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甘肃省2005~2015年的年鉴数据，计算各指标权重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综合评价了甘肃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并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对减贫有促进作用。最后针对发展普惠金融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减贫；普惠金融指数；金融发展
一、引言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它以贫民、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旨在为他们提供公平的金融服务。国内正式引入这一概念是2006年焦瑾璞在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自我国正式引入这一概念以来，党中央及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金融服务行业需要向普惠金融方向更多涉及。普惠金融概念的引入及发展，为我国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了资金支持，为减贫提供了解决方法，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布局，更好的发挥普惠金融在减贫上的作用，逐步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在今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甘肃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许多制约因素，部分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脱贫户返贫率较其他省也居于前列、小微企业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等弱势群体资金紧张。甘肃省的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促进农村地区贫困减缓、改善农村地区人民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甘肃省人民政府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4~2018年）》中提出了以增加广大群众对基础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为核心的发展目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当前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如何，普惠金融发展实际的减贫效应等问题仍需进行综合评价及实证探究。
二、文献综述
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国外学者在实证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指标的分类和测度方面，Sarma围绕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渗透度以及使用状况三个方面选择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模型来衡量不同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Arora将指标划分为银行服务范围、便利性及成本等几个方面，从而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差异进行比较。Gupte则将上述两类指标体系进行了综合分析，较为全面地比较了印度不同年份的普惠金融指数的变化情况。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Beck在实证分析中得出交易成本、投资决策、技术创新等因素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Priyadarshee等在分析印度普惠金融发展中，认为普惠金融策略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社会保障项目等的支持。Claessens&Feijen认为，增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即通过小额信贷、微型金融等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使穷人直接参与更多的金融活动，将提高其预期收入，减少贫困。我国学者在普惠金融方面也有许多研究。在指标的选取和指数构建方面，肖翔、洪欣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方面，划分了普惠金融的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中国近年来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翟帅从6个维度选取指标，运用江苏省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并将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马彧菲、杜朝运从服务范围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选取11个指标考察28个国家与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近况。在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王婧、胡国晖运用实证分析考察了普惠金融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其中宏观经济、收入差距、接触便利和金融调控占主导作用。在普惠金融减贫问题上，罗斯丹、陈晓、姚悦欣认为普惠金融减贫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减贫效应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强。张小林、徐敏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进而发挥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综上所述，学者们围绕普惠金融减贫问题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然而，从已有实证分析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指标选取、指数构建、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等方面，而且多集中于线性关系研究。鲜有研究在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客观衡量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检验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际减贫效应及其区域差异。基于此，本文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利用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甘肃省普惠金融与减贫的关系。
三、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及结果分析
（一）普惠金融指标选取
从普惠金融的概念来看，它旨在为社会所有阶层公平地提供金融服务，为此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将直接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供需两个方面出发，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进行综合测度。其中，以地理维度的服务渗透性和人口维度的服务可得性评价其供给效率；以存款和贷款的使用率评价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状况。就地理维度而言，其服务渗透性方面分为“每万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数”和“每万平方公里的从业人员数”指标；对于人口维度的服务可得性则分为“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数”和“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两个指标；而关于存款和贷款的使用率，本文选择了金融机构人均存款和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本文主要通过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其中用于计算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甘肃金融年鉴》、《甘肃发展年鉴》等统计资料。
（二）指数构建
由于所选取指标的单位、量纲等属性不同，且不同指标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有主次之分，因此“等权重”赋值法不能适用于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在对各种赋权方法进行熟悉了解后，本文将采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变异系数法即通过对各个指标进行客观上的赋权，通过计算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即为变异系数，由此达到消除指标间单位和平均数影响的作用。
（三）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出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05~2011年期间其指数处于低位震荡状态，在2012年快速上升，主要原因在于甘肃省在普惠金融成长的阶段属于初期，决定普惠金融指数升高的关键因素是金融服务范围，其关于地理和人口两个维度的扩大。从各项指标来看，每万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数、每万平方公里的从业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人均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四个指标逐年上升，每万平方公里从业人员数指标波动不大且整体程度较低，这主要与甘肃省大部分市县面积大、人口少有关。人均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在2008年下降后逐年增长，主要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制定了“四万亿计划”，贷款利率下调，贷款增加。总的来看，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指标最高，说明金融服务人员的增加有助于甘肃省贫困人民更好的享有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服务于“最后一公里”的意义重大。
四、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在前文构建的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本章主要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测算普惠金融减贫的效应。在变量的选取上，本文主要选取上文测算的普惠金融指数指标作为自变量，衡量贫困程度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科学性，本文用甘肃省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同时，影响贫困减缓的因素较多，仅选取普惠金融指数与贫困程度作为指标来建立回归模型很难避免会出现误差，而出现不符合经济学假设的类似于异方差现象和虚假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因此，本文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农力度、居民受教育水平4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增加回归模型的因变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的指标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出现估计偏差，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说明甘肃省在2005~2015年期间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升的趋势，从各个指标来看，甘肃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金融服务质量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率也随之不断提升。同时，本文在构建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证明了普惠金融发展发挥了很好的减贫效应。当然，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地区金融资源薄弱、金融服务的创新性不够、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落实不到位、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不足等。基于以上对甘肃省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探究，本文将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推进农村地区金融的发展，加大政策倾斜的力度，让金融资源更好的惠及弱势地区的农民。实行差异化的存贷利率政策，为发展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的政策支持，此外还加强了此类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让更多的贫困群体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第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加大农村金融网点的建设力度。设立以村为单位的金融机构网点，提高金融机构下乡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助力普惠金融发展。此外加快省内特别是贫困地区宽带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脚步，提升互联网的普及率，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互联网+金融”的方式高效率的参与金融活动。第三，解决小微企业及贫困农民融资难问题，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入到小微企业及“三农”等资金严重短缺环节。支持小微企业及贫困农民运用多种渠道进行资本市场融资，推动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同时，应加强个人和企业信用征信系统的建设，建立开放式信用信息平台并完善客户信息保护机制。另外政府应加强金融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5]肖翔,洪欣.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研究[J].金融论坛,2014(09).
[6]翟帅.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财会月刊,2015(12).[7]马彧菲,杜朝运.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及国际考察[J].国际经贸探索,2016(01).
[8]王婧,胡国晖.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论坛,2013(06).
[9]罗斯丹,陈晓,姚悦欣.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6(12).
关键词：金融结构；普惠金融；金融实践
一、引言
金融就是价值的流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交易频繁程度反映着经济的繁荣程度。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国际金融体系失衡的问题。和国际情况一样，国内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失衡，“二元”结构使得贫富差距加大，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金融沙漠化。经济落后的地区往往金融的发展滞后，同时金融发展的滞后又使得地方发展缺乏充裕的资金的支持，限制了其缩小发展差距，二者形成正反馈效应，恶化形势，形成恶性循环。随着G20的召开，立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普惠金融再次被提上议程，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系统地分析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首先剖析了普惠金融产生的背景，接着阐述了普惠金融的概念，然后概括了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最后揭示了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和发展的对策。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处于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掌握着世界上主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的权利。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这种地位给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优势。美国既可以通过加印美元使美元贬值变相减轻举债压力、刺激出口，又可以通过增加流通中的美元来弥补财政赤字，转嫁通货膨胀的风险。借此，美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美国可以轻易地从全球范围内吸取资金、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很小，很难获得大量外界金融支持，在加上本国内的金融体系本来就不完善，阻碍其发展建设。
2.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
企业资金来源包括所有者权益和负债。在大型企业中，由于初始资本的庞大和企业自身累积盈余，所有者权益中的资金一般就比中小企业多得多。另外，在负债方面，企业融资的渠道更为广泛，既可以像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又有上市和证券融资渠道，同时还有国家地区政策上的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商业银行为了风险规避对其的贷款审核严格得多，中小企业无法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再加上中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较低，无法获得大量金融支持。原来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一直不够，近年来鼓励创业、创新，才开始有了一些政策倾斜。
3.城市和农村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进行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革，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而农村依旧进行中传统的农业生产，生产结构单一，更不用说完善的金融体系了。在这个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发展远远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这种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城乡之间的金融关系也是二元结构的。首先，金融市场方面，农村的金融市场由国有银行和信用社为主，交易规模较小，对借贷的限制性较高，正处于金融需求旺盛时期却不能满足供给。而城市以及形成了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拥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城市的发展建设。而且国家金融制度也无法弥补城乡金融割裂的现状。城市金融的发展犹如滚雪球效应，发展越来越好，而由于资金的趋利性，农村金融的差距被放大。同理，大城市的金融发展也比中小城市的发展好，东部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比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好。
二、普惠金融的概念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一词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国际上通常称为包容性金融。这一概念是联合国于2005年“小额信贷年”中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推动了普惠金融联盟（Alliance for Financial Inclusion，AFI）的成立。在2009年12月G20成立了普惠金融专家组，加强全球合作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等，在2010年6月通过了“创新性普惠金融的九项原则”。
而在我国，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在2016年9月于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中，讨论了三个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实践的文件，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
普惠金融，是指能适当地、有效地、全方位地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农民、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与帮助，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服务对象上，多为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人群提供针对；在服务产品上，除了基础的支付结算、储蓄等金融服务外，提供合理的贷款、风险管理工具等产品；在服务特征上，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为弱势群体提供可负担成本的金融服务。
三、发展普惠金融的意义
从理论和时间方面来讲，发展普惠金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1.理论意义
传统的金融学理论认为金融市场能自动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政策、信息不对称、二元结构等问题，使得市场不能完全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发达国家、地区和富人往往处于金融市场的中心，拥有优势地位，更利于运用资金资源，攫取利益，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失衡。普惠金融理论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完善传统金融学的理论体系，为金融市场的平衡发展提供平理论支持。
2.实践意义
（1）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金融资源的失衡问题严重，弱势群体能享受到的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不仅加重了弱势群体的融资负担，也制约了区域均衡发展。普惠金融立足于使各阶层、各地区能共享金融服务，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2）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
在金融危机、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中暴露出了现代金融体系还是有待完善，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普惠金融有利于弥补金融沙漠化，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代金融体系。
（3）有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
二元结构使得金融发展两极分化，会形成断层，特别是基层不稳定，不利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而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底层建设解决这一问题，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到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将金融服务惠及全民，促进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理论的创新实践。
（4）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均衡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普惠金融，使得公民都拥有这种发展权利，有利于脱贫致富，缩小贫富差距。而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有利于促进经济多层次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这将有利于调动社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普惠金融发展实践
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时间较晚，但是由于普惠金融切合我国金融发展的需要，在面对小微企业扶持、城乡一体化、西部开发战略的巨大金融产品、服务需求的背景下，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迅速。从2013年被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以来，迎来了巨大的发展。
1.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
（1）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普惠金融的法律体系，缺少对普惠金融的规范。就以民间借贷为例，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是还是存在很多法律上的争议。还有近年来火热的P2P，也还没有建立法律体系，规范其发展。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持。
（2）征信体系有待健全
在征信体系方面，从信用信息搜集范围来看，不管是金融体系趋于成熟的城市，还是相对较落后的农村地区，金融信用信息已经全面覆盖到每个人。但是就信用信息丰裕度来说，征信体系以银行间的信用信息为主，较为单一，不能完整描述个人的信用特征、准确划分信用等级。
2.金融机构体系覆盖密集
以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为主，股份制商业银行为辅的银行金融机构已经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密集覆盖，发挥各自在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建设农村金融网点，对农民提供金融服务。
除了传统的金融机构的转型发展外，民间金融机构也积极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等新型金融机构，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完善了金融机构体系。
3.普惠金融认识薄弱
普惠金融是一个新兴概念，虽然现在已经在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人们对于普惠金融的认识不够充分。原本在普惠金融就是针对于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弱势群体的，但是这部分人往往不具备专业的金融基础知识，更不要提对普惠金融的认识了，因此，普惠金融在推广中还是具有难度。
4.普惠金融仍存在风险
虽然普惠金融力图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缩小发展差距，但是普惠今天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普惠金融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扩大，使得低收入人群过度负债。
五、普惠金融发展对策
本文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对策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金融基础设施方面、丰富支付清算体系、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风险提示。
1.金融基础设施方面
（1）完善普惠金融法律体系
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规划进一步指出需加快建立发展普惠金融基本制度，确立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主体法律规范，健全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制定和完善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系统性的法律框架，明确普惠金融服务供给、需求主体的权利义务。
（2）健全征信体系
从信用信息收集深度来看，不仅是基本的银行信用信息，而且有互联网、单位等多渠道的信息，有利于对个人建立全面深入的信用档案。扩充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降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征信成本。
2.丰富支付清算体系
首先要完善传统的支付清算手段，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丰富支付手段。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迎来了移动互联时代，移动支付手段方便、快捷，使得在原有的线下或者计算机客户端的基础上，对支付清算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动支付目前已经成为了最具潜力的支付清算手段，再加上其便捷、成本低的特点，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助力。
3.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风险提示
加大对普惠金融的宣传力度，通过互联网、电视、报刊等渠道，充分普及普惠金融基本知识。特别是针对农民、贫困人口等人群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通过进线上宣传与深入农村、社区等实地讲解等方式进行专项教育，确保普惠金融政策的传达，帮助其掌握基本的金融知识。重点加强对惠及人群的风险提示，引导金融消费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金融产品风险特征理性投资与消费，在遇到金融案件时要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陈银娥，孙琼，徐文S.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与空间趋同研究[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5，06：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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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昀，李鑫.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基于文献的探究[J].金融评论，2014，05：16-40+123.
[4]潘美丽.普惠金融视角下的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5，25：64-65.
[5]周孟亮，王琛.普惠金融与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目标重构[J].农村经济，2014，10：54-59.
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扶贫；减贫绩效
中图分类号：F3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3-0076-08
引言
金融扶贫是重要的扶贫攻坚政策措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十三五规划提出“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让农民、小微企业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召开的“全国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引导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聚集”。
金融扶贫的工作重点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1]。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亦称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自2005年被联合国提出以来，普惠金融一直被视为可以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包容性社会的一种重要机制[2]。中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多，扶贫开发任务十分艰巨：在2014年全国7 017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河南和湖南的贫困人口数量均超过500万（全国超过500万贫困人口的省份仅有6个）；在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中部地区占据了151个，占比达到25.5%。因此，厘清普惠金融减贫机理，科学认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评估其减贫绩效，对推动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HJ68x〗
理论界对普惠金融是否具有减贫效应尚有争议。权利贫困理论认为金融服务等基本权利的缺失是贫困的重要原因[3]，提出将信贷干预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4]，并将穷人的信贷权提升到基本人权的高度[5]。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认为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金融机构都会设置很高的信贷门槛，未享受金融服务的贫困家庭容易陷入“贫困陷阱”[6]，而基于信贷约束理论的研究认为普惠金融通过信贷为贫困地区农民带来财富增长从而达到脱贫[7]。Burgess 和Pande以印度农村地区为研究样本的研究发现当地农村地区开户量每增加1%可以减少农村贫困率0.34%[8]；Beck等采用跨国数据的对比研究发现，具有较发达金融系统的经济体能够更快地消除收入不平等现象，降低贫困水平[9]；Manji研究发现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使用频率与贫困率负相关[10]。崔艳娟和孙刚分别以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国内债券余额、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三者之和与GDP之比这两个指标来度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了1978-2007年我国贫困发生率与金融包容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降低贫困水平[11]。但Navajas [12]，Mallick[13]，Brau [14]，Roodman[15]等对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提出了质疑，认为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服务只限于在穷人中进行宣传而没有能真正落到实处从而不能显著降低贫困率，贫困村互助资金并没有瞄准贫困农户[16]，有劳动能力但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贫困农户仍难以有效利用互助资金的贷款服务[17]。
国内外研究丰富发展了普惠金融减贫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但也存在着以下不足：（1）主要从信贷约束的视角阐述银行信贷的减贫效应，鲜有系统分析普惠金融减贫机理的文献；（2）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减贫绩效的国内文献较少，仅有的个别研究中，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较为单一；（3）对普惠金融是否具有减贫效应尚有观点上的分歧，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创新点是从金融功能的视角较系统阐释了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内在机理；并从普惠金融广度（即普）和普惠金融深度（即惠）两个维度构建了由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等14个指标组成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测度了中部地区2005年以来各年度、各省域的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维度指数；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维度指数与农村贫困率之间的关系。
“普惠金融”来源于联合国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组织很多专家共同编写的一本有关普惠金融体系的蓝皮书[1]，该概念的提出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2011年亚洲博鳌论坛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成为学者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尽管研究出发点、侧重点不同，但公平、协调均成为学者强调的核心与关键。普惠金融实际上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金融领域进行破题，其目的在于将“无法获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人群纳入正规金融系统，使其有机会获取储蓄、支付、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从而与其他客户一样，拥有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2]。普惠金融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定量化的研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普惠金融使现代金融服务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本文定量化的分析浙江省各县域金融普惠程度的差?e，在此基础上分析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结合国外已有经验和实证分析结果，倡导从不同层面推进金融普惠发展。浙江省“十三五”提出，构建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体系、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的科技金融体系和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普惠金融的测度指标
由文献[2-3]可知，浙江省县域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性的区域差异，为了进一步的分析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金融发展的特点、浙江省县域的实际状况和数据的可得性从金融需求、金融供给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共选取9个变量指标，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量化研究。
从金融需求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1）收入水平（Income），普惠金融首先是收入的函数，国外相关文献表明，是否接受收入援助这一变量对普惠金融具有加大的解释力（Kempson和Whyley，1999），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收入对普惠金融的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对县域地区居民纯收入（取对数）可以作为普惠金融的解释变量之一。（2）年龄结构（Age），表示各省份非市辖区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采用少年儿童（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以上）所占比例来反映。一般假定老人和儿童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接纳能力有限，因此儿童和老人人口所占比重越高，金融普惠程度就越低。
从金融供给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1）信息化水平（Tec），其对金融包容的影响存在争论，如Geach N（2007）指出，手机技术在农村和城市贫民区的普及，将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且便利于居民采用主流金融服务。Kempson和whyley（2000）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大部分被排斥家庭并不拥有网络和电话，因此以电话和网络为介质的金融服务将降低金融包容。本文采用县域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电脑普及率及农户上网比率反映不同区域的技术水平及金融基础设施供给状况。
从普惠金融的社会因素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Hersi（2009）指出，人口统计的变化、收入差距及劳动力的结构变动等社会要素会对某类社会群体的金融包容水平产生影响；因而本文采用（1）Emplo（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2）Dif（城乡收入差距）分别反映农业人口性别结构、劳动力结构变化及城乡社会差异。（3）Growth（农村GDP增长率）反映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4）urban（城镇化水平）为地区城镇人曰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能使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到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减少，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得农民收入有多元化的来源，增加农民的实质性收入，有助于提高普惠金融水平。（5）Agr-p（农业总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该指标反应国家在农业发展上的支持力度。
如县域消费水平、学历水平、电脑普及率及上网比率等指标也是国内恩爱学者研究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但鉴于数据获取的不便利性，本文不做相关研究。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5年浙江省的5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上述9个因素来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关数据来源于2016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等，从整体上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表示IFI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的计算结果见文献[4].
通过SPSS22.0软件对数据建模，采用进入的回归方法，发现城市化水平被踢出，进一步得出以下结果：
通过方差分析可知回归模型的整体是显著的。从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结果来看，表3-1显示：从整体上收入水平0.194（t=3.752）、年龄结构0.378（t=3.238）、信息化水平0.305（t=1.782）、农村GDP增长率0.120（t=1.952）是对各地区普惠金融水平呈明显的正效应，且4个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GDP增长率四个因素对普惠金融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0.237（t=-1.069）对普惠金融水平呈负相关，这个应该和我国国情有关系。城乡收入差距0.184（t=1.267）对普惠金融水平呈正相关但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农业总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0.018（t=0.113）对普惠金融水平呈正相关但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影响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农村GDP增长率。
摘 要 本文在对以往对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的基础上，从三个维度具体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出了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普惠金融的背离之处，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 普惠金融 小微企业
一、文献综述及概述
（一）互联网金融
郑联盛定义，互联网金融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新型金融模式。
（二）普惠金融
我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定义，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虽然普惠金融将传统的金融服务向社会下延，但“普惠”与“救济”、“扶贫”有着本质区别。首先，普惠金融本质上还是金融，这意味着所开发出来的金融产品依然是对信用风险的定价，各金融机构在开展相关业务时需要评估和控制好自身的风险，这样做也可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普惠金融的发展依然是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运行的框架下进行的，也不会违背资本的趋利性和理性人假设。在“金融”走向“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互联网等技术发展带来的正外部性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
目前关于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的研究较少。王海军、王念、戴冠等认为互联网金融实现了对金融中介理论的突破，互联网金融模式可被用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促进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用来提高金融普惠性。丁杰分析了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存在的内在耦合性，同时认为互联网金融在目标偏移、投资者的投资歧视、高融资成本、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等现实情况上与普惠金融存在背离。连耀山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例，分析了传统金融机构如何顺应互联网趋势，创新产品和服务，发展普惠金融。
二、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没有铺设成本，可以弥补传统金融机构在物理网点上的不足
有利于构建全覆盖的普惠金融体系，惠及偏远农村地区。上海财经大学于2015年发起的“千村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的宏观渗透度不高，被调查农村地区人均ATM机和POS机数量之和仅为0.0016，且硬件的投入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甘肃等省被调查村庄中甚至没有ATM或POS机。而在互联网金融方面，东西部的差距相对较小。这表明随着我国农村信息通讯设施的建设的发展，利用成本相对较低的互联网金融手段为偏远农村地区提供服务、实现普惠金融的目标存在可能。
（二）通过各种产品创新提高了小微企业的贷款获得度，降低了融资成本
在这方面既有互联网企业开展金融服务，也有传统金融企业的产品创新，是对传统信贷体系的有益补充。如首批民营银行之一的浙江网商银行，采用互联网银行的模式，通过网商贷、旺农贷等产品，为小微企业、农民和创业者提供方便快捷的资金获得渠道。截至2016年2月底，已有超过80万家小微企业在网商银行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累计为用户提供信贷资金超过450亿元。而在传统金融机构方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过与购物网站“1号店”合作，创建了“1金融”平台，在线上为供应商提供短期贷款，将“电商小微贷”纳入自身业务。
（三）各类新型理财产品为普通居民提供了理财渠道
传统的理财产品有一定的理财门槛，而线上理财的可得性高、交易手续便捷。互联网金融通过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了目标用户的下沉，使得原本被传统金融机构忽略的低净值人群和普通大众也被纳入金融服务覆盖的客户群体。
三、问题及建议
（一）互联网金融本身交易过程设计不完善
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大多数流程和步骤都在虚拟网络上进行，更容易造成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交易风险。例如有不少不法分子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申请贷款的案例。针对此问题，需要互联网金融机构本身改进交易设计、加强审核，对网上贷款申请采取视频或面签形式，确定贷款人的真实身份。又比如对偿还能力弱的人群例如大学生发放贷款后出现逾期偿还甚至坏账的问题，需要对贷款人的信用和偿还能力进行评估和审核，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另外，可以发挥大数据对客户资信状况进行评估，各从业机构依法实现信用信息的共享。除了央行的征信系统以外，许多机构都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了自己的客户信用信息系统，对客户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比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从客户的行为偏好、履约能力等维度对客户进行评分，作为设置限额的依据。
（二）法律法规不完善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迅速发展，其创新的步伐走在了法律法规制定的前面。许多互联网金融实际上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非法集资的高压线。例如众筹融资方面，2014年底中国证券业协会了《私募股权众筹管理办法（试行）》，但正式版本还未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仍需完善。完善法律法规一方面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一方面法律定位和业务边界的明确可以促进相关机构的大胆创新，进一步助力普惠金融建设。
（三）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
S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海量的个人的身份信息和位置、交易数据大量储存在网络后端的数据库中，个人的基本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大量关联。此类信息如果不加以保护，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另外，无孔不入的病毒及木马也对用户个人下手，在个人终端上窃取信息。腾讯安全中心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手机支付类病毒包新增475803个，感染用户数达到4058.6万人次。手机一旦安装支付类病毒，就有可能造成个人信息的泄漏、窃取短信验证码，导致资金被盗。互联网企业不仅要加强对用户信息的加密，提高安全保障水平，还需要加强内部控制，防止内部人员违规操作。用户要增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学习信息安全保护知识，提高自身防范能力。
参考文献：
[1] 郑联盛.中国互联网金融模式、影响、本质与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4（05）.
[2] 王海军，王念，戴冠.“‘普惠’金融背景的互联网金融――理论结构与政策分析”[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4（04）.
[3] 丁杰.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理论及现实悖论[J].财经科学，2015（06）.
关键词：农村金融 普惠金融 金融排斥 金融体系
一、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理论基础
1976年，孟加拉国的著名教授・尤努斯提出贷款是一种人权，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该有权利获得金融服务。基于这样的理念，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国创建了第一家以小额信贷为核心业务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20世纪70年代国际“扶贫咨询委员会”启动了微型金融的实验，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为全面金融服务，小额信贷便开始向微型金融转变。联合国在“2005 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推出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其宗旨是要为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并将这种金融服务，并将其融入到主流金融中，形成一种完整的、包容性金融体系。由此可见，普惠金融是对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延伸与发展。
“农村普惠金融”这一理念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提出的，因为普惠金融的实质是为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所以普惠金融的根本在农村。我国在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上进行积极的实践，提供政策的支持。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4 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201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强化农村普惠金融”。
二、从普惠金融的内涵上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尤努斯关于普惠金融的论述
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是从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出发的，这种观点认为人是单维度的。尤努斯认为人是多维度的，不光是自私自利的，也有利他的一面，将这种利他的一面引入商界就提出了“社会企业”这种新型企业。另外，尤努斯还提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该有权利获得金融服务。所以，无论是从金融服务的受益者还是金融服务的实施者都应该是多维度的，有差异的。这种思想也为普惠金融提供了理论支撑。鉴于此，各金融企业和部门都应将为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提供的金融服务纳入到其发展战略中，并且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发掘服务低端客户所涌现出来的商业机会。
（二）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关于普惠金融涵义的论述
联合国2006年《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和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①2006年出版的《服务于所有的人――建设普惠性金融体系》中都提出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有一整套金融机构体系，为所有层面的人提供金融服务，这样就可以使过去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的客户群体受益。这种包容性金融体系对所有人和地区开放金融市场。
普惠金融体系这个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具体来看微观上需要有健全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正规民间借贷及位于这两者中间的各种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时要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应该遵循合理的管理体系、行业业绩标准和市场监督机制；中观上需要有基础性的金融设施和辅助型的中介机构，这些可以帮助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扩大服务规模和深度的基础上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业务技能。比如专业业务网络、信息技术、技术咨询、行业协会、征信机构、评级机构等；在宏观上需要有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框架的支持。具体来看包括政府的融资政策、利率政策、财税政策等；另外还需要良好的信用环境。
三、条件约束造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与普惠金融的理念是矛盾的
1、收益因素
只要城市经济、工业经济中的项目投资平均收益率高于农业经济中的项目投资平均收益率，商业性正规金融机构的就会将从农村吸收的资金投放于城市信贷市场的非农部门或者是投向农村内部的生产性领域，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于农业生产的大额、长期信贷需求。总而言之，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是具有盈利能力的生产性领域，这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决定的。这就对农户信贷需求形成排斥，使得农户信贷可得程度处于低水平状态，难以提高。
以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主的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在改革后均转变为在城乡统一经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追求规模经济和盈利是其首要目标。在实际经营中也偏离“支农”政策的目标。
2、成本和风险因素
由于目标客户是农村中的低收入者甚至是贫困群体，他们一般没有抵押贷款的能力，也无人替他们担保，使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监督成本提高，也使金融机构对农户提供贷款时现行的信用风险防控手段失效，而金融机构开发信用风险管理新方法的动力不足，信用风险的防控手段和技术难以实现突破。
（二）金融机构和农村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约束
1、农户主动利用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的意识比较薄弱
农户的综合素质偏低，创业技能不高，很多农户只有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相当一部分农户属于文盲户。农户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真正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仍不多，创业意识不强，多数都存在“安于现状，不求改变”的心态，小富即安、小成即满的传统观念仍然比较普遍。加上农户对金融知识了解甚少，只知存，不知贷，所以主动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发展和创业的意识不强。这是农户的自我排斥和约束。
2、农户获得信贷资金的积极性受到融资难和融资贵的打击
现代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之后，农民在进行农业规模化生产、个体经营甚至是建议小微企业中需求的资金较多，但从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的难度较高而且成本也很高。主要是因为金融机构参照非农贷款的标准和程序来审核贷款，程序比较复杂，另外，农户缺乏可质押、抵押的物品，所以按照这些标准，农民很难获取贷款。再者，涉农贷款由于考虑农业领域的风险性，往往制定较高的利率。这也打击了农民获得信贷资金的积极性。
3、金融机构不相信农户的信用
由于贫困主体在获得收入的能力上受到质疑，所以金融机构不相信穷人可以创造财富，也不相信他们更有信用，认为给穷人发放贷款成为一种公益与扶贫，而不是盈利性的。而建议农户的信用档案，对农户的信用情况进行甄别，针对穷人设计灵活的金融产品，开发信用风险防控技术等成本较高。所以金融机构的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内在动力是缺乏的。
（三）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需求不匹配
1、数量上不匹配
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主要包括储蓄存款、贷款、转账汇款和保险。农村居民将自己拥有的资金存入农村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却因为自己本身盈利第一的商业特性和农业生产的特性，不愿意将资金贷给农户。农户的储蓄资金通过银行存款大量流失转移到城市，农村金融的覆盖面、供给规模以及深度与金融需求的满足都还有很大差距。
2、结构上错配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以满足农户的生产性信贷需求为主，而大部分农户仍然是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对贷款的需求主要是短期小额贷款，如自建房屋或购买农用车辆等消费性信贷。而农户一般没有符合正规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品或信贷记录，所以农户的消费资金需求主要通过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的、具有互质的名义上的“零利率”借贷满足。所以正规金融机构的生产性信贷供给与农户的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所形成的结构性错配。
农户通过熟人之间的自由借贷、钱背和私人钱庄、合会等方式满足生活消费性的资金需求，在农村内部自发形成了非正规信贷市场，这加重了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的自我排斥，这也加深了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关系。
（四）缺乏适宜的政策框架和法规支持
1、政府政策的契合度不高
多年来，政府的一号文件均体现对农村金融的重视，但是政府提出的政策支持和农村金融实际情况的契合度仍有待提高。政府对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一些监管措施和控制限制了金融机构的活力，另外也使金融机构在与民间金融竞争时表现乏力。这也是造成农户贷款受约束的一个原因，同时还不能引导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真正促进“三农”发展。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民间投资者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时，如果政府不能对当地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管理、整合和促进，那么农民在此过程中出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并不能成为农村金融的主体和受益者。
2、有关普惠金融的法律不健全
我国还没有一部单独针对农村普惠金融实施监管的法律，除了农商行，其他类型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专门法律法规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并且现行的金融法律中也没有相应的规定。这样造成了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在制度上没有获得更多保障，有的甚至没有得到银监会的承认，处于半地下状态，这是构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障碍。
3、农业保险制度有待完善
农民生产经营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容易向普惠金融机构传递。所以农业保险非常重要。但目前农业保险尚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覆盖面有待扩大，保险品种有待丰富，农民保险意识有待增强。
4、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村地区电话、网络、支付体系、信息系统等金融技术设施不完善，缺乏金融行业标准、审计与会计准则以及评级机构。
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一）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金融机构要把相信穷人、关爱客户作为经营的一个重要理念，相信发放贷款不是对穷人的施舍，并相信穷人有信用也可以创造财富，针对穷人设计了灵活的金融产品，在取得社会效益、惠及更多人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体系重在关注、支持和服务弱势群体，强调参与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因此，各类金融机构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要承担起金融业的社会责任，提供机会使贫困群体脱贫致富。
（二）保障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村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于2010年曾提出普惠金融发展基金概念，其观点是可将所有金融机构每年营业收入的1%抽调出来放进设立的“农村金融普惠基金”。对设立的这一基金，可以由国家指定用途、运营机构、运作流程和监督管理规则，统一调度，用于三农。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三）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信用评价机制，创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将由各部门掌握的、分散的农户信息进行整合，构建信息通报和应用机制，依托信用档案系统提供查询服务，实现农户信用信息共享。同时在农村进行增强信用意识的宣传教育，让农户注重自身的信用。
（四）金融机构灵活设计普惠金融产品
农村金融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农村金融机构农村特殊的客户灵活设计其金融产品，除了传统的金融服务，还可以开展理财、等产品，引领农村金融消费观念；另一方面，针对性的为某一群体设计定制化服务模式，将目标群体细化，根据不同的群体定位产品。农村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情况主动开展相应的调研工作，尤其注重与农民客户的沟通，要增强互信交流。增强金融机构与农户信任度，同时也进行金融信息进行宣传，提高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意识。
（五）政府加快相关政策措施的推进
通过税收优惠和奖励政策支持，鼓励资金回流农村。对于农村信用社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行加大农村地区微型金融的立法力度；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加快制定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出台合作金融法、农业保险法、民间金融法等。
进行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金融网点设立，网络电话渠道的疏通，方便农村居民获取相关金融信息。这需要政府鼓励政策与强制力度双管齐下，鼓励金融机构等金融网络在农村的搭建，同时鼓励农民参与金融活动，将需求与供给有效结合，给双方建立良好互信的空间。同时，也要加强对金融知识的普及，消除农民心理上的排斥。
注：
①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是世界银行属下的一个专门的小额信贷工作部门，英文简称CGAP
参考文献：
[1]焦作. 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障碍与突破[J].征信，2014（12）
[2]杜晓山.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体系[J].中国金融，2010（10）
[3]焦瑾璞.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J].中国金融，2010（10）
[4]吴国华. 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7），15
[5]晏海运.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3
阻碍云南普惠金融发展的路障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非生产性借贷、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四个特征，云南也不例外。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94%，在地理资本短缺的地区生活的农户，多年来生活水平基本没改变，存在空间上的金融排斥。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截至2016年末，129个县中有88个贫困县，4700万人口中有574万人是贫困人口，民族和贫困地区普遍存在因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缺失和市场失灵，导致金融资源不能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需要服务的农户，进而因农户的金融资源非常匮乏，降低了这些农户对金融的认知能力，陷入行为上被金融排斥。
从金融机构视角看，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经营商业性和普惠金融政策性比较难平衡。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主要通过净利润指标来实现，因此追逐利润是其本性。然而，普惠金融要求既要体现“普”――普通农户要能容易获得金融服务，又要体现“惠”――农户能以负担得起的成本获得服务。理论上讲，农户人均收入比城市低，贷款利率和金融服务价格应比城市低，应具有一定“社会福利”的性质。其次，农村普惠金融投入产出效益不如城市大。由于农村贷款风险大，农户贷款金额单笔相对较小，贷款损失发生的概率比城市高。其他综合金融服务因地理分散，人口密度不如城市大，经营成本比城市高，如果城市还有市场增长机会，从机会成本角度看，金融机构宁愿在城市开展金融业务。
虽然在农村开展普惠金融有这么多路障，然而在云南的农村普惠金融业务还是发展得风生水起，除了政府扶持普惠金融发展和“三个不低于”的硬性考核外，还有哪些可以探寻的解释呢？本文依据2016年10月～2017年1月在云南昆明、昭通、曲靖、文山和大理的金融机构调研的资料和数据，希望从实践调研中来回答这个问题，以期为普惠金融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借鉴。
云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描述
经过对云南部分地区进行实际调研，将云南现阶段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汇总描述如下。
涉农贷款总额和行政村金融覆盖率
2016年末，全省涉农贷款总额共有8006亿元，同比增长率12%，增长率高出云南各项贷款同比增幅1.7个百分点；至2016年9月末，全省14262个行政村已经有13312个行政村实现基础金融服务覆盖，覆盖率为93.3%。
农村普惠金融需求
通过抽样调查问卷统计，在农村最需要的普惠金融主要分为三类：支付结算、理财和保险等综合金融服务，贷款，金融知识教育。
随着云南农村通讯宽带“村村通”、2017年底前完成通往所有行政村的道路硬工程和每年推进100万人口脱贫攻坚工作等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对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增加。
农村普惠金融主要供给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在原有征信已经有贷款和信用卡授信记录基础上，目前又增加了通讯欠费记录、公用事业欠费等信息。拓展支付结算平台，大力推进农户开立银行账户工作。例如，人行通过与公安部门、人社厅协调，让农信社在开立农村金融社保卡时，可以直接从公安派出所获取农户的信息，利用此渠道为农户开立了农村金融社保卡1234.48万张，帮助全省41.5%的农村人口解决了账户问题，为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奠基了坚实基础；牵头多家金融机构解决农户在乡村支取小额现金困难，在行政村或大的自然村建立了约1.9万个惠农支付点，方便了农户小额取现、汇款、缴费和购物消费等需要。
银监局。建立普惠金融统计指标，将小微企业贷款“三个不低于”、涉农信贷投放持续增长、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建档立卡贫困户信贷投入等指标纳入金融机构考核体系，引导金融机构资源向普惠金融配置。
中国农业银行。依托全省600多个网点，力推“金穗惠农通”工程和金融精准扶贫工程，大力支持高原特色农业、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电子机具在乡（镇）、行政村的覆盖率分别为90%、67%，了200多项涉农业务。
农信社。依托2375个营业网点，至2016年末，共发放“三农”贷款298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65.5%。在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贡献上，布置自助设备13666台，覆盖所有乡（镇）；设立惠农支付点13782个，覆盖了72%的行政村，发卡量、收单量和卡交易量在全省所有金融C构中均名列第一；推广农村客户贷款提前授信，需要贷款时可直接刷为农村定制的“金碧惠农卡”“惠民卡”和“惠商卡”；发放“贷免扶补”创业小额担保贷款53.8亿元。
邮储银行。依托700多个营业网点、1700多个汇兑网点，2016年农村小额贷款累计新增额、增幅两项指标在邮储银行系统内均为全国第一，积极开展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房财产权和林权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农村综合金融服务。保险公司。39家保险机构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保险支农和保险扶贫工作，开展芒果、苹果等30项农业保险。针对咖啡、白芸豆、魔芋、山药等进行了价格指数保险。
政府财政部门。开展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以奖代补普惠金融专项支持工作，例如会泽县颁布，若企业签订“扶贫投资协议”，且带动30户（含）以上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企业可申请金额在1000万元（含）以内、期限为1～3年的扶贫优惠利率贷款；若承贷金融机构发放年度计划规模扶贫小额信贷发生呆账损失，财政将从政府设立的风险基金中进行全额代偿。
总之，经过数年的努力，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广，不仅包括贫困人群，还包括一般农户、小微企业、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等；服务渠道从最初的金融机构柜台、“背包银行”扩展到柜台、代办点、手机APP、电脑终端、POS终端、自助终端等线上线下并举的多渠道服务局面；服务内容从起始的小额扶贫贷款扩大到存款、汇款、支付、保险和投资理财等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调研资料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探索性的质化研究方法，通过对收集到的一手、二手资料和数据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归纳以构建破解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理论。
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
开放性编码的目的是围绕持续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影响因素提炼范畴。在此阶段，共提炼出10个范畴：机会察觉、发展普惠金融动力、企业能力、高管观念转换、市场机制、商业模式创新、独特性、互惠共赢、履行社会责任和“支农+支小+支弱”。
主轴编码的目的就是按照质性研究典范模式，绕研究主题――普惠金融持续发展之道，最终找出核心范畴。经过分析发现，商业模式创新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范畴。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发现扼要说明现象的故事线。通过与已有的理论不断对比，发现故事线：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机构存在未利用的资源，农村市场的增长，高管层价值创造的洞见等构成金融机构开展农村普惠的察觉；相应地，产生发展普惠的动力，主要包括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考核、利润驱动、学习效应和高管层为体现发展普惠金融的政治绩效等；在动力的作用下，金融机构有意识地培育发展普惠金融能力，包括风险管理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开放创新能力。一旦具备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能力，金融机构就会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实施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战略，并有可能获得持续发展。依据故事线，本文构建出农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模型，如图1所示。
研究发现
当前探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之道的主要视角有三个：（1）商业可持续视角。该理论认为，普惠金融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利润可赚，否则就不可持续。该理论的价值是要关注业务量、收入、成本和“三项费用”等指标。（2）交易视角。该其理论价值是要进行以提高运行效率为目标的业务流程再造，以及重新设计机构交易内容和交易机制。（3）价值观视角。该理论认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具有获取利润的价值、支小和支贫的社会责任等多个相互矛盾的价值目标。本文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观察隐藏在农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背后的实现条件、基本途径。经过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高管层观念转变对于普惠金融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即高管由过去只重视发展高净值客户的理念向高净值客户和普惠金融服务对象二者并重转变。如果高管层经常强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必然会引导企业资源向普惠金融配置，同时在比较大的范围内会影响员工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跟随转变。高管层对发展普惠金融的思维方式、思想认识决定了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力度。
察觉是开展普惠金融的触发点。当金融机构高管察觉到农村客户价值，且他们所在的组织有资源支撑，另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又非常重视，一般会选择进入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领域。比如，人行在支付结算方面有先天优势，农行、农信社和邮储银行有渠道优势，所以分别在支付环节、渠道两方面发力发展普惠金融。
动力源推动普惠金融业务落地。除了政府和监管部门要求必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外部动力外，部分金融机构是因在农村有广大的网点布局和各种终端投放，巨大的固定成本存在，迫使其扩大普惠金融业务以实现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部分金融机构因深耕于农村多年，对农户比较了解，能设计出农户欢迎的产品，因业务做得越多越有经验的学习效应提升了服务效率。另外，在农村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几大主力机构，如农行、信用社和邮储银行等，都是国有股权占比较大，高管都是党委组织部门任命，为体现政治业绩也促使其发展普惠金融业务。
能力是支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被调研机构大都认为，在众多能力中，新产品开发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组织创新能力最为重要。农村客户群体和城市客户群体不一样，如何实现金融产品交易是农村普惠金融的核心。为了实现交易，必然要让产品引起农村客户的关注，这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渠道）将农村客户导流向产品。成功的产品在设计时必须从农村客户人性的本质出发，设计出能有高频交易的产品；在渠道环节，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做到精制投放；在交易环节，设计出能让农村客户享受友好的场景体验来促成交易，体现真正为农村客户便捷着想的思想。普惠金融搞得好不好，最核心的体现在农户能否获得所需要的贷款，这要求有较强的风控能力，由于农村特质与城市不一样，不能单靠大数据分析，必须投入大量的员工做贷前、贷中和贷后风控管理。组织创新能力是机制创新的重要体现，如邮储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既有利于真正开展差异化经营，又有利于配置人财物资源，增强普惠金融业务活力。
发展普惠金融，政府的推动和补贴固然很重要，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为重要。市场机制通过竞争机制来促使金融机构自觉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因而，政府在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时，应该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利率、再贷款、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制度设计，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金融机构有动力提供农村普惠金融服务。
农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实现的方式
商业模式创新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负有重要的使命，依据是否引入第三方（第三方合作伙伴分摊产品或服务成本，或第三方关联客户参与支付价格）买单，将商业模式创新分为渐进式和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即在农村普惠金融商业模式发展中没有引入第三方，而只是对原有各业务模块进行创新，称为渐进式商业模式创新；将商业模式中引入第三方为金融机构分担金融服务提供成本或者为农村客户支付价格的商业模式称为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
采用渐进式的商业模式创新，关键路径是要突出独特性。在访谈中发现，部分金融机构退出农村市场的原因除了其不了解农村外，关键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其他金融机构同质，没有独特性。那么如何能走出特色之路呢？
独特的定价模式。由于渐进式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在原有的商业模式中部分增补、组合和拓展，因此，除了对手没有的产品或服务可以定高价外，其他产品定价只能将竞争对手作为参照对象，价格不能高于同行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包括折扣、补贴、分期付款、付款期限、信用条款等组成不同的价格组合策略。
独特的运营模式。不能将城市推行的产品或服务照搬到农村，而是要突破城市经营业务的思维，设计符合农村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按照农村客户的多样性需求联结成一个整体，将一系列能给农村客户提供价值的要素打包，降低总体成本，解决原有农村客户购买力约束。同时，可以在支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企业文化、价值链的关键点等方面嵌入自己的特色，让竞争者无法模仿而锁定客户，获得持久的利润。独特的营销模式。主要围绕“3P+STP”（3P指产品、渠道和促销；STP指细分市场、目标客户和定位）来展示金融机构的独特营销模式。在产品或服务上，按照时间、空间和地域三维度，对品牌、品种、功能、设计、服务等进行不同产品组合；在渠道上，采用不同的渠道组合，包括线上、线下、分销渠道等；在促销上，采用不同的促销组合，包括广告、事件、人员、优惠、公共关系等促销；在细分市场上，同时关注现有和潜在市场需求，不但考虑需求拉动，还要考虑通过产品推动农村客户购买；在目标市场上，对关键顾客和被金融排斥的边缘农户给予同样重视；在定位上，将农村客户的问题作为客户识别的起点，并以提供解决客户问题的功能为终点，客户所遇到的问题是客户需求的分析单位。
渐进式的商业模式创新，本质上仍然是竞争导向的经营模式，金融机构要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约束是收入要大于成本，且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净利润率不能低于在城市经营的业务。农村普惠金融收入（业务量）和成本的来源取决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如果农村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的状态，服务价格就得降低，定价空间和净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金融机构越受损，客户越得益；如果农村市场的垄断力越强，产出就低，服务价格就高，金融机构定价空间和净利润空间越大，农村客户越受损。然而，在农村普惠金融市场上，多数情况下只有农信社、邮蓄和小贷公司等少量机构，属于垄断竞争市场，在这种竞争的态势下，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提供量一般达不到农村客户需求的均衡量，且产品或服务价格偏高，农村客户利益受损，这与普惠金融要求的服务可获得性相矛盾，结果是农村普惠金融市场不能做大。
采用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关键路径是要能引入第三方来承担成本或支付价格。颠覆性的农村普惠商业模式与渐进性商业模式的不同之处是，金融机构采用生态网络思维拓展农村普惠金融业务，不仅局限于在金融机构和农村客户之间发展业务，而是引入关联网络价值量足够大的第三方合作伙伴（为金融企业承担提品或服务的成本）和第三方关联客户（为农村客户买单）。在颠覆性的农村普惠金融商业模式创新中，为什么第三方合作伙伴愿意参与买单呢？
首先，合作会产生战略利益，合作存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例如，农行在火腿之乡宣威向养猪农户发放贷款时，由于农户没有抵押物，大面积发放贷款困难，第三方宣威市鹏跃科技饲料公司因为考虑到养猪户对其销售饲料和仔猪有战略利益，愿意为农户作贷款担保，饲料公司因担保联结，直接向农户销售饲料和仔猪，解决了产品销售市场问题，农行通过供应链金融解决了农户贷款问题。（见图2）
其次，资源整合能提高效率。通过分工合作或者资源之间优劣势互补或同类资源的不同效率的替代，引入分工、互补或替代的第三关联方，能节省交易成本，获得资源整合收益。例如，政府发放低保补贴、玉米补贴等，通过金融机构的网络渠道来，降低发放成本和农户取款成本，沉淀资金形成存款，为金融机构增加了收益。
【关键词】普惠金融，小额信贷，财务可持续，社会绩效
1、引言
普惠金融，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e”，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含义包括：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其次，为让每个人获得金融服务机会，就要在金融体系进行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低端客户甚至是贫困人口――而非大企业和富人――提供金融服务。
联合国在2006年出版的《建设普惠金融体系》（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 for Development）蓝皮书中指出，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在健全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下，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有一整套的金融机构体系，共同为所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自此，普惠金融体系在我国正式被提到了官方层面。
从普惠金融体系的诞生背景和发展情况来看，它与小额信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力量，小额信贷不是一种小规模的、边缘的非正规活动，而是普惠金融理念实践的有效途经，是对抗贫困的有力工具，是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与核心。因此可以认为普惠金融是对小额信贷理论更高层面的提炼与升华。
小额信贷自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衍生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额贷款公司，成为微型金融机构（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在我国的特色产物。自2005年底颁布农村金融“新政”，包括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后，央行确定在山西、四川、贵州、内蒙古、陕西5省区开展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从2007年开始，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权被下放给各省市金融办，截至2015年3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922家，实收资本8392亿元，从业人员数113118人，贷款余额9454亿元。
2.小额信贷机构绩效评价的特殊之处
普惠金融是面向社会所有群体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金融服务模式，是否具有较好的商业可持续性，是决定金融更好地面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针对的关键，而商业可持续性是在成本可承受的基础上提供基本金融服务。因此，对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尤为重要。
Hulme（2000）对其最初的定义为，小额信贷的绩效就是贷款人在有小额信贷机构干预和没有小额信贷机构干预两者结果的差别。小额信贷带来的贷款人的改变，就是小额信贷的绩效。
Zeller和Meyer（2000）随后提出了著名的小额贷款机构绩效评价“三角框架”，其要素包括：财务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覆盖面（outreach）和福利影响（impact）。Zeller和Meyer认为小额信贷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业，其绩效应具有双重标准，即社会绩效和本身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小额信贷的客户覆盖面；二是小额信贷项目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包括与减贫有关的方面及其他方面如教育、女性权利地位提高等。财务绩效主要指小额信贷公司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也即盈利性，小额信贷公司在长期内营业收入能否覆盖操作成本与财务成本（见表1）。小额信贷绩效的双重标准尽管长期内存在协调一致的可能性，但短期内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确有冲突与权衡。所以对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一直是个备受关注和模糊的问题。
由于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信息容易从小额信贷的运行报告中获取，而福利影响在评价时需要专门调查及特别的评估方法，因此，绩效研究被区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一是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评估研究，二是福利影响的评估研究。由于覆盖面也部分代表了社会绩效，因此前者可被认为是一种微型金融总体绩效的简易版研究。
3.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对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研究方面中，Yaron通过考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机构，提出了评价小额信贷机构的体系――兼顾机构小额信贷的覆盖面和财务的可持续性。在Yaron效益评价体系中，覆盖面以贷款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其中广度是指有多少穷人接受小额信贷服务，深度是指接受服务客户的贫困程度，具体包括三大指标：市场渗透，主要用储蓄和贷款账户的数量和年增长率、贷款余额和存款额及其年增长率来衡量；相对收入水平，由平均贷款额和贷款额度的范围来衡量；服务质量，这是一个混合的指标，主要由客户的交易费用定量衡量、服务的灵活性和持久性定性衡量。见图1。
如果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机会成本小于补贴净值和权益资本收益，那么这个机构的财务就是可持续性的。就当前来看，小额信贷机构满足财务可持续性并非易事，绝大部分机构是依赖政府补贴得以维系。为了确定小额信贷机构是否具有财务可持续性，Yaron模拟出补贴依赖指数（Subsidy Dependent Index，SDI）来衡量小额信贷机构的独立性及可持续性。SDI是主要是指对于一个指定的年份并且权益资本进行贷款所获得的利益大于等于不是特许的借款成本，补贴减少的量与赚回这份补贴所增加的贷款量的平均利率的比率。具体而言，Yaron的模型中补贴依赖指数是小额信贷机构所收到的补贴与其为目标人群提供贷款所获收入二者之比，用公式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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