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tradition）,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响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象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份为优，哪些成份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法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份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
“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份，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份，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份，或人类性的成份呢？应该承认，这种成份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份，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份；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份。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份。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份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份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份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份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份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份，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份，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象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份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
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西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tradition）,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响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象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份为优，哪些成份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法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份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
“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份，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份，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份，或人类性的成份呢？应该承认，这种成份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份，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份；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份。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份。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份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份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份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份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份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份，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份，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象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份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
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西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tradition）,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响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象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份为优，哪些成份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法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份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
“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份，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份，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份，或人类性的成份呢？应该承认，这种成份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份，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份；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份。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份。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份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份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份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份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份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份，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份，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象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份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
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西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它不再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而是用现代语言来呈现，表现手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了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新诗、白话文、现代小说等。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接纳与内化外来文化，不但具有非常浓厚的现代气息，而且与世界潮流并行，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冲突。然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它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三）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二）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三）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四、结语
一、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的问题
要说明的是,本文重在探讨严复晚年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观,不涉及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因为终其一生,严复在政治思想方面都是保守主义,而思想文化方面则有前后期之说②。但作为那个风云诡谲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严复的政治活动难免影响人们对其文化思想的认识、判断,尤其是严复晚年有参加筹安会、名列孔教会、支持袁氏称帝、反对辛亥革命诸活动,无一不是他复古反动的重要证据。这方面已有比较充分的考证和纠偏③,此不赘述。从文化观的演变角度看,严复晚年的确表现出从启蒙到回观传统文化的嬗变。不过,这种文化取向是否真如一些研究者所说,严复在晚年已沦为复古主义者,尽弃西学,完全回到封建主义的怀抱中去了？要准确客观的评述严复晚年的文化观,就不能只注意他晚年否定西学、赞美传统的片言只语和某些尊孔读经的政治行径,而简单的论定他走向反动和倒退。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新解读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
(一)严复晚年“尊孔读经”问题
经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深刻反思,严复认为西方文化以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而中国文化却以道德之教较为深邃,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在孔教会成立前后,严复通过《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等系统地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指出:"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2]284,而且德育对国民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必须研读经书:"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加无损,乃因吾人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2]332。显然,他提倡读经的主要着眼点在道德教化,旨在保持能够熔铸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儒家德性之学。正因为严复着力于道德复古,因而重视经学,甚至提倡读经成为他晚年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也不能由此就断言严复晚年主张的"复古",就是"社会制度的复古"或"完全回归到封建主义"。因为严复提倡"尊孔读经"是为了树立国民人格,养成国民道德,所以用"尊孔读经"来笼统概括严复晚年的思想特征,并不能界定其尊孔的内在涵义和思想特质。如果用"道德复古论"来概括严复后期的思想,则是比较允当的。对于袁世凯鼓动的"尊孔读经",严复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既不愿将思想鼓吹与政治运作混为一谈,也割舍不了以儒家伦理拯救世道人心的选择。经历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秩序仍然非常混乱,如何形成统一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严复坦言:"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3]692所以,中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3]661。基于此,严复提出著名的《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呼吁尽快调整国家的宣传教育方针,不要一味鼓励已经变质了的所谓民主自由的观念,而应依靠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来解决社会危机。这是因为,"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在他看来,"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诚为平国要素,而见于出占投票之时。然须知国有疑问,以多数定其从违,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与否,必视公民之程度为何如。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害压制,更甚于独夫,而亦未必遂为专者之利"[2]337。
因此,他郑重提出以"忠孝节义"为中华民族的特性和中国自古以来的立国精神,建议将如下诸条付诸公议和表决,以期重建一种既有新意又有传统精神的道德标准。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是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二、历史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合人民演唱观览.三、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理整齐,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四、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变,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斯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言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举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诸民间,以法天下之感.六、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箸,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2]344这个建议在严复看来,未尝不是解决当时社会混乱状况的一剂良药。因为即使我们承认进化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得出进化过程在道德方面就是最可赞扬的,如赫胥黎所指出,"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4]。
从人类历史长河的流淌脉络来看,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变局的影响,但决不会随着政治变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大冲击,最令人深思和担忧的就是在道德观念方面,由此可能会削弱中国传统的精神支柱,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所以,严复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有针对性的提出这个既承袭传统文明,又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精华的建议,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此外,严复晚年坚持在中国对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提倡,并且重新挖掘和诠释。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承认:"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3]668。表明他对传统文化给予较高的评价,目的在以"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之,可见他对传统文化并非无条件的继承,而是持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因此,对于严复晚年回望反观传统文化,提出读经、导扬民族传统精神,我们应该有一个尽量客观和理性的认识,而不应全盘斥之为复古倒退。
(二)严复晚年并未尽弃西学
众所周知,严复早年对西学的译介,以自由和科学为最力。严复晚年到底有没有放弃他早期译介的西学理论？我们还是从严复自己的文字中找答案。对于自由主义,严复在晚年确实很少提及,但也从未表示反对。1914年发表的《?民约?平议》一文,驳斥了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并不意味着他是拒斥西学。平心而论,严复从未倾心于卢梭,也从未赞同过卢梭的自由与平等的观点。严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也不能等同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至多是对"天赋自由"观念的批判,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实证派与天赋论派之间的论争[5]。严复和卢梭之间的思想分歧,乃是对自由、平等意义的理解不同所致。后来严复指斥俄国"十月革命"为"欧东过激党","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3]704,就表明他对平等自由依然情有所钟,说晚年严复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为过。对于科学,严复晚年也并不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一方面批评欧美人误用科学而导致灭绝人性的战争:"如今之欧美,以数百年科学之所得,生民固多所利赖,而以之制作凶器,日精一日,而杀人无穷……科学昌明,汽电大兴,而济恶之具亦进"[3]690。另一方面,他依然强调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振弱疗贫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可知物理科学一事,不独于吾国为变化士民心习所不可无,抑且为富强本计所必需……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为之"[3]283。
由此来看,严复晚年并没有放弃和否定自己早期着力宣传的西学。他自己坦言,翻译《群学肄言》乃是要纠正政治激进主义,继续以早期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劝告人们把民主作为长远目标。因此,他不惜以年迈之躯译介《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书,也是为了了却其介绍科学方法的夙愿,声称若能使《穆勒名学》等"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3]527。到1919年严复著文批判白话文运动,还在说:"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3]699。显然,进化论仍然是他的基本的理论依据,如果用"复古"或者"弃西学"来概括此期严复思想的变化,就很难说是客观之论。虽然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否定西方、赞颂孔孟教泽的言论,但他同时主张必须改用西方文化的"新式机器"去"发掘淘炼"中国传统文化,使"四书五经"这座"最富矿藏"发出新的生机。如在《读经当提倡》一文中既提倡尊孔读经,又强调"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3]331。在著名的《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一文中,严复又根据时代精神用西学对孔教的"忠孝节义"进行了改造,使"忠"是从忠于一家转向"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由"重其亲"转向能爱其祖国;"节"则是"主于不挠,主于有制,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义"是"轻性命财产而赴正义"[2]343。
可见,严复晚年仍然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认为西方文化确有值得中国人借鉴之处。综上所述,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并不是主张用孔孟儒学经书来代替西学,而是强调二者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可以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伦理道德精华及其教化作用,并未与其早期对中学的批判相违背;他晚年所批判的西学也仅限于西方的伦理与社会道德层面,也未与其早期所引进的西学精华相冲突。
(三)严复晚年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
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合理内核可以为中国的现代转化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不过,"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和西方文化成分互相融合和协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6]6。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严复晚年所思考与实践的也正是"如何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那么,在严复晚年的思想中,中西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的关系又如何处理？严复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认为中西文化"实未敢遽分其优绌"[7]3,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各有其体用。同时也看到中西文化是可以合流的:比如儒家薭矩之道与自由观念相通;杨朱哲学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致;斯宾塞的社会学与《大学》修齐治平之道可相互阐释;"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8]。所以他曾向吴汝纶明确表示:"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9]1549基于这样的对比和思考,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结合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提出应该"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3]560。也就是,打破中西之隔阂,融和中西文化为一体,重建中国新文化体系。很显然,严复晚年回望反观传统文化,是试图将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为传统文化构筑一种新体系,不是回归到中国传统不再创新,而是要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如何构建这种新文化体系呢？严复早年在《救亡决论》中曾指出:"公等(学西学者———引者注)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6]49此所谓"归求反观",就是"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10]72。这种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价值的方法,也是严复晚年力倡的用西方文化作为"新式机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富矿藏"进行"发掘淘炼"。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而全面的回望反观,既是严复指出的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严复晚年思想的关键所在。所以,对于严复晚年思想中的"回望反观"事实,我们必须做科学剖析与理解,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价值批判层面。
二、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的原因
就严复晚年的思想取向,有学者曾经指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理智上想与中国思想疏远,但感情上又要认同中国思想"[11]67,即理智上选择西方,情感上却依恋传统。那么,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是情感上不自觉的依恋传统呢,还是深思熟虑后的认真抉择？笔者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这种回望反观传统文化的不自觉依恋,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们去理解和挖掘。以往学术界多认定这种回望反观传统文化的现象,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先进"人物晚年思想"倒退"的"规律性怪圈",严复如此,康有为如此,辜鸿铭亦如此。其实,所谓思想中的"历史性怪圈"[12],一点也不怪,只是因为人们自身的认识难免陷入这样的误区:"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来区分中西文化"[13],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参照标准,认同西方资本主义就是先进的代表,恪守中国传统就是落后的表现。与此相联系,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思想时,往往就要求其与所谓的时代及其思想潮流同步,否则就是落伍于时代甚至目为反动,成为不能与时俱进的典型,严复就是这样"被倒退"的。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变化完全遵守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也完全符合个人思想内在发展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理论化的和非理论化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14]47。人间普世的事,从思想至衣食住行这样的生存方式,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的赐予。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传统的作用大到"人只能活在传统中"的地步[15]508。人与生俱来对传统文化有着一种深厚的情结,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久远的历史、宏大的体系和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而使国人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这种心理积淀,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回望反观现象的深层基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群体精神升华延续的洪流,它是流在历史的纵向上的,它在历史上这样或那样地流,主要是由"时代的地形"造成的。传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怎样流下去,自然主要取决于"时代的地形",但它也与人们"心灵的地形"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人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能够通过反思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完善"心灵的地形",来为传统的洪流开辟更好的"地形",甚至新的源泉。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其实正是顺着思想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必然性,做"反思自身思维态势"的努力,改造适合传统洪流流淌的更好的"心灵地形"。严复身处旧者未尽去、新者未尽立的"过渡时代",他在思考民族前途的时候,触及到了文化的"传统—现代"问题。他有留学欧洲的经历,系统地了解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所以没有停留在随意评论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地步,而是将其提到根本哲理的高度,观察历史的演化,觅求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他觉悟到继承固有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在继承传统时必须对固有的文化做科学的分析,挖掘其中具有继承价值和时代意义的部分并予以采纳,才能走向民族文化的创新。所以,他回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既超越传统文化又超越西方文化,根据现实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这种新的价值体系,既有择善而从、兼容并包的特点,更有自己新的开拓与创造。为此,他在晚年探幽索微,抉剔爬梳,或讲述儒学,或整理国故,或研究语言,或探讨制度,或品评人物,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解剖和了解,从而去发现传统、认识传统进而改造传统文化,以图进行有益的转换性的创造。但是,这种必要而艰巨的文化反省,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为"回归传统的复古"。
综上所述,严复晚年回观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传统文化释放规律和个人思想发展逻辑理路的双重作用下,试图用科学精神和方法来解读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为传统文化构筑一种新体系,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而不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再出来和创新。
三、结语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何锡章《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中原创力薄弱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底蕴深厚，但在现代化大潮的涤荡中中国传统文化亟需创新性特别是原创性，这是传统优秀文化免受外来文化威胁最重要、最安全的途径。中国能否成为文化强国依赖于中国在多大程度拥有多大的文化原创能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原创能力的强弱程度将最终决定中国文化安全的程度。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原创能力薄弱是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正是因为此，“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施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化’的一个重要而且是危险的接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能够称得上创新并受到世界关注的理论成果和艺术作品确实不多。在当今世界，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是：站在世界学术理论前沿的多数是西方学术话语。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变化显著，但是中国思想理论界对此没有与中国这样的大国相对应的反映，然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却影响深远。中国思想界一直以来还是停留在大量引进西方学术的层面，制约了中国思想文化原创能力的勃发。“言必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界的一种新的思想僵化和文化僵化，正是这种新的思想僵化和文化僵化造成了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原创能力的深层弱化，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失去了文化原创的应有动力。”于是中国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缺失中国问题、中国眼光、中国角度、中国话语。西方的话语成为中国的话语，西方的视角成为中国的视角，使中国文化创新变成对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移植和传播。“自8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潮，被称为创新的部分，几乎全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形势、手法的袭用，从意识流、朦胧诗到泛性论表现，叙述主体的介入，无不如此。文艺批评的话题，从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一直到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全是西方话语，在这方面，中国最好的批评家也只是复述西方的话语而也。”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理论研究和文化成果创新需要有本土的眼光和思考、本土的叙事方式、本土的话语体系。过度模仿和依赖西方话语和理论成果是中国文化原创能力缺损的典型特征，既不能满足中国文化发展需求和中国人的文化需求，也已经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构成严重威胁，这是最严重的文化危机。导致中国文化原创能力薄弱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有利于文化原创的政策环境尚未充分形成，不稳定的文化制度环境不利于文化原创动力的激发；二是全社会对文化原创的投入总量不足和持续性投入不足，短期行为和眼前利益无法催生原创作品所需要的较长时期的原始积累；三是文化原创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尚未形成创新能力一流而且稳定的创作队伍；四是对充实文化原创研究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和激励力度不够，急于求成已经成为我国文化成果整体水平达到国际一流的一大障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原创能力提高的障碍所在。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及时、足量、持续、稳定地获取所需文化资源的状态和能力，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维护和文化安全。传统文化资源安全问题与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密切相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但是面临严重危机：
1.当代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对国家历史、传统经典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所谓的“现代阐释”其实正在消解经典和传统文化资源。
比如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新版西游记》对经典片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设置为“白骨精三戏唐三藏”，周星驰版《大话西游》等等，表现出“对于经典的后现代式的嬉戏态度、盲目叛逆和反抗权威对正统道德观念构成挑衅”。它们挑战着经典标准，淡化了意识形态。解构经典与维系经典其实涉及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由谁执掌的问题。传承优秀文化是靠经典和文化偶像来维系。如果一个民族的经典和偶像不断被颠覆，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核心价值观也会随之荡然无存。普通民族珍视文化传统资源的意识和观念淡薄，文艺创作人员能力缺乏，这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更需要执政党的一些基层领导和决策人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当做中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最坚实的基础。在当代中国肯定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和物质追求的合理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可放弃社会公众共同遵守的法则和社会共同追求和理想。正好相反，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首要课题是：在现代社会理性的基础上，建构和完善以富强、民主、和谐为内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被掠夺性开采和利用。
在现代社会，以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属于人类共同文化财富，应该资源共享，任何个人、国家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开采、挖掘和利用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也不例外。但是西方国家在共享世界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往往衍生出文化霸权主义。他们往往是在占有和剥夺他国的文化资源的解释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的《世界文化发展报告》已经指出：“由于后发国家缺乏对本国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依赖于国际资本实现其文化遗产数字化，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格局中再一次成为文化资源的廉价出口国和文化产品的高价进口国，那么，他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对自己文化的解释权，而是整个文化遗产的基本含义发生的变异，从而使一个民族迷失最基本的文化认同感，在文化的根部彻底动摇它存在的依据。这就构成文化资源安全问题。”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世界共享”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世界共享”，但是问题不在于资源共享，而在于对资源内容的解释是否被人为地曲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被其它国家“共享”时误读、误用、滥用甚至歪曲，这是当今世界普遍而又不争的事实。美国拍摄《花木兰》、《功夫熊猫》，日本竟然把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注册为游戏商标、韩国申请端午节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等等，这是发达国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典型“掠夺性开采”。这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普遍采用的一种文化发展战略，借此吸收和利用世界性的文化资源，激发本国的文化创新能力，实现文化强国战略。但是这却带来中国文化资源危机。美国版的《花木兰》为了让西方观众欣然接受，同时也为了创造票房收入，对中国故事《花木兰》进行重新艺术包装和现代思想挖掘，在中国历史元素中植入了西方个人主义精神传统和现代女权主义主张，和中国的《花木兰》故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更注重家庭生活、孝敬父母、精忠报国。“如果我们对‘《花木兰》’现象不能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高度关注，那么，我们的后代子孙在将来看到的对中国文化资源的读本，也许就都是‘美国版’的。”美国对《花木兰》重新阐释仅是一个“典型案例”。将来，我们也许会看到美国版的《西游记》、《水浒传》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藉以存在、区别身份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存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不能动摇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价值取向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合理保护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提高创新能力；又要具备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被“掠夺性开采”的能力，牢牢把握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和意义的阐释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优秀传统文化安全防御能力的底线。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文化安全防御能力
（一）优秀传统文化安全防御
“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的维系下，在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支配性下，国家的统一性也才得以实现和延续。所以，文化安全是深层次的国家和民族安全，文化安全的丧失，国家的根基就会丧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安全防御，是指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免于外部威胁、侵害与内部的混乱、失序，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生存和发展，在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保持强大的民族精神动力”。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使之不会因为全球化的浸淫而退化甚至丧失。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文化安全，弘扬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增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增强民族传统文化自豪感，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共识。因此，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要提高中国共产党优秀传统文化安全的防御能力。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文化安全的防御能力
1.培养中国文化主体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的主体意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情感，塑造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规范，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决定着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认同的一致性。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所以，一是在主张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要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具有的活跃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普遍的指向的先秦原生性文化。二是克服功利化的文化思维模式，确认纯文化的文化思维，不要把文化看做是外在于人的手段。人不能成为可以外在于文化、可以凌驾于文化之上的‘主体’，因为这样的主体不过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意志的代名词。这种对待文化的工具理性态度会助长文化的政治工具化、物役化，会导致主体意识的沦落，独立人格的丧失，就意味着主体创造过程的切断，也就意味着文化重构的僵滞。三是不要简单粗暴对待文化变革，不要任意撕裂与扭曲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当然不是想穿就穿、想扔就扔的衣服，任何人为的否定、决裂都会让它发生畸变，文化教育也要挣脱急功近利、流于表面的泥潭。唯有如此，才能重建文化主体意识，重构中国当代先进文化才具备了必要的可能性。
2.培育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面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存在、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和任务，积极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国际竞争力和战斗力，有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3.重视培育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感
传统文化是身份的象征，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既从该民族的语言、习俗、历史经验、等传统文化中吸取资源，又体现民族的共同的“集体记忆”，体现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反映了民族的凝聚力、生命力，其特性一旦形成，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比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更不容易改变。正因如此，身份认同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种高度一致和强烈的身份认同，不仅为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为维护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提供了切实的价值基础和“支援意识”，也使我们在危难之时积聚了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巨大力量，从而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这也是近代中国屡遭侵略而未亡、历经磨难而不死的根本原因。
4.重视文化生态的保护
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生态的和谐方面具有其他文化形态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功能。如同自然生态可能会遭到破坏一样，文化生态也会招致破坏而失衡。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是文化生态失衡的主要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种类越少，其再造和繁衍的生命力就越弱，维护文化安全和抵御文化侵略的能力就越差，不仅仅会导致文化危机，更重要的是会导致丧失文化乃至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特别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许多极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失去了原有的创造力，有的甚至悄悄地远离我们并永久地消失了。这意味着文化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正是文化霸权的威胁，导致了文化发展的极不均衡，对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未来发展趋势构成严重威胁。英国学者汤林森指出：“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未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稳定的文化归属感也进一步被吞噬。”从这个意义上讲，抵御文化霸权，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维护良好的文化生态，既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和发展权的需要。
三、结语
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都有其时代的特点，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另一方面，价值观也具有历史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任何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都有其民族性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需要的基础上的。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永远会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价值观，一方面，体现了人类社会价值理念的发展趋势，表现出超越民族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的集中表达，必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集中的概括和表述。这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我们都能够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找到它们的理论渊源。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和谐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层面最核心的价值观。因为其他两个方面，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角度，表述我们建立的和谐国家和社会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如果说富强、民主、文明等价值理念是世界上多数文化都崇尚的价值的话，那么“和谐”的价值理念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在价值观领域做出的独特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和合”文化。中国人历来注重和谐，讲究“和而不同”。“和”是指不同事物通过相互补充，实现事物整体上的和谐，“同”则是指事物片面的绝对的雷同，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和而不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处世辩证法，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不仅可以运用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而且还可以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和交往提供一种重要的方法。中国古人眼中的和谐社会，是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三个层面的和谐社会。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传统道家主张，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回归自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追求人道和谐，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道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墨子主张“兼爱”，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人道和谐的价值观。“和谐”作为一种价值观，历来被中华民族所追求和向往。同时“，和谐”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最具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本质的体现应该是公平与正义。这是因为，只有社会倡导公平与正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才不是抽象的，也只有在公正的前提下，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才会得到最终实现。另一方面，法治是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有力武器。社会主义是在战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是更加具有优越性的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这一社会制度能够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今天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同样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华民族一直在不断探索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建立。历代封建王朝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爆发，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农民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农民阶级痛恨不公正的社会遭遇，憧憬一个“均贫富”的理想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主张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思想，尽管带有非常深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和历史的局限性，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人追求人人平等的价值理想。从《礼记》的大同理想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同社会”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最后，从公民个人层面来看，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历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传统美德，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主要思想来源。比如，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整体主义价值观，在国家和个人面前，历来主张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体对国家民族命运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诚信看作是人与人交往的一个基本准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强调“诚”的思想，“思诚者，人之道也”，将诚信视为君子必备的品行，是人人都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诚信也是开明的封建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民无信不立”，统治者必须取信于民，才能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是对它的提炼和升华。
二、增强文化和价值观自信，需要从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精华
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价值观曾经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它是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而不断形成的。作为反对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它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严格的封建等级制价值观的超越。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社会以往所形成的一切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一方面，体现在它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使得它的实现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这种社会理念以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特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自由、公平、人权等价值观念，已经不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有了切实可以实现的制度根基和保障。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鲜明的民族性，任何一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民族性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需要的基础上的。所以，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也体现在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是建立在中华民族辉煌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正如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增强核心价值观自信，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独特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民族的“根”和“魂”。我们的价值观的自信，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坚持的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我们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从未间断，它所创造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一方面造就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也为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来源。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价值观自信来自于文化自信，今天我们提高文化软实力，坚持价值观自信，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正如前面所言，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为世界贡献了许多具有当代意义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一定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可以引领世界主流趋势，融入整个世界的传统价值观。比如，“和谐”的价值理念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在价值观领域做出的独特贡献。“和谐”不仅为中华民族所追求和向往，在当代，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一种价值理念。西方社会讲人权，但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人权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在维护个人人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的相互冲突甚至是战争。“‘和谐’则是一个能够超越西方‘人权’概念的更加上位的价值理念。”[2]80和谐的社会理念尊重个人人权，但也规范人们的权利诉求，从而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谐”的传统价值观，今天还可以运用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之中，可以成为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舆论的总体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立足当代，提高文化软实力，坚持价值观自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增强对外话语的公信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需要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当今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思潮和矛盾接踵而来。为了应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党的十报告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不断推进，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应该说，目前我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好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反动的社会思潮也传入中国。这些错误的思潮，虽然在形式和思想内容上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反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所以，如何正确引领多样化的思潮，尤其是如何有效反对错误的反动的思潮，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评价各种社会思潮的根本标准。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方向引领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一方面，要立足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批判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分析各种社会思潮；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现在是历史的延续，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态度坚决地反对的倾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文化观念上的西强我弱的现实，中国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历史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抵制西方社会的和平演变，最终走向了解体。今天，吸取苏联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价值观。面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我们要发扬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是，对于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把西方的各种价值观念特别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看作是永恒的“普世价值”，则是我们应该根本反对的[3]。“普世价值”论的本质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其真正目的是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破坏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种价值观可以说是“普世”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观。所以，划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界限，化解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需要我们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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