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文学形象的概念文学语言紧密结合音乐形成音乐文学，它是充分呈现文学内容以及歌舞形式的一种文学作品，也是音乐与文学艺术的完美结合，尽管其本身属于文学，但却必须具备音乐性，所以要求运用特定的创作方式。音乐文学在广义上通常涵盖了戏曲、歌剧、曲艺（各种说唱艺术）、歌词、民间小曲等。而狭义上的音乐文学指的就是歌词。音乐文学形象指的是利用歌词所体现出来的十分感性的、具备很强的艺术气息、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情感、包含了审美价值的各种人物形象、有着具象事物的有形表现，充分反映了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提炼并不断升华，通常指的是歌词的各种形象，主要包含了所传承的历史文化，所描述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所诠释的十分细腻的情感以及心情等等。其实质是它所具有的音乐属性，其表象是它的文学特性。古代诗歌是我们国家最初的歌词文学形象，比如我们国家的第一步诗歌总集《诗经》、汉魏六朝（即曹魏、晋朝以及南朝）的乐府民歌等等这全部是一些可以唱的歌词，诗歌创造出来的形象在本质和歌词形象并无区别。
（二）音乐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
1.特定的研究对象：音乐文学形象是一门属于音乐紧密结合文学的交叉学科，歌词是其重点研究的对象，而普通文学形象所研究的对象通常是文学文本，在创作歌词时要受到音律的制约，并需要符合节奏性与审美性的要求，传递出让人们充分体会到诗意以及乐感的双重享受。与单纯的文本表现形象进行对比，歌词和音律有机结合展现出来的音乐文学形象具有更强的美感以及欣赏性。
2.审美功能更具协调统一性：创作音乐文学是灵活运用各种艺术形式以及技巧把那些自然的、处于游离状态的生活元素转化成严谨有序的艺术形式，从而使得那些无序的原生态的具体形象升华为规范有序的艺术形象，使得体现出来的文学形象更为集中，进而达到外在与内在形象的协调统一。3.时代性特征：歌词形象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在古代歌词通过诗歌形式表现出来，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思想理念以及情感价值。到二十世纪初，我们国家所创作的歌词形象逐步摆脱诗词格律的制约，朝着自由化、口语化趋势转变。所创作出来的歌词形象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有着较强的新时代的气息或者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1926年赵元任谱曲的刘半农的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的《海韵》等都充分体现了时展的脉搏以及浪漫主义情怀，光未然的《保卫黄河》、李叔同的《祖国歌》等充分反映了人们的爱国革命情怀。建国之后涌现了诸如《祖国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众多歌颂新中国的歌曲，时期创作出了许多单一化、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歌曲，比如《思想放光芒》、《思想传万代》等。改革开放之后是我们国家歌词创作的新高峰时期，尤其是跨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所创作出来的歌词形象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优秀歌词形象不断涌现。
二、塑造音乐文学形象的方法
（一）歌词在创作文学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创作音乐文学形象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作歌词形象。歌唱所抒发出来的情感是最为感性的，且歌词的基本内容以及创作灵感往往源于现实生活，有很强的通俗性，所以歌词这种文学形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其它的文学形象进行比较，它更加通俗易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加上音乐所赋予的十分强大的活力，词因曲而更美，一首优秀的歌词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余的文学形式。同时，普通的文学形象需要借助阅读者自己人生经历以及文化素养而对之加以想象得以构建，而音乐形象主要利用音乐的节奏、韵律以及和声等方式进行表现，无需借助外力、更加直观而深入人心。
（二）创作歌词形象的基本方法歌词和诗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均注重格律以及词语的相互搭配，重视情感的升华。所以，对于歌词形象的创作在方法上能够参考创作诗歌的基本技巧，不过歌词更加侧重通俗易懂，在表现音乐方面能够让人非常直观地获得情感的共鸣，而诗歌更加讲究意境以及诗眼，存有很大的想象余地，所以所创作的歌词在语言方面应当尽量避免晦涩以及跳跃性的语言。
1.准确把握音乐的主题是创作歌词的核心，也是音乐文学形象的前提，要想充分反映音乐主题就必须使得词曲实现协调统一，主题的组成要素主要有歌词、韵律、节奏、声调、伴奏以及音区等等。
2.歌词韵律充分结合曲调、准确掌握韵脚的尺度，避免在同样的段落中间转换韵脚，最好在段首或段尾转韵，并且段首与段尾的韵脚应不一样。
3.孙宁在创作歌词过程中对于词语的选择以及搭配方面，应当按照旋律的不同内涵选择力度不一样的词语，并注重创新，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让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4.还应当按照音乐自身的需要，对歌词仔细斟酌与修饰，针对不能满足韵律流畅性要求的部分进行剔除、修正或者弥补，以实现音乐文学形象的内在以及外在的协调统一。
（三）歌词形象的延伸与升华音乐文学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形象的进一步的延伸，歌词形象的基本素材同样取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并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更具渲染力。创作歌词的人员根据自身的体会，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对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事物进行延伸，并进行自由发挥充分联想、想象，此外，还通过在精神层面的创造活动，从而在意识层面获得进一步的升华。歌词创作人员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理性的拓展，使得众多的想象元素完美融入现实生活元素中去获得艺术的升华，从而实现创作内在形象的目的。用来进行思维的形象事实上是比较观念化的一种形象，通过这些思维活动，最终实现从文学形象到艺术的快速升华。
三、结束语
一、雕塑的城市价值
雕塑承载着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与城市的人文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雕塑是一个特定时期城市发展的结果，它随着历史变迁和城市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地变化，它是一个城市文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标志。另外，每个城市都具有地方文化属性，而雕塑艺术也具有自身的独立特性和地方属性。无论城市如何发展，作为城市文化空间载体都应当符合地方文化属性。
二、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运用体现
雕塑艺术在城市未来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形象建设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另外，城市的发展需要充分的文化积累。城市的形象是城市文化不断积累的结果，文化环境也可以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雕塑艺术与建筑艺术共同构成城市文化形象的时代特性。
（一）城市雕塑的分类
根据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所起作用不同分为五类，即纪念性雕塑、主题性雕塑、装饰雕塑、功能性雕塑、陈列雕塑。第一，纪念性雕塑是用雕塑的形式来纪念某些人或事，比如纪念碑就是用来纪念某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人和事迹，但不是所有的纪念碑都有雕塑，而纪念性雕塑中雕塑要占主导地位，与雕塑结合的其他要素放在次要位置。第二，主题雕塑指的是雕塑要与建筑相结合，补充了建筑物本身的缺陷，主题雕塑的雕塑要求比较高，要通过雕塑来展示某一个主题。第三，装饰雕塑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第四，功能性雕塑，这是一类具有特定目的的装饰雕塑。第五是陈列雕塑，指的是具有特定位置的一类雕塑。
（二）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应用
城市是人类的重要生存空间，人们对城市文化的认识是从城市的公共空间开始的。公共雕塑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的发展是城市文化发展的综合体现，雕塑艺术作为城市景观艺术的体现，需要有自己的特性。城市雕塑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了民众的精神面貌，它是城市精神文化的浓缩。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雕塑艺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公共雕塑是城市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雕塑的运用要根据雕塑本身的特征，再结合城市特定的地点和环境来确定。它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城市雕塑通常立于一些大的公共场所，城市雕塑的应用使得城市因为建筑物集中的拥挤、单一、呆板得以缓解，同时增加了城市空旷场地的平衡感。
三、结语
1.1持续性
现代社会物质和能量的开发要有一定的节制，在满足当代需求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的需求，要在不危及后代人的正常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体现了生态理念的持续性。要实现持续发展，就要合理的规划设计的构思、布局结构以及设施设置等，有效地利用可再生自然资源，实现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采取措施不断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发挥其最大的生产效应，为人们的生活创造更加舒适的环境。
1.2循环性
实现对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的有效利用，使得使用过的废料可以继续通过科学的加工利用到生活当中，最后得到自行分解，尽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体现生态理念的循环性。生态理念的循环性使得能量利用、物质消耗以及信息分解等形成一个循环的体系，在自然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是一个闭合的循环流，而生活中的物质和能量的使用是单向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垃圾和废弃物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大量的污染，因此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要考虑到环境的承载力，合理科学的利用和处理资源。
1.3高效性
在现代的生产生活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资源得不到有效地利用，加大了资源的投入成本，而生态理念下的生产生活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以最低的成本投入来获得最高的资源利用率，改善资源利用和发展模式，努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1.4多样性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地提高，对于环境设计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因此要提供更多选择的环境设计产品，促进多样化的消费，降低因为无节制的扩大消费而造成的环境压力，转变人们被动的消费选择方式，提供有利于人类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多样化产品，使得环境艺术设计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
1.5舒适性
环境艺术设计生态理念要满足居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既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又能够体现设计的审美价值和激发人们的生活情趣，体现生态理念的舒适性。
2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下的城镇形象设计
城镇的形象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密切相关，对乡镇进行合理的规划建设是当代促进乡镇发展的重要内容，环境艺术设计生态理念体现了生态与人文的统一、现代与历史的统一、艺术与科学的统一，运用科学的设计方式，进行大胆的创新，树立良好的城镇形象，推动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努力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对城镇形象设计的具体启示。
2.1城镇形象设计的原则和范围
生态理念影响的城镇形象设计要充分地考虑到居民的听觉、嗅觉以及其他的感官感受，营造和谐的艺术氛围。城镇当中包含着人文要素、人工要素和自然要素，要做到三者的和谐统一并不容易，既要考虑到整个城镇的形象，又要注意环境艺术设计的每一个环节。城镇环境艺术不仅仅是建筑建设，更重要的是设计理念的价值体现，要不断地加强环境艺术意识，体现生态环保的设计理念，更要受到建筑设计和规划的限制。不仅要完成城镇规划中的各种策划，而且还要弥补建筑设计中存在的缺陷，提高城镇形象的设计水平。
2.2在城镇形象设计中的生态理念要体现以人为本
城镇的形象设计要对居民的综合感受进行全面的考虑，可以通过丰富的想象对居民的感官进行刺激，对居民的生理和心理产生良好的影响，使得居民能够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环境艺术设计和城镇形象设计主要是在视觉艺术的基础上来发掘触觉艺术、味觉艺术等感官艺术，从而创造出具有民情特色、地域特色的城镇形象。城镇形象设计将审美需求、材料选择以及功能进行协调统一，促进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
2.3城镇形象设计中的设计要素和设计结构
城镇环境艺术是从不同的时空、层面、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体现城镇形象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城镇的设计结构是按照从整体到部分、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进行的，要体现生态理念中整体与局部、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协调统一。
3结论
论文关键词：韩非子，寓言，孔子形象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构建起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在《韩非子》中，寓言成为其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论据。先秦散文特别是诸子散文中，保存下来为数不少的寓言故事，其中又以《韩非子》一书为最多。《韩非子》的寓言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先秦寓言中很具代表性的。不同于《庄子》寓言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韩非子》的寓言多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多把改造后的历史故事和谐地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中，为其所用。
《韩非子》寓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圣者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贤臣有伊尹、周公、管仲、子产，士则有孔子、墨子、商鞅、吴起，霸主有齐桓、晋文，奸邪有费仲、竖刁、易牙，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物，经过韩非不同程度的改造，成为了寄寓韩非主体意志的变形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历史人物中，韩非对儒家的批判最为激烈，尽管如此，孔子在《韩非子》中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当高，有四十五处之多。其中涉及孔子的寓言集中保存在《说林》、《储说》、《难》中。韩非出于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需要对关于孔子的史实和言论进行了不成程度的改造或虚构，故使孔子形象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子》五十五篇中，含有寓言故事的篇目有十八篇文学艺术论文，而其中包含有关涉孔子的寓言的有十二篇之多。因为孔子与韩非的政治主张不同，孔子总是被作为批驳的对象，但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有极大的影响力，因而韩非在寓言中还要借助他来说理或者阐述某些观点，所以在寓言篇章中，对于涉及孔子的历史事件和相关言论，韩非“重其义而轻其事”[1](P20)，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虚构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而使孔子形象具有了多面性和复杂性。总的说来，《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站在法家对立面，受法家批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简单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的言论较多地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具有浓重的儒家色彩，但这些言论是与法家的观点相抵牾的，往往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难一》）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充分肯定了舜的“仁”和“德化”，这也是儒家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体现。陈奇猷先生在案语中指出“此条疑韩非引自别本《论语》”[2](P846)，“韩非曾见别本《论语》。后文‘仲尼’云云各条同此”[2](P842)。然而韩非对孔子的评价给予了激烈的反驳，他通过“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难一》）的辩难，提出“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难一》）的问题，最终申明自己的法治主张“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难一》）。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文学艺术论文，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难三》）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对三位国君提出的相同问题给以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都是符合孔子“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和“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为政标准的。然而，韩非却贬斥孔子的观点，他从法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仁爱是法制败坏的根源，要达到目的三位国君只需要凭借权势做到“知下”即可：“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其他诸如孔子称赞晋文公“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难一》），称赞襄子“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难一》），称赞文王“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难二》）等等。这些观点都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韩非正是通过批驳孔子的儒家思想，从而使自己的法家思想“名正言顺”地得到树立。因而，在这样的寓言中，孔子被塑造为“仲尼不知善赏”（《难一》），“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的法家驳斥的对象。
（二）既有儒家性格，又大力宣扬法家思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较具特色的孔子形象。因韩非在选取事实时“但取其足以明义”[1](P20)，因而“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1](P20)。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形象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巧妙变形，孔子的言行表面上看似符合儒家的规范，但实际上是在宣扬法家思想。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文学艺术论文，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外储说左下》）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违背常理先吃了擦拭桃子的黍子，然后才吃了桃子。这一举动表面看来是符合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的，符合孔子主张的“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但实际上，韩非是通过孔子严格维护黍和桃在五谷和果蓏的等级这类小事来宣传自己“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的极端的等级观念，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丧失贵贱、上下之间的等级观念。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
这一段话初看来，极像在表达儒家的观点，他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和“公平”。但仔细品味这些话又似是而非。虽然儒家主张礼治，但是这种礼治的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它赋予贵族以特权而刑罚主要是针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可见，儒家的礼治根本就不存在刑罚的真正公平。这里的“德”、“概”其实是“法”的代名词。“以度量衡之平喻法，是法家共同的作法。法家认为既然法是由国家制订的，因而就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就应当是客观的、公平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3]
另如，“子路私食役夫”条（《外储说右上》），通过孔子阻止子路“以由之秩粟而餐民”的寓言，表面上是宣传儒家的“仁义”和“礼”，而实际上是要表达韩非极端的君臣等级观念和“善持势者早绝其奸萌”的政治观点。“夔一足”条（《外储说左下》），它符合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韩非借孔子将神话历史化来表达臣下“虽有驳行，必得所利”的观点，要求“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
（三）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已经完全摆脱了儒者的形象，他的言行是一个彻底的法家人物的言行。在这里孔子的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异化，他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刘凯在评论这类孔子形象时说：“为推行法家鸣锣开道，表面上像是肯定孔子，而究其实质，却是一种变形的精妙的幽默讽刺。”[4]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文学艺术论文，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内储说上》）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完全脱去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他认为法宽则人易犯，法严则无敢犯。因而，他不认为“刑弃灰于街者”是重刑，反而认为严刑重法是“治之道”。这里的孔子已经完全成为韩非思想的代言者。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内储说上》）
在这则故事中，孔子认为无人救火的原因在于“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孔子认为重罚可以治事，因而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从而将孔子刻画成一个崇尚刑罚并且思维敏捷的法家人物。
类似的寓言还有“鲁哀公问于仲尼”条（《内储说上》），从孔子“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的回答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孔子已成为一个维护君主绝对权威的法家人物。“管仲相齐”条（《外储说左下》），孔子批评管仲“泰侈偪上”，这里的孔子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评价管仲，他绝对维护君主与臣下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臣主之理”。在这类寓言中，孔子被塑造成为法家思想的传声筒。
二、《韩非子》寓言外的孔子形象
孔子作为春秋末期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显学”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为他（指孔子——引者）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5]可见在战国时期，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韩非子》书中对这一形象也有客观的记载：有直接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五蠹》）文学艺术论文，《内储说下》载“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也有侧面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说林上》“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条，通过“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的描写，从孔子与商太宰的对比中和子圉的嫉妒中肯定了孔子的贤者圣人形象。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孔子的面貌的。然而《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与这种贤者圣人形象有很大的出入，“韩非子的寓言人物都是为了证明作者的法治思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存在的”[6]。在《韩非子》寓言中，孔子已经被异化为韩非法家思想的承载物，是一个假托的虚拟性历史人物。韩非之所以选择孔子作为异化对象，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弘扬法学的需要
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制度急剧变革、战乱频发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思想文化领域，诸子横议，著书立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战辩难，都想要使自己的学说显于当时，为统治者所采用并付诸实践。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将申不害的重术思想、商鞅的重法思想和慎到的重势思想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以法为主术、势结合的比较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力——“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7]，“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显学》）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8]韩非要弘扬法学就不得不批判和异化孔子形象，只有这样，韩非才可以获得贬儒扬法的目的。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指出：“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者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辩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校也。”[9]章说可谓深切韩非借变异孔子形象弘扬法学的要旨。
（二）“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横议，各学派虽纷纷著书立说，但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救时之弊”。胡适先生曾指出“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10]儒家虽然屡遭韩非的批判，但是韩非的思想与儒家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中就曾指出：“韩非在先秦诸子中为最后起，他的思想中摄收有各家的成分，无论是作为亲人而坦怀地顺受，或作为敌人而无情地逆击。……对于儒家的态度便是两样，那主要的是无情的逆击，而只走私般地顺受了一些。”[11]儒家主张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被韩非吸收并从法治的角度夸大了越职侵官之害；儒家道德上要求的“主忠信”（《论语·学而》）观念被韩非极度地夸大、发挥和改造而成为法家要求赏罚分明文学艺术论文，以法为准的“信”；韩非也吸收了荀子“性恶论”的观念，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这成为他法治观念产生的基础。儒法最大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有“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孔子希望建立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秩序，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希望通过经他改造后的“礼”可以使东周社会复兴，使春秋末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合理与稳定。然而，他认为儒家的人治难免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弊病。他认为法治是罪可靠的，所以力言法治的重要：“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韩非和孔子都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但是他摒弃了孔子的“仁”而代之以“法”，将尊君、维护等级制度极端化，主张建立的政治秩序应该“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饰邪》）。
吕思勉先生在《论读子之法》中曾指出“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1](P21)《韩非子》寓言中异化的孔子只是韩非借以弘扬法家学说和政治表达需要而虚构的假托人物，是韩非宣扬法家思想和政治追求的承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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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9][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408.
[10]姜义华主编.胡适文存(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91:596.
论文关键词：元代，水浒戏，清官形象
清官，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官、民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由于阶级压迫的残酷，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渴望由“清官”来管理、教化。“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原则，所有的清官都有两个重要的品质特征：忠君和爱民。”[2]在元代水浒戏中，就鲜明地体现出了梁山好汉身上的清官色彩，这种色彩更多地是体现在“爱民”方面，他们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同时为处于弱势的百姓报仇伸冤，他们所打击的对象是“权豪势要之家”。
一、元杂剧中的清官
现存元杂剧中，出现最多的清官形象就是包公，现存的元代公安戏有19种，其中包公戏为11种，[3]这些元杂剧全部是包公勘平冤案、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剧作。在这些元杂剧中，包公是一个刚正不阿、为民除害的清官。他所面对的都是“权豪势要之家”，比如《蝴蝶梦》中的葛彪“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如常则是坐牢。”[4]只是因为撞了他的马，便将王老汉打死，还有《鲁斋郎》中的鲁斋郎，他“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文学艺术论文，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器玩，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便皆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5]再如《生金阁》中的庞衙内“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双；闻着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死个苍蝇相似。”[6]除此之外，还有《陈州粜米》中的刘得中，他“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帮闲钻懒，放刁撒泼。见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不论金银宝贝，但是值钱的，就白拿白要，白抢白夺怎么写论文。若不与我呵，就踢就打就撏毛，一交别番倒，剁上几脚。拣着好东西揣着就跑，随他在那衙门内兴词告状。”[7]这些“街市小民闻吾怕”、有权有势、横行不法的权豪势要，除了葛彪，无一不是被包公正法。在元杂剧中，包公是作为下层百姓的保护神、正义的捍卫者的形象而出现的。在《陈州粜米》中有一场包公与刘得中之父刘衙内发生冲突的情节，刘衙内对包公说：“老府尹好没面情。我两次三番与你陪话。你看着这势剑说这上头看觑他。你敢杀了我两个小的。论官职我也不怕你。论家财我也受用似你。”但是包公却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正末云〕我老夫怎比得你来。〔唱〕【耍孩儿】你积趱的金银过北斗，你指望待天长地久，看你那于家为国下场头，出言语不识娘羞。我须是笔尖上挣?来的千锺禄，你可甚剑锋头博换来的万户侯。”是什么在支持包公，那是因为“你虽是一人为害，我与那陈州百姓每分忧。”[8]为民分忧，为民伸张正义，是包公敢于挑战权贵阶层的直接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才“和那权豪每结下些山海也似冤仇”。在元杂剧中“无论多么扑朔迷离的案情，他（包公）都能剖断是非，理枉除冤，查治凶犯，并最终连赃官猾吏也要受到他的惩处。”[9]正是由于这样，使得“朝里朝外权豪势要之家文学艺术论文，闻待制大名，谁不惊惧。”[10]
封建时代的清官，除了为民伸冤，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忠君，即使敢于挑战权贵的包公也不例外，“元代的包待制不降后世戏曲里的包龙图那样敢于打龙袍、铡驸马、连‘宋王爷到此也不饶’。”[11]元杂剧中的包公所能做的只是在百姓与皇帝之间玩点小把戏，例如《鲁斋郎》中，包公要为民除害，杀掉罪大恶极的鲁斋郎，就把“鲁斋郎”三个字改为“鱼即齐”，等到皇帝批准后再添作几笔改为“鲁斋郎”，正因为如才，包公自己才会说道：“老夫智斩了鲁斋郎，为民除害。”[12]再如《陈州粜米》，刘得中打死张撇古，其父刘衙内从皇帝处讨得赦书并说明“则赦活的不赦死的”，包公为了与民除害，就让小撇古用紫金锤打死了刘得中。等到刘衙内赶到只能无奈说道：“呸，恰好赦了别人。”看到小撇古为父报仇成功，刘衙内的计划失败，包公唱到：“【殿前欢】猛听的叫赦书来，不由我不临风回首笑咍咍，想他父子每倚势挟权大，到今日也运蹇时衰。他指望着赦来时有处裁，怎知道赦未来先杀坏，这一番颠倒把别人贷，也非是他人谋不善，总见的个天理明白。”[13]元杂剧中的包公只能依靠智谋来维系“忠君”与“爱民”的平衡，尽可能的依靠智谋为民伸冤。说到底包公“只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在皇帝与百姓之间玩点小花样而已，不要说纠正皇帝的乖谬措施，就是借皇帝给予的权力时也得小心翼翼，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14]
二、元代官场的状况
在元代公案戏包公戏占据了大多数，这从侧面说明元代官场中清官的缺乏，“这样的清官形象充溢这民间的心理和愿望，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想象，剧中的案例不但没有具体的史实依据，而且也没有按照封建衙门审判的真实情况来描写，……”[15]文学是对现实诗意的想象，是对人精神的一种慰藉。正是因为元代官场的腐败、社会的不公，人们采取幻想清官的方式来“救世”。封建社会中，贪婪是官吏的本性，在《水浒传》小说之中，阎婆惜就一针见血地对宋江说：“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哪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有放回的鬼。’”[16]但是在元代官吏贪污腐败的现象似乎更加严重怎么写论文。元代建立后，将全国人民强行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并且废止科举八十年，以至于元代官吏“然当时仕进有多岐文学艺术论文，铨衡无定制，……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17]以至于“纵情破律，以公济私。”[18]元学家吴澄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期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19]“千百不及一二”并不是危言耸听，《元史·成宗本纪》中记载：“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甲申朔，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20]于是当百姓诉讼告状时，这些官吏便趁机敲诈勒索，他们“视贿赂为权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祸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聋瞽钤制其官长。”[21]例如《窦娥冤》中的太守桃杌一上场就说：“我做官人甚殷勤，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22]当他有人来告状时，他便下跪去拜，说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23]正是由于太守桃杌的贪贿，才直接造成了窦娥的冤案。元代的官吏不但贪贿成风，而且大都不学无术。《勘头巾》中的大尹听了刘平远浑家的状词之后说：“他口里必律不刺说了半日，我不省的一句，张千，与我请外郎来。”[24]《绯衣梦》中的县官贾虚遇到告状也说：“我说外廊，买卖来了，我则凭着你。”[25]元代的官吏有的甚至不懂汉语和汉字，清代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中说：“世祖事尚书留梦炎等奏，江南行省无一人通文墨。”[26]这种现象是在元代前期出现的，但也从侧面体现出元代吏治的混乱，而到了元代末期，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更为严重，广大下层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元代水浒戏对清官的演绎
元代水浒戏是对清官形象的另类演绎，它是用梁山好汉来代替清官为民除害、与民伸冤。
官吏的无能和贪贿以及清官的稀少，使得下层的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正是如此，窦娥才发出对天地的咒骂：“天也，却不把清浊分辨文学艺术论文，可知道错看了盗跖颜渊！有德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也，做得个怕硬欺软！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也，我今日负屈衔冤哀告天，空教我独语独言。”[27]在百姓不能依靠官吏和“天地神明”的时，梁山泊的英雄好汉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重新成为百姓伸张正义的所在，梁山泊的好汉代替清官来除暴安良，为民伸冤。元代水浒戏现存6种，即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从这六部水浒戏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所描写的揭露和打击权豪势要之家（比如《双献功》中的白衙内、《燕青博鱼》中的杨衙内、《黄花峪》中的蔡衙内等），水浒戏中的权豪势要之家同在包公戏中的一样，他们“打死人不偿命，常川则是坐牢”，[28]“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双”，[29]“嫌官小不做的，马瘦骑不的，打死人不偿命，长在兵马司里坐牢”。[30]以及贪污的官吏和恶霸（比如《双献功》中的宋刚和鲁智恩、《争报恩》中的丁都管等）。
在《双献功》中，白衙内为了夺取孙孔目的妻子而设计陷害孙孔目，保护孙孔目前去烧香的李逵，为了搭救孙孔目而调查到底是谁拐走了孙孔目的妻子，并设计从死牢中救出孙孔目，并把奸夫淫妇白衙内和郭念儿杀死，为孙孔目报仇。最后宋江说道：“白衙内仗势欺人，害良人施逞凶顽。孙孔目含冤负屈，遭刑宪累受熬煎。黑旋风拔刀相助，劫囚牢虎窟龙潭。秉直正替天行道，众头领与孔目庆贺开筵。”[31]这完整的陷害孙孔目——搭救孙孔目——处决奸夫淫妇的过程，就类似于包公审案——判决的过程。除此之外，在《双献功》中，老王林向李逵诉说女儿满堂娇被抢走，就宛若是告状的状词，李逵听后便问：“有甚么显证？”王林答曰：“有红绢搭膊，便是显证怎么写论文。”[32]随后李逵便对王林说：“老王林，你坐下一甕好酒，宰下一个好牛犊儿，三日之后，我把着手儿掇掇的将你那女孩儿来，你意下如何？”[33]随后李逵开始了为王林寻找女儿的过程，这期间误会了宋江和鲁智深，并最后找到了“真凶”宋刚和鲁智恩。捉住了宋刚和鲁智恩，王林“今日才出的俺一口臭气。”[34]而宋江则命：“小喽啰，将他绑在那花标树上，取这两副心肝，与咱配酒。”并且要“枭他首级，悬挂通衢警众。”[35]在《黄花峪》中，杨雄搭救遭蔡衙内“吊着打”的刘庆甫，并告诉他：“兀那秀才，你到前面文学艺术论文，无事便罢；若有事呵，你上梁山来告俺哥，我与你做主。”[36]直接告诉刘庆甫可以到梁山泊告状。后来刘庆甫的妻子果然被蔡衙内抢走，刘庆甫“直往梁山上告宋江哥哥走一遭去。”[37]而宋江也俨然如包公一般说道：“秀才，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你有甚么负屈的事？你说一遍。”[38]这分明就是在断案。在《燕青博鱼》中，在将奸夫淫妇杨衙内和王腊梅捉到后，宋江说道：“杨衙内败坏风俗，与王腊梅暗约偷情。将二人绳缚索绑，到梁山明正典刑。”[39]这几句宛若清官断狱之后的审判，要将杨衙内和王腊梅明正典刑。在《黄花峪》中，宋江同样说道：“则为你蔡衙内仗势挟权，李幼奴守志心坚。强夺了良人妇女，坏风俗不怕青天。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40]十分明确的将蔡衙内称为“罪犯”，并且将蔡衙内斩首街前以正风俗。
在元代水浒戏中，人们将梁山好汉当做清官的替代者也是无奈的选择。比如孙孔目，在他得知妻子被白衙内拐走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去大衙门里告这厮走一遭去。”[41]但是没想到“大衙门”却被权豪势要之家的白衙内“借走”，白衙内自云：“自从我拐了那郭念儿来，我则怕那孙孔目来告状，因此上我借这大衙门坐三日，他若来告状，我自有个主意。”[42]不知内情的孙孔目告了“关门状”了，被白衙内下在死牢内。而《黄花峪》中的刘庆甫则要明智许多，蔡衙内将其妻子夺走后，他说：“我别处告，近不的他；……”[43]所以才前往梁山告状，因为他知道，他撞见的是权豪势要之家的蔡衙内。
四、梁山好汉与包公形象的比较
相比较公案戏中包公处理权豪势要之家犯法时的畏手畏脚，只能以小聪明和小手段才为民伸冤，梁山好汉所演绎的清官则更加的理直气壮。无论是“街市小民闻吾怕”的白衙内、蔡衙内、杨衙内等，还是横行相邻的宋刚和鲁智恩，以及无耻小人赵令史和丁都管等，水浒戏都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双献功》中李逵直言：“理会的山儿性情，我从来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44]《燕青博鱼》中燕青也说：“俺也曾那草坡前曾把那滥官来拏，俺是梁山泊里的宋江，不比那洞庭湖方腊。”[45]梁山英雄不同于方腊，是因为他们“秉正直替天行道”，在元代水浒戏中，“梁山好汉是被作家当做权豪势要、贪官污吏、好强恶霸直流的对抗力量，当做社会正义力量的化身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46]如《李逵负荆》中当李逵听王林说，是宋江和鲁智深抢走了他的女儿，他“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鬚，则今番不许收拾，我这里摩拳擦掌行行里，按不住莽撞心头气。”[47]他回到梁山泊后，拔出板斧把“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砍倒文学艺术论文，“元来个梁山泊有天无日。”[48]在李逵看来，强夺王林女儿为压寨夫人的这种卑劣行为，是与梁山泊“替天行道”的主张相违背的。可以说公案戏中的包公，是封建时代的剧作家和观众对官吏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一种想象，而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则是被幻想成为维护正义的“第三方”，是封建时代人们清官梦的延伸，也是人们面对权豪势要之家横行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虚幻的安慰，因为在当时真实的社会中，向白衙内等这样的“权豪势要”之家是不可能受到惩罚的怎么写论文。
此外，相比较包公对犯法者施以斩刑，水浒戏中的梁山好汉对权豪恶霸的惩罚往往采取十分残酷的刑罚，比如“剜心剖腹”，[49]“将他绑在花标树上，碎尸万段”，[50]而且梁山好汉经常“摘心肝扭下这驴头，与俺那梁山泊宋公明为案酒。”[51]梁山泊所实施的刑罚是元代法律所不见的，元代法律规定了死刑主要有绞刑和凌迟两种，[52]对权豪、恶霸施以严酷的刑罚，所表达的应该是对特权阶层的憎恨和愤怒。在《双献功》中李逵去找白衙内为孙孔目报仇，他说：“我去呵，也不用一条枪，也不用三尺铁，则俺这壮士怒目前见血。东泰岳相逢，磕塔的揪住玉结，把那厮滴溜扑马上活挟。他若是与时节，万事都休；不与呵，山儿放会劣却。恼起我这草坡前倒托牛的性格，强逞我些敌官军勇烈，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作两三截。”[53]在《燕青博鱼》中，双目失明的燕青被店家赶出后被杨衙内的马撞翻，他说：“你又不是官街窄，你故意的把人蹅踏。你有甚娘忙公事，莫不去云阳中赴法。”[54] 梁山好汉对权豪势要和恶霸的憎恨与愤怒，与百姓们是一致的，在《李逵负荆》中，当李逵和鲁智深将宋刚和鲁智恩捉住后，王林说：“他们拿这两个贼汉去了也，今日才出的俺那一口臭气。我儿，等待明日，牵羊担酒，亲上梁山去拜谢宋江头领走一遭。”[55]正是对这些权豪恶霸同样的憎恨和愤怒，梁山好汉才成为替天行道的义士，为民伸冤的“清官”。
总之，元代水浒戏是元代百姓心灵的自我救赎，是面对严酷现实的美好理想。在代表皇帝管理国家的各级官吏不能维持正义的时候，人们自发的幻想梁山好汉这种“体制外”的力量来打破权豪势要的特权，为小民伸冤、替天行道，使得正义的力量获得解放。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时代的限制，元代水浒戏作者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文学艺术论文，比如将铲除权豪恶霸的行为简单的定义为报仇等，从而使得这种行为的意义降低等。
[1]董云龙(1982—)，男，河北正定人，中国传媒大学2009级戏剧戏曲学博士研究生，戏曲文学方向
[2] 胡邦炜《传统清官戏的文化透视》，《文史杂志》，1996年第6期
[3] 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李潜夫《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增瑞《王月英月夜留鞋记》；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郑廷玉《包龙图智勘后庭花》；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粜米》、《玎玎珰珰盆儿鬼》、《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神奴儿大闹开封府》、《鲠直张千杀妻》。
[4]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3页
[5]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57页
[6]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7] 同上
[8] 同上
[9] 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0]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11] 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2]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18页
[13]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14] 胡邦炜《传统清官戏的文化透视》，《文史杂志》，1996年第6期
[15] 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6] 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传》（容与堂本），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09页
[17] 宋濂《元史》卷81《选举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6页
[18] 同上
[19]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赠史敏中侍亲还家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20] （明）宋濂《元史》卷21《成宗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6页
[21] （元）危素《危太仆集》卷6《送陈子嘉序》，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22]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99页
[23] 同上，第1099页
[24]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25] 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26]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30，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7]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01页
[28]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9] 同上，第18页
[30] 同上，第81页
[31] 同上，第15页
[32] 同上，第36页
[33] 同上，第36页
[34] 同上，第45页
[35]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文学艺术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36] 同上，第84页
[37] 同上，第84页
[38] 同上，第85页
[39] 同上，第30页
[40] 同上，第93页
[41] 同上，第9页
[42] 同上，第9页
[43] 同上，第84页
[44]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45] 同上，第21页
[46] 佘大平《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和“水浒戏”》，《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47]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48] 同上，第38页
[49] 同上，第60页
[50] 同上，第72页
[51] 同上，第93页
[52] 群众出版社编《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页
[53]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54]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关键词] 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冉阿让；人道主义
《悲惨世界》是雨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不仅因为作品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人生百态的深刻剖析，更是因为贯穿其中的博大而精深的人道主义思想，从而成为西方文学史上一部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悲惨世界》音乐剧自1985年问世以来，其悬念迭起的情节和荡气回肠的歌曲再现了1832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其揭示的人道主义思想哲理深深地感染和激励无数人，从而成为最成功的音乐剧作品之一。
2012年底，以《悲惨世界》音乐剧为原型的音乐剧电影搬上了银幕，给全球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视听盛宴。以“冉阿让”的灵魂再生为出发点的此部电影，不论是从文学到电影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基于原著的情节重构，还有生动的人物形象刻画，以及贯穿其中的人道主义感化力量和深刻的现实意义，都带给我们对这部作品的无限思考。
一、表现形式
电影既是一门与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相并列的艺术样式，它还超越艺术领域而渗透或覆盖了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音乐剧是一门独立的大众表演艺术，是戏剧、舞蹈、音乐三大门类的综合。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正是将电影和音乐剧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展现电影的魅力，是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
音乐剧演唱作为音乐剧的主要表现方式，是演员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在此部音乐剧电影中，演员的音色形象和演唱风格与角色的性格特点密切相关，每个人物都赋予特定的歌曲，或旋律优美，或扣人心弦。以剧中冉阿让独唱或合唱形式演绎的歌曲为例，“Look Down”“Valjeans Soliloquy（What Have I Done？）”“Who Am I？”“Suddenly”“Bring Him Home”“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这些代表性歌曲往往安排在剧情发展的重要时刻，着重表现冉阿让在特定情景中的感情，突出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是表现电影主题思想的重要工具。
此外，本剧歌曲歌词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方面， 为了体现小说结构的史诗性，音乐剧歌曲创作者以“宏大、正式”为核心， 以“悲剧色彩和音乐性”为特色，对歌词进行了精心刻画，进而突出该剧的特点。如冉阿让在生命的尽头，祝福珂赛特和马吕斯的婚礼时唱道：
Upon this wedding I pray.
我为这婚礼默默祈祷。
Take these children， my lord， to your embrace.
主啊，引领这些孩子到你的怀中。
And show them grace.
沐浴荣光。
另一方面，相对于小说情节详尽的叙述，演员演唱的歌词都言简意赅，从而直接带动表演深入主题。如冉阿让在受到米里哀主教仁慈的感化后，“Valjeans Soliloquy（What Have I Done？） 使他回忆起自己多年的苦役煎熬：
My life was a war that could never be won.
我的人生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When they chained me and left me for dead.
他们用铁链锁住我，让我等死。
Just for stealing a mouthful of bread
仅仅为了偷一口面包。
这几句简单的歌词，唱回了冉阿让悲惨的过去，形象描绘了“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这样一个本性善良的人，逐渐成了猛兽”，让观众深刻体会到由一块面包遭受的十九年屈辱，进而酿成他反叛复仇个性的根源。
二、情节重构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即从抽象的文字变成形象直观的画面。由于电影时间的局限性，文学作品的结构需要调整，事件和冲突集中安排，情节适当删减和修改，才能给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巨大冲击。《悲惨世界》卷章内容浩瀚，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错综复杂。电影创作者智慧地以冉阿让的坎坷经历以及和沙威的道德较量为主线，同时哭诉了芳汀的苦难命运，描绘了珂赛特与马吕斯的美好爱情，歌颂了青年学生们发动的街垒起义，痛斥了德纳第夫妇的卑鄙行径等，共同描绘出《悲惨世界》史诗般的画卷。
为了集中体现灵魂人物冉阿让的传奇人生，电影对小说情节进行大量删减与梳理。如服刑期间的三次越狱，土伦港的海上失踪，修道院曲折的安居过程等。在商马第案件中，雨果用了近20页描绘出冉阿让复杂的心灵斗争及前去参加审判路中的曲折，生动刻画了“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可在电影中，一首歌曲“Who Am I？”和一个乘车的画面，便再现出当时的惊心动魄。
此外，商马第案件后冉阿让逃脱的方式，电影情节也做了修改。在小说中，冉阿让舍弃市长头衔而被关进监狱，只因不要无辜的商马第成为自己的替罪羊；但为了实现芳汀临死前和女儿团聚的愿望，奋不顾身再次越狱。而在电影里，越狱的传奇经历没有再现，我们看到的是冉阿让不惜一切代价履行对芳汀照顾好珂赛特的诺言，于是在医院和沙威进行对峙，并最终跳海脱逃。
情节重构对电影主题的表现至关重要，《悲惨世界》音乐剧电影中，巨大的时间跨度和丰富的情节内容，将原著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经过删减和改编后的情节更充分表现了主题，通过演员生动的歌唱和精彩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形象塑造
《悲惨世界》小说中的人物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特点，此部音乐剧电影同样围绕着善恶的主题塑造人物、展开故事，突出了艺术对比原则和浪漫主义美学理想。电影里，冉阿让的形象塑造反复围绕着博爱可以使人性复归这个永恒的主题，几首冉阿让的独唱“Valjeans Soliloquy（What Have I Done？）”“Who Am I？”“Bring Him Home”把人道主义精神推到了高潮。
冉阿让在受尽苦役犯罪名的折磨后，以偷走惟一善待他的米里哀主教的银器来报复社会。而使冉阿让灵魂受到前所未有的谴责的那一刻，却是米里哀主教在警察面前为他洗脱罪名，并送他两个珍贵的银烛台的瞬间。在感受到了“仁慈”和“宽恕”的伟大力量后，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洗礼，进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这种人生的蜕变通过以下发自肺腑的歌唱“Valjeans Soliloquy（What Have I Done？） ”：
He treated me like any other.
他将我和别人一视同仁。
He gave me his trust he called me brother.
他信任我，唤我兄弟。
My life he claims for god above.
他替天主赎下我的人生。
在商马弟事件中，冉阿让的博爱、仁慈、无私再次得到升华。虽然内心极度挣扎，但在人道主义的影响下，他依然战胜了自己的私欲，选择心灵的回归。这首“Who Am I？”很好地演绎了他复杂但是坚定的信念：
This innocent who bears my face，
一个和我相似的无辜人，
Who goes to judgement in my place…
要替我上庭受审……
Who am I？
我是谁？
“Bring Him Home”，该歌曲充分展示了冉阿让超越自我利益，极富高尚的人格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在爱潘妮牺牲后，街垒战进入生死关头。冉阿让站在受伤的马吕斯的身边，心中默默为他祈祷，愿用生命换来他们永远绽放的爱情之花：
Let him live.让他活下去。
If I die，let me die.如果我要死，便放我死去。
Let him live.让他活下去。
Bring him home.带他回家。
四、主题表达
（一）爱――从“悲惨世界”走向“幸福世界”
电影中，冉阿让身上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正突出地表现为“对于贫困不幸的下层社会的同情和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的控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考察，其个性的设计，是雨果所追求的艺术和人生的理想走向；其个性的发展，是雨果人道主义的集中体现。“爱”是雨果美学理想的核心，主教的仁慈、芳汀的母爱，也对“爱”做了深刻阐述。在电影中，我们充分感受到爱的伟大，我们听到冉阿让在生命之火将要熄灭时告解自己的一生，完成了自己从“悲惨世界”走向“幸福世界”的转变：
Its the story of one who turned from hating.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内心装满仇恨的人。
A man who only learned to love
最终学会了去爱。
我们也听到影片结束时那个被揭示的真理：
To love another person is to see the face of god.
唯有爱人者，得睹真神面。
（二）圣诞精神――坚持仁慈博爱精神和道德感化
雨果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精神的宗教”；雨果所谓的“圣诞精神”，具体指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精神，即坚持仁慈博爱精神和道德感化。因此，本部音乐剧导演秉承《悲惨世界》是一部关于上帝的作品的宗旨，使宗教的影响贯穿全剧。我们在感叹“迷失――感化――升华”的宗教行为的同时，也感受到基督教仁慈博爱和宗教感化的巨大力量。如冉阿让在商马第事件极度矛盾的思想斗争中，仍能坚持信仰，激励自己：
He gave me hope when hope was gone.
当希望泯灭时，上帝给我希望。
He gave me strength to journey on.
他给我继续前行的力量。
在生命弥留之际，他依然希望得到上帝的宽恕而无憾终生：
God on high，Hear my prayer.
主在上，听我祈祷。
Take me now，To thy care.
将我带走，受你恩典。
五、现实意义
《悲惨世界》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是雨果极力倡导的理想思想，也是普世价值的一个方面。在当今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的发展中，一些地方和人们思想出现金钱至上的现象，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物欲横流、世态炎凉、人情冷漠。正确认识、评价和推崇《悲惨世界》中雨果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我们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信任关系，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梦的实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因此，此部音乐剧电影重新彰显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能加深我们对雨果作品的认知，而且对我们今天的道德与社会建设也有许多的警示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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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晴雯艺术形象及悲剧命运分析
摘 要：晴雯风流灵巧，心比天高，出身低贱却渴望着自由平等，但在这个充满奴役的黑暗封建社会，这种想法只能是“空中楼阁”，华丽而又不切合实际。本文试从晴雯的身世、性格以及与红楼其他人物的对比中，分析晴雯的艺术形象及她的悲剧命运。晴雯的美和叛逆性格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黑暗的封建制度则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纯洁美丽、风流灵巧、大胆叛逆、反奴性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①
这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给作品中贾宝玉的大丫环晴雯的判词。“霁”意为雨、雪停止，天放晴；“雯”意为成花纹的云彩。“晴雯”这个名字由此提炼而成，就像那芙蓉本是出污泥而不染之物，自是高贵不凡，用来比喻晴雯最是恰当不过了。
在《红楼梦》400多位人物当中，有爱博而心劳的贾宝玉，有博雅多思的林黛玉和儒雅时尚的薛宝钗，有看似慈爱宽容、内心冷酷无情的封建卫道士的贾母和王夫人，还有隐忍顺从、遵守封建道德的袭人等等，人物千姿百态，而又性格迥异。在《红楼梦》中，晴雯自第8回出场到第77回病亡，作者用极富精炼的文字把一位独具风采和个性魅力的小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她美丽纯洁、热情率真、大胆叛逆，虽然只是一个卑微的奴婢，却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敢于反抗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出身背景，连亲身父母是谁都不知道的丫环，作者却让她位居“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首，由此可见曹雪芹对她的评价之高，对她的喜爱之极。
一、晴雯的身世以及基本人物形象
晴雯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她的身世可怜，临死也是含恨而亡。在判词中，作者曹雪芹就已经提到了“身为下贱”这样的字眼。晴雯十岁时被贾府的奴仆赖大买来，变成了奴隶下的奴隶，因为“贾母见了喜欢”，就被做为一件小玩艺儿“孝敬了贾母”。后来因为晴雯长得乖巧，手工又好，被贾母派到怡红院服待贾宝玉。直到第77回被诬陷被逐，病亡时的年纪也不过是二十出头。她除了个叫吴贵的姑舅哥哥外，就再也没有了亲人，她甚至连自己原来的姓名和父母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所以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品尝过所谓父母之爱和天伦之乐的孤儿。所以说，晴雯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令人扼腕叹息！
谈到晴雯的基本形象，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晴雯是怡红院中相貌极其出众的一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虽然没有正面描述晴雯的美丽，但作者却用铺垫渲染的手法，让我们从间接的描写中就可以看出她的光彩夺目。例如，贾宝玉就曾说晴雯“是一盆才透出嫩箭的兰花”，王夫人也曾说晴雯“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②。大观园中美女如云、群芳荟萃，就连丫环们也是俏丽甜美、光彩照人。在丫环里，袭人也是美丽的，但她都是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和浓妆艳抹包装出来的美丽，例如第51回描写袭人“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而作者对晴雯的描写则截然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关于她头上的饰物和身上华丽衣服的突出描写，如第74回晴雯见王夫人时，只是“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而已。这也就是晴雯的美与众多丫环的不同之处：与生俱来、不经刻意雕琢、并非庸脂俗粉的美。
晴雯不但在丫环里出类拔萃，即使与小姐们纵向比较，她的美也毫不逊色。林黛玉的美是一种病态的美，“是个美人儿灯，风吹吹就坏了”。晴雯虽然模样像她，但却是一种健康的美，泼泼辣辣，富有生气的。薛宝钗是个天生的冷美人，“任是无情也动人”，“不关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青春活泼热情的晴雯，则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受。晴雯的美丽，倘若说只是外表，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她最能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她的生气，没有任何的顾忌，可以说是漂亮到惊天动地。
二、晴雯的人物性格分析
晴雯的性格是十分丰富、复杂且又鲜明的。作者曹雪芹没有把她刻画成一个完美的女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亮点与缺点并存的丰满人物。她既有天真纯洁、高傲自尊、风流灵巧等积极正面的性格，又有性格张扬、泼辣苛刻、脾气暴烈的较为负面的性格，总的来说，主要是纯洁热情、高傲自尊、心灵手巧、疾恶如仇、具有反抗精神，这些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是极为难得，极为可贵的。最能表现其鲜明个性及生活轨迹的故事情节主要有三个：即第31回的“跌扇撕扇”、第52回的“补孔雀裘”和第74回的“反抄检”。
（一）天真纯洁、疾恶如仇。晴雯在大观园里上演了一个天真无邪、朴实无华的怡红女儿形象。《红楼梦》中对她有过这样的描写：她“也不披衣服，只穿着小袄”，大寒冷天深更半夜跑到门外唬麝月一玩笑，又跑到宝玉被子里来渥渥（第51回）；与芳官等“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玩笑（第64回），以及清晨早起，“只穿葱绿院绸小袄，红小衣红鞋，披着头发，骑在雄奴（笔者注：芳官）身上”，又“和宝玉对抓”（第70回）。还有私自将赖大娘送给宝玉的风筝放走（第70回）等等。晴雯的心地纯洁善良，她的心里容不得一点肮脏。晴雯是很喜欢贾宝玉的，可宝玉要晴雯和他一块洗澡，她珍爱自己清白的女儿身，不愿意有任何不纯洁的事情，就故意说今儿天凉她不洗澡了。
也正是由于晴雯心里容不得一点肮脏，使她认为其他人也应该和她一样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如果出现了“不妥之处”，晴雯就觉得很有必要“调教”一番。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丫环姊妹们少有没和她拌过嘴、挨过她打的，老婆子也基本上被她骂遍了。第52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中，晴雯一听到坠儿偷了虾须镯，立刻“气的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尽管宝玉劝了又劝，晴雯到底没能忍住，没过多久就将坠儿叫到身旁，“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骂道：“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晴雯的疾恶如仇由此可见一斑。
（二）自卑自重、高傲自尊。晴雯身世卑微，让她或多或少地有自卑心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激发了她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渴求。因为“心比天高”，使她懂得自省自重。她从不曾也不愿去讨好她的主子，宝玉屋里的小红巴结了王熙凤，她就冷笑讥讽小红“爬上高枝儿”。例如在第37回中，秋纹得到王夫人赏的两件衣服而得意忘形时，晴雯立刻就说：“呸！好没见识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冲有脸呢！……一样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
高傲自尊可在晴雯与贾宝玉的关系中可窥一斑。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中，宝玉参加宴会归来，因金钏儿被逐，又因挨了宝钗的讥讽，心中闷闷不乐，偏偏此时晴雯上来为宝玉换衣时失手跌折了扇股，宝玉便借此出气，责骂晴雯为蠢才，并训斥了一番。晴雯也不甘示弱顶起嘴来，她之所以敢和宝玉如此，是因为晴雯和宝玉之间有着密切的友谊，让她感觉到精神上的平等，而现在宝玉却一反常态，这就让晴雯格外伤心。晴雯的伤心，是因宝玉挫伤了她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们之间那种平等相处的友谊，而这种真情也只有宝玉能够省悟，于是便有了紧接着的“撕扇”这一《红楼梦》中最动人的情节。此时的宝玉满怀歉意，比平日更显得谦和和宽容，他对晴雯说：“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这里的隐含之意实际上是只要你高兴就成。没想到晴雯果真痛快利落地几下撕碎了宝玉的扇子，接着又撕碎了宝玉从麝月手中抢过来递到她手中的扇子。伴随着“嗤、嗤、嗤”的响声，他们二人都放声大笑。在这里不难看出，晴雯是借撕扇之事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来证明宝玉对她的情谊并未有所改变。在这笑声中，宝玉趾高气扬的主子身份消失了，晴雯也为自己找回了尊严，晴雯的自由个性和自身价值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三）英勇果敢、心灵手巧。最能体现晴雯“风流灵巧”的是第52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这一章节与撕扇一节遥相呼应，一撕一补，重在反映晴雯身上的那个“勇”字，也是她心灵手巧的最充分显现。贾母赏给宝玉一件产自俄罗斯国用孔雀毛捻成线后织成的雀金裘，这件披衣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衣服，堪称稀世珍宝。不料宝玉刚披上就被手炉中迸出的炭火烧了一个指顶大的洞。恰巧第二天是正日子，老太太嘱咐了要穿去见她。宝玉心急火燎，让婆子拿出去缝补，能工巧匠们没有一个敢揽这个活。此时的晴雯正在生病，“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撑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她带着病体，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即便这样，她还担心宝玉，见宝玉不过意，围着她打转转，急得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眼睛抠搂了，那可怎么好？”而她自己则撑到天明补完时，已经是精疲力竭。晴雯之所以拼命，纯粹是一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之气，颇具“士为知己者死”的风度，难怪连作者曹雪芹都要称她为“勇晴雯”。在古代文献中，“勇”除了有勇敢、勇猛的意思，还有果敢决断的意思。晴雯抱病补裘，表现出了一种毫不动摇、坚决要把一件事情完成的性格，而这样的至情至性又是纯真无邪的。
（四）脾气暴烈、大胆叛逆。在“俏平儿情掩虾须镯”一节中，平儿曾说过晴雯“是块暴炭”，事实也正像平儿所想的那样。在第74回“抄检大观园”中，袭人秋纹之辈听闻抄检，吓得唯唯诺诺，开箱子，打包袱，听之任之，毫无怨言。再看看晴雯，先是不开箱，然后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朗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箱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物尽都倒了出来”，这大胆的举措，连奴才“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这愤怒的一“掀”一“倒”，似当头一捧，不只击在了王善保家的身上，更击在王熙凤、王夫人等贾府政权统治者的身上，简直让他们“心惊肉跳”。脾气暴烈是晴雯性格中的负面东西，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上看，一个弱女子能把抗争的矛头直指黑暗的封建统治势力，实在是令人可叹可敬！
晴雯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具有反抗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她那英勇刚毅、蔑视权贵、敢怒敢言、坚贞不屈的叛逆性格，这在很多事中都能看出来。如在第77回“俏丫环抱屈天风流”中，晴雯被逐后“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但她仍是决不屈挠，决不向统治势力低头。她曾这样对宝玉说：“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晴雯带着自己忠贞不渝的风骨，带着对统治势力满腔的愤恨，英勇悲壮地死了。临死前，她“将左手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并“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一并交给宝玉收藏纪念，并坦然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我想，这里的晴雯所谓的“他们”，不仅指袭人之流，当然也包括王熙凤和王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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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于 三、晴雯与其他红楼人物的性格比较
（一）晴雯与宝玉。宝玉生命途中志同道合的伴侣自然是黛玉，除她之外，宝玉最可信赖的人就是晴雯了。在《红楼梦》书中屡次表示出贾宝玉与薛宝钗的人生观之抵触，宝玉又总想挣脱袭人的束缚。因此宝玉尽可重视宝钗之才，羡慕宝钗之貌，享受袭人的服侍，承认袭人的尽心，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对宝钗、袭人是疏远的。麝月、秋纹、碧痕都是宝玉所说“袭人陶冶教育出来的”，那么除了晴雯，谁是真能和宝玉内心共鸣的呢？当宝玉挨打之后，急需有人去与黛玉一通消息，而这一使者，只有晴雯，也就足见宝玉心中晴雯的地位了。应该说，宝玉与晴雯名为主仆，实为精神上的朋友。宝玉所欣赏的就是晴雯身上自然、任性、无雕饰且毫不虚掩的那种独特气质。
（二）晴雯与黛玉。“晴为黛影”，这句话是有几分道理的。晴雯在相貌、气质以及命运上和黛玉都有几分相似之处。晴雯冰雪聪明，资质极佳，可惜她只是个丫鬟，没有资格学什么琴棋书画，否则才情不会在钗、黛二人之下。即便如此，她的针线在一大群心灵手巧的丫环之中还很出众的。晴雯的命运即为黛玉命运的暗示，她们二人的命运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在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在场的丫环小姐全都占了花名，惟独没写晴雯占，因为林黛玉已经掣了一枝“芙蓉签”在手。在此曹雪芹已有意将二人命运统一，暗寓于芙蓉之中，即以芙蓉花代表黛、晴二人的共同命运。后来晴雯死了，宝玉悲痛地对黛玉说：“素日你又待她最厚”。在这一句话里，透露出来黛玉和晴雯的深厚感情，也说明在那封建堡垒里，这一对爱人和那一位朋友，在叛逆精神的契合上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晴雯和黛玉的相似之处还可以找出很多，但个性的东西不能被共性掩盖。晴雯是晴雯，黛玉是黛玉，虽然晴雯在某些方面可以影射黛玉，但她并不等于黛玉，两个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林黛玉是一株清雅绝俗的仙草，那么晴雯堪比草叶上的一颗露珠，映射仙草，却不等同与仙草。虽然两个人都可算是在尘世匆匆而过的世外仙姝，是清高寂寞的，但晴雯更为要强、勇敢、自尊，她从来没有向命运低过头。
（三）晴雯与袭人。宝玉显然是很喜欢晴雯的，并对晴雯似乎有些纵容。晴雯像是一匹没有上笼套的小马，而宝玉对她的纵容，就给她暂时提供了一片自由驰骋的天地。同时，她又像个娇纵的小孩子，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不知道去掩饰。而袭人则更具一些成人的特征，处世比较温和、圆通、隐忍。她挨了宝玉的“窝心脚”，也不多说什么，这不禁让人有些怜悯。袭人没有太高的理想，她的目标很实际，那就是做宝玉的屋里人。因此，晴雯和袭人从内心来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一个是把它压在心底罢了。晴雯自始至终都表现着被压迫在封建统治下反抗者的本质——骨气。晴雯性格中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是身居奴才的地位，却坚决反对奴才们掐媚主子、出卖自己的卑劣品质，简单地说，就是反奴性。这是袭人所不具备的。
（四）晴雯与探春。这两个人物之间可能没有过多的可比性，一个是小丫环，一个是大小姐，但两人都有对世俗的反抗，具体表现在“抄检大观园”中可见端倪。在王善保家的怀揣王夫人的旨意大摇大摆闯入大观园抄检时，独有晴雯不予配合。这对于急于以抄检来摆脱治家不严教子无方尴尬境地的王夫人来说，无疑是晴雯对她的一种挑战，一种极度的蔑视。而综观整个抄检过程，只有探春和晴雯敢于反抗抄检。探春的反抗也许还有着主子身份不容侵犯的优越感和对贾府封建家庭的失望。敢于以奴才身份公然反抗的唯有晴雯，甚至连一向“孤高傲僻”的林妹妹也不曾有什么反抗，实在是难得，也更映射出了晴雯人格的可贵之处。
四、晴雯悲剧命运探析
晴雯的命运是一个悲剧。悲剧局面的出现，除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客观原因外，个人的性格、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等主观原因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晴雯出身低贱却渴望着平等与自由，这种“心”与“身”之间无法弥合的差距，构成了她性格与命运的对立和冲突，而这种“身”与“心”的不平衡状态使她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一）晴雯的美丽是造成悲剧的直接原因。晴雯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最直接的原因就源于她的“风流灵巧”。本来，漂亮而又能干的女孩理应有更多生活的欢乐和美好的前程。无奈，晴雯生不逢时。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在贾府那样的尊卑分明的环境里，一个丫头的“风流灵巧”恰恰又成了她悲剧命运的根源。也正是因为她的美丽，使她自恃过高，虚妄地追求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她的这种反叛精神必将遭到统治阶级残酷的镇压。在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后，宝玉也曾哭着对袭人说：“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袭人道：“太太只嫌他生得太好了，未免轻佻些。太太是深知这样的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他，象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③这里自谦“粗笨”的袭人，倒是一下子击中了王夫人们心理。在她们的阶级偏见中，地位卑下的丫头生得太好了，就一定轻佻，这本身就是罪过，更何况美丽又有本事，那就是罪上加罪了。王夫人曾对贾母就晴雯的事说过：“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④。她一一检示过大观园的丫头，凡不顺眼的都赶了出去。然后，到贾母处讲的却是晴雯得了“女儿痨”。她不敢说晴雯有什么行为不端处，是因为知道贾母将晴雯放在大观园的道理，贾母信得过晴雯的清白。如此一来，贾母虽着实惋惜一回，也是没有法子了。至此，我们也终于明白了“风流灵巧”的晴雯，会如此“招人怨”到必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二）晴雯的叛逆是造成悲剧的间接原因。专制制度从来是“顺民性格”的制造者，对于被他们奴役的人来说，就只能顺从、安分、规规矩矩，倘有任何些许反叛，都会被当作大逆不道而加以拒杀，千百年来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麻木了多少渴望发展的灵魂。鲁迅曾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扎，以至于实行挣扎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⑤在“抄检大观园”时，晴雯的这种性格与心态表现得更为充分。她的这种大胆反抗，表面上虽然是对着王善保家的，实际上她倒出的绝不仅仅是对这一恶奴的怒气，其中也还包括王夫人。所以当王善保家的抬出王夫人这一“尊神”来震慑压服她的时候，她更加怒火中烧，反映着王善保家的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⑥可以说，“反抄检”是表现晴雯悲剧性格最动人篇章。就是晴雯疾恶如仇、心直口快，具有反抗精神的这种性格，使千百读者为之赞叹，也正是她这种特力独行的性格，导致了她最后可悲而凄婉地死。一个小人物，要想快意人生，简直是一种奢望，晴雯的失败就在这里。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晴雯那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个性，最终招致了封建卫道者的诽谤污蔑，从而断送了她美丽青春的生命，只留下多情公子的一番牵念。
（三）令人窒息的封建制度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奴婢制度是一种萎缩了的奴隶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副产物及补充。清代中叶，蓄奴现象较为严重，《红楼梦》对此作了大量的揭露。贾府的奴婢很多，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世代袭传的“家生子”，另一种是因偿还不起债务而被迫出卖的。晴雯就属于后一种。奴婢们的反抗斗争是令主子们“心惊肉跳”的，于是他们便利用手中的特有权力加以镇压，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以便敬延残喘，“抄检大观园”即是镇压之开端。在这里，那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的”晴雯，着实令王夫人恐慌了好一阵。其实，王夫人恐慌的并非晴雯模样标致，“有点像林妹妹”，而是她的叛逆性格可能“勾引坏了”宝玉，使宝玉“误入歧途”、“断了祖宗继业”，因而大肆屠戮，不仅驱逐了晴雯，而且“洗劫”了怡红院，“净化”了宝玉身边的人，最终将悲剧扩大延伸，冷酷凶残地拆散了“木石姻缘”的宝玉和黛玉。但是，他们的疯狂和暴虐，正好表现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也为他们自己的覆灭敲响了丧钟。晴雯结局是悲惨的，她在传统势力与邪恶势力的双重打击下，她纯洁、清白的生命承受不起，终于成了彻底的牺牲者，成了曹雪芹笔下受屈辱最大的一位女性。晴雯“心比天高”的自我追求，终难超越“身为下贱”的社会地位的牵制，最终成为现实社会的牺牲品，引起我们深深的同情和对社会历史深深的反思。
五、结论
晴雯是美丽的，又是天真无邪、自尊自爱、大胆叛逆的。她有天使的脸庞，芙蓉花的婷婷玉立，她是大观园中最美丽、最光彩照人的丫环。晴雯在平时的生活中，她活泼好动；在别人有困难时，她会热情帮助；在尊严受到侵犯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去捍卫。在这些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社会是非常难得，非常可贵的。晴雯的这种鲜明个性不知赢得了多少读者的喜爱和敬佩，可在当时的社会却容不下这样一个天真活泼、追求自由的女孩儿，最终沦为社会的牺牲品。她个人的性格、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等主观原因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而最魁祸首是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一个活泼的、“不合规矩”的女子，纵然天真可爱，在当时的社会注定了是要被摧残的。晴雯是死了，但她有知己为她伤心落泪，为她撰写诔文，又有作者为她安排一个司掌芙蓉花神的浪漫归宿。她的死，不仅仅是贾宝玉的悲哀，更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悲哀，是那个时代对真、善、美的无情摧残的悲哀！
注
释：
①—④、⑥自《红楼梦》曹雪芹、高鹗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2月第一版
⑤自《鲁迅全集（第4卷）》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参考文献
[1]自《红楼梦》 曹雪芹、高鹗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2月第一版
—《红楼梦》晴雯艺术形象及悲剧命运分析
摘 要：晴雯风流灵巧，心比天高，出身低贱却渴望着自由平等，但在这个充满奴役的黑暗封建社会，这种想法只能是“空中楼阁”，华丽而又不切合实际。本文试从晴雯的身世、性格以及与红楼其他人物的对比中，分析晴雯的艺术形象及她的悲剧命运。晴雯的美和叛逆性格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黑暗的封建制度则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纯洁美丽、风流灵巧、大胆叛逆、反奴性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①
这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给作品中贾宝玉的大丫环晴雯的判词。“霁”意为雨、雪停止，天放晴；“雯”意为成花纹的云彩。“晴雯”这个名字由此提炼而成，就像那芙蓉本是出污泥而不染之物，自是高贵不凡，用来比喻晴雯最是恰当不过了。
在《红楼梦》400多位人物当中，有爱博而心劳的贾宝玉，有博雅多思的林黛玉和儒雅时尚的薛宝钗，有看似慈爱宽容、内心冷酷无情的封建卫道士的贾母和王夫人，还有隐忍顺从、遵守封建道德的袭人等等，人物千姿百态，而又性格迥异。在《红楼梦》中，晴雯自第8回出场到第77回病亡，作者用极富精炼的文字把一位独具风采和个性魅力的小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她美丽纯洁、热情率真、大胆叛逆，虽然只是一个卑微的奴婢，却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敢于反抗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出身背景，连亲身父母是谁都不知道的丫环，作者却让她位居“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首，由此可见曹雪芹对她的评价之高，对她的喜爱之极。
一、晴雯的身世以及基本人物形象
晴雯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她的身世可怜，临死也是含恨而亡。在判词中，作者曹雪芹就已经提到了“身为下贱”这样的字眼。晴雯十岁时被贾府的奴仆赖大买来，变成了奴隶下的奴隶，因为“贾母见了喜欢”，就被做为一件小玩艺儿“孝敬了贾母”。后来因为晴雯长得乖巧，手工又好，被贾母派到怡红院服待贾宝玉。直到第77回被诬陷被逐，病亡时的年纪也不过是二十出头。她除了个叫吴贵的姑舅哥哥外，就再也没有了亲人，她甚至连自己原来的姓名和父母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所以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品尝过所谓父母之爱和天伦之乐的孤儿。所以说，晴雯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令人扼腕叹息！
谈到晴雯的基本形象，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晴雯是怡红院中相貌极其出众的一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虽然没有正面描述晴雯的美丽，但作者却用铺垫渲染的手法，让我们从间接的描写中就可以看出她的光彩夺目。例如，贾宝玉就曾说晴雯“是一盆才透出嫩箭的兰花”，王夫人也曾说晴雯“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②。大观园中美女如云、群芳荟萃，就连丫环们也是俏丽甜美、光彩照人。在丫环里，袭人也是美丽的，但她都是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和浓妆艳抹包装出来的美丽，例如第51回描写袭人“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而作者对晴雯的描写则截然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关于她头上的饰物和身上华丽衣服的突出描写，如第74回晴雯见王夫人时，只是“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而已。这也就是晴雯的美与众多丫环的不同之处：与生俱来、不经刻意雕琢、并非庸脂俗粉的美。
晴雯不但在丫环里出类拔萃，即使与小姐们纵向比较，她的美也毫不逊色。林黛玉的美是一种病态的美，“是个美人儿灯，风吹吹就坏了”。晴雯虽然模样像她，但却是一种健康的美，泼泼辣辣，富有生气的。薛宝钗是个天生的冷美人，“任是无情也动人”，“不关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青春活泼热情的晴雯，则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受。晴雯的美丽，倘若说只是外表，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她最能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她的生气，没有任何的顾忌，可以说是漂亮到惊天动地。
二、晴雯的人物性格分析
晴雯的性格是十分丰富、复杂且又鲜明的。作者曹雪芹没有把她刻画成一个完美的女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亮点与缺点并存的丰满人物。她既有天真纯洁、高傲自尊、风流灵巧等积极正面的性格，又有性格张扬、泼辣苛刻、脾气暴烈的较为负面的性格，总的来说，主要是纯洁热情、高傲自尊、心灵手巧、疾恶如仇、具有反抗精神，这些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是极为难得，极为可贵的。最能表现其鲜明个性及生活轨迹的故事情节主要有三个：即第31回的“跌扇撕扇”、第52回的“补孔雀裘”和第74回的“反抄检”。
（一）天真纯洁、疾恶如仇。晴雯在大观园里上演了一个天真无邪、朴实无华的怡红女儿形象。《红楼梦》中对她有过这样的描写：她“也不披衣服，只穿着小袄”，大寒冷天深更半夜跑到门外唬麝月一玩笑，又跑到宝玉被子里来渥渥（第51回）；与芳官等“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玩笑（第64回），以及清晨早起，“只穿葱绿院绸小袄，红小衣红鞋，披着头发，骑在雄奴（笔者注：芳官）身上”，又“和宝玉对抓”（第70回）。还有私自将赖大娘送给宝玉的风筝放走（第70回）等等。晴雯的心地纯洁善良，她的心里容不得一点肮脏。晴雯是很喜欢贾宝玉的，可宝玉要晴雯和他一块洗澡，她珍爱自己清白的女儿身，不愿意有任何不纯洁的事情，就故意说今儿天凉她不洗澡了。
也正是由于晴雯心里容不得一点肮脏，使她认为其他人也应该和她一样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如果出现了“不妥之处”，晴雯就觉得很有必要“调教”一番。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丫环姊妹们少有没和她拌过嘴、挨过她打的，老婆子也基本上被她骂遍了。第52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中，晴雯一听到坠儿偷了虾须镯，立刻“气的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尽管宝玉劝了又劝，晴雯到底没能忍住，没过多久就将坠儿叫到身旁，“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骂道：“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晴雯的疾恶如仇由此可见一斑。
（二）自卑自重、高傲自尊。晴雯身世卑微，让她或多或少地有自卑心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激发了她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渴求。因为“心比天高”，使她懂得自省自重。她从不曾也不愿去讨好她的主子，宝玉屋里的小红巴结了王熙凤，她就冷笑讥讽小红“爬上高枝儿”。例如在第37回中，秋纹得到王夫人赏的两件衣服而得意忘形时，晴雯立刻就说：“呸！好没见识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冲有脸呢！……一样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
高傲自尊可在晴雯与贾宝玉的关系中可窥一斑。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中，宝玉参加宴会归来，因金钏儿被逐，又因挨了宝钗的讥讽，心中闷闷不乐，偏偏此时晴雯上来为宝玉换衣时失手跌折了扇股，宝玉便借此出气，责骂晴雯为蠢才，并训斥了一番。晴雯也不甘示弱顶起嘴来，她之所以敢和宝玉如此，是因为晴雯和宝玉之间有着密切的友谊，让她感觉到精神上的平等，而现在宝玉却一反常态，这就让晴雯格外伤心。晴雯的伤心，是因宝玉挫伤了她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们之间那种平等相处的友谊，而这种真情也只有宝玉能够省悟，于是便有了紧接着的“撕扇”这一《红楼梦》中最动人的情节。此时的宝玉满怀歉意，比平日更显得谦和和宽容，他对晴雯说：“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这里的隐含之意实际上是只要你高兴就成。没想到晴雯果真痛快利落地几下撕碎了宝玉的扇子，接着又撕碎了宝玉从麝月手中抢过来递到她手中的扇子。伴随着“嗤、嗤、嗤”的响声，他们二人都放声大笑。在这里不难看出，晴雯是借撕扇之事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来证明宝玉对她的情谊并未有所改变。在这笑声中，宝玉趾高气扬的主子身份消失了，晴雯也为自己找回了尊严，晴雯的自由个性和自身价值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三）英勇果敢、心灵手巧。最能体现晴雯“风流灵巧”的是第52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这一章节与撕扇一节遥相呼应，一撕一补，重在反映晴雯身上的那个“勇”字，也是她心灵手巧的最充分显现。贾母赏给宝玉一件产自俄罗斯国用孔雀毛捻成线后织成的雀金裘，这件披衣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衣服，堪称稀世珍宝。不料宝玉刚披上就被手炉中迸出的炭火烧了一个指顶大的洞。恰巧第二天是正日子，老太太嘱咐了要穿去见她。宝玉心急火燎，让婆子拿出去缝补，能工巧匠们没有一个敢揽这个活。此时的晴雯正在生病，“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撑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她带着病体，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即便这样，她还担心宝玉，见宝玉不过意，围着她打转转，急得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眼睛抠搂了，那可怎么好？”而她自己则撑到天明补完时，已经是精疲力竭。晴雯之所以拼命，纯粹是一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之气，颇具“士为知己者死”的风度，难怪连作者曹雪芹都要称她为“勇晴雯”。在古代文献中，“勇”除了有勇敢、勇猛的意思，还有果敢决断的意思。晴雯抱病补裘，表现出了一种毫不动摇、坚决要把一件事情完成的性格，而这样的至情至性又是纯真无邪的。
（四）脾气暴烈、大胆叛逆。在“俏平儿情掩虾须镯”一节中，平儿曾说过晴雯“是块暴炭”，事实也正像平儿所想的那样。在第74回“抄检大观园”中，袭人秋纹之辈听闻抄检，吓得唯唯诺诺，开箱子，打包袱，听之任之，毫无怨言。再看看晴雯，先是不开箱，然后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朗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箱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物尽都倒了出来”，这大胆的举措，连奴才“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这愤怒的一“掀”一“倒”，似当头一捧，不只击在了王善保家的身上，更击在王熙凤、王夫人等贾府政权统治者的身上，简直让他们“心惊肉跳”。脾气暴烈是晴雯性格中的负面东西，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上看，一个弱女子能把抗争的矛头直指黑暗的封建统治势力，实在是令人可叹可敬！
晴雯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具有反抗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她那英勇刚毅、蔑视权贵、敢怒敢言、坚贞不屈的叛逆性格，这在很多事中都能看出来。如在第77回“俏丫环抱屈天风流”中，晴雯被逐后“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但她仍是决不屈挠，决不向统治势力低头。她曾这样对宝玉说：“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晴雯带着自己忠贞不渝的风骨，带着对统治势力满腔的愤恨，英勇悲壮地死了。临死前，她“将左手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并“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一并交给宝玉收藏纪念，并坦然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我想，这里的晴雯所谓的“他们”，不仅指袭人之流，当然也包括王熙凤和王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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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晴雯与其他红楼人物的性格比较
（一）晴雯与宝玉。宝玉生命途中志同道合的伴侣自然是黛玉，除她之外，宝玉最可信赖的人就是晴雯了。在《红楼梦》书中屡次表示出贾宝玉与薛宝钗的人生观之抵触，宝玉又总想挣脱袭人的束缚。因此宝玉尽可重视宝钗之才，羡慕宝钗之貌，享受袭人的服侍，承认袭人的尽心，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对宝钗、袭人是疏远的。麝月、秋纹、碧痕都是宝玉所说“袭人陶冶教育出来的”，那么除了晴雯，谁是真能和宝玉内心共鸣的呢？当宝玉挨打之后，急需有人去与黛玉一通消息，而这一使者，只有晴雯，也就足见宝玉心中晴雯的地位了。应该说，宝玉与晴雯名为主仆，实为精神上的朋友。宝玉所欣赏的就是晴雯身上自然、任性、无雕饰且毫不虚掩的那种独特气质。
（二）晴雯与黛玉。“晴为黛影”，这句话是有几分道理的。晴雯在相貌、气质以及命运上和黛玉都有几分相似之处。晴雯冰雪聪明，资质极佳，可惜她只是个丫鬟，没有资格学什么琴棋书画，否则才情不会在钗、黛二人之下。即便如此，她的针线在一大群心灵手巧的丫环之中还很出众的。晴雯的命运即为黛玉命运的暗示，她们二人的命运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在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在场的丫环小姐全都占了花名，惟独没写晴雯占，因为林黛玉已经掣了一枝“芙蓉签”在手。在此曹雪芹已有意将二人命运统一，暗寓于芙蓉之中，即以芙蓉花代表黛、晴二人的共同命运。后来晴雯死了，宝玉悲痛地对黛玉说：“素日你又待她最厚”。在这一句话里，透露出来黛玉和晴雯的深厚感情，也说明在那封建堡垒里，这一对爱人和那一位朋友，在叛逆精神的契合上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晴雯和黛玉的相似之处还可以找出很多，但个性的东西不能被共性掩盖。晴雯是晴雯，黛玉是黛玉，虽然晴雯在某些方面可以影射黛玉，但她并不等于黛玉，两个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林黛玉是一株清雅绝俗的仙草，那么晴雯堪比草叶上的一颗露珠，映射仙草，却不等同与仙草。虽然两个人都可算是在尘世匆匆而过的世外仙姝，是清高寂寞的，但晴雯更为要强、勇敢、自尊，她从来没有向命运低过头。
（三）晴雯与袭人。宝玉显然是很喜欢晴雯的，并对晴雯似乎有些纵容。晴雯像是一匹没有上笼套的小马，而宝玉对她的纵容，就给她暂时提供了一片自由驰骋的天地。同时，她又像个娇纵的小孩子，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不知道去掩饰。而袭人则更具一些成人的特征，处世比较温和、圆通、隐忍。她挨了宝玉的“窝心脚”，也不多说什么，这不禁让人有些怜悯。袭人没有太高的理想，她的目标很实际，那就是做宝玉的屋里人。因此，晴雯和袭人从内心来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一个是把它压在心底罢了。晴雯自始至终都表现着被压迫在封建统治下反抗者的本质——骨气。晴雯性格中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是身居奴才的地位，却坚决反对奴才们掐媚主子、出卖自己的卑劣品质，简单地说，就是反奴性。这是袭人所不具备的。
（四）晴雯与探春。这两个人物之间可能没有过多的可比性，一个是小丫环，一个是大小姐，但两人都有对世俗的反抗，具体表现在“抄检大观园”中可见端倪。在王善保家的怀揣王夫人的旨意大摇大摆闯入大观园抄检时，独有晴雯不予配合。这对于急于以抄检来摆脱治家不严教子无方尴尬境地的王夫人来说，无疑是晴雯对她的一种挑战，一种极度的蔑视。而综观整个抄检过程，只有探春和晴雯敢于反抗抄检。探春的反抗也许还有着主子身份不容侵犯的优越感和对贾府封建家庭的失望。敢于以奴才身份公然反抗的唯有晴雯，甚至连一向“孤高傲僻”的林妹妹也不曾有什么反抗，实在是难得，也更映射出了晴雯人格的可贵之处。
四、晴雯悲剧命运探析
晴雯的命运是一个悲剧。悲剧局面的出现，除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客观原因外，个人的性格、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等主观原因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晴雯出身低贱却渴望着平等与自由，这种“心”与“身”之间无法弥合的差距，构成了她性格与命运的对立和冲突，而这种“身”与“心”的不平衡状态使她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一）晴雯的美丽是造成悲剧的直接原因。晴雯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最直接的原因就源于她的“风流灵巧”。本来，漂亮而又能干的女孩理应有更多生活的欢乐和美好的前程。无奈，晴雯生不逢时。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在贾府那样的尊卑分明的环境里，一个丫头的“风流灵巧”恰恰又成了她悲剧命运的根源。也正是因为她的美丽，使她自恃过高，虚妄地追求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她的这种反叛精神必将遭到统治阶级残酷的镇压。在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后，宝玉也曾哭着对袭人说：“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袭人道：“太太只嫌他生得太好了，未免轻佻些。太太是深知这样的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他，象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③这里自谦“粗笨”的袭人，倒是一下子击中了王夫人们心理。在她们的阶级偏见中，地位卑下的丫头生得太好了，就一定轻佻，这本身就是罪过，更何况美丽又有本事，那就是罪上加罪了。王夫人曾对贾母就晴雯的事说过：“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④。她一一检示过大观园的丫头，凡不顺眼的都赶了出去。然后，到贾母处讲的却是晴雯得了“女儿痨”。她不敢说晴雯有什么行为不端处，是因为知道贾母将晴雯放在大观园的道理，贾母信得过晴雯的清白。如此一来，贾母虽着实惋惜一回，也是没有法子了。至此，我们也终于明白了“风流灵巧”的晴雯，会如此“招人怨”到必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二）晴雯的叛逆是造成悲剧的间接原因。专制制度从来是“顺民性格”的制造者，对于被他们奴役的人来说，就只能顺从、安分、规规矩矩，倘有任何些许反叛，都会被当作大逆不道而加以拒杀，千百年来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麻木了多少渴望发展的灵魂。鲁迅曾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扎,以至于实行挣扎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⑤在“抄检大观园”时，晴雯的这种性格与心态表现得更为充分。她的这种大胆反抗，表面上虽然是对着王善保家的，实际上她倒出的绝不仅仅是对这一恶奴的怒气，其中也还包括王夫人。所以当王善保家的抬出王夫人这一“尊神”来震慑压服她的时候，她更加怒火中烧，反映着王善保家的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⑥可以说，“反抄检”是表现晴雯悲剧性格最动人篇章。就是晴雯疾恶如仇、心直口快，具有反抗精神的这种性格，使千百读者为之赞叹，也正是她这种特力独行的性格，导致了她最后可悲而凄婉地死。一个小人物，要想快意人生，简直是一种奢望，晴雯的失败就在这里。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晴雯那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个性，最终招致了封建卫道者的诽谤污蔑，从而断送了她美丽青春的生命，只留下多情公子的一番牵念。
（三）令人窒息的封建制度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奴婢制度是一种萎缩了的奴隶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副产物及补充。清代中叶，蓄奴现象较为严重，《红楼梦》对此作了大量的揭露。贾府的奴婢很多，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世代袭传的“家生子”，另一种是因偿还不起债务而被迫出卖的。晴雯就属于后一种。奴婢们的反抗斗争是令主子们“心惊肉跳”的，于是他们便利用手中的特有权力加以镇压，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以便敬延残喘，“抄检大观园”即是镇压之开端。在这里，那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的”晴雯，着实令王夫人恐慌了好一阵。其实，王夫人恐慌的并非晴雯模样标致，“有点像林妹妹”，而是她的叛逆性格可能“勾引坏了”宝玉，使宝玉“误入歧途”、“断了祖宗继业”，因而大肆屠戮，不仅驱逐了晴雯，而且“洗劫”了怡红院，“净化”了宝玉身边的人，最终将悲剧扩大延伸，冷酷凶残地拆散了“木石姻缘”的宝玉和黛玉。但是，他们的疯狂和暴虐，正好表现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也为他们自己的覆灭敲响了丧钟。晴雯结局是悲惨的，她在传统势力与邪恶势力的双重打击下，她纯洁、清白的生命承受不起，终于成了彻底的牺牲者，成了曹雪芹笔下受屈辱最大的一位女性。晴雯“心比天高”的自我追求，终难超越“身为下贱”的社会地位的牵制，最终成为现实社会的牺牲品，引起我们深深的同情和对社会历史深深的反思。
五、结论
晴雯是美丽的，又是天真无邪、自尊自爱、大胆叛逆的。她有天使的脸庞，芙蓉花的婷婷玉立，她是大观园中最美丽、最光彩照人的丫环。晴雯在平时的生活中，她活泼好动；在别人有困难时，她会热情帮助；在尊严受到侵犯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去捍卫。在这些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社会是非常难得，非常可贵的。晴雯的这种鲜明个性不知赢得了多少读者的喜爱和敬佩，可在当时的社会却容不下这样一个天真活泼、追求自由的女孩儿，最终沦为社会的牺牲品。她个人的性格、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等主观原因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而最魁祸首是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一个活泼的、“不合规矩”的女子，纵然天真可爱，在当时的社会注定了是要被摧残的。晴雯是死了，但她有知己为她伤心落泪，为她撰写诔文，又有作者为她安排一个司掌芙蓉花神的浪漫归宿。她的死，不仅仅是贾宝玉的悲哀，更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悲哀，是那个时代对真、善、美的无情摧残的悲哀！
注 释：
①—④、⑥自《红楼梦》曹雪芹、高鹗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2月第一版
⑤自《鲁迅全集（第4卷）》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参考文献：
[1]自《红楼梦》 曹雪芹、高鹗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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