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二、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三）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四）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
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五）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
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六）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
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
三、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一）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三）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2、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3、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产业内贸易是在一个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同一个产业部门的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产业内贸易具有双向性、多样化、消费的互相替代性、要素的投入、生产过程与方法的相似性、同类产品的相互交换等。20世纪中叶以后，第三次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大大促进了使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由产业间和垂直型变化为产业内和水平型，不断促使国际贸易由产业间的贸易转变为产业内贸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工业化国家在产业内贸易中占整个贸易比例呈现增加的态势，如1970—1980间，澳大利亚、美国、法国分别增加了5．4%、1．4%、3．6%;当然，伴随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内贸易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国家也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制定相关政策，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产业内贸易发展。
(一)世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分析
纵观世界贸易的发展，经历了从产业间贸易，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区域化分工的进一步提升和细化，面对市场的消费需求，在产业内贸易，推进了同质和不同质产品发展，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各不相同。对于发达国家，在战后不断升级了产业结构，为世界经中心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影响和决定了在产业内贸易中的主导。近年来，在制成品贸易中，据世界银行相关统计，发达国家占有重要地位，如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图1所示，国外一些发达国家2012年的年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角色中处于边缘地位，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产业政策，大力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从世界产业内贸易纵向时间序列看，一些工业化国家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都呈现增加态势。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不断提高了人民收入水平，积极加强了与国外的联系，增强了对外贸易，也增加了产业内贸易发展，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亚洲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为德国、俄国、英国，北美达是美国和加拿大，非洲较少。近年来，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进步，与法国、马来西亚、韩国等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大多是亚洲国家，欧盟、北美较少。在制成品贸易中，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和德国，产业内贸易有一定发展，但未居于主导地位。
(三)产业内贸易动因分析
本文根据研究视角，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收入水平分析产业内贸易动因。
第一，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发展
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都进行国际贸易，这是主要基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能相互分割，在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都会选择具有自身优势的产品;在国际的国与国或地区之间进行贸易时都会选择自己具有优势或专业化的产品，进行产业之间的贸易。在贸易中，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越大，越会提高生产效率，会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在一些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发展行业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产品或生产规模都有一定市场限制，在更广阔在市场中促进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当然，消费者在市场中对产品的差异化需求会促使产业内贸易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会生产具有差异性产品，获得规模效益。
第二，产品差异与产业内贸易。
产品差异是制造和销售中基于质量、知名度等所形成的产品的差异性，不仅仅在质量、性能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在产品的售后服务、广告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性，一般具有水平、垂直和技术差异性。水平差异性是同一类产品但一些不同属性会产生组合，产生产业内贸易差异性，不仅是由于消费者对产品差异需求，也是由于不同国家产品消费的差异性。垂直差异是在档次上产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性不同，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不同，对不同阶级在市场上会有不同档次的需求，国家之间会产生贸易，发达国家会进口低档次产品，低收入国家会进口一些高档次产品。技术差异是基于技术水平差异而带来的差异性，也由于产品生命周期差异，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的成熟阶段、产品成熟化阶段而不同，在产品的创新时期，拥有充足的资金不断研发新的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以产品出口为主;在产品成熟时期，市场上会出现竞争对手，为维持市场，企业需要维持自身的优势，扩大市场优势和范围，保持技术的优势，会不断惊醒对外投资;在产品标准化时期，在产品规范化基础上，在相对优势上不仅是技术优势，更是劳动力优势，企业会不断投资，降低成本，研究开发新的产品，在需求的多样性方面转向差异化需求，形成产业内贸易。
第三，收入水平与产业内贸易。
产品的差异性、不同国家的需求结构多样性、消费者收入水平、购买结构、为产业内贸易创造了可能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者的结构就会越加复杂，反之也亦然，消费者不仅注重了产品的差异性，也会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当然，对于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需求结构也很复杂，进而影响了产品的贸易差异性。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关注产品药店相异，高收入国家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低收入国家关注产品的价值性，也会影响产业内贸易。因而，产业内贸易的动因也因收入水平的差异性，不同层次的人群需求偏差性相异，引起产业内发生贸易。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上述文献，根据本文研究内容，本文变量因素选择如下:
第一，GDP，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Havrylyshyn等(1983)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会对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实践证明发达工业化等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经过检测都表现较高，非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内贸易指数不高，如美国59．4%，相比泰国为17．3%，本指标用GDP的增长速度表示，预计与产业内贸易呈现正方向关系。
第二，FDI规模，可扩大一个国家的市场份额，一个国家或地区为降低成本会利用当地的原料就地生产，进行专业化分工，不断提升了产业内贸易水平，这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种产品不同生命周期生产厂商，就产品的初始阶段和成熟阶段，公司会不断扩大投资水平和规模;一种是以跨国公司额生产网络而增加，伴随生产网络和对外投资，对外投资规模越大，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第三，HTME，高新技术产品发展，技术进步在对产业内贸易起重要作用。Dixit，A．(1984)认为一国技术水平主要表现在高新技术产品，如美国，本文认为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具有正方面的影响。
第四，TI，贸易均衡，根据Aquino(1978)等相关文献研究，本文假设一国贸易越不均衡，会对产业内贸易的负影响大。
第五，FED，要素禀赋结构，Dixit，A．等(1977)认为如存在不完全竞争等，一些国家如果生产要素禀赋相同，会产生产业内贸易;杜杨(2005)也对此进行了相关分析，以两国资本总量占GDP的比表示，认为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大，产业内贸易指数越低。
根据上述变量和本文研究对象:以t为时间，我国与国家j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用IITjt表示，借鉴樊雅琴(2006)等相关文献，构建模型为:IITjt=α+β1GDPGRjt+β2FDIjt+β3HTMEjt－β4TIjt－β5FEDjt+ηjt其中，α为常数项，βi(i=1，2，3，4，)为回归系数，η为误差项。本文的数据选择为《中国统计年鉴2013》，是与我国贸易额较多的国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测算性，根据本文选择视角，本文选择2000年、2007年，2012年数据，根据国际贸易标准进行产业分类，根据需要，本文在SITC第二位数层进行计算，以前二位为一个产业，进行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为了进一步确保研究的精确性，产品介于SITCRev．3中的5－8类之间。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得到回归方程为:IITjt=60．120－3．940GDPGRjt+0．007FDIjt+1．130HTMEjt－0．352TIjt－0．801FEDjt+ηjt对上述实证分析可知，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显著，拟合度较好，存在自相关的可能性也不大。高技术产品比对产业内贸易具有正向关系，伴随高新技术产品与制成品比的扩大，产业内贸易指数呈上升的发展态势，要素禀赋差异与产业内贸易负相关;对外投资与产业内贸易呈现正相关，虽然前者对后者较为模糊;经济发展速度与产业内贸易具有密切关系，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影响，与预期相反，结果表明存在负相关，说明经济发展速度不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原因，也可能在统计方面具有一定的偏差，或许当两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的偏差时，需求不一致，虽然发展速度较高，但产业内贸易可能性小。
三、结论与对策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充分说明我国的产业内贸易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我国的外贸发展大力促进了产业内贸易，但影响远远不够，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在国际间的贸易发展还较小，也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从我国的高科技发展水平来看，还是低技术、低附加值，当然产业内贸易程度较低。结合本文研究，说明高科技水平、资源禀赋对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性，对未来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意义。
第一，我国应该优化制造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制定相关政策，积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大力优化我国制造业结构，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我国要不断摒弃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积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能一味满足于加工组装，要提升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在对外出口结构的调整中，优化出口结构，追赶发达国家。
第二，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增强我国的竞争实力和能力。
关键词：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
一、引言
2009年,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轮胎特保案”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引起了中方舆论极大愤怒。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前三个季度,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涉案金额58.4亿美元,同比增长639%。而在美国国内,由于失业率高升,贸易保护诉求日渐升温。
2009年1月至8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1837.9亿美元。中方遭遇的贸易摩擦占双边贸易额的比重仅约3%。中国入世以来,中美双边贸易额翻了两番,但每年的贸易摩擦数量占双边贸易额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
二、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经贸中主要摩擦问题的出现都与贸易不平衡有关，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指在中美两国双边贸易中，中方存在贸易顺差，美方存在贸易逆差。下面根据一些数据做出分析：
1.根据中方统计，在1984—1992年的九年里，中方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自1993年始转为对美顺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美顺差呈大幅上涨现象。
2.根据美方统计，从1983年开始美国出现逆差，2000年升至838亿美元，美国对华逆差在该年首次超过日本，并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近两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幅上涨。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11月累计贸易顺差为2381.3亿美元，据此估算，2007年全年顺差将突破2500亿美元，冲高至2600亿美元。
3.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3659.8亿美元，下降10.2%。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695.8亿美元，下降0.2%；自中国进口2964.0亿美元，下降12.3%。美方贸易逆差2268.3亿美元，下降15.4%。中国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中美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发展正常经贸关系阻碍，同时也成为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要求人民币升值、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借口。
中美贸易一直在双边关系略为紧张的情况下快速发展着，而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多样化。从最初的贸易不平衡到反倾销、反补贴再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工标准，中美贸易摩擦经历了不断演化和升级。由上列数据可以看出，在09年奥巴马上台后，即使其政府在减少贸易逆差上极尽所能，使得对中国贸易逆差有所下降，但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所以，美国开始向对中国的进口施压，将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
三、美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焦点目前集中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这与美国国内目前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中国实行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得以美元表现的商品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并且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从2001年以来，美国开始通过美元贬值来改善其经常项目逆差，这项政策进步了美国产品对欧元区和日本的竞争力。但由于中国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人民币也随美元一起贬值，使得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也增强了。在美国看来，中国利用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分享了美元贬值的好处。由于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美国以为中国商品的价格偏离了实际价值，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了很多贸易摩擦。
由于中美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且一路攀升“中国”甚嚣尘上，中国顺理成章的成为替罪羊。《华盛顿邮报》甚至认为“纠缠中国可能是一种好的政治策略，也是一种政治时尚”。美国官方及公众媒体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当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不断贬值的时候，而自称盯紧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却保持不变，这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同中国政府人为控制人民币汇率有直接关系；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的急剧增加。
四、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的美元，而是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汇率既是为了满足国内、国际市场的需要，也是为了缓解国际压力，特别是美方及西方国家的压力而实施的一项措施。那么，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究竟何在？
1.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市场需求结构的差异
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其中大多数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出口的主要是高新技术产品。由于两国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收入差异，造成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远不如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2.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歧视性出口管制
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
3.全球化产业转移所导致
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五、人民币汇率制度下中美贸易发展方向与前景
综上所述，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从近年来这一问题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其色彩的政治浓度要远远大于经济，从而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焦点。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甚微，不能作为解释中国对美国产生巨额顺差的原因，所以不能把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作为解释中美贸易顺差增速下降的原因。
1.中美贸易顺差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但其实质是两国经济结构性互补的结果，所以应从中美贸易的本质出发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中美贸易顺差是一个结构性矛盾，很难通过WTO双边机制得到解决，因此解决中美双贸易争端还是要靠双边妥协，以积极态度应对中美贸易所产生的摩擦。
2.在贸易领域，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新兴大市场，美国经济利益与对华贸易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从出于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还是从地区安全战略出发，都不会毫无顾忌地损害对华贸易。贸易是处理好两国关系的纽带，必要时也是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有效制裁武器。
3.美国作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其重要地位他国无法替代。发展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达成的共识，是不容置疑的。
六、结束语：
本篇论文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切入点，剖析近年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对于现状进行多角度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并对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下的中美贸易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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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俄边境贸易在中俄双边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2000-2008年的数据，对中俄边境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中俄边境贸易对中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于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此，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为促进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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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金亮.影响中俄贸易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3).
论文摘要:中俄边境贸易在中俄双边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2000-2008年的数据,对中俄边境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中俄边境贸易对中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于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此,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为促进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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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收支；贸易逆差；美元汇率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2-0088-08
一、从2006年度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说起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度美国的商品出口总值为10373亿美元，商品进口总值为18554亿美元，商品贸易总规模达到28927亿美元，无论从哪个口径衡量，美国都是当然的全球第一。然而，让美国传媒大肆炒作和部分政客大做文章的并不是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是贸易逆差的扩张。2006年度，在连续多年大幅增长后，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8181亿美元，再一次创造了历史新高。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成为当代全球贸易失衡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解释变量。
美国也是全球贸易伙伴最多的国家，除美国政府刻意进行贸易制裁的国家外，全球所有其余国家都与美国有贸易往来，都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对当代美国贸易伙伴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美国的贸易市场集中度相当高：美国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在同属北美自由贸易区(NArra)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进行，有三分之二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前10大贸易伙伴，有四分之三的贸易集中在前15大贸易伙伴。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历史上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东亚的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增速迅猛；美国的后院――南美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也在稳步增长，如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国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也有一定的地位。根据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处(CBTD)、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2006年度，美国对前15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1243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3.4％。其中，美国对前15大出口国的出口总额为7552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5.0％；美国从前15大进口国进口的总额为13958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75.2％。由于美国前15大贸易伙伴中排名靠后的5家份额都在2％以下，对美国贸易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也由于文章篇幅的考量，表1只列举了美国对外贸易总值、美国出口总值和美国进口总值等三个不同口径衡量的美国前10大贸易伙伴的有关数据。
美国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整体性贸易逆差以来，贸易逆差就一直在高速度扩张，1985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还只有1222亿美元，到2006年增长到8351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不过，美国逆差来源国及地区的集中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美国对最大5个贸易逆差来源国及地区的逆差一直大约都占美国贸易逆差总和的三分之二左右。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及地区的国别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则主要来源于中国、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进口和贸易总规模占美国相应的市场份额都在20％左右，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也稳定在美国贸易逆差总和的10％以上。美国和中国的产业差异显著，比较优势明显，两国双边贸易发展快速，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国。尽管由于统计方法、统计口径等的差异，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数值和贸易差额数值差距甚大，但中国能够解释美国20％左右的贸易逆差是可以肯定的。日本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仍有10％以上来源于日本。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又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便利，墨西哥已经长期占据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前三位，它大约也能够解释美国贸易逆差的10％(见图1)。
对比表1和图1，我们发现，2006年的美国对前10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全部是逆差，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全部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及地区。
对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国内学者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如王检贵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质和我国的应对策略进行过较为全面的论述，李石凯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动及其由此形成的“新重商主义”进行过批判，袁嫣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与贸易逆差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与其它文献不同，本文主要研究美元汇率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关系。本文选择在美国贸易伙伴和贸易逆差来源国及地区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11国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来自美国官方的汇率和贸易统计数据，采用统计方法，分析美国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主要目标之一是回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持续不断地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和人民币升值对未来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二、美国对中国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
本文选择的人民币／美元汇率从1994年开始，因为在1994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前，人民币汇率完全由政府管制，对于本文没有太大研究价值。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官方汇率和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后的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时的基本汇率为1美元等于8.70元人民币，而且规定了一个相对宽泛的波动区间。直到1997年，人民币汇率都在这个相对宽泛的区间内对美元波动，总的趋势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如1994年1月，平均1美元兑换8.7219元人民币；到199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美元兑换8.2932元人民币，三年间1美元贬值了0.2473元人民币。由于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上普遍唱衰人民币，人民币贬值压力巨大。显而易见，如果当时人民币贬值，加入贬值竞争，无疑会加剧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度和扩大金融危机的广度，对已经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肯定是雪上加霜，也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政府顶住了巨大的贬值压力，也承担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制定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为此，中国政府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此后长时期人民币汇率都在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上下窄幅徘徊，到2005年7月21日，1美元等于8.2765元人民币，这就是受到美国人广泛指责的“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由来。在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动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美元兑换8.1100元人民币)。此后，人民币对美元就一直没有停
止升值步伐，2005年9月28日，1美元跌破8.10元人民币；2006年2月13日，1美元跌破8.05元人民币；到200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美元已经只能兑换7.8087元人民币。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和中国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的重要表征，中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现了贸易顺差。美国市场是中国对外贸易重点突破的地区之一，由于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差异显著，两国的双边贸易发展迅速。1985年，中美双边贸易中美方首度出现逆差，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随着两国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也不断增大。到1994年，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已经达到接近300亿美元的水平。1998年超过500亿美元，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再跨越2000亿美元，整体上惯性快速增长。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是达到了2325亿美元，又一次创造了新记录。
为了保证资料的可比性，我们对人民币，美元汇率进行了技术处理，按照美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平均汇率数据，作者在进行加总后再平均，计算出年度平均汇率，以增强汇率的代表性和解释能力。结合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的年度数据，可以得出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伴随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下降，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一直在上升。因此，从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两组时间序列进行初步判断，只能说明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负相关。当然，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应该来源于统计分析。
用人民币，美元汇率作自变量(x)，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作因变量(y)，可以作出下列统计分析散点图。
对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3398.9x＋2915.3的回归方程，这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它说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越高或者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越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越大；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越低或者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越高，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就越小。回归系数等于－3398.9，既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负相关，也说明美元对人民币每贬值1元人民币，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就会扩大3398.9亿美元。再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的相关系数接近0.8(R2=0.6257)，说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负相关的假设能够通过统计检验，上述回归方程有足够的解释力。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但肯定是美国人不愿看到的结论：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或者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不能缓解而且还会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状况。美国人将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低估根本就没有道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无助于解决美中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三、美国对日本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
美日两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双边贸易，并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已经难以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日之间有规模的双边贸易开始于“二战”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与扶持时期。而“二战”以后美日双边贸易又可以分割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以1965年为分水岭，1965年以前是美国顺差日本逆差，1965年以后是日本顺差美国逆差，两国的双边贸易总是在失衡与冲突中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高速增长，日本逐步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以1985年为例，当年美国的总逆差规模为1222亿美元，其中仅仅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就达到462亿美元，占比达到40％。为了迫使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进行统一行动，1985年9月，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国财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讨论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和美元汇率问题，达成了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书面协议，这就是对此后全球经济特别是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为了避免分析过于繁琐，我们重点分析“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和日元／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
“战后”的日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严格钉住美元，1973年开始，由于受到“尼克松冲击”的影响，日元／美元汇率波动下行，到1985年7月的“广场协议”时，1美元大约兑换250日元。“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本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幅度最大，抛售的美元储备最多，美元对日元的贬值尤其显著。“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元快速下跌到1美元兑换200日元附近，三个月美元对日元跌幅就达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入市干预，甚至承诺“美元贬值20％不成问题” (黑田东彦，王宇，2004)。然而，美国政府和市场投机者都没有满足于美元对日元只贬值20％。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市场继续看空美元抬升日元，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到1986年底，1美元已经仅兑换152日元，再到1987年，1美元只能兑换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已经升值一倍。然而，美元对日元的贬值还没有就此结束。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实际上，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的时间长达10年。到1995年，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已经多次跌破100大关。在1995年7月，日元／美元汇率达到最低，1美元仅能兑换80日元。日元，美元汇率变动的拐点出现在1996年年初，1995―1998年，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到1998年7月出现一个峰值，1美元兑换144日元；此后又是一年多的下跌，到1999年底，1美元又下跌到只能兑换102日元。从2000年到2002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出现第二轮升值，到2002年3月出现峰值，1美元兑换134日元；此后又是一轮下跌，到2005年1月，1美元又下跌到只能兑换103日元。不过，近两年美元／日元汇率大多在1美元兑换110―120日元之间徘徊。
“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美元对日元的贬值影响美日双边贸易，从而改善美国长期存在的对日双边贸易逆差状况。然而，在1985年以来的美日双边贸易中，美国逆差、日本顺差的格局从来都没有被打破。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是462亿美元，1987年突破500亿美元。尽管此后连续5年回落到500亿美元之下，但在1993年第二次突破500亿美元，1994年突破600亿美元，1999年突破800亿美元。虽然此后再一次回落，但近3年又快速反弹，
2006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又增长到了885亿美元。
我们仍然利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来分析美国对日本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以经过计算后的年均日元／美元汇率为自变量(X)，以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为因变量(Y)，可以得出一张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相互关系的散点图。
对图3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2.0688x＋875.42的回归方程式。如果这一回归方程能够通过统计检验，它就说明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负相关，美元对日元每贬值1日元，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就会扩大2亿美元。但是，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和统计检验否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假设，因为根据数据计算出的R2只有0.2041，相关系数只有0.4，通不过统计检验。
美国一直想通过美元对日元的贬值来改善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状况，现有数据说明，尽管美元对日元在“广场协议”后长期而且大幅度贬值，但根本就没有扭转逆差状况，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没有关系。
四、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汇率
加拿大在地理上是美国的近邻，在经济发展层次上同属发达国家，美加两国的贸易往来历来就非常频繁。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由于相互撤除了贸易壁垒，两国的双边贸易快速发展，正因为这样，加拿大多年以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美国主要的双边贸易逆差来源国之一。
尽管加元汇率没有受到“广场协议”的直接影响，但为了与对日本和英国样本的分析一致，本文对美加双边贸易和加元，美元汇率关系的分析也从1985年开始。尽管198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就有200多亿美元，占美国当时总贸易逆差的份额接近20％，但不知是什么原因，美国并没有将加元列入1985年“广场协议”的治理范围。不过，随着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瑞士法郎等全球主要货币的全面贬值，美元对加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有贬值，不过贬值的幅度相对小一些而已。在1995年美国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后，美元对加元也有升值，但升值的幅度也不大。将加元，美元汇率变动与美元对其它全球主要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发现，加元／美元汇率变动的频率要低，幅度要小，显示出相对的稳定性。
1985-1986年，加元／美元汇率一直在1.40附近变动，然后在1987-1991年间美元对加元持续贬值，在1991年出现谷底，1美元只能兑换1.15加元。此后，美元对加元汇率在1.2左右徘徊了几年，到1995年美元反弹，当年1美元又回到1.30加元以上，并保持了波动性上行，在1999年1美元已经能够兑换1.5加元。到2002年，美元对加元的汇率达到最高点，1美元能够兑换1.6加元。在2002年以后，美元对加元汇率快速下滑，到2006年，1美元又回到了1.2加元以下。
美加两国的双边贸易一直表现为美国逆差、加拿大顺差的格局。198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是218亿美元，1986年也维持了这一规模，但此后连续4年急剧收缩，到1991年只剩下59亿美元，是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的最低值。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美加双边贸易规模快速扩张。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张，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又开始了波动性扩大，从1992年的80亿美元到1996年突破200亿美元，又恢复到了1985和1986年的水平。在经过1997和1998年在150亿美元上下徘徊后，1999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超过300亿美元，2000-2003年都在500亿美元左右，2004年跨越600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都突破了700亿美元。
由于加元／美元汇率和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的波动没有太大规律，单纯的数字罗列很难说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仍然运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令加元，美元汇率为自变量(x)，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为因变量(y)，可以得出一张反映加元，美元汇率和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相互关系的散点图(见图4)。
对图4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能够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381.34x－219.4的回归趋势方程。由于回归系数为正值，它似乎能够说明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汇率正相关。也就是说，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的扩大是受到了美元对加元汇率上升的影响，而且，美元对加元每升值1加元，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就会扩大381.34亿美元。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结论，如果这个结论能够通过统计检验，则美元对加元贬值能够收缩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不过，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统计检验，都否定了这一结论。根据数据计算的决定系数R2 仅仅只有0.049，通不过统计检验，即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汇率正相关的假设不成立。根据R2 计算的相关系数只有0.2，说明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与加元／美元汇率之间没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因此，美元对加元贬值不能缓解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
五、美英双边贸易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
英国是历史上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英镑曾经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同时也是全球主要的流动性来源，即使到现在，英镑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因此，美元／英镑汇率仍然是全球最有影响的双边汇率。与美元对其它货币采用间接标价法不同，美元对英镑在传统上就采用直接标价法，即美元／英镑汇率是每一英镑的美元价格。
与日元严重受到“广场协议”的冲击不同，“广场协议”对英镑的影响要小得多。“广场协议”实施以前，美元，英镑汇率很长时期在1英镑等于1.2美元上下运行，“广场协议”实施后，英镑对美元持续升值。到1988年，1英镑已经升值到超过1.8美元，即英镑在三年中对美元升值50％，或者说美元对英镑贬值了三分之一。此后4年，英镑对美元汇率一直在高位运行。1991年，1英镑甚至接近兑换2美元，这是近30年来英镑对美元的最高汇率。在1993-2003年的十年间，美元，英镑汇率窄幅波动，大多在1.4～1.6之间运行，但再也没有回到1985年的水平。在2004年后，英镑对美元又大幅升值，美元，英镑汇率都基本上在1.8上下，不过也没有达到1991年的记录。
美英是两个传统的贸易大国，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全球贸易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近30年来，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也在增长，但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两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变化。与美国对日本、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双边贸易收支一直是
美国逆差不同，美国对英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转变。1985-1987年，相对于当年的贸易总规模，美国对英国拥有相当大的双边贸易逆差，金额都在40亿美元左右。1988年，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发生第一次逆转，美国对英国实现双边贸易顺差，而且一直维持到1998年。尽管这11年中的大多年份美国对英国的双边顺差规模不大，但1993和1998年也还是超过了40亿美元。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第二次逆转发生在1999年，美国又重新回到了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格局，而且逆差规模还持续快速扩大。1999年，美国对英国双边贸易逆差仅仅8亿美元，2002年就达到了75亿美元，2003年达到90亿美元，2004年超过100亿美元。2005年，美国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规模最大，达到123亿美元；2006年有所收缩，仍有80亿美元。
图5是根据1985-2006年各年平均美元，英镑汇率(x)和相应年份的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y)作出的一张统计分析散点图，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
对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和美元，英镑汇率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21.143x＋21.149的回归方程。如果这一方程能够有解释能力，它就说明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负相关，而且英镑对美元每升值1美元，美国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就能够收缩21亿美元。这又是一个美国人希望的结论：只要美元对英镑贬值，美国就能够减少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但是，与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正相关的结论、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负相关的结论通不过统计检验一样，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负相关这一结论也不能通过统计检验。因为我们计算的决定系数R2 只有0.0041，它说明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负相关的假设不成立。按照R2 计算的相关系数也只有0.2，说明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六、美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欧元汇率
欧洲本土的大部分国家一直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一直很大。尽管欧盟成立后区内贸易替代了很多区外贸易，但它们与美国的贸易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美欧之间的贸易还是一直在相对快速发展。历史上，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有三种类型：第一类，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对美国一直持有双边贸易顺差；第二类，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基本上年年保持对美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平衡，或者非常小的差额；第三类，以荷兰和比利时为代表，对美国一直持有双边贸易逆差。
在欧元诞生以前，美国一直将对德国和法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归因于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汇率的高估，所以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对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施压，逼迫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同日元一道对美元升值，但后来的实际运行状况说明，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对美元的升值对美国与它们的双边贸易收支没有什么影响，美国还是年年对德国和法国持有双边贸易逆差，而且，逆差的规模还在扩大。
在欧元诞生之前，除一些微型国家如摩纳哥、梵蒂冈、安道尔、圣马力诺和列支敦士登实行完全美元化外。，欧洲国家都使用本国货币。所以，由于没有相应的国家作绝对的参照，对美国人的指责，德国和法国都难以作出有力的回应，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两国政府也只好迫于美国的压力，在“广场协议”后出手干预市场，抬升本币压低美元。
1999年，欧元横空出世，11个成员国统一使用欧元作法定货币，过去多种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合并成了一个汇率。欧元的出现为我们分析美国贸易逆差与汇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美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是否与美元汇率有关，通过美国与不同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面板数据就可以直接进行比较分析，而没有必要再运用汇率数据。
如果美国的对外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汇率有关，对于使用同一货币、通体汇率的欧元区国家而言，应该会有两个结论：(1)美国对同一汇率下不同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性质应该一致，如果对某一个国家是双边贸易顺差，那么对同一汇率下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也应该是顺差；反之，如果对某一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是逆差，那么对同一汇率下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也应该是逆差。(2)美国对同一汇率下不同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变动的幅度应该大体一致，如果美国对某一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增长10％，那么对同一汇率下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也应该增长10％，至少在10％左右；如果对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增长50％、100％甚至更多，就无法从汇率中得到解释。
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美元／欧元汇率一直是外汇市场炒作的重点产品，美元／欧元汇率也大起大落，最高时1欧元接近1.4美元，最低时1欧元又只兑换0.8美元。作者对1999-2006年美元／欧元汇率进行了整理，计算出了各年平均汇率，列入了表3第一行。由于对于研究美国对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欧元汇率的关系时汇率本身已经不太重要，这里对美元／欧元汇率变动的过程不再赘述。同时，作者也对1999-2006年美国与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数据进行了搜集整理，一并罗列于表3，形成一个面板数据。
我们可以不考虑美元／欧元汇率变动的状况，只分析表3中美国与不同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的性质与变动，就能够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来源于美元汇率高估的观点进行否定。(1)在同一汇率下，美国与不同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差额的性质完全不同。比如，美国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双边贸易长期逆差，而且规模庞大，但对荷兰和比利时却又长期持有双边贸易顺差，规模也不小，这种性质的差异无法用汇率来解释。(2)美国对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差额变动的幅度差异巨大。比如，将2006年的数据与1999年比较，美国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双边贸易逆差都扩大一倍左右，但美国对爱尔兰的双边贸易逆差却扩大了近四倍；美国对荷兰的双边贸易顺差没有太大变化，但美国对比利时的双边贸易顺差却又扩大了一倍。这些差异都无法从汇率变动中找出答案，我们可以得出的分析结论是：美元，欧元汇率无法解释美国对不同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差额差异。
七、简要结论
1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可能解决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现有数据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元，人民币汇率负相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只会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
2 也许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关系只是一个特例，但美日双边贸易差额与美元，日元汇率无关、美加双边贸易差额与加元，美元汇率无关、美英双边贸易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无关，都说明不能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3 欧元区提供了一个更加鲜活的实例，即使在同一汇率下，过去对美国顺差的国家仍然是顺差，过去对美国逆差的国家仍然是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与汇率根本就没有关系。
4 美元贬值对缓和美国贸易收支失衡之所以无效，是因为美国的贸易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汇率，而在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即长期存在且持续扩大的储蓄―投资缺口。在庞大的储蓄―投资缺口下，美国只有通过贸易逆差“出口”美元，再从资本账户顺差“进口”美元，填补储蓄一投资缺口，才能扩大投资规模，拉动经济增长。不解决内部经济失衡问题，美国就不可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关键词:中俄边境贸易;边境贸易增长率;经济增长贡献率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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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潜力；中国；德国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近些年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1]，而德国又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德国都占有明显的比重优势，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进口来源地和最大出口目的地[2]。2013年主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加强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的决心[3]。德国是“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国家和重要的目的地[4]，所以研究中国与德国的贸易潜力，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引力模型起源于物理W中牛顿的“引力定理”，后被修正改进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是学术界探析影响贸易相关因素的重要手段。学术界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范畴的是Tim Bergen和Poyhonen，他们认为两国或两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总流量与两国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呈正向关系，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成反向关系。之后很多学者开始扩展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并对不同地区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5-8]。目前学术界对中欧贸易的研究已比较丰富，但对中德双边贸易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宋坚梳理了中德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中德双边贸易的现状和发展前景[9]；厉无畏、陈继勇、毛蕴诗、刘爱龙等分析了德国在华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并对中德双边贸易进行了简单分析[10-13]。孙楚仁等将1978年来中德两国的贸易情况分为三个阶段，细致研究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并总结了影响因素[14]。周建明分析了1906年～1934年中德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得出当时的中德出口商品结构基本相似[15]。董芳、高金田等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结构收益性指数及出口相似度指数来测度中德两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竞争力，进而分析影响中德两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主要因素，得出中国出口商品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偏低等问题[16-17]。杨解朴研究发现，德国在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更大的依赖性，进一步研究两国贸易结构发现中德贸易产品的互补性较强，中德双边贸易规模扩大在未来依然有巨大的潜力[18]。梅兆荣认为新形势下中德贸易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德经贸关系在新时期新情况下面临着一些误区，这制约了中德贸易的发展[19]。
综上可以看出，学术界现有研究更多从定性分析的角度关注中德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德双边贸易的现状及前景、德国在华投资、两国出口商品结构比较等五个方面，而定量分析中德双边贸易关系的文章较为缺乏。本文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和引力模型，利用2014年37个国家的数据，定量分析中德双边贸易的发展潜力，为进一步深化中德双边贸易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
1 中德双边贸易现状
1.1 增长速度较快，贸易逐渐深化
1998年～2014年，中德双边贸易规模不断增大，增长速度较快，贸易总额从143.75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777.16亿美元，增长了12.3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7.86%（图1）。除2009年和2012年出现小波动外，其他年份中国对德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呈现上升态势。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德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2012年是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叠加年，受美、欧债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主要表现为：对于中国而言，处于“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地政府上项目热情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对于德国，其正处于政府选举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进出口额方面，1998年年～2014年间中国对德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从70.2亿美元和73.54亿美元上升至1050.13亿美元和727.0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13.96倍和8.89倍，增长显著。中德双边贸易进口、出口和贸易总额的增长率方面，1998年～2002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远高于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增长率和中德贸易总额增长率，2003年开始出现大反转，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增长率高于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和贸易总额增长率。
此外，中德双边贸易逐渐深化。特别是中国作为贸易伙伴国在德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上升较快。如图2所示，中德贸易额占德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2年的2.51%增加到2014年的6.53%，增加了接近两倍，并且还有上升的态势，这也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德国重要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年平均值为4.47%，也不容小觑。
1.2 中德双边贸易有较强的互补性
2012年～2014年，中国对德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杂项制品等，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表1）。德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有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光学/钟表/医疗设备等，多为资金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品（表2）。虽然从比例上来讲，机电产品是中德两国贸易的主要产品，但是两国贸易的产品等级不同，中国向德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大多属于加工贸易，而且多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而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是附加值更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他们更注重技术、品牌、质量等非价格因素。
这是由中国和德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德国工业起步早，资本丰裕、技术先进，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德国的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德国位于全球价值链条的顶端，参与全球的高端专业化分工。德国主要从中国进口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是初级加工产品，然后对其进行深加工，增加其附加值，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工业化起步晚，资本积累相对较少，技术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需要从国外引进大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两者都是德国的强项。因此，中德双边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2 中德贸易结合度评估
贸易结合度指数（TI）是由经济学家布朗（A.J.Brown）提出，后经过小岛清等人的研究得到了完善，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结合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TCDab=（Xab/Xa ）/（Mb/Mw） （1）
式中：TCDab表示b国作为a国出口市场的重要性程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的出口总额；Mb表示b国的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的进口总额。如果TCDab和TCDba均大于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出口市场。如果TCDab和TCDba均小于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由中德贸易结合度指数可以看出（表3）：第一，无论是TCDcg还是TCDgc的值都小于1，说明中德之间的贸易联系还不够强，而中德之间的出口商品结构又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也就意味着中德双边贸易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二，TCDgc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中国日渐成为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德之间的双边贸易潜力巨大。第三，2005年以后，中国对德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在波动中减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德双边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逆差加剧，相互间摩擦逐渐增多。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提高，而中国对德国的出口没有同比增长，因此中国对德国的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从德国的进口额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上升，从而对中国对德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产生影响。
3 中德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贸易潜力进行测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指数测算分析和引力模型回归。相比较而言，引力模型不仅具有操作简易、数据处理过程方便的特点，而且还能探析相关因素对贸易潜力的影响大小及程度，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本文选择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德贸易潜力进行测算和分析。
贸易引力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
Xij=A（YiYj）/Dij （2）
其中Xij表示i国家对j国家的出口额，A表示常数项，Yi表示i国国内生产总值，Yj表示j国国内生产总值，Dij表示i国和j国的空间距离，一般用两国首都距离或经济中心距离来衡量。
3.1 中德双边贸易流量分析
（1） 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双边贸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主要包含GDP、人均GDP、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区域贸易合作、政治关系及文化背景、国家科技进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参考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20-22]，根据中德两国国情，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指标的可度量性，本文主要选取中国与伙伴国的GDP、中国与伙伴国的人均GDP、中国与伙伴国首都之间的绝对距离、中国与伙伴国是否同属于APEC、中国与伙伴国是否同属于WTO等5项指标进行模型回归分析（表4）。
（2）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爱尔兰、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芬兰、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哈萨克斯坦、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秘鲁、摩洛哥、墨西哥、南非、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泰国、西班牙、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和智利等37个国家2014年的数据，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选取原因在于，首先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规模较大，有利于对中国国别出口潜力的估算和分析；其次，这些国家分布在各个大洲，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及生活水平各不相同，极具代表性，可以较好地反映总体的特征。中国与各伙伴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来自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各国的GDP及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国首都与各国首都之间的距离由Google Earth软件测量而得。
（3） 模型构建
为使引力模型转化为线性模型，两边都取对数，然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新的模型为：
LnT=？琢0+？琢1LnYYj+？琢2Ln■■j+？琢3LnDS+？琢4WTO+？琢5APEC+？着 （3）
式中，T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总额，即双边贸易流量；Y表示中国的GDP；Yj表示贸易伙伴国的GDP；■表示中国的人均GDP；（■）j表示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DS表示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WTO和APEC为虚拟变量是否加入WTO和是否加入APEC，加入时取1，反之取0。
（4）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8.0对包含5个解释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 OLSE 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表5），得到回归方程为：
LnT=3.28+0.48LnYYj-0.06Ln■■j-0.77LnDS+0.56WTO+0.65APEC （4）
回w结果表明，整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50%，在0.05的置信水平下，F统计量通过了检验，这表明回归方程整体通过了检验，模型检验比较成功，且解释力比较强。
具体到每个指标来说，在0.05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的GDP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两国人均GDP呈较弱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国的GDP，贸易流量的大小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息息相关；而人均GDP对双边贸易有微弱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不断完善，消费者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进而使进出口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伙伴国的GDP每增加1%，两国的贸易流量增加0.48%。在0.05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距离每增加1%，两国的贸易流量减少0.77%。这是因为两国之间的距离大小代表两者贸易的运输成本大小，是阻碍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区域合作组织内部经济合作机制将促使双边贸易流量增加。在0.1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是否同属于APEC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属于APEC对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的促进作用是0.65%，这表明与贸易伙伴国同属于一个经济组织，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同样地，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是否同属于WTO也是正相关关系，同属于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正向拉动作用要小于同属于APEC的拉动作用，究其原因在于，同属于APEC的国家之间，地理位置相近，贸易联系更加密切。
（5） 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
根据建立的贸易引力模型，将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数据代入，得到中德两国双边贸易额模拟值。与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图3），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增长相对稳定。受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欧债危机的影响，2009年和201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出现小幅下降，但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在该年份仍表现为小幅增长，主要原因为模型选取的变量中缺少经济环境方面的变量，忽略了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德双边贸易的影响。2003年以来，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和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之差逐渐扩大，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远高于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这说明中德双边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
3.2 中德双边贸易潜力估算
用实际贸易流量与运用引力模型计算的模拟贸易流量相比较以估算国家间双边贸易流量发展的潜力（表6）。根据刘青峰和江书竹关于贸易潜力的分类，实际双边贸易额与模拟双边贸易额比值大于1.2 的称为“潜力再造型”，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潜力非常有限，双边贸易只有在发展新的积极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才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比值介于0.8和1.2之间的称为“潜力开拓型”，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贸易潜力，具有一定的扩大双边经贸的空间；实际双边贸易额与理论双边贸易额比值小于0.8的称为“潜力巨大型”，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潜力很大，可尽量排除双边贸易障碍以推动贸易的正常发展[23]。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估算只是在现有条件基础上进行的，其他新影响因素的出现还会使贸易潜力发生变化。
由2002年～2014年中德双边贸易潜力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图4），2001年中国刚加入WTO，贸易摩擦有所减少，中德两国之间的贸易逐渐深化，2002年～2003年贸易潜力表现为潜力巨大型。2004年～2012年，中国与德国的双边贸易潜力均大于1.2，说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双边贸易只有在发展新的积极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才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13年以后，虽然贸易潜力值仍大于1.2，但是下降明显，这与“一带一路”战略息息相关，“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德双边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两国的贸易领域得以扩大，双边贸易得到加强。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1998年～2014年中德两国双边贸易规模大、增长速度较快、贸易逐渐深化。从贸易平衡角度来看，中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且逆差越来越大。从整体性贸易结合程度来看，中国与德国的贸易结合程度现在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特别是中国作为德国贸易伙伴的地位逐渐加强。商品结构方面，中德两国的商品结构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主要向德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德国主要向中国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贸易潜力分析的结果看，2002年～2014年中德贸易潜力值在波动中增大，说明中德的贸易潜力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
基于上述分析，中德两国应该保持现有的有利因素，并积极培育和发展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首先，两国应在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共同进行市场、文化等方面的调查，科学分析中德两国消费者偏好和消费市场特点，利用两国逐渐增强的贸易结合度，以及商品结构的互补性，促进两国的经贸发展。其次，改善贸易市场环境，德国应改善市场准入条件，正视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吸引中国投资者；对于中国而言，要建立透明的法律制度，积极引进德国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从而提升生产水平和贸易产业结构。第三，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培育中德自由贸易区，促进商品流动、投资和技术合作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双方除在贸易、金融、保险、旅游等方面开展合作外，还可在高科技、农业、环保等行业进行合作，拓宽服务贸易领域。此外，要以“一带一路”为抓手，重视中小企业的投资与合作。德国大多以中小企业为主，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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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evaluation of
Sino-German bilateral trade based on gravity model
ZHANG Jun-ling， ZHANG Yu-ze， ZHANG Xiao-qi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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