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大权，是由法官具体行使的，也就是说法官是代表国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执法者，其廉洁自律意识如何？关系到执法公正、司法公信力，因此必须强化措施，提升法官自律意识。自律就是要求法官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完善，时刻警示，把个人言行严格限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界限之内。从而实现自我言行与社会规范、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自律的这种控制和约束完全是主动的、发自内心的，不需要外在力量的强行推动。对人民法官来说，自律是一种情操，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责任，是一个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具体行为和生动体现。意识是人们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辩证法告知我们，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存在。因此，自律意识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培养出来的。由于人们成长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不同，对事物的认知和受教育程度不同，以及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不同，人与人之间的自律意识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从新时期对各级人民法官的要求来看，坚持“三个至上”的工作指导思想是相同的，坚持不懈地抓好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正司法廉洁能否落到实处，因此，强化人民法官的自律意识，对人民法院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深入开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主题教育活动，全面推进“三项重点工作”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司法公正廉洁对于法官而言不仅是基本要求，更是法官对这份职业必须承担的责任。当前强化法官廉洁自律意识，已作为人民法院反腐倡廉措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何强化人民法官廉洁自律意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加强学习，在学习中强化自律意识。《》第一条要求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这八个字是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法院的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党和人民对政法队伍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政法干警必须自觉坚持的共同价值取向。要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学习研讨，认真贯彻落实。集中学习有记录、个人学习有笔记，每个干警要认真撰写有深刻感受和启发的心得体会。坚持集体学习、自觉学习、时时学习、终生学习，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被动学为主动学，认认真真地学习各种知识，自觉把自己培养成为学习型人民法官，学以养德，学以致用。
二、严格程序，在办案中强化自律意识。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人民法官则是这道防线的重要守护者。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把权力的运作纳入法治的轨道，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权。说到底是要遵守审判纪律，要坚守自己的职业良知和心理底线，恪守公平正义的信念，忠于法律、尊重事实，坚决杜绝办理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得到正确行使。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可主观臆断，枉法裁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接受当事人、人和委托律师的吃请送礼。 公正廉洁是法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对待民工和大款一视同仁，对亲朋好友不讲情面，对送好处托人情的人坚决拒绝。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法律的精神，体现法官的品格。要挡住所有的诱惑，守住心灵的清白，以自己的职业操守走着自己的路，走向自己寂寞的心灵深处。
三、公正廉洁，在职业纪律上强化自律意识。法官应当耐得住寂寞，应当守住自己寂寞的心灵，而不是追名逐利，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做到公正司法。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法院机关是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法官则是最后防线上无畏的战士，而如果这道防线都失守了，人们就会对法律、对社会失去信心。要严格执行“五个严禁”、“六个不准”等各项规定。因此，作为法官必须清廉、甘于寂寞。而甘于寂寞其实是一种境界，有了这种境界，法官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会真正实现司法为民、服务大局、公正廉洁，才不至于被灯红酒绿所迷惑而迷失自我;有了这种境界，才能够做到淡泊名利，志存高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了这种境界，才能够正确运用娴熟的法律知识，精辟剖析形形的社会矛盾，为民解忧，定纷止争，要甘于寂寞，要始终保持一份内心的安静”。
四、提高素养，在人生“三观”中强化自律意识。人民法官要想站稳脚跟，保持清正廉洁，必须积极参加“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主题实践活动，要把树立和践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当做陶冶情操、加强修养、完善自我的过程，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把廉洁自律作为人民法官的基本操守，以遵守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荣，以违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耻。同时要把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学习与“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以及“作风转变年”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执法规范化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不同层面把廉洁
自律的要求，融入到立案、庭审、执行、涉诉等各个方面，实现全方位制约、全过程覆盖。无数的案件事实告诫我们：“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枉法裁判，根源出在思想和人品上，出在道德和操守上，出在丧失了公平正义的良知上。万事德为先。要从现在、小事、细节、一点一滴做起，严格要求自己、教育自己、改造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1、大学生的法律基础知识
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程度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人们的法律意识水平高低与其文化程度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整体法律知识水平却较低。由于近年就业的压力，我国大学生大都关注专业课的学习，而对法律基础课认为可有可无，只是为了学分，考前突击应付及格就行的态度去学习。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大学生不可能对法律知识有充分的理解并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另一方面，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学时有限，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相当于《法律概论》的内容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让高校大学生在这有限的课时中去获得的法律知识自然也是有限的。
2、大学生法制观念淡薄
欠缺法律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的重要依据。而法律知识水平的高低又决定了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事务的法律思维方式。正是由于当前大学生的法律知识的薄弱，才导致了部分大学生在自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不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实现，对法律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放弃法律武器，采用过激的方式来讨回自己的“公道”，从而加大了违法犯罪的可能性。
3、高等院校学生的违法犯罪现象
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近些年较为典型的就是马加爵事件，马加爵为了报复同学中那些伤害他尊严的人，选择报复杀人的犯罪道路。还有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和硫酸的饮料，倾倒在北京动物园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多只狗熊受伤，造成极恶劣地社会影响。刘海洋在被拘留后说，自己学了法律基础知识，但是伤害动物他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我们大学生对学习法律知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基础上，更要对法律的原理，法律的精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高等院校要高度重视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法律修养。
二、高等院校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我们知道曾经轰动一时的“药家鑫”事件，本来就是一起平常的交通事故，但是这起交通事故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原来这起交通事故本身并不严重，而肇事者却用刀将被撞者连捅8刀，致其丧命，更可悲的是，肇事者竟是一名大三学生。当记者问他杀人理由时，他却说，撞得是个农民，怕以后难缠，才杀人灭口。可见，药家鑫自以为知法懂法，而实际上是一个法盲。就如他撞人后如果及时救人的话，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可是，他的行凶施暴触犯的是刑法，这是两个质的变化。高校用优质的教学条件为国家培养了一个“高级”犯罪分子，这不得不让我们引起反思。因此，如何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以培养具有法律修养的人才是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要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应注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改革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实行以法律意识教育为中心的教学改革。这样会使课程内容得以精练，同时也可以克服“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有利于教师在课堂上讲深、讲透主要内容，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2、教师在教学手段上
应积极适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指由教师选用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司法判案成例，通过学生自己对案例的分析及教师的讲解和指导，使学生掌握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制度。这一教学方法的适用，使原来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式变成了师生互动交流，学生充分参与的平等对话。教师在教学中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举案说法、案理结合来组织教学，并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或开展法律常识知识竞赛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大学生达到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的目的。
3、高校应开设心理健康教育来提高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
从而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修养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一是因为法律意识的缺乏，二是由于其心理发展不成熟。而高校设置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会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心理卫生知识，培养稳定的情绪、坚强的意志力，乐观向上的精神，从而能抵制各种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蚀，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
4、高等院校应积极营造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的学术环境
首先，从高校的管理上应“依法治校”，学校治学是否“法治”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对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效果。在日常教学管理中，特别是对学生违规违纪的行为，应做到“有法可依”，为学生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给学生树立“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榜样，从而为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大学校园形成一种知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三、总结
内容摘要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地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本文将以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和成因分析为线索，阐述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对如何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提出了自己的建解。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写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第三部分写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论文关键词：法律意识 法制观念 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普法教育 依法治国 法制建设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呢？对此，笔者有以下见解；一、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常言说得好“已不正，不能正人”、“打铁先要自身硬”，执法人员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就会表现出执法素质差，执法水平低，就会造成执法不公、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法律意识是国家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律，准确、及时适用法律的必要因素。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如果是不知法、不懂法或者对法律作出歪曲理解，那么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司法人员也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第三，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和要求。因此，公民能否自觉守法，做到依法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当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水平时，他们就能认识法律中规定的权利、义务、禁令都是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联的，就能做到自觉守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就能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则相反。第四，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在实现依法治国、严格依法办事中，具有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而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正确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见诸于报端的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把党和人民赋予给他们的权力，当做自己贪污、腐败的专用工具，视党纪国法和人民群众利益而 不顾，挺而走险，最终走上不归之路，他们带给自己身边的班子成员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共同犯罪与集体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往往起到了主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法大于权，而不是权大于法。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讲的那样“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领导干部，尤其是主管政法的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是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实现依法治国的现实前提。第五，从法律的监督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的真正实现，来源于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否则，这种监督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建国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法制建设。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有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之“水”涨了，依法治国之“船”才能真正地高起来。二、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现及成因分析。（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由于法律意识具有复杂、多样的内涵和外延，要想准确把握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其特征，是比较困难的。这里只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总体特征，作一些大致评估与分析。1、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织我国是一个传统法律意识极浓的国家。在传统的法律意识里，法的地位并不高，作用很有限，权利意识很淡薄，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最大特征就是“礼”，①几千年来“礼”支配着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它不仅被制度化，而且还被法典化，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形式。如周“六礼”，②至今在一些偏僻山区还支配着男女青年的婚姻大事，具体表现在：人们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重视订亲、拜堂的形式，而忽视婚姻登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制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也有了较大改观，现代法律意识的特征已开始形成。如主体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责任义务意识、遵纪守法意识、监督举报意识等等都有所提高。但，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以及建国后极“左”思想的影响，使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与时代精神相冲突的若干传统观念相交织的状况，特别是产生有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与法律意识滞后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公民仍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参于社会生活，评判他人与社会、解决纠纷及维护自身权益、甚至给“权大于法”以相当程度的认可，视法为维护道德的武器，致力于“无讼”来维护社会的安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言出法随”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存在，给某些公民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法律观念，“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这表明，法律权威的削弱和法律观念的动摇成为法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2、积极态度与消极态度并存由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我国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我国公民对现行法律的态度总体上还是积极的。在对现行法律的要求上，他们通过生活实践和普法教育的开展，逐步明确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对现行法律评价上，尽管多数人的评价是感性的，但他们一般都能肯定法律的价值，而且也能够应用相关法律去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与上述积极态度相反，由于非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传统习惯的影响，我国公民又对现行法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态度，表现在他们对相当一部分法律规范和司法机关持不信任态度，宁愿依赖政策或某些行政职能部门，因而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现行法律调整对象的被动地位，不懂法也不愿主动去了解、咨询法律，从而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律赋予给他们的检举、控告权利，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明哲保身，不引火烧身，更有甚者，即使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违法之举，他们也不去检举、控告，有的采取“私了”办法解决，有的用自己的“息事忍耐”之举，求得“消除”后顾之忧，一些见诸于报端的“众人围观街头暴力”、“见死不救”之例多得令人心寒，自己的亲人被流氓分子非礼，而躲在一边不敢吱声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础，从这方面讲，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之路才刚刚起步。3、法律权利意识弱于法律实用意识。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权利意识才刚刚苏醒。首先人们对权利的认识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自己应享有的各种权利，越来越多的人们主动参加了普法宣传教育，关注广播、电视、报刊的法制节目，主动接受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其次，人们对权利的主张要求日益强烈，权利的主张范围在不断 扩大。近年来诉诸于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这表明人们已习惯于寻求法律援助的救济方式。近年来，关于人格权、身份权、继承权、知识产权等案件的数量增长也表明了权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是，我国公民的法律权利意识还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宪法意识弱于部门法意识、民法和经济法意识弱于刑法意识、程序法意识弱于实体法意识等。4、法律意识层次有待提高。我们知道，公民对法律了解的多寡，与公民的文化素质有关，一般说来，文化素质高的人的兴趣较为广泛，获得信息的渠道也较多，因此他们对法律的认识就有可能较高，而文化素质低或文盲恰好相反。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与他们自身的法律意识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讲，与公民的利益关系密切并实现程度较好的法律，他们就较容易知晓，反之就少些。我国公民中绝大多数人对法律实践的认识往往是通过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亲身感受得到的感性认识，因而难免带有片面性，对法律的认识能力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此外，我国公民中文化素质低下、文盲、半文盲人数占有一定比例，他们缺乏对法律知识了解的主动性，一大部分公民的法律意识处于片面的不系统的法律心理层次，处于法律意识发展初始状态，因而难以认识到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二）当前公民法律意识的成因分析从以上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的列举及存在的问题可见，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呈现出多方面、多因素的不平衡状态。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我国的确立，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现代化法律意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处于低水平状态，并且与许多非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混杂在一起，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1、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不发达，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自然经济，在我国农村占有较大比重。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将成为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决定因素。其一，从商品经济与法和法律意识的相互关系看，没有商品的经济产生和发展，就没有法和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是产生民事法律的客观基础。而自然经济却不能提供民事法律之基础，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律只能起到巩固和确立财产归属权利的作用。如果这样的话，势必导致公民法律意识趋于畸形和残缺不全。其二，从商品经济活动的自身特性看，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遵循等价、有偿的价值规律进行的，法律上的平等要求不过是价值规律的法律语言，由此形成平权法律意识。而自然经济由于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结果只会崇尚经验和个人权威，产生法官思想和好皇帝主义，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权利平等的法律意识；而且，既然商品的核心是价值，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价值观念的强化，进而对人的价值、劳动价值以及人的平等、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法律肯定，并形成关于人的尊严、人身自由等法律。但是，自然经济在生产经营中不尊重成本和效益，处于盲目无计划状态，这就必然造成忽视和贬低人的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现象，就不会将人的平等、自由、权利等上升为法律来加以肯定，那么人的观念中就会形成服从命令和专制的法律意识。 2、特殊的历史环境因素我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逐步过渡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革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十年文革”这场浩劫，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某些政策、方针上的失误和偏差，致使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受到了一定影响。一是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在依靠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搞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进行的，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革命的最后胜利。然而，由于群众运动是不依靠法律的，并且在我们发动群众时候，也只能讲明政策和有关规定，而不是用法律来严格规定约束群众，因此也就产生了群众对自己创造的、表明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太尊重的副作用。二是由于法制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创造一个稳定的、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此，法制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的地位，显然不同。很遗憾的是，当我们从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向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仍然用“军事进攻”观念来看待法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同样为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增加了难度。三是党的正确领导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权利保障。但是，党的领导本身在过去都没有适当的制度予以限制和约束，没有法定的条例来规范，许多本应由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往往用党的政策来调整，形 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及党组织和党的某些领导可以 随意干预立法等司法活动不正常的状况。3、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化最灿烂的民族之一，有着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纵观中国法制史，这种传统文化体现在中国法律方面的显著特征有三个：一是缺乏对权利的逻辑规定和论证，权利观念极其淡薄；二是强化专制主义，权利崇拜观念极其狂热；三是宗法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影响着法的价值取向，形成以家族为本位的法律观念，并成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核心。这种宗族伦理传统使法成为一种伦理道德的附庸，这种状况必然产生重人治轻法制的思想，并成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历史重负。宗族伦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行为规范，而法只是作为一种国家强制力去保护宗族伦理的工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调整范围被大大地限定，许多授权性规范（如钦差大臣先斩后奏③等）和义务性规范（如“嫁鸡随鸡”④等）都划归伦理范畴，只有禁止性规范为纯正的法律规范。于是整个社会法律调整系统只能凭借刑事镇压而排斥法律的调节、仲裁功能。这种状况强化了人们重伦理修养轻法制的观念，并形成了“民刑合一”的法律现实和“重刑轻民”的法律意识。4、法律生活的失调社会主义国家是法制国家，法律生活应该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国家法制健全，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生活本身协调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这为我国法律生活的协调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现实生活表明，我国法律生活要实现真正的和谐与协调，还要作出久远的努力。目前，我国的法制还不十分健全，法律还不是真正完备，法律的渗透还不太强，法律的触角还没能完全伸展到各个角落；再者，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从内容到贯彻执行还不够严谨，有些地方甚至相互矛盾。如：同一性质或后果的行为，在不同地方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有的权威就会受到削弱，公民的法律意识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能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这种状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现实生活中，常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一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主义倾向（如生活中出现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表现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要么滥用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或是影响公民权利的实现；要么是不愿充分使用国家权力来保护公民权利，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二是公民权利的滥用，表现在只顾自身利益，不惜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三是公民不知道或不能充分行使公民权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公民由于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所限，加之我们司法宣传力度不够，使得他们对法定的许多权利不知怎样行使，更谈不上充分利用（比如选举权、控申权、身份权等）。笔者近期在下乡检查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时，曾与四个乡镇八个村委十六个自然村三百二十名村民座谈，了解基层普法宣传的有关情况和公民所掌握的法律常识，除极少数村民外，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知道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犯法，其它什么也不知晓。有一个壮年男性公民说：普法教育就是村里主任、支部书记上乡里开会，回来在墙上写点标语，这些事不是俺农民的事，是当官们的事，俺只要交公粮，不犯法算了。由此可见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在一些地方只是空谈，这也是法律生活失衡的一个原因。三、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充分认识到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意义。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顺利推进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从行政与司法来看，能否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取决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如果没有他们相应的法律意识，依法治国工作就难以进行。从守法与护法的角度看，公民能否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取决于公民的法律意识。我国的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整体水平还不高，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任务还十分艰巨。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它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总之，认识必须到位，行动必须自觉，工作必须一贯坚持，才能打开工作的新局面。2、切实抓好普法教育一是要克服形式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普法教育不能只停留做表面文章、走过场上，只有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才能取得工作实效。二是工作形式必须灵活多样。我国人口多，地区差异大，要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收益，必须因地制宜，既可 集中授讲，也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宣传；既可采取就地办案的教育方式，也可以采取法律服务与帮助的方式进行，要注重教育材料的典型性、灵活性、生动性。三是要注意普法教育的广泛性和针对性。普法教育要面向群众，要在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群众务工集中地点广泛进行。同时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要有针对性。当前普法工作应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领导干部手握权力，只有提高了他们的法律意识，才能使之依法行政；同时领导干部的责任和影响比普通群众大，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提高其依法办事的能力，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也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对于不同行业，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行业普法教育。四是要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事业心强的普法队伍，提高司法宣传队伍的综合素质。五是要重视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研究，在普法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这方面工作。法学教育不发达，法律专业人才少，势必影响到法律意识的提高。因为如果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比较差，它将直接影响具体案件的质量而影响法的权威和尊严，影响群众对法的认识、理解和态度。因此，必须重视法学教育，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为执法机关提供尽可能多的受过专门教育的法学人才，并为在职的执法人员继续学习和提高，提供更多的方便。3、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的。在文化建设上要注重发展多种形式和多层教育，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制观念。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异向，弘扬正气，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思想道德上，要用科学思想和理论武装全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德建设要努力培养“四有公民”，并且要在全体公民中广泛进行“道德规范进万家”和遵纪守法宣传活动，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使群众懂得公民的权利、义务和与自己工作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促使他们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可以逐步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进而达到真正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法律意识的目的。4、加强立法，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那么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显然是句空话，为此，必须做到：一要通过立法健全做到有法可依；二是自觉守法护法，依法办事。从公民角度讲，要自觉运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执法者的角度讲，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权；三是要维护司法公正，通过冤、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强有力地促进司法人员公正办案，使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法定义务得到履行、违法行为得到惩罚，这样能够避免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另外，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弘扬正气、打击邪恶活动，使好人敢做好事，使坏人不敢抬头；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为此在立法上要限制居于优势一方，保护弱势一方；在实际运行程序上，应给予弱势群体更多更有效的公平救济途径，用法律为他们讨回公道，用法律改变他们的命运；以此激发人们知法、守法和护法的积极性。总之，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知难而进，长期坚持、循序渐进、多管齐下、深入细致地开展这项工作，才能真正抓出成效来。 注释1、礼：西周的根本大法，又是国家机关的组织法和行政法，以及刑事、民事、经济等方面的立法之本。它以“亲亲”、“尊尊”原则为基准，强调德的要求，形成了包括宗法制和分封制以及国家活动等方面系统典章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婚、丧、冠、祭等各种仪节。2、周“六礼”：西周时婚姻成立的条件。依次是：①纳采（男方请媒人向女方送礼品求婚）。②问 名（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卜兆宗庙，请示吉凶），③纳吉（卜得吉兆后即定婚姻）；④纳征（又称纳币，男方使人送聘礼到女方）；⑤请期（商请女方择定婚期），⑥亲迎（男子奉父命亲去女方家迎娶）。3、先斩后奏：封建时代皇帝授予自己比较信任的高级官员外出视察工作时的一种特权，意思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可先自行处理相应的事务，事后再向皇帝汇报。4、嫁鸡随鸡：封建统治时代，妇女无权选择自己的丈夫，听凭父、母和媒人的安排，嫁什么人就随什么人。 引用 、《全国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读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6月印刷4、驻马店市委《干部理论读本》（一）、（五）驻马店市委2001年9月印刷5、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9年6月印刷6、《检察学报》2009年第2期7、《党的生活》2009年第6期8、《党建工作》2009年第9期9、《驻马店日报》“法制专版”2009年5月6日10、《宪法》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3月印刷11、河南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纲要》《河南日报》1996年10月11日第1版12、《民法学总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年5月印刷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等。
法律意识属于历史范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法律意识也属于法律文化范畴，它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包含着人类在认识法律现象方面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观念模式、情感、思想和期望，蕴涵着个人及群体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法律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学习和自觉培养的结果，也是法律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
二．对青少年进行法律意识培养的必要性、紧迫性。
青少年是一个从年龄上讲横跨少年和成年的群体，他们既有青年人的朝气，又有少年的稚气。他们一方面思维逐步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充满青春的躁动和思想的波动。他们渴望了解和认识这个丰富多彩然而纷繁芜杂的大千世界，也渴望融入社会并得到社会的理解。他们对世界因好奇而不免有时盲从、盲动。外界隐藏在美丽外表下的诱惑，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阴暗现象，常常使他们在困惑、迷惑中随波逐流，甚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那么，如何去引导和规范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提供维护他们合法权利的方式、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去学习法律知识进而形成基本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对法律规范的内在信仰从而自觉遵守，遏制住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及针对青少年的犯罪？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的专业法律人士就应该去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以下我想就谈一点认识，求教于方家。
三培养青少年基本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
（一）通过学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灌输基本法律规范，帮助青少年守法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初步形成。
《条例》是对有轻微违法的行为的人进行行政处理的行政规范，《刑法》是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刑事处罚的刑事法律规范。两者的共同点是对违法犯罪的人追究责任，只不过《条例》和《刑法》所针对的行使处罚权的部门及程序、处罚对象、违法的轻重程度、处罚的轻重程度不同而已。通过学习《条例》和《刑法》，青少年可以初步认识和区分什么是违法行为，什么是合法行为，哪些行为是法律、法规禁止的，哪些行为又是法律、法规准许乃至鼓励的。不但要灌输理论知识，而且应从身边人、身边事上着手分析，针对青少年的年龄、特点从鲜活的日常生活中总结、提炼典型案例，让其自我教育，明辨是非，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的放失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学生如何应对处理别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避免和减轻不必要的伤害，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达到一般预防和维护青少年权利的双重目的。
（二）通过对《宪法》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的形成。
权利文化是与人道主义文化、科技文化一起构成当今世界三大文化主流的文化之一。权利文化的核心是权利本位的理论。权利本位的思想有两大内涵。其一，它是解决公民和国家主体关系的理论。主仆型文化产生义务本位。在这种本位中，国家主宰一切，公民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权利本位则不然，它把公民对国家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的获得为绝对义务。其二，它是解决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的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公民创设权利的实现条件为目的，权力的行使如果背离了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宗旨，权力便会得到改造。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运行界限。而两者界限由法律明定之。权利本位思想的的实质是个人权利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与国家具有三种关系，即义务领域里的服从，自由领域里的排斥，权利领域里的依靠和参与，于是就产生社会和谐。
权利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勃发。所以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必须从小着手进行。而青少年公民的权利意识则必须通过对宪法的学习，树立宪法至高无上，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这一基本的观念。我们不仅要让青少年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在法律效力上，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宪法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我们更应让青少年懂得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众所周知的是宪法是安邦治国的总章程，但这一结论却主要是就国家管理的角度而言，因而与宪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统一；事实上，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列宁也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故由此可知，宪法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也可以从宪法的发展历史和宪法的基本内容中的到证明。从历史上看，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为了确认取得的权利，以巩固胜利成果而制定出来的。从宪法的基本内容来看，尽管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因此，青少年就可以理解到：宪法不仅是系统全面地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部门，而且其基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三）学习《民法》，促进平等和契约观念（诚实信用）的形成。
人人平等和遵守契约观念的形成必须依赖于《民法》的学习。民法起源于简单商品经济获得相当发展的古代罗马社会。经过人类历史演进的熏陶，民法逐渐成为调整各国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从本质上讲，民法就是把一定社会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可见，民法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平等的主体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要取得对方的财产就必须支付相应对价，体现等价有偿的原则。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要受以民法为主的法律的保护，而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民事主体间签定合法、有效的契约（即合同）。契约各方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自己的意愿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契约必须遵守，契约即是交易各方间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也是“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的体现。通过学习，我们的青少年将更好地理解和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必须遵守”的平等、守约思想。
（四）清除旧的“厌讼”观念的不良影响，强化诉讼意识，树立新型的诉讼观念。
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是“刑治主义”，同时法律规范是“礼法合一”，法律精神的原则是“宗法伦理”。所以从古至今，基于“性善”、“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教育是可行的，争讼则是可以避免的。孔子在《论语》中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意就是说他接受人们的讼案后，并不立即进行审理，而是采取拖延的策略，让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教育，以达到无讼的目的。故而，中国长
【关键词】传统文化 法律意识 农民
偏远地区农民法律意识以“淡薄”为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相对贫乏、法律情感普遍比较低迷、对法律的评价出现一些非理性、对法律的信任度整体偏低。究其原因,既有历史形成的地域环境相对闭塞的影响,也有现代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缓慢的因素,同时还受农民文化素质、国家普法教育等的影响。①笔者以为,偏远地区农村作为典型的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传统法律文化对偏远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影响是被塑造出来的,它不能够超越它所置身其中的文化界限。细数一下,我国有这两千多年的传统制度,传统法律文化崇尚权力,强调法律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家思想中的“以法治国”也是一种纯粹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名为“法治”,实则“人治”。我国传统法律产生于宗法政治、血缘家庭的自然经济,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贯穿始终,以国家、家庭为本位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格调。以礼教为核心的传统法律文化片面强调服从和义务,漠视权利,伦理化、刑罚化是其基本特征。偏远地区的农民法律意识也基本源于中国传统的背景下,和现在的法律观念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诉讼观念上冲突更加明显②。具体而言,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阻却体现在三个方面:
臣民意识制约权利意识的古代中国,个人附属于家与国,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一切都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格局中进行,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家族利益,家族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由此,法律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规定严重失衡,以义务为本位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征。人们从“重刑轻民”的法律体系中,感受到的是“禁止做”、“必须做”的义务性要求,而不是“可以做”的权利性规定。法律成了压制性力量,是记载义务的文本,而不是权利的宣言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服从于权力,对于传统社会人民,臣民意识早已根深蒂固。儒家也曾提出“民本”,倡导“民贵君轻”说法,但这种民本思想仅仅只是从维护封建皇权或稳定专制统治这一角度而言的,它要以臣民的贡献和服从为前提,与现代民主迥然相异。中国的宪法称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在一定意义上,大多数人仍有臣民的意识,农民并未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特别是农村干部们,大多仍然沿袭了这种传统体制,惯用国家赋予的行政手段,凸显“官本位”意识,把农民当成了被整治和管束的对象。农民的臣民意识就这样被加剧,使其对自己的“主人翁”地位置若罔闻。与现实权利相对照,偏远地区带浓厚乡土情节的农民对自己的选举权、被选举权、村民自治权等政治权利和自由基本持无所谓的态度。当前,法律即义务的思想在我国农村中还普遍存在,农民面对国家和政府想到的主要是服从。在被服从的思想下,农民从法律上只看到了法律强制性的一面,对法律保护的方面却置之不理。有些时候,农民法律意识的薄弱环节,愈演愈烈,权利意识愈加淡薄,这与现代法治强调的权利本位大相径庭。
息讼意识制约诉权行使,长期人治历史造成了人们畏法息讼的心理行为习惯。“中国从立法的结构来看,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让人民安居乐业,使其达到互相尊重,互相支撑,并依赖于此。最终,制定了 ‘礼’的法律规则”。以“无讼”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境界,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人与人之间相争相讼,这是对和谐的一种理解,从而大大和睦相处,让生活更加美好。在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值是“无讼”,它推动着中国法制社会的进程。在这种理念下,我国地方政府一方面开始用一种道德来教化法律纠纷,解决了法律的纠纷,从而达到和谐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用非法手段来解决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易经》云:讼则终凶。这是把诉讼看是一件及其凶险的事情了。所谓“屈死不告状”正是这种观念的极端体现。介于中国文化的传统理念已经根深蒂固,有些农村地区现在还是没有民主的意识。对于自身的权利捍卫也是可有可无现象比较严重。使一些基层干部根本不在乎百姓的生活,处理事务时,只是坐表面现象而息事宁人,提出封口费,让法律缺少严肃性。农民受封建社会压迫的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所以,农民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首先是忍受,其次是考虑以非对非,最后是寄希望于法律。
刑罚观念导致畏法思想的恐惧,农民一提起法律来便会后退。“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法律就是这么一种工具,民众只能对极权和暴虐忍让。古代法家例行各种严刑峻法“如用刑去刑”,引起人民心中对法律的不安。法家将法律制定的刑罚作为君主治国安邦的利器。古人有云:“有生法者,有安法者,有法法者。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法者庶民也”。过去,人们都把法律看作是君主制裁的一种“无形工具”,让官员们对犯错的老百姓进行发配刑罚等等,而百姓也是手无寸铁只能默默忍受,日复一日,君主专制的强化,日益养成。这便导致了君主就是政策法律的代言人。换位思考一下,法律在当时就是君主治国治民的工具,可以比各种政策灵活方便。法律的 “工具论”的实施让百姓言听计从,不是因为它的权威性多大,而是因为对这种体制下的法律产生了一种畏惧,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自然的对法律产生了不信任感,这种法律的威慑力己被灵活性所替代,慢慢的不能够解决法律纠纷。法律意识也随之减弱。
中国传统理论文化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偏远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伦理文化,数千年儒文化积淀的种种思想已深入到农民的内心,并代代沿袭,导致农民对法律的内在排斥,这对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影响深远。
熟人伦理的影响。在我国农村长期以来是“熟人社会”,这主要取决于农村的生活氛围。现阶段,在农村的小圈子里人际和公共救助手段滞后,这也造成人民的生活必须得依赖人事关系。只要谁能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谁家就能更好的把握好人脉。顺利地开展生产生活。基于这种朴素的人际方式,显然它就会作为农民日常行为的准则,第一注重的就是人际关系。③生活中都有小事,当在遭遇困难时,农民不会主动拿起法律武器,而是更愿意借助人际关系解决问题。这种“关系网”久而久之,让农民之间的关系网逐渐打开。这种取向于传统伦理的行为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环境。不可否认,基于利益选择,他们如果无可奈何,就会取向于传统伦理出格的行为。“私了”成为农民最常用的纠纷解决方法④。
等级伦理的影响。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最直接、最易见的影响,就是其本身强调的等级伦理观念。大家都常提起的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种纲常的社会等级中,只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没有个人的权利,没有公平和正义,只有服从,让人完全失去个性,只能言听计从,等待听从于长辈或长者的命令与指示,民主的意义也就不存在。⑤法律没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体现它的功效,而是让人们在内心深处对法律产生陌生感,进而也逐渐对它产生排斥。
宗法伦理的影响。从帝王开始,每朝每代,都沿用世袭制度,特别是父权、族权的核心,他们用血缘关系进行连接,逐渐垄断形成忠孝为核心内容的宗法伦理。再从一个大家庭来看,长幼有序的观念出发,大家亲疏远近关系一步步进而延伸,这一切都以社会中形成的家庭为中心。有时候人们面对法律与血缘关系的矛盾时,血缘往往是顾全的关系,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和谐 。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大多中国人在运用法律之前,一般都得考察好对方是个什么身份地位,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社会地位的高低,然后在拿出衡量的尺度,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置家庭亲属关系于其他社会关系之上,可以对同胞亲友予以无限的宽容和庇护。有时,宗族伦理在生活中有了更深刻的作用,它主要体现在一些家族的祖训和规则中,这些都对农民对法律意识的提高起到了限制。由于他们长期聚族而居农村,只能是听从于当地的族长,在长期闭塞的环境中,把家看成是国的缩小,忠是孝的延伸,所以当地的族长就可以根据家族规程(而不是国家的法律)来对违法的子孙进行处罚。长期以来,广大的农民们就会从一定意义上认为这种族规,大于国家的法令。族规的制约对于整个家族的联系也将日益密切。使得家族意识慢慢地弱化了村民们的权利意识。(作者单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注释
①孙洪坤:“沉默权的代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第34～36页。
②叶常林,李瑞华:“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历史研究”,《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6～47页。孔令举:“政治和谐需要科学的制度安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讨会文章选编》,2007年 ,第61～62页。
③邹萍:《论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政府农业经济职能》,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9～71页。
④张桂英:《中国共产党农民利益问题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50页。
【内容提要】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是世界不同国家在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解决传统与现代、本国传统与外来文化影响的关系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范式特征，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民族特色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划分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固然要依据一定的标准，但各种不同角度的模式划分具有兼容性。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它可以分为传统变异型、传统与现代断裂型、法律意识体系重构型；从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力来看，它可以分为内发型、外发型、混合型。【英文摘要】The mode of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which linkswith the proces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domestic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reflects the character of paradigm,and it also manifests itself ever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What's more,it is a comprehensive conception.By some standard,the modes of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can be divided,but of alldifferent criteria,they have a close relation.Viewed from tradition and modernity,it can be divided into modes of traditional transformation,of rif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of reconstruc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From the impetus of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modes of the inner,the outer and the mixed of them.【关 键 词】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legal consciousness/modernization/mode【正 文】 法律意识现代化之模式分析是在把握了各国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一般共性的基础上，结合各国具体的现代化历史过程，在历史实证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各国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递嬗过程中如何解决本国传统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协调现代化过程的各种关系，从而走一条与别国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的问题，它关注的乃是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民族特色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p.292)因此，研究法律意识现代化，应当在对各国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世界法律意识现 代化的模式特征进行概括和研讨，对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的多样性统一的格局进行整体性把握。 一、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之理论探讨 关于政治和法制现代化的模式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都曾作过比较性分析和概括。有的从法制现代化起源的角度将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划分为内源的法制现代化和外源的法制现代化；有的以法制现代化动力作为划分法制现代化模式的依据或标准，把法制现代化划分为内发式、外发式和混合式三种模式。(p.549)有的从欧美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化和参政的扩大化三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体制现代化的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p.83)有的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现代化的社会推动主体的角度，将政治现代化划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模式、以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主义模式。(pp.546-547)有的从“等级的程度”和“价值的形式”两个角度将政治现代化分为世俗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圣化—集体主义模式(p.67)等等。 我们认为，理性把握和科学确立某一国家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应当确立下列基本理念：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这就是说，划分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固然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总是从某一角度来划分的，但各种不同角度的划分应具有兼容性。当我们具体分析某一国家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特征的时候，往往从不同的标准和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之，对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进行分析的时候就应当注意多角度的研究和概括。把握一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应当在现代化过程中从各种复杂的关系中抽象出几对基本关系，通过对该国在处理、协调和整合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来确定其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的整合架构。从这个意义来说，上述关于法制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划分的理论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分析和界说某一国家或地区法制现代化的模式特征，因而，也都具有独断论的色彩。本文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把握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 第一，从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力来源的角度，确定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主要考察外来因素与本国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重点考察本国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来说，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的外来因素与本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它们各自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和功能。从这个角度可以将法律意识现代化归结为内发型、外发型和混合型三种。 第二，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角度，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对传统社会、法律价值观和法制框架的超越和破坏，但现代型对传统型的不同的超越方式，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的不同结合机制，使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方式来看，法律意识现代化可以划分为传统变异型、传统与现代断裂型和法律意识体系重构型三种。 二、法律意识的传统与现代性 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现代化首先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没有对传统的突破和超越就没有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运动，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也就称不上是社会主体法律意识体系的一种模式创新和创造性转型。对此，我国已故著名哲学家李秀林先生指出：“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对传统性的突破和否定，由此而表现了历史发展中的间断性或阶段性。但是，另一方面，充分发展了的现代性还内在地包含着对传统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和发掘，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或一体性。”(p.5)因之，在法律意识现代化的研究中，探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特别是传统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把握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法律意识是以现代商品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观念体系，是对现代法律制度的主观反映。尽管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代法律意识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它们具有某些共同一致的法律观念的内容，这些法律意识的要素主要有正义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权利观念、责任观念、秩序观念以及法治观念等等；而传统法律意识是以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规范体系在社会主体头脑中的反映，等级特权、义务本位、权力本位、人治主义等法律观念是其基本的品格。因而，传统法律意识与现代法律 观念在本质上是两种对立的法律观念体系。但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又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又具有相互兼容、渗透和共存的一面。希尔斯指出：“传统之中包含着某种东西，它会唤起人们改进传统的愿望。”(p.286)公丕祥教授也指出：“任何法律传统内部蕴藏着的丰富的经验材料以及规则，并不是任意积累而成的，也不是一堆杂乱无章偶然选择行为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为后来人们提供了各种历史选择的可能性。”(pp.572-573) 法律意识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法律认识演进的过程。从个体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机理论之，个体认识的基础是个体心理格局(schema)，它是认识结构的起点和核心。心理格局面对外来刺激而首先试图同化外来的异质因素，但是，“同化不能使格局改变或创新，只有自我调节才能起这种作用。调节是指个体受到刺激或环境的作用而引起或促进原有格局的变化和创新以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调节因素是内在的。”“适应包括同化和调节两种机能。通过同化和调节，认识结构就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环境。皮亚杰把适应看作智力的本质。通过适应，同化和调节这两种活动达到平衡。平衡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平衡状态不是绝对静止的，一个较低水平的平衡状态，通过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就过渡到一个较高水平的平衡状态。平衡的这种继续的发展，就是整个心理智力的发展过程。因此，可以说，平衡是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pp.3-4)根据这一心理学原理，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个体法律的传统认识结构和格局对外来文化刺激的同化和调节作用的过程及其产物。 但是，由于各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具体历史条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现代化的方式等也各有差别，因而，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调节和适应的方式各不相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和模式。一般来说，由解决和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即传统变异型、传统与现代断裂型和法律意识重构型。 传统变异型是指那些内发型国家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自身就具有超越其自身的动力和能力，现代对传统的超越是通过其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内部因素的运动而实现的。现代型法律意识体系的建构是传统社会文化观念和法律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传统对自身的否定。在这种模式下，传统中的现代因素通过某种契机而动员起来，实现自身的模式转变。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先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意识现代化属于此种类型。它的重要特点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本国传统中的现代化因素的启动，是本国传统的自我否定和变革。我们知道，西方法律文明来自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传统。早在古代希腊，西方社会就有了对政治法律现象的研究和思考。从古希腊自然法学家对自然法与人定法、法律与正义关系之探讨，以及对法治的系统论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法律理念就已经深入人心。古代罗马是简单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社会，罗马法是简单商品世界的法律。罗马法的著名代表性法典《民法大全》形成了世界古代最为宏大的私法体系，全面规定了身份、侵权、不当得利、契约和救济手段等法律制度。罗马法开创了法律形式化的传统，“起初，罗马法颇重形式，僵化而具体。但它最终由刻板的规则发展为普遍的规范；由具体的思想模式发展为抽象的思想方法。逐渐以注重实际细节、崇尚和盛行艺术术语为特征。”(pp.12-13)尽管在中世纪，罗马法由于其所赖以产生的生活方式的瓦解而一度被冷落，但罗马法在中世纪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古代希腊的法律价值和人文精神一起在基督教的宗教法和宗教伦理中得到了保存和延续，并在12、13世纪开始得到复苏。因之，在西方法律意识现代化的过程中，文艺复兴运动、罗马法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中世纪后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强大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进程。 传统断裂型是指法律意识现代化主要是外来文化因素强加给的，现代化打碎了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观念体系，基本按照外国的法律价值观念和制度构建现代法律文化体系，本国或本地区的传统在其中没有什么贡献，现代法律意识的建成之时，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死亡之日。这种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本国或本地区社会发展较迟，刚刚进入文明的门槛，其本地文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有的甚至处于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本地文明发展的落后性，在面对外来法律文化冲突的时 候就很快土崩瓦解，而自身文化受到极大破坏，并逐步消失；第二，外国对这些地区实行军事占领和实行政治统治相当长的时间，本国或本地区的文化不再是本地的主流文化，大量的外国移民涌入，成为这一地区社会的主要成员和主流文化群体，土居人成为社会的下层，原有的文化成为了一种“亚文化”；第三，尽管在这些地区或国家，在土著人中间，其特有的文化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法律意识仍然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但这些固有的文化本土资源未能与外来的先进文化相融合而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体系，社会形成了以外来文化占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而本土文化只在下层人中间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二元文化结构，逐渐被淹没，并最终走向消亡。 而法律意识体系重构型是指，尽管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整体架构解体，系统本身解构，但这种解构的过程同时又是系统要素按照新的法律理念重构的过程。它具有下列特点：1.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行程中，本国或本地区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法律文化，这种本国的文化传统尽管在总体上属于古代文化的范畴，但本身具有诸多的现代性的文化要素。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条件的限制，这些因素没有能发挥其所具有的现代功能，在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体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不能有力推动法律文化和法律文化观念向现代化转型。如在中国明末清初，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产生了代表新的发展方向的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具有明显的近代民主、法治性质的理论和思想观点，但在清朝统治稳定之后，很快就被湮没了。2.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体系发生了严重危机，并且逐渐解体，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要素作为从传统法律文化体系中解构出来的文化“原子”，游离于社会文化之中，或依附于正在建构中的现代法律意识体系，或依附于支离破碎的传统文化，或作为一种法律意识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或存在于古代法律典籍之中。这些因素一旦被开发出来，就成为现代法律文化观念体系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具有现代价值和功能。3.外国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现代因素和基本的价值理想和观念在其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留下了明显的痕迹。4.它是综合了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新的发展内容、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具有现代化倾向和可能的“传统”因素、外来近现代法律文化观念价值三个方面的内容，并按照系统整合的方式将这三个方面的要素按照本国的法律文化观念现代化的要求所建构的完整的体系。在其中，本国现代化的要求和动力是根据，而外来的法律文化的因素是其外部条件。 三、传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观念 根据一个国家或民族法律意识现代化到底主要是来自本国传统的推动力量，还是来自于外来法律文化观念的冲击，我们可以将法律文化观念现代化的模式划分为内发型、外发型和混合型。 所谓内发型是指本国社会的内在现代化因素促使了社会系统由传统向现代的模式转换或类型更替。尽管内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不排斥向外国学习其先进经验，受异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外来的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只是起次要的作用，不是本国法律意识由传统人治型法律意识向现代法治型法律意识转型的主要动力源泉。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意识现代化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内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近代商品经济在本国前近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最深厚的基础。西方内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是西方社会从11世纪以来商品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古代西方就具有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特别是古代罗马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对西方法律文明的模式建构和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从11世纪开始，在西方中世纪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开始复苏，并逐渐向近代商品经济转变。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美国著名法学家泰格和列维在考察西欧近代法律的形成时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在法律文化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们看来，商人对西方现代法律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改造功能。因而，他们具体分析和考察了商人怎样在西方的不同历史阶段利用蜕变中的法律体制来与当时的宰制或有力集团——封建主、城市行会、中央集权的君主——作顽强的抗争，以达到建立自身宰制地位的最终目标。(p.3)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西方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合理性组织和观念对西方现代化和法律 文化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乃至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内在社会结构基础。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是法律意识现代化深厚的社会基础：其一，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和独立出来，就是市民社会获得了独立活动和发展的领域，形成了市民社会独特的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和方式。作为市民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伦理精神和法律原则，契约自由、主体平等、诚实信用、权利和利益本位就成为现代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注：关于市民社会的伦理品格的系统论述，参见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7页。）其二，近代政治国家官僚体制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代议制民主制的发展，产生了政府乃产生于人民，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权利为目的，政治权力应当分立和受到制约的近代民主宪政观念。其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从而为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现实法制条件。 第三，它是社会形式合理化理念的产物。关于西方传统在社会和法律文化现代化中的推动作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韦伯的设问”：“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该归结为怎样一些环境呢？”[12](p.11)为了回答这一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的考问，韦伯列举了一系列只有在西方传统中存在的独特的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文明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普遍有效的被公认为合理的科学，系统神学的充分发展，具有系统严密形式的科学，具有合理性概念体系的和系统方法的政治思想和修昔底德斯的历史学方法，合理而和谐的音乐，合理地运用哥特式拱顶分散压力和空间构造的屋顶成为最重要的建筑原则并扩展到雕塑和绘画领域的一种风格的基础，一种合理的、系统的和专门化的科学探索以及经过训练的和专业化的人才和职业，报纸和期刊，社会整体存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依赖于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手中，西方意义上的“国王与政府”的封建国家，由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议会，由群众领袖和政党领袖组阁向议会负责的执政的政府，具有合理的成文宪法、合理地制定的法律、以及根据合理的规章或法律经过训练的官吏进行管理的行政制度的政治组织，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根据精确的资本核算来调节营利活动，（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合理的簿记，独特的合理的劳动组织，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合理的、可靠的法律结构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行政管理结构，等等。“没有这些，纵然可以有冒险和投机者的贸易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左右的资本主义，但绝不会存在由个人首创、拥有固定资本和确定计算的合理企业。这样的法律体系和这样的行政管理，能以如此完善的法律和形式为经济活动服务，也仅见于西方。”(pp.11-30) 第四，它与社会利益多元化和对超越实证规则的社会秩序的神圣性观念相联系。昂格尔从一般理论的角度提出了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两个条件。“第一种历史条件描述了一种经验以及一种对群体关系的认识。因为，法律秩序要发展，必须以这样一种环境为前提，即没有一个集团在社会生活中永恒地占据支配地位，也没有一个集团被认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统治权利。集团之间这样一种关系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社会，或者用一种当代美国政治科学的更生动的语言，称其为多元利益集团。这种法律秩序的历史基础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以一种‘更高的’普遍的或神圣的法则为依据，用它来论证或批判国家制定的实在法。”[13](p.59)而西方的自然法观念以及韦伯和伯尔曼所揭示的宗教理想是了解西方法学传统的关键。 与内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不同，外发型的法律意识现代化是指本国传统中缺乏现代法治型法律意识的因素，其自身传统中没有现代法律意识的观念要素和制度因素，或者说这些因素不多，其现代法律意识的因素主要靠外来输入。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的启动方式是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导致了本国或本地区法律文化系统的崩溃，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也随之发生模式转变。一般来说，外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是在外国先进的近现代法律意识渗入和入侵之前，本国或本地区尚处于文明的门槛，在文明发展的初期，本国的法律意识才刚刚开始建 构，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和定型。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打破了社会文明和本国或本地区法律文化的内部协调系统和正常发展的轨迹。在外来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的冲击下，本土法律意识体系开始崩溃，而外来的法律文化因素逐渐在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变迁和体系重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排斥本国传统的因素。本国传统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衰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体逐渐放弃其原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而代之以新的法律意识。 第二，它一般发生于本国传统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有的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有的尽管进入了文明社会，但本国传统中缺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本国的传统法律文化难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旦外国先进的法律文化进入本国或本地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法律文化之间发生冲撞，不久本国传统就土崩瓦解。结果，本国的历史传统断裂了，乃至最终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走向灭亡。如非洲的一些落后民族、太平洋岛屿的一些文明以及印第安人、吉普赛人的文明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外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的类型一般都发生于外国长期实施军事和政治统治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由于外国殖民者长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占有统治地位，外国的语言、文化和行为方式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文化，本国的或本地区的传统文化成为土著的亚文化，传统文化对现代法律意识的建构作用不大，形成了外来主流文化与土著传统亚文化的冲突和二元结构。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变迁，亚文化的影响范围日益缩小，而现代法律意识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混合型法律意识现代化是指本国传统中已经包含了诸多现代法律的观念和思想，只是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的总体架构的限制，才使这种现代因素无法整合成现代法律意识，这时正好借助于外来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的冲击，使这些处于休眠状态的因子活跃起来，进行重新组合。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新加坡、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就属于这种类型。它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是混合型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启动因素。它一般发生于有较为悠久的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这种传统的法律文化内部存在着许多现代化的因素和内在动力。但由于传统社会强大而稳固的社会和法制架构的限制，这些现代化的因素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形成巨大的打破传统文化的框架，形成社会、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体系，而只能分散于社会的内部，难以聚集。外来法律文化的入侵使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结构体系面临挑战，并带来了许多现代化的社会法律文化观念，从而使本国、本地区社会内部的革命性文化因素活跃起来，与外来的现代法律意识和观念紧密结合，形成崭新的社会法律文化观念体系，随着整个社会和法律系统的现代化，而促进了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现代化转型，推动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模式中，外来现代西方的法律文化观念只是起到了一种“启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外来条件，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则还主要来自本国和本地区社会内部的发展因素和内在张力。 第二，本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力量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从现代化的深层动力机制来看，混合型法制现代化又是具有内发型基础的现代化，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经济政治基础和条件是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泉。”(p.562)如随着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中国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的模式特征日益显示出来，中国社会内部所具有的强大的现代化动力也日益为西方学者所关注和认可。正如洛克伍德所说：“相比之下，在亚洲的所有民族中，唯有中国为现代世界带来了平等主义的传统、个人自由和社会地位流动性的传统、私人财产可以自由买卖的传统、世俗的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传统、以造反权利为后盾的人道政治理想的传统，以及以学问作为获得官职的关键的传统。”[14]上述中国社会的内部现代化因素，无疑为中国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部动力，这些因素一旦遇到外来法律文化，并与之相结合，就会有力地推动中国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发展，形成混合型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 第三，在混合型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在现代化过程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中国，从戊戌变法、清末法制改革、南京 临时政府法制、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到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固然，法制变革过程中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但西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中国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也明显受到了西方法律观念的深刻影响。 【
增强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项关乎祖国未来、民族兴衰的战略性任务。而衡量此项工作的成效，关键要看基层（社区）的工作是否落到了实处，是否适应社区发展的新形势，动员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发挥社区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社区普法教育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社区广大青少年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自我教育和自护能力，辨别是非，健康成长。在普及法律知识过程中首先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总结规律，掌握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犯罪原因分析，这样才能发现在普法工作中还存在法制教育走形式、忽视法律操作方式方法的传授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社区在普法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在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协作配合的基础上，建立能够长期坚持的、稳定的长效机制，明确职责，讲求实效。成立专门的法制教育领导小组，聘请检察院、法院、法律工作者等专业人员为法制宣传教育员和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专题教师，定期为社区青少年讲授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根据青少年的不同年龄、心理特点、接受能力、知识结构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同时，推进社区青少年犯罪预防计划和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使抓防范与抓教育双管齐下，把增强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向深入。
关键词：增强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普法教育
为了提高青少年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学习法律知识，保护自己、远离危险、抵御诱惑、防范侵害，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社区，社会最基层的居民自治机构，在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区普法教育，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社区广大青少年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自我教育和自护能力，辨别是非，健康成长。如何开展社区普法教育呢？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以自己所在的大学路街道办事处为例，从自己的角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项工作的看法。
一、青少年犯罪呈现出的特点
我国如今的青少年犯罪较以往，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疯狂性。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化进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上歧途，并且由于年青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过程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
2、突发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地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反映了未成年人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
3、连续性。对某些具有偷窃、抢劫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一般在初次作案得手之后，侥幸心理便得到强化，从而对物质享受产生了贪得无厌的欲求。产生连续性犯罪。
4、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合性。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即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
5、犯罪故意的突发性且犯罪手段的残忍性。青少年犯罪一般没有事前的充分考虑和酝酿过程，没有预谋，而往往只要受到某种影响和刺激，一时冲动，就可能立即萌生犯意，突发犯罪；而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计后果，从而酿成恶性犯罪。
6、犯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猎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有的是简单地模仿电影电视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模仿小说或现实社会新近发生的一些作案的犯罪伎俩，有的是同学或朋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
7、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的逆反性。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立，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力和尊重，不愿受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当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反感对抗，重则予以报复。
二、青少年犯罪原因分析
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地处郑州市中心地带，辖区面积2.7平方公里，人口6万余人（含流动人口），其中青少年人数6000多人（含流动人口，不含在校青少年学生），约占总人口的10%左右。辖区中小学四所（含一所中专），在校学生约8000余人，二者相加14000余人，约占总人口的2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辖区内出现大小网吧、娱乐场所、游戏厅100余家。从近几年总体情况来看，辖区青少年违法犯罪率现象逐年下降，然而随着当今社会传播媒体的空前发展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的青少年思维活跃，见多识广，早熟、早知。从犯罪手段和犯罪动机来看，手段显得越来越成熟，犯罪动机越来越简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对社会风气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缺乏社会经验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其处世的无知性、盲目性就很难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一些青少年经受不住各种物质享乐的诱惑，在一定条件和某种因素的作用下，如被别人拉拢、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义气用事，就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其次，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化娱乐等中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色情以及其它有损人民群众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这种受污染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香港及国外流入的暴力恐怖片在一定程度上激起青少年好奇心和模仿的欲望，致使许多青少年在情感冲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模仿剧情，纠集在一起作出违法犯罪行为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再次，近几年来，虽然在中小学设立了法律知识和品德教育课，在社会上开展“送法上门”、“法律进家”等多种形式的普法教育活动，但在力度上还有欠缺，在面上还有死角。青少年自身更是不重视此方面的学习。因而，致使一些青少年缺乏是非、荣辱、善恶观念，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区别。同时，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家庭的教育培养，深刻影响着子女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潜伏着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危机。
三、目前普法教育的误区
以大学路街道办事处为例，从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普法教育以来，目前已是第四个“五年”普法时期。在全民普法期间，大学路办事处党工委始终贯彻国家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要“从娃娃抓起”的战略思想，把青少年作为法制教育的重点。应当看到，对青少年实施普法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多次受到上级的一致好评。目前，辖区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整体素质和综合效能得到了不断提高，绝大多数青少年都知道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预防违法犯罪。然而，青少年法制教育过程中也存在不少误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普法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法制教育走形式占据上风。
由于街道办事处是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很多工作受制于上级业务部门，对辖区的公共单位（包括学校）没有管理权限，很多工作只限于协调解决，所以，开展普法教育办事处显的苍白无力。虽然办事处和社区一直努力，但收到的效果很是微小。把普法教育寄希望于通过一、二次法制讲座来解决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学校作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要阵地，没有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现在许多学校虽然也往常开展了法制教育，也可讲出一些工作成绩来，但并没有真正花力气来抓，而是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升学率问题上，忽视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多数学校还是在发生问题后寄希望于一、二次法制教育讲座来解决问题，法制教育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而社区作为基层的居民自治机构，却承担着大量的政府行为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这样，学校的“形式主义”，社区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普法教育处于“表面性”。
2、忽视法律操作方式方法的传授。
许多青少年虽然懂得了一些法律知识，也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但具体在运用法律的时候，由于不掌握起码的操作法则，还是会遇到许多具体困难的。法律的具体使用必然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其中有法律具体的规定，也有社会经验的积累，掌握了运用法律的操作方式方法，青少年就可以更好地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自己的健康成长。法制教育要有知识的教育和意识的培养，但也要有操作方式方法的传授，这些法律的实际操作问题，小至怎样写诉状、到什么地方告状，大到通过什么合法途径、到什么机关和部门去寻求法律援助，等等，对于实际生活中的用法是非常现实的和重要的。
四、社区在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青少年普法教育是普法教育的重点,全社会都应该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作为社区更应该发挥社区的优势,做好对青少年的普法教育。社区在青少年成长中非常重要,因为群体性的行为对青少年影响最大,而且青少年的所有伙伴群几乎都在社区一起度过，所以，社区在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中，显得极其重要。
五、如何开展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
我们在进行常规教育的同时、不断进行法制教育模式的研究，把握好“三个关系：一是把握好法制宣传教育与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二是把握好法制宣传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三是把握好知识教育与行为教育的关系。广泛开展以宣传《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为主题的各项活动，努力创造了干净、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逐步形成了全方位推进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社区氛围。再以大学路街道办事处为例，就如何开展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谈一下自己的几点想法：
（一）提高认识，切实重视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
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首先，认识到位是前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搞好青少年法制教育不仅是提高青少年自身素质，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同时也是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街道办事处、社区、辖区公共单位以及青少年家长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把法制教育列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形成全社会都参与的普法教育氛围。其次，明确职责是关键。法制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参与，学校要明确职责，给教师确定硬任务、硬指标，要将授课的效果与教学实绩挂起钩来。家庭、社区及全社会都要共同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发挥各自的优势，努力营造一个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社会环境，努力创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环境，形成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关心的良好氛围。三是讲求实效是根本。社区要根据青少年的不同年龄、心理特点、接受能力、知识结构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如播放法制教育电视片，电影和专题广播，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组织有奖征文，组织模拟法庭，开办法制宣传园地，印发普法小册子，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参观监狱现身说法，旁听法庭审判活动，请政法干警讲法制课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法的观念。
（二）建立机构，健全网络，构建普法教育服务体系
作为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首先作为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这一级，要专门成立法制教育领导小组，聘请检察院、法院、法律工作者等专业人员为法制宣传教育员和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专题教师，定期为社区青少年讲授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近几年，大学路办事处党工委高度重视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成立了以办事处党工委成员为主的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亲自挂帅抓，明确党工委副书记具体抓，办事处司法所、综合治理办公室、党政办公室、社区等科室积极给予配合。同时，每年根据工作任务的不同和人员变动的原因，及时调整人员力量。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并结合新形势和辖区的实际情况，每年年初制定《大学路办事处年度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计划和工作要点》，有效保证了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的开展。结合街道办事处，各社区也要设立专门的法制教育专门机构，做到有人管、有人具体抓。同时，作为办事处团工委、少工委等组织，将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工作列入每年工作计划，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对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实施了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计划，统一协调。同时，在社区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点，吸引广大的律师事务所等其他法律机构进入社区，利用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法律援助。成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完善法律援助网络，为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三）抓防范，推进社区青少年犯罪预防计划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社区建设的新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围绕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一要求，社区要立足于教育和防范，在社区广泛推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在社区成立以社区居委会干部、青年干事、社区民警、司法干部为核心，吸收社区内辖区单位代表、青少年工作志愿者、学校负责人、以及社区群众代表参加的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团体，通过加强组织、队伍、阵地、机制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社区环境、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切实发挥社区在青少年健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四）抓教育，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
社区要把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作为全民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常抓不懈；一是建立社区法律学校，利用寒暑假，开辟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利用多种载体营造法制氛围，通过组织法律学习兴趣小组、组织学生旁听审判、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开设法制夏令营等多种方式，进行法制教育，既巩固了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成果，又培养了青少年的学法积极性。二是利用社区共建单位，成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形成合力，共同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三是成立的相应青少年法制教育讲师团、青少年维权岗等，结合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知识结构和实际需要，选择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大量案例，运用以案释法的方式，从依法育人和以德育人结合的角度，深入浅出地阐释基本法律知识。四是创新载体，开展“小手拉大手，普法一起走”系列活动。为提高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利用这些有效载体，每年举办各种活动，向辖区青少年下发法律学习资料和配套的法律知识竞赛考试试卷，由青少年带法回家与家长一起学习和做试卷，形成互学互动的学法、知法的局面，从而使普法覆盖面广泛，起到了良好社会效果。这种面向青少年、进而带动家长的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具有很大的生命力。
社区普法教育是学校普法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社区教育有它独特的内容和形式，社区中的个案工作与团体工作的模式，非常的灵活，强调互动，比较符合青少年的心理规律和特点，很受学生的欢迎，而且社区教育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形成意识，内化到行为中去，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行为。社区青少年教育重点应该放在营造良好社区环境上来，让青少年在社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谐、互相帮助的良好氛围，对青少年的行为也会起潜移默化的影响。
参考资料：
1、《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中国档案出版社
2、《浅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作者：林明生
3、论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点及矫治作者：赵玉玲
4、论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分析作者：不详
5、论青少年法制教育认识上的五大误区作者：大连司法局
6、《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思考》作者：邵道生
7、《青少年学生犯罪案例分析》作者：曹铮等
8、《青少年法律知识读本》作者：不详
增强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项关乎祖国未来、民族兴衰的战略性任务。而衡量此项工作的成效，关键要看基层（社区）的工作是否落到了实处，是否适应社区发展的新形势，动员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发挥社区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社区普法教育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社区广大青少年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自我教育和自护能力，辨别是非，健康成长。在普及法律知识过程中首先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总结规律，掌握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犯罪原因分析，这样才能发现在普法工作中还存在法制教育走形式、忽视法律操作方式方法的传授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社区在普法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在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协作配合的基础上，建立能够长期坚持的、稳定的长效机制，明确职责，讲求实效。成立专门的法制教育领导小组，聘请检察院、法院、法律工作者等专业人员为法制宣传教育员和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专题教师，定期为社区青少年讲授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根据青少年的不同年龄、心理特点、接受能力、知识结构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同时，推进社区青少年犯罪预防计划和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使抓防范与抓教育双管齐下，把增强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向深入。
关键词：增强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普法教育
为了提高青少年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学习法律知识，保护自己、远离危险、抵御诱惑、防范侵害，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社区，社会最基层的居民自治机构，在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区普法教育，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社区广大青少年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自我教育和自护能力，辨别是非，健康成长。如何开展社区普法教育呢？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以自己所在的大学路街道办事处为例，从自己的角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项工作的看法。
一、青少年犯罪呈现出的特点
我国如今的青少年犯罪较以往，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疯狂性。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化进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上歧途，并且由于年青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过程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
2、突发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地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反映了未成年人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
3、连续性。对某些具有偷窃、抢劫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一般在初次作案得手之后，侥幸心理便得到强化，从而对物质享受产生了贪得无厌的欲求。产生连续性犯罪。
4、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合性。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即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
5、犯罪故意的突发性且犯罪手段的残忍性。青少年犯罪一般没有事前的充分考虑和酝酿过程，没有预谋，而往往只要受到某种影响和刺激，一时冲动，就可能立即萌生犯意，突发犯罪；而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计后果，从而酿成恶性犯罪。
6、犯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猎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有的是简单地模仿电影电视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模仿小说或现实社会新近发生的一些作案的犯罪伎俩，有的是同学或朋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
7、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的逆反性。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立，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力和尊重，不愿受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当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反感对抗，重则予以报复。
二、青少年犯罪原因分析
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地处郑州市中心地带，辖区面积2.7平方公里，人口6万余人（含流动人口），其中青少年人数6000多人（含流动人口，不含在校青少年学生），约占总人口的10%左右。辖区中小学四所（含一所中专），在校学生约8000余人，二者相加14000余人，约占总人口的2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辖区内出现大小网吧、娱乐场所、游戏厅100余家。从近几年总体情况来看，辖区青少年违法犯罪率现象逐年下降，然而随着当今社会传播媒体的空前发展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的青少年思维活跃，见多识广，早熟、早知。从犯罪手段和犯罪动机来看，手段显得越来越成熟，犯罪动机越来越简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对社会风气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缺乏社会经验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其处世的无知性、盲目性就很难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一些青少年经受不住各种物质享乐的诱惑，在一定条件和某种因素的作用下，如被别人拉拢、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义气用事，就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其次，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化娱乐等中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色情以及其它有损人民群众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这种受污染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香港及国外流入的暴力恐怖片在一定程度上激起青少年好奇心和模仿的欲望，致使许多青少年在情感冲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模仿剧情，纠集在一起作出违法犯罪行为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再次，近几年来，虽然在中小学设立了法律知识和品德教育课，在社会上开展“送法上门”、“法律进家”等多种形式的普法教育活动，但在力度上还有欠缺，在面上还有死角。青少年自身更是不重视此方面的学习。因而，致使一些青少年缺乏是非、荣辱、善恶观念，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区别。同时，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家庭的教育培养，深刻影响着子女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潜伏着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危机。
三、目前普法教育的误区
以大学路街道办事处为例，从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普法教育以来，目前已是第四个“五年”普法时期。在全民普法期间，大学路办事处党工委始终贯彻国家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要“从娃娃抓起”的战略思想，把青少年作为法制教育的重点。应当看到，对青少年实施普法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多次受到上级的一致好评。目前，辖区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整体素质和综合效能得到了不断提高，绝大多数青少年都知道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预防违法犯罪。然而，青少年法制教育过程中也存在不少误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普法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法制教育走形式占据上风。
由于街道办事处是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很多工作受制于上级业务部门，对辖区的公共单位（包括学校）没有管理权限，很多工作只限于协调解决，所以，开展普法教育办事处显的苍白无力。虽然办事处和社区一直努力，但收到的效果很是微小。把普法教育寄希望于通过一、二次法制讲座来解决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学校作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要阵地，没有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现在许多学校虽然也往常开展了法制教育，也可讲出一些工作成绩来，但并没有真正花力气来抓，而是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升学率问题上，忽视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多数学校还是在发生问题后寄希望于一、二次法制教育讲座来解决问题，法制教育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而社区作为基层的居民自治机构，却承担着大量的政府行为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这样，学校的“形式主义”，社区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普法教育处于“表面性”。
2、忽视法律操作方式方法的传授。
许多青少年虽然懂得了一些法律知识，也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但具体在运用法律的时候，由于不掌握起码的操作法则，还是会遇到许多具体困难的。法律的具体使用必然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其中有法律具体的规定，也有社会经验的积累，掌握了运用法律的操作方式方法，青少年就可以更好地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自己的健康成长。法制教育要有知识的教育和意识的培养，但也要有操作方式方法的传授，这些法律的实际操作问题，小至怎样写诉状、到什么地方告状，大到通过什么合法途径、到什么机关和部门去寻求法律援助，等等，对于实际生活中的用法是非常现实的和重要的。
四、社区在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青少年普法教育是普法教育的重点,全社会都应该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作为社区更应该发挥社区的优势,做好对青少年的普法教育。社区在青少年成长中非常重要,因为群体性的行为对青少年影响最大,而且青少年的所有伙伴群几乎都在社区一起度过，所以，社区在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中，显得极其重要。
五、如何开展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
我们在进行常规教育的同时、不断进行法制教育模式的研究，把握好“三个关系：一是把握好法制宣传教育与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二是把握好法制宣传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三是把握好知识教育与行为教育的关系。广泛开展以宣传《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为主题的各项活动，努力创造了干净、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逐步形成了全方位推进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社区氛围。再以大学路街道办事处为例，就如何开展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谈一下自己的几点想法：
（一）提高认识，切实重视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
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首先，认识到位是前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搞好青少年法制教育不仅是提高青少年自身素质，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同时也是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街道办事处、社区、辖区公共单位以及青少年家长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把法制教育列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形成全社会都参与的普法教育氛围。其次，明确职责是关键。法制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参与，学校要明确职责，给教师确定硬任务、硬指标，要将授课的效果与教学实绩挂起钩来。家庭、社区及全社会都要共同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发挥各自的优势，努力营造一个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社会环境，努力创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环境，形成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关心的良好氛围。三是讲求实效是根本。社区要根据青少年的不同年龄、心理特点、接受能力、知识结构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如播放法制教育电视片，电影和专题广播，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组织有奖征文，组织模拟法庭，开办法制宣传园地，印发普法小册子，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参观监狱现身说法，旁听法庭审判活动，请政法干警讲法制课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法的观念。
（二）建立机构，健全网络，构建普法教育服务体系
作为社区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首先作为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这一级，要专门成立法制教育领导小组，聘请检察院、法院、法律工作者等专业人员为法制宣传教育员和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专题教师，定期为社区青少年讲授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近几年，大学路办事处党工委高度重视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成立了以办事处党工委成员为主的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亲自挂帅抓，明确党工委副书记具体抓，办事处司法所、综合治理办公室、党政办公室、社区等科室积极给予配合。同时，每年根据工作任务的不同和人员变动的原因，及时调整人员力量。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并结合新形势和辖区的实际情况，每年年初制定《大学路办事处年度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计划和工作要点》，有效保证了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的开展。结合街道办事处，各社区也要设立专门的法制教育专门机构，做到有人管、有人具体抓。同时，作为办事处团工委、少工委等组织，将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工作列入每年工作计划，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对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实施了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计划，统一协调。同时，在社区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点，吸引广大的律师事务所等其他法律机构进入社区，利用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法律援助。成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完善法律援助网络，为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三）抓防范，推进社区青少年犯罪预防计划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社区建设的新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围绕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一要求，社区要立足于教育和防范，在社区广泛推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在社区成立以社区居委会干部、青年干事、社区民警、司法干部为核心，吸收社区内辖区单位代表、青少年工作志愿者、学校负责人、以及社区群众代表参加的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团体，通过加强组织、队伍、阵地、机制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社区环境、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切实发挥社区在青少年健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四）抓教育，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
社区要把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作为全民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常抓不懈；一是建立社区法律学校，利用寒暑假，开辟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利用多种载体营造法制氛围，通过组织法律学习兴趣小组、组织学生旁听审判、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开设法制夏令营等多种方式，进行法制教育，既巩固了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成果，又培养了青少年的学法积极性。二是利用社区共建单位，成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形成合力，共同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三是成立的相应青少年法制教育讲师团、青少年维权岗等，结合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知识结构和实际需要，选择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大量案例，运用以案释法的方式，从依法育人和以德育人结合的角度，深入浅出地阐释基本法律知识。四是创新载体，开展“小手拉大手，普法一起走”系列活动。为提高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利用这些有效载体，每年举办各种活动，向辖区青少年下发法律学习资料和配套的法律知识竞赛考试试卷，由青少年带法回家与家长一起学习和做试卷，形成互学互动的学法、知法的局面，从而使普法覆盖面广泛，起到了良好社会效果。这种面向青少年、进而带动家长的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具有很大的生命力。
社区普法教育是学校普法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社区教育有它独特的内容和形式，社区中的个案工作与团体工作的模式，非常的灵活，强调互动，比较符合青少年的心理规律和特点，很受学生的欢迎，而且社区教育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形成意识，内化到行为中去，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行为。社区青少年教育重点应该放在营造良好社区环境上来，让青少年在社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谐、互相帮助的良好氛围，对青少年的行为也会起潜移默化的影响。
参考资料：
1、《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中国档案出版社
2、《浅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作者：林明生
3、论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点及矫治作者：赵玉玲
4、论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分析作者：不详
5、论青少年法制教育认识上的五大误区作者：大连司法局
6、《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思考》作者：邵道生
7、《青少年学生犯罪案例分析》作者：曹铮等
8、《青少年法律知识读本》作者：不详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