实力(技术实力、经济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在于控制整体经济局势，在于杜绝剥削，保障中央的财政开支。中国大部分省的版图比欧洲一个大国还大，人数也比这些大国多，建立省有制的企业诚然是有极大的竞争力，但由于地区差异大，一些强省的实力有可能超过弱省几十倍，一个省的实力太强，并不利于中央的管理，这是不言而喻的。故笔者认为，应该取消省级建制，或将经济过强大的省分出几个直辖市来，实行五级管理：中央—州市—县—乡—村。笔者曾认为，作为贫困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较差，公有制企业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没有必要办集体制企业。后来反复一想，觉得这一观点有问题。通过办各级行政监管下的企业，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最底层的税收问题，上缴问题，也能使行政人员做一些实事，避免将权力用在腐败上。
对国家而言，军队与企业有类似之处：同样具有相对的专一性，前者专一经济，后者专一国防，同样存在发展问题。因而可比照企业设立军政线与后勤线的一分为二机制。由政府派机构常驻军队，进行监察协调。军、师、团、营、排主要领导均应实行竞选制。首先得分清军政与后勤两个领域，由同领域的上级主持，政府驻军代表监督，然后由上一级隶属下级同领域领导、竞选者所在下级的两级同领域领导、士兵代表(含下级领导)、业务代表、属该部队的国家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如师级军政领导人的竞选，即由所在军的军政领导主持，由驻军代表监督，再由该军各师级军政领导、该师团营级军政领导、技术代表、士兵代表(含下级领导)、该师的国家人大代表投票表决。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军队的腐败和山头主义。也许有人怀疑这种体制不利于军队的调度与指挥，其实，下级服从上级就体现在军队有权限的调度与指挥上，在上级的权限之内，就必须听从指挣挥，权限之外，就得拒绝指挥。这是作为军人的起码认识。
关于纵向管理问题。这是一个与该体制密切相关的内容。这里的纵向，是指五个行政层面关系上的上对下的纵向，不属于企业内部的纵向，也不属于所辖部办委局的纵向。纵向管理分为专业纵向与综合纵向。综合纵向实际就是重大的法律由中央到基层的一贯制。上级法律机构有对基层法律机构进行巡查、监督的权力，除执法系统外,切不可施行任免权。专业纵向即各个领域的纵向，也包括产业行政、国防行政、文化行政、金融行政，对基层相应的领域，他们具有巡查、监督、培训、指导、专业考核的权力，但切不可施行任免权(除上调外)。这当中，其实体现的是三位一体制，即上级——专业领域——下级。不同行政层次之间为什么不能实行任免呢？系统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系统，实行任免，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不同层次的相对独立性。实行任免，就极易形成权力操纵、权力腐败，构成某些不法分子从中央到地方权力部门的群带关系，产生更为严重的纽带腐败现象。那么，执法系统为什么可以任免呢?因为重大的法律都是国家统管的，要保障国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监察则不同，一旦受中央（或上级行政单位）的控制，该管的反而不敢管，就难以遏制群带腐败。
至于地区与地区在交往中牵涉到区域利益的，宜由上级行业党组织组织下级行业开展协商，如同国际间的交往一样，订立行业公约。诸如公路公约、水运公约、环保公约、公安公约、电信公约、贸易公约、人才公约等。
由于实行的是分层管理，因此，凡牵涉到全国的政策，应以法律条文确定下来。政令应该是根据该级行政情况制定的近期总构想，那么，实行政令全国一盘棋，实则有以权代法之嫌。当然，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某些特殊政令(如战争、救灾、资源回归、人事调动)，自然有一个无条件执行问题。
先进组织=x；党组织=dz；党=d
我反对建立在学术信仰上的、政治利益上的党派,但并不意味着否认先进组织的建设。人具有大共性和自私性。人类不是简单的物质，是有理性培养基、有智慧的高级动物，但人们在实践中又往往难以把握道德尺度，构成矛盾状态，只有形成一种氛围，才能产生一种感召作用。人们在实际活动中，总是以一定的群体形式出现，因此，要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使自身的行动受理性的支配，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x（先进组织）来培养引导鞭策人们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并使之形成一种氛围。
我国的组织形式是按年龄层次分为少先队、青年团、dz呈年龄阶梯式的x。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x对培养人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三个代表”则高度概括了人类本性的三个健康因素和对先锋组织的要求：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的重要内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中就包含着培养人们的良好的道德观念，“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培养人们健康情感的主要方面。理想教育是迎合人们渴望进步的教育，这种进步性就表现在对人生正确价值观的追求上，而正确价值观就表现在根据自己的特性和智力层面选择其以基本道德为基础的奋斗目标；道德教育的主要方面是对立认识的协调教育，如谦虚与骄傲的协调，自私与大公的协调，友好与敌对的协调等；情感教育是培养人们对集体的爱护、合作精神、严于律己、坚持正义、对朋友诚实守信的教育。要使这种教育产生良好的效果，加入相应的先进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是因为加入相应的x，本身就是迎合人们渴望进步的心理，同时也是对人们的理想、道德和情感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使之成为一种风气，社会有了效仿的楷模，而对组织成员则可进行终身培养教育。因此，成立相应的先进组织，引导人们的思想向健康方向发展，对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实现真正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巨大的价值。
x在道德建设方面的要求具有国家的统一性，即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次所实行的道德标准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就决定了管理上必然存在由中央到基层的垂直管理，下级必须按中央的部署办事，而中央组织也必然得开展检查督促，了解问题，掌握情况。
由于x具有协调功能，因而能发现以往各领域存在诸如制度、条例、法律的不完善之处，必然得担负起修改制度、条例、法律的草案工作。这样一来，中央的x工作与人大的立法工作就实现了同一，或者说，由各级x的工作替代目前的人大工作是合理的。可见，x的管理机构具有提议修改法律、并负责草案的立法职能。这样也就实现了d代会与人代会的同一。
按少年青年成年阶段建立的组织，目的是培养人遵纪守法的观念，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培养人们健康的价值观和团结精神，使之成为一种氛围，因而有必要扩大先进组织的力量，得在人数上做文章。私下认为，少先队员宜占少年总人数的2/3，青年团员宜占青年总人数的1/2，dz宜占成年人数的1/3。也许有人认为，dz人数太多，不利于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其实不然。先进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先进，由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差异，对先进内涵的理解也有所区别。不受贿是对行政官员的要求，对一个普通工人农民来说，提这一要求就会荒唐；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能够兼顾家庭、车间、工厂三者的利益，就是具有极高道德素养的人，而对一名企业主而言，仅有这一道德素质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顾及社会效益。只有加入了组织，才会更注重自己在身边人中的形象，才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先进分子一旦就在身边，就会觉得加入组织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才会对加入组织产生更强烈的愿望，促使自己不断进步。至于纯洁性问题，它是通过组织形式实现的最终目的，具体体现在前文的三个培养中，而培养的过程是生命的全过程。
由于x具有协调功能，必然得协调行政各领域的工作，要进行协调，必然要参与到行政工作中来，这种协调并不是管理，二者是要严格区分开来的。这就保证了dz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议会主要领导人与dz的主要领导人就实现了二者的同一，即领导权的合二为一。作为dz的副书记（含副议长）与行政领导的数量应该是相等的，因为存在四个领域的协调，也存在四个领域的不同情况。这样一来，就真正实现了dz管政治。那么，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它应该是法律、行政的总和。
各类公有制企业的所有员工的一切工作均是为了自身和所在企业的利益，dz在企业中的地位又得同样体现出来。如果将dz与两个企业主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dz在两个企业主之间起调节作用，极有可能产生领导层的集体腐败。因此，企业d委书记宜采取由两个企业轮流负责的方式，主要负责党委会的召开和党员的培训计划工作。d委副书记主要负责企业的宣传、吸收d员和企业规章制度草案的制订工作。
政治经济毕业论文范文一：思想政治经济管理论文
一、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
鉴于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针对目前我国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提高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1、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在企业管理中，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开展思想工作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此，企业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管理工作实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原则，与时俱进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员工思想，改变员工的精神风貌，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为企业发展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在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采用下达文件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目前，这种工作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了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首先我们需要加强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和经济管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管理的服务性。比如，除了传统的工作方法，我们还可以领会利用座谈、演讲报告、小组学习、观看视频以及外出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3、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完善的工作机制可以为思想中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证。具体来讲，第一，建立规范自律机制。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使企业内形成一种自律氛围，建立规范自律机制，使企业内的管理由一种束缚变成一种自然习惯，使他律管理向自律管理转变，从而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竞争力，保证企业各项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建立监督机制。在现实中，有些企业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或者思想政治工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我们要通过企业内部的纪检部门、职工代表大会以及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构成一个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监督机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使思想政治工作树立起为经济管理服务的理念，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各种工作机制，解决企业内部矛盾，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思想政治保障。
政治经济毕业论文范文二：政治经济学三性研究
一、时代性
当今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从科技发展角度上说，是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从经济活动层次角度看，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从政治格局角度看，是政治多极化时代。总体上讲，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反映着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和两极冷战对抗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当今时代的人们更多感兴趣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保持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前提下如何更好地求得国家强大和生活改善，而不是如何毁灭对手甚至主动地树立一个对手然后将它毁灭。于是，合作双赢、建设性态度、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而单边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歧视、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切人为地倡导对抗、仇视、封闭排外的做法和思想都遭到了人们憎恶和批判。一个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给各国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处的社会给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综合国力提出新的挑战。面对如此时代、如此变革、如此挑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无法也不能回避。政治经济学教学要如何适应时代、投身变革、回应挑战?有三个现实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第一，准确把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及其影响。人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全面跨人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运行模式，也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教学带来极大的冲击。知识、技术、信息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突显的第一位作用使传统的重视资本、劳动力、土地的经济增长理论发生危机;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异军突起同时，也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产业结构理论必须完善;信息时代的网络贸易、电子货币流通的兴起对传统的流通理论形成了冲击;工业经济时代以按资本分配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经济时代以按知识分配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劳动形式的多样化、消费方式的个性化、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作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年代，这些同样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构成强烈的挑战。政治经济学必须敏感地捕捉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的种种新特性，并给出自己理性的回应与反思。
第二，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革及其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呈现出与工业化时期迥然不同的气象。资本占有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在世界范围内主宰着全球的生产、投资、贸易和金融，也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人了强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和各种合作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长明显。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手段的根本变化使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和介人越来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保障。中产阶层的人数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日趋萎缩，民主法治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进二步拓宽，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当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固，国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处于低潮。这一切现象都表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变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纳新兴进步生产力的生命力。对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视而不见、闭目自欺，而应本着客观、全面、开放的态度加以研究和评析。
第三，充分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状及其启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里有过高歌猛进，也经历了风雨飘零。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反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史诗般的艰难与壮丽。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创伤弥合，同时也要酝酿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国为代表的坚定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事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点燃世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无论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陨灭还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就陆续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了计划经济与现实国力民情的相违，也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实现从论战式的批判到具体的建设性的运行规律研究的转变。生产资料转归国有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实现形式、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紧迫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建立在相对落后国力基础上、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前提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着力解决国民经济工业化、信息化、二元经济转型，防止区域、城乡和社会差距过大，资源环境与人口协调发展，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二、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种价值体系。在研究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同时，更注重对隐含在这些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析，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某种价值评判。因此，政治经济学又带有深刻的人文性，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山本二三丸教授在《人本经济学》一书中抨击以食利致富为目的的经济学，指出要想配得上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必须对各种经济法则进行正确的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致力于探明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以及它必须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性社会所取代这一发展规律。也只有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才能在这个被货币牵着鼻子走的、人们生活在比动物世界还要恶劣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正把握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思想，才能得出真正的科学的结论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代表着一国经济思维的主要成就，它使我们每个人在参与经济生活时，能够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而不至于沦为一部缺乏人文精神、不顾经济伦理的机器。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指它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体现这一学科研究和教学中的人文关怀的精神。以讲授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为例，一方面，我们要解析它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最优方式而体现出的生产力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这一配置中已经内含的为谁配置的主题，这里面就是一个资源所有权益和财富分配归属的人文话题。市场经济体制里通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必然造成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而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显然背道而驰。因此，这一分配原则必须置于公有制的前提之上和政府对收人分配的合理干预之下，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人文性意义。同样的，在介绍GD归，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人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要更加关注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寿命、青壮年文盲率、失业人数等事关一般群众生存状况和幸福感受的数字。不然，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就变得六亲不认，冷血无情，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也将失去人民的认同。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核心作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经济学领域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是在我国具体国情下繁荣和发展经济科学的内在要求和正确道路。长期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我国出现了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应当有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两个基础，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遭到削弱甚至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不应当作为主流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发生了疑问。
出现这种状况，从客观上说，一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低潮，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科技、管理和人民生活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上由于缺乏经验和主观上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发展，由此一部分人容易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定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使有些人认为现在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提供理论指导。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和平发展的敌视，努力通过传播他们的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价值观念向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使得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
现实情况表明，当前在经济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严重的挑战。怎样在西方经济学大量引进的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来开拓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实践中提出重大理论课题，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唯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在同西方经济学的较量中真正发挥指导作用，能否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资本主义时代，它致力于提供摧毁旧制度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其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为建设新社会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仅一般的说需要重视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成果，而且特别是需要吸收和借鉴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果和科学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引进西方经济学有其必要性。但是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它对社会经济制度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分析建立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否认资本主义是历史过渡的社会经济制度。以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新自由主义来说，它是以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既缺乏科学根据又违背历史实际的假定为立论根据，不仅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主流，而且它的核心理论也不能成为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的现象层次方面的分析，如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有着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些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方面。当然，由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条件方面的不同，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那种离开对西方经济学二重性的认识，认为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用它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不仅不是与时俱进，而且是理论上的一种倒退，因此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理论观点，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和新经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突破了其中一些已经过时的传统观点，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实现了两大突破：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场革命。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也已经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这种所有制结构使得劳动过程从总体上讲归国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由国家或劳动者集体的代表指挥，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从总体上也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凝结为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仍旧归劳动者所有。把剩余价值一般与资本一般相联系，并归为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上，把剩余价值特殊与资本特殊相联系，并归结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上去，就可以掌握正确认识。
与此相应，对资本积累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也要坚持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资本积累同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一样，都是商品生产或市场的一般范畴。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前提和具体表现形式。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快。资本积累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又是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特殊范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把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随之再扩大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自己创造的财富成了扩大对自己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既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又是资本家扩大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表现为方向相反的两极的积累，即一极是资产阶级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巩固。劳动人民通过资本积累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基本坐标，运用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处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这样，就要求经济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依据，重新认识和处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
只有坚决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地学习、领悟和运用“三个代表”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才能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鉴于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针对目前我国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提高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1、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在企业管理中，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开展思想工作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此，企业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管理工作实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原则，与时俱进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员工思想，改变员工的精神风貌，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为企业发展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在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采用下达文件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目前，这种工作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了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首先我们需要加强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和经济管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管理的服务性。比如，除了传统的工作方法，我们还可以领会利用座谈、演讲报告、小组学习、观看视频以及外出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3、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完善的工作机制可以为思想中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证。具体来讲，第一，建立规范自律机制。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使企业内形成一种自律氛围，建立规范自律机制，使企业内的管理由一种束缚变成一种自然习惯，使他律管理向自律管理转变，从而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竞争力，保证企业各项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建立监督机制。在现实中，有些企业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或者思想政治工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我们要通过企业内部的纪检部门、职工代表大会以及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构成一个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监督机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结束语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机制，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十年“”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8]50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中右”、“右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越大，北大全校的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9]李先念后来承认，“……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10]；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国家。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金日成死后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历史上的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无常往往同时出现。甚至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愈长，他的政策寿命愈短；到其晚年时，政策变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所适从。[11]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摇摆，一会儿办、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办，结果使大饥馑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晚年之启用邓小平和再打倒邓小平，其变化之莫测更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稳定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亨廷顿指出：当威权政权面临政府合法性危机时常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经济上的失败，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点，于是，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军事上成功了，就可能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阿根廷军政权的。威权政府的领袖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即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之职业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场战争往往是风险很高的策略。[12]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1969年春，中的派系“内战”造成各地动乱不已，急于召开党的“九大”来收束局势、恢复控制。恰在此时珍宝岛事件适时爆发，与其说这是事出偶然，还不如说是天随人愿。但随着苏联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中国开始面临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不得不牺牲其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转而寻求与“美帝国主义”“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以抵消苏联的军事优势。
今天，国内学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重新鼓吹起“战争不可避免”论，要求政府奉行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对抗的战略。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不知他们此番是主张以中国一国之有限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对抗，还是要和谁搞“一条线”？俄罗斯会和中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吗？“911”袭击事件之后美俄的携手合作足已说明问题了。其实，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对抗即使未达到动刀弄枪的程度，仅仅是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紧张就足以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定要造成这种对抗格局，只会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它们就会在技术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开放和战略物资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实在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干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新”和“新左派”的出现。这里讲的“新”是指当前“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美国学者奥尔森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分利集团”，认为其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社会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新”的主张之一是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能为有条件从事“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寻租”的机会；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会干扰和妨碍经济私有化、动摇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反对全球化，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可为目前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继续垄断的借口。“新左派”则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剧的产物。他们虽与“新”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同样也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只不过是借用了保护社会弱势集团的名义。他们号召对特殊利益集团展开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也反对引进外资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张反帝、反殖、反资的世界革命。这两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跃，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法律体系的努力，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还是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仅能维持本国长期的政治稳定，而且能避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只有全面批准和彻底贯彻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逐步建立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实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可能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从俄罗斯民主化与经济衰退同时存在的事例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而“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质疑的。
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以前的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16]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苏联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联与美国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后，进而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中苏和解、解散“华约”，结果苏军（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这样，大批国营军工企业不得不由军品转产民品，其结构调整不仅非常缓慢，而且相当艰难。因此，俄罗斯还未享到和平带来的“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7]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俄罗斯）每年减少几十亿至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重大影响。当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时，俄罗斯的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大幅度经济增长。
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应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还要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前苏联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把不同意见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这一僵化的政治体系完全丧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锐性，对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联盟分崩离析，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猛烈反弹，这足以说明僵化的政治控制体系及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假无能，绝不能低估政治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关键性作用。
从政治腐败到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硬政府”并不等于“强组织”，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因而也未见得在施政上是强韧的；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所以并不见得是无所作为的“跛脚”政权。[17]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个相当“软”的政府。有学者认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非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采取激进方案还是渐进方案，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18]然而在俄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行政当局与议会之间长期处于拉锯战状态，如此则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新权威”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雅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19]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和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来的，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转手过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例如，俄罗斯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什么资产，于是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极少的一点钱，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分封化”的另一表现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些人则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己有。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及这个大出血数字的十分之一！与中国的情形相比，俄国外流黑钱的总数比中国少，但占gdp和外贸总额的比例却比中国高。
对俄国社会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20]
中国的腐败并不比俄国好到哪里去。有的学者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型腐败，二是地下经济型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型腐败，四是寻租型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21]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未过，既得利益者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如果延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22]如果因为决策无能与政治僵化而使权贵“分利集团”坐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废，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出现类似俄罗斯的那种情况，“俄罗斯现象”很快就会在中国全幕重演。
四、政治改革的社会效益与成本
政治改革是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要件
中国政治改革（也包括经济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使每一个人获得自由和解放（在英语中，解放与自由出于同一词源）。个人自由既是人们价值标准中的核心组成部份，又是促进其它价值目标（比如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实现的手段。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替亚?森1999年9月出版的著作《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23]
森把实质自由定义为“个人拥有的按其价值标准去生活的机会或能力”。按照上述定义，实质自由包括广泛的价值要素。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活动”可归为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说话（自由表达）、社会参与（投票选举、集体练功、上教堂做礼拜）等等。哪些活动应该列入综合价值的单子，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这种单子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国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表“人类发展”的报告。森强调，不能把某种、某些价值标准（事先）排除在外；他还表示，可以给予特定的价值标准以特定的权重。森特别说明，法治自由权利优先于某些其它价值要素（例如收入）。其理由不是基于价值判断（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偏好，认为自由或收入更重要），而是在于自由和收入的一种经济学性质。自由权是一种“公共物品”，建立了普选权，则合格公民共享之，剥夺普选权，则大家共失之。收入则基本上是“私有物品”，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或被剥夺，其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个人（及其家庭）。因此，森认为有无普选权的影响大于收入增减的影响，在价值评价系统中，法治自由权应该具有更大的权重。
对于“穷人关心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与民主之间，必定选择经济利益”的诡辩，森的反驳是：（1）把经济发展与民主对立起来是错的，两种价值可以并存；（2）专制统治从来不允许人民有自由选择民主的机会；（3）当人民有机会选择时，他们坚持民主。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举行大选，核心问题是英迪拉?甘地要以实行“紧急状态”来渡过经济难关，印度选民（世界上最穷的一批选民）坚决拒绝了剥夺基本自由和人权的“紧急状态”，即便这样做有可能提升经济福利，他们用自己的选票把长期统治印度政坛的国大党拉下了马。俄罗斯近年来选举时，选民在经济状况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也拒绝放弃自由民主，回到旧制度。中国1949年前后最流行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也有这样的歌词：要“向着自由”的新中国前进，“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以自由民主作为社会价值综合清单中的首要价值，这应当是除极右翼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威权主义者外，当今中国左中右各派价值观的共同底线，所以甘阳才有“自由左派”和“自由”的说法。
森认为，自由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他具体分析了五种手段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保护性保障。它们分别或者共同地为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做出贡献。政治自由与发展的关系，充份显示在森研究饥荒时所发现的一个规律：民主社会不发生饥荒，饥荒只发生在专制统治下，这在50、60年代的印度与中国构成了最鲜明的对照。经济机会指个人享有的、运用其经济资源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人们拥有各种经济资源如劳力、知识、土地、工具，市场机制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最好机会，因此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以自由市场取代传统社会（或其它形式）对人、对资源、对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干预。社会机会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透明性保障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及信息准确性的保证。保护性保障指为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它突发性困难（例如失业）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残疾的人，提供支持的社会安全网。
政治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关于政治自由和民主化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的手段性作用，可从消极防范和积极建构两个方面理解。
从前一方面来说，民主是避免重大经济决策失误的保障。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决策，几乎都是中共党内发扬民主的产物；反之，则是个人独断专行的恶果。5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书记处内尚有相当程度的民主，“五大书记”各有分工，主管革命（战争、剿匪、“镇反”等），刘少奇主管党建和，主管外交和统战，陈云主管财政经济，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因而那时的经济恢复工作与“一五计划”的制定就比较顺利。此后，分别对刘少奇、、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人开展了政治性批判，自己直接插手经济决策，实行所谓“第一书记挂帅”，结果终于导致惨绝人寰的“”（实际上是大倒退）。70年代末是中共党内民主风气特别高涨的时期，中央工作会议上吵了几十天架的成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80年代后期邓小平大权在握，便无视党内的各种不同意见，强行拍板进行“价格闯关”，碰了钉子才想到要开会研究善后，这是接踵而来的经济停滞与的直接原因。
然而，党内民主只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它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全社会的民主，或者很快倒退到集权专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时代党内民主的一个高峰，但为什么未能巩固党内民主呢？因为刘少奇等人当时看到，民众与基层干部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没有决心在这种情形下实行人民民主，因而接受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试图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缓和干群矛盾，结果是被阶级斗争理论自身的的逻辑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滑向了“”中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
从积极建构方面来说，民主化改革是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配套措施。长时段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保障（或森所说的“透明性保障”）就建立不起社会信用，没有社会信用就无法有效运用各种现代市场交易工具。中国的情形不同于哈耶克式“消极自由主义”者所处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不允许法治经济“自然地演化”出来并“自发地扩展秩序”，不进行政治改革乃至革命，不运用政治力量打破利益垄断，就不能最终建立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永远是不安全的社会，既不利于对外引资，也无法阻遏国内资本的外逃。如果中国长久地停留在民主国家大家庭之外，将越来越得不到几千万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第二、第三代）和台港澳同胞的认同，血缘联系与故国情怀就会逐渐被对超越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取代。这样，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失去非常重要的原动力。
季卫东指出，民主政治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优点：其一，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其二，效率的基础在于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的积极性和创意，而民主程序为支援个人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其三，民主程序的开放性使得决策机构变成“智慧的竞技场”，使得政府以及政党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其四，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份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大众传媒的大胆揭露和批评，也不断地刺激政府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24]
“政治改革危险论”辨析
要分析所谓的政治改革的社会成本，就必须了解，人们通常议论中的一些相关说法里，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比如，民主化改革会不会必然导致民族分裂、国家瓦解？如果政治改革必须以“亡国”为代价，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前苏联的情况与中国不具可比性。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不及总人口的一半，90年代初，许多俄罗斯人出于甩包袱的心理，积极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倒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对苏联恋恋不舍，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3个斯拉夫民族领导人做出的散伙决定，更何况苏联宪法中本来就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愿退出的权利。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以及中华“多元一体”国家在历史上有着数百上千年的紧密联系，汉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绝大多数汉族人也没有甩包袱的想法。在上一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尽管有武力的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仍然不得人心；1949年政府与中共划江而治的打算，同样也未或民意支持。正如紧张时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将更不能容忍，那么又如何能够得出民主化将导致国家分裂的结论呢？
其次，在民主、人权与族权、自决权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19世纪的西方主流思想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而不是民族权利，不论是穆勒还是马克思均如此。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反对殖民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仁慈的殖民统治者能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品质并帮助他们摆脱愚昧。把民族文化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是德国浪漫派思想，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德国人需要一种支持建立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上个世纪俄美两大国的首脑列宁和威尔逊接受并宣扬这一新思想后，民族自决权才上升到国际法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离主义的兴盛，使得世人重新把关注的重心从族权转向人权。族权的伸张如果有利于人权的实现，则会在国际上得道多助；反之，对族权的鼓吹就无人喝彩。比如，俄罗斯毕竟已勉强可算作民主国家，不同于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所以西方国家未支持车臣分离主义者。如果认识到当今世界“人权高于”的“民主观”新潮流有利于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有利于维护民主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就不应当盲目地与之对着干，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观”。
民主化改革会不会“挑动中国人斗中国人”，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干扰中国“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至少会妨碍外资流入“资本家的新天堂”？目前，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对立情绪升温、层出不穷，这已是明摆着的社会现实，根本不是任何人挑动的结果。恰恰是民主制度可以为缓和阶级矛盾提供出气口、安全网与调解人。如果坚持“”的观念，把社会矛盾强行压下去，则蓄积愈久，发作愈烈，势必会爆发一场“”式的群众性政治清算──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下的革命”。
国内有一种既冷酷、又不人道的观点：为了实现“追赶现代化”这一“民族大义”，社会弱势阶层“必须承受牺牲”；而权力的作用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这种在政治上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把中低阶层民众视为无知无觉的草木、任人宰割的羔羊，是极其危险的。
是不是实行民主、允许工人罢工，“外国资金就不会进来了”？外国资本家当然不会喜欢罢工，但是如果让他们在“有法治、有罢工”与“无法治、无罢工”两种社会环境中做出选择，多数人恐怕还是会偏向前者。归根结底，外国资本追逐的是廉价劳动力，工人的罢工权利能够制约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的供求曲线以及工人在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因而，中国政治改革并不会马上影响到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一基本国情。
民主化改革以后，会不会“今天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围政府，中国13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人闹事，那还有什么精力搞经济建设”？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老百姓的长官兼老板，又是老百姓的管家兼保姆，不论遇到什么麻烦，不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老百姓不找“父母官”又去找谁呢？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至三分之一以下，财政拨款在社会总投资中的份额更是微不足道，政府不再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了，最近便有人提议“宣布执政党的‘中心工作’由经济建设转变为法治建设”。[25]仲裁劳资纠纷、调解群体争议、了解社情民意，这正是新世纪里政府的主要职能。如果不是“天天都会有事”需要政府处理，纳税人为什么要出钱养活公务员？发达国家几乎无日没有人游行示威，但并不影响政府执行公务。在选举期间，政府首脑忙于竞选；选举结果出来后，有时连新内阁都无法成立，有些部长长期缺位，但只要有一支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和不受政局变化影响的民间企业家阶层，经济照样可以正常运转并保持稳定增长。相反，长期靠压制来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众闹事的温床。
曾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26]如果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垄断信息或依赖政绩的基础上，毛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果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这种顾虑就成了杞人忧天。美国的报纸、电视几乎天天报忧不报喜，专门和政府对着干，可是美国存在了200多年，至今也无的迹象。只要人民能够通过合法方式改变不称心的领导人，就不会“起来革命”。民主化改革后，新闻媒体从政府的忠实喉舌变成永不满足的挑剔者，宣传贯彻政策的功能明显削弱，监督制约政府的功能则大大强化，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益两相权衡，民众应该还是能够承受的。
民主制度中的选举成本显然要高于专制下面的假选举。虽然假选举也要布置会场、印制选票、误工费时，每次换届的总花费不会少于几十亿元，而且也出现了一些贿选的案例，但比竞选所花的钱毕竟少得多。然而，在考虑总的制度成本时，如果把专制政体下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包括所谓腐败、“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冤狱赔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无以估计的权益侵害、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都计算在内，选举成本略高一点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此外还应强调，信息技术已使提高选民参与和降低投票成本成为可能。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出现必然会大大改善职业政治家与人民之间的沟通。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装设电子投票系统，从而免除了选票印制、计票等程序。[27]当代的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是朝着同一方向并且相互促进的。
在80年代末，有人曾提出“精英与痞子赛跑”的比喻。所谓的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设市场法治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谓的痞子，是指在吴敬琏、钱颖一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专门利用社会无序和人性弱点来巧取豪夺的政治流氓。现在回过头来看，由于90年代政治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政治腐败的势头，“戴着枷锁”、“穿着小鞋”的精英被无所顾忌的痞子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开始面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形势。应当说，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比1989年前要严峻得多，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付诸东流，曾经满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成果的民众会痛苦地经历10年前嘲笑过的“俄罗斯现象”。
【注释】
[1]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144-145页。
[2]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
[3]陈晓律等，“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
[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41-42、56-59页。
[6]其理由可通过以下的简单模型来说明。假定基数年有9亿农民，人均产值4,000元；另有3亿市民，人均产值20,000元；总产值为9.6万亿元。再假定第二年在社会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有甲乙两种经济增长方案：甲方案农民人均产值年增长2%，市民人均产值年增长10%，城市化水平不变，这样总产值是10.272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乙方案假定城市化水平增长2%（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5%增加到25.5%），农民的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仍为2%（实际上应高于2%，因为农村人口减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市民的人均产值增长9%（比甲方案降低1个百分点，因为新市民的劳动生产率起初会低于老市民），如此则总产值是10.318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48%。假定城乡的人均产值都没有增长，只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么在与上述模型相同的基数条件下，总产值和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仍然有1%的增长。
[7]林毅夫，“展望千年的中国经济”，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8]王子雍，“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3期。
[9]雷厉，“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共党史资料》（北京），总第73辑，88页。
[10]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90页。
[11]“从终身制谈到政府的稳定”，李盛平等编，《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99-109页。
[1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65-66页。
[13]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2页。
[14]金雁等，“从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论匈牙利转轨（之一）”，载“世纪中国”网站。
[15]程晓农，“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载“天涯之声”网站。原文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5年1、2期。
[16]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总第57期）。
[17]《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出处见注[13]，71页。
[18]“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出处见注[16]。
[19]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2000年第2期。
[20]出处同上。
[21]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每年1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22]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载“思想的境界”网站；《经济走势出现转机，如何发展大好形势》，载“中经评论”网站。
[23]任赜，“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读阿马替亚?森着《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载“思想的境界”网站。文稿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
[24]季卫东，“再论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25]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天涯》（海口），2001年第1期。
一是影响政治稳定，削弱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服从，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3］二是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化会扩大人们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容易引发心理失衡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诱发参与危机;［2］三是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论而言，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应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与此有关的现实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纪90年代，有些观点如“过度的经济利益分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心理”［3］，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且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但这些观点都是质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对比性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契机。随着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各利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4］因此，要调适农民的政治心理、改造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的利益分化，减轻农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仇富”和“仇官”心态。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是否会对农民政治心理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问卷与访谈为主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3—7月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县与雷山县、江苏省张家港市三个地方的村庄所作的“村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的正式调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苏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县、息烽县等地所做的补充调查。之所以选择江苏省的发达村庄和贵州省的欠发达村庄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及其村庄分别是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其说是经济差距，倒不如说是人文环境、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差距。为了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强烈对比，调查时选取了这两个省份。为此，正式调查时先对村委会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综合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贫富分化、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样本家庭。为了避免同质性，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他们构成了正式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正式调查时，三村各发放问卷110份。其中，遵义LL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2份，江苏YS村回收有效问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问卷43份①，合计235份。补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3份，其中，江苏YS村45份，贵州LL村28份。正式调查和补充调查的样本量合计308份，其中，贵州省163份，江苏省145份，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调查样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汉族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学历以初中及其以上为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年龄以18～40岁的为主。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抽取的样本是时下农村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这其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由于农民的收入难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调查显示，贵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5061元，江苏农民的为20988.9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为分档依据，分别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据发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却大相径庭。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2.8、3.1和3.8倍。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5.9、6.2、124.5倍。可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访谈时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调查时贵州GP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弱。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收入来源和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这一点，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如表3所示。江苏农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计占95．2%。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45．4%，是江苏农民的9.5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11．8%。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本文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这16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为此，应以0.25为分档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拥有为主，比例高达65.4%，是江苏农民的19.2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0。与之相反，江苏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46.6%，接近一半。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衣机，分别占92.5%、83.5%和64.7%，而拥有健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几乎为0。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100%，电脑、热水器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80%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为14.9%，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36.8%、52.9%和19.5%。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在村庄内部，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向独立、自主、开放和多维，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1．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
利益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正如罗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马克•E．沃伦也曾指出:“当一个人信任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缔结双方或多方信任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有调查表明，农村利益分化是形成农民政治信任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11］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府信任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农民的收入分化会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考虑到我们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处就将政府信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对待，即下述分析时选取的是“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的单项选择题而非其它。为此，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档，并分别赋值“1～5”分。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对政府信任数据的处理策略是:将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为“低信任”，将3分以上的界定为“高信任”，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整体而言，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处于高信任状态，比例高达88.1%，是低信任农民的7.4倍。具体来说:第一，中高收入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达94.9%;第二，农民的收入越高，对政府持高信任状态的比例就越高。可见，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的收入状况越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的收入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以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以处理后的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0.218，大于0.05。尽管如此，从Exp(B)值即发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对政府高信任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农民对高信任政府的发生比越高。
2．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选举心理的影响
选举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根据参与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根据参与的心理，可将其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一般而言，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参与，消极参与意味着被动参与。至于影响选举参与的因素，利益则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选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重视”［12］。于建嵘也指出:“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过“习惯”来表达，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13］可以说，“利益是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关系影响着村民参加选举的形态，利益相关度则决定着村民参加选举的程度。”［14］正因为利益对农民的选举参与如此重要，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影响表现为:农民是积极参与选举还是消极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为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查。调查显示，整体而言，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时的心理都比较消极和被动，比例高达63%，是积极参与选举农民总数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农民积极参与选举的比例最低，仅为19.1%，仅为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44.5%。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收入分层对其积极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即低收入农民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比例最高，达40%以上。这说明，收入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比例高于中间收入群体。
3．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利益的有效机制，参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的参与热情若不能得到及时释放和有效满足，必将大大增强其挫败感，进而引发“参与危机”，诱发社会动荡。［15］因此，通过量化的方法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囿于调查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此处主要探讨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心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仍然有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之分。整体而言，农民是倾向于比较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百分比为56.3%，比积极参与的农民比例高12.6%。具体而言，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中，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分别比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农民、中高收入农民高14%、24%、35.9%。这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呈正比。那么，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为此，进行了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农民的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在0.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性;从NagelkerkeR2系数来看，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达11.8%;从发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详见表9)。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情况是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显著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30多年来，两岸关系一直以经贸关系为主轴，政治关系却是敏感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来观察，在总体上体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1987年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并默认了两岸经贸往来，但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随后，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寻求渠道合作，以便解决在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1990年，台湾当局调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权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了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大陆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海协会代表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李登辉和执政时期以“”分裂活动阻止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接触与商谈，但其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两岸政治互动。2008年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了“两会”协商谈判，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大幅发展，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③
(一)两岸政治互信不断积累。1992年11月，两岸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为两岸协商奠定了政治基础。李登辉和执政时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商谈中断9年。2005年4月，国共两党开启党际交流，双方就反对“”、坚持“九二共识”达成一致。此后，国共两党不断巩固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在台湾重新执政，当局认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见中国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连战也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不应也不会逆转的正确道路，现阶段两岸关系来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点上加以深化;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从而形成“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九二共识”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护。2013年6月13日，在会见中国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再次强调，增进互信，核心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吴伯雄则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2013年11月11日，中国主席在第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关系。不论在台湾还是国际上，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或“”。以上种种，彰显了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政治互信的巩固。基于政治互信积累，两会商谈终于在2008年6月恢复，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二)两岸党际交流不断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中国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两岸党际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项，也是两岸经贸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这是大陆“两会”换届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首次与中国高层的互动，继续传承了两岸党际交流机制。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将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两岸党际交流的平稳发展，增进国共两党乃至拉动两岸更多政党间的政治互信和共识凝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稳步发展。
(三)两岸经济关系迈开制度化步伐。两岸经济关系步入制度化轨道也是两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动的结果。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两岸打破隔绝之初为便利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而出台的事务性管理办法，比如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和台湾当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开放29项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签署的4项协议则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正式开始。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协商谈判以来，达成诸多共识，签署21项协议，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深化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们也看到，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尚未开启，政治互信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济关系明显不相对应。
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大陆单方面市场开放及相关优惠措施的实施，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尽管长期以来缺乏公权力的介入与规范，但两岸在经贸往来中形成了经济波动的高度相关性和投资、贸易的密切往来，进而达成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形态，并对一体化的深化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标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区域一体化有多种模式，采取何种模式为宜，取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意图以及实现这些意图的相应机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总是促进制度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至少是重要条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挠则必然是经济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回顾两岸经济关系，政治因素对一般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安排这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商这类经济合作，显得更直接、更大。30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非常缓慢，而且随着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推进，政治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增强。两岸ECFA是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签订的，但从大背景看，两岸关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两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岛内仍有政治势力对ECFA进行强力杯葛。EC-FA在总体框架上虽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进程等方面并没有条文上的明确约束。虽然ECFA早期收获清单获得全面落实，ECFA对台湾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呈现，但是台湾的反对势力仍在试图ECFA。
台湾内部反对ECFA的政党与团体主要是、“台湾团结联盟”()和一些本土派社团。2012年7月20日台湾“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进行重新审查“主席”黄昆辉提出的“ECFA公投案听证会”，黄昆辉希望继续发动“公民投票”来废止已经实施中的ECFA。“主席”蔡英文曾表示应该利用多边谈判体系来保护台湾权益，ECFA的双边谈判机制风险不断增高。“前党主席”在2010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表示:“ECFA对台北市也有害，许多人以为ECFA只会伤害中南部，但实际上台北只是较晚受害，未来的大规模开放会让服务业受到强烈冲击，而台北市服务业人口达八成。”2012年7月20日，在台湾“立法院”拟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张将大陆民间资本到台审议门槛订为新台币5亿元，禁止投资业别则由正面表列改为负面表列;“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希望以法律明确规范陆资，并将投资业别订定清楚，以防台湾“门户洞开”。由于等岛内反对势力在两岸交流互动上有着诸多反对行为以及其在台湾内部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ECFA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14年3月18日，台湾数百名大学生以“反对黑箱服贸”为由，以突袭方式占领立法机构，30日又动员十余万民众与学生上街游行。对于这场以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为核心的“太阳花学运”，严安林分析认为，④这是一场“反对”运动，也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一场“反中国大陆”运动，更是一场反民主的民粹式运动，并非所谓的“公民运动”。“太阳花学运”直接导致服贸协议的暂时搁浅，加上台湾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各界对“服贸协议”生效时间大都持悲观态度，也由此，“服贸协议”被认为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从另一个侧面，“服贸协议”搁浅再次证明，政治因素对进入“深入期”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已然突显，甚至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分析，⑤从两岸关系发展历史看，政治决定经济，这是两岸关系的特色，两岸政治关系走到哪里，经济关系就走到哪里。他认为，政治关系到不了的话，经济关系就是到不了，看起来经济拖着政治走，是有这个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远会大于经济。不难理解，两岸经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良性的政治关系相匹配，对岛内健康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样期待。
三、当前两岸政经互动的困境与思考
如上，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发展节奏并不合拍，随着两岸经济的热络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层面的互动还很有限，步履维艰，甚至十分脆弱。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进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强烈阻碍，如何推进两岸政经互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借鉴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框架，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应以两岸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为双层博弈框架的理论基础，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两岸双方应作为经济关系的执行主体，在维护两岸同胞最广大利益、共同朝着中华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的前提下，分别代表两岸各自的利益集团做出决策，并展开相互谈判、交往、合作。
(一)台湾当局在两岸经济关系中长期缺位，未能担负起执行主体的角色。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两岸经济关系毕竟是两个单独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服从各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双方都有为各自经济体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在资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两岸当局自然应承担起经济关系博弈框架的主体职责，通过协商、安排，以引导两岸经济关系继续在正向博弈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两岸经济关系，一直是在大陆方面积极推动、台湾方面限制或回避的两股力量拉扯之下，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经济关系外溢的政治效应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两岸经济关系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当局仍然回避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经济关系涉及的制度化议题进展缓慢。台湾当局此举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选举选票的考量，担心被对手抹黑抹红，在两岸政治议题方面比较保守，不愿意碰触，对大陆的防范意识仍然相当强烈。正因为对选举的顾虑，当局对岛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多项有利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议题遭到反对派的阻拦，甚至在台湾立法机构搁浅。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只经不政”“政经分离”的态度，已严重伤害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当前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以经促政”方针，扩大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般地，国际经济关系中双方的受益、受损可以表示为4种情况: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损，甲方受损、乙方得益，甲方受损、乙方受损。只有双方得益才能构成经济关系的坚实基础，当一方得益、一方受损，或是双方受损的情况下，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础，两岸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不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经济合作福祉两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为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两岸收入分配效应角度看，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意义深远，但是对大陆的经济意义有限，大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则是基于国家统一大局服务，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应，特别是争取台湾民心，增强国家认同，为此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实行适度“让利”，提升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收入分配效应。⑥但目前在台湾社会，“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并非主流民意，台湾当局采行“政经分离”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台湾民众的“两岸观”，甚至对的“”立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坚持“以经促政”的方针，通过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强化两岸经济的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少，在ECFA后续谈判中，两岸可遵循WTO规则等国际经济惯例，以积极开放、平等互利为原则，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拓展两岸扩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扩大两岸共同利益，促进国家认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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