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词汇 汉字
近几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开始朝着与汉语各语言要素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由于词汇和文化之间直接密切的联系，与语言要素相结合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论文著作大多集中在词汇教学方面，而汉字教学方面相对较少。本文从词汇、汉字两个方面对语言要素与文化教学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词汇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词汇是一个语言的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反应极为敏感，接受文化的影响也极为充分和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某种语言的词汇就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一个民族的语言中有不少词语负荷了文化意义，缺少该民族的文化体验就会给理解带来障碍，我们称这种词为“文化词语”。因此，在对外汉语文化词语教学中应当注重文化的导入。而这就涉及文化词语的界定和分类问题。
张高翔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一文中从三个方面：相对于词语直观的字面意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的附加性出发对文化词语进行了界定，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特指那些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能直接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具有固定的文化附加意义的词语。”
“文化词语的分类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①，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教师对文化词语进行区别和选取，以及针对性的备课和教学都需要词语分类的支持。孟子敏先生曾根据自己对文化意义的理解，把文化词语分成三大类，即褒义与贬义词、口语与书面语及语言意义转化或消失之后产生文化意义的文化词语。梅立崇先生在《谈文化与词汇教学》②一文中大致将汉文化沉淀丰富，会给留学生的日常交际带来影响的词汇成员分为非等值词（指不同语言中无法对译的词）和不完全等值词（指在不同语言中意义、用法、色彩不完全相同的词）两类，并举例进行了讨论，例如“饺子”、“馒头”、“久仰”、“破釜沉舟”、“看”、“谢谢”等。还指出：“语言中有些词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还渗透着文化内容的内涵义；内涵义包括象征义、联想义、补充义、伴随义、情态义等。例如鸳鸯，因为总是成双成对，所以象征忠贞的爱情和恩爱夫妻。”王国安先生③则把文化词语分为以下五类：表现中国独有的物质文化的词语，如月饼、旗袍；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文化的词语，如禅让、道；反映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词语，如上书、举人；反映中国独特自然地理的词语，如梅雨、乾坤；反映中国独特的风俗、习惯的词语，如重阳、踏青。不过目前国内文化学者多采用文化结构的四层次说，将文化词语分为物态文化词语、制度文化词语、行为文化词语和心态文化词语四类。
如何将文化因素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呢？这至少涉及文化词语的选择、文化词语的讲练方式和文化词语的测试三个方面。
目前，不少国内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都只是通过中英文对译对词语进行解释，忽略了其文化内涵及其所带来的不等值性。不少教师则在课堂上或不谈文化，或根据自己对文化词语的领悟进行区别和教学。这就使得文化词语的教学呈现一种混乱的状态。徐文静在《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从词语项的缺位、词语的概念分类范畴、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习语及习惯表达等四方面对教材中词语的英文注释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了简单对译的不足，需要将文化因素引入并进行改进。该如何改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文化因素一般包括词语的文化成因、观念文化、文化背景知识和句义预设四个方面。④对于如何将文化教学与词汇教学的关系问题，陈光友在《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提出应该注意适度原则。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必定还是语言技能的培养，文化因素的导入只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掌握汉语，而不是削弱语言课的教学。事实上“适度”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词语的选择问题，什么词必须讲，什么词无须多讲。不同的文化词有不同的教学处理方法，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标准对它们进行选择和分类。卢华岩从词语文化内涵、句义预设、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三个方面出发，对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教学对策进行了分别的讨论和研究，但仍缺乏一个量化的分类和分析。我们已经明确文化不是语言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只是辅助语言本体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汉语中的文化词语浩若烟海，如何阶段性地在它们中间进行取舍，并进行分类教学，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重点。陈树峰提出通过隐喻进行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但我认为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同一事物经过隐喻可能得出不同的隐含义。在文化词语教学中，我们需要着重讲解的是隐喻的结果，即该词所隐含的文化义，没必要非把隐喻引入词汇教学不可。另外，陈娟还研究讨论了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⑤新词语是社会生活变迁、民族文化发展对语言词汇系统产生影响的结果，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然而就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来看，新词语的教学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我们应当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改进和推进词语甚至整个语言的教学。而对文化词语的测试，大都侧重于语用功能方面，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揭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我们需要将文化词语的文化隐含义提出来并体现在测试中，使“语言教学与文化导入相得益彰”。⑥
目前对外汉语词汇文化义教学的研究朝着类别化的方向发展。称谓词、植物词、身体部位词、颜色词、数字词生肖动物词等是其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称谓词。中国重人际伦理关系的思想观念造就了汉语中庞大复杂的称谓词体系，丁夏的《称谓与文化――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看汉语称谓词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0卷第4期），周悦娜的《本是同根生――浅析汉语称谓语与中国礼仪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9月），都对称谓词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研究。岳长顺在《“同志”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中更是对“同志”一词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生肖作为中国独特的民俗文化也在汉语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都隐含着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例如中国的“龙”，它是无法用英语的“dragon”来诠释的。赵静在《小议中国的“龙”俄语中“Дракон”――从文化不可译现象谈文化词语的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对龙进行了细致深刻的研究讨论，并强调词汇教学中应当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授。毛海莹更从隐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生肖语言的文化隐含义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引用。
综上，目前文化词汇教学的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文化词汇教学方面的实践性研究成果。我们需要将文化引入词汇教学，但是怎样引入，哪些词在什么阶段引入，怎么引入，这些都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而且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强调需要把文化引入到词汇教学，但事实上国内的教材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生词表上的注释一般都采用对译的方法，而且往往是一对一的翻译，这样会使留学生形成外语和母语的词汇之间一种一对一的错觉”，⑦这对外语学习是非常不利的。
二、汉字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财富。只停留在读音、写法及意义上的汉字教学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丧失学习汉语的乐趣。我们必须将汉文化的传播与汉字教学结合起来。以下三篇关于汉字文化教学的文章都主张汉字教学中必须融入文化教学。
赵宁在《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一文中举例讨论了如何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汉字教学。例如“册”字，“形如一根绳子将几片竹子穿在一起，这就是古代‘书’的形象”。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人使用竹木作为书写材料。文中还提出：“结合文化因素讲解汉字时应该遵循‘适度、适量、适当’的原则。”尽管文中给出了“三适”的定义，但是怎样才算是适度、适量、适当，仍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哪些字需要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教学，哪些文化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都需要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讨论和分析。哪些文化内容符合现阶段学生的语言水平，更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研究讨论。
朴兴诛在《对韩汉字文化教学》一文中提出：“从汉字入手教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教汉字，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并举“姓”、“氏”、“婚”、“娶”、“墓”、“葬”字说明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内容。但是文章没有谈及如何将在汉字分析中知道的文化内容导入到汉字教学中，这些都需要对外汉语教学一线老师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
余志鸿在《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评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谜〉》一文中从另一个角度，即汉字的认知功能出发研究讨论了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汉字不仅仅反映汉语言文化，更能动地作用于汉语言文化。汉字的认知功能还体现在分类和抽象上。“汉字的部首和偏旁基本上反映了汉人划分世界的几个基本大类”，例如人类（包括人体、动作、情感、心理等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习汉字是在认识汉民族的世界。而部首和偏旁本身就是一个“类”，是抽象的结果。例如，“机”字，最早指织布的木质机械，后来抽象排除了“织布”“木质”等义项，开始形成一个范畴，“泛指一切机械而成为了准后缀”。这给解决汉字教学瓶颈问题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文中还分析了安子介先生为解决外国人学汉字难的问题而提出的“部首切除法”，指出：“这个想法固然大胆，但实行起来显然会有问题。”
学者们都认同“必须将汉字教学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这个观点，但对于如何将文化因素导入汉字教学实践、将哪些文化内容导入汉字教学则需要更多的讨论和研究，以有效地将汉语和汉文化推向世界。
注释：
①⑥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②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③王国安.论汉语文化词和文化意义.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96.
④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⑤⑦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参考文献：
［1］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2］赵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7，3.
［3］石瑛.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衔接.文学教育，2007，9.
［4］赵忠江.对外汉语“词的文化义”教学几个基本问题解析.理论界，2010，4.
［5］陈光友.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9，12.
［6］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7］徐文静.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2，6.
［8］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9］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10］陈树峰.隐喻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考试周刊，2007，26.
［11］赵宁.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语言教学研究，2009，9.
【关键词】教育技术;汉字;汉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7―0085―03
一 引言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教育技术飞速发展的30年,不管是理论上和应用上的研究,还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在教育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就包括汉字教学。汉字素有中国文化“化石”之称。汉字教学,作为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从建国初始的“扫盲”到今天把汉字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汉字教学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而在今天这个以计算机输入为主的时代,汉字学习却被很多人轻视,更有人倡导汉字拼音化。殊不知,汉字中蕴含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字教学不仅仅是“写字认字”,更重要的其实是传递汉文化。
二 儿童识字教学与对外汉字教学的区别
同为汉字教学,本文将我国儿童的识字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汉字教学分开论述,其原因在于二者有本质的不同。第一,学习者的汉语口语水平不同。接受正规小学语文教学的学龄儿童,汉语口语已经相当流利了;而接受外语教学的成年人,不仅不认识汉字,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说汉语,他们的汉语口语和汉字都是“零起点”。第二,学习者的识字目的不同。语文学习者的识字目的是要将口语中会说的、听得懂意思的词语与书写形式建立起联系,主要是为了阅读和写作;而语言学习者的识字目的是要建立起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联系。第三,学习者的汉字原始积累不同。最初的语文学习者都有一定程度的汉字原始积累,至少知道汉字是方块字,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一个字是会在不同的词汇中出现的。而最初的语言学习者的汉字原始积累为零,甚至把汉字看成一幅图画。第四,学习动机不同。我国儿童知道他们学习汉字是必需的。而外国人学习汉语一般出于兴趣,工作学习需要,他们完全可以有其它的选择。也就是说,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即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三 教育技术应用于我国儿童的识字教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始,“扫盲”刻不容缓,需要高效的识字教学方法,通过艰苦的探索至今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倡导借助教具和多媒体技术识字的方法。
自1988年以来,香港大学实施现龙计划,开展了多项计算机辅助中文教学的研究。自1995年起开发《汉字学习系统》,其中的《童歌字趣》、《小兔子找食物》、《汉字资料库》、《文字由来字卡》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所协助制作的《文字国》均已完成,供各个小学辅助教学之用。在2001年邀请香港十八所小学参与现龙第二代计划,现龙系列的字词库和软件都放在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上,供老师和学生使用。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网上的学习社区,推动教育资源共享的文化,改进汉语字词的教学模式。
1991年,上海市实验学校引进“智能双拼编码”以后创造的一种新型的识字教学方法――“双脑识字教学法”。即借助电脑技术,开发人脑潜能,采用电脑、双拼、识字同步学习的识字教学法。学生从学习的开始,便将学习双拼码,认字和打电脑结合在一起。学生在认读字、词、句的过程中巩固双拼字母的拼读,在进行文字输入的过程中复习了所认读的生字,三项学习任务相辅相成。使一年级学生大量识字,提前阅读。
香港大学谢锡金、祈永华和罗陆慧英多年一直研究多媒体电脑辅助识字。在1994年的小学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上首先介绍通过电脑软件的设计,帮助学前教育至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学习汉字,从而形成了“多媒体识字教学法”。利用电脑动画把汉字的书写和图像联系起来,有效地促使学生感知汉字的组合结构,记忆汉字的书写方法,理解字与字之间的意义关系,养成学生自觉识字能力。多媒体电脑辅助识字教学比传统的手写练习可提供更有效的学习经验,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建立与汉字相关的知识库。电脑的互动图像具有灵活表现汉字部件的能力,引导学习者注意汉字的不同部件。通过丰富并且多元化的活动,让学生在读、说、听、写中,理解汉字部件的意义和作用,创造性地学习新字。
1994年,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立项、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领导,由何克抗教授、李克东教授等牵头组织了“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模式改革试验课题。这种模式把小学语文的识字、阅读、作文教学与计算机教育整合在一起,做到“识字教学、阅读理解、作文训练、计算机应用”四结合。其中的“四结合识字法”,把小学语文的识字教学、查用字典、汉字编程和汉字打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做到“识字、查字、编码、打字”四结合,使学生不仅能通过识字教学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技能,还能反过来通过“四结合”激发学生兴趣,加深对汉字间架结构、笔画、笔顺、读音和字义的理解。该项目历经近10年,初步建构起全新的识字、阅读和作文教学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第一次由我国教育技术专家研究提出的识字方法。
语文教学界一直倡导教汉字应该遵循汉字本身的规律,重视汉字的文化内涵,2004年,西南大学涂涛教授的研究正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探索了多媒体字源识字法,其核心是文化溯源,多媒体触发,即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图文声画并茂、生动丰富的情景(原始图片),将抽象的汉字还原、融入古人造字时的形象的原生语境中,再利用动画技术将历时长久、形体变异的汉字演进(原始图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过程实时连续的展现出来。在这样的动态环境中,学生既可以听到字音又可以看到字形,更可领会字的本意,从而自主、自然的建立起汉字音、形、义三者之间的联系,感染了汉字文化,牢记了汉字。这种方法集趣味性和直观性为一身,挖掘汉字的文化基因,充分发挥汉字的文化功能。
我国儿童的识字教学由于其历史性、重要性、普遍性,受到的关注比较多,已有的研究比较丰富。相对而言,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渐渐浮出水面,受到关注,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并不多。
四 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应用
迄今已经召开了九届世界汉语教学研讨会,前八届中有35篇关于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文章,涉及到了计算机处理汉语、音视频、网络课堂教学和交互式多媒体几方面的应用,介绍了一些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原则,多媒体教材的编写方法,设计思想等,但是理论论述的文章居多,实践研究报告很少。
关于汉字教学软件的应用探索,早在1988年,计算机尚不普及的时候,首都师范大学的刘庆俄教授研制了大量汉字教学软件,其中《汉字形体的演变》软件中,录入几十幅古文字图片和近代书法家作品的拓片。但是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只有图文的展示。八年之后北京语言大学的郑艳群教授的《多媒体汉字教学字典》运用多媒体技术直观形象的展示了汉字的形、音、义,它解决了自学汉字所遇到的困难,弥补了课堂教学的许多不足。郑艳群教授还编著《汉语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一书,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教学经验,详尽阐述了多媒体课件设计制作的相关知识,其中专门有一节介绍多媒体汉字教学的教学内容和目标以及常用形式及特点。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教学软件开发已经运用到教育的各个学科,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中央广播大学研发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汉语汉字教学软件。例如“一日一字”这个软件就是为有一点英语基础,无论成人、孩子设计的认识汉字的软件,它清晰的显示汉字书写,把汉字学习与中国文化和生活有机结合。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汉字书写,图文结合,提供可以随时提取的读音、笔画、部件解析,制作情景动画或短片,从而打造多感官触发的教学环境是主要的应用方式。但是教育技术的应用岂能止步于此?
儿童识字教学的经验自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但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教育环境的外国学习者学习汉字的困难比中国儿童识字的困难大得多。其它的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也可以借鉴,然而,汉字表意的特点与表音的拼音文字截然不同,更别说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教学者如果不摸索自成体系的教学方法难以提高教学效果。
日前,笔者在Surveymonkey上面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美国大学生对中文的认识,当问及“当你想到汉字的时候首先在你的头脑中冒出的词是什么”,58份问卷中最多的答案是“困难”、“复杂”,还有答“潦草的图画”、“古老”,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中文发音如“nihao”、“xiexie”。作者最期许的答案“有趣”只有3个回答。
汉字数量多,固然不好学,但是,现有的教学方法、教学材料甚至是教学思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五 教育技术关注对外汉字教学的必要性
对外汉语教学的中教育技术的应用还需要好好挖掘。正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赵勇教授所说提出的,现今的教学媒体应该由纸质的向多媒体、网络、信息技术转变,简立网络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应该去创新学习模式。海外的学生,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普遍计算机能力比较强,比较习惯多媒体教学材料,网络化的学习环境,倡导泛在学习,传统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是难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的。
我国教育技术需要更丰富的文化来充实理论根基。我国教育技术一路走来,在曲折中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可以说现在还在迷雾森林中探索。长期以来,我们都借鉴美国的研究,总是不断的在追求新的技术,新理论,却很少低下头审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根基。教育技术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7]《电化教育研究》作为代表中国教育技术界学术前沿的刊物,增加了对教育技术史和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栏目,以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先哲的教育技术思想。其实汉字、汉语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可谓深不见底,我们不能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将从外面学来的技术和理论强加到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打造一个“欧美式的汉语学习环境”。传播汉字,传播汉语,归根结底传播的是汉文化。作为理工科出身的教育技术工作者来说,在这样的研究活动中必定能扎实自己的中国文化根基。
六 展望
实践证明: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非常大。汉字一直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于学生于老师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教育技术一直以解决教学问题,提高学习绩效为己任,擅长以心理学、教育学为基石,以技术性的视角,去改善学习过程,寻求提高汉字教学效果的途径。与此同时,我国教育技术正需要积极主动的走出国门,将有文化底蕴,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展示给世界。
参考文献
[1] 胡双宝.汉字的文化蕴含与汉字教学[J].中国语文建设通讯,1998,(55).
[2] 涂涛.天地化生――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 谢锡金,祈永华,罗陆慧英.多媒体电脑辅助学习汉字的理论与设计[A].首届小学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1994.
[4] 郑艳群.计算机技术与对外汉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5] 仲哲明.现代教育技术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改革[A].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世界图文出版公司, 1999.
关键词：汉字；简化；综述
汉字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在传承汉文化方面发挥着巨大功绩。汉字简化现象也一直是汉字发展的一个趋势。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汉字简化更得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然而对于汉字简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争论非常激烈。
一、汉字简化的功绩
1.汉字简化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汉字的缺点主要是笔画多，书写速度慢，不少字结构繁杂，难写难认。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需要尽快的学习和掌握汉字，进而最快最好的去猎取知识、传递信息。简化汉字是为了便于人民群众学习和使用，更好地发挥文字的交际工具作用。汉字简化的显著优点是笔画少、结构简、字形清晰、分辨明快，比繁体字好学、好认、好写。有人曾做过统计，发现在书写速度、认知难度等方面，简化字均明显优于繁体字，这样就能很好的满足人们普遍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需求。
2.汉字简化利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利于教育普及，推动全民素质提高
简化字减少了笔画，减少了通用汉字的总数。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小学教师们说，简化字有“三好”，即“好教”“好认”“好写”。教孩子识字，要分清笔画和结构。笔画少、结构简单，好教。“好认”：简化字比繁体字好认，因为眉目清楚。分辨明快。“好写”：笔画少，写来方便，这对小学生是很重要的。人们识字能力提升了，也就能更好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而提升全民素质。
3.从文字学角度看，有很多简体字在表意表音作用上显然优于繁体字
汉字在表音表意方面有着显著特点更利于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和掌握。有些汉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之后，使人们对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繁体的“\”的意义显然没有简体的“众”好理解。
4.规范的简化字利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并且已经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人来说，字形繁复的繁体字简直就是“天书”，而现行的规范汉字大大降低了学习汉字的难度。另外，我国规范的汉字简化字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例如，联合国文件中的中文文本和西方国家出版的中文印刷品都采用标准的简化字；新加坡、泰国等国已明文规定使用我国公布的简化字。
二、汉字简化的弊端
汉字简化的功绩虽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1.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学习者的负担。一批汉字简化之后，成为法定的规范汉字，但原来的繁体字有时还要使用，无法废止，这就增加了汉字的数量。
2.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字分辨率的降低。有些字简化的不太合适，造成认读和书写的某些困难。有些简化字容易跟相近形体的字混淆。比如“风”“凤”不分，“阴”“阳”难辨。
3.汉字简化过程中有一个简化字代表两个甚至三个意义并不相关的繁体字的现象，这样影响字的别词功能，造成了意义混淆。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皇俊”(皇后)之类的文字错误。
4.汉字文字系统本身的破坏，造成一些字缺乏理据性。如，“车”的繁体字更容易使人联想到车的样子，而简体的“车”很难想象车的样子。
三、汉字简化的争论问题
随着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深入和发展，汉字简化问题的优点与弊端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但在下面几个方面争论仍然比较激烈。
1.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
一部分人主张以简化字代替繁体字，因为简化字已经在国际社会上确立了一定的地位，并且它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而对繁简并用，识繁写简，苏培成《关于简化汉字几个有争论的问题》说：“自然要增加学习负担，而且很容易造成繁简混用。”另一部分人认为繁体字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客观历史的结果，不能废除。繁体字更有利于大陆与海内外进行交流，它比简化字优美，更易表达情感，更具欣赏性和艺术性。
2.汉字简化与文化继承发展问题
一些人认为汉字简化破坏了传统文化，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继承。繁体字记录了我们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如果不认识繁体字，文化和知识就无法继承和发扬。另一些人认为简化并没有破坏传统文化，不会阻碍文化遗产的继承。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中论述：春秋时期的《论语》《孟子》等书用篆书抄写，汉代以后改为隶书和楷书，字体大变、字形大简，无人说汉代破坏了传统文化。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同“隶变”相比，也只是小小的变化，并不能说它破坏了传统文化。还有，有人认为我们对繁体字的出版物改成了简化字本，以现代字体重印古书、以现代语言解释古文，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此外，中国大陆重视传承传统文化，广大教师和语言文字工作者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大量古籍得到重印和新印，主要是繁体字本。因而，现实证明古代的汉字仍然有很多人认识和研究并不断发展深入，它并没有因为简化字而破坏。
3.汉字简化与汉字规范化的关系
一部分人认为简化字阻碍了汉字规范化的进程，使人们形成了汉字越简化越好的观点，忽视了汉字的规范化，进而造成了社会用字混乱的局面。一部分人认为汉字简化可以促进汉字规范化。高更生在《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中持这种观点，认为简化利于更好地掌握汉字，进而有利于规范化的确立。
四、汉字简化的原则问题
在汉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的公布和实施获得了成功，初步确立了以简化字作为现代汉字的规范。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因其简化力度过大，论证不够充分，宣传不够得力，在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仓促公布，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指责之声盖过了溢美之词。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日益丰富，汉字日渐增多，使用汉字的机会增多，人们势必就会要求简便，汉字势必会朝着更加便捷的方向简化。不能因为二简字的废止，就认为汉字的简化已走到尽头。但是在汉字简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总结一简的经验，吸取二简的教训，根据“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遵从群众的习惯。在汉字简化的实践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保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让汉字朝着便捷有序又不失其丰富内涵的方向发展。
汉字简化存在的一些优点与弊端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识，它们需要用现实生活进行考验，我们也要随时关注它的发展。对于汉字简化方面具有争论的问题，更是以后我们对于简化汉字仍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进而来推动文字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章太，《论汉字简化》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2]傅永和，《汉字简化五十年回顾》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
[3]高更生，《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语文建设，1991年，第1期
[4]史有为，《汉字简化的价值评估》语文建设。1991年，第3期
[5]苏培成，《关于简化汉字几个有争论的问题――纪念《汉字简化方>公布35周年》语文研究，1991年，第1期
摘 要：将字理识字教学法运用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是一个新的话题，本文着重于探讨字理识字对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影响，从利弊两方面出发，列举详细的实例论证字理识字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优缺点，并依据此提出运用字理识字的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字理识字、利弊
一、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和字理识字教学法
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朱骏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①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汉字教学是一个以外国学生为教学对象，以汉字为教学内容，运用一定的教学方法，让以学习汉字为目的学习者能准确认读汉字，掌握汉字的音形义的教学活动。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一直存在诸多难题。从汉字本身的特点来看，汉字有着构造复杂，符号繁多，每一个汉字具有多层次的分析性和高度的综合性，承载的信息量大的特点，并且不同于很多学习者的母语，汉字的书写是基于二维空间的。②对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来说，尤其是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外国学习者而言，在认识并且适应基于二维空间汉字的同时，既要注意字形本身的结构关系，又要建立字形与字音、字义三者的联系，是非常困难的。对外汉语汉字教学道路之所以崎岖，就在于识记汉字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因此寻找有效的方法或途径帮助学习者学习汉字一直是诸多专家学者和教师致力于解决的难题。
在众多对汉字教学的方法探索理论成果中，以字理识字教学法为代表的汉字理据性教学方法尤为突出。所谓字理识字，即根据汉字的构形理据和汉字的组构规律，从汉字形与义和音的关系着手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它注重借助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理论的分析来突破汉字教学这个难关。③
二、字理识字教学法的优势
（一）有效识记
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方块状的汉字与其说像文字，更像一幅画，但是不同于一幅普通的“画”，这幅“画”有偏旁，有部首，有笔顺，有结构，多一点少一捺都不成其为正确的字，识.记的难度可以想象。而字理识字教学法所展示的远非一个个单独的字，而是在众多汉字下潜藏的规律。这种识记的功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联系字形与字义，二是联系字形与字音。字形与字义的联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教授象形字的时候，象形字如“日、火、山、月”等本身在造字之初就字形就与字义紧密联系，除了象形字以外也有很多联系：指事字如“甘”，口中有东西的滋味；形声字“梅、柳、桃、梨、杨”等等都与“木”有关，表示树或木本植物的概念。字形与字音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形声字上，比如由“章”类推出的“彰、樟、嶂、瘴、蟑”等一系列字的读音。不论是字形与字义的联系，还是字形与字音的联系，都有效的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使学生能举一反三，更好地识记汉子的字形字义字音，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二）分析避错
汉字统共不过二十八种笔画，却组成了不计其数的汉字，所以在学习汉字之初，外国学生们写错汉字非常正常，但是无论分析哪一个学生的错误，都不难发现偏误，比如说一个留学生写“衤”少写一点写成“礻”，那么在写所有以衣字部为偏旁的字时都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极有可能形成偏误，在普通纠错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死记硬背也不可行的时候，运用字理分析可以有效的解决问题。“礻”是“示”的左偏旁变形，“示”字甲骨文作“T”，像祭台，神案形，所以以“礻”为偏旁的字多与祭祀、鬼神等概念相关，如“祈、福、神、祝”等等；而“衤”是“衣”的左偏旁变形，“衤”字旁的字都与衣服有关，如“袖、衫、裤、袜”等。同样的理论可以践行在“冖”和“宀”等一系列相似偏旁上，这样有利于深化学生对汉字的认识，掌握汉字规律，从根源避免写错字的发生。
（三）文化吸引
汉字是吸引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原因之一，外国学生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学习汉语，多少都有对汉文化的向往，而汉字的教授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展示窗口，与其让枯燥的讲述和机械的联系磨灭学生的兴趣，不如联系文化内容让汉字的学习生动起来。例如“家”字，上面的“宀”是房屋的意思，下面的“豕”指猪，就是有房屋养猪称其为家。这一类还有很多字“孝、智、模、能、歪”等等，都可在教学中充分展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汉字乃至汉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三、字理识字教学法的局限
（一）规律多变化
字理识字教学法最大的优势在于摒弃了字本位的教学，将有共同特征的字归聚起来形成有章可循的规律教学，但是这个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最大的局限所在：在造字之初或许可以说每个汉字都是有章可循的，但是汉字同汉民族的历史一起经历了数千年的变迁，经过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楷书等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改变了无数汉字的字形甚至字义，后展出的行书、草书等虽没有大规模的改变汉字字形，但也影响了一部分的汉字字形，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对于汉字字形来说无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巨变，汉字的简化方便了汉字书写的同时也打破了很多汉字的规律，例如“隹”部，原意表短尾鸟，与这个义项相关的汉字如“雕、雉、雞”等，但是汉字简化后“雞”写作“鸡”，不在有“隹”部，同时汉字的发展使“隹”部衍生出更多的义项，如“高、尖、精”等意思，在“售”字里，“隹”表意“高”；在“淮”字里，“隹”表意“精”；在“锥”字里，“隹”表意“尖”；在“唯”字里，“隹”表意“焦点”或“聚焦”。不难看出发展与简化这个过程使得讲解这些字的时候不可能将它们划归“隹”部来统一讲解，而这样的例子在汉字中比比皆是，不仅存在字形字义中，同样存在字音中。如“戋”部构成的汉字，“贱、钱、笺、浅、线”等字义都有“细微，小”的含义，字音中韵母多是“ian”，但也有例外如“栈、刬、盏”等。不论是字形字义还是字音，规律的多变和不确定性使得字理识字教学法难以广而推之，只能局限于部分汉字。
（二）教学起点高
字理识字教学法的教学起点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认知能力要求高，即适用的学生年龄层要高。字理识字是一个对逻辑思维有要求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有归纳总结类推联想等思维模式，所以对于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包括智力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低学龄学生都不适用；第二是对学生已掌握汉字的水平要求高，就如想要讲解“戋”部构成的汉字都含有“细微”含义时，至少要求学生已经掌握“戋”部构成的几个汉字，否则学生很难较好地理解，也无法类推学习其他“戋”部汉字含义，字理识字就失去了意义。
（三）文化的复杂
汉字与汉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六书”理论自然也一样，汉文化悠久博大涉及甚广，这对字理识字教学法的实际运用有所羁绊。例如“夫”字，是“大”字上加一画，这一画是指事符号，指插在人发髻上的簪子，故一画上边出头儿，表发髻。古代男子幼童时结双角，二十岁前少年时期披发，称垂髫，二十岁成年时则挽发别髻固定发型，再加冠以示成年。故“夫”本义为成年男子，后引申为女子的配偶，以及从事某项劳动的人。以上对“夫”字的理论阐述让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来教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并不恰当，且不论学生很难理解涉及历史文化的加冠这个过程，要具体的解释起来颇费时间和精力，如果一一摊开来讲的讲述将是一个无底洞。所以文化的错综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字理识字的发挥，是字理识字教学法只能择时择字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字理识字教学法的运用
字理识字教学法有它显著的优点，也存在局限，在实际教学中能否发挥其优势，全看教师的运用是否得当。
（一）正确地看待
字理识字教学法归根结底只是一种被证实有效，长期效果尚待考查的汉字教学手段，并不是万能的狗皮膏药，有的看法认为字理识字可以将识字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并举出如下例子“外国人只要近距离接触中国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中国人喜欢‘三’这个数字，老子早就说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汉民族的文化中，‘三’就代表一切，表示‘多’的意思。其实，我们只要看看汉字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三人为‘众’，三木为‘森’，三水为‘淼’，三石为‘磊’，三火为‘焱’、三日为‘晶’、三金为‘鑫’等。分析理解了这些字的字形和构成，我想外国学习者对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习俗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了，他们会很快地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去的。”④且不说“品”字结构的字由来是否如是说，这种联系大有将文字和文化生拉硬扣的趋势，而且这样讲解让外国学生理解“品”字结构的效果如何很难说，倒有可能把简单化复杂，使学生更糊涂。所以字理识字需要择时择字的使用，与文化的联系也很注重度的把握，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地探索。
（二）避免过度推移
字理识字教学法在国内小学的汉字教学运用中也颇有成效，但是在这些年的实际教学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字理的过度推移，例如将“告”字解释为：“一口咬掉牛尾巴”；（“告”一般认为是牛鸣，牛口会意。）“办”字被释为：“办事要用力累得汗直流”，认为办外的两点如汗珠；（“办”是辦的简化，力外的两点由两个辛字的合体字简化而来）。这些联想、拆分均属不依字理的创造性活动。以上教法或许可以让学生较快地记住字形，但对字义的理解却进入了误区。而在汉字教学中，如果不懂汉字的意义，只是认识形体，这就只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跟认字完全不是一回事。汉字必须是以自己的字形关联了语音、语义才能称为‘文字’，才有价值。完整的识字过程，是把汉字的形体和词语的音义全面联系起来，也就是把口语词转化为书面语词的过程。这种不合程序的识字操作，教一些不合规范的识字内容学生也许能记住那些“半识字”的形体，如此造成的后果就更令人担忧。因为这会给后续的教学带来危害，当学生以后的教学内容与以前的歪曲联想发生冲突时，定会产生混乱，如果无法判断或准确表述联想的前后差异，那些不合字理的识字内容无形中将会打乱正确的识字教学，对正确的识字教学带来严重的干扰。
五、小结
字理识字教学法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早已运用于国内小学的识字教学中，但是将它引入对外汉语教学确并不久，在证实它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形声字教学中确有成效的基础上，它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困扰着每一个教学工作者，要让字理识字教学法与对外汉语这门综合性学科融合，让它适用于第二语言教学，同时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还有很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无数对外汉语教师和学者的不懈努力。（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亚川.六书说，简体字与汉字教学[J].语文现代化，1992年第3期
[2] 何其昌，何顺超.六书理论在汉语汉字教学中的作用[J].河套大学学报，2010年9月
[3] 贾国均.字理识字教学法[J].中国教育，1996年第3期
[4] 刘斌.浅谈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汉字教学[J]，云南电大学报，2008年第4期
[5] 刘振平.汉字字形文化研究与对外汉字教学[J]，天中学刊，2008年第6期
注解：
① 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
② 浅谈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刘斌，2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六书”是识字教育，汉代郑众说，“六书”即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1］。它是周代小学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2］。这说明，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
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
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俗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
封建时代宫廷和上层文化对汉字的崇尚，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通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爬梳，对汉字学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使识字、写字、正字、解字、读字都回到了《说文解字》的标准，他们站在学术的高度，使传统的汉字观得到又一次的巩固。
二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 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5］，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6］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炳麟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著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这种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三点：
（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
（二）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因此，汉字是不能废除的。
（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
以上三点，第一点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的共识，后两点在当时不但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而且继续引发了新的论争。
三
如果说，吴稚晖等人关于取消汉语汉字的激烈言论在当时尚未发生很大影响，那么，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主张便不容忽视了。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简化字的推行。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案通过并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也有人撰文赞成简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选定了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尽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汉字，甚至激烈到要“废除汉字”，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是有本质不同的：
首先，这时的汉字改革，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之苦，他以为，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鲁迅也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9］，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这时的汉字改革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这时的汉字改革，从宏观的理论上虽少有缜密的讨论，但却有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从黎锦熙提出用“词类连书”（即多音词连写）来解决多音字问题，赵元任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设计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说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用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来为教育的普及、汉字的改革，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呼声很高、态度激烈、进程迅猛，但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使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是鲜明地喊出“打倒汉字”口号的钱玄同，也在《汉字革命》中说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提出了10项筹备事项和5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瞿秋白更是认识到，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间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玄同的老师章炳麟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汉字。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两种爱国动机相同而主张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无疑问，汉字在历史上是为书写文言而发展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上言文脱节的现象是畸形的。它有利于文化的垄断，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以及“语文大众化”这两个重要主张，正是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与垄断文化沆瀣一气的复古思潮所造成的汉字繁难现象，必然会与之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钱玄同的学生梁容若在追悼钱氏的诗中说：“离经畔道为苍生，实大声宏有定评，我侍康成余六载，粗知矫枉即衡平。”［11］这便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汉字的论争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吴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运动方向的正确和取得的成绩外，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关门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是宗派主义。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国语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汉字，如简体字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第三是主观主义。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另一种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人脑筋中生活有长久的习惯，而且还有表意文字的长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废弃，短时期就能改变习惯的”［12］。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回味吴玉章同志的这段话，应当认为，他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而扎实、客观而冷静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四
回顾20世纪初期汉字问题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也就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从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紧紧地相衔接，时间仅隔五年。建国以来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大大有利于规范的统一和推行。也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所以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认真吸取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就难免考虑不周，造成业务上技术上的失误，影响推行的效果。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设制汉字简化方案时，一些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在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的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2］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字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13］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具体业务部门机械执行个别政府领导人关于“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大部分来自草书楷化。例如：“头”——单独用是“頭”，在“实”下对应“贯”，与“乛”合成“买”，使部件的结构功能产生混淆；“爱”与“庆”——都去掉了义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据；“东”与“东”——区别度过小，很难分辨；“专”、“韦”、“书”——不适合印刷体，也不便记忆、书写；……等等。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文字问题在它自己的科学规律，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做得恰到好处的。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微观的技术问题一定要经过专家和群众的充分讨论。吴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几十年来许多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不完善，还要许多人来研究改进。事隔半个世纪，他的这些话，在50年代甚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符合科学的、客观的规律，才能使汉字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
（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
（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
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
五
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作用产生疑问，许多人为改革汉字、寻找与新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形式艰苦抗争、努力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很多真心拥护普及教育，对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与崇敬，并真心关注汉字命运的人，日益认识到，不弄清汉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不对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做出符合事实的探讨，不真正明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从汉字的规律出发找到一条整理和规范它的科学途径，我们不但很难回答在前两次论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难以使现时代的汉字应用——教学、信息处理和管理规范——走上科学的轨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字问题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转变：如果说，在上两次论争中，人们的思考还是偏重于政治的和社会的；那么，在20世纪跨向21世纪的新时期，关于汉字的思考实际上更偏重于科学的和本体的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坚持唯物辩证的文字观，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认为，90年代的汉字研究，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固有的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它造成了“小学”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立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个别利用金钱浸入学术环境贩卖伪科学、打着“复兴汉字”的旗号侈谈“维护汉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他们或者将二者的关系割裂，提出把“口语词”和“书语词”分开；或者将二者混淆，做出“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的荒谬判断，这些都是对讨论汉字本体问题的一种干扰。
（二）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专书，但是，后来的小学家们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体与意义的考证，而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汉字本体研究的障碍。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它们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能清楚，汉字的改革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使用的汉字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字形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内部。从群体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普通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避免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弛。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为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可能是自发的，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当然，在把握汉字发展的脉络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汉字既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要想使汉字呈现出有序的系统状态，既要重视人为的规整，又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才能有对汉字成功的规范，也才能不断调整和改进汉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有利于未来。
六
前面讲过，要使汉字的规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必须加深对汉字本体的科学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规律。例如汉字简化是解决汉字繁难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公布的简化方案在实用中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简体，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带来问题，在信息处理采用形码的部件切分中，也带来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在选择个别字的简化方式时，仅注意了个体字符笔画的减少，忽略了整体系统部件的规整。
汉字的构形是具有系统性的，简化确实是个体字形优选的重要条件，但它必须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简化，才能使汉字真正便于各方面的应用。汉字在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是否呈系统状态？这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中，这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传统的文献文字学，是以《说文》学为中心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对当时汉字人为规范的前提下描写小篆构形系统的专书。如果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对《说文》小篆进一步加以描写［14］，汉字构形系统的实际存在便更为清晰了：
（一）《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由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再经过认同和归纳，可以得出367个基础构形元素，我们称之为“形位”。其中314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形位；53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形位。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构字功能，是构成汉字、表现汉字造字意图的最小的功能客体。
（二）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或只有一个形位，或可拆分出一个以上的形位。而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形位数不断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系统性的重要根据。
（三）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六类：全功能零合成，形义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此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现将各种模式举例如下：（附图略）
（四）这六种模式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示音标志，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许慎正是因为把握了周秦时代汉字的发展规律，才对当时的汉字，做出了成功的规范。汉字在隶书和楷书阶段的发展，受到《说文》小篆极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为的规范，又体现了汉字的自身规律。
七
一个经过人为规整的封闭系统的汉字可以把握，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说文》这样精密的整理和科学的优选。那些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破坏的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这个问题对当代汉字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以西汉隶书为例［15］，来说明即使是开放系统的汉字字符群同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间书写的文本文字中，存在着同功能汉字的多种字样，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三种性质的归纳：
（一）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结构、功能相同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附图略）
（三）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附图略）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中，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经过字符的归纳和标准字符的确定，整个字符群的结构分析便呈现出如小篆一样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立足于系统的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体字符进行优选，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汉字简化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毛病。而这一目标，唯有冷静的科学研究，细致的对汉字本体进行处理，方能达到。
八
在决定汉字命运的时候，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在80—90年代关于汉字的争论中，汉字构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这些问题，都要在探讨汉字构形演变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而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16］：
（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而且，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包含上述377个形位的甲骨文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义音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所没有的会形合成字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构件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也就是说，在构形中，字符与语言的固定结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不到。可见，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式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汉代碑刻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一）隶书的八分书——以至更后的楷书正字——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
（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粘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构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义音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粘合后，“便”、“苏”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
经过比较而看到的汉字构形历史告诉我们，汉字字符本体仍缺乏准确的表音机制，性质仍属表意文字，即使再规整简化，在信息处理上，也不会比拼音文字更简便。但是，它的义音化既有利于构件的总体简化，又有利于字形的个体简化。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内在机制使其更为好学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在初等教育实施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延续，更有利于在适应当代、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照顾到历史的继承与文化的衔接。
前面说过，汉字作为经过数千年发展的表意文字，的确有它繁难而不适应当代的一面，为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对它简化，为它制定标意符号，以至对它的彻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不顾汉字历史和现状的实际状况，硬说它“比拼音文字还有利于信息处理”，“非常易学并能开发智能”，还断言这种繁难的汉字“将会成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这些说法来否定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有意的哗众取宠，这是我们无法赞同的。但是，在对汉字命运做出这样与那样的决定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现时，汉字还是我们必须使用和面对的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在使用好汉字的同时来思考对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应当也必须求助于历史启示和科学的帮助。加强科学的汉字学的研究，将会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将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完成后，汉字构形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当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这些共识将有助于我们为汉字的命运做出慎重的抉择。
注释：
[1]“六艺”及郑众所注“六书”，均见宋刊本《十三经注疏》中《周礼·地官·保氏》及其注。
[2]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之说，以知“六书”为“六艺”之先教者。
[3]见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4]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5]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
[6]《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7]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8]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9]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10]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11]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12]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转引自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13]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4]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43页。
[15]本文对《说文解字》进行的分析，原始材料根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根据陈昌治单行刻本影印，1968年12月版），其中个别错字我们经过勘正。统计数字见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属性的计算机测查》（《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关键词: 日语汉字 来源 分类 地位 读音
一、日语汉字的来源
一千多年前,大量的日本来华留学生即遣隋使、遣唐使,将先进的中华文明,包括汉语及汉字带到了日本。日本从此正式有了使用文字记载语言的历史。
最初日语的每一个音,都是由一个汉字表达。公元九世纪,日本人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假名。假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具体做法是:将中文的草书衍生成平假名,把中文楷书的偏旁改成片假名。例如平假名的「あ是由汉字的“安”简化而来的;而片假名的「ア则是汉字“阿”的左偏旁变化而来。
早期,日本正式的文章都是汉文,而片假名则是佛教僧侣们读经典时用来做标音的,平假名则是女性所用的文字。目前日文中常用的汉字约有两千个,片假名大多用来表示外来语,其余的多用平假名。在现代日语中,假名共有71个,最基本的有46个,排列成“五十音图”(字母表)。
二、日语语种的分类
虽然汉字很早就已经进入日语词汇,但作为中国汉民族的语言,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外来语的一种,现在已经成为日语语种之一。当前日语词汇分类通常有「和语、「汉语、「外来语三类,但严格来讲,有以下两种分类方法。
1.根据造词素材来分类
①造词素材来源于日本固有词汇――和语。
②造词素材来源于外来语――外来语(汉语・和制汉语;洋语・和制洋语)。
③混合多种造词素材――混种语。
2.根据造词人来分类
①日本人自己创造的词汇――和语(固有の日本语;和制汉语;和制洋语;混种语)。
②外国人创造的词汇――外来语(汉语;洋语)。
三、汉字在日语中的地位
正如前文所说,尽管后来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假名,有了属于本民族的文字,但是汉字在日本文字中仍占主导地位。
日本政府于1946年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规定了一些汉字作为使用的范围,共有1850个,这叫做“当用汉字”。“当用”即“当前使用”或“应当使用”之意。这1850个之外的汉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表记。但这只是政府的规定,仍有人按习惯使用非当用汉字。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公布实行了“常用汉字表”,规定1945个常用汉字作为“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在日本社会中,知道汉字,尤其是清楚古代、近代汉字的人,都被认为是有教养的人,即使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社会中也不曾改变。
四、日语汉字的读音
很多学者在对现代日语汉字音进行分析和阐述时,以汉语中的古音为标准,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日语汉字音主要为吴音与汉音两种,吴音的母胎音是隋唐时期的汉字音。
2.形成吴音与汉音两种体系的原因主要是,吴音是伴随着佛教文化传入日本的,是在佛教界人士的坚持下,得以保存和坚持下来的。汉音是伴随着儒教文化传入日本的,它得到日本朝廷的大力提倡,在社会上广泛使用,因此得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了吴、汉两音并存的独特现象。
3.吴音和汉音无论是在声母系统还是韵母系统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日本在引进汉字音时,是根据日语音韵的特点,有所取舍,有所改造的。我们通过对日本国字这一现象的观察,认为日本人的祖先不但接受了汉字作为本国的文字,而且为了适应记录日语的需要,创造了汉字体文字――日本国字,由于这些字的造字方法深受中国会意造字的影响,因此绝大多数的日本国字是会意字,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的国字有的消亡了,有的保留了下来。但这些所谓国字都是中国汉字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汉字的本源属性。
五、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
明治时代前后,日本人有感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决定要急起直追。日本的一些文学家在研究了西方文字以后,认为日本文字有很多的缺点,特别是汉字难学难记,有必要加以改革。从此,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现在,各种意见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全废汉字论、限制汉字论和拥护汉字论。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经试图以假名全面取代汉字,以便全盘西化,结果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但日本政府从此便开始了实行限制汉字的国语政策。但是奇怪的是日语中的汉字并没有因此而逐渐衰退、消亡,相反还在逐渐地增加、复活。这是什么原因?
1923年日本开始实行限制汉字的政策,至今,汉字在日本现代社会中使用的状况究竟如何?得出的结论是在明治与大正时期,用汉字记录的新词语约占80%以上,占压倒多数,进入昭和时期,汉字记录的新词语约占50%,用假名记录的新词语约占40%,发生这种逆转,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在专业用语方面,汉字的占有率也是相当高的,其中汉字占有率最高的是逻辑学占88%,最低是化学占48.2%,化学在23个学科中是唯一的汉字占有率低于一半的学科。汉字是日本的人名、地名的主要的物质材料,用汉字书写的人名、地名占95%以上。还有通过对日本的报纸、杂志、公用文、书信使用汉字的现状的考察,我们发现如报纸和公用文在限制汉字方面比较坚决,用字较规范,而杂志和书信在用字方面却比较灵活,个人色彩比较浓重。再如,在同样的字数内,报纸的汉字占有率比杂志高,这是因为报纸的版面少,而汉字能反映较大的信息量等。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完全废止日语中汉字的使用是完全不可能的,汉字在日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不可能消失的。原因如下:
1.汉字在日本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日本的重要典籍和文物,都是用汉字载录的,废弃汉字,等于切断历史,使日本人与他们的传统文化隔绝。此外,汉字跟儒教有关,跟忠君爱国有关,废了汉字会动摇日本的国体。
2.日语中的同音词太多,据统计,日语的同音词约占日语词汇的36.4%,同样的读音,往往可以理解成为几十个不同的意思。如果不用汉字书写,就会混淆不清,就会发生误会。
3.汉字是具有音、形、义的表意文字,它在日语中作为表意文字使用起来,极为简洁精密,有时只从字形或字义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它是汉字文化的精华。
4.汉字在创造新词方面,有很强的优越性,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作为日语词汇的构词成分,据统计,在现代日语中,汉语词汇约占47.5%,几乎达到日语总词汇的一半。
5.汉字一旦熟识以后,脑神经马上就会起闪电式的反射作用而得知其意义,拼音文字因为不能形义结合,必须经大脑转驳而生反应作用,才能知其意义。如日本交通部曾一度废弃汉字而改用拼音地名,后来经常出错,在不得已之下重新恢复了汉字地名,这是现实生活中汉字不可废弃的例子之一。
参考文献:
[1]董淑珍.漫谈日语汉字的读音[J].经济管理与干部教育,1997,(4).
[2]汪树俊.漫谈日语中的汉字(上)[J].日语知识,2003-1.
[3]汪树俊.漫谈日语中的汉字(上)[J].日语知识,2003-3.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5］，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6］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炳麟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著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这种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三点：
（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
（二）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因此，汉字是不能废除的。
（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
以上三点，第一点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的共识，后两点在当时不但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而且继续引发了新的论争。
三
如果说，吴稚晖等人关于取消汉语汉字的激烈言论在当时尚未发生很大影响，那么，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主张便不容忽视了。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简化字的推行。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案通过并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也有人撰文赞成简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选定了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尽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汉字，甚至激烈到要“废除汉字”，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是有本质不同的：
首先，这时的汉字改革，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之苦，他以为，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鲁迅也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9］，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这时的汉字改革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这时的汉字改革，从宏观的理论上虽少有缜密的讨论，但却有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从黎锦熙提出用“词类连书”（即多音词连写）来解决多音字问题，赵元任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设计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说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用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来为教育的普及、汉字的改革，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呼声很高、态度激烈、进程迅猛，但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使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是鲜明地喊出“打倒汉字”口号的钱玄同，也在《汉字革命》中说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提出了10项筹备事项和5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瞿秋白更是认识到，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间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玄同的老师章炳麟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汉字。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两种爱国动机相同而主张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无疑问，汉字在历史上是为书写文言而发展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上言文脱节的现象是畸形的。它有利于文化的垄断，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以及“语文大众化”这两个重要主张，正是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与垄断文化沆瀣一气的复古思潮所造成的汉字繁难现象，必然会与之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钱玄同的学生梁容若在追悼钱氏的诗中说：“离经畔道为苍生，实大声宏有定评，我侍康成余六载，粗知矫枉即衡平。”［11］这便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汉字的论争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吴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运动方向的正确和取得的成绩外，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关门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是宗派主义。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国语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汉字，如简体字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第三是主观主义。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另一种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人脑筋中生活有长久的习惯，而且还有表意文字的长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废弃，短时期就能改变习惯的”［12］。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回味吴玉章同志的这段话，应当认为，他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而扎实、客观而冷静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5
回顾20世纪初期汉字问题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也就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从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紧紧地相衔接，时间仅隔五年。建国以来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大大有利于规范的统一和推行。也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所以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认真吸取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就难免考虑不周，造成业务上技术上的失误，影响推行的效果。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设制汉字简化方案时，一些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在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的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2］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字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13］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具体业务部门机械执行个别政府领导人关于“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大部分来自草书楷化。例如：“头”——单独用是“頭”，在“实”下对应“贯”，与“乛”合成“买”，使部件的结构功能产生混淆；“爱”与“庆”——都去掉了义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据；“东”与“东”——区别度过小，很难分辨；“专”、“韦”、“书”——不适合印刷体，也不便记忆、书写；……等等。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文字问题在它自己的科学规律，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做得恰到好处的。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微观的技术问题一定要经过专家和群众的充分讨论。吴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几十年来许多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不完善，还要许多人来研究改进。事隔半个世纪，他的这些话，在50年代甚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符合科学的、客观的规律，才能使汉字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
（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
（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
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
五
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作用产生疑问，许多人为改革汉字、寻找与新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形式艰苦抗争、努力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很多真心拥护普及教育，对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与崇敬，并真心关注汉字命运的人，日益认识到，不弄清汉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不对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做出符合事实的探讨，不真正明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从汉字的规律出发找到一条整理和规范它的科学途径，我们不但很难回答在前两次论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难以使现时代的汉字应用——教学、信息处理和管理规范——走上科学的轨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字问题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转变：如果说，在上两次论争中，人们的思考还是偏重于政治的和社会的；那么，在20世纪跨向21世纪的新时期，关于汉字的思考实际上更偏重于科学的和本体的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坚持唯物辩证的文字观，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认为，90年代的汉字研究，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固有的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它造成了“小学”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立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个别利用金钱浸入学术环境贩卖伪科学、打着“复兴汉字”的旗号侈谈“维护汉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他们或者将二者的关系割裂，提出把“口语词”和“书语词”分开；或者将二者混淆，做出“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的荒谬判断，这些都是对讨论汉字本体问题的一种干扰。
（二）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专书，但是，后来的小学家们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体与意义的考证，而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汉字本体研究的障碍。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它们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能清楚，汉字的改革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使用的汉字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字形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内部。从群体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普通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避免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弛。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为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可能是自发的，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当然，在把握汉字发展的脉络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汉字既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要想使汉字呈现出有序的系统状态，既要重视人为的规整，又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才能有对汉字成功的规范，也才能不断调整和改进汉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有利于未来。
六
前面讲过，要使汉字的规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必须加深对汉字本体的科学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规律。例如汉字简化是解决汉字繁难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公布的简化方案在实用中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简体，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带来问题，在信息处理采用形码的部件切分中，也带来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在选择个别字的简化方式时，仅注意了个体字符笔画的减少，忽略了整体系统部件的规整。
汉字的构形是具有系统性的，简化确实是个体字形优选的重要条件，但它必须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简化，才能使汉字真正便于各方面的应用。汉字在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是否呈系统状态？这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中，这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传统的文献文字学，是以《说文》学为中心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对当时汉字人为规范的前提下描写小篆构形系统的专书。如果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对《说文》小篆进一步加以描写［14］，汉字构形系统的实际存在便更为清晰了：
（一）《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由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再经过认同和归纳，可以得出367个基础构形元素，我们称之为“形位”。其中314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形位；53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形位。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构字功能，是构成汉字、表现汉字造字意图的最小的功能客体。
（二）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或只有一个形位，或可拆分出一个以上的形位。而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形位数不断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系统性的重要根据。
（三）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六类：全功能零合成，形义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此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现将各种模式举例如下：（附图略）
（四）这六种模式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示音标志，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许慎正是因为把握了周秦时代汉字的发展规律，才对当时的汉字，做出了成功的规范。汉字在隶书和楷书阶段的发展，受到《说文》小篆极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为的规范，又体现了汉字的自身规律。
七
一个经过人为规整的封闭系统的汉字可以把握，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说文》这样精密的整理和科学的优选。那些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破坏的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这个问题对当代汉字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以西汉隶书为例［15］，来说明即使是开放系统的汉字字符群同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间书写的文本文字中，存在着同功能汉字的多种字样，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三种性质的归纳：
（一）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结构、功能相同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附图略）
（三）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附图略）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中，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经过字符的归纳和标准字符的确定，整个字符群的结构分析便呈现出如小篆一样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立足于系统的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体字符进行优选，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汉字简化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毛病。而这一目标，唯有冷静的科学研究，细致的对汉字本体进行处理，方能达到。
八
在决定汉字命运的时候，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在80—90年代关于汉字的争论中，汉字构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这些问题，都要在探讨汉字构形演变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而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16］：
（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而且，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包含上述377个形位的甲骨文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义音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所没有的会形合成字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构件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也就是说，在构形中，字符与语言的固定结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不到。可见，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式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汉代碑刻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一）隶书的八分书——以至更后的楷书正字——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
（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粘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构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义音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粘合后，“便”、“苏”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
经过比较而看到的汉字构形历史告诉我们，汉字字符本体仍缺乏准确的表音机制，性质仍属表意文字，即使再规整简化，在信息处理上，也不会比拼音文字更简便。但是，它的义音化既有利于构件的总体简化，又有利于字形的个体简化。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内在机制使其更为好学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在初等教育实施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延续，更有利于在适应当代、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照顾到历史的继承与文化的衔接。
前面说过，汉字作为经过数千年发展的表意文字，的确有它繁难而不适应当代的一面，为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对它简化，为它制定标意符号，以至对它的彻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不顾汉字历史和现状的实际状况，硬说它“比拼音文字还有利于信息处理”，“非常易学并能开发智能”，还断言这种繁难的汉字“将会成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这些说法来否定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有意的哗众取宠，这是我们无法赞同的。但是，在对汉字命运做出这样与那样的决定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现时，汉字还是我们必须使用和面对的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在使用好汉字的同时来思考对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应当也必须求助于历史启示和科学的帮助。加强科学的汉字学的研究，将会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将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完成后，汉字构形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当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这些共识将有助于我们为汉字的命运做出慎重的抉择。
注释：
[1]“六艺”及郑众所注“六书”，均见宋刊本《十三经注疏》中《周礼·地官·保氏》及其注。
[2]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之说，以知“六书”为“六艺”之先教者。
[3]见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4]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5]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
[6]《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7]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8]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9]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10]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11]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12]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转引自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13]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4]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43页。
[15]本文对《说文解字》进行的分析，原始材料根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根据陈昌治单行刻本影印，1968年12月版），其中个别错字我们经过勘正。统计数字见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属性的计算机测查》（《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