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产学研合作在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与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来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普遍认同。在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明确指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已成为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较之于产学研合作教育，政产学研合作教育更强调政府机构以及企业、市场的参与，通过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的双重作用，推进科研成果与社会需要的结合，更快地提升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这就要求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生产企业、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应用单位、用人单位等各部门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通过加强彼此间各种形式的沟通与联系，构建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平台和桥梁。在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创新教育过程中开展政产学研合作，避免了单一课堂教学的局限，将学生知识资源的获取渠道拓宽至政府、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多个部门，让学生在校内外优势资源的整合链条中有机会直接参与服装项目研发、生产管理、行业经营等一系列实践过程中，及时了解最新的技术、工艺方法和应用理论等相关知识信息，将校内教学内容与校外实际应用结合起来，更好地学以致用。政府方面可以发挥自身的指导作用，为服装院校、服装企业以及研发机构、用人单位创造共同培养与合作的政策环境；服装企业提供最新的产品结构变化以及人才需求方向等信息，为服装院校的人才培养计划、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提供咨询，并输送企业高、精、尖人才参与指导研究生学习；服装科研单位积极开发与服装院校的合作项目，并积极鼓励研究生直接或间接参与项目的研究工作；服装相关用人单位则及时反馈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的应用情况，以及研究生本人知识结构、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等相关信息，从而帮助学校不断改进和提升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与内容。
二、我国服装设计类研究生创新教育模式的发展路径
服装设计类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服装人才的重要环节，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服装产业、服装企业对于应用型高级应用人才的要求逐年提高，以往以学术训练与研究为主体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服装企业与市场的需求，尤其是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整体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这就需要教育者在研究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和发挥政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下政府政策的指导作用，以及企业单位的用人反馈作用，明确合作各方在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以学校为主体，以政府政策为指导，以企业及产业应用为主导，同时配合科研院所的协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将学校以课堂为主的教育环境更多地与校外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生产现场环境以及行业应用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基于这种背景和认识，针对我国服装设计类院校在政产学研合作框架下培养研究生的现状和不足，笔者提出以下构想和对策。
1.基于“互惠多赢”的合作教育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平台，探索多样化的合作形式，增强合作动力。
学校与政府、科研机构、服装企业以及相关用人单位各部门由于存在不同的工作属性与任务目标，对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的需求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建立稳定与长久的合作关系，需要达成一种平等、互利、多赢、互补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各方的共赢。一方面，服装院校与时俱进，及时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才需求内容，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课程体系，并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校企合作项目。另一方面，政府、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部门也积极向校方反馈人才需求信息，定期提供一定的合作窗口，开展技术培训、人才进修与交流等。合作各方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的优势，形成更为快捷高效的合作教育信息链。同时，服装院校还应当充分组织好合作各方的“投入与产出”，在保证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协调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合理有效地将企业、市场需求与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科研与实践能力结合起来。
2.增进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升服装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
随着服装产业的日益发展，服装企业的产学研项目也日益复杂化与多样化，对人才的新需求也逐渐由过去的单一型人才转向综合型人才。因此，服装人才应补充、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还需要了解本专业以外诸如纺织、管理、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其他学科的内容。因此，师资队伍的构成与教学内容的设置应当充分考虑学科交叉的需要，组织和展开不同院系和学科的交叉教学，并经常组织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进而在实际的政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形成多学科集成的联合优势与协同效应，在多样化的团队教学中实现服装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为研究生与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部门的课题项目对接创造条件。
3.整合与优化校内与校外师资力量，建立“双导师”联合培养平台，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师资队伍构成，尤其是专业导师的影响。师资往往成为服装设计类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瓶颈。因此，应加快现有师资力量的整合与优化，重点引入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联合培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采众长，针对不同的问题向不同的导师求教。通过拓展教育资源，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建立健全的企业导师选择与认定途径，完善校外师资介入研究生培养的资质考核系统，并积极鼓励校内师资参与校外实践，建立完善的科研与教学考核制度；另一方面，由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制定研究生的培养方案，选择科研项目，指导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学习，依托长期有效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服装企业、社会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三、结语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21-0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用鲜活的实践经验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持续研究总结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学科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宣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地位正式成立。十年恚2006-2015），各培养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实践探索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博士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学位论文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广泛。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水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对论文研究选题进行全面探析，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态势，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科分布及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1983年，国家教委将当时的政工专业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生培养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渐成规模，在全国设置了7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①、282个硕士学位点、275个本科办学点，培养和凝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团队，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等20多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1]在这些研究领域，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下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状况和博士论文产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有70所（见表1）。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博士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独立二级学科博士点各占35个（见表2、表3）。[2]
从表1、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建设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博士点单位增列迅速 在上世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仅6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而2005年前也只有28所，但2005年以后博士点快速增长，由28所增加到70所，增幅达150%，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
（2）博士点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72所（在分布统计时，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同时计入两地）博士点单位分布在24个省区，但是各省区数量差距大，北京12所，江苏8所，陕西6所， 湖北5所， 黑龙江、湖南、辽宁、上海各有4所，这7个省区就有47所，占总数的65.3%，而其余16个省区仅占总数的34.7%。同时，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7个省区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
（3）博士点院校类型和层次分布较均衡 从表中统计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和部队院校，院校类型覆盖面较广。在院校层次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及其他院校（主要地部属院校及地方重点大学），其中22所是“985”高校，27所是“211”高校，其他院校占21所，因此，博士点在院校层次上分布较均衡。
2.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7日所公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599篇（见表4），涵盖50所院校。②对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数量前十名的院校进行统计（见表5）。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具有以特点：
（1）年度产出数量呈非线型增长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前5年（2006-2010），产出论文数量少，一共才77篇。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达到100篇，呈现出非线型增长态势。
（2）产出总量不足，院校间差异大 十年间，CNKI收录的50所培养单位共产出博士599篇，年均产出1.2篇/校，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论文产出量相当低，博士研究生规模较小。从产出量前十名的院校看，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和武汉大学3所高校产出论文最多，每校年均达3篇左右；据统计，产出总量在5篇以下的有14所高校。这说明院校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人才培养差异校大。
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类别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反映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研究趋势。下面，着重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类别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599篇论文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不同关键词总量达1713个（统计时对同义词进行了合并，如：“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统计，“高校”、“高等学校”、“高等院校”合并统计为“高校”）。统计发现，有一大批高频率关键词，频次达8次以上的高频率关键词有20个（见表6），而仅一次出现的关键词达917个，占关键词总量的53.5%。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高频率关键词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主流方向 从排前20的高频率关键词看，“思想政治教育”频次达140，说明23.4%的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范畴。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第一关键词的有54篇论文，说明占论文总数9.2%的论文选择它为核心研究内容。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学生”、“高校”、“中国共产党”成为研究焦点；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命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显然，高频率关键词基本吻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特点，也反映了这门学科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发展态势。
（2）低频率关键词量大，既反映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宽泛，也说明存在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研究 在低频率关键词中，如责任论理、政府诚信、终身德育、意志教育、自尊外化、幸福指数、医学人文教育等关键词，表明研究主题更加具体，更加现实，更加深入，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同时，少数论文的关键词如财政权力、创业发展、风险社会理论、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等等，s把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泛化，偏离学科主旨。
2.选题研究类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多领域、复杂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类型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应用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侧重教育方法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发展、运用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具体的人、群体及社会现象结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一般是将中国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是指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3]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599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类统计分成了7类（见表7）。
从论文选题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论文主要选题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论文总数的42.2%、22.1%，这表明，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着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特别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路径、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选题多，研究深入，成果丰富。
（2）历史发展研究反映了我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与方法 论文选题类型处于第三位的是历史发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1%，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对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较多，对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等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较深。同时，也有少数论文对中国古代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开展研究，如孔子道德教育、马恩列思想政治理论等。
（3）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成果欠缺 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研究选题的总量少，共37篇（其中基础理论研究24篇）占论文总数的6.2%。从附表8看，已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较高水平和价值，但产出数量过低，这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创建乏力。
此外，选题跨学科研究偏少，只有24篇论文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统计发现，有56篇论文选题几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研究关联，如“财政权力”、“风险社会理论”等选题研究，这些选题与研究成果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
三、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与建议
学科调整后的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内容、方法、实践等方面等到快速发展，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也表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已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分析论文选题情况，也发现诸多问题也不足，如选题创新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证性不多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存在。分析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不断增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1.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执政规律;研究概况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1-0034-0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88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局部范围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过程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历史,是一部在局部范围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的环境中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1]善于总结经验,并善于在实践中坚持和丰富这些经验,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2]新中国成立之初,同志十分重视学习前苏联的建设经验,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建设道路。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同志曾经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总书记也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2004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强调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深入分析和研究党执政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总书记还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200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国内外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
二、研究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曾五次认真、系统、深刻地总结了执政及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分别是:第一次,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基本经验;第二次,十四大总结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将近14年的基本经验;第三次,1998年同志代表党中央总结了改革开放20年的基本经验;第四次,十六大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3];第五次,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生动实践为背景和基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炼总结了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认真总结和发扬执政经验,努力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是不断创新党的执政理论和治国方式、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再创辉煌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中外政党的执政经验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国内学界有关执政经验的研究逐渐增多,已经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国内学术界研究中外政党执政经验的著作主要有:黄国华、陈廷湘著《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杨凤城、王顺生、齐鹏飞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王树荫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柳建辉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蒋振云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的基本经验》(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朱乔森、李玲玉、柳建辉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顾俊礼主编《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王鑫著《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温乐群等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谭运宏著《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和基本经验》(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刘长江、董连翔著《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规律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苏希胜主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薛建中、王建政著《跳出历史周期率:执政规律与民主法治》(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王长江著《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全新主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君如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邢贲思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刘宗洪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王建政、陈秀梅著《治国史鉴:施政行为与执政规律研究》(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李峤、罗东来著《得民者昌:执政规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林元、姚润皋等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任树江、王建政、薛建中著《党的执政规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智奎主编《“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黄宏、王寿林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谭献民、肖光荣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郑志飚主编《党的执政规律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唐君、辛易主编《国外政党执政镜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连月著《政党执政纲鉴: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王长江、姜跃主编《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梁星亮、杨忠虎、宋炜主编《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蒋世琳、任大立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史鉴》(武汉理工大学出版,2002年版),万福义主编《党鉴:共产党执政实践与规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三、研究的概况
自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以来,国内学术界、理论界掀起了一股“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研究热潮,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党的执政经验”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党的执政经验”进行了仔细分析和深入阐述,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笔者粗略统计(截止时间为2009年12月15日),以“执政经验”为关键词,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索的文章有154篇,而全文中涉及“执政经验”一词、与其相关的文章有4037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中,有不少是在我国学界有相当影响的著名学者,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王家瑞部长,中共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原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张全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教授,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现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虞云耀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赵曜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柳建辉教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姚桓教授,北京大学赵存生教授,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复旦大学余源培教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俊萍教授等等。
有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撰写了有关“执政经验”的学位论文,如首都师范大学郑文涛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1949年-1978年)》(2007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何强的博士学位论文《欧洲社会党执政经验研究》(2006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何云峰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2003年)、湖南师范大学肖光荣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2004年4月)、天津师范大学江新国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性探索》(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潘世伟的博士学位论文《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执政党建设的教训及规律研究》(2002年)、中共中央党校张荣臣的博士学位论文《论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2002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刘发国的硕士学位论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实践的经验研究》(2007年5月)、山东师范大学刘文彬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执政经验研究》(2007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梅俊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党执政的根本经验:基本路线的制定与实施》(2002年12月)、新疆师范大学徐宁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的历史经验》(2006年6月)、东北师范大学丁彬的硕士学位论文《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探――以基层执政规律的探索为核心》(2007年5月)、扬州大学赵兴银的硕士学位论文《执政规律的新觉醒: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群关系的理论与实践》(2007年5月)、西南交通大学周全的硕士学位论文《以人为本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2007年4月)、吉林大学韩蕾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探索》(2007年4月)、曲阜师范大学李玉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角探析》(2007年4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冯明宇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三个代表”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揭示》(2004年2月)、郑州大学陈恭正的硕士学位论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共产党执政规律》(2004年5月)、中南大学刘兴云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片论》(2004年5月)、湖南师范大学罗峥嵘的硕士学位论文《、邓小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执政为民的探索》(2003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程小彬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2003年4月)、中山大学黄胜海的硕士学位论文《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2004年)等等。
学术理论界还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譬如1999年11月27日至29日,全国党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基本经验理论研讨会”,研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发展,改善、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深入研究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4]。据中国教育在线报道,2005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学术研讨会在西南财经大学召开,大会就国内外政党执政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讨。另据辽宁东北新闻网报道,2009年7月21日,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办、辽宁省委党校承办的全国党校系统“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理论研讨会在沈阳隆重召开。
参考文献:
[1]李光和,欧阳湘.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6).
[2]刘长泽.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柳建辉[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6,(7).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关键词 产业集群 医药产业集群 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F263； F26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4）11-0041-04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cluster
LUAN Jingzhu1*， WANG Yue2， CHU Shuzhen1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2. Jiangsu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was teased and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government acti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We found that foreign scholars main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layed in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cluster， while the domestic one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life cycle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level perspective and performed the relative empirical study.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cluster； government behavior
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发展迅速，各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医药产业集群，以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明确医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各项政府行为和对发展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意义。
1 基本概念的界定
1.1 医药产业集群的内涵界定
1.1.1 产业集群
哈佛大学Poter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重点阐述了产业集群的概念：某一特定领域内，在地里位置上邻近、有相关联系的企业和相关机构以彼此的互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的经济现象。继Poter之后陆续有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进行了新的阐述，如国外的Roelandt和denHertog则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指出集群是在一个价值增值生产中相互联系的、具有强烈相互依赖性的企业组成的生产者网络；国内的仇保兴从中间组织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介于市场组织和层级组织二者之间，它比市场稳定，又比层级组织灵活，正是这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使得产业集群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其后，学者们延续了经典的产业集群概念，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产业集群进行更多层面的解读。
1.1.2 医药产业集群
医药产业是指将新药研究、开发、生产与各种疾病的诊断、防止和治疗相结合的产业，其作为典型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行业的进入壁垒高，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长周期、相对垄断性等基本特征。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一样出现在医药产业中。结合文献研究，医药产业集群是指以医药产业为核心、相关辅产业为支撑，在某一地域范围内高度集聚，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医药企业和相关机构（政府机构、中介机构、大学或教育研究机构等）组成的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并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产业整体。
1.2 政府行为的内涵界定
政府行为首先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主要是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虽然政府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已经形成了较多的文献累积，但具体到政府行为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和理论家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权威定义。不同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从不同研究视角对政府行为给出了不同的界定。综合各种视角对政府行为的界定，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认为在本文中所论述的政府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为保证和促进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发展目标，利用其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政治、经济、文化等）和自身事务进行管理的各种活动的统称。一般体现为法律法规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交流和影响等。
2 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的文献研究
2.1 国外研究概况
2.1.1 产业集群中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Poter[1]指出集群代表了一种关于国家、州际和地区经济的新的思考方式，它对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在提升竞争力方面的新的角色定位提出了要求。他认为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它对钻石体系的影响，其意义也要根据公共政策的表现加以观察。政府的行为不仅要考虑到社会福利，还有其政治动机。Akifumi[2]认为政府和大量的企业是产业集群政策的中的重要角色：政府是产业集群政策的制定者，而企业则是集群价值链管理者。
2.1.2 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分析研究
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会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国外学者对此研究得比较广泛。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特定区域的产业，分析其产业政策的现状、变革，并建立模型分析政策效果。Akifumi对中国天津地区丰田汽车形成的产业集群建立模型，进行个例分析，认为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要融入价值链管理的思想，促进企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及时更新。Barbieri等[3]对我国广东省产业集群的产业发展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特区政策、创新政策等）及表现进行了分析，这些政策实施效果可通过密度（每平方公里内聚集的企业数量）、附加价值、新产品的产出、出口情况4个指标来测度。
2.2 国内研究概况
2.2.1 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的政府行为研究
Poter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诞生、发展和衰亡；Tichy认为产业集群存在诞生、成长、成熟、衰退或僵化4个阶段的生命周期。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也常应用此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应随着产业集群的成长而发生变化。戴卫明[4]指出，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去避免集群成长中的负面因素，并加强正面因素的效应。柳晓明等[5]则论述了政府的角色定位，集群成形期的政府角色主要为引导者、服务者和调节者；成长期的角色是调控者、协调者和要素提供者；成熟期的政府则应扮演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而在产业集群的衰退时期，政府应当做“挖掘者”和“转移者”。
2.2.2 基于政府层次的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研究
在研究产业集群或区域经济问题时，倾向于将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产业集群是一定区域的企业集中行为，因此，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会对本区内的产业集群建设投入更多。在此基础上，关于产业集群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较为普遍。
在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地方政府的各项行为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扶持产业集群[6-7]。地方政府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对本区产业制定适宜的规划和政策、资金支持和招商引资行为、提供公共品以及完善中介机构。
2.2.3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的政府行为研究
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将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论两个维度综合起来分析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陈志平重点论述了地方政府在在建集群和成熟集群中的作用：对于在建集群，地方政府可通过税收、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创新企业，并打造集群的人文环境，塑造集群的品牌形象；对成熟集群，地方政府应重点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产学研联合，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进集群开拓国际市场，引导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并优化企业分工合作[8]。蒋东仁[9]认为：在集群形成初期，地方政府行为重心在于提供优惠条件吸引企业和资本集聚；发展阶段一般侧重于提供教育和培训，鼓励企业加强协作，融合企业创新；成熟阶段侧重于鼓励集群扩大开放，推动产业集群创新升级；在衰退阶段，地方政府行为转向宏观调控，规避集群风险，引导集群战略转移。
3 医药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的文献研究
3.1 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存在许多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如美国的洛杉矶、圣地亚哥、德国的海德堡，丹麦的“生物谷”等。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形成模式有两种：一是自发形成，另一是政策驱动[10]。将生物医药作为本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来发展，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成为国外学者的关注热点。政策驱动型产业集群中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为集群形成提供条件，政府制定的政策主要能够分为产业重组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前者的目的是政府为了应对产业危机，后者则是为了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政府的政策方向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政府的资金支持；扶持创建专业的生物科技公司；建立集群发展的专业机构；促进产、学、研结合，使得科技成果产业化。
3.2 国内研究概况
3.2.1 对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理论研究
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我国医药产业集群总体情况，也有一些学者对具体的医药产业集群进行针对性剖析[11]。其基本形成的共识包括：① 科学的医药产业集群规划的制定；② 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建设；③ 各项政策（产业专项政策、税收政策、创新优惠政策等）的支持；④ 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此外，不同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而各有侧重。如其中陈玉文等[12]还提到政府应完善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建立专业行业协会。
3.2.2 以产业集群理论为基础的政府行为实证研究
除了理论分析，一些学者还对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尹蕾等[13]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医药工业园区中的政府功能，其设计了17个政府行为指标并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了制度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园区监管、软件配套支持4个因子，结论是政府能够通过政策和制度来推动园区发展，并规范园区活动。但政府对于园区的软件设施只能通过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园区监管来影响。褚淑贞等[14]以全国30个医药工业园区作为调查对象、对我国医药工业园区发展要素进行实证研究，其选取了园区规划、招商引资、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约束政策4项作为政府作用的测度指标。数据结果显示，各地政府对园区企业发展的显著推动作用。朱艳梅等[15]也以实证的方法分析市场需求、知识溢出和政府扶持3个因素对我国医药产业集聚的影响。
4 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国外学者倾向于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产业政策及其影响，国内学者则倾向于采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观点来分析政府的各项行为；关于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国外对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角色、产业政策及其作用的研究较多，国内的研究则包括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与相关实证研究。
随着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进程，关于医药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我们认为，未来可以对有关政府行为进行更多实证研究，探索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机制，评析已有相关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进一步从政府层面促进我国医药产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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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理论建设是参政党思想建设的首要环节，是参政党各项建设的基础建设。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研究已经起步，并且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本文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内涵和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以及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的主要措施等多个方面，概述了新世纪以来国内理论界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研究的状况。
理论建设是参政党思想建设的首要环节，是参政党各项建设的基础建设。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参政党理论建设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产生了一批影响广泛的学术成果。对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系统和科学地研究和论述，有力地促进了参政党建设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而且对执政党的理论建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使研究推向深入，现将这些学术进展作一简要论评。
一、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内涵和意义
(一)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内涵
参政党理论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参政党理论建设”这一命题是如何提出的，它有什么样的内涵，是我们在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论者对“参政党理论建设”命题的提出进行了论述和考证。王行道、李启先等论者认为：参政党理论建设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给黄炎培的两封信中就有涉及，在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派理论这一重大课题。在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参政党”的概念。此后，理论建设被作为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得到不断加强和完善。
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实质，大多数论者都认同民建中央名誉主席孙起孟的观点，参政党理论建设，就是“把参政党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使之带有条理性、综合性，上升到理论。”农工党中央明确提出，参政党理论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包括：理论的学习运用、宣传教育、研究创新和成果转化等四个方面。这其中，理论的学习运用是基础，宣传教育是手段，研究创新是重点，成果转化是关键。
(二)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意义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不仅具有认识的深刻性，而且具有实践的导向性。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理论是立党之本，理论建设也是参政党生存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在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理论建设不仅对执政的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参政的派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界普遍认为，派加强理论建设，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团结、凝聚广大成员，是新形势下保持参政党理论上成熟、政治上坚定的必然要求，对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派建设成为适应世纪形势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参政党，从而推动多党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论者们指出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围绕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展开论述。
参政党理论建设的理论意义。陈宗兴、李启先、张献生等论者认为，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适应新世纪参政党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朱晓琳、侯向东认为，理论成熟是参政党成熟的标志，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多党合作的内在需要。不仅有利于参政党政治上的成熟，而且有助于参政党成员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体系的发展。
参政党理沦建设的实践意义。农工党中央认为，参政党理论建设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商制度的需要，是新世纪多党合作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参政能力、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参政党的需要；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党工作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需要。王认为，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有利于多党合作，这是时代对参政党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各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实践的需要；是团结党员，凝聚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的理性要求。不仅有助于参政党整体素质的提高和职能的强化．而且有助于改变参政党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于实践发展的现状。
二、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必须坚持自己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和定性。理论界对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认识完全统一。学者们均认为，政党的指导思想是政党所致力的事业的理论基础，是政党一切活动的行动指南，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现在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这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绝对不能突破的底线。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冯克思主义作为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基础，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决定的，更是由派的历史使命、坚持多党合作制度和自身建设的需要决定的。很多论者明确指出：参政党理论建设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提高认识能力和水平，而不是要把派都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指南。余天武认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用科学发展观全面、和谐、发展的观点来指导参政党的理论建设，强调的是用辩证的、统一的、整体的、协调的科学理念。
(二)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基本原则
参政党理论建设，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陈宗兴、张献生、卞直忠等论者都认为，参政党理论建设先必须把握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要求，参政党理论建设必须在多党合作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绝不能搞出一套独立于多党合作理论之外的理论体系，这就指明了参政党建设的正确方向。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这是保证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
很多论者明确提出，参政党理论建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这是对理论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关键所在，是保证多党合作的发展基础。同时，参政党理论建设也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派和统一战线工作中不能搞多中心，这是保证多党合作的共事基础。参政党理论研究必须以派的长期实践为基本依据，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为重要借鉴。
三、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主要内
(一)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内容分类
从日前情况来看，由于各派的积极努力，在自身建设上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成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上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者和社会上一些专家学者的悉心研究，也形成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科研成果，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内容框架初步形成。中国农工中央对参政党理论建设主要内容的概括比较系统和规范：关于理论的学习运用、宣传教育；建设什么样的参政党和怎样建设参政党的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研究；如何参政议政、促进发展的研究：参政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研究。此外，派历史研究也很重要。从构建参政党建设理论体系的要求出发，袁廷华提出，关于参政党的指导思想、参政党的功能、参政党利益表达和代表性问题、参政党工作机制和监督机制建设问题、扩大多党合作制度的包容性与派的组织发展问题、参政党能力建设等一些当前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内容。蒙少宁从研究对象等方面着手，把参政党理论建设内容大体上分为：加强党员的理论武装提高整体素质；加强对党组织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研究；对参政实践即多党合作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等三大块内容。他又分析了这三个部分内容的关系，即：前两块内容是基础建设，最终目的是为了进行多党合作打基础，是为实现第三块内容。陈岩也把参政党理论建设的结构大体上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参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主要内容是研究派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部分的任务是回答为什么要建设参政党。第二部分是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原理，主要内容是研究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原则、方法和规律，这部分的任务是回答如何建设参政党。第三部分是参政党功能的运行原理，主要内容是研究派的功能、机制以及发挥作用的根本途径。这部分的任务是回答参政党在多党合作的格局中怎样履行职责、发挥作用
(二)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具体问题
理论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关系。曹志、陈岩认为，理论建设是思想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内容上理论建设含在思想建设之中，但是思想和理论密不可分。思想是理性认识，理论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没有理性的导向，思想认识就很难统一；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思想认识和思维观念必然是肤浅和混乱的。离开理论建设单独去谈思想建设，思想建设就会空洞乏味，没有说服力。没有理论建设这个基础性建设，其它各项建设就很难奏效。
参政党理论建设与执政党理论建设的关系。余天武认为，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首先，我国实行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合作的方式、方法，合作的程度、成效，不仅取决于参政党自身的努力，也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其次，合作的双方在进行合作时不仅需要研究了解合作本身，还需要了解研究合作方围绕这个项目的意图、背景、政策支持、前景目标、实施计划等方方面面，才能找到共同点和更好的切入点，以便更和谐地进行合作。其三，既是参政与执政的多党合作，就应该在各自特色的党建研究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合作中的诸多问题。
传统文化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关系问题。农工党重庆市委理论研究指导小组认为，参政党理论建设在坚持多党合作政治准则的基础上，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智慧。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客观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参政党理论建设应对其进行有区别的文化选择，要坚持在弘扬中实现超越的原则。
四、关于参政党理论建设的任务
多年以来，由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参政党建设理论并未作为一门正式的专业学科而得到确立，关于中国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的已有成果，大多还停留在对多党合作有关政策的解释或重复有关政策文件的观点，学术研究雷同于一般的政治宣传层次。然而，参政党建立理沦是一个政党发挥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所不可缺少的。
参政党理论建设的任务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但都是围绕国家的中心工作来展开。探求参政党建设的一般原理，研究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律、原则和方法，以及参政党职能运行规律。蒋正华、陈宗兴等论者认为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且提出参政党理论建设要实现“三个着眼于”，即：研究回答参政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持和促进我国政党关系和谐；加强多党合作和派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切实保证多党合作事业薪火传承。
李启先、蒙少宁提出参政党理论建设的任务，就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参政党的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参政党自身建设一般原理，研究在理论、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具体问题。I：LOH：参政党如何通过对国内国际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探讨，进行科学的判断和分析，借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基础，用以指导和推动参政党的工作实践。研究和回答参政党建设中亟待解决、广大党员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参政党理论建设，还要提高派成员的综合政治思想素质，增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对参政党的地位、性质、任务和历史使命的认识，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思想理论支持。
五、关于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的王要措施
理论建设任务艰巨而繁重，限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当前参政党理论建设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朱晓琳、魏晓文等论者对此作了总结归纳，主要有：参政党的理论建设主动意识不强，还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研究体系；参政党理论建设更多地套用了共产党理论建设模式，缺乏自身特色；参政党缺乏高水平的专业理论研究队伍，理论建设与其历史地位和政治本色不适应等多个方面。
1978年6月13日，文化部理论组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舍弃了沿用多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坚持工农兵方向下的百花齐放”。1978年10月31日，《文学评论》举办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座谈会，提出“检验文艺理论、方针、政策和文艺领导工作的方法正确与否，就是要看文艺创作是否真正繁荣。”“如果文艺政策不符合文艺界实际情形而又要贯彻，就会造成严重后果。”1980年第1期的《文艺研究》则发表了讨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系列文章。敏泽（1980）论证了“强调文艺的政治社会功能，是阶级社会中文学发展的客观的基本事实”，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出现的错误，根源不在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在于实践中被歪曲。王若望（1980）认为，文艺当然也反映一个时期的政治，但不只是政治的反映，文艺与政治是“兄弟关系”。万里云（1980）则强调，艺术与政治应该是平行的、平等的，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并不存在从属关系或单方面谁领导谁的问题，艺术有服务于政治的一面，也有非阶级非政治的一面。这意味着，文化界开始对文艺的政治工具单一属性提出了公开的置疑和讨论。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文艺战线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他在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他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篇《祝词》被认为是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同等地位的重要文献，标志着中国文化政策即将出现重大的调整。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迅速走红，成为中国文化市场重新兴起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了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起点。此后，各地纷纷兴建类似的文化娱乐场所。在国家文化政策初现“松绑”迹象，中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也随之兴起。
二、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源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的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重要源头。1984年，李军开始文艺管理学方面的研究。1986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召开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于光远首先倡导进行文化经济学研究。随后，李军的《困扰与转机――文化艺术管理学初探》、于敏的《文化管理研究》、方家良等人的《文化经济学》和严行方的《文化经济学》等一批专门研究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问题的著作先后问世。
1985年第1期《外国经济与管理》刊登的“外国经济文摘”《日本第三产业的最新分类》在国内最早提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艺术活动（音乐、电影、图书、专项技艺讲习、唱片租赁等）；教养学习活动（学校、文化中心、学塾）；体育活动（运动俱乐部、体育用品租赁）。”1985年4月5日，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中，“文化”被首次纳入了第三产业的范畴，在计算第三产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获得了“产业”身份。李军（1987）首次在理论研究中提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李建中（1988）则较早地“以我国文化领域里的经济关系及其经济活动为背景，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文化产业涉及电影、艺术表演、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1991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的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在肯定“以文补文”活动的同时，正式提出“文化经济政策”问题。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文化卫生事业”作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199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明确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提法，这应该是中国政府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罗干，1992）。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1993年，国务院研究室成立了“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课题组，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提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要着眼于调整文化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运行机制，使文化产业在政策的扶持下，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赢得自身的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这一时期，人们以文化产业实践为基础，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断深化。谢名家（1995）认为：“文化的产业化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的开放化和扩张性的当然结局。顺应这一时势，经济文化时代来临之日，我们要树立崭新的大文化观念，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钱来忠（1995）在总结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后呼吁：“现在首要的不是去争论理论问题，而应该把注意力投向实际操作的问题。”“实践证明，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形态出现，必须突破原有的文化事业型框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资本（文化人才、文化设施、文化技艺、文化空间等）为载体，同时辅以非文化产业支撑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在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终于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认可的同时，金元浦（1995）却意识到了文化产业的“产业性与文化性的矛盾”。他提出：“迅速建立和健全当代文化保护机制”。因为“当代文化保护机制是保证市场条件下文化的全面综合均衡发展的根本制度，是解决产业性与文化性矛盾的重要配伍措施。”刘润为（1997）则从文化产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入手，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成为批判文化产业的重要代表。他认为：“为了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要实现全社会对于经济、文化的共同控制，让他们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健康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大趋势已经从批判性的否定研究走向了建设性的肯定研究。
三、从批判性走向建设性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转折
1997年9月12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199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大幅度削减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大背景下，文化部却增设文化产业司，负责“拟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起草有关法规草案；扶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等工作。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的成立标志着文化产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重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始进入到勃兴期，文化产业的研究文献也呈几何级数增长。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党的正式文件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标志着文化产业进入了国家发展战略视野。这既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200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求“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并首次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了区分。无论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来说，还是就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而言，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产业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将成为“支柱产业”，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学术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研究“入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对策”以及文化产业“战略选择”等问题的热潮，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起来。
2003年7月22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2004年4月1日，国家统计局印发了课题组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础上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首次从政府统计的角度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范围进行了权威界定。2005年1月6日，国家统计局印发了课题组完成的《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从财务状况、业务活动、就业人员和补充指标等四个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描述。”2006年5月19日，国家统计局首次了中国文化产业统计数据。这次统计数据的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产业告别了统计无据可依，模糊描述为主的时代，而且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从单一的定性研究进入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时代。赵彦云（2006）等人设计了一套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36个省市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客观评价。蒋春华（2006）则建立了一套以文化产业增加值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核算依据分析了四川文化产业的全貌。这都是对文化产业定量研究的探索。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国内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研究都是一个新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复杂性在于它涉及了太多不同的领域,运用了太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需要面对制度、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不同要求,有时候这些要求之间甚至是竞争性乃至对立的。那么如何把这些研究中不同的领域、不同方法,不同要求在一个框架下统一起来,就是进行文化政策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
在国外学界中,没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划分,也就没有出现我国学界中进行了很多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而对于文化政策的整体研究却非常缺乏的情况。实际上,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从政策角度出发,我们应当放弃“产业”和“事业”的划分。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放弃二元划分的“文化政策”的提法可以使我们在面对文化政策领域时的思考更加全面,不会造成厚此薄彼的情况;第二,在国际上通行的是能够赢利和不能赢利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的确更加科学而明晰;第三,在文化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一个具体的行业能不能赢利是根据当时的发展情况而决定的,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需要政府的资助,而另一段时期中就可以赢利而自主发展,也可能在某一地需要资助而另一地却能赢利,这就会导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划分非常模糊。
我国文化政策面对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政策该怎样为文化产业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这也就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而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是高质量的研究和健全的数据来建立一个明确的证据基础。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主要建立在文化产业发展历史中,不同案例的比较和分析,以及相关的理论总结的基础上。
文化政策研究应当回应三个重要的挑战,第一,跨学科性的挑战,文化政策研究挑战了传统的机构和部门设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也能够将研究者从单一的学科领域中解放出来,面对一系列共同的研究问题、图景和行为。因此文化政策研究无论在学术领域内外而言,都可能具有一种特别的合作倾向;第二,文化政策研究必须要面对潜在的多种受众,这其中包括决策者、研究者、消费者等等,资金来源等外部因素也会对文化产业造成不同的影响,文化产业既涉及市场机制又涉及文化领域,其生产、传播和销售的整个过程都比其他的产业链要更加复杂;第三,混合应用和人文话语的挑战,我们必须要通过健全的文化政策来协调市场话语与人文、艺术、伦理话语的矛盾。另外,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很多影响文化政策的因素都是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情况,这其中还涉及到文化外交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文化政策研究的这些复杂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在跨学科、跨领域等方面做出突破,在数量上与本质上吸取各种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论,以发挥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作用,建立自己的应用和研究模式。比如说,就政策的执行与其带来的经济效果方面,我们需要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就理解历史上政策制定及其对后来的发展和应用的影响方面,我们需要艺术/人文的史学研究;就探讨符号、意义和身份等文化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定义和经验方面,我们需要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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