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明”作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而在我国是在80年代才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自1999年以来，内蒙古的经济学家、生态学家、蒙古学专家就“草原游牧文明”这一论题，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游牧文明与草原生态环境
蒙古民族的游牧，可推溯到公元12世纪蒙古高原游牧部落“有毛毡帐裙的百姓”中，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部门，饲养马、牛、绵羊、山羊及骆驼，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游牧，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依存。这种游牧活动不是无轨道的放荡生活，而是遵循着自然规律而进行的周期性、循环性的科学运动。如此长期的移动游牧，有意识地保护着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
有学者认为：蒙古高原草原的游牧文明，自孕育、形成到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文明，而且数千年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一是作为游牧文明根基的游牧经济生产持续不断，二是适应这种草原生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承不断，并和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紧密相连。刘钟龄教授认为：草原生态文明是草原游牧文明的精髓。草原游牧文明中孕育着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游牧文明与草原生态和谐统一，才使得草原游牧文化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持续力。
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
在产业革命以前，世界上只有两种文明形态，即“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由于两者都有着各自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因此在长期的对抗和交流中各自得到发展。北方草原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和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一般不宜大面积、大规模地发展农耕业。
然而，一方面，随着草原牧区农耕人口不断迁入以及迫于人口压力、政府政策导向的失误，往往导致对草原的过度开垦，从而造成北方草原沙化、退化的日益加剧；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游牧文明正面临着农耕文明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夹击，草原游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逐渐被同化、游牧文明日趋淡化的趋势或现象。如何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传承和发展草原文化、弘扬游牧生态文明，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论题。
三、游牧文明与生态经济
满都夫在《蒙古游牧文明与生态经济哲学思考》一文中，对传统农业和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后指出: 那些“工业文明”论者和“小农经济”论者们，既缺少对游牧文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解，亦缺乏对生态经济思想的认识，更没有意识到农业生产方式并不是放置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盲目发展不仅会日益削减了天然畜牧业基地，甚至会加剧草原退化，使它变成了沙尘暴的发源地。满都夫认为：游牧文明有其先进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游牧劳动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和谐统一，是适合生态规律的、科学的、合理的可以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形态。当然这种传统的大游牧业也有它“落后的”“不完善”的一面，但是可以在保留其游牧形式的基础上，继承游牧轮放制，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改造并使其游牧劳动与生活的物质条件现代化。一方面在生活形式上实行定居和游牧的结合；另一方面在水草丰美的地方适度发展圈栏畜牧业，作为饲草料基地，而在缺水草原，实行季度轮牧、打机井解决人畜引水问题，从而创造一个现代化的草原大游牧业，这是传统游牧业向现代化游牧业转变的必然选择。
四、游牧文明与城市化
孛・吉尔格勒在有关“城市与游牧文明”这一论题的探讨中，首先重新审视了西方文明理念中固有的唯有城市才会有文明的狭隘历史观念；其次对西方学者有关城市的界定提出质疑，每个族群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带，都创造自己独特的文明类型。如中亚的游牧民族所创造的 “古列延”组织形式―――即巴丹吉林曼德拉敖包图岩画中的有游牧文明的流动性城市。
由于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商贸交往经常被外界阻断，频繁的军事征战促使这些城市要么被弃置、要么被毁坏、要么自行消亡，并没有成为游牧民族城市而居的传统习惯，也没有改变游牧文明的内容结构和流动性的社会形态。他撰写的《城市化和蒙古族传统游牧文明的变迁》一文，就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与传统游牧文明变迁的问题，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包括蒙古族人口的职业结构与城市中社区分布、居住的关系；城市蒙古民族的双语教育与蒙语的使用情况；城市蒙古人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特征的表现；城市蒙古人的族群认同意识；蒙古音乐歌曲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蒙古传统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在城市中的体现。
五、游牧文明与生态观
有学者认为：游牧民族的生态观与汉文化的生态观，虽然同属于东方自然人文主义，但更独具特色。游牧蒙古人的生态观是在蒙古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由历代蒙古政权组织的游牧业生产，并经萨满教、藏传佛教的强化，长期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这是一种大生态观，从宇宙看人类，认为天父地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人类应诚实地善待自然，从不拘泥微观生态系统的眼前利益，并具有整体配套、全民性和保护重于建设等特点。
蒙古人的生态观，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草原是中国北方的生态屏障，由于草原植被的繁茂，控制风沙、保持水土，使生态灾害很难发生，在提供物质财富的同时，保护着草原带以南广大地域的生态安全，这是蒙古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蒙古族的生态观还认为社会对人要有约束，从较高的层次上对宇宙自然的描述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认识，通过观念伦理、法律法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多种手段，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游牧文明的生态观是保护第一，保护重于建设，这与农耕文明的生态观恰好相反。其实，保护才是最简便、最节省、最科学的建设，只要减少甚至停止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不投入资金、设备和人力，依靠生物群落自我修补功能，即使退化的系统，也能恢复。
六、游牧文明与现代经济制度
传统游牧文明的基本产权特征，是草牧场公共使用或部落使用制度，商品交换相对封闭，产品单一，缺乏创新。而作为游牧经济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草牧场，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导致对草牧场的掠夺式地开发利用。按照环境经济学理论，产权明晰、产权交易是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只要外部性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存在交易成本，只要其中一方拥有永久产权（不管何方），将会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这就意味着，只要明确界定产权，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经济问题，这也是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游牧文明的特点决定了草牧场利用的面积和范围必须具备较大的规模，因此建立草牧场股份体制或某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制度，有利于规模经济和轮牧制度的实施和草牧场产权制度的完善。
额尔敦扎布在其《生态恶化的制度原因》一文中明确指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因此，改善生态、保护环境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除了要清晰产权外，还要使土地使用期限长期固定，同时要建立、完善草原使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七、游牧文明与草原畜牧业
从中国北方牧区的现实情况来看，全面、系统地研究游牧文明将有助于弘扬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深化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国草原牧区在近几十年内，人口剧增，畜牧数量成倍增长，游牧向定居的转变也逐步加快，从而出现对草原环境保护不利，草原利用不合理、草原牧区人口和经济增长同环境、资源不相协调的局面。此外，滥伐乱垦、超载过牧现象的加剧，加速了草原大面积退化、荒漠化及草地生态恶化趋势，从而给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隐患。刘书润认为：游牧是草原牧草、人、畜最佳的双向选择；只有游牧才能保障草场较轻的均匀利用和均匀施肥，只有游牧才能保障草场、牲畜和人类的健康；游牧是草原畜牧业最经济、最高效的利用方式。
八、游牧文明与科学技术
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将彻底解放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游牧生活方式，改变游牧民族信息闭塞、科学教育文化落后的状态。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可以精确地确定草牧场资源利用的程度、自然灾害的分布情况并预测天气变化，为选择合理的游牧路线提供依据。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大大缩短游牧时间，保证游牧过程的安全和舒适。新能源（风能、太阳能）的利用不但经济实惠，而且坚持了游牧文明中追求人和自然和谐的理念，将游牧民族带到现代文明。
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植物能向动物能量的转化和天然牧草营养向动物产品的转化过程。此外，如果能将传统的畜产品加工技术、工艺与现代生物工程有效地组合，则有可能以低成本、无污染、品味或品质独特的天然有机畜产品的优势进入国际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
九、游牧文明对中国历史做出的贡献
暴庆五在《游牧文明的反思》一文中，系统地阐明了游牧文明对中国历史的贡献：
第一，输出畜力，在历史上推动农业上一个新台阶。牧区的大量牲畜流入中原，使农业区原以人为动力变成以畜力为动力，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蒙古游牧政权以及军队、商队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及东方文明带到欧洲，也把欧洲文明成果带到亚洲。第三，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游牧人在利用天然草场的同时，自觉地保护草原植被、森林、水源、野生动物，形成牢固的生态观念，丰富的生态习俗，铁面的生态法制，汇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 第四，缓解我国人口压力。与农耕文明“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相反，游牧文明是靠天然草场的牧草进行季节轮回循环利用，因此，物化劳动投入少，活劳动投入多。活劳动投入主要是放牧，而放牧与农活相比较大多是轻微劳动，妇女、少年、老人都能干。另外，游牧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畜群，畜群数量的增减依靠天然草场面积的大小和雨水的多寡，而不是靠子女的多少。正是游牧业的生产特点和游牧文明的生育观，形成了自我控制人口规模增殖的内在机制。可以说，游牧民族为减轻我国人口负担做出巨大贡献。
十、“游牧文明”与“草原文化”
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包玉山教授于2003年8月出版了一部名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的专著，这是作者十几年潜心研究的精慎之作，也是畜牧业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因为：
第一，弥纶群言，匡正旧说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本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形态。在中亚和北亚等地区游牧文明先于农耕文明，而在西南亚则相反。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断言：“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在东方各国历史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抗衡、相互共生30多个世纪，构成其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内容。由于种种原因，游牧人的历史一般靠农耕人的记载而流传后世，而农耕人的记述往往厚己薄人，使后人对游牧文明产生诸多误解，甚至错觉。这种情况甚至连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著述都在所难免。近现代人中的游牧落后论、原始论、废除论、消失论等，或许与之有关吧。如果没有闪米特人、雅利安人、阿尔泰语系游牧人，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至少在前工业社会时期是不大可能的。作者在导论部分中，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指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和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可持续性，并提出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历史进步和发展的经济伦理标准的观点，做出了匡正旧说之贡献。
第二，精研一理，独抒己见
草畜矛盾是游牧畜牧业乃至草原畜牧业的基本矛盾。草原是能量的生产者、供给者，畜群是能量的消费者、需求者。供求矛盾分析，是历代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对游牧畜牧业的研究也不例外。其实，层出不穷的游牧民族内部纷争和他们所发动的接连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之因，均可以用这种草畜矛盾去说明和解释。以往的一些史学家，把游牧民族描述为武力、暴力的象征。这表明，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的一句至理名言：“暴力本身是个经济力量”之深刻涵义。游牧畜牧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争夺草场的战争、通商的要求，就会随之而来。本书第一部分即草原畜牧业的矛盾和特征部分，深刻地分析了游牧畜牧业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指出游牧民族的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注意保持人、草、畜三者之间的协调均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讲，游牧畜牧业有其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内核，“应天论”始终在游牧人思想观念中占统治地位。这可以从他们的宗教、习惯法、成文法中得到根据。“胜天论”者则视草原畜牧业为靠天养畜。如果我们把草原畜牧业的“靠天性”理解为顺应自然规律的一种行为的话，胜天论者之上述观点和批评就很难站得住脚了。本书精研一理之价值就在于此，独抒己见的分量也在于此。
[关键词] 畜牧业 发展战略 新疆兵团 84团
[中图分类号] S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2-0281-02
1 研究背景
畜牧业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畜牧业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新疆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畜牧业发展各项方针政策，畜牧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畜产品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逐步成为新疆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初步形成。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高档绿色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畜牧业的发展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从增强竞争能力的角度看，由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竞争，谁的单位成本低，质量安全水平高，谁就在竞争中拥有优势。目前，发达国家更多地运用技术壁垒限制我国畜禽产品的出口，日本、欧盟对进口猪肉的检测指标已从过去的 25 个大幅增加到 410 个，一些新兴生猪生产国家和地区也悄然崛起，与我们争夺市场份额。从满足城乡居民对畜产品绿色环保健康安全要求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各地不断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链球菌病、口蹄疫等烈性传染病及奶制品、鸡蛋等畜产品三聚氰胺含量超标，不仅对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威胁着人类健康，成为我国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畜牧业，提高畜牧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和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便成当务之急。
新疆是我国的主要牧区之一，也是我国畜产品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十一五”以来，兵团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项畜牧业生产指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粗放、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团场畜牧业发展迅速，畜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生产实用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畜牧业已经成为兵团农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并呈现出现代畜牧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但面对入世和畜产品市场以及需求变化的新形势，兵团畜牧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变化不相适应的矛盾仍表现突出，畜牧业对团场经济和职工收入的贡献率与发达省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十二五”期间，兵团提出继续调整优化各畜种优势区域布局，依靠乳业集团和肉制品加工集团，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建设，完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保障措施，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产业。到2015年，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畜牧业产值较“十一五”末实现倍增，总体规模养殖水平达到50%以上，畜禽良种化率达到90%以上，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0%。到2020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
但是目前团场对现代畜牧业认识还处在逐步深化的过程中，畜牧业发展战略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概念、内涵、特征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完整的概念体系。如何结合兵团和团场实际，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加强畜牧业龙头加工企业建设，加强畜禽良种建设，进行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把生态保护、团场发展和职工增收结合起来。在当前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及农产品的价格低迷，劳动用工及成本上涨，农业发展已处在一个发展瓶颈，难以提高单产的情况下，推进畜牧业发展，实现经济的高效、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实现团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因此，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这一关键命题开展深入研究，对实现兵团畜牧业倍增的目标，优化畜牧业管理决策和宏观调控十分必要，同时对促进兵团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目的。为兵团和团场决策、制定政策促进畜牧业提供参考价值。在掌握大量团场畜牧业现状资料基础上，选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提出团场畜牧业发展的有关战略构想和建议。构想和建议都是根据团场畜牧业的发展条件、地方特色和优势提出有针对性的观点，如团场畜牧产业生产要素升级战略中如何促使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升级和加大专业要素促进团场畜牧业结构发生变化都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为兵团和团场进行展战略决策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理论意义。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运用一般战略理论来构架文章的体系，同时结合产业的特点，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别是竞争优势理论，把团场畜牧产业发展战略作为构建团场畜牧产业竞争优势来进行研究，使文章在理论体系上和以往研究发展战略上有新的角度和视野，作为理论上的尝试，为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模式。
现实意义全面系统地认识团场畜牧业的现状和发展。对团场畜牧业的基本状况与全国和全疆水平的比较，团场畜牧业发展条件都作了比较详实的介绍，并区别不同畜种分别作了系统阐述，对团场畜牧业情况多个角度作了分析，对全面掌握兵团团场畜牧业的状况和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
3 研究目标
本文以第五师八十四团为例，结合兵团实际情况，分析了畜牧业发展现状，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同时，通过对畜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于畜牧业发展特点的了解;另一方面，提出具体的发展畜牧业的措施和建议，可以作为指导畜牧业生产的措施和方式。本研究拟通过对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后发优势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调查，分析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前向联系、旁侧联系以及后向联系及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后发优势的分析对比，结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寻找制约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找出兵团畜牧业后续发展中应具备的能力和基础。找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保障兵团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解决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选择。
4 研究内容
4.1 八十四团畜牧发展基本情况
畜牧公司距离博乐市较近，交通便利，地域广阔，温度及草场环境优良，为牛羊养殖基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怪石峪风景点相邻，是旅游度假的好地方。占地250亩，现有圈舍54栋（计划2014年新建圈舍15座左右）总面积7074平方米，饲草料库1栋，总面积418.5平方米，堆草场2000平方米，配套有兽医室、配种间、饲料粉碎设备等。
有天然草场总面积80.41万亩，其中：平原荒漠草场和平原荒漠草甸草场（春秋草场）38万亩;山地草甸草场（夏草场）7.4万亩;山地荒漠草场和山地草原草场（冬草场）35.01万亩。苜蓿饲草地14200亩，以及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为养牛羊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牧户225户，从牧总人口892人，从事牧业劳动力人口541人，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职工117人，全部分布在团场58公里的边境线上，肩负着牧业生产和护边的双重职责。
4.2 84团畜牧发展方向
天然放牧养殖基地：以畜牧公司为中心，发展优质畜牧业养殖基地，进行牛、羊养殖产业化、规模化、建成独特的优质牛羊基地。
规划引导畜禽养殖向优势产区集中，设施养殖主要为建设大型的养殖基地，将牲畜集中进行饲养，以牛、羊为主，配套基础设施和圈舍的建设。以推进畜牧业饲养方式转变和产业化经营为重点，支持建成一批养殖大户、规模化饲养场和标准化畜牧养殖小区，提高畜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饲养水平。
大力发展舍饲养殖，利用畜牧业天然草场优势，计划发展羊5万只。及我团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打造“牧家乐”，将成为农牧民致富增收的另一重要途径。
4.3 具体措施
4.3.1舍饲养殖是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方式，是畜牧业发展必经之路。
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畜牧业发展的一场革命。传统畜牧业、放牧养畜延续上千年历史，使牲畜头数的增长，草原面积锐减和草原沙化退化的原因，草原生态遭到破坏。草原矛盾十分充分，解决这一症结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力发展舍饲养畜。舍饲圈养不是简单的把牲畜圈起来，而是要充分考虑牲畜的生活习性，通过专业化养殖、集约化经营实现精养增效。
第一，加强棚圈、运动场、青贮窖等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解决牲畜日常饲养、生产接羔和保育工作，才能解决好牲畜住的问题。
第二，加强秸秆转化力度，推进人工饲草料的种植。在饲养方式转变中，解决好饲草料是舍饲养畜的先决条件，我团拥有丰富的秸秆资源，玉米制种、常规玉米、冬麦等秸秆作物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能充分保证本团的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树立 “既种又养，以农养牧”的思想，为舍饲养畜创造了有利的资源条件。
4.3.2 牧家乐成为农牧民不断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为进一步增加牧民收入，发展少数民族民俗与饮食文化，加快旅游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牧家乐。一是民族风俗文化历史悠久;二是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美味可口;三是民族娱乐文化精彩无限;四是84团优美的自然风光是游客避暑游玩的好地方;五是84团区位优势明显，距离博乐市9公里，是游客往返必经之地，可谓游客中转站、休息室、加油站。
4.3.3 成立八十四团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交易中心
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交易中心是目前84团新建的农、牧、副、织产品商务交易平台，是84团成立的一家辐射全团面向全师的以新疆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为主导的特色产品交易平台。
依托84团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自然优美的乡野风景、舒适宜人的清闲气候、生态环保的绿色空间、民族文化浓郁，特色民族餐饮的牧家乐、环境优美，菜系丰富的农家乐，在原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的基础上兴建休闲娱乐设施，注入旅游元素，为游客提供度假、休憩、游乐、餐饮、住宿等服务，带动我团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产、供、销、消在交易平台的全方位对接，力求通过舒适的旅游环境、规范的交易规则和过硬的商品质量的优势，为本团特色产品交易双方构建一个具备集旅游观光、餐饮购物、产品丰富，质量过硬，方便快捷的现货交易场所，全面助推84团实现跨越式发展。
4.3.4 畜牧人员分流促增收
对于不善于经营、管理、养殖、且经济贫困的少数民族牧民职工，引导这些少数民族牧民职工进入我团设施农业及昆虫养殖场、厂、烘干厂、建筑行业等企业，或从事畜牧特色产品销售等方面工作，经过系统、科学、专业的培训，使分流人员能够真正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从而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为脱贫致富创出一条新路子。
4.3.5 转型规模
将我团原有“脏、小、乱”小型养殖户进行拆除、淘汰，集中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畜牧养殖场进行统一管理、运行、销售。在原有达标的6座养殖圈舍的基础上，2013年新建48座标准圈舍，2014年扩大规模再次新建养殖圈舍15座，共计69座。
5 今后努力方向
第一、依托资源优势，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建设标准化养殖厂，积极发展特色牛、羊养殖。
第二、逐步实现“三个转变”：牧民职工群众思想观念从传统型向科学型的转变、牲畜产能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牲畜养殖模式从分散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促进牧民增收，实现人、畜、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产业链价值链的打造，一条龙的发展模式。1、标准化养殖，真正“抓住”肉食品安全的“根本”，确保肉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2、通过本团优良的草场资源及农业种植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形成合理行业集中度，通过“以农养牧、以牧帮农”的合理、安全、高效、绿色产业循环。
第四按照竞争优势理论，提出84团畜牧业发展战略构想和建议。一是畜牧业生产要素升级战略。按照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的区别，就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升级提出结构调整战略、科技推动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畜产品市场竞争战略。根据需求条件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带动引领周边区域畜牧业发展，研究畜牧经济国际化战略，分析畜牧生产面对的国际国内二个市场。保证畜产品品质安全是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根本，提出畜牧生产标准化战略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战略。三是畜牧产业组织优化战略。在体制上提高畜牧业组织化程度，扩大经营规模，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把畜牧业企业和职工与市场有机联系起来，提高整个畜牧产业的竞争力。四是畜牧相关产业发展战略。发达的相关产业可以更好地带动畜牧业发展。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业，饲料、兽药、畜牧装备业、社会化服务产业。五是调控管理战略。团场有责任调控、扶持、引导、保护畜牧业发展。宏观调控主要以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条件，行政手段进行辅助;通过加强对畜牧业投入进行扶持;引导职工进入市场;推行畜牧业保护政策实现。
关键词：新疆；现代畜牧业；路径
中图分类号：S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73X（2016）02-0059-01
生态保护在二十一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建设还是产业能力增长，都不能忽视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开发。而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草地畜牧业已经开始出现草地面积大规模退化的现象，寻找现代畜牧业的新型发展路径刻不容缓。我国新疆地区一直是畜牧业的产能大省，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对传统畜牧业的冲击，传统畜牧业的一些客观弊端不断暴露出来，经济增长方式滞后、科技水平与当今经济不符以及产业的动能逐渐降低等。
1 现代畜牧业的经济内涵
现代畜牧业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含义：它是指畜牧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就是说它是在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技术应用于畜牧业之后才出现的；是指现代畜牧业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其内容和标准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现代畜牧业的内涵也会不断的扩大 。
现代畜牧业就是在传统畜牧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现代畜牧兽医科学技术和装备及经营理念武装，基础设施完善，营销体系健全，管理科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安全，优质生态、高产高效的产业。以布局区域化、养殖规模化、品种良种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商品市场化、服务社会化为特征。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系统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畜牧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应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开展集约化条件下的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经济与生态良性循环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全面而又系统地进行畜牧业生产活动，使畜牧业生产向着高产、优质、高效和稳定协调的方向发展。
2 现代畜牧业的意义
整个世界经济体制都在变革，原有的传统经济体暴露了很多经济上的弊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跟不上当今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便为新型的现代畜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要求原有的小型个体生产要逐步转换脚步融入到发展迅速的大型经济市场，要求原有的脱节的经济链条要重新扣紧，形成系统规范的产-销一体经营模式。畜牧业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滞后，固步自封的发展模式。作为连接工业和农业的中间链条，畜牧业发展要真正思考新型经济下的发展步伐，才能产生与时代同轨的经济效益。
3 新疆地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对策
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尊重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能不顾现实的超越，更不能消极滞后。实现新疆从畜牧业大区向强区的转变，打造全国最强的畜牧产业体系，建成最重要的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发挥畜牧业在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支撑作用，新特的自然资源、人文环境是优势，发展现代化是方向，科学技术是支撑，保持和发扬区域特色是关键，强化政策措施和组织领导是保障。
首先，要重视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就当今社会经济体制而言，有机畜牧业不仅能最大化的优化产业结构体系，也能真正意义上改善畜牧业所带给土地的压力，缓解一直存在于家畜饲养和草地利用之间的矛盾，而且这样的经济机制也能很好的诠释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与环保的有机结合。并且，就我国经济而言，有机商品市场的前景越来越好，市场潜力越来越大，这也是有机畜牧业的重大商机。积极促进有机畜牧业在新疆地区的发展能合理的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优化产业模式。因此，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和扶持是建立健全新疆畜牧业发展的路径之一。
其次，当今社会已经大规模引进“标准化”一词。各行各业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标准化企业文化，标准化流程、标准化手续、标准化企业礼仪等。而现代畜牧业也同样需要标准化的行业要求，地区应全面推行标准化的畜牧业养殖。在现有畜牧业中树立行业的标杆效应，规模化标准化的完成产业链的构建，大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将标准化的规模养殖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动力，逐步树立产业的品牌效应，联动效应，最大程度的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
20__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年，为适应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的需要，全面推进我省“畜牧业倍增计划”的实施，营造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动物卫生水平不断提高的舆论氛围，增强新闻宣传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调动社会各界重视、支持和参与我省畜牧业发展和动物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全局工作的开展，特制定我局新闻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1号文件和省委1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辽宁和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这条主线，根据畜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坚持服务“三农”、促进我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利用各种宣传资源，坚持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宣传方式方法，采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方式，提高宣传质量，为我省畜牧业的发展和动物卫生安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宣传方式
（一）利用媒体阵地，加强对畜牧业经济建设的宣传报道。充分利用中央新闻媒体和《辽宁日报》、《农民日报》、辽宁电视台、辽宁畜牧兽医在线网站和《牧业通讯》杂志、《中国畜牧兽医》杂志、《现代畜牧兽医》杂志等媒体资源，大力宣传我省畜牧兽医工作。各地动物卫生监管部门应主动及时向新闻媒体通报畜牧业发展的最新形势，积极组织提供新闻素材。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当地媒体搞好畜牧业宣传，努力扩大宣传效应。
（二）联合开办专栏、专刊，突出介绍我省各地畜牧业经济建设成果。在搞好宣传报道的同时，各市动物卫生监管部门要主动与上述主要媒体衔接，采取栏目协办、专题报道、专刊宣传等形式，加强深层次的宣传合作。尤其是《现代畜牧兽医》杂志，是我省一份面向全国畜牧系统和行业发行的关注畜牧技术与市场信息、关注行业动态发展的专业媒体。要通过该杂志宣传展示我省特色畜牧经济发展成果，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拉动畜牧资源的广泛流动，扩大招商引资范围。[本文转载自文秘站网-]
（三）围绕重点工作，策划宣传活动。各地要紧紧围绕重大动物疫病防治、饲养方式转变、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畜产品安全、种畜禽繁育、草原建设、行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工作，采取学术研讨、现场展示、专题报告、专题培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心策划宣传活动，以促进各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宣传重点
（一）畜牧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1、宣传现代畜牧业在促进我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畜牧业对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建设和谐辽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我省畜牧业已经步入全国十大畜牧生产省行列，畜牧业已成为我省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新阶段我省农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以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为主线，确立了建设“一个中心”、“两大基地”、“三大产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其中，推动“三大产业”之一的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势必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
2、突出宣传动物防疫工作对我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动物疫情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大敏感问题，特别是畜牧业生产方式、畜禽结构和畜产品流通方式的变化，对动物防疫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为此，要着重宣传我省关于动物疫情监测、快速应急反应、疫病预防控制、科技创新、防疫骨干队伍等方面建设取得的新成果、新经验，促进具有我省特色的科学规范、统一高效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尽快形成。
3、广泛宣传动物产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动物产品安全是建设我省现代畜牧业和提高动物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措施，只有抓好动物产品安全，才有利于规范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才能进一步提高动物产品的质量，才能进一步加强我省公共卫生管理水平，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目前，全省有32家兽药生产企业通过农业部GMP验收，全年完成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140个，猪肉中“瘦肉精”检出率为0，这些成绩充分说明动物产品安全在建设现代畜牧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转载自文秘站网-]
4、宣传建设现代畜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尤其是以实施“畜牧业倍增计划”为标志，我省畜牧业步入了建设畜牧业强省的新阶段，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随着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畜禽养殖已成为我省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__年全省农民人均增收中近50来自畜牧业。实行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农民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养殖转变，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和生产风险，提高经济效益，从多环节增加养殖业收入。
5、宣传建设现代畜牧业是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的战略举措。只有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现代畜牧业，才能促进草原生态和畜牧业的协调发展，才能加强草原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提高草原生产能力，转变牧区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障生态安全，才能促进了我省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动物卫生工作有序的开展。（二）畜牧业法律法规
1、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认真组织学习讨论《畜牧法》，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规范畜禽市场，促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为《畜牧法》的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深入宣传《草原法》、《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种管理办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宣传各地草原执法的先进工作经验和实例，对严重破坏草原的大案要案公开曝光，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监督作用，促进农牧民知法、守法。
3、宣传《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广泛宣传制售和添加违禁药品等违法行为对畜产品安全的影响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通过宣传，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畜牧业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畜牧业的发展。
4、宣传严格执法、切实保护群众利益的事例，树立执政为民的行业形象。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监督作用，揭露和鞭挞各种损农、害农、坑农，危害消费者食品卫生安全，损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行为，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震慑各类违法份子。同时广泛开展普法宣传，使越来越多的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三）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1、积极宣传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省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县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大力宣传全省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新经验、好办法，尤其是着重宣传20__年我局开展了120个区域性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建设工作所取得的好经验、好办法，更好的推进全省动物卫生体制改革。
2、深入宣传20__年省委加快畜牧业发展座谈会、省政府加快畜牧业发展工作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宣传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典型实例和典型经验，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群众充分参与到畜牧业发展的进程中来，进一步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转变，推动跨越式发展。
3、宣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关于确保禽类及其产品正常流通秩序的通知》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意见》精神，大力宣传我省关于支持畜禽发展的政策措施，保障家禽业的恢复和发展。
4、宣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液态奶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提高养殖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促进全省奶业健康快速发展。
（四）畜牧业实用技术
1、广泛宣传动物疫病的防治知识和技术，尤其是禽流感的防控知识和技术，宣传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知识和重大动物疫病科普知识，增强全社会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防范意识。
2、宣传养殖小区规模化生产技术、瘦肉型猪规模化生产技术、高产奶牛繁育与规范化饲养技术、优质牛羊肉生产技术等，广泛宣传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和产地认定程序，提高畜产品安全。
3、宣传畜禽粪污治理和无害化排放新技术，宣传畜禽粪污治理现场会的精神和先进技术，发展生态畜牧业。
4、宣传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取得的新成果。宣传推广夏洛莱肉牛和利木赞肉牛育种技术、辽宁绒山羊育种和改良所取得的新进展、新经验、辽宁绒山羊舍饲圈养技术、肉羊杂交改良技术，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步伐。
5、宣传草原鼠虫害防治技术和退牧还草技术，推广草原建设中取得的新典型，加强草原建设。
（五）畜牧业典型经验
1、广泛宣传我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特别是黑山地区高致病性禽流感取得阶段性胜利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后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促进畜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2、大力宣传动物卫生监管系统行风建设的新成果。尤其是这次阻击战中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热情讴歌他们的事业，充分展示动物卫生人员的思想作风和高尚情操，促进行业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3、突出宣传动物卫生监管系统领导班子驾驭全局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充分宣传他们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时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知险而进、不负重托的作风，通过宣传，树立典型，使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深入人心，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促进动物卫生工作的开展。
4、宣传省、市、县三级畜牧兽医信息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和应用软件开发成果，进一步完善网上预警、查询、咨询、对话、诊断等功能，促进信息化步伐。宣传实施畜牧兽医电子政务，实行网上申报、审批、公告等取得的新进展，促进行政效率不断提高。
5、宣传畜牧业开放合作，向国内外展示我省畜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发生的新变化。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用事实说话，把我们的立场观点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通过事实说服人、引导人，为我省畜产品的外销和出口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畜牧业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工作是贯彻落实党、国家和我省关于畜牧工作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是促进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树立对外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支持。为此，今年8月份，我局将组织召开全省动物卫生宣传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全面加强我省动物卫生宣传工作。
（二）将新闻宣传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进一步落实畜牧业宣传工作的职责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同时，积极争取宣传工作经费投入，确保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把握新闻宣传的正确导向。正确导向是宣传工作的关键，畜牧业宣传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认真贯彻党的宣传工作方针和政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严格遵守党的新闻宣传的工作纪律，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宣传中央和地方关于畜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准确反映群众意见，把握分寸，维护本部门形象。
关键词 西方学者 游牧文化 欧亚草原起源 评述
畜牧业是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游牧经济则是畜牧业的发达形态。从世界范围观察，即便是今天，游牧仍然是许多族群的主要生业形式，游牧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按照《The Nomadic Alternative(游牧选择)》①(1993)一书的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另外还有两个可以视为典型游牧社会变体的特殊地区：1．欧亚北部高纬地区。以苔藓为食的驯鹿是牧民的饲养和狩猎对象，也是运输工具。2．南美安弟斯高地。饲养羊驼(美洲骆驼)，牧民的经济传统是高山农耕与牧场相结合。
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主要文明类型之一，但是现代学者对于游牧文明的关注和了解可能与其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的位置是不相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体系包括14个独立文明、6个失落文明和16个卫星文明，“邻近欧亚与亚非大草原地带的各土著游牧文明”只是以整体被列为卫星文明中的一个②，似乎不足以反映诸游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不同特质。原因或许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绝大多数学者是站在根植于农耕文明和工业社会的现代视角下来审视游牧文化的，在认识角度上存在对游牧社会的隔膜和误读；其次，历史文献中关于游牧族群的记述绝大多数出自农业社会，偏见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第三，由于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的变革，游牧社会在发生变迁，游牧文化日渐式微，民族志材料的重要性在降低。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是西方学术界研究游牧文化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汤因比认为游牧文明的发生是某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渐进式发展过程中脱离标准发展道路的选择结果，“我们甚至不能大概地给出假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渐变时间，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隐含未露的谜，那么游牧生活的起源则是这个谜中最隐秘的部分”③。现代学者将游牧文化起源视为研究难点的原因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一一游牧生活的流动性、质朴性和分散性决定了相关考古学材料的相对匮乏。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游牧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长期以来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占主导地位，他们都坚持前亚是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摩尔根认为：中亚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源于闪族和雅利安人的迁徙和传播”④。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这样表述：“到野蛮时代中期阶段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显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仁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厚，主要是由于他们之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已一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人类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且在他们两者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⑤。
“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理论基石似乎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认为游牧文明发生于某个特定地区，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这种认为某种特定文化现象出自一个共同起源的观念通称为传播主义，自英国人类学家E．B．Tylor 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以来广为流行。传播主义者未能解释文化特质的最初起源，并且将文化现象与人及其社会的作用相割裂，其明显的理论缺陷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诟病。就游牧文明的起源研究而言，20世纪，和后期以来的西方学者其实已经超越“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束缚；其二则是认为游牧经济形态的出现早于农耕。
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普遍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从简单到复杂通过共同途径进化的思想虽然被批评为“单线进化论”，但是将游牧视为从狩猎进化至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或者是将游牧视为狩猎向农耕进化过程中的某种变异性选择，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研究游牧文明起源问题确实是早期西方学者的思维取向。以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亦深受影响。Durkheim根据社会组合的程度(复杂程度)划分社会类型，认为游牧群体是最简单的社会，所有社会类型都是这一类型的复杂形式；游牧群体集聚为氏族，进而演化为部落，氏族联盟固定下来成为村落，村落社会之上是由各种氏族部落形成的简单多形式社会，然后逐渐融合为高级多形式社会⑥。汤因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经济生活方式是假定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几个彼此衔接的阶段一一狩猎采集、动植物的驯化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相接合的定居一一构成的。根据这个模式，游牧生7舌被假定为一种从动物驯化阶段的标准发展道路分离出来的有选择的体系，因为游牧生活基本上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畜养牲畜的形式”⑦。
因此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代表性观点包括：1．游猎人群在追逐兽群的过程中收容受伤和弱小动物(如驯鹿)加以驯养，从而形成游牧人群(Khazanov 1983)⑧。2．移动的狩猎者从邻近的农业聚落中取得牲畜形成游牧。Bacon(1954)和Vainshtein(1978)均以为那些从邻近的农民手中借来一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的第一批游牧民⑨。3．气候干旱化导致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群消失，狩猎者只有通过从事原始农业和饲养那些无处觅食的野生动物来获取生活资料；随着干旱的加剧，这些已经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和家畜饲养者被迫离开日益缩小的可耕地，驱赶着牲畜在草原上寻找暂时的牧场，季节性地迁移，形成四处游牧的生活方式(R．潘派里1908)⑩。4．早期人群需要应付人口增加的压力，却无力改进现有的生产技术，不得不谋求生存手段的多样化，例如他们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其后部分人群逐渐走向游牧生活(P．J．尤科和G．w．丁波尔贝1967)⑾。
王明珂先生介绍，“对于这样一个人类生态上的重大变迁，学者们一直有相当的兴趣，但在七十年代之前，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后来由于社会人类学在游牧社会的研究积累了相当的成绩，加上在考古上微骨质标本的采集分析受到重视，自七十年代始在这方面有了些很好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东，后来又及于东非、中亚、北非及阿拉伯世界(Lees &Bates 1974、 Hesse 1982、Lynch 1983，Robertshaw & CoHea 1983、 Sherratt 1983、Gilbert 1983、Levy 1983、Greenfield 1988、 Marshall 1990)”⑿。
实际上，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以前的一些研究已然逐渐丰富和改变了对于游牧社会的传统认识。以对东非游牧族群的研究为例，P．蓬特对吉埃人、卡拉莫乔人、图尔卡纳入、桑布鲁人、马赛人，D．图坦对穆尔西人，埃文思一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拉达和内维尔．戴森一哈德逊对卡里莫炯人的考察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⒀。东非游牧民主要放牧牛群，牛是东非牧民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最重要的牲畜，他们通常兼营农业，但是固守“畜牧至上”的观念。例如卡里莫炯人在农田附近建造棚屋和畜栏，定居点设置供老幼妇孺全年居住；成年男子旱季在牧场上游牧，雨季亦住在定居点；他们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作物种植上，而且农产品在饮食结构中十分重要，但是他们首先将自已视为牧民⒁。努尔人定期在雨季村落和旱季牧牛营地间迁移，旱季早期青年牧民还有小营地间的迁移；家庭可能从村落的一个地方迁至另一个地方，也可能从一个村落迁到另一个村落；当牧场和农园资源衰竭时便会放弃村落(村落一般十年以后便会出现衰竭迹象)；他们雨季兼营农业，居住棚屋，棚屋和牛棚大约五年以后便需要重新建筑；旱季居住简易棚屋(风屏)，这时捕鱼业非常重要⒂。
对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的研究同样如此。通常认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草原经历了一个干旱化过程。虽然草原地区土壤肥沃，水资源亦称丰富，但是缺乏足够的湿度和较短的生长期限制了农业发展，农耕并不能成为稳定可靠的生计方式(Taaffe 1990)。不过民族志材料说明游牧民存在少量农耕以满足季节性迁移的需要(Rona—Tas 1959)。在喀尔喀人(Khalkha)中，部族中的贫苦人家为富裕牧户帮耕，并在他们山外游牧时照料庄稼，农业生产技术较为原始粗简。这种互助式农耕只是蒙古游牧社会的多种农业形式之一(Vreeland1957)。嫩江(Nonni River)流域达斡尔人(Daghur)、的农业生产更为普遍和专业化。塞伦卡(Selenga)谷地的情况与纳罗奔琴地区(Narobanchin)的喀尔喀人相似(Rona—Tas 1959)。而且草原地区可以种植春小麦、燕麦、黍子等耐旱作物(Moyer 1937)。因此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最普遍的游牧经济形式是农业作为辅助手段与放牧牲畜相依随，实际上是半游牧的特征(1978)⒃。
通过这些研究，西方学者认识到“在非工业化经济中，大多数牧人都过着游牧生活。……在一个群体里，年份不同，流动的程度也不一样。这取决于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同样，这些条件也决定着专业化的范围，即一个民族依靠畜牧业的程度。只有很少的群体单纯依靠牧群来维持生计。……一旦环境充许，牧人总是要推行一条更广泛的生计策略，在饲养动物的同时，至少种植一些庄稼……实际上，绝大多数牧人，不管他们多么专业化，都主要靠粮食而不是动物产品过活”，“如果牧民自己不种植物食物，他们就会通过交易得到农产品”⒄。
社会人类学关于游牧民与定居农耕居民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游牧社会的经济实质，游牧民通常并非处在与农业社会相隔绝的状态，游牧经济也不能满足一切基本需求，定居农业人群与游牧民存在各种联系。这是认识论上的提升，Lattimore曾经认为中国北方的游牧民完全自给自足(1940、1962)，后来他修正了认识，承认草原游牧民需要来自中原的产品，特别是谷物、纺织品和铁器(1979)⒅。
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绝非单一，其维系并不能够完全脱离农业或者农产品，那么其发生自然亦有可能与混合经济有关。随着对游牧社会经济本质更加深刻的把握，近来西方学者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的观点。这里结合王明珂先生和Khazanov的总结介绍一些关于游牧起源的代表性观点，西方学者列举的动因大致有自然条件变化、人口压力(以及相应的农业扩张、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环境、迁徙等⒆。
许多学者将游牧专业化的发生归结于气候条件的变化。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游牧类型和近东游牧类型的形成均与气候干燥化有关，干旱的气候使得部分牧业农民放弃农业而成为游牧民(1983)。Mmrshall将东非专化游牧业起源的部分原因归于3000年前雨型的转变(1990)。Jacobs亦认为在讨论东非游牧类型的最终形成?加Ω每悸翘囟ㄊ逼诘母珊灯??1975)。有些学者则认为亚洲北部苔原地带驯鹿游牧业的发生与气温下降有关(Willet 1953、Brooks 1954、Lamb 1966、Cermak1971)。
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亦催化游牧业的发生。 Marvin Harris在讨论中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养猪业的衰落时认为，由于人口密度增加和农庄领地的扩展，造成森林被毁，森林边际的农耕地和放牧地也随之遭到破坏；其一般的连续效应是从林地到耕地，再到放牧地，乃至沙漠；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有利于牛、绵羊、山羊等反刍动物的发展，而不利于饲养诸(1985)⒇。
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迫使畜牧者迁移终于形成游牧。Khazanov认为早期畜牧人群的迁移有助于欧亚草原游牧业的形成，而草场资源枯竭是迁移原因之一(1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是游牧族群常见的迁移原因(1961)。
人口压力是被经常提及的动因，有些学者认为灌溉系统的发展是导致人口增加的原因。“Smith和Young认为专化牧业产生于早期短期休耕农业，受人口压力的影响，部分人口放弃农业而成为专业牧人(1972)。Lees和Bates推测畜牧与基于灌溉支撑的农耕的分野刺激了经济专门化，认为“雨量分布不稳定的区域需要实行灌溉农业。灌溉农业造成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使得农业延伸到边缘地区，因此畜牲需移到更远处以取得草场。如此，动物的移牧及保护所需人力增加；另一方面，灌溉农业的人力支出增加，收获减少，与大规模的畜类牧养不能相容，因此造成专化牧业” (1974)。与Lees和 Bates相似的是F．普洛格和D．G．贝茨的解释一一沟渠灌溉系统或许提高了产量，使得人口增长和居住区域扩大成为可能。随之耕地增多，牧地相应减少，牧区被推移至距定居点较远且牧草不甚茂盛的地区，牧人被迫长途跋涉以寻找牧草和水源；同时牲畜更易遭到掳掠，这样照料牲畜便占用了原本从事农业的精力，而且疏通、修筑和护理沟渠河道亦占用农时；因此可能会导致策略上的分化，即某些家户逐渐专门从事精耕农业，而其他人则集中发展畜牧业。此外，沟渠灌溉的局限性(如粗陋的灌溉系统有时可能失效；水位下降造成水井和沟渠干涸；土壤的盐碱化等)有可能刺激农民把注意力转向畜牧业。最终，农业群体和畜牧群体的策略不同导致彼此在空间和文化上的差异，从而产生截然有别的牧人和农民群体[21]。
有些学者将人口压力与相应的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以及工艺专业化结合起来。Rosen指出“都市不但提供游牧人群货物交换中心，而且都市的专业化工艺更提供他们无法制造及取得的物品”(1988)。“Gilbert认为游牧出于混合农业带；由于人口压力、都市成长带来农业扩张，畜养业专化。专业化的畜牧业需要长距离移动，因此脱离农业；并且为了抵抗政治控制，使得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分离(1983)。”Levy认为人口增加使得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增加，定居聚落扩张，使得畜牧必需移至远离定居聚落的地区，以保护密集耕作的土地。同时他也强调专业化牧业的出现与工艺的专业化发展、贸易网的出现有关(1983)。
游牧民可以通过贸易得到农产品和其他无法制造的产品，籍此得以专注于发展畜牧业，因此有些学者强调贸易在游牧起源中的作用。Robertshaw和Collett认为随着农民在邻近地区出现，原来兼营农耕和狩猎的畜牧者便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农产品，而不必亲自耕作；当他们一旦从农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便可以增加牲畜并集中精力于专业化的畜牧经营，同时全体成员都可以随牲畜自由移动，为游牧奠定基础(1983)[22]。Caskel认为阿拉伯的游牧化与阿拉伯定居城邦的毁灭和商队贸易的衰落有关，这刺激了部分定居者转化为游牧民(1954)。
政治压力和社会环境亦对游牧业的发生产生影响。 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西部的畜牧者成为真正游牧民的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与农业国家的各种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1983)．Lattimore认为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最初活动在中国边疆，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业扩张而被驱逐至草原，最终放弃农业成为游牧民(1940)。
西方学者列举的这些观点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其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口压力可以视为游牧业起源的内在动因，其他因素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催化剂、助燃剂的作用。其二，这里面有的是在讲游牧文化的最初发生，有的则是在讲某种游牧特征的最终形成。其三，从地域角度可以将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在某一区域独立起源，似可称为原生型，一类强凋在其他区域起源，传播至另外地区，对于这一另外地区而言似可称为次生型。
Khazanov全面总结了各地游牧业的起源起源情况(欧亚草原及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中东、近东、非洲、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 (1983)[23]，反映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比较新近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下面仅以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为例重点加以介绍。
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食物生产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转化历时数千年，其过程亦比较复杂，认为从邻近农民手中借来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第一批游牧民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时至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第二千纪)存在几种变体的食物生产经济最终成为遍布欧亚草原的主导产业。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东欧南部居民已经掌握了牛、小牲畜甚至马匹的驯养；至公元前第四至第三千纪之交欧洲草原某些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已经出现畜牧业超过农业的迹象。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骨骼分析，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畜种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未见明显变化，而以长期定居的遗址最为常见。虽然南俄草原马匹的使用不会晚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但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人群已经掌握骑马术。很难设想当时人们徒步畜牧这些刚被驯化的马匹，因此没有证据说明公元前第三甚至前第二千纪的畜牧者是真正的游牧民。一般认为马匹最初是作为挽畜而被捕获的，其后才成为骑乘动物。不过有些学者认为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但是骑乘术即使在公元前第四、第三千纪乃至更晚出现也并未得到发展，因为根本没有发现哪怕是最原始形态的马具，这时的骑马是偶而为之。第一位真正意义上骑马者的出现应该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公元前第二千纪的“草原青铜文化”均属于畜牧一农业甚至农业一畜牧混合经济，绝非游牧经济。青铜时代甚至铜石并用时代的草原居民已经开发了河谷，并且扩散至草原深处(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有距离河谷15—90公里远的墓地，墓主包括妇女和儿童)。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气候较后来更为湿润，有可能一些家庭甚至群体已经脱离定居相当一段时间。鉴于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不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从西亚传人东欧，因此畜牧者开发草原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草原畜牧者的生活方式可以设想为一一流动性的放牧羊群，有可能徒步或者在牛马牵引的车辆上，甚至骑马放牧少量大牲畜．不同地区的畜牧经营方式不同，其中最具流动性的人群显然属于牧人畜牧业，有些地区则是半游牧畜牧业，更甚至存在完全脱离农业的人群。不过他们后世的游牧人有所不同，属于复杂的畜牧一农耕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畜牧者的相对流动性促进了迁移，有证据说明在公元前第四、第三、第二千纪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公元前第二千纪出现在西亚、伊朗、印度的印欧语族居民可以确定为源出南俄草原的畜牧者。人口压力、草场耗竭、农耕文化或文明中心的吸引力则是迁移的动因。但是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这些仍然从事农耕的畜牧者的迁移与后世山地游牧者不同，其迁移速度缓慢而渐次，新土地适于农业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新兴的畜牧业。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这些因素不晚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在欧洲和哈萨克草原，但是在草原青铜文化中观察不到转化迹象。公元前第二千纪和前第一千纪之际(特别是前第一千纪开始阶段)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间断，其前阶段的定居生活停止了，出现了明确存在骑乘术和游牧迹象的考古学文化，古代文献开始将草原居民称为“牛奶的饮用者”或“母马的挤奶者”，稍后出现了“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塞种”(Sakas)等专称。这一复合系统约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至少有500年的模糊期。其动因与气候变化、经济变化和当地政治形势变化有关。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最干旱气候是畜牧者放弃农业成为真正游牧民的最终刺激因素。而且这一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游牧民与农业国家存在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农业国家提供的各种便利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这种转化在欧亚草原东部和内陆的发生不会晚许久。Lattimore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戎狄是兼营农业的畜牧者(1967)，马匹作为骑乘动物和真正游牧民在中国边境的出现晚至公元前第三、第四世纪(Lattimorel967、 Watsson1972)，这些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在中国边疆最初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耕扩张，他们被驱逐至草原成为游牧民(Lattimore1967)。但是许多苏联汉学家认为公元前七世纪的狄人部落属于斯基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材料证明公元前第一千纪来自哈萨克斯坦、中亚、可能还有阿尔泰地区的畜牧者扩散至蒙古。
当前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几个取向值得重视。
第一，对于现代游牧社会的研究与游牧业起源研究密切相关。西方学者对现代游牧社会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深刻地把握了游牧业的实质，对研究游牧业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关于游牧起源研究的进展亦得益于197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地现代游牧社会研究的深入。
第二，认为各地游牧业的起源存在不同背景。Thom- as J．Barfield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类型将现今世界上的游牧区域划分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亚洲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等几块，不同地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均有差异，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亦有不同，现今差异暗示着游牧业发生背景的复杂。Khazanov结合起源背景，将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各类型的发生均有自的具体背景，包括等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场枯竭、迁徙等方面。
第三，Khazanov将游牧业的发生归纳为两种途径。他认为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条件适应的结果，就整体而言，在向游牧的转化方面基本是独立形成的，但是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而中东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游牧业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的另一条道路。由若干相互衔接的阶段组成：游牧民先是出现在另外地域的某处地域中心，然后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环境带传播，并且逐渐适应新环境，最终占据新环境带。但是这两种游牧业起源的道路有相通之处，前者亦是首先发生于某个畜牧中心，然后在当地环境带传播，后者适应新环境带的进程也可能同时是游牧专门化的适应过程。东非游牧类型的形成过程也可能属于后者。
第四，认为游牧业的起源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Lattimore在讨论中国北方游牧族群的起源时强调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Khazanov则以为游牧业的发生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同时承认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游牧业的发生。
第五，认为游牧业的发生需要根据相关的经济技术前题、特定动因刺激和社会政治背景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农耕和定居生活的不适应、适应新环境的畜种及其比例关系、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牲畜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而游牧业的最终形成则需要特定动因刺激，在大多数事例中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同时需要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部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压力、影响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
第六，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出自混合经济，绝大多数地区是出自农业一畜牧或畜牧一农业经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则是源自渔猎一畜牧经济。他们认为一切含有相当畜牧成分的混合经济均存在向游牧转化的潜能和趋向，在特定环境下匣有可能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型；而大多数畜牧社会都是游牧生活，当然流动程度因群体、年份和游牧专业化程度的差别而有异。
第七，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各地游牧业的起源普遍较传统观点为晚，甚至晚得多。例如近东游牧类型的发生最初有早至公元前第七千纪的新石器时代的意见，后来始自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千纪元)的观点比较流行，新近的研究则晚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以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的形成更是18、19世纪之交的事情。除去新材料的增加和对原有材料的不同阐释等原因以外，造成这种情况还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有关，例如，对某种牲畜的驯化和专业化饲养的不同理解，对某一游牧类型发生和基本特征最终形成的不同理解。更关键的是对“真正的游牧民”、“纯粹游牧”、“半游牧”等概念的不同理解，民族志材料表明“纯而又纯”的游牧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概念上的歧义直接影响到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游牧业的发生或游牧类型的形成问题，造成年代学上的巨大差异。更极端的例子是，F．Plog和D．G．Bates甚至将北美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上骑在马背上以狩猎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的经济生活称为畜牧业[24]。
第八，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对游牧族群的畜种构成情况的分析。Thomas J．Barfield指出各个游牧区域均有自己的主导性牲畜，成为主导性牲畜需要满足四个条件：该种牲畜必须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以便于大量畜牧；必须是基层游牧组织畜群中的组成部分；其饲养必须优先于其他牲畜；该种牲畜必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游牧民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至东非热带草原的主导性牲畜是牛，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是骆驼，地中海沿岸至中亚山区一线是羊，欧亚大陆草原是马，高原是牦牛，亚洲北部高纬地区是驯鹿，南美安弟斯高地是美洲骆驼。他将游牧族群的牲畜依用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以消费或贸易的生产性牲畜，包括绵羊、山羊和牛；第二类是运输性牲畜，包括马、驴、牦牛和骆驼；第三类是警戒性动物犬[25]。 Khazanov认为复合畜种(牲畜饲养种类多样化)的游牧社会具有强大的生产力、转化力和扩展力，单一畜种(驯鹿、牦牛和美洲骆驼)的游牧社会则具有地域限制。另外西方学者还对各种牲畜的习性、生理结构、畜产品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Marvin Harris指出牛、绵羊、山羊的野生种曾经生活在阳光充沛的半干旱草原，适应炎热气候；而且牛、绵羊、山羊是反刍动物，可以消化含有高纤维素的植物，喜食草、麦秸、干草、灌木、树叶等，因此适宜游牧饲养。而猪则是杂食动物，没有反刍结构，虽然在哺乳动物中将植物转化为肉类的效率最高，但是与人类争食；并且猪的身体调温系统极不适应炎热、日晒环境，因此早期猪种更喜爱有着充足阴凉和水淖的森林环境，绝不适于游牧饲养[26]。基于对游牧社会畜种构成情况的这种深刻理解，在根据骨骼材料对游牧业起源进行解释时便可以切中关键点，如特别注意对马匹、骆驼骑乘技术出现的考古学研究。
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理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新近认识中可以看出“新进化沦”的启发。“新进化论”代表人物L·A· White提出“能量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人类为了在自然界生存下去而需要采用的适应机制，即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能源，一方面利用能源有助于社会集团的继续存在和向前发展；他将文化划分为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系统起到主导和制约作用。J·H· Steward始创“文化生态学”，提出“文化一适应机制”，着重考察分析三个内容：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利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确定此种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27]。西方学者关于游牧业起源的新近认识实际上基本是围绕“文化整体观点”、“适应理沦”和“技术分析”而展开，简单地说，就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考察游牧社会内部诸子系统之间、游牧社会与其依存的自然环境之间以及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适应情况。
西方学者对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成果和价值取向对于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颇具启示意义。曾经一段时期中国学者的视野局限在境内，希望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中国境内解决中国游牧业的发生问题。同时由于受到《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西羌传》的影响，中国学者往往将先秦时期的戎狄视为游牧族群，以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很早以来便为游牧族群所占据。在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游牧经济的出现是原始居民经济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标志之一[28]。长期以来中国学者认为恩格斯表述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农业和游牧业的分离，但是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的新石器遗址中似乎观察不到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中分离的显著迹象[29]，而认为先秦戎狄从事畜牧一农业混合经济的意见[30]亦逐渐引起重视。近年来，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和大陆学者杨建华、林?V、乌恩等先生的相关文章[31]应该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与西方学者近年来将欧亚草原游牧业的起源向后推移许多相似，他们都认为中国游牧业的起源年代较之既有认识要晚近些，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因素的出现或者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王明柯先生认为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地区部分从事混合经济的人群完成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向，其前有可能向阿尔泰地区的游牧民学习了游牧观念和技术，至战国时期形成游牧洪流。乌恩先生认为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形成是在春秋中期偏早，而且有可能是在中国境内独立产生的，甚至在整个欧亚草原也是游牧业发生的最早中心之一。林?V先生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是在战国中期，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的大批南下有关。较早时期Lattimore的意见也较有影响，他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戎狄兼营农业；中国北部边界马匹作为骑乘动物的出现和游牧民的出现是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事情；中国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是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被驱逐到草原地区的戎狄的后代，他们在草原上由狩猎一农业混合经济转向为游牧经济。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并且注意借鉴西方学者在游牧业起源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方法。通观西方学者对游牧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我以为在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时需要注意几点：1．考虑各种发生途径。作为欧亚草原、沙漠半沙漠的组成部分，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业的起源存在受到境外影响和冲击的可能性，包括技术因素传播和移民。同时，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大致可以划分为以甘青为主的西段、以河套陕北晋北化为主的中段和以燕山南北为主的东段，各自又可以划分山若干小区；各区块的考古学文化、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因此亦存在各区块的游牧业起源各有不同背景的可能性。2．结合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尤其不可忽略对农业因素、定居社区和中原文化在北方长城地带进退消长及其影响的分析。3．注意游牧业起源技术前题的：号古学分析，着重分析遗存中有关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普遍化、乳制品及其他畜产品、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方面的信息。4．明确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关于此点笔者另有专文可参阅[32]。5．北方地区的早期岩画对分析畜种构成很有帮助，在研究游牧业起源问题上是很有意义的线索。6．加强对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自然环境的研究。7．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中国现代游牧族群的民族学调查，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北方游牧社会的特质。8．借鉴西方社会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在把握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特质的基础上，以新视角对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说明：诸如“(Khazanovl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1961)”这样的行文仅是为了方便阅读者了解相关研究者及其观点的发表时间，目的在于以简洁方式提供较多信息量，不表示注释，特别说明。
注释：
① Thomas J. Barf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 by Prentice- Hall , Inc.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②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九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⑤ 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23、24页。
⑥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四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⑦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⑧ A.M.Khas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M, Cam- 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⑨ Elizabeth. Bacon , Types of Pastoral nomadism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Asia ,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0. 1: 44-68. 1954.
⑩ R．潘派里：《在士耳其斯坦的探险：1904年的探险活动，阿诺的史前文明》(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Ex- pedition of 1904：P：ehistofic Civilizations of Anau)，第2卷，华盛顿，卡内基协会，1908年。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注释部分。
⑾ P．J尤科和G．W．丁波尔贝，仨编：《动植物的驯化》(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伦敦，达克沃特出版公司，1967年版。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注释部分。
⑿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西方学者1970年代以来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请参阅王文注释部分。
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非洲狩猎民族游牧民族》，1982年。
⒁ 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⒂ 埃文思一普里查德著：《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⒃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 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53. No. 4. Nov. 1944。
⒄ 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⒅ Lattimore关于中国游牧业起源的论文请参阅：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Repr. 1962. Boston: Beacon Press. 1940.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ngol Nomadism. ” In W .G. Beasley and E. G . Pulleyblank, eds. , His- 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pp . 328 -43. London: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 Repr. in O.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 tier History ,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241-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Herders, Farmers, Urban Culture”. In LEquipe ecologic et anthro pologie des societes pastorales, ed.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Nomdeic Pastoralism, Paris 1—3. Dec.1976, pp. 47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⒆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 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 sid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⒇[26]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21][24] 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 P. T. Robertshaw and D. P. Collett,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storal peopl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 an example from East Africa", World Archaeology 15.1 : 67 - 78.1983.
[23]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 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5] Thomas J. Barf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 by Prentice- Hall , Inc.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27]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九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 黄崇岳：《我国的原始畜牧业及其与农业的关系窥探》，《中原文物》1983年6期。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年畜牧业和动物卫生宣传工作实施方案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年，为适应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的需要，全面推进我省“畜牧业倍增计划”的实施，营造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动物卫生水平不断提高的舆论氛围，增强新闻宣传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调动社会各界重视、支持和参与我省畜牧业发展和动物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全局工作的开展，特制定我局新闻宣传工作实施方案。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1号文件和省委1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辽宁和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这条主线，根据畜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坚持服务“三农”、促进我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利用各种宣传资源，坚持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宣传方式方法，采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方式，提高宣传质量，为我省畜牧业的发展和动物卫生安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宣传方式（一）利用媒体阵地，加强对畜牧业经济建设的宣传报道。充分利用中央新闻媒体和《辽宁日报》、《农民日报》、辽宁电视台、辽宁畜牧兽医在线网站和《牧业通讯》杂志、《中国畜牧兽医》杂志、《现代畜牧兽医》杂志等媒体资源，大力宣传我省畜牧兽医工作。各地动物卫生监管部门应主动及时向新闻媒体通报畜牧业发展的最新形势，积极组织提供新闻素材。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当地媒体搞好畜牧业宣传，努力扩大宣传效应。（二）联合开办专栏、专刊，突出介绍我省各地畜牧业经济建设成果。在搞好宣传报道的同时，各市动物卫生监管部门要主动与上述主要媒体衔接，采取栏目协办、专题报道、专刊宣传等形式，加强深层次的宣传合作。尤其是《现代畜牧兽医》杂志，是我省一份面向全国畜牧系统和行业发行的关注畜牧技术与市场信息、关注行业动态发展的专业媒体。要通过该杂志宣传展示我省特色畜牧经济发展成果，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拉动畜牧资源的广泛流动，扩大招商引资范围。[本文转载自大秘书网-]（三）围绕重点工作，策划宣传活动。各地要紧紧围绕重大动物疫病防治、饲养方式转变、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畜产品安全、种畜禽繁育、草原建设、行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工作，采取学术研讨、现场展示、专题报告、专题培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心策划宣传活动，以，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促进各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三、宣传重点（一）畜牧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1、宣传现代畜牧业在促进我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畜牧业对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建设和谐辽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我省畜牧业已经步入全国十大畜牧生产省行列，畜牧业已成为我省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新阶段我省农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以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为主线，确立了建设“一个中心”、“两大基地”、“三大产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其中，推动“三大产业”之一的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势必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2、突出宣传动物防疫工作对我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动物疫情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大敏感问题，特别是畜牧业生产方式、畜禽结构和畜产品流通方式的变化，对动物防疫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为此，要着重宣传我省关于动物疫情监测、快速应急反应、疫病预防控制、科技创新、防疫骨干队伍等方面建设取得的新成果、新经验，促进具有我省特色的科学规范、统一高效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尽快形成。3、广泛宣传动物产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动物产品安全是建设我省现代畜牧业和提高动物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措施，只有抓好动物产品安全，才有利于规范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才能进一步提高动物产品的质量，才能进一步加强我省公共卫生管理水平，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目前，全省有32家兽药生产企业通过农业部GMP验收，全年完成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140个，猪肉中“瘦肉精”检出率为0，这些成绩充分说明动物产品安全在建设现代畜牧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转载自大秘书网-]4、宣传建设现代畜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尤其是以实施“畜牧业倍增计划”为标志，我省畜牧业步入了建设畜牧业强省的新阶段，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随着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畜禽养殖已成为我省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03年全省农民人均增收中近50%来自畜牧业。实行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农民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养殖转变，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和生产风险，提高经济效益，从多环节增加养殖业收入。5、宣传建设现代畜牧业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举措。只有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现代畜牧业，才能促进草原生态和畜牧业的协调发展，才能加强草原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提高草原生产能力，转变牧区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障生态安全，才能促进了我省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动物卫生工作有序的开展。（二）畜牧业法律法规1、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认真组织学习讨论《畜牧法》，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规范畜禽市场，促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为《畜牧法》的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2、深入宣传《草原法》、《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种管理办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宣传各地草原执法的先进工作经验和实例，对严重破坏草原的大案要案公开曝光，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监督作用，促进农牧民知法、守法。3、宣传《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广泛宣传制售和添加违禁药品等违法行为对畜产品安全的影响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通过宣传，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畜牧业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畜牧业的发展。4、宣传严格执法、切实保护群众利益的事例，树立执政为民的行业形象。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监督作用，揭露和鞭挞各种损农、害农、坑农，危害消费者食品卫生安全，损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行为，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震慑各类违法份子。同时广泛开展普法宣传，使越来越多的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三）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1、积极宣传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省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县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大力宣传全省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新经验、好办法，尤其是着重宣传2005年我局开展了120个区域性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建设工作所取得的好经验、好办法，更好的推进全省动物卫生体制改革。2、深入宣传2004年省委加快畜牧业发展座谈会、省政府加快畜牧业发展工作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宣传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典型实例和典型经验，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群众充分参与到畜牧业发展的进程中来，进一步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转变，推动跨越式发展。3、宣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关于确保禽类及其产品正常流通秩序的通知》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意见》精神，大力宣传我省关于支持畜禽发展的政策措施，保障家禽业的恢复和发展。4、宣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液态奶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提高养殖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促进全省奶业健康快速发展。（四）畜牧业实用技术1、广泛宣传动物疫病的防治知识和技术，尤其是禽流感的防控知识和技术，宣传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知识和重大动物疫病科普知识，增强全社会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防范意识。2、宣传养殖小区规模化生产技术、瘦肉型猪规模化生产技术、高产奶牛繁育与规范化饲养技术、优质牛羊肉生产技术等，广泛宣传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和产地认定程序，提高畜产品安全。3、宣传畜禽粪污治理和无害化排放新技术，宣传畜禽粪污治理现场会的精神和先进技术，发展生态畜牧业。4、宣传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取得的新成果。宣传推广夏洛莱肉牛和利木赞肉牛育种技术、辽宁绒山羊育种和改良所取得的新进展、新经验、辽宁绒山羊舍饲圈养技术、肉羊杂交改良技术，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步伐。5、宣传草原鼠虫害防治技术和退牧还草技术，推广草原建设中取得的新典型，加强草原建设。（五）畜牧业典型经验1、广泛宣传我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特别是黑山地区高致病性禽流感取得阶段性胜利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后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促进畜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2、大力宣传动物卫生监管系统行风建设的新成果。尤其是这次阻击战中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进事迹，热情讴歌他们的事业，充分展示动物卫生人员的思想作风和高尚情操，促进行业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3、突出宣传动物卫生监管系统领导班子驾驭全局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充分宣传他们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时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知险而进、不负重托的作风，通过宣传，树立典型，使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深入人心，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促进动物卫生工作的开展。4、宣传省、市、县三级畜牧兽医信息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和应用软件开发成果，进一步完善网上预警、查询、咨询、对话、诊断等功能，促进信息化步伐。宣传实施畜牧兽医电子政务，实行网上申报、审批、公告等取得的新进展，促进行政效率不断提高。5、宣传畜牧业开放合作，向国内外展示我省畜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发生的新变化。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用事实说话，把我们的立场观点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通过事实说服人、引导人，为我省畜产品的外销和出口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四、保障措施（一）加强畜牧业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工作是贯彻落实党、国家和我省关于畜牧工作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是促进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树立对外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支持。为此，今年8月份，我局将组织召开全省动物卫生宣传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全面加强我省动物卫生宣传工作。（二）将新闻宣传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进一步落实畜牧业宣传工作的职责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同时，积极争取宣传工作经费投入，确保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把握新闻宣传的正确导向。正确导向是宣传工作的关键，畜牧业宣传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认真贯彻党的宣传工作方针和政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严格遵守党的新闻宣传的工作纪律，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宣传中央和地方关于畜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准确反映群众意见，把握分寸，维护本部门形象。（四）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用事实说话，客观、公正、立场坚定，不断提高畜牧业新闻媒体的权威性。（五）提高畜牧业宣传工作能力。加强畜牧业宣传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对新闻宣传工作干部的培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增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更新知识，增强宣传工作的及时性和前瞻性。适时组织新闻宣传干部开展业务研讨和交流，探索建立宣传工作激励机制，调动宣传工作干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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