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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从1895年电影第一次公开放映以来，电影——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录像带上——现在更多地是从家庭的电视机上观看，而不是在剧场里观看。那么，这个变化重要吗?它对于理解当前电影的状况有什么意义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考察一下有关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紧密的种种分析和辨论，以及考察一下把这种发展看作是有“失”也有“得”的种种观点。
经济
以上分析显示，电影和电视融合的推动力来自于经济的力量。虽然电影和电视常常被看作是有明显区别的(甚至是互相敌对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复杂的和多变的。威廉姆•拉弗蒂认为：“和传统的认识相反，电影和电视的经济关系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注：见威廉•拉弗蒂的“电影和电视”，载加里•爱杰顿编辑的《共栖中的电影和艺术：参考指南》(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他把这种关系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好莱坞为了掌握潜在对手的发展，同时探索在剧场放映电视的潜在可能性，就投资于电视、广播和传播网络。但是由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反对，这些策略没有成功。因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当时就已经担心电影工业中的垄断倾向。后来，在50年代，威廉姆•拉弗蒂将这一时期确定为电影和电视工业终于结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电影制片厂开始把所属的电影资料馆完全对电视业开放，并开始直接为电视制作节目，这促成了60年代早期“电视电影”的出现。
皮特•克雷默认为，好莱坞大制片厂在这样做的同时，采用了一个“双重策略”。(注：见皮特•克雷默的“大银幕的诱惑：电影，电视和好莱坞”，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一方面，好莱坞大制片厂把原有制片厂体制下的生产程序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针对电视观众的常规化生产；在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投资于专门的“巨片”(以使用最新的技术、特技，和奇观场面为特征)来探索一种不同于电视电影的“剧场电视”，希望以此继续吸引观众到电影院来。克雷默认为，尽管大制作电影在回收资金上现在也越来越依赖于小屏幕媒体，但是这和它的初衷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正是“大片的引诱力”——“电影的壮观和神秘”——为电影和录像带的观众提供了电影的特有魅力。
这种“双重策略”也和变化中的电影消费模式有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比起好莱坞制片厂制度的鼎盛期，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越来越变成一种“专门的”活动而不是一种经常的活动。观众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观众都是15至24岁的年轻人。对比之下，年龄较大的和社会背景更为多样的观众则通过电视和录像带观看电影。这种观看电影的方式对于他们而言是经常性的和习惯性的。因此，就美国的电视电影而言，有人认为尽管它们在批评界不大受重视，但是它们常常吸引了比影院人数更多的观众。他们还认为：电视上“每周电影”和微型系列电影的巨大观众群可以和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举家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巨大而经常的观众群相媲美。(注：见劳伦斯•贾维克/南茜•斯特里克兰的“电视电影：比想像的更好”(载《美国电影》杂志，1988年12月，第41—43页)。)然而，尽管人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电视上看各种各样的电影，问题仍然存在。西尔维亚•哈维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重视花费在观看电影上的时间的“数量”，同时也要重视观看电影的时间的“质量”。(注：见西尔维亚•哈维的“电影是什么?感觉的，抽象的，政治的”，载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编辑的《电影：起源和未来》(伦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学出版社，1996)。)这也联系到了电影和电视关系中的另外一些问题。技术
首先，在电视或录像带上看电影不可避免地在技术质量上会有所损失。这包括许多方面，如音质、色彩，以及清晰度的损失(从3500—4000线的解像率到大约600线的解像率)。还有令人头疼的画面的高宽比问题。电视通常是4∶3，电影从20世纪50年代宽银幕出现以来是被拍在一个扁长方形的画面上(例如1.85∶1或2.35∶1)。为了把电影放进电视画面，电影工业采取了“截取”技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技术是电影工业自己发明的)。这不仅造成了许多原始画面的损失，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把电影又重新做了一遍。结果，尽管电影有“大画面”的吸引力，电影制作者越来越意识到在电视上放映是一部电影发行放映的最后一站。这迫使他们在拍电影时把重要内容限制在“安全区”内。例如，弗兰克•汤普逊指出了在电视上看约翰•波尔曼的《空白点》(1967)和米洛斯•弗尔曼的《莫扎特》(1984)之间的不同。他认为，后一部影片是明显地按电视的格式来拍摄的，而前者则不是。结果，《莫扎特》在电视上同电影的效果差不多。相反，《空白点》在电视上看起是“混乱”而“粗糙”的。(注：见弗兰克•汤普逊的“画面的压缩”，(载《美国电影》杂志，1990年2月，第40—43页)。)当然，随着观众逐渐接受“遮幅式”的电视画面(电影画面以原来的比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由“截取”技术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开始被克服。
当然，也有人认为，电视并非完全不能完美地处理宽银幕影像。提供宽银幕电视的技术已经存在相当一段时间了。它不仅有高清晰度的图像，而且有优质的立体声。虽然它不一定达到投射的电影影像的质量，但至少是非常接近了。它现在还没有广泛流行主要是由于经济和成本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和电影的质量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在电影和电视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根本性区别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因此，电影是在一个黑暗的公共场合观看一个大的银幕形象，电视则是在各自的私人空间观看一个小的屏幕形象。这主要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安排，起因于电影和电视工业的经济规则，而不是两者之间在技术上任何不可逾越的差异。正像克雷默所指出的，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电影曾经被构想为一种家用技术(如爱迪生早期发明的“电影视镜”)，而电视则曾经被构想和试验为一种公众技术(如早期的剧场电视)。(注：见皮特•克雷默的“大银幕的诱惑：电影，电视和好莱坞”，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
同样道理，电视常常被基本上看作是一种“直播”媒体，它更适合于依赖“现场的”事件；而不是像电影那样传送预先录制好的娱乐节目。(注：见查尔斯•巴尔的“直播电视的戏剧遗产”，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但是，电视尽管已经在报道新闻、体育和重要的公共事件上把它“直播”的特性发挥到极致，这并不意味着电视“本质上”是一种“直播”媒体，或者它的“直播”特性应该决定电视剧的发展方向。例如，罗伯特•法内罗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电视中，“直播形式和胶片录制形式对立的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技术的和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注：见罗伯特•法内罗的“电视电影的兴起和电视网对电影工业的霸权”，(载《电影研究评论季刊》，1984年夏季刊，第204—218页)。)他认为，“直播”节目在美国电视的早期成为主导形式并不仅仅因为它比电影方式拍摄的节目便宜，也是用它来显示大电视网(如ABC、NBC、CBS)的力量，同时强化地方电视台对他们的依赖。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使得“直播”节目成为对大电视网有利的策略的环境开始改变时，电视节目制作的方式也决定性地转向胶片制作。关于这方面，在电视上“直播”戏剧的遗产被人们作出了不同的读解：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某种对于电视来说特殊的东西，但是当它转向录制形式以后便丧失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它压制了早期电视的美学潜力，后来的发展，以及和电影的一种更紧密关系的实践终于成了主导倾向。(注：见马丁•麦克罗尼的“电影和电视的美学”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美学
但是，如果电影形式对电视剧的影响可以被看作促进了“直播”电视戏剧的死亡，那么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地导致充分“电影化”的电视剧。这部分地又是由于经济的原因。电视电影或用电视的经费制作院线发行的电影通常比好莱坞制作的电影更快更便宜，通常也缺少“大制作”影片所具有的观赏价值。但是，麦克罗尼认为，在此类讨论中，也有一种在电影和电视之间、在“电视的最不宏伟的(美学意义上的)的制作和电影的最宏伟的制作”之间作出一种“虚假的对比”的倾向。(注：见马丁•麦克罗尼的“电影和电视的美学”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用好莱坞的“大制作”来给电影下定义，尽管在好莱坞的经典时期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更为常规的作品，它们的预算并不很高、没有那种现在的“大制作”所必不可少的特技和昂贵的场景。
所以，许多美国电视电影可以被看作是延续了好莱坞低预算电影传统的创作。尽管它们来自于电视，但仍是一部成功的电影。斯皮尔伯格的《决斗》(1971)是此类影片中最突出的例子。最近的还有约翰•达尔的《西部红石》(1993)和《最后的引诱》(1994)，它们最初是为有线电视网制作，并在有线电视网上播出，然后又在电影院获得了成功的发行和放映。这些例子生动地说明了首先在电视上播放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和“正宗的”电影制作相对立的垃圾之作。(注：见莱昂斯•唐纳德的“有线电视中的类型和社团”，(载《电影评论》杂志，1994年9—10月刊，第2—7页)。)欧洲也有类似的例子。在那里电视业对电影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支持。尽管引来许多抱怨，特别是在英国，认为电视资助的电影缺少“真正的电影”所应该具有的价值；但是也很难明确地指出电视的资助或“电视的美学”如何影响了这些电影。特别是当包括了意大利的费里尼、罗西里尼、奥尔米、塔维亚尼兄弟，德国的法斯宾德、赫尔措格和文德斯，西班牙的阿尔莫多瓦和英国的格林纳韦等人的各不相同的作品时。
但是，如果说从美学上难以在电影和电视之间作出明确的划分，并不是说电影和电视互相交错的情况没有造成美学上的影响。例如，拉弗蒂认为，虽然电视从电影那儿继承了一整套叙事和风格的规则，但是电视制作中时间和成本的压力使电视采取了新的技巧，这些技巧回过来又影响了电影制作。例如，快速聚焦、声音的错迭、特别是电视因拍摄速度和成本而采用的变焦技术(而不是推拉技术)，反过来又成为电影制作实践中的常用手法。拉弗蒂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电影和电视技巧实际上融合起来了”。(注：见威廉•拉弗蒂的“电影和电视”，载加里•爱杰顿编辑的《共栖中的电影和艺术：参考指南》(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随着录像技术的发展，批评家认为出现了更广泛的交互影响。例如，蒂莫西•科里根认为，电视和录像在家庭观看条件中的“干扰性”(电话铃、去洗手间等)鼓励了新的电影叙事形式。他分析了“经典的”叙事形式如何让位于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其中时间“被浪费”，表明叙事中的事件和视觉表现超过了说明动机所需要的长度。(注：见蒂莫斯•科里根的《没有围墙的电影院：越战以后的电影和文化》(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1)。)在这一方面，科里根举出了某些被认为是“后经典电影”的特征，其中情节变得更松弛和更段落化，对角色的认同不是那么强烈，叙事和奇观的关系编织得不像“经典”时期那么紧密。在以上分析中，他把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归结于电影观看条件的改变，因为这些特征是和在电视和录像带上看电影时往往存在的较少集中注意力的状态分不开的。
观看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于观看行为的兴趣激发了许多近来的电影和电视研究。例如，西尔维亚•哈维试图从“观看经验的质量”和它的“社会和公众特点”来区别电影和电视。(注：见西尔维亚•哈维的“电影是什么?感觉的，抽象的，政治的”，载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编辑的《电影：起源和未来》(伦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学出版社，1996)。)她认为，观看经验的质量不仅和电影影像的尺寸和密度有关，也和在电影观看中，注意力集中的强度有关。从巴赞关于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研究出发，她强调要“认识到电影影像的空间的、甚至‘神圣的’特性”。她认为，它们“不仅来自于神圣的权威，也来自于人性的回应”。安妮•弗雷德伯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随着录像电影的出现，“原来在电影放映时所具有的‘氛围’(aura)消失了”。(注：见安妮•弗雷德伯格的《橱窗购物：电影和后现代主义》(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在这些观点中稍微有一点自相矛盾的意味。对于沃尔特•本雅明(1936)来说，正是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的“机械复制”的特性毁灭了传统艺术的“氛围”以及它和“原创性”概念的联系。(注：见沃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伦敦，科林斯出版社，1936/1973)。)但是，在电视和录像时代，该轮到电影的观看经验被看作是具有“神圣”的品质和提供了真正的“原创性”的经验了，而这种特点是在电视和录像上看电影时所没有的。
在这些观点中，所要强调的是：注意力的集中和投入是在电影院观看影片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在电视和录像上看影片时所不具备的。在这一点上，电视的观看经验被看作是和电影院的观看经验根本不同的。例如，雷蒙德•威廉斯界定电视的核心经验是一种“节目流”的经验，(注：见雷蒙德•威廉斯的《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伦敦，方坦纳出版社，1974)。)而约翰•埃利斯则强调电视依赖于“片段化”经验。(注：见约翰•埃利斯的《可见的虚构：电影，电视和录像》(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82)。)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看电视”，而不是看特定的节目。对于埃利斯而言，这也涉及到和观众的特定关系。因此，和在电影院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不同，看电视时只是不经意的“一瞥”。
科里根认为正是这种“一瞥的美学”统治了当代的电视观赏行为，而弗雷德伯格则谈论“闲逛性观看”和电视和录像技术所允许的对文本的积极关系。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的观看形式也和(后现代)观看主体的变化有关。对科里根而言，新的电影接受形式是由于“一种明确的稳定的观众”消失了；而对弗雷德伯格而言，新的媒体制造了“一种变化的、能动的、流动的观看主体”。然而，虽然大家都知道电视和录像允许在看电影中有更大的控制性和交互性，但是在这些研究中也有一种倾向：在“老的”和“新的”观看形式之间作出过于绝对的断言并划分出过于强烈的对比。事实上，在电影院看电影并不是、也从来不像某些时候在电影和电视观看之间所划分的对立所暗示的那样注意力集中。电影观看的条件是随着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约翰•贝尔顿的研究显示了当代的剧场电影观赏和早期的西洋镜和镍币影院时代非常相似(1994，第342页)。(注：见约翰•贝尔顿的《美国电影和美国文化》(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94)。)另外，一般用来描述电影院观看行为的条件(大银幕、黑暗中、相对的固定姿态)必然以某种简单化的方式界定观看主体。这种假设显然不足以描述观众社会性地和历史性地实际反应于电影的复杂方式。同样的道理，也不可能简单地仅仅从电视和录像的技术层面的因素来“读解出”观看主体的形式。在这一点上，观看主体不仅仅是被媒体所制造，也是被整个的社会和文化诸决定因素所制造，当然，它们也包括电影、电视和录像。
文化
这种对观看主体的关注也联系到对电影在塑造社会和文化认同中的作用的关注。我们已经看到，在电影和电视之间一种对立性描述已经把电视看作是电影消费的“私人化”形式。但是，这种对立也不是那么鲜明的。就像哈维所注意到的，尽管电影可能会在一个社会性空间里提供一种共享的经验，但它也可能是一种“强烈的个人化的”经验。(注：见西尔维亚•哈维的“电影是什么?感觉的，抽象的，政治的”，载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编辑的《电影：起源和未来》(伦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学出版社，1996)。)同样，尽管在电视上看电影可以被看作是私人化的，但它也可能是一种共享的经验。这不仅仅是因为电视观看常常是一群人(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因为看电视上播出的电影也会诱发一种集体的归属感。从这个观点出发，一部电影被大量的观众同时观看会把观众纳入到一种类似于其他电视形式(如直播联欢晚会或体育比赛)所提供的共享的经验中来。
这也使得电视观看行为并不比区别节目之间差异的所谓“节目流”理论模式更复杂化。当强调“节目流”时可能注意到了电视观看作为一种行为的重要性，但它也低估了个别节目的作用和忽视了个别节目如何区别于整个的电视节目流，而且这些节目常常是单独观看的(沃勒，1988；麦克罗尼，1996)。正是在这一点上，电视上的电影可能是重要的，因为电视可能将电影作为一个重要的不同寻常的“节目”，它可以打破常规的电视流和提供一种区别于其余电影的“特殊”经验。在这样做的时候，电影也可以介入到现在由电视占居中心位置的“公众领域”。因此，贾维克和斯特里克兰从“社会功能”方面为美国的电视电影辩护。他们说：除了娱乐方面的作用，它们构成了“在重要的历史、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公共辩论的议政大厅”。(注：见劳伦斯•贾维克/南茜•斯特里克兰的“电视电影：比想像的更好”，(载《美国电影》，1988年12月，第41—43页)。)这种有关电影和电视关系的辩论在美国以外也存在，特别是在欧洲。因为欧洲电视比美国电视更少为商业利益所驱动，以及在欧洲国家内电影和电视的合作更偏重致力于公众服务的价值。因此，在美国是商业电视网和收费电视，例如“家庭影院”(HBO)和“演出时间”(Showtime)资助了电影；在欧洲是公共电视台，例如德国的ZDF、意大利的RAI、英国的4频道、西班牙的RTVE，和葡萄牙的RTP对于维持欧洲的电影生产至关重要。在法国，政府法律有关广播电视必须支持电影生产的规定保证了法国在欧洲大陆成为最大的电影生产国。
在欧洲，电视对电影生产的支持的必要性可能是源于好莱坞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民族电影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水平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观点看，电影和电视的联盟下仅为欧洲国家提供了最经济的电影生存的形式，也最可能是在文化上提供一种不同于好莱坞规范的另类选择。因为它汲取了欧洲电视服务公众的传统，并以一种针对全球市场的好莱坞电影所不可能的方式和它们自身的文化对话。因此，在由英国4频道支持的电影例子中——《我美丽的洗衣店》(1985)，《给布里兹内夫的信》(1985)，《贱民》(1990)，《哭泣的游戏》(1992)和《裸》(1993)——具有某种艺术电影的形式追求和公共服务电视的社会政治思考两者之间的融合。(注：见约翰•希尔的“英国电视和电影：关系的建立”，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因此，在欧洲不是电视是否愿意支持电影，而是它是否继续拥有这样的能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突出，因为整个欧洲的广播业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电影的成本又很高，这使得支持电影变得越来越困难。意大利的RAI和西班牙的RTVE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
1、金融市场对企业筹资活动的影响
企业筹资，指企业筹集资金。资金是企业的血液，任何一个企业要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都需要有适量的资金，而通过各种途径和相应的手段取得这些资金的过程就称之为筹资。企业的大多数资金都是从金融市场中筹集而来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是企业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资金需求者和资金提供者可通过金融市场这个平台，使资金从提供者转移到需求者手中实现金融市场自主筹资。企业可通过金融市场自主筹资，降低筹资成本。企业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趋势，调整筹资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在必要时，企业可以把可转换证券按一定的比例转换为普通股，减少固定利息或股息的支付，增强企业的资本实力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安全性。当前，我国的金融业有了很大发展，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生产无时无刻不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金融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国内外金融市场进行研究以切实找到未来金融的发展方向，引领经济的健康发展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筹措资金即融资对于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新项目的实施，需要经过投资前的可行性研究、投资和生产三个阶段。而这又涉及金融监管及企业筹资成本与风险问题，需要在不断的探索中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企业如果要立足于市场，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预防机制和财务信息网络，及时地对财务风险进行预测和防范，制定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风险规避方案，通过合理的筹资结构来分散风险。如通过控制经营风险来减少筹资风险，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原理来控制投资风险，使企业按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避免由于金融危机造成财务危机，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应建立财务预警机制，随时监控企业的筹资风险，把风险水平降到最低点。
2、金融市场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
企业投资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指把资金投放于生产经营环节中，以期获取利益的投资。在非金融性企业中，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间接投资又称证券投资，是指把资金投放于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以获得股利或利息收入的投资。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完善和多渠道筹资的形成，企业的间接投资会越来越广泛。对于投资者而言，金融市场上交易的品种越多，为投资者提供选择的空间就越大。一般而言，投资者应该选择市场规模大、参与主体多、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企业产权流动、重组的有效途径。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金融资产的投资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投资者可随时根据自身的意愿通过金融市场购入或出售多种证券，形成有效的投资组合。对此，金融市场理论中的投资组合理论对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指导作用。为了减少金融资产投资的风险性，可同时投资多种金融证券，形成有效投资组合，可在不影响预期报酬率的前提下，降低收益的风险性，实现收益的稳定。投资组合理论同样适用于实物性资产投资，即企业在进行实物性资产投资时同样可以实行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减少投资风险。
3、金融市场对企业营运资金的影响
营运资金作为企业资金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其运转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今后的生存与发展。营运资金管理作为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应该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一致，即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金融市场环境对公司经营的影响重大，各种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预知的危机，金融危机更是让大家对这种影响有了一个甚为透彻的认识。金融市场对企业营运资金的重要性从金融危机导致的中小型企业倒闭，则能看出。营业资金就像一个企业的血液，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营运资金的管理。营运资金的管理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维系于营运资金的正常运作。只有营运资金处于良好的运作状态，企业才能得以生存，获得发展，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才具有得以实现的可能。目前，我国仍然有许多企业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加上筹资困难，营运资金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金融危机的出现更加使企业面临营运资金紧张的问题，当然这与金融危机导致的银行借贷有直接关系，国内各大企业在感受金融风暴剧烈震荡的同时，资金管理在企业营运中的重要性在这次风暴中更加凸显。很多国内企业在前几年的繁荣时期内进行的一些不顾风险的投资和扩张，终于在泡沫破灭的今天饱受牵连，粗放化的资金管理也让企业无法在第一时间预警风险以及无法及时处置管理风险。所以，企业也应该根据自身状况制定正确的营运资金管理政策。
二、企业财务管理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企业财务管理是企业对财务工作的管理，是一项极为重要的高层领导管理工作，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是处理财务关系的管理活动，是组织企业处理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的一种经济管理。企业财务活动是以现金收付为主的企业资金收付活动的总称。企业筹资会引起财务管理活动，企业投资会引起财务管理活动，企业经营会引起财务管理活动，企业分配会引起财务管理活动。这四个活动相互联系组合成完整的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企业金融业务所发生的对象十分众多，例如：向银行借款、企业内部集资、企业自我积累、向非金融机构或企业借款、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如果仅从纳税角度，一般来说，企业内部集资的税收负担率最轻，其次是向非金融机构或者其他企业借款，再次是向金融机构借款，自我积累筹资和发行股票的税收负担率最重。其原因在于：企业内部集资和企业间资金拆借，其利息也可在税前扣除，而其利率一般会高于向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但其筹资成本未必会比向银行借款的筹资成本高。假如站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要求企业不仅能够筹集到足够数的资金，还要求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但是企业内部集资和企业间资金拆借借款程序简单，筹资速度较快，所受限制较少；向金融机构借款程序复杂，筹资时间较长，所受限制较多；发行债券和股票，对企业本身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但其筹资风险较小。因此，选择哪种或哪几种组合融资渠道，要考虑企业必须支付的税收成本，也要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此外，企业的财务活动也对金融活动起着制约作用。企业财务活动中有关货币资金收支业务活动的不断发展，为金融货币活动提出了客观要求，并且金融货币流通活动也受企业财务的制约；同时，金融的信贷规模能否控制在最小限度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财务投资规模的控制和投资效益的增长，这些都与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是否进行正常有关。由于财务中有关货币资金收付业务的不断发展，因此对金融的货币业务提出了客观要求。首先，离开财务货币资金收支，金融的货币业务难以得到开展；其次，金融的货币流通也要受到财务管理的制约。经济组织的借款是金融机构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经济组织的还贷，又是货币回笼的主要方式。然而，借款取决于资本扩张的需求，还款取决于销售收入的及时取得，这些都依赖于经济组织财务的正常进行；再次，金融的信贷规模是否能控制在国家宏观控制的指标之内，银行的不良债权是否能控制在最小幅度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组织的财务投资规模的控制与投资效益的增长，而这些都有赖于企业财务管理的合理进行。
三、结束语
施工现场常见与投资控制有关的具体工作。
1.1工程计量目前招投标要求以工程量清单形式计价报价，合同计价形式一般为单价合同，增加的工程量按承包商投标报价是报的综合单价为基础计价，所以，工程中若有增加的工程量（增加手续合法），计量很重要，是增加造价的依据。计量不仅可以控制项目投资支出，同时也约束承包商商履行合同义务、强化承包商合同意识。对于不合格的工作和工程，工程师可以拒绝计量。同时，工程师通过按时计量，可以及时掌握承包商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工程进度。计量时监理、业主代表、承包商同时在场。
1.2现场签证有价格、数量、事件三种因素。是合同以外的，现场现实存在的，确实影响工期和造价的，特别注意：合同以内的，承包商为保证质量采取的必要措施的，承包人原因造成的返工等，一律不签。如，雨季承包商排水费用，排地下水费用等措施费已包含在内的。以合同、图纸为依据，同时要了解分项工程特征（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技术规范等。该签的签，不该签的不能签。
2质量控制
2.1质量目标施工合同约定，有关技术规范，质量评定标准。
2.2质量管理责任制度检查质量总包负责制、施工技术交底制度、材料进场检验制度、样板引路制度、施工挂牌制度（注明管理者、操作者、施工日期等）、过程三检（自检互检交接检）制度、成品保护制度。
2.3质量控制方法现场主要从3个影响质量的因素着手：人、材、机械。
2.3.1人：有无健全的质量管理组织机构，操作人员有无上岗证，资格证，特种作业证。
2.3.2材：（1）采购：采购合格的材料、半成品和构件。（2）材料的搬运和贮存应按搬运储存有关规定进行。（3）对材料、半成品、构件进行标识，证件齐全（质量证明材料）。（4）未经检验和已经检查为不合格的材料、半成品、构件和工程设备等，必须按规定进行检验和拒绝验收。（5）按规定对必须进场复验的材料现场见证取样（钢材、水泥）。
2.3.3机械：机械选型是否合适，运行状态怎么样，数量是否满足进度要求，施工时操作技术，如：道路工程合理选用压实机，应根据填土种类、工程规模、施工条件、工期决定；振动压路机碾压时的振动频率、振幅大小应与路面铺筑厚度相协调，厚度较小时宜采用高频低振幅，终压时要关闭振动；摊铺沥青时对城市主干路用两台以上摊铺机成梯队联合摊铺作业，前后摊铺机相距10～30m。
3安全控制
3.1市政工程现场常见安全问题市政工程现场常见安全问题的主要类型：坍塌、电击、物体打击、机械伤害等。发生原因：（1）施工方案、施工工艺：如挖土没有合理的施工方案，没按施工顺序作业；（2）设备不安全；（3）地质灾害：如道路桥梁施工线路长，遇到开山挖破的，原有山体平衡被打破，或是水流环境改变，有造成地质灾害的危险；（4）电力安全：作业区间用电设施随时迁移，作业过程造成环境改变可能造成电力线路破坏，造成人身安全；（5）施工质量造成安全事故：如排水管道安装施工质量差所导致的管道渗漏、管道基础下沉引起的路面塌陷，连锁反应造成的安全事故。
3.2出现安全事故后的应急处理保护现场，采取措施，报告上级。
4协调管理
现场管理工作过程中，主要有两大类关系要协调：一是近外层关系，二是远外层关系。
4.1近外层关系一般都有合同关系，如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承包商、监理单位，物资供应单位，在施工阶段有很多具体工作需要合作：如图纸会审，基础验收，中间验收，工程变更等。跟监理是合作与监督的关系，作为业主方代表，在项目管理中合作，如目标控制，同时对监理的监督也必不可少，如监理工作技术上、程序上是否按《建设监理规范》的要求去做了，是否按《监理合同》履行监理职责了等。
4.2远外层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
4.2.1当地居委会。与道路沿线的当地居委会负责人保持联系，因为施工有可能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要及时了解居民的生活动态，妥善处理与居民的关系，尽量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或是取得理解，减少纠纷，最终目的是不影响工程进行。
4.2.2当地派出所。工程沿线派出所是治安管理单位，治安问题也是工程安全施工内容之一，业主方要在工程开工前将工程施工概况通报当地派出所，以便让派出所对将要面临的治安防范有所准备，遇到治安案件在第一时间与派出所联系，为安全施工创造条件。
4.2.3市容管理单位。环卫部门是市容管理单位，道路施工灰尘大，线路长，影响面广，与环卫部门保持联系，及时向承包商传达并落实市容管理单位的具体要求，落实文明施工。
4.2.4土地管理部门。施工地块遇到争议时需要土地部门进行裁定。
4.2.5交警部门。主要是现场材料运输方面的一些问题，如工程材料通过场外道路运至施工现场，建筑垃圾需要外运，市区大型车辆限时通行，有些急需的材料事先通知交警，取得交警的协调与许可。
4.2.6新闻媒体。宣传，协调。特别是有投诉时面对媒体的采访，首先对工程概况有了解，对工程进行正面宣传，具备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
宁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现状
（一）金融组织种类较齐全，有些种类具有创新价值从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种类来看，宁夏已建立起小额贷款机构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三种形式。在小额贷款机构方面，既有商业性的小额贷款机构，也有以扶贫为目的非盈利的非政府组织小额贷款机构（如盐池县妇女发展协会）。从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创新来看，宁夏的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将农村物流农村小额贷款和农民资金互助相结合（如掌政镇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走出了“掌政模式”。（二）农村小额贷款机构覆盖面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截至2011年末，宁夏小额贷款公司已达到122家，所有市县(区)都至少有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覆盖面人均占有率居全国第一，实际到位资金已达72.98亿元，累计发放贷款150.5亿元。其中，发放三农贷款109.5亿元，占总发放贷款额的72.8%，使22.5万农户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受益，贷款回收率和收息率均达到100%。累计上缴税金3.8亿元，仅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数就达到1600余人。（三）村镇银行发展较快2008年8月，宁夏第一家村镇银行———吴忠市滨河村镇银行正式营业，截至2012年3月末，宁夏已设立8家村镇银行。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新增7家村镇银行。从设立机构来看，有区内城市商业银行（如石嘴山银行设立吴忠市滨河村镇银行），有区外城市商业银行（如包商银行设立贺兰回商村镇银行）。从股权结构来看，主要是发起设立机构控股（区内区外城市商业银行）企业参股（区内区外企业）。从设立地域来看，村镇银行覆盖宁夏所有地级市。截至2012年3月末，宁夏村镇银行各项存款余额25.05亿元，同比增长1.3倍，占同期宁夏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例为8‰；各项贷款余额21.99亿元，同比增长1.06倍，占同期宁夏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为7‰。（四）资金物流调剂中心的掌政模式在宁夏已成功推广至10家2007年7月23日，掌政镇的196户农户和当地3户小企业共同发起筹建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该中心于2008年8月5日正式注册成立，是全国首家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该中心将农民信用合作小额贷款农资物流服务有机结合，是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领域的重要创新，被誉为中国农村新型金融发展领域的“掌政模式”。目前这一模式已成功推广。截至2011年末，宁夏已设立10家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
（一）守住资金小额性质，让小额贷款公司成为真正的小额贷款组织来自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200余家小额贷款公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万元以下贷款只占1.86%，50万元以上贷款占到86%。“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公益小额贷款，在中国“水土不服”，而宁夏的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成功走通了该模式下五户联保的路子，以亿元资本服务近万客户，万元以下贷款做到了70%以上，自身更获成倍增长。宁夏惠民小额贷款公司于2008年12月注册成立，初始资金规模仅400来万元。2008年年底，惠民公司资金规模达到1500万元，2009年为3000万元，2010年底为6000万元，2011年便一举冲上亿元高点。惠民公司借用孟加拉乡村银行“团体联保贷款”方法为每一笔贷款提供信用保证，要求贷款户先与邻居组成五户联保小组，才能通过组员担保获得贷款。“只有身边的人才真正知道自己讲不讲诚信”。“你要是个不讲信用的人，就没人跟你联(组)，更别说贷款”。惠民公司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2月末，该公司覆盖了宁夏盐池同心两个贫困县的16个乡(镇)的113个行政村355个自然村的22519人，累计向7686位农户发放小额贷款37133万元，2012年2月末户均贷款余额10600元，万元以下贷款客户占71%。惠民公司以市场化的路子走通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公益小额贷款之路，让小额贷款公司成为真正的小额贷款组织。（二）在全国首创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贷款直通车模式为解决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后续资金困境，2008年宁夏首创“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贷款直通车模式，建立了由大银行向小额贷款公司批发贷款，再由小额贷款公司向农民零售贷款的“直通车”模式。大银行资金充足，苦于基层网点少，没有“腿”；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虽然资金匮乏，但是贴近农民，具备信息优势和网点优势。在他们之间建立资金对接机制，可以实现双赢。2008年12月，交通银行宁夏分行首次向区内8家小额贷款机构进行批发贷款3000万元。截至2012年4月末，宁夏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向区内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批发贷款28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服务了“三农”，且没有形成一分钱的不良贷款。此外，为配合“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贷款直通车模式，宁夏成立了宁夏银行业批发贷款担保有限公司，由宁夏银行业批发贷款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协调合作银行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批发贷款力度，截至2011年末，经该公司担保为小额贷款公司增加银行批发贷款3亿元，累计担保银行批发贷款达到13亿元。（三）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走出了资金+农户+市场的掌政模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成立的基础是200户农民的资金互助，但其中又吸收了几个民营企业的股份，且经营部分物流业务，比如为农民提供化肥种子等方面的采购服务。该中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小额贷款机构，它是以农民资金互助合作为基础，以民间资本为主导，以市场化运作机制为保障，以扶贫性金融为手段，将农民信用合作商业性小额贷款农资物流调剂三者密切结合而构建的一个三位一体的商业化可持续的微型信贷机构。该中心是全国首家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因其在农村微型金融发展领域的重要创新，被誉为中国农村新型金融发展领域的“掌政模式”。2011年，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荣获“中国农村金融品牌价值榜•十大创新金融机构”称号。该中心积极推广“资金（物资）+农户（基地）+市场”贷款模式，在运营中紧紧围绕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上的需求，为入股农户当地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农资物流等全程化服务。该中心打破单纯发放现金的放贷方式，将农用物资作为“放贷物”，不仅为农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产前服务，而且还将技术营销等产中产后服务纳入视野，成为联结分散农户与大市场的桥梁。该中心放贷（物）额度一般控制在3000元至3万元。目前这一模式已在中宁石空镇平罗城关镇金凤区丰登镇等地成功推广。（四）村镇银行探索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模式，重点扶持农民创业就业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是低收入农户创业融资的最大障碍。针对这一难题，宁夏的村镇银行积极探索“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模式。村镇银行坚持“小额分散便捷规范”的原则，当地农户“无抵押无担保”就可申请到5000元至8万元不等的贷款，具体额度视农户种养规模和实际需求而定。滨河村镇银行通过农产品贩运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中介组织牵线推荐，直接向其产业链利益链上的农户放贷。为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创业问题，滨河村镇银行在当地甘草贩运大户推荐下，向东川村58名返乡农民工发放两年期甘草种植贷款186万元，经致富能人牵线，向新华桥村38位青年农民发放创业贷款107万元。（五）建立村级互助资金，发展财政+农户贷款模式村级互助资金是将财政扶贫资金作为政府配股，由农户自愿入股，同时接受社会捐赠资金，主要为当地贫困户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流通业提供小额贷款的扶贫型金融服务组织。宁夏从2006年开始村级互助资金试点，政府向每个试点贫困村下拨20万元启动资金，吸收本村农民入股。每股1000元中，由农户投入400元，政府配股600元；特困户每股只需投入200元，由政府在配股600元的基础上再赠股200元。每户农民最多可入3股。互助资金坚持“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实行封闭运行有偿使用互助互济滚动发展。互助资金组织不得跨村设立，不得吸储。农户根据自身实际需求申请借款，最高限额不超过5000元。申请借用时，须由五户信誉较好的家庭联保，如逾期不还，担保户应负连带清偿责任。使用互助资金需支付相当于或低于同期农信社小额贷款利率的占用费，占用费收入的40%滚入本金，60%用于分红和提取管理费。目前，宁夏村级互助资金组织已发展到108个，占绝对贫困村的100%。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效用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人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信息、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它们的交流与分享是提高人的创新力的关键。优秀的企业文化恰恰能够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它构成了企业创新能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从企业管理科学体系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理论，是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到行为科学、以及现代管理的一场新的管理革命，是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被人们广泛地称为是企业经营成功之道，目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效用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突出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在企业内建立起一种企业员工认同的价值观，以这种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以企业精神为核心形成系列管理行为和活动。魏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实践得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所奉行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
二、企业文化的特征
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教授约翰?科特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就是：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在不远的将来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企业兴衰、企业发展当然是由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但企业文化肯定对企业兴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总结企业文化大体包含四个特征：
1．以人为本。人是企业的主体。企业文化则主要研究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在员工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因此，企业文化必须从员工的角度出发来协调企业的内部关系，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来沟通企业的外部关系。如果企业文化脱离了“以人为本”这个中心原则，那么它也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终将被企业抛弃。
2．以文化人。企业文化不同于泰罗制、不同于行为科学、不同于理性主义管理、不同于过去的行政型企业管理，关键在于它能够“以文化人”，运用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于管理之中。通过文化来改造人，使人能够产生创造性、自觉性，从而对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然后发挥其积极性并作用在工作岗位上。这是一个作用的积累。
3．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个词来源于老先生的著作。文化自觉主要指企业家用文化的视点去查找企业问题根源的自觉性。大部分企业家在分析企业不景气的原因时，往往强调资金问题、体制问题、包袱过于沉重的问题等。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但这些都只是现象，它们并不是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文化，是企业家管理行为背后的文化，是员工的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行为背后的文化，这才是根本问题。所以企业家要想经营好现代企业，必须具备文化自觉性，不具备这一素质，就不能成为未来的企业家。
4．文化主导。在所有的管理要素中，必须有一项是主导因素。像泰罗制以经济要素作为主导因素，行为科学把满足每一个体的需要作为主导因素，企业文化则是把文化的培育放在各要素的首位，使其成为主导因素。既然文化的培育成为企业文化的主导因素，那么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一定要花大力气去培育企业的文化。
三、企业文化中的创新文化
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技术鸿沟，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通过技术转移(主要表现为技术模仿、扩散和技术溢出)，可以缩小这种差距。Caniels(2000)指出：“知识(技术)溢出是通过信息交流而获取智力成果，并且不给知识的创造者以补偿，或给予的补偿小于智力成果的价值。知识溢出与知识扩散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扩散的含义更广，它覆盖了知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方式，而知识溢出则只是其中的一种”。
当今世界，在信息化背景下，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创新变成了企业的生命源泉，生产规模或成本不再重要，而创造性和灵活性是最宝贵的资源。自然人或者法人这个经济活动主体本身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动。新经济时代的企业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必须充满着创新，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确定性来对付明天的不确定性。
一些研究表明，成功的世界级领先企业，“更多的是由超越现实的抱负和在低投入产出中表现出的创造性来维系的，很少是由共同的文化或制度的承袭而维系成一体的”。因此强调，“如果要解释索尼、本田或雅马哈公司的成功，真正应当研究的是它们在善用资源方面的特点，而不是管理方面的特点。西方管理人员不应过分重视对日本文化的学习，而应确保本公司有充足的奋力拼搏能力，促使大家不懈地追求更好地利用资源的机会”。
正因如此，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文化与传统企业文化强调创新有着差别很大的价值取向和具体内容。前者更加重视经济主体的独立性、个性和灵活性，提倡和保护具有个人冲动的“灵感”和独创性，鼓励不畏风险，激发创造热情，允许尝试失败，对人的尊重首先要体现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正当欲望，使其才能、智慧得以充分释放方面，而对工业经济中所提倡的“集体观念”、“群体意识”、“步调一致”、“绝对服从”等传统企业文化理念则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个性、创造性。事实上，世界软件开发史上所有的重大里程碑始终都是由个人或很小的组织所创造的。适合个人创新、组织灵活机动、完善的人才流动体系正是使硅谷始终充满新活力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
四、企业文化中的知识管理
安德鲁?卡内基说过：机构拥有的唯一不可替代的资本就是员工的知识和能力。企业要做到以知识领先带动企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必须对企业文化中的知识加以管理。
知识四企业中的各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实践活动中的经验总结，是这些人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这些人探索，人之企业和企业文化的框架总和。真正的企业往往注重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活动。由企业提供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即期收益和跨期收益的学习活动，其目的在于短期内提升企业成员的工作效率以及企业的整体绩效(IntegerPerformance)。除了企业培训，现代企业人力资本的自我培训也越来越重要。“干中学”即边干边学是指在工作当中自觉和不自觉的学习他人的知识、技术以及互相学习。由于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人单靠企业培训来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不现实的，个人知识、技术等的获得往往是十分落后于知识本身的发展，这就要求人力必须自觉的学习。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向他人学习和互相学习，这个学习过程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成本(边干边学极大地减少了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是一种极为可取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结合人力资本的学校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对一个人而言，个人在学校学习期间的个人收入几乎为零(如果允许学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则个人的收益不为零，但一般来说相对于未来收入是很小的)，而人力资本真正起作用的阶段是在工作阶段，也即人力资本只有和非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体现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人力资本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增值，这样的学习活动在现今企业组织中被称为学习型组织。
毫无疑问，崇尚知识将成为新时代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对现代企业而言，还不仅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爆炸、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持续运行期限或生命周期受到最严厉的挑战，只有通过培养整个企业组织的学习能力、速度和意愿，在学习中不断实现企业变革、开发新的企业资源和市场，才能应对这样的挑战。学习给企业带来利益和机会。知识的积累只有学习，创新的起点在于学习，环境的适应依赖学习，应变的能力来自学习，这就需要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因而企业不再是一个终身雇佣的组织，而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组织”。现代企业只能作为一个不断学习的组织，才能够“善于创造、寻求及转换知识，同时能根据新的知识与领悟而调整行为”。
知识管理是通过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建立起知识共享与创新的企业内部环境，从而实现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最终达到企业目标。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筛选、分类、分析、评价和分配、利用等内容，而知识管理则强调把信息、人力资源、知识、市场与经营过程等协调统一起来，从而最有效、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经营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知识管理区别于信息管理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前者强调对人力资源和知识的开发和利用。
人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信息、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它们的交流与分享是提高人的创新力的关键。优秀的企业文化恰恰能够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它构成了企业创新能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新经济时代为获得优秀的企业文化，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全员参与的以知识的积累、生产、获取、共享和利用为核心的企业战略。企业战略是指引企业去迎接挑战、利用机会、发挥优势的保证。在以知识为最重要经营资源和主要消费品的今天，衡量企业成功的尺度在于知识(产品和服务中知识的数量及质量)，而不是有形资产或是库存。因此，只有从战略上重视知识这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并努力实施知识战略，才是经营管理之本。
新常态之一：普惠金融vs.长尾风险互联网金融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传统银行业已明显在向蓝海进军，逐渐开拓新的市场，互联网企业也在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产品，向传统金融领域渗透。这无疑会使“更大的人群”成为金融产品的消费者，普惠金融的前景也必将更为广阔。然而，这个“更大的人群”，将主要来自前文所说的“长尾”客户，即传统意义上的非主流市场。以授信业务为例，“长尾”客户的典型特征是信贷历史较差（或无）、创业时间较短（或尚未开始）、抵质押物较弱（或难以管理）、未来收入波动较大（或难以预测），因其不确定性较大，故难以成为传统金融业的授信支持对象。而在互联网时代，尽管大数据提供了更多、更好、更新的量化风险解决方案，在某些特定网络平台针对特定长尾人群开展的授信业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真正实现对更大范围（长尾）客户行为的精准刻画，尚待时间、数据、技术和实践的积累。可以说，未来的金融风险将更多来自于“长尾”领域。新常态之二：创新加速vs.相争相容在长尾时代，创新来自各个层面的整合：既有来自于不同技术、不同平台、不同数据之间的整合，更有来自于不同产品、不同服务、甚至不同行业的整合，包括传统的银行、保险、证券、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电商等行业之间的融合。创新的不断加速和用户体验的不断升级将成为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新常态，其中，“宝宝”类产品就是创新与整合的突出代表，也正因如此，2013年被业界命名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以渤海银行为例，其试水互联网金融跨界产品的进程不断加快，2014年推出的“添金宝”更在宝宝军团中独树一帜。作为一款“现金管理型全自动基金理财产品”，客户签约该产品后，系统每日自动归集指定账户内的活期余额，并自动申购货币基金。当客户需要支付结算时，无需赎回基金份额，直接通过POS刷卡、ATM取现、转账、汇款等操作即可完成对外支付，不仅获得了宝宝类产品的收益，而且实现了传统银行卡的便捷。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市场的“蓝海”与“红海”之间既相竞争、相博弈，也相融合、相促进。新常态之三：安全隐忧vs.维权意识当线下的交易移至线上，数据存储在了云端，除了软件、硬件、网络的安全之外，更令人担忧的是数以亿计的个人客户的隐私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平台数据将更大范围收纳客户的身份识别信息、支付行为信息、消费习惯信息、地理位置信息、社交网络信息，甚至包括指纹与虹膜等生物识别信息，个人隐私安全的隐患及隐私维权意识的崛起将成为新常态。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应用分两个层级：第一层级是满足最初交易目的的数据应用，这个层级的信息采集和应用一般都会有比较严格的隐私保护条款；第二个层级是数据汇集后的分析应用。当来自四方八面数据相互整合起来，不但为巨大潜在商业智能挖掘创造了条件，也为个人隐私泄露带来了机会。研究表明，即使每一个数据来源都是匿名，当数据整合之后完全有可能做到对个人身份的精准识别，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可能将无所遁形。我们需要对隐私进行新的定义，并研究新的防护机制。新常态之四：损失事件vs.理念回归由于承担了更多的“长尾风险”，损失事件必然不断出现。但按照以往的经验，人们往往只接受“刚性兑付”，对于风险与收益匹配关系的理解还停留在书本上和概念上，对实际遭受的损失的认识不够，难以接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买房后，一旦房价下跌就出现“房闹”事件，以及为什么商业银行销售理财产品时，对非保本浮动收益的，尽管反复强调风险，并对客户进行投资偏好测算，严格防范“误销售”，可是一旦出现损失，就会有投资者在银行门前“讨说法”的情况。同样，对于P2P，在国外大多数都是不承担信用风险的“纯平台”，而来到中国后却经历了变异，由平台承担显性或隐性的担保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还是对“高风险、高收益”的理念认识不深，或者说是对风险的“本质”认识不够直观。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为了应对风险损失事件这个新常态，风险本质的理念回归是民众的必修课。
二、互联网金融时代风险管理特点
无论是传统商业银行，还是从事金融业务的互联网企业，抑或是跨领域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都是在经营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二者总是相伴相生。特别是在行业融合与博弈成为新常态的“长尾时代”，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仅以风险定价为例，风险经营能力强的金融企业，在准确识别和计量潜在客户风险水平的高低的基础上，能够给“好”客户提供更为优惠的服务价格；而风险经营能力较差的金融企业，由于对客户风险识别不清、计量不准，只能给客户提供一个偏向于平均水平的价格，而这对真正的“好”客户来讲，反而得不到其应得的优惠条件。因此，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好”客户会流动到风险经营能力强的金融企业，因为其为同等服务付出的成本更低；“差”客户则会选择风险经营能力差的金融企业。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风险管理能力依然是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可否认，互联网大数据将给金融企业带来很多思想理念和技术手段方面的变革。长尾时代，风险管理的方法需要主动应变，传统商业银行要向互联网企业积极学习和借鉴，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更加深入地了解位于“长尾”部位的新客户，并为其提供更加卓越的金融服务体验。但同时，传统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理念不能丢弃，其思想精髓是经过长期实践和验证总结出来的方法体系，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不仅需要坚守，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大数据：机会与陷阱仅一步之遥
互联网和大数据革命性地降低了批量获取尾部客户的成本，使长尾时代的到来成为了可能。谈到大数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商业智能和无限商机，但实际应用中，要对其持有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技术方面更要谨防“大数据陷阱”。大数据分析和挖掘算法可以帮助金融企业找出很多潜藏在数据里的“规律”，但这只是商业智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是，数据量大不一定就是好事。一方面，当数据量从几十条变为几百条、几千条、上万条甚至更大时，很多微弱相关的变量会在大数据里变得显著相关，很多实际并无关联的变量会呈现相关的表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甄别地盲从于数据挖掘的结论，往往造成模型运行中的偏差，或加速模型本身区分能力的退化。这方面的案例很多，基本都是过度挖掘的结果。另一方面，大数据不仅仅是“大”，更要求“全”，即不同领域、不同来源的数据需要进行整合汇集，这也意味着数据种类和形态变得更为多样和复杂。然而，数据“全”是一把双刃剑，既赋予了数据挖掘无尽的想象空间，也带来了数据质量的良莠不齐。特别是互联网“全民造数”时代，数据应用者必须审慎区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即哪些属于客户真实的交易数据，哪些则可能属于客户在好奇心理驱动下的“试试看”行为。因此，数据挖掘要谨防“伪规律”。防范大数据滑入“陷阱”要做到三个尊重。一是尊重数据质量，在充分了解数据来源、意义和规则的基础上，做好数据质量的甄别、纠正和取舍；二是尊重小数据时代的统计分析规范，如合理抽样、充分验证等，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严格的实验设计，以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性；三是尊重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专家经验，不能唯数据或唯挖掘，而是要在数据分析和应用的全流程引入专业经验，并对模型规则进行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四、金融企业践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对于金融企业来讲，互联网金融时代依然要面对信用、市场、流动性、操作、科技、战略、声誉等常规风险，与过去相比，虽无本质区别，却有量的差异。要求金融企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操作流程、系统工具、企业文化和人员队伍。重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客户选择与风险偏好管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并把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平衡作为经营管理的最终目标；二是信息对称与“全流程”管理，确保在业务的完整生命周期内充分了解客户的风险状况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缓释措施；三是数据应用与风险计量能力，将专家经验与基于大数据的风险分析进行有效结合，精准计算和预测客户风险；四是资本约束与风险文化建设，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体系，完善与各类风险相对应的资产管理，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风险文化体系，确保各项风险管理工作在前、中、后台得到有效落实。以渤海银行为例，其开业之初即构建了全面、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模式，并在经营管理实践中按照巴塞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和理念逐步完善了适应本土管理实际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风险偏好政策和风险管理流程，对于所面临的每一种主要风险，均通过“四眼原则、双线报告”建立矩阵式风险报告体系和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加大研究和开发力度，持续提高风险分析、信息管理、计量工具、系统等量化风险管理基础能力，持续推进风险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品质提升；业务发展方面，不以放松风险管理为代价换取短期发展，不脱离风险管理实际盲目扩张，资产质量始终保持同业领先水平。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以“锻炼和培养一支职业操守好、专业水平高的风险管理队伍”为目标，注重开辟立足长效的风险管理人员培养机制，开展深入、立体、全方位、渗透式的风险管理培训。文化建设方面，注重在风险管理实践中培养和塑造独具特色的风险文化，提炼出以“专业、责任、规范、创新”为基础的风险文化理念，并力求使之成为凝聚力量、规范行为、推动持续稳健发展的“无形之手”。上述措施无疑将为渤海银行在互联网时代的“蓝海”航行保驾护航。
五、监管与创新间的辩证平衡
监管与创新向来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有效的监管是保障健康创新和金融安全的必要条件，但如果监管过度，则会扼杀创新于摇篮。监管的重点，首先是风险。长尾时代，由于行业之间跨界渗透、金融交易的数字化和虚拟化，以及金融消费群体的实质性扩大，金融风险在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传染性将更加显著，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更加显著，局部的信用风险、科技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都可能会以声誉风险为媒介，并以流动性风险为表现，快速波及整个企业，直至全行业。因此，风险管理不再是某一家或每一家金融企业自己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如何防范类似P2P平台卷款跑路的风险事件？如何保护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国家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顶层设计与关键制度安排，相关法律法规、风险隔离制度、资本约束制度、流动性备付制度、民间借贷阳光化等都需尽快建立健全，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二是行业自律与准入资格管理，要在重新定义“金融行业”的基础上，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和负面清单管理，并着重加强企业从业门槛制度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确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三是信用评分与征信体系完善，要尽快建立起更大范围的诚信体系，有效提高新兴业态下借款主体的违约成本，并运用数据优势，积极拓展跨领域数据整合，基于信用历史、交易行为、诚信记录，甚至社交网络信息，开发通用评分，帮助授信企业更好地识别和计量客户风险；四是信息披露与市场纪律监督，金融企业要自觉接受市场监督，规范化地披露相关信息，不仅包括金融企业的自身经营管理情况和风险状况，而且包括其业务所涉及的具体产品和具体借款人风险和收益状况的披露，帮助金融消费者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五是风险教育与金融知识普及，要将“普惠金融”与“普及教育”两项工程同步推进，确保金融消费者理解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关系，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投资决策能力。
关键词:边缘金融业务;金融机构;企业
相对正规金融而言，那些自发于民众之间，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游走于政策法规边缘，具有资金借贷性质的资金融通行为，称为边缘金融业务。
目前，边缘金融业务融资行为已经从当初的以其本人合法收入出借给另一特定方，目的是解决借款人一时的生产生活需要，演变成为以获利为目的的信用借款、担保及有价证券抵(质)押融资、动产或不动产抵押借款、企业集资、社会公众集资、高利贷等隐性借贷业务。可以肯定，边缘金融业务作为民间资金调剂的方式，对解决部分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急、频、短的特征，弥补了金融服务的不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企业融资难的压力。但边缘金融业务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必须加以规范管理。
一、边缘金融业务迅速发展的原因
从企业融资角度看，边缘金融业务的存在有其客观性和体制性原因。从个人投资角度看，金融市场目前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从而为边缘金融业务提供了大量资金来源。此外，国家对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特别是县域网点的收缩撤并也推动了边缘金融业务的较快发展。
(一)县域个体、民营等小企业发展迅速，融资缺口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县域和基层地区，小企业数量占全社会企业总数90%以上，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由过去不到1%提高到目前的1/3。但是，目前小企业贷款在全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中占比不高，距离小企业贷款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虽说经过几年的发展，小企业已经摆脱了发展初期财务管理不正规、信息管理不透明状况，走上了规范化轨道，自我约束力不断增强，但这并没有改变有关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的印象，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大客户集中的取向，使银行越来越脱离了广大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私人银行，致使小企业融资缺口起来越大，给边缘金融业务发展带来了生存空间。
(二)金融机构对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渠道并不十分通畅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在逐步面向“重点客户、重点项目、重点地区、重点产品”，并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但大大上收了贷款权限，还在信贷管理上实行了严格准入管理制度，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也存在“抓大放小”的倾向，这使得小企业、小客户贷款难度加大，而且由于大部分县域中小企业难以具备目前银行规定的贷款条件，很难提供银行贷款所需要的担保或抵质押，尽而很难得到银行、信用社的信贷支持，不得不支付高于银行利息从边缘金融业务进行融资。
(三)银行业信息收集过分注重硬件信息，忽视“软信息”在信贷管理中的作用，使不少具有能力和意愿的中小企业被拒之门外
边缘金融业务经营者非常重视借方“软信息”的收集，他们依靠人缘、地缘等关系获取相关信息，从而有效解决了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些“软信息”较之标准的企业“硬信息”(财务报表、抵押担保及信用纪录等)，对正确决策的作用更大。而目前我国银行往往只注重收集企业的财务报表、抵质押情况等“硬信息”，忽视对借款人的人品、还款意愿等“软信息”的考查，导致不少有还款能力和意愿的借款人被拒之门外。同时，正在发展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可抵押的财产，且嫌办理有效抵押或担保的手续繁琐，收费偏高，贷款审批时间长、环节多，因而不得不考虑边缘金融业务融资。
(四)银行业激励与约束制度的执行标准过高、过严
近几年，各银行纷纷上收贷款权限，实行严格的信贷审批和考核制度，部分商业银行甚至不切实际地追求新增贷款“零风险”和“100%的收贷收息率”，片面实行“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由于信贷权限上收，了解中小企业“软信息”的基层信贷员没有贷款权力，却要承担100%的收贷收息责任;而远离企业“软信息”的上级行凭企业“硬信息”决定是否贷款。其后果是信贷人员贷款越多，收回的风险就越大，导致基层银行机构慎贷、惜贷、惧贷，使得一些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取银行贷款，不得不转向边缘金融业务市场融资。由于商业银行上收贷款权，贷款审批主体远离申请主体，从而加剧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延长了贷款审批时间。而县域中小企业贷款一般都具有时间急、频率高、数额小的特点，许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得不求助边缘金融业务。
二、边缘金融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边缘金融业务游离于监管之外，容易诱发非法办理金融业务行为，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年终岁尾，企业和个人用钱的地方增多，在企业贷款难、无恰当的筹资渠道，而银行等主要资金融部门贷款权收紧的情况下，边缘金融业务就有了挣钱的对象和时机，一些部门或个人便私下抬钱或变相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虽然这种做法是被严令禁止的，但由于管理不利，且非法放贷有当物作质押或抵押，当物的价值远高于贷款额，当不能按期收回贷款时，可以通过处理绝当物品而收回贷款，一般不会受到损失，从而使其业务违规难以有效根治。
(二)容易引发经济纠纷
边缘金融业务行为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特别是在当前贷款利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边缘金融业务大多与高利贷联系在一起，而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出现纠纷，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三)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不足，行业风险过高
大多数从事边缘金融业务的企业是以个人和中小企业为对象，主要经营房地产、黄金首饰、股票证券、古玩字画、交通工具、二手房按揭等业务，发展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同时，由于大多数的业务经办人员没有金融工作经验，对金融业务知识不了解、了解不足或对金融业务及金融法律知识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判定哪些业务违法，哪些业务不违法，从而造成行业经营风险增加。
(四)影响金融业的正常发展，加大借款人的经营成本
因违规办理融资业务，边缘金融业务发展不仅造成存款分流，影响银行信贷的扩张能力，加大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因利率过高，造成行业利润失衡，也加大了以经营为目的的借款人本身负担，增加了经营风险。
三、规范边缘金融业务管理的几点建议
不难发现，在目前社会意识形态下的边缘金融业务负面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只要正确引导，以市场为导向，对边缘金融业务加以规范，对非法融资加以遏制和制止，我们便可以完全掌握边缘金融业务的相关情况，使其成为金融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支持社会经济发展。
(一)以形成多元化金融体系，建立充分竞争的金融秩序为目标，促使正常边缘金融业务在合法化环境下得到充分发展
实践证明，边缘金融业务正逐步扩大其体外运行的体系，并发挥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笔者建议:一是在正规金融机构过少，边缘金融业务较为活跃地区，鼓励成立社区(农村)合作组织内部的、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以法律形式明确，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互助合作机构允许其承接政府支农资金，或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政策资金在乡村基层的承接载体或二次转贷单位，在保证国家农业资金直接投入到基层村社同时，加快对民间金融向社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机构的改制。二是适当发展典当机构，充分发挥其对民营经济资金需求方便、灵活、快捷的融资作用。并对目前存在超业务范围经营典当业务的寄售行、旧物行等不合法边缘金融业务机构进行积极引导，创造多种条件将之“改良”为典当行或其他正当的边缘金融业务机构。三是根据民间信用机构发育程度和边缘金融业务法律法规，适时成立专门的民间信用管理组织，对机构化的边缘金融业务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务，促进边缘金融业务机构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成熟，并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充分竞争的现代金融秩序。:
(二)监管机构要从稳定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大局出发，共同强化边缘金融业务的行业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要明确界定正常边缘金融业务与非法边缘金融业务的标准，笔者认为，是否影响社会稳定、是否影响金融秩序是判别正常与非法边缘金融业务的标准。如果业务发展不会带来不良影响，则要将其追加为正常融资;如果有影响，通过跟踪监管，无转化可能的边缘金融业务，则要坚决取缔。二是要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工作，引导辖内各金融机构争取政策、简化手续、下放权限，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中小客户的信贷支持力度，着力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局面。三是要强化金融市场秩序整顿，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流动。四是要严厉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非法融资活动，严防边缘金融业务成为诈骗、洗钱、炒卖外汇等非法活动的温床。五是要加强金融舆论宣传，倡导民众向正规、合法的金融机构融资。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钱庄、乱集资等危害性，提高民众金融风险意识。
(三)按照市场要求对我国现行银行业制度进行重新安排
一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尽最大努力满足正常的、有效的金融需求，最大可能地压缩非法融资的市场空间。边缘金融业务与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银行信贷权限放松，则边缘金融业务呈现萎缩态势，银行信贷收紧，则边缘金融业务呈现增长态势。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各基层行要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争取理解和政策支持，简化贷款手续和审贷程序，方便和保证那些有市场、有效益、有产品、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以求银企共赢。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则要立足地方，摆正市场发展定位，转变经营观念，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模式，大力拓展中小企业市场业务范围，在认真落实小企业信贷指导意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寻求自身发展的良机，压缩非法边缘金融业务空间。二是各商业银行应按《中小企业贷款指导意见》的要求，设立负责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采取工资奖金与贷款回收挂钩、制定免责条款、废除贷款责任追究终身制等办法，充分调动信贷人员营销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扩大小企业信贷服务范围。同时还要借鉴边缘金融业务的做法，贷前调查不仅要注意收集财务报表、抵押担保等“硬信息”，还应关注企业负责人的人品、管理能力、还款意愿等“软信息”，以与企业建立长期关系，发展关系型融资，开展循环信贷，提高服务质量。三是建议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自主定价权，根据企业风险状况确定贷款利率，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对称，切实解决贷款操作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四是公布信贷资金流向、地区资金紧缺度等相关信息，合理引导边缘金融业务的流向和流量，增加民间资本融资渠道，整合民间资本的运作，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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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基于这一认识，课题组通过三种途径对湖南省金融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需求状况进行了调查。女权主义视角下《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尔加的形象。
1.1银行业人才需求状况通过登陆各商业银行官方网站查询校园招聘计划，课题组了解到，商业银行普遍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面向高职金融管理与服务专业毕业生的岗位较少，主要为普通柜台人员。
1.2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人才需求状况通过实地走访、发放调查问卷，课题组发现，相对商业银行而言，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对高职层次毕业生的需求更多，被调查的16家营业部基本上都需要招收。证券公司主要提供“客户经理”和“经纪人”岗位，要求获得证券从业资格证；保险公司主要提供“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岗位，要求获得保险人资格或经纪人资格。
1.3岗位发展路径商业银行普通柜员是直接接触客户群体的基层人员。通过前台业务操作，可以了解银行基础系统、熟悉操作流程、砥砺行为品性，为转岗和晋升奠定坚实基础。柜员岗位发展路径大致为：对私（对公）柜台个人（对公）客户经理分（支）行管理者。当然，伴随岗位变迁的是学历学位和专业技能的提升。证券公司客户经理是一个筛选性的岗位，职业发展前景广阔，主要有技术型和管理型两条发展路线。如果客户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又有一定分析能力，可以走技术型路线：客户经理投资顾问分析师助理（研究员）证券分析师；如果拥有丰厚的客户资源，可以加入营业部管理团队，走管理型路线：客户经理区域经理市场总监营业部总经理。技术路线对分析能力和学历要求较高，管理型路线则要求突出的市场业绩。由于目前我国不允许个人经纪人展业，保险经纪人只能在保险公司发展。其发展路径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技术方向，例如为企业提供防灾防损建议、保单维护、理赔协助等技术指导；二是业务方向，为企业提供风险分析，提供保险解决方案，确定各家保险公司方案询价，理赔协助处理，保单日常维护等。
2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
2.1商业银行普通柜员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商业银行普通柜员工作任务概括为：接收客户办理业务的信息后，热情周到接待客户，根据业务处理程序及时准确为客户办理，按照业务纪律正确处理突发事件。
2.2证券客户经理和保险经纪人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证券客户经理和保险经纪人工作任务可以概括为：积极进行客户开发、产品销售等业务宣传和拓展活动；建立完善的客户档案，根据不同客户的资产情况、风险偏好为客户制定适合的理财计划。证券客户经理职业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遵守职业道德、依法从业能力，较强的语言沟通表达和市场营销能力，对宏观、中观及微观经济的研究和应用能力，对市场行为进行解读的技术分析能力，熟悉证券交易软件和柜台业务，能撰写投资分析报告。保险经纪人职业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遵守职业道德、依法从业能力，较强的沟通表达和市场营销能力，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能力，掌握保险公司的条款及投保规则能力，处理保险人业务和保险柜台业务。
3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3.1构建原则①基于工作任务，职业能力为本位。在人才需求调查、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基础上，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以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适应能力为核心，进行高职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②以学生为本，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学生专业成才和全面发展，培养其学习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实践创造能力。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发展，职业岗位变换速度日趋加快，金融服务业三大支柱间岗位变换尤为常见。因此，要主动适应金融服务业发展需求，着眼未来，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③阶段实施，提升技术技能。遵守认知规律，分阶段进行实践教学，稳步培养和提升学生技术技能。实行模块化实践教学，使实践教学目标明确、衔接科学、时间合理，实现最优教学效果。
3.2构建方法以就业岗位工作任务为基础，围绕培养职业岗位所必需的职业能力进行设计，形成包含职业岗位认知实习、单项技能实习、专业综合实习、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等环节的实践性教学体系。
4实践教学体系保障条件
4.1科学完善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实践教学管理制度是组织实践教学的指导性文件。为确保效果，必须形成一整套科学严密的监控和反馈体系，规范实习实训项目运行。各项目都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细则，建立考核和奖惩机制。如实践教学方案、实训教学项目计划、实训项目操作规范、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规定；顶岗实习指导书、顶岗实习鉴定表；实践教学评价和奖惩规定等。
4.2功能齐备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是实践教学体系的硬件保证，是学生开展认知实习、单项技能实训、专业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等项目的主要场所。通过模拟职业情景，可以培养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应用能力，使学生实现从“学生人”向“职业人”转变。要建设一大批优质稳定的理实一体实训室和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真正实施好工学交替的实践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