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有课程分化、机构整合、学科系统三个方面机遇：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的形成，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中医医史文献 学科 机遇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前景日益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为核心的课程分化重组，以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院校图书馆的机构整合，特别是以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智能融合为基础，融汇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协作系统的形成，将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开创崭新的未来。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袁 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 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 刘 飞，康 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4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上海市重点学科简介)[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4)：封底.
关键词： 中医医史文献 学科 机遇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前景日益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为核心的课程分化重组，以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院校图书馆的机构整合，特别是以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智能融合为基础，融汇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协作系统的形成，将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开创崭新的未来。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袁 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 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 刘 飞，康 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4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上海市重点学科简介)[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4)：封底.
【中图分类号】CR-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7—8517（2012）10—0023—02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有着“山水湖南，人文湘楚”之美誉的湖南，在湖湘医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对湖湘医家医著、湖湘中医文化、湖湘道地药材和湖湘民族医药等内容进行了整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相关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湖湘医学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湖湘医家医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医籍，继而曾勇系统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来湖南医学著作480种，出土医书14种，及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书、医史专著、人物传记、笔记杂说等数百卷中的有关内容著成《湘医源流论》。书分渊源、学术、人物、医籍四篇，研究湖南医学源流；由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编出版了大型中医古籍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该书精选了湖南历代名医的著作100余部汇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内容囊括了内经、伤寒、金匮、诊法、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涉猎内容十分广泛，堪称湖湘医学之大成。
潘远根按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了湖湘医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即可看到湖湘医学的兴盛。其后汉末长沙太守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又为湖湘医学增色。晋唐时期，湖湘医学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银等收集考证了有关史志、医籍及著述，共录民国前之湖湘名医666人，编著成《湖湘名中医略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简介”、“医籍简介”和“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三部分，以显示湖湘医学的繁荣；中篇按朝代之序辑与民国前湖湘名医有关之史志文献，以示湖湘名医之辈出，下篇将与湖湘中医有着密切关系的《马王堆医书》、医圣张仲景、炎帝神农氏、药王孙思邈作一概述。张璐砾收集了散落的文献，探讨了刘月恒《生草药性方谱》的学术特色。万胜等认为湖湘中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著述浩繁、内容丰富、收藏分散的特点，是湖湘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并对当代湖湘五大名医李聪甫、刘炳凡、夏度衡、谭日强和欧阳锜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在湖湘医家妇科学方面，魏飞跃等选取清代湘籍医家妇产科代表作中的实例，挖掘出医家们不仅具有在治疗上强调护胃健脾、处方时师古意而用药灵活、善于通过“随症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实用、要言不烦见长。在湖湘医学伤寒论研究方面，刘仙菊通过文献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学说”的概念，认为湖湘大地为仲景学说的发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学说的起源之地，湖湘医家在注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精究考据，尊重经旨，提“相体辨治”，完善体质学说。
2 湖湘医学文化的研究
何清湖从湖湘文化源流以及湖湘历代名医探索了湖湘中医文化的渊源。湖南，自古就有“人文湘楚，山水湖南”之美誉，自炎帝于姜水而徙于南，数千年来，湖湘文化之发展可谓大儒迭起，书院崛兴，承前启后。荆楚之域，历代名医更是迭起不穷。初有炎帝神农尝百草；汉·苏耽“橘井泉香”流芳百世的佳话；长沙马王堆出土古医书14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者毕具，可谓中国医学稀世之璧玉；唐宋以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者不乏其人，汇聚成浩瀚的湖湘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因其做过长沙太守，故亦有称“张长沙”者，其方亦被称为“长沙方”；药王孙思邈与湖湘中医之缘结于涟源龙山，他长期居住于龙山采药、治病，其《千金要方》即撰于此。综观历代湖湘医家所著，医经、伤寒、金匮和养生等面面俱到，形成湖湘中医文化体系；何清湖还总结了医德为先、心忧天下，思变求新、敢为人先，执中致和、道法自然，兼容并举、中西汇通的湖湘中医精神特质；阐述了湖湘中医的历史地位；分析了湖湘中医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打造现代湖湘名医、建立湖湘名医俱乐部的发展模式。
3 湖湘道地药材的研究
道地药材的研究与推广应用是湖湘中医的特色，湖南省地形地貌为东、西、南三面山地围绕，中部丘岗起伏，北部湖泊平原密布优越的地势气候蕴藏了丰富大量的药用植物，蔡光先等主编的《湖南药物志》该书收集药物近5000味，其中植物药2077种，动物药256种，矿物药51种，道地特色药材有玉竹、吴茱萸、湘莲、栀子、白芷等，基本收集了湖南境内全部植物、动物和矿物药，全面系统地整理湖南省的中药资源，总结近40年来湖南本草学的发展情况，突出湖南特色，系统地总结了湖湘名家、名方及流传于民间颇有疗效的单方、验方。葛晓舒等也对湖南中医药单验方收集整理情况进行述评。
4 湖湘民族医药的研究
湖南省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55个，近700万人口，湖南省民族医药资源丰富，省内四大主要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即土家族医学、苗族医学、侗族医学、瑶族医学，是我国民族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至1984年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欧志安引先生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或报道有关湘西苗族医药研究成果。欧志安研究完成的《湘西苗药汇编》，获1981年度湘西科技成果奖，拉开我国苗族医药研究的序幕。此后周卫华探索了湘西苗药治疗妇科病资源。
同时湖南土家族、瑶族、侗族医药研究不断兴起，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建树。田华咏等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特色，医学理论基础，病因病机，诊断与治疗方法，卫生保健和常用的土家族药物，在临床证治上重点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的命名与分类，还编撰了《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选录论文30余篇，包括“湘西土家族医药论述”、“土家族医药发展史略”、“土家医脉学简析”等。在湖南瑶族和侗族医药方面，刘育衡收集整理了湖南流传的瑶族“庞桶药浴”及药浴植物，湖南瑶族传统端午药市调查与比较研究等内容。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通过对湖南省境内侗族聚居地的实地调查，共考证侗药689种，整理医方1420首，辨考病名938种，病症453种。而诸国本则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家族医药和苗族医药的历史、现状做了调查，总结了对当前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科研、开业和职称评审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田华咏编纂的《湖南民族医学史》，共十章，25万字，分别介绍了湖南少数民族概况、南土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民族药资源、湖南省民族医药研究成果和湖南省民族医药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等。
综上所述，湖湘地方医学内容丰富，具有湖湘地域特色。但我们应客观地看到，一方面，就湖湘地方医学自身内容来说，尚未能系统地揭示湖湘地方医学的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从研究湖湘地方医学流派而言，尚未对湖湘地方医学流派的学术经验和诊疗特色进行全面深入地收集整理和研究探讨，因此，我们应不断创新湖湘地方医学流派的内容，探讨湖湘地方医学流派的学术特色和用药特点，促进湖湘医学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向更高层次发展。
中国医学有悠久的传统,而且为人类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及於朝鲜、日本等国家及东南亚地区,近年更逐渐形成西方医学系统以外另一个独立的、现代的医学体系。今後相信东西方的医学会朝着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和互相促进的方向发展,为人类谋求更大的褔祉。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在1930年代已见成绩;而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笔者曾撰写〈中国医学史研究述评〉,载《历史与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再作补充,务求更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着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着,不过基本上限於通论性撰述,专科专题的中医史着作为数甚多,相信遗漏在所不免,这是要请专家学者见谅的。
(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4) Nathan Sivin,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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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入中药学发展历史内容
中药发展历史悠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药早于医”。对于历史而言，只看一点，不免模糊，贯成一线来看，会使学员对中药理论形成、发展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在整个中药学课程教学中，对于本草学发展史的讲解最能体现中药史的内容。在讲解中，要避免平铺直叙，若只管唐宋元明清地下来，仅把本草学著作和本草学家当作与历史相关联的一些符号，这样的教学效果必然不好。如果能举出有说服力的例子，引发思维，自然切入研究本草史的讲解，则会有所裨益。譬如，中药木通是常用的中药，前些年西方大剂量单用减肥，引发了大规模的“马兜铃肾”的问题，西方学者把脏水泼到中医药身上。考察通草、木通的本草发展史，存在一个品种变迁的问题，只有理清这个问题，才能昭彰正确的认识。通草是古今常用的中药之一，通过历代的本草考证，其正品应该是木通科植物木通，由于本草中的混乱，而使通脱木逐渐取而代之称为通草的正品。而原来木通科植物木通，不再称为通草，而专以木通为其名，以马兜铃科植物东北马兜铃入药充作木通入药（即关木通），是不妥当的。如上分析可见，中药品种讲究正品，配伍讲究七情，“马兜铃肾”问题的出现，说白了西方的应用违背了中医学的理论，出了问题，脏水绝不能都泼到中医的身上。只有研究本草史，才能理清来龙去脉，如此切入本草史的讲解，学生印象自然会比较深刻。
2中国传统文学内容的借用
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容是很丰富，涉及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中药学课堂教学中，能够不失时机的借用，会为课堂增色不少。宋代辛弃疾有诗：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盲吾已甚，提防风月费篇章。孤负寻常山简醉，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只甘松竹共凄凉。”当讲到相关中药时，引用之，可以为讲解增色，不仅有助于中药的讲解，也可以加强对传统文学的理解。明代龚庭贤所著的《药性歌括四百味》是文学性和学术性俱佳的作品，如“枳实味苦，消食除痞，破积化痰，冲墙倒壁”，非常形象生动。在授课中，若能“择其善者而引用之”，对于提升教学效果非常有益。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内容的引用，应该讲究引用自然，不耗费过多时间，否则就有可能偏离教学主线。这就要求授课者对多看、多读、多记，到用的时候就能做到信手拈来，为课堂教学增色。
3重要历史人物的启迪意义
中医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应该注重育人的功能，不应仅把课程本身放在“技”的层次。可以结合中医药发展史的讲解，适时引入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启迪教学，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讲到药性理论的发展，以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为例，说明中药知识来自于实践，其获得过程很大程度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古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多多。更有典型意义的是，明代李时珍，毕一生精力撰写本草纲目，对于很多药物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绝不人云亦云，其实践精神尤值倡导。例如李时珍对于穿山甲的辨疑即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李时珍为了弄清穿山甲的生活习性，他长期卧底深山，还亲自捕获穿山甲，“常吐舌诱蚁食之，曾剖其腹，约蚁升许也”。正是依靠这种勇于实践、勤于实践做法，李时珍纠正了先人的许多谬误之处。通过这种讲解，使学员明白课堂上讲解的理论知识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只有实践才出真知。课堂知识只有在临床上多应用、多观察、多体会，理解才能更深，收获才会更多。
古代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从古代流传的“有毒必有药”的说法，充分说明藏族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医疗。人类历史上一切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在人类同大自然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原始的医疗体系，到公元八世纪藏医药学历史名著《四部医典》的出现，标志着藏医药学作为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最终形成。
（二）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
相传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藏区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藏王南日松赞以前，藏族民间就有酥油熔液用于止血，以青稞酒糟治外伤等简易的治疗方法。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创造了藏族文字，尔后该藏王下令从邻国特别是从印度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学及其它方面的经典。其中《药诊大典》《无畏武器》最负盛名，是两部较系统、较完整的医学巨著，现已失传，这两部医学巨著的失传，实为藏医学及藏族文化之一大损失。有关史籍对此有这样的记载；“《药珍大典》是文成公主进藏时带至西藏的。由名叫马哈德瓦和达尔摩高恰所译。《无畏武器》是由印度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内容后合编而成；共有七卷”。（《智者喜宴》1518页和第司桑吉嘉措《藏医史》150页）
公元八世纪赤德祖丹在位时，金成公主入藏带来《月王药诊》，由和尚摩哈衍那和比绕札那译成藏文。有人认为，此书虽从汉地传至藏区，但其内容并非汉族医学。比绕札那是藏族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豁达，开放，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做出不朽功绩。他还和达瓦傲嘎合译原始《四部医典》。
那时藏医广泛的医疗实践活动，为《四部医典》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人体生理、病因机制，诊断施治以及药味性能等诸方面的解释提供了依据，相对充实了藏医药学内容，使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四部医典》经历代名医的修改和补删，渐趋完善。现存的《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目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节译本。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藏族医药学史上的著名藏医学家老宇妥·云丹贡布便是整理编纂《四部医典》的主要成员之一。据有关资料，老字妥诞生于公元729年，族世业医。老宇妥一贯持“自视当知其短，以师必得其长”的严谨治学态度。曾邀请汉地、印度、泥婆罗、克什米尔等国的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同他们进行对医药学理论的广泛而深刻的学术探讨，汇取各家之长，删繁存要。不辞艰辛，本着求实精神，曾赴印度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印度、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并吸收了合理有益的医学思想，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高超的医技和精湛的医理，深得藏王赞普的敬重，被任命为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两朝太医，为当时藏族九大名医之首。还相传曾为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国王治过病，被后人推崇为“医药佛陀重临人间”。卒年125岁。
诞生龄十一世纪的新宇妥·云丹贡布被认为是老宇妥之十三代后裔。他借鉴或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辨析前人之说，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撰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他好学不倦，医术精深，贯通群论，行医惠民，名垂青史。卒年77岁。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对藏医药学的发展功著誉盛。
藏王赤德松赞，非常重视医学之发展，他时常将医生请到王宫内，就座龄辅有九层锦缎的座席上，以示对医学、医生的尊敬，使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藏医药学在他的时代有了空前的发展。
（三）
随着藏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一些医生由于所处环境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不同，积累了不同的实践经验而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到15世纪中期，藏医药学出现了对药物的不同识辨及对《四部医典》的某些理论学说有异见的两大学派，即项瓦（北方派）和赛尔（南方派）。学术争鸣的出现、标志着藏医药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项瓦学派以项瓦·南木杰智藏为代表，他通晓显密宗佛教，尤精藏医。在西夏，印度医学界享有较高声望。晚年应明朝廷之邀赴汉地并任大司徒官职。有《八支集要·如意宝珠》等著作。
赛尔学派以赛喀瓦·娘木尼道吉为代表，娘木尼道吉博览医书，医技亦精，敢龄创新，重视实践，不畏艰险，亲临野外采集各类药物标本，专心应诊和研究药物，广泛开展学术研讨，丰富和发展了藏医本草学的内容，为后来问世的《晶珠本草》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藏医本草学的发展。他著有《医典广注》、《医诊千万舍利》、《本草鉴识》等。其后裔赛喀瓦·罗主杰吾，自幼剃度出家，对医学讲、辨、著无所不精，他继承赛尔学派理论，对藏医药伦理和医史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并对一些错误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和纠正。著有巨著《医典注释·祖嘱》（前部），该书与第司·桑吉嘉措的《兰琉璃》在当代藏医学中占有相当位置，被认为是最权威性的《四部医典》注释本，是广大藏医工作者必修之本。他还根据宇妥手抄本对《四部医典》进行了大量的校改，并动员囊索·牙加巴集资刻了《四部医典》最早刊刻的札唐版。
章迪·华尔旦措悉，十三世纪生於章迪地区。从小笃好医学，善放思考，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深受病人敬仰。曾任元世祖忽比烈国师八思巴之御医。著有《医学大纲》等医学著作八十余本。
公元1653年，在藏族政教史上深具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第司·桑吉嘉措，生放拉萨北部郊区。1679年任第五世达赖喇嘛之第司（摄政王），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务，建树颇丰，对天文、历史、医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并各有专著。他虚心好学，把自己的著作，寄送各地学者，征求意见，力求使作品完善化。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医史概论》、《四部医典注释·兰琉璃》以及医学图谱七十余幅，还校堪整理过《四部医典》等等。另在药王山（拉萨布达拉宫西南）创建藏族第一所藏医经院。
生赞公元十世纪的达尔摩曼热巴·洛桑曲智，从年轻时即跟随第五世达赖和第松·丹增达尔吉等学者学习佛经和医学。后任五世达赖御医，曾为达赖喇嘛行眼科挑拔手术，怡疗老年性白内障成功；并协助第司·桑吉嘉措创办并执教药王山寺医学院，门徒甚多；奉五世达赖之命补充完成了《四部医典注释·祖嘱》后半部的编写工作。还写有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著作。达赖喇嘛也非常器重他，称他是“医药之王”。
迪玛格西·旦增彭措生聆公元十八世纪。自幼习医，精通群说，擅长藏医本草学，在从事多年的医学实践和收集药材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前人医学经验。撰写了《晶珠本草》详细叙述了药物的分类、性味功效，形态描述、药物异名和鉴别方法等，本书收录的药物有二千二百多种，纠正了一些本草学家的错误，为藏医用药、鉴别以及研究藏医药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
藏医学对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大影响，如蒙古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从十三世纪中叶以来，藏族与元朝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藏医药学也随之传播到了蒙古等地区。成书于1835年的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记载：“自蒙古各地盛行佛教后，蒙古大德赴卫藏求学之风盛极一时。在藏求学圆满后，复还蒙古地方讲经修道，弘扬佛法，书贤能圣者甚多。”毫无疑问，这求学讲经自然也包括求藏医药之学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藏医巨著哎四部医典》等大批医书，被蒙古学者咱雅班第达等陆续译成蒙文。从此，出现了不少蒙古族藏医学者及论著。在蒙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虽然吸收了当地医学及其他民族医学之精华并有所创新，但其理论基础仍不出藏医药学的理论范畴，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至今仍为蒙古族医生唯一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乡土文化;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教育;高职高专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0)16-076-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大地,每一方圣土都有着成千上百年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医药文化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自然而然地渗透于每一寸乡土。乡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将乡土文化融入到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之中,有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1中医药高专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
中医药高专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当地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培养专科层次的实用中医药人才[1]。中医药高专院校的多数学生从故乡来,学成后又回到故乡去反哺于故乡。所以,中医药高专教育主要是培养愿意到基层去,能为本土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乡土中医药人才”,简称“下得去、用得上的中医人才”。
2中医药高专应加强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
在高职高专教育强调“以就业为导向,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注重技能培养”的影响下,加上学制短,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交叉教学,生源素质较差等原因,中医药高专院校很少注重给学生喂养优秀传统文化的食粮,易使当代青少年学生错误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产生功利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就业就是一切”指挥棒的指挥下,有些中医药院校更是舍弃了“人文”传统,“把大学降低到市场经济的附属地位,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便做什么,一种产销对路,短、平、快的人才培养模式悄然形成”[2]。
医学是对生命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实践活动,医学科学发展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精神[3],脱离人文关怀谈医学,学生就会成为医学匠人。中医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脱离传统文化谈中医,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中医,也就学不好中医。乡土文化是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酵,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4]。乡土文化的地域范围放大到全中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学习乡土文化入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易于接受。所以,不论课时有多么紧张,不论技能是多么的重要,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对中医药高专来说是必需的。
3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的途径
乡土文化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乡土文化教育列入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教学之始终,分阶段实施是一条有效途径。由于中医药高专教育学制短、课时紧张,乡土文化教育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形式可以灵活安排,可通过开设课程,组建兴趣小组,建立专题网站进行辅导,举办学术讲座、文化节和知识竞赛等多种途径实现。如我校在中医药类各专人才培养方案中列入《三峡文化与三峡中医药》这门课程,纳入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之中,前4个学期均开设,每学期32学时,教师和教学时间不固定,灵活安排,重在营造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生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学。
3.1入学教育普及乡土文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开展乡情教育,强化学生热爱家乡之情。每个学生对家乡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但由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乡土文化教育的缺失,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多数是零碎的片断,不够系统全面;多数是直观的感受,缺少理性的思考。在新生入学前两周,学校结合军事训练的理论教学时间,用4―6个学时向学生讲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未来规划等,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发展历史,强化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如我校地处长江三峡库区,学生入学时就对学生讲长江文化、三峡文化、讲三峡库区沿线城市未来的发展,顿时使学生开拓了视野,对家乡产生了自豪感、认同感。
(2)开展本地中医药历史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医之情。中医药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各个地方乡土文化中富含中医药文化。学校通过系统研究整理后,在新生入学时开展1次本地中医药历史与来来的讲座,安排1―2次参观,如参观学校中医药博物馆、中药园、中医药专业实训室等,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医药在治病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如我校每年均安排中医药类专业新生参观校内富有特色的中医药实训中心、中医文化陈列馆、中药科技馆、生命科学馆、药用植物园,并讲解长江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学生一开始便对中医药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3.2深入探究乡土文化,提高学生职业素质
(1)以典型乡土文化为例,引导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通过对本地的神话传说、民间习俗、知名人物、文化古迹等进行深入剖析,引导学生去思考、发现其中的文化现象,引导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质。如以“长江三峡地区是亚洲人类的发源地”[5]等三峡考古发现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去探究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秘密是什么,引导学生了解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等。又如处于长江边,以“水文化”为切入点,从“大禹治水”、《易经》论水、五行之水、人体之水、自然之水等方面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去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去思考中医、去理解中医。
(2)扎实开展乡土中医药文化研究和教学,提高学生专业素质。中医药高专院校要发挥学校人力、物力优势,对本地区中医药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对老中医学术思想进行总结,并将这些成果应用于教学之中。如我校从2005年开展《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发掘与中医学术经验整理研究》,形成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发展概论、老中医学术经验集成等成果,2009年获得了重庆市万州区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校利用这些成果开发了《三峡中医药》校本特色教材开展教学,并邀请三峡有名的中医药专家到校开展学术讲座,一方面通过介绍名老中医高尚的医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修身养性之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通过传授医家的学术经验,帮助学生提高专业素质。
参考文献
[1] 苏绪林.浅论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方向[J].卫生职业教育,2007,2(23):13.
[2] 仪垂杰.当代大学人文精神的反思与重建[N].光明日报,2006-11-07(6).
[3] 张宗明.高等中医教育应促进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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